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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二月二十七日。
　　昨天休息了一整天，今天上午列队绕过市区来到城墙上出操。我担任联队本部的营兵，所以操做到一半，我就回营地了，这时泷口上等兵告诉我：“中队长命令大家去出操，趁机来检查枪支是否都保养过，并把那些没有保养的枪都拿走了。”
　　我的枪虽然没被他拿走，但我还是被中队长这种卑鄙的行径激怒了。
　　做完操后陆续回营的士兵都破口大骂中队长。要是一个混蛋下士做出这种事倒也罢了，作为中队长怎么能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呢？作为中队长在检查前就应该堂堂正正地宣布：“今天要检查兵器。”大伙儿本来就反感森山中队长，通过这件事看出了他气量狭小行为卑劣，就更加蔑视他了。可以说他暴露出人格的卑污，失去了士兵的信赖。
　　真正的领导不是靠军队森严的等级来指挥士兵的。我们这个中队的士兵表面上很服从命令，其实大家都打心眼里瞧不起中队长。好的领导是因其崇高的人格受到士兵的尊敬，从而指挥部队的。否则，就称不上是真正的团结。
　　我们整天无所事事，最多去站站岗。猪肉和鸡蛋都敞开供应，要多少有多少。我们定好炊事值班表，轮流做饭，当班的士兵各自露出绝活，令我们大饱口福。
　　没有什么任务，我们天天酒足饭饱，在初春暖洋洋的阳光下，过着愉快的日子。
　　新乡是一个肮脏的支那城，城墙的外观很是雄伟结实，像是用砖头砌的，但里侧却是用泥土堆起来的土墙。特别是北城门，又小又破，摇摇欲坠。
　　我们经常去北门站岗。出了北门，就有一条混浊的小河，河上浮动着无数的帆船。河上有一座桥，走过桥就能看见一个澡堂。轮到我们中队洗澡时，大家就到这个澡堂来。桥的两边排列着很多售货摊儿，有卖花生的，卖饮食的--不是卖饭而是卖粥，还有卖馒头、卖糖果的。来来往往的支那人就站在路边吃，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很自然的事儿。
　　支那人对养鸟情有独钟，在北支那任何地方都能见到他们养云雀一样的小鸟。即使在桥边的售货摊上，也能听到云雀婉转的鸣叫声。摊主一边做生意一边竖耳聆听悦耳的鸟啼声。而来往的人们听到鸟叫声，也转过脸欣赏它们跃动的身姿。
　　云雀在桥上高歌，曲调忽高忽低，变化多端。
　　碧空万里，风轻轻地拂着人脸，空气像牛奶般清新，地面上水汽袅袅，大地一片春意盎然。
　　河上浮动的小船里，有的支那人边晒太阳边不慌不忙地抓虱子。
　　这儿还能看到流动的理发摊，像内地的卖面条摊儿似的，挑着担子在街上到处招揽客人。扁担的一头摆着推子、牙刷似的刷子、洗衣皂，另一头放上脸盆，身上围一条脏兮兮的白布围裙，沿街做生意。说到理发，中支那人都留头发，但北支那人却个个光头。士兵和支那人就在路旁一边晒太阳一边剃头。士兵们不愿把洗衣皂涂在牙刷似的刷子上洗脸，就自带洗脸香皂，理一个头十钱。
　　好像敌军曾在新乡驻扎过，有的人家还留有支那军宿舍分布图。敌人在逃跑之前往所有的井里都投了毒，所以井水一概无法使用。吃喝洗漱只能用混浊的河水。居民也用这河水，帆船上那些不讲卫生的支那人把粪便也倒进河里，即便如此，这种泥浆水还是很值钱的，有人就挑着叫卖。我们用石油罐装水，六罐共十钱。
　　支那的井都是些直径二尺左右的圆井，非常简陋，仅仅是在地面打个洞，四周没有什么东西围着；井里面也不用砖砌，泥土很容易掉进井里。我常常奇怪他们怎么这么笨呢。另外，他们根本没有“排水”的概念。厨房里没有排水沟，而是把污水盛在桶里，满了就挑出去倒掉。
　　不管我们在哪儿扎营，头一件事就是修建厕所。可以说支那没有厕所，要有，也就是挖个五寸宽、二尺长、五寸深的洞，再在地面搭两块细长的石头。士兵只要住上一夜，这种“厕所”就会粪便四溢，无法使用，这样的话，一百个士兵就得要一百个这样的厕所，因为谁也不会在别人用过的地方解手。
　　因此要在一个地方长期驻扎的话，头一件事就是建厕所。
　　支那人的厕所为什么会这么简陋呢？我想可能主要是因为农民经常为肥料短缺而头疼，一般来说他们每天要到城里来用竹筐挑好几次粪，这样一来，这里人家的粪便就不会像日本那样积起来。
　　原因当然不止这一个，更重要的是支那人缺少清洁感。
　　他们的厕所设备极其简陋，更确切他说是没有任何设备，只是指定个地方用来解手而已。没有门，也没有围墙，完全暴露式的，女人好像也在这种地方解手。与之不同的是，中支那人是用尿壶或漆成红色的马桶。
　　北支那的农田与田埂之间没有任何界线，田埂只是在田间踩出的一条小径而已，在我们想来，即便是踩出的小径，也应踩成一条直线，但在无垠的平原上，他们踩出的道路却是弯弯曲曲的。可能第一个人走的是一条歪歪扭扭的小路，而后来的第二、第三个人都不假思索地顺着走而形成的吧？这很像我故乡的雪中小径。
　　北支那的房子都呈四四方方的火柴盒状，往南方走，平坦的屋顶渐渐呈小山的形状，这是因为北支那干燥少雨，屋顶就用土垒成平的。
　　这一带的屋顶是用瓦盖的，但瓦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厚。
　　天花板是用竹子搭成网状，再用一层脏兮兮的纸糊起来的，墙壁也贴上了纸。
　　在联队本部站岗的战友告诉我一件事。说是野战炮队的两名士兵，没带武器就到离城一千米的地方征用军需物品，结果一名差点被残杀，另一名逃了回来。那名差点送命的士兵外套没了，身上只剩一件衬衫，腰以下什么也没穿，被打得头破血流，双腿也中了弹，处于濒死状态，听说他是被营救回来的。从他下身没着衣物来看，可能是在强奸女人时遭到袭击的吧！
