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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总而言之，人是软弱的。
　　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心里充满胆小、不安、猜疑、恐惧的人更容易受到诱惑。
　　在什么地方都有死的可能，子弹扫帚在贪婪地吸着血。
　　人在极度软弱、不安、猜疑的时候，如果神宣布“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一定会死”，这个士兵一定不会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的。对于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他可能会信以为真，或者即使不相信，他也肯定会认为不能干坏事。
　　但是这种实际上很无聊的迷信，也只限于战争爆发之前。
　　一旦战争开始后，置身于枪林弹雨中，恐惧、不安、猜疑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只相信生死命中注定，这“生死”二字犹如灯光，不知在脑海里闪现过多少次了。在战场上谁都必须认命，这是最后的哲理。
　　在最后关头，不管是躲开子弹，还是迎着子弹，都没有安全的地方，哪儿都有危险，哪儿都可能死，那时必须认定生死由命。
　　即使把小事放在心上，相信迷信，怀疑占卜结果而恐惧的时候，只要去一个地方躲开死亡，时间仍然绰绰有余。
　　认为生死命中注定，确信自己绝对不会死，这在战场上是非常重要的事。确信子弹打不中自己，是因为心中在想：经历了这么多次战斗，一点都没受伤。这样的确信，或许是因为自己像内山准尉一样信仰日莲宗，相信神会为自己特别祈祷；或许是因为今天占卜的结果是好的；或许因为今天自己带了护身符。我虽然没有这些根据，但我却确信子弹不会打中我。
　　我不由得心潮起伏，想起了大阪的姐姐曾为我参拜日夜神，向神祈祷。她给我来信说：不管多么可怕的子弹向你袭来，你也决不会死。我一直相信这句话。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活着，不想死，虽说如此，我们打仗的时候并没有胆怯、退缩。这是因为我们既想活，又相信生死命中注定。命运到底是什么？对此我不能做出诠释，但我们却感到了它的神奇莫测的力量。现在有一个负伤的士兵正面对着死亡，极度地恐惧，留恋着生的美好。他裹在外套里，扭动着，挣扎着。他这种心情谁都会有。
　　空中弥漫着烧死人的臭味，屋外传来火焰燃烧的声音。
　　“喂！不要难过，卫生队马上就来了，你很快就会痊愈回中队的。再见。”
　　我一路上沉思着，离开那蓝色的房子越来越远了。突然传来汽车“咔嗒咔嗒”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辎重兵装着粮食和弹药的车子，是第一大队的小件行李队。因为路不好，他们登陆后没赶上大部队，慢腾腾的，到现在才到这里。
　　他们当中有一个姓中口的，是我的老乡。
　　“听说第一大队全军覆没，是吗？”他问。“没这么严重。”
　　我忧郁地答道。“是吗？那就好了。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他兴奋地大声说道。我像被抽了一鞭的马一样跳了起来：“是啊！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并且说：“是啊，金藏君，我们胜利啦！”我边跑边喊着。
　　大家都在等我回来。他们刺刀上枪，在严密警戒以防敌人袭击，他们说想尽快安置伤员，因为伤口没有治疗非常疼痛。下午，好容易来了两名担架兵。
　　我们把伤员移交给卫生队时，夜幕快要降临了，我们决定今晚在此住宿，但是没有粮食，必须自己解决。
　　傍晚，炮兵队、辎重队也来到了这里，我穿着小船似的硬得作痛的鞋，在柏油路上咔嚓咔嚓地走着。路旁立着一块牌子，写着“四方城路”四个字，郁郁葱葱的树木整齐地排列着，树的下面放着白色的长凳，是姑娘们散步、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地方，但是把视线移至左边的斜坡，那里有一条难看的战壕，在挖出来的黄土上面，散乱地放着娘子军的化妆用品，支那兵抗日英雄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
　　我走近炮兵队。炮兵们把马拴在路边树上，整理车辆，正准备做晚饭。我向其中的一个士兵恳求要一点米，他说他想给我，但是因为他们也很少，而且也不允许给其他队的士兵。