　　接到报告后，联队副官建议放一把火，让那个村庄化为灰烬。但队长不同意，理由是烧毁一个村庄易如反掌，但会引发这一带村民产生反感情绪，不能圆满地完成安抚工作。凡事要从长计议，放长线钓大鱼。最后队长下令让那没带武器的士兵受罚。
　　今天是三月一日，本来我们可以外出的。日历里带“一”的日子都是外出日。但我呆在屋子里没动，因为根本没什么地方好去，要么就是去朝鲜人的妓院。
　　我和沈口、村下少尉花八十钱买了两瓶世界长牌酒痛饮。
　　酒酣耳热之时，我们听到了这个事件。趁着酒兴我们大嚷道：“就该一把火烧光那个村庄！”
　　“酝酿了二十年的抗日情绪，是不可能因为安抚队十天。
　　二十天的宣传就烟消云散，从而开始对日军抱有好感，成为日军的顺民的。这一带的村民没有经历过恐怖的战争，没尝过军队、子弹的滋味，所以他们不敬重士兵。应该先对他们严加弹压，让他们饱受铁棒之苦，等他们对日军产生敬畏之情后，再使用安抚的手段。真该放一把火，让那个村庄尝尝大屠杀的滋味。”
　　我们三人都有了几分醉意，话题也不断变化，最后说到了泷口的信仰问题。泷口每天早上都要合手拜神，我就说：“信仰其实就像是味精。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了信仰人会更坚强，信仰的作用就相当于增加菜的口味的味精。”
　　村下少尉接过话头：“信仰是味精的话，那寺庙和神社岂不成了生产厂家了嘛？”说完哈哈大笑，仰起脖子又是一杯。
　　我问泷口：“你每天祈求神灵保佑你什么呢？我还没拜过神呢，你该不是求神庇护你升官发财、子孙兴旺吧？”
　　“我才不是为了那些呢！我就是拜拜神灵而已。”
　　“但总是有动机的吧？我记得刚刚出征时，你并没有这个习惯嘛！”
　　“的确是有动机的。”
　　“那是什么动机呢？”
　　他没有回答。我想他肯定是面临巨大的危机束手无策，才转而向神灵祈求奇迹的吧。他是考虑到如果说出动机，可能会被我们小看，所以缄口不语。
　　三月三日。
　　我们宿舍前增设了一个娱乐中心，是安抚队安排的。空荡荡的房间里安放了一台唱机，另有五六名姑娘沏茶服务。
　　设备是简陋了点，但能听到久违了的唱片，还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儿。
　　新乡是一个小而肮脏的地方。
　　三月四日。
　　城门内外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除了士兵来来往往外，很难见到居民的身影。说到店，只有一间脏兮兮的饭店，倒是城外的车站附近更繁华一些。路边的露天摊上，有人在叫卖古董等物。在地上铺一张草席，放上古董、零头布、日杂用品等，就成个摊了。摊上摆放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上。往右拐一点，就能看到散发着臭气的拥挤不堪的贫民窟。
　　今天是村下少尉值日班，我和仲之岛跟在其后一同巡查。
　　我们走进了支那人的卖淫窟。里面污秽异常，房间里全是灰尘。在宽两尺五寸多、长六尺左右的灶间里垫上麦秆，再铺上一层薄薄的脏被褥，女人就躺在上面。说她们是女人，不如说是母狗，年龄从十二三岁到三十五六岁不等。那里面还有一些卖淫女是有丈夫的，我们问她丈夫：“让我们乐一下，挺好？”他就回答：“挺好！”然后抱着孩子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
　　我们问他：“这女人是你妻子吗？”他回答：“是。”问女的：“这男人是你的丈夫吗？”她也回答：“是。”我们又问她：“这孩子是你的吗？”她点头回答，然后就当着丈夫的面领客人去房间了，一副若尤其事的样子。而丈夫似乎在企盼着能多来几个客人。这些一间连着一间的卖淫窝，几乎都是一家子。有祖母，有母亲，也有丈夫，全家就靠妻子和女儿的卖淫所得维持生计。
　　我们手持刺刀，一间一澡挨个儿走过去，让那些卖淫女脱裤子取乐。她们褪下长裤时，只见里面内裤都没穿，直接露出下身。我们一路看过来，被这儿特有的恶臭熏得头都痛了。
　　“呸！呸！”我们边啐唾沫边走出卖淫窟。
　　回到宿舍，有人在大声朗读《读卖新闻》：“依据新形势，为了确保战争长期持久地展开，也为了强化兵力，将对一部分出征部队进行整顿和换防。”
　　我们大叫起来：“但愿我们就是这一部分部队！”
　　这则消息令士兵们欢呼雀跃，在士兵中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归国情绪。
　　三月六日。
　　到处都能发现残敌的行踪。
　　上午十一点，春光和煦。我正在北门悠闲地站岗，传来了紧急集合的喇叭声。中队马上分坐三辆卡车轻装出发了。中队出发后，营兵也接到立即出发的命令，我们这些营兵就和重机枪分队的士兵同乘一辆车，紧跟在中队后面。
　　据报，汲县附近有五百个贼兵袭击铁道队，我们的卡车卷起阵阵沙尘全速疾驰了两个半小时后，到达了汲县（卫辉）。
　　第四中队（坂队（坂队，部队名。此队的中队长姓坂。当时日本军为了保住军事机密，称呼部队时用长官的姓。））驻扎在汲县的女子学校里。这个学校设备简陋，很不正规。黑板就是那面用墨涂黑的墙，教室也给人一种空空荡荡、死气沉沉的感觉。这要在日本最多算个私塾。
　　遭袭击的地点离汲县有五公里，等我们赶到时，只看到被残杀的尸体，敌人早就高唱凯歌逃走了。我们停在一个小车站里，这个车站位于汲县与道口镇之间。我们停在站台上，等待着满载尸体的装甲列车。
　　北支那的三月初，正是杨柳发芽、春风拂面的时节。大地上空气清新，散发出一股牛奶般的香甜气息。在这万物复苏之际，暖风让人想起了故乡的山川、父母，还有和恋人们度过的日日夜夜。
　　连接汲县与道口镇的铁路是敌人逃亡前破坏的，他们还通告村民可以把枕木当柴烧，一直为燃料发愁的村民们就争先恐后卸下了枕木，导致这一路段陷于瘫痪，铁轨则被散乱地扔在一边。
　　铁道队的四十五名工兵正在修复平汉线彰德以南部分被破坏的铁路，得把这一段铁轨给接好，于是他们征用了约五十个农民和苦力干体力活。天空蓝蓝的，风暖洋洋的，地面升起的雾气使得一切看上去都像在梦幻中，没有炮弹声，也没有刺耳的枪击声，在这儿也听不到都市的噪音，有的只是温暖的阳光和十字镐挖土的声音。工兵们脱去上衣，半裸着身子埋头干活。
　　其实三天前，就传来了大概有数千名残敌会来袭击的消息。这儿的村民对日军抱有好感，而对残敌的暴戾心有余悸，他们常常会在残敌袭击前，就向在附近干活的工兵们通报消息，工兵们每次接到这种报告后，在日常作业中都注意加强警戒，情报三天前就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第一、第二天都平安无事，所以他们就放松了警惕。
　　吃过早饭后，沐浴着春风，哼着小曲，工兵们一边谈论着何时回国，一边在心中描绘着故乡的一山一水。他们就这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十字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半裸着的健壮身躯，被阳光晒成棕色，背脊都汗湿了。他们根本没意识到在这和平、安详的空气中潜藏着死的危机。五十个苦力也都很卖力，附近的村民也参加进来，工程进展很快。
　　工兵们离开他们摆枪的地方有百米之远。他们放松的弦儿根本就没想到会出意外，只顾埋头干活。他们中有一人停下了手中的十字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时，他看到有些像是农夫的人从四周慢慢逼近。但工兵们仍未觉察到危险，因为附近的村民也加入到五十个苦力的劳动中来了，所以根本分不出哪些是残敌，哪些是苦力。工兵们只觉得，今天苦力好像特别多，他们觉得有些不对头，但转而又觉得一切很正常。
　　他们继续挥动铁镐挖铁轨。等他们心头掠过一丝不祥之兆，再抬头四顾时，只见三个腰上挂着红布条的便衣队员，屈着左腕，眼露凶光，向他们逼来。啊，是手枪！右手持着的是手枪，正瞄准他们呢！紧接着很多便衣队员就像狼一般，恶狠狠地逼近他们。腰上挂着红布条的人好像是他们的头儿。当工兵们惊慌失措之际，五十个苦力就像炸开花的手榴弹作鸟兽散，只剩下这些工兵被敌人紧紧包围。枪支全放在百米之外了，怎样才能拿到手呢？他们后悔自己的疏忽，全然不知如何应战，只能起身怒吼。
　　面对手枪，他们不得不挥起手中的铁镐应战。他们知道死期临头了，便拼着全身气力上前搏斗。手枪响了，步枪也扣动了扳机，机关枪在扫射，铁镐飞上了天，青龙刀在头上挥舞。
　　血染铁路，脑浆迸裂，到处是嘶喊声与呻吟声。双方交锋的时候，那个胆小鬼少尉小队长居然扔下了四十几名部下，急急奔向装甲列车。他是多么卑劣，多么没有责任心啊！敌人瞄准装甲列车的门扫射。迫击炮的炮口也瞄准了列车，小队长慌慌张张，只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安危。列车刚刚启动，七名工兵也冲到了装甲列车的入口处，敌军的子弹集中射在车门上。而这时胆小自私、无情而又愚蠢的小队长居然“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小队长！小队长！！”七名工兵大声疾呼，死抓着门不放，但铁门紧闭，列车全速疾驰起来。在列车的背后，战友们浴血奋战，嘶喊声与呻吟声不绝于耳。七名工兵大骂小队长“狗娘养的”，松开了紧抓着车门的手。
　　列车卷起了一股黑烟，把他们扔在身后。他们七人全部趴在地上，寻找着敌人势力薄弱的地方。他们手里拿着从架枪处取来的步枪，一边到处射击一边找地方准备突围。他们看到前方匍匐着三个敌兵。
　　七名工兵大叫：“从那儿突围！”就挥动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了上去，三个敌兵扔了一个石块一样的东西转身就逃。工兵里的一人捡起敌兵扔的东西一看，是个铁制的圆筒，他大叫：“混蛋！”就把圆筒投了出去，只听“轰”的一声炸起一层泥土。
　　工兵们听到那爆炸声，才知道那就是手榴弹，原来他们还未见过手榴弹呢！正在他们竭尽全力逃命时，一半的战友已经倒下了，还有一些战友发出野兽般的怒吼，英勇地与敌人搏斗，这时有数十个敌人跑来追这七名工兵。在这七个人里，有一位任分队长的伍长。他们七人爬过一道土堤时，伍长让其他六名工兵先逃，自己一个人停下来射击保护。一人、两人、三人，敌人应声而倒，但他们还在不断逼近。伍长拼死应战，他早就下了战死的决心。
　　当六名逃脱的士兵准备绕过一所房子逃跑时，回头看见伍长挥动着刺刀，与敌人的青龙刀在激战，这六名士兵知道自己无法救伍长了。终于数十名敌人挥动着青龙刀向伍长砍去，伍长浑身是血，当即倒地身亡。六名士兵眼睁睁地看着伍长被杀，强忍泪水，继续逃命。
　　当六名士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铁路守备队时，他们的小队长--那个扔下部队，一个人乘列车逃命的胆小鬼少尉，却向他们脸上啐着唾沫，大骂起来：“你们是吃白饭的吗？敌人袭击时，你们连枪也不带，慌慌张张只顾逃命，根本不应战，瞧瞧你们这副丑态！用不着你们与总部联系，这是我的职责！”
　　六个人本已筋疲力尽，听到他的怒吼，心中的愤怒之情更加强烈起来。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泪水却从他们眼里流出来，嘴里虽然没有说一句反抗的话，但瞪着上司的眼里却燃烧着野兽般的仇恨。他们心中可能在怒吼：“小队长才应该指挥小队应战的，不应该扔下队员，放弃指挥权，一人逃命，要与总部联系完全可以命令士兵去干，你明明是在诡辩，胆小鬼一个！”