　　我像化缘的和尚一样，到处乞讨。突然发现了佐世保的辎重队，他们驻扎在一所遗族学校里。我跟哨兵讲了从昨晚夜袭到现在带着伤员的所有情况，问他能否给一点米让伤员吃。哨兵似乎非常同情我，他让我稍等一下，跑到里面去了，过了一会儿出来了，把我带到了少尉那里。少尉很同情我，给了我四升米。哨兵又详细地跟少尉讲了我们的情况，于是少尉把豆酱作为副食品给了我。我没想到还能弄到豆酱，连声道谢，敬礼后刚准备走，少尉说：“稍等一下，还有好东西给你吃，不要跟别人讲。”少尉边说边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了个纸包。“这是干萝卜丝，很好吃。可别跟别人讲啊，我部队也很少有，这是特等餐，特地给你的。”少尉低声说着，像把宝石递给我一样。
　　我千恩万谢后离开了那里，途中有一个像是自来水水源的四方形水池，很多士兵在那儿淘米，我也把水壶装满后回到了四方城。
　　我们睡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哨兵站在地下室的楼梯口放哨，不管来多少敌人也能对付。我们把木板拼起来当床，铺上外套，就成了一间卧室。
　　十四日，上午十点半，我们在阳光的照耀下，精神抖擞地走在四方城路上。佐世保的辎重队还在遗族学校里。我非常感激给我干萝卜丝的那个少尉。这所遗族学校，据说是孙文革命军遗族子弟的学校。校内堆放着十几架日军飞机的残海这条路和正道相交叉向右拐，在斜坡草地上，有几个石头镶成的字，写着“新生活运动”，路旁躺着已经发黑浮肿的尸体。高高的城墙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城墙外侧是护城河，里面的水很深。桥已被破坏，只能通过一个人。中央有三扇大门，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城门。为了占领这扇门，死伤了许多战友，而我们却顺利地到达了终点。这是多么的幸运啊！
　　开在城墙中的三个城门，构成隧道形据点，没有装饰，异常坚固。两旁土包内侧的铁门关着，只有中间的一扇门半开着，铁门上有一些对历史表示感慨的白色文字：大野部队十三日凌晨三点十分占领。
　　啊！大野部队是第一个占领的！是第一个占领南京的！
　　记者“咔嚓咔嚓”地拍照。胡子拉碴的士兵们面带笑容，连车马声都仿佛表示了欢笑，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激动而兴奋。万里无云，太阳好像洒下了明媚的春光。
　　“喂，记者，你们有没有向内地报道是大野部队第一个占领的？”
　　“报道啦！今天一大早就发过电报了，现在内地一定是一片欢腾。”
　　我们如释负重，一身轻松，心里满足，喜悦而踏实。走进被炮击坏的城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宽广的南京市街，宽广的道路两旁，排列着红、黄、蓝三色的美术广告牌，向前几步，右侧有一幢用青瓷大瓦和朱红圆柱建成的宫殿般的房子，左侧是一个旧货市场。我们在旧贷市场的广场上吃了午饭，寻找回中队的路。前天敌人还四处奔跑的大街，今天我们的士兵已经毫无危险，佩着刀在上面行走了。
　　南京的街道几乎没有遭到破坏，几乎看不到炮击或轰炸的痕迹，家家户户的门都紧闭着，看不到一个市民。
　　暖洋洋的太阳照在身上，我们吹着口哨走着。中央饭店门前有很多大野部队的士兵，听说这里是联队本部。我向联队副馆询问中队去了哪里，那个面目可憎的副官不作声，没有回答。这时来了一位第一大队的副官，他非常热情地告诉我，第三中队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现在正在城内守卫。我行了个军礼，走出了副官室。在我参军成为现役军人时，联队副官中西已经是少佐了，而现在还是少佐。他是一个好色又好酒的冷酷的军官。士兵在他眼里只是傻瓜，死一个士兵就像他军服上掉一颗纽扣那样毫不在意。饭店前通讯班的士兵正忙着架线。
　　没过多久，中队回来了。“向右看齐！”我让队员整好队，向中队长举枪敬礼。
　　“放下！”
　　“我们把伤员送到了卫生队，一切顺利，现在到达。”
　　中队长询问了伤员情况后，就去了本部，第三中队向城门行进。
　　中队士兵有很多点心，据说他们昨晚在点心店住了一宿。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点心塞饱肚子了。野口不知何时带了两个苦力回到了中队，他真有本领，竟然塞满了一口袋巧克力。
　　“昨天（这里的“昨天”指12月17日。）举行了入城仪式，第一大队作为大野部队的代表参加了，你们不在，但是大家都参加了。”战友对我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一直战斗到最后，为了执行命令，才留下来负责收容伤员工作的。”