　　接到报告后，警备队立刻就出发了。但队员们弄错了方向，等他们中途折回，赶到袭击现场时，已不见了敌人的踪影，附近村子的村民也紧关门户，各自逃亡去了，在那儿的只有满地鲜血与痛苦的呻吟声。
　　被残酷杀害的三十七名士兵的尸体，让人惨不忍睹，敌兵的暴行令人发指。士兵们有的被剜去眼睛，有的被削下鼻子，有的生殖器被割下，有的脑浆迸裂，还有的缺胳膊少腿。他们全被扒光衣服，赤裸裸地躺在那儿。救援队的队员们眼噙着哀悼的泪水，心头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就这样，三十七具全裸的尸体被并排摆上无盖列车，身上盖上了茅草运了回来。
　　就在我们出发的时候，有一位熊野郡出生的后备一等兵，名叫熊野纯一，今年三十五岁。在卡车上，他不小心把枪插进电瓶与汽油箱之间，枪当即被折成两段，因此被罚关禁闭两天。这主要是中尉在外催得我们慌忙失措所致，几乎可以说是由于不可抗力引起的。我们都很同情熊野，便纷纷向中尉求情。或许是念及我们都为他求情，中尉才只罚了他两天禁闭。
　　昨天居仓一等兵在站岗换哨时不小心把枪掉在地上，碰坏了枪上的瞄准器。就为这事被罚了五天禁闭。
　　对这件事，我们私下议论：“我们是在生死线上战斗的人，不知明天是死是活，因为这点区区小事就关我们禁闭，实在是不妥。”当然，说是关禁闭，只是书面说法，其实就是在各自房间里闭门思过，但要记到军队手册上去，所以人人都认为这是一件丢脸的事。
　　三月十日。
　　我奉命去北门站岗。规定支那人在过卡子的时候都要向我们脱帽敬礼。不敬礼就想过卡子的人，经常被我们用棒子狠揍一顿。那些敬了礼但态度不端正的人也要挨打。有的人头上都被打出血来了。
　　我们不为生计所困，也不用担心经济收入，过着单纯的日子。一阵暖风吹来也让我们满心欢悦。
　　坐在哨所里，我们兴致勃勃地给来往的姑娘打分，乐此不疲。北口一等兵说起前几天，正巧碰到我们宿舍边上娱乐中心的姑娘在上厕所，他就跑上前去说：“我们来乐一下，好不好？”被姑娘用柔软而纤细的脚踢了一下，乐滋滋地回来了。
　　要是一个男的踢他一脚，他肯定会火冒三丈，与人干架了。看来女人还是很占便宜的。即使是敌国的女人，这些男士兵也不想去打她们。过关时有的姑娘敬礼很不规范，但一看到她们的笑脸，长着胡子的哨兵就不会举起棍子了。
　　晚上十点，我们围着火闲聊的时候，三天前开着卡车去彰德拿信件的森崎曹长回来了，我一下子收到了三十封信。
　　我欢呼雀跃起来。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接收到故乡来的书信更让人兴奋的了。这比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攻打下一座军事重镇还高兴。
　　我先把写信人的名字全过了一遍，然后就想先读哪封信。
　　我的心跳因兴奋而加速，手中拿着三十封来信把玩不已。我决定先看最亲爱的弟弟的来信，接着看了一个女孩的来信，然后是佐佐木健一的，大阪的河村的……每读完一封信，我就回想起写信人的一切，简直是在品一杯美酒。
　　弟弟是在他被征兵入营后的第二天发的信，他和我一样，被编入第三中队，好像在第六小队。他说要是他也来大陆打仗的话，那就可能会编入我们这个中队。兄弟能同在一个中队，那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埃，一想到这我就高兴不已。
　　大阪的河村伊之助的信，是他从内地出发时，在大阪的宿舍（大阪市东区道修叮二丁目三六）发来的。内容大致是，很感谢我从南京发出的信，他还把我的信拿去给市内的妇女会和其他团体的人轮流阅读，把它当做传家宝似的保存起来。
　　他用“传家宝”这个词是有点夸张了，主要是想说明他非常感谢我的信。
　　河边的表弟英六给我寄来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在我读三十封来信时，时间很快从我身边溜过，现在已经是半夜了，我读完信后上了床，但脑子却兴奋起来，想起了故乡那些给我写信的人，一直无法入眠。
　　第二天早上到卫生所值班时，卫生队的一个士兵走了过来，他对我说起了他们的队长（大尉）：“我们的队长无论何时何地都少不了女人和酒，不然就会找士兵出气。即使是行军的时候，当班的都要先赶到宿营地，在队长到达之前找好女人，在南京的时候，从难民区弄来大约三十个姑娘。我们也沾光，几乎每天都有女人陪睡。队长是这副样子，手下的士兵自然也就无所顾忌了，他们每天都要找中国女人。最近还好一些，天一放亮就让她们回去。”据说他们的队长甚至扬言：“只要你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强奸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后面的事由我来担着。”全队都是这种风气，卫生队里三十名左右的士兵，人人都染上了花柳病。如果他讲的都是实话，这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儿啊！他们的最高追求就是欲望、酒精和女人。
　　那些因负伤而被送至卫生队接受治疗的士兵们，一提起卫生队员，几乎人人都怒火中烧：“这些卫生队的人个个都是贼，不知廉耻，没有人会原谅他们。我们负伤来到这儿养病，他们却抢走我们的钱包、手表、钢笔等，那些重病员只有自认倒霉，就当把值钱的东西弄丢了，虽然胸中积了一股恶气，但受伤时，也弄不清是谁愉的，光知道是卫生队的人干的，又讲不出是张三还是李四，只能吃哑巴亏。”
　　这些恬不知耻的混蛋！他们居然去偷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斗的士兵们的物品，还有比、这更可恶的罪行吗，这就是以酒、色、欲为最高追求的家伙们寡廉鲜耻的行径！他们行为玷污了日本军人的形象。
　　他们是无耻之徒，卑鄙之至，这是战场上最堕落的现象。
　　战场上存在着几种堕落现象，但没有一种比这更严重。
　　站完哨，我出去花两日元找了一个朝鲜妓女。我花两日元买下了她的肉体，自己也得到了发泄。她还用朝鲜语唱歌给我听，她动人的歌声在我心中回荡，给我带来了欢乐。
　　最近，我们写信的内容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甚至不许我们写诸如河水混浊之类的话。枯燥的日子一天天持续下去，大家都觉得无所事事，这时，又传出了凯旋归国的谣言。在南京时，一听到回国的字眼，就马上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倾听。
　　但现在听到这种传言时的第一反应却是：“怎么又传起来了？”
　　它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致，听过也就忘了，闲得无聊时，就在墙纸上涂鸦，画画女人像，自得其乐。
　　有一天，传来了最近有不少间谍出没的情报，我们接到命令，要马上出去搜查间谍。
　　据说间谍的左手或是右手手腕上，一定会有五个星星的刺青图案，要不就有为了盖住这种图案而留下的拔火罐的痕迹。
　　我们一听到这话，马上想起了娱乐中心里姑娘们的手腕。
　　她们中的一个姑娘手腕上就刺有五个星星。
　　士兵们不知道她是因为何种原因而刺青的，只是觉得奇怪，常常会盯着她的手腕看。最后她只好往手腕上绕了纱布。
　　因此大家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她的身影，当即就把她检举了出来。
　　我来到一户人家检查，灰暗、狭小而又肮脏的房间里，只见一对中年男女躺在床上，另外还有一个男孩。我不由分说拖出男的来检查了一番，然后让他站在门外，开始查起女的来，男人怕我会对他的女人做出什么不轨的行为，很担心地站在门外。大森一等兵手持刺刀喝令他不准动，还有两名士兵把他的胳臂紧紧扭在身后。
　　我的手指碰到女人柔软、丰满的胸脯时，当即像触了电似的感到浑身发烫。我让她解开上衣，把手放在她腰上，准备检查她的下身。她当即绷紧了身子，双眼瞪着我，强烈地反抗起来。我本是受好奇心和恶作剧的驱使，但经不住她激烈的反抗，只好松手放开她。
　　男人、女人身上都没有五个星星，但他们家的墙上挂着部队用的水壶，而且那个男人高大的体格和相貌，也有点让人怀疑是便衣队的。所以我们带走了他。
　　我们带着十几个支那人准备离开时，安抚队的人飞奔过来辩解道：“身上有刺青的不一定就是间谍。支那人习惯在小孩身上留记号，这只是为了避免走失。”于是我们就把那十几个人全放了。这时，我检查过的那个中年妇女拼命跑了过来，挽着丈夫的手满心喜悦地回去了。看来是她恳求安抚队放人的。要是晚来一小时，这些人就要命丧黄泉了。
　　就在安抚队拦住我们的地方，有一个棺材店。支那人的棺材是把圆木的一面刨平，搭成长方形，在窄的那面刻上一个令我们不可思议的“福”字。
　　听说支那人都是在死前就做好棺材的。这种沉重的大棺材被安放在各处田地上。过几年后，再盖上土，形成一个土馒头的形状。古代日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墓地，大家都是把棺材随便放在自己家的田边，或是空地上。在支那是看不到公共墓地的。在北支那各地经常能看到冥钞，上面标有“南无阿弥陀佛”。还有“五元”、“十元”等币值的字样，日本人出殡时往死者棺村里放三文钱的行为，可能和这出于同一种佛教信仰吧！
　　要是有人问我子弹和鬼魂哪个更可怕的话，我觉得与鬼魂相比，子弹算不上是什么可怕的东西。
　　三月十五日。
　　距驻地三里左右，有一些零星的村子，我们今天曾经去扫荡了一次。但无论何时，无论我们怎么扫荡，总也抓不到敌军的残兵。所谓的扫荡也就是抓些鸡或猪回来，要不就是找姑娘取乐。今天就抓了三只鸡做成素烧鸡，大伙儿兴致勃勃，酒兴高涨，高谈阔论。
　　就在我们围着炉子唱歌的时候，从漆黑的远处传来了沉闷的炮声。紧接着又传来了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炮声。
　　“有敌情！”霎时这个念头如闪电般在我们脑子里划过。
　　户外，传令员奔跑在洒满清辉的弯曲小道上。他大声催促着：“森山队马上到联队本部集合！”随即又迅速消失在夜色中，只留下军靴的“哒哒”声。
　　我们全副武装朝本部跑去，赶到本部又接到守卫北城门的命令。当我们赶到北城门加强警备时，碰到卫生队那群混蛋兵抱着各自的用品，连武器也没带，慌慌张张从城外跑来，没有半点军人的作风。这是一群沉溺酒色、不可救药的家伙。
　　他们肯定和以往一样抱着女人做美梦呢！有很多人赤着脚，这群连鞋子都忘了穿的笨蛋。
　　没多久，传来了令人悲愤的消息，并随之传来了上级的命令：“森山队第二小队遭到敌人包围，正在浴血奋战，森山队马上赶去救援。”
　　中队长一行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惊愕和悲愤，马上就行动起来，恨不得能插翅赶去救援。清辉洒在我们身上，大地消失在广漠的黑暗中。城墙被我们甩在身后，只有道路在我们面前不断延伸。我竭力压抑着自己想早些赶去救援的念头，一言不发，努力与部队步伐一致，“嚎嚓嚓”地跑步前进。我们一行怀着悲痛的心情，行走在一轮清月映照的广阔大地上。我们全副武装，以备与可憎的敌人拼死一斗。三辆卡车全速赶上了我们，载着我们狂驰。不知司机是怎么想的，居然在半路上停下来，唠叨起来，这时马上就有人催促道：“你说一句话的当儿，就会失去一条珍贵的生命，别唠叨了，快开吧！”