　　我们在广场集合，正在安排哨兵和分配宿舍时，突然来了要我们去收容俘虏的命令。据说俘虏约有两万人，我们轻装急行军。
　　暮色在我们脚下弥漫，不久夜幕降临了。虽然四周一片漆黑，星光闪烁，我们仍然马不停蹄地行走，走了三四里路时，看见了无数时隐时现的香烟火光，听到蛙声般的嘈杂声，大约七千名俘虏解除了武装，在田间坐着。他们的长官早已扔下他们逃跑了，只留不一个军医上尉。他们坐的那块田比路低，所以一目了然。
　　系在枯枝上的两面白旗在夜风中飘扬。围旗而坐的七千名俘虏煞是壮观。
　　把现成的白布系在树枝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来投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真可笑可悲。
　　他们居然做得出，拥有两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却毫不抵抗地成了俘虏，而这么多的兵力里一定有相应数目的长官，谁知一个不剩全都逃跑了，真让人佩服！我们只有两个中队，他们七千人如果炸营暴乱，恐怕我们两个中队的兵力也早已被全歼。
　　我们把他们排成四纵队，白旗在前面拿着，我们开始和他们并排行进。
　　有穿着浅蓝色棉军衣，外面套着浅蓝色棉大衣，戴着浅蓝色帽子的；有背着棉被的；有从头裹着毛毯的；有拿着豆沙面包的；有脱下军服换成便装的；有戴帽子的，也有不戴帽子的；有十二三岁的小兵，也有四十岁左右的老兵；有戴着礼帽穿着军服的；有把烟分给大家一起抽的，也有谁都不给只顾自己抽的。他们像蚂蚁爬行似的慢腾腾地走着，像一伙游民似的满脸痴呆的表情。他们不守纪律，也没有秩序，像一群痴呆的绵羊边窃窃私语，边向前走去。
　　在高地上，我再次抬起头来了望，几分钟之后，十几个敌人在右侧出现了，在我们一阵射击下，敌人逃跑了。然而，从右边松林里又有一个人影在向这里靠近，一等兵居仓也纳闷，人影是敌人还是战友呢？居仓一等兵是个开朗而滑稽的新兵，他向走近的人影问道：“喂！你们是谁？”听居仓的口气，我判断这个人影肯定是战友。
　　“喂！谁？怎么不答话？”居仓又问对方。
　　“日本！日本！”人影回答说。
　　我一听，“哎呀”一声，非常怀疑回答“日本！日本”的人。
　　居仓似乎信以为真他说：“日本！是友军就说友军！别怪里怪气说什么日本，蠢货！”
　　居仓又说：“那么，你究竟是谁？”他们已经是面对面地站着了，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有来得及喊：“不行！是敌人！”
　　居仓就捅了一刺刀，“氨的一声，人影“呜——”倒下了。
　　“唉！笨蛋！”听到居仓在喊，他把刺刀捅向已死的人影。
　　我从高地跑了下来。
　　他喘着粗气对我说：“东君！是敌人，是个支那兵！”接着又刺了一刀。敌人就倒在了我们的脚下。
　　居仓对我说：“本来我就觉得奇怪，但是听到讲‘日本！
　　日本，后，以为他是战友，便让他向这里靠近。仔细一看，这小子用的是捷克式枪，所以，肯定是敌人，我就把他刺死了。好险啊！差一点上他的当。”
　　“亏你对捷克式的枪认得很准埃”
　　“捷克式比三八式短。长度一样的话，就难分清了。说不定今天我就被他干掉啦！”居仓气呼呼地踢了尸体一脚。
　　曹长怒吼道：“分队长把队员集合起来，右边的分队警戒右边，左边的分队警戒左边！”
　　我喊道：“第一分队集合！”把队伍集合在中间的松树下。
　　月亮高高地挂在空中，青色的月光洒在地上，我们喊：“分队长！西本！西本！”可是，不见分队长的人影。
　　虽然曹长只是命令警戒左右两边，但是我认为下面第九联队正在战斗，中间很危险，所以决定把第一分队移到中间。
　　高地上早看不见一个敌人了，下面第九联队正在激战。右下方不远处，敌人的捷克式枪正在吐着火舌。
　　“难道西本被打死了吗，没人答话，又不在小队。也许已经死了。”
　　“不知跑到哪里啦！这个胆小鬼！”我们正在议论的时候，他回来了。
　　小队长训斥我们说：“你们在干什么？”
　　“报告！因为后面打过来许多子弹，所以，我们正在把向这里突击的事与第九联队进行联络。”
　　“谁的命令？突击最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行动！大家拼死突击的时候，你小子竟然为了联络而往后撤退！混蛋！”
　　据说熊野一等兵一边冲锋一边还得承担救护伤员的任务。在这种时候，没有命令是绝对不准擅自行动的。
　　第一、第二小队和中队长赶来了。他们为什么没有参加突击？又为什么没有联络就向后方撤退了呢？
　　右侧下方有一条路，路边有间小屋子，敌人的机关枪就从这小屋子向第九联队猛烈射击。我们原打算从侧面向敌人猛烈开火的。但是因不清楚第九联队的进展情况，所以只能就地待命。我打算用手榴弹消灭这个机枪火力点，于是从列队在高地上的第二小队士兵那几拿了手榴弹，在松阴下向敌人匍匐过去。估计与敌人相距四十五米左右。我曾想：“算了吧！现在面前就是南京，没有必要的事还是不干为好，否则死了也白搭。”但是又一想：“有什么好怕的！”同时，我也一边反躬自问：“我的勇敢行为中难道没掺杂着出风头的意思？一边爬着，我向敌人扔出一颗手榴弹，遗憾的是它在十米左右的地硬功夫方开花了，没有奏效。当我正要沿着松阴爬回分队的时候，发现有个可疑的敌影在走动。我卧倒在地，借着月光瞄准射击，可是敌人毫无反抗地消失在黑暗中了。我心想，这里还有敌人。
　　我们警戒时，从下面上来了三个人，又是谁呢？来做什么？
　　“友军！”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光回答说“友军”不行。必须报联队番号和姓名。自我们突击以来，内部规定了“山、川……”等联络口令。
　　来的三人是第九联队的士兵，他们送来了伤员。伤员肚子中了子弹。我一听肚子中了弹，心想这小子已经没救了。
　　几乎没有人肚子中弹后被救活过，胸部中弹，只要不是心脏的话，哪怕打穿了，一般也都能救活。
　　伤员疼痛难忍，他的喉咙发出笛子似的嘶叫，暴风般的叫喊，在哭嚎、诅咒般地呻吟。
　　他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着，痛苦地挣扎着：“给我一枪！啊！
　　难受！给我一枪！”声声刺透了我们的心。
　　他在悲痛地叫喊：“小子们！小子订！平常都说咱们是战友，为什么现在不听我的，喂！喂！求求你们！给我一枪！
　　给我一枪！”战友们都同情他，守护在一旁，爱莫能助。他们的战友在痛苦地挣扎，请求杀死他。一声声“为什么不给我一枪，为什么不杀死我，你们整我吗：你们还算战友吗”的呼喊，揪心的痛苦哭喊，犹如地狱中的咆哮，寒夜中，像冰一样刺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虽然在生死关头是非常单纯的，但他那痛苦的悲鸣打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他发疯般痛苦呻吟，叫喊：‘给我一枪”，一直到他最后一口气。他这年轻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子弹穿过了他的腹部，年轻的热血折磨着他，流到冰冷的地面。
　　突然间，“眶！哐”几声，传来了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他的悲鸣消失了。
　　“喂！又一个被打中啦。腿被炮弹炸飞了。”
　　他妈的，又一个负伤了。中队长飞奔过去。我们已是火冒三丈。
　　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我们都很钦佩并赞赏那个双腿被炮弹炸掉的中队士兵。
　　他还显得很精神的样子。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点都不痛，把血止住就没事了。不是还没死吗！以后我还要上战常据说在被送往有军医的后方的途中，他也没显露出一丝惧色。尽管军医尽力抢救，最终还是因出血过多死了。
　　但是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只剩最后一口气的临终时刻，他都还神情安详，面带笑容。军医都衷心感叹，说从没有见过如此坚强的士兵。
　　迫击炮又开始攻击了。
　　我们第三小队把防守的任务交给另一个小队后，回到突击前的地方去取背包。
　　我们取了背包再回来时，在路旁垂死挣扎的最后一个团也逃走了。从十日开始持续了三天的这场激烈到极点的地狱大演奏，也突然停止了，这是一场不分昼夜，混杂着炮声、枪声、爆炸声、叫喊声的大演奏，如此激烈的声音，不用说在过去，可能将来我再也听不到了吧。
　　不知怎么了，突然远近都听不到一声枪响了，就好像突然停电似的，敌人全都逃跑了吧？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宁静。
　　这是一个月光如水的静谧夜晚。我们进了城（指四方城）。皎洁的月光从被炮击坏的窗户的缺口射了进来，照在楼梯上，楼梯一片狼藉。钢筋混凝上的柱子倒了，屋顶也被掀掉了，到处都是碎片，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清寒的月光照在这片废墟上，落下斑驳的黑影。我沐浴在这寂静废墟中的月光下，俯视着这片大地，凛冽的寒风从军服的破洞钻了进来，此时，狂怒后的大地已筋疲力尽，安静地躺着。如同猛兽一般疯狂的敌我双方，这时都沉寂下来了。