　　车子继续全速疾驰，掀起一阵沙尘。开了二三十分钟左右，左边出现了一个村庄。中队长说：“要是村子里有敌人就糟了。让我们先射一通再说。”
　　我们停住车，在车上架起轻机枪对着村庄狂扫一阵。村庄里只传来女人和孩子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并没传来敌军回击的枪声。由此可判断村子里没有敌军，我们再次启动了卡车。大约又过了十分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潞王坟站，准备开始进攻。
　　考虑到只留下司机容易出意外，中队长就让三名司机把车子停在一边，随部队一同前进。但司机坚持说：“我们的武器就是车子，军人是不能扔掉武器出发的。我们三人要和车子一起留在这儿。”
　　我们这次只出动了一个重机枪分队和三十多名步兵，本来没想到要分散兵力，无奈之下，为保护他们，只好留下四名士兵，其他人开始进攻。这次一同来的号手平时常常口出狂言，爱与人干架，外表显得很鲁莽。中队长准备让他留下来保护司机，但号手考虑到七个人势单力薄，胆怯起来，死也不愿留下。司机虽不是战斗员，却斗志昂扬；作为步兵的他倒贪生怕死，大家都嘲笑他是个怕死鬼。
　　这次出动的人不多，为了显得兵力强一些，我们特意拉开散兵间的距离，向高低起伏的地面横扫过去。中队长说，一直这么往前进的话，就能到车站的里侧了。
　　虽说白天是春风拂面，北支那的夜晚却寒冷异常。前进了十到十五分钟后，中队长大吼起来：“号手，快吹喇叭！通知救援队来了。他们该有多高兴啊！快吹啊！”
　　号手答道：“喇叭没带来。”“混蛋！号手居然不带喇叭，那你当什么号手！”号手答了一声：“是！”但语调里似乎带着一丝辩解的语气----“这么慌慌张张的，谁想得到呢！平时不也从没叫我吹喇叭嘛！”
　　我们到达一个小山丘。已经前进了几十分钟了，但既没看到敌人的影子，也没有听到一声枪响。“会不会全队都被杀了？”我们的心被这种沉痛的念头占据了。
　　终于赶到守备队的岗位。小队长荒井少尉等八人分别受了轻伤、重伤，一名士兵战死了，而敌人早高唱着凯歌撤走了。
　　今晚又有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月亮的清辉冷冷地洒向大地，广漠的大地冻结在冰冷的月光下了。
　　我们为了防止敌人来袭，挖了散兵壕，并蹲在壕里守卫。
　　夜色更深，不知何时起，觉得肚子饿了。野狗在黑暗的远处吠叫。我们竖耳倾听着风声、狗叫声，等候着敌人。但直到东方泛白，他们也没出现。这一夜可真长呀！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深深地叹了口气，呼出的气似乎都要冻成冰了。
　　三月十六日。
　　阳光从地平线上洒向天空，村民们还在酣睡中。这时我们重新列队去村庄扫荡。我们的队伍向村庄开去。村庄里有一片树林。树林、房子和人好像都沉浸在熟睡中。用重机枪堵住退路后，我们进人村庄。村民们惊慌失措起来，左右逃窜。
　　中队长下了命令：“逃跑者格杀勿论，没逃者带走审讯！”
　　拂晓时分，突然响起了枪声，夜似乎也被惊醒了，树林和村子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我们挨家挨户地扫荡，看到什么砸什么。在村子边上的壕沟里，有十二三名妇女和孩子吓得筛糠似的发抖。她们都把脸伏在地上，为那场即将降临到她们身上的灾难而浑身颤抖，犹如看到恐怖的地狱一般。
　　农民们汗流满面、没日没夜地劳作，但到头来苛捐杂税和麦子的歉收总把他们压得直不起腰来，农民们就是这样世世代代过着这种毫无希望的贫穷日子。而现在，可怜的她们又要经历野兽般的战争，她们被死亡和地狱吓得惊慌失措、痛哭不止。
　　已经有一个少年被杀了，一个老婆婆抱着尸体，把自己的头靠在尸体上放声恸哭。少年毫无血色的脸被仰放在老太太的膝盖上，无力地垂挂下来。老太太骨节粗大、满是皱纹的大手沾上了鲜血，她就用这手轻轻抚摸着少年的脸，失神地盯着少年毫无表情的面容，痛哭流涕。
　　她们是昨晚起就呆在这儿的，还是看到我们进村后才逃到这儿的？在这么危急的时刻，她们居然都抱着被子，难道被子对她们来说当真这么重要？
　　有人把枪口瞄准了她们，我猛然制止道：“她们都是些女人，并不想逃跑，不要杀她们！”女人和孩子是无辜的，没有理由去射杀这些善良的人们。
　　六个年长的农民被带了过来。他们跪伏在地上请求饶命。但没有人理会他们的祈求，只听“呀”的一声，士兵的刺刀刺向其中一人。那人应声倒地。其他五人更是惊慌不已，一边本能地大叫：“大人！大人！”一边抱拳叩头不止。
　　被刺倒的人痛苦地挣扎，手指在地上到处乱抓，一会儿，又被刺了一刀，他被刺了两刀后就死去了。只听见“呀！呀”的喊叫声在空中回荡，顿时地上传来一阵呻吟声，过后，六个人全都被杀了，他们都是老人。
　　吐血声、愤怒的呻吟声和杀人时发出的喊叫声全部消失了，只剩下蟋曲的尸体和鲜血在朝阳中闪耀。他们不是残敌，而是些善良的老人。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向我们通报残敌会来进攻，或是因为他们可能暗地里与敌军串通一气，再就是因为我们的战友被他们的同类杀伤了而无处发泄，所以他们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他们是一群无辜而又善良的农民，他们跪在地上哀求饶命。面对这样一群人，我是无法举起刺刀的，但有的士兵却毫无顾忌地挥刀砍去。