　　在这屠宰人类的工厂突然停止运转的寂静中，有的战友已经长眠，再也不知道明天；有的战友因重伤，还在痛苦地呻吟。
　　死对我们来说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我还在呼吸，我还。
　　活着。
　　快到南京了，我还能活着回去吧！
　　地下室里燃着红红的箐火。我本想躲在二楼角上一个围栏里睡觉，但难耐逼人的寒气，只好下楼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我们围着箐火，一起做饭，畅谈战争情况和有关南京的事。地下室深处有一根自来水管，当然从自来水管流出来的水不可能来自水源地，是积存在管子里的水。我把水装进水壶，烧水，做饭。烧水的柴火是桌子、椅子之类的家具。
　　中队长向我问了有关突击的情况。据士兵们说，第一、第二小分队已整装待发，准备夜袭，但中队长不知是害怕，还是怀疑不能成功，竟然下了撤退的命令。指挥班的士兵也不知中队长在哪儿，怎么找也找不到，当然中队长并没躲起来，但士兵们很是怀疑。我在冰冷坚硬的混凝土地上躺着。
　　十二月十三日。
　　上午七点，我们列队出发。此时中队长宣布：“南京已于昨晚陷落，即刻入城！”
　　啊！终于占领了南京，我们都低声交谈，相互庆贺。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这多么令人欢欣鼓舞，振奋人心啊！
　　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昨天夜里十点左右敌人的枪声突然停止，正意味着敌人逃跑了。如果那时中队长有勇气乘胜追击的话，我们将会立头功，获得更大的荣誉啊！真遗憾！之所以能彻底攻占南京，是因为我们的夜袭瓦解了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都很后悔，如果中队长下达前进的命令，我们的手将最早把日本国旗高挂在城楼上，我们勇敢的夜袭也将更加辉煌。但是我们有了遗憾。尽管如此，我们也很自豪，无论谁先到达城里，都是为夜袭立功，所以我们都觉得自己无愧于那些溢美之词。
　　第一分队奉命保护和收容伤员。我临时代理分队长，带领七名队员留在城里，为了防备残敌袭击，我们将三名伤员转入地下室，命令队员们轮流上屋顶监视，我四处巡查。手脚受伤的伤员从昨夜起流血不止，护理工作非常棘手，军医和卫生员都不在，我们除了说些安慰的话以外别无他法。在这空旷的大楼地下室里，我们围着箐火，一边为南京的陷落而高兴，一边却为战友们痛苦的呻吟而心痛。室内什么家具也没有，全然像个怪物，冷飕飕，空荡荡，柱子东倒西歪，屋顶毁坏，这破败的景象在诉说着炮击的残酷。地下室深处放着一台切纸机。
　　我走出屋外去看战迹。和暖的阳光普照大地，金光灿烂，这是一个小阳春的天气，很难想象昨晚激烈的屠杀场面。但是当我散步来到斜坡上时，看到从那沙包叠成的“丫’形掩体枪座边散落着无数的弹药，敌人逃跑时未能带走的弹药箱，被染黑的泥土以及昨晚刚死的敌人的尸体，我仿佛看到了灭绝人衰的大屠杀，听到野兽的咆哮。我从那儿爬上去，在那儿杀死了敌人，在那儿呐喊过。我觉得在哪儿都杀死过敌人，不禁感慨万千。昨晚我去投了手榴弹，在有火药扫帚、子弹扫帚及机枪的地方投了手榴弹，那是在距这里一百米远或者更远的地方。战壕里支那兵的尸体像脱下随便乱扔的军服一样，横七竖八地躺着。看来敌人是狼狈而逃，数千发没开封的弹药丢弃下来，建筑用的十字铁镐也乱扔在地上。正对着中山门的铁丝网在朝阳下闪闪发光，给人很坚固的假象。
　　突然，我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敌人。正准备把他刺死，他无力地睁开双眼，举起黑黑的手，用他那嘶哑的声音嘟囔着什么，一边从怀中拿出小笔记本，写了什么递给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写了什么？是遗书吧。我拿过来一看，只是五个莫名其妙的汉字。
　　他可能以为自己都写好了，但不知是因为他的意识不清，还是昨晚出血过多，不能握紧钢笔，他的字很轻并且断断续续，歪歪扭扭，很难辨认。他写完后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竭尽全力写了这五个字，似乎用尽了他最后所有的力气。他的脸已完全是一张死人的脸，呈死灰色，这种颜色我在临死的战友脸上经常看到。深灰色之死浸透着他的皮肤。他似乎一点都不痛苦，只是在安静地等死。他像在做梦似的脸上露出微笑，也许眼前浮现着和自己的爱妻一起满身泥土在田间耕地的情景；或者梦见自己抱着可爱的孩子；或者眼前展现出这样一幅温馨的图画：小鸡在宽敞的院子里欢快地玩耍，鸭子在院旁的小溪里尽情地戏水。他那沾满泥土、血和污垢的脸上又浮现出一丝笑容。