　　是不是他们是勇敢的士兵，而我这样的人就是胆小鬼呢？
　　如果他们现在处的不是一个没有生命危险，而是一个面临死亡的时刻，也能像现在这么勇敢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称这种人为残忍的人吗？
　　残忍和勇敢是截然不同的。
　　残忍而勇敢的人--西洋就有这类人。
　　残忍而胆小的人--就像支那人。
　　正义而又勇敢的人--就像日本人。
　　难道他们是坚强的人，而我是怯懦者吗？
　　重机枪瞄准那些四处逃散的农民，“哒哒哒”地扫射着，很多农民被射倒了。我们杀的都是些年迈体弱而无法逃跑的农民。
　　不一会儿，一轮又大又红的太阳从远处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了。灿烂的朝阳照耀在挺拔的白桦林间。远处的村庄和近处的树林里都升起了几缕炊烟。炊烟在阳光下袅袅升起，这是在做早饭吧！狗停止了吠叫，枪声也停了，女人们的恸哭声没有了，死的呻吟和诅咒也消失了，早晨来到了。
　　血染的大地上只有约三寸高的小麦，绿油油的一片，无边无垠。这么一大片麦田，以后将会由谁来耕种呢？
　　原来第二小队担任潞王坟站的警备力量后，首先就设立了治安维持会。潞王坟站本来有一个邮局局长的，小队一到车站，他就吓得逃命去了，过了几天后才找到局长，并把他召了回来，同时召集各村庄的村长，成立了治安维持会，由局长担任会长。
　　邮局局长把他的家人全部带了回来，回到他们原来的房子里，开始担任起维持会长的职务来，村长们几乎每天都要送来鸡蛋、鸡、蔬菜等东西。
　　就在这种和平的环境下，敌军的间谍身着便衣，混在农民中进进出出，把我们的兵力、武器和警备状况摸得一清二楚。
　　有一大，邮局局长出门之后就没回来，几乎每天都来的村长们也不见了踪影。局长过了一天也没回来。他的妻子和老母亲也走了，只剩下一个十八九岁的儿子和一个十岁左右的儿子。
　　警备队员开始担心会不会发生变故。
　　敌人在调查过袭击目标与兵力状况之后，伺机待发。在局长突然失踪后的第二天晚上十点左右，从山的那边传来了类似唢呐的喇叭声。
　　敌人夜袭了！警备队员们马上一跃而起，在院子里集合。
　　一颗手榴弹越过屋顶落在他们集合的地方。手榴弹就在他们的脚下爆炸了，导致数名士兵死伤。警备队员们爬上屋顶，拿起机关枪扫射。
　　但这场交锋以警备队的失败告终。敌人出其不意地前来袭击，恣意破坏一番后，闪电般迅速撤退了。敌方没有受伤，而我方有人负伤了。
　　荒井第二小队就是这样受到敌人的袭击，导致有人受伤，有人死亡。
　　三月十七日。
　　从彰德传来了消息：“我军以三十八联队的一个大队为主力，对一万五千名兵力的敌军展开进攻。敌军可能会从铁路方面逃跑，因此要加强警戒。”
　　鉴于现在的驻扎地不利于警备，我们从局长家搬到了铁路工作人员的宿舍里。
　　我被指派为侦察员，去附近的村庄侦察情况。当我来到昨天遭残杀的村庄时，只见有五个年过花甲的老爷子和五个老太太，以及一个孩子，蜷缩在阳光下，似乎被悲伤击垮了。
　　年轻人被征入伍，壮年汉子被残杀，只剩下这些人了。他们遭受的打击，使他们再也不信神灵和宗教，他们呆滞的目光里没有一丝生气。
　　因为要建防卫工程，我们决定把五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带回部队。当我们带走他们时，那些老婆婆只是满脸哀伤地与老头们告别，不哭不闹，并没有苦苦哀求我们高抬贵手，她们的眼中倾泻出的是悲伤绝望，因为她们知道这是她们无法抗拒的。
　　我们全力以赴赶建工程，布上铁丝网，挖战壕，掀翻那些没用的房子。从四处找来的苦力一共有十六个，他们白天干活，修防卫工程，晚上双手便被绑在背后，关在车站的地下室里。天一亮，绑在他们手上的绳子就被解开，而代之以十字镐和铁锹。
　　这群无辜而可怜的农民，他们长期以来饱受军阀的压榨，过着艰难的日子。麦子收成又不好，农民们就这样代代过着贫困、可悲的日子。而今他们又要为战争带来的横祸而痛哭。
　　这些背运的人啊，他们该想什么，又该恨什么，该诅咒什么呢？
　　更何况他们每天一完工就要被关在地下室里。
　　三月十八日。
　　又传来新情报：“三万五千名学生军计划横渡黄河，进攻新乡。”
　　我们都变得神经过敏起来。
　　“在前方的山顶上，有两三个像是哨兵的人在走动。”傍晚时分，我军的哨兵报告道。
　　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了？我们做好准备，以便随时应战。这时哨兵又来报告：“在东面的村子里，有十几个人像是在挖战壕。”
　　我们一起出门察看。的确有十几个人在挖坑，是敌人吗？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他们是在为前一阵被我们杀的人挖坟墓吧！”这倒有可能。那就是前一阵遭残杀的村庄。但小队长还是命令道：“打一发掷弹筒看看！”
　　“距离六百五十。”
　　“预备……”
　　“嗵！”掷弹射了过去，“轰卤一声炸开了花，挖坑的十几个人顿时四处逃遁，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就像放鞭炮惊吓路人的孩子一般，高高兴兴地笑着走回室内。
　　就在我们吃晚饭时，哨兵又跑来报告：“刚刚挖坑的村庄里升起了火，可能是敌人进攻的信号。”
　　情报不断传来。
　　小队长召来各分队长，要大家做好应战准备，而且命令今晚要穿着军装睡觉。