　　我不禁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他也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他也没有罪，他只是执行祖国的命令。我真不忍心下手刺死他。
　　这时，一等兵大森问道：“东，杀吗？”“嗯……”我敷衍道。“反正都要死的，杀吧！”大森端起了手枪。“那么就不刺，开枪吧……”大森的枪声宣告了他的死。
　　我从他的怀中找出一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封面写着：“蒋委员长训示，秘密。”为了让他的灵魂安息，我把他写的纸片、钢笔以及这本小册子又放回他怀里。
　　在后方的战壕里散乱着装有白粉的瓶子、女人的红手帕和鞋子，娘子军一个也没死，全都逃走了。
　　上午十点左右，重炮观测班来了。他们爬上屋顶，安装了电话。炮兵少佐爬上屋顶，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向通讯兵下达命令。因为包扎所收容伤员的担架兵还没来，我们只得请炮兵大队长把野战重炮队的军医叫来看病，他很痛快地答应，并打了电话。残敌随时都可能来袭击，而我们还带着三名伤员，心里很不安，炮兵的到来仿佛让我们吃了颗定心九，但是军医还没来时，却来了转移的命令，炮兵们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突然降临的福星什么都没留下。
　　我们必须加强戒备。伤员的痛苦和出血在增多，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必须与外界取得联络。后方张学良的家里还留着我们中队的伤亡人员，我顺着冲锋过来的路走回去。
　　那儿有四具尸体正在火化，火焰熊熊地燃烧着。另外一间屋里有两名伤员，担架兵把伤员抬走了。
　　其中一个伤员叹息着伤感地问：“那个死掉的家伙已经火化了吧？”
　　“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再过两小时就全变成灰了。”
　　“是吗？”他的声音冷峻而悲哀，“我得救了，不会被烧了。”
　　他声音颤抖他说，拼命否定死的可能性，但嘴好像被什么粘住似的，战战兢兢的，声音发抖。然后他用外套把头蒙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抽泣起来。
　　“是啊，你的伤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担心，到包扎所呆上十天就会痊愈而归的，放心！他脑袋似乎受了伤，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起身半躺着。室外的木头在劈里啪啦地燃烧着，他在外套里嘟囔着：“我昨天排在第四号，一、二、三、四，是第四号，我的心里很难受，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很胆小，虽然处处都很小心，但还是受伤了。”（在日语中，“四”与“死”同音，所以日本人常有“四”即“死”的迷信。）。
　　我说：“这是迷信啊！列队在第四号并不意味着要死或是负伤。”但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也曾因为列队是第四号而心情不好过，想起我们出征时，在兵营走廊遇到的领取金属编号牌吵架的事。有一个士兵的认尸牌编号是十四，另外一个士兵看了他的编号说：“你一定是第一个死。”十四号的士兵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和那个士兵大吵了一架。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一场争吵，这次是领了四十四号的士兵。“死就是死。”这个士兵被别人取笑道。
　　这种认尸牌是金属制的，椭圆形，用细绳斜挂在背上，如果谁战死沙场，尸体变得支离破碎，已经无法辨认的时候，这块认尸牌就派上用场了。
　　相信这毫无根据的迷信其实质是拒绝科学，应该受到嘲笑，但日本人却不能不信。把“四”和“死”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厌恶和不安。心里偷偷地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吉利的，他不会把这好的结果跟别人说，只是深深地藏在心底，惟恐说了以后吉利会从体内逃走。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坏的，他会把这结果说出来，试图减少它的功效，认为只要说出来，它就不会留在体内，而会从嘴里逃出去，所以总是喋喋不休他说。但这时他不说：“我占卜了一下，结果不好。”而是说：“今天总觉得不大对劲，是不是我要死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把“占卜了一下”说出来，就等于在告诉人们：“我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