　　“这些混蛋果真要来了！”我们心头丝毫不敢有半点松懈，躺下等待，但那个晚上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们宿舍里有两个少年。一个是昨天征用来的，另一个就是邮局局长家那个年幼些的儿子，我们昵称他们为太郎。
　　次郎。局长的儿子是太郎。
　　太郎就像受伤的麻雀一般，满脸哀伤与忧郁，毫无生气。
　　他本该和他哥哥一起被杀的。但念及他年龄幼小，就没杀他。
　　我们认为邮局局长在与敌人内外勾结，这个代价便是他儿子的惨死。
　　太郎是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哥哥被杀的。自从看到亲骨肉在自己眼前血浆迸飞、悲惨死去之后，他就失去了生气，被悲伤击垮了。
　　我们很想让这个可怜的少年恢复生气，就尽量待他和蔼一些。我们让这两个少年在我们床铺底下铺上草席睡觉，然后就等待着敌人的进攻。
　　没多久，天亮了，太阳像平时一样升上地面。
　　三月十九日。
　　苦力们被从地下室带出来，吃了些残羹剩饭就又开始干活。鉴于目前的军情，我们得加快施工速度。为了视野开阔，不受任何阻挡，我们把局长家的房子也推倒了，还越过铁路装上了铁丝网。
　　即便是一两个支那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都会绷紧神经。
　　我们在作业时，有四个支那人从山顶上跑过。直觉告诉我们，这些人很可疑。当即就有两三名士兵追在他们后面射击，但没命中。士兵向他们跑的方向追去。黄昏时分，他们抓了一头牛和二十只鸡回来了，口中叫道：“抓到匪贼了！”
　　“匪贼”中的“头目”要留到几天之后，而“马前卒”第二大就被我们用来果腹了。
　　傍晚，装甲列车停在我们的守卫处，中队长从上面走下来。中队长说：“后面的小山上也要设步哨！”
　　小队长反驳道：“不行，在那儿设步哨很危险。”
　　后面的小山离我们宿舍有段路，到那儿去必须越过铁丝网、巨马（日军的军队用语，特指用木材搭起来防止敌人侵袭的篱笆。）和拆掉房子后高高垒起来的砖头堆。晚上光线暗，只能看到一丈多的距离，要是敌人悄悄来袭，扔一个手榴弹，哨兵马上就会送命，根本谈不上报告敌情了。我们都认为在那儿设步哨是很不明智的。
　　最后在宿舍后面的入口处又设了一个哨。
　　明明有小队长，中队长干吗跑来检查警备状况，下达指令呢？小队长小声嘟囔道：“看来还是信不过我呀！”似乎颇有感慨。
　　这个车站上有四名满铁的铁路人员，他们分别是自称九州男子汉的酒鬼站长，爱讲下流话的副站长，两个年轻的中学毕业的工作人员。
　　晚上，中队长和小队长、站长、副站长一起喝起了酒。不一会儿，一瓶就见底了，第二瓶也空了。第三瓶只剩下一点儿的时候，站长和副站长都醉了。站长开始评论起荒井第二小队的警备状况，言语之间有一股不屑之意。
　　我听了很气愤，走出房间对正在站岗的泷口上等兵说：“他们只是车站工作人员，有什么权力对军队的事、军人的事说三道四？他评论受伤的荒井少尉时，也太出言不逊了。”正当我怒气冲冲他说这话的当儿，中队长可能觉得我突然走出室外有些奇怪，就悄悄跟了出来。他对我讲了几句话，语气又像是安慰又像是叱责。
　　回到室内后，中队长装出一副醉意，应和着那些车站人员聊了起来。一会儿，中队长对我说道：“东君，你可真会装呆啊！”
　　“什么？装呆！凭什么说我在装呆！”我心里暗暗生气。
　　这些毫不体谅他人的工作人员一直扯着嗓子喧哗，妨碍了我们的睡眠，我心里越想越气愤，就说道：“我们是保护你们的，必须在允许的时间内保证睡眠。你们也该安静一点了！”
　　他们只答了一声：“对不起！”又唾沫四散，高谈阔论起来，毫无住嘴之意。
　　最后，副站长拿出几本黄色书刊递给我们，说是有关作战的书。
　　简直是混蛋。都三十五六岁的人了，还兴致勃勃地看这种书？我打心底看不起他，把书扔了出去。
　　回到休息室后，我翻出几天前收到的表弟英六君寄给我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谁知一行也看不进。放下书去睡吧，却怎么也睡不着。
　　三月二十三日。
　　现在，只要是支那人，士兵们杀起来毫不手软，没有半点踌躇。用刺刀杀人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在他们看来支那人的尸体还不抵一头死猪。
　　那些苦力中有一个老人。他的脸长得很丑陋，给人一种心术不正的感觉，挺讨人嫌的。荒山上等兵说道：“你的脸实在让人讨厌，你要是死了，也就不会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了。”说完上去就是一刀，可能刺到老人的肺了，只见他口吐鲜血，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弹了。
　　过了正午的时候，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支那人用棍子挑着行李，从汲县的方向走来。野口一等兵马上前去拦住他检查行李，并让支那人朝山的那边走去。支那人什么也不知道，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根本没想到死亡正向自己逼近。
　　野口等支那人走出百米之后，把步枪架在土堆上瞄准他，就像孩子用气枪打麻雀一般，准备杀人取乐。
　　两声枪响，结束了一个支那人的生命。
　　现在士兵们觉得一头猪都比一个支那人的性命值钱，因为猪还可以用来饱餐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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