　　人对生存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啊！即使嘴上能平静地说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但多数人却是言不由衷的。
　　我们总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越发强烈地感觉到生的宝贵和美丽，越发对它强烈地向往，也越发羡慕能在山野里四处奔跑的健康。
　　总而言之，人是软弱的。
　　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心里充满胆小、不安、猜疑、恐惧的人更容易受到诱惑。
　　在什么地方都有死的可能，子弹扫帚在贪婪地吸着血。
　　人在极度软弱、不安、猜疑的时候，如果神宣布“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一定会死”，这个士兵一定不会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的。对于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他可能会信以为真，或者即使不相信，他也肯定会认为不能干坏事。
　　但是这种实际上很无聊的迷信，也只限于战争爆发之前。
　　一旦战争开始后，置身于枪林弹雨中，恐惧、不安、猜疑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只相信生死命中注定，这“生死”二字犹如灯光，不知在脑海里闪现过多少次了。在战场上谁都必须认命，这是最后的哲理。
　　在最后关头，不管是躲开子弹，还是迎着子弹，都没有安全的地方，哪儿都有危险，哪儿都可能死，那时必须认定生死由命。
　　即使把小事放在心上，相信迷信，怀疑占卜结果而恐惧的时候，只要去一个地方躲开死亡，时间仍然绰绰有余。
　　认为生死命中注定，确信自己绝对不会死，这在战场上是非常重要的事。确信子弹打不中自己，是因为心中在想：经历了这么多次战斗，一点都没受伤。这样的确信，或许是因为自己像内山准尉一样信仰日莲宗，相信神会为自己特别祈祷；或许是因为今天占卜的结果是好的；或许因为今天自己带了护身符。我虽然没有这些根据，但我却确信子弹不会打中我。
　　我不由得心潮起伏，想起了大阪的姐姐曾为我参拜日夜神，向神祈祷。她给我来信说：不管多么可怕的子弹向你袭来，你也决不会死。我一直相信这句话。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活着，不想死，虽说如此，我们打仗的时候并没有胆怯、退缩。这是因为我们既想活，又相信生死命中注定。命运到底是什么？对此我不能做出诠释，但我们却感到了它的神奇莫测的力量。现在有一个负伤的士兵正面对着死亡，极度地恐惧，留恋着生的美好。他裹在外套里，扭动着，挣扎着。他这种心情谁都会有。
　　空中弥漫着烧死人的臭味，屋外传来火焰燃烧的声音。
　　“喂！不要难过，卫生队马上就来了，你很快就会痊愈回中队的。再见。”
　　我一路上沉思着，离开那蓝色的房子越来越远了。突然传来汽车“咔嗒咔嗒”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辎重兵装着粮食和弹药的车子，是第一大队的小件行李队。因为路不好，他们登陆后没赶上大部队，慢腾腾的，到现在才到这里。
　　他们当中有一个姓中口的，是我的老乡。
　　“听说第一大队全军覆没，是吗？”他问。“没这么严重。”
　　我忧郁地答道。“是吗？那就好了。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他兴奋地大声说道。我像被抽了一鞭的马一样跳了起来：“是啊！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并且说：“是啊，金藏君，我们胜利啦！”我边跑边喊着。
　　大家都在等我回来。他们刺刀上枪，在严密警戒以防敌人袭击，他们说想尽快安置伤员，因为伤口没有治疗非常疼痛。下午，好容易来了两名担架兵。
　　我们把伤员移交给卫生队时，夜幕快要降临了，我们决定今晚在此住宿，但是没有粮食，必须自己解决。
　　傍晚，炮兵队、辎重队也来到了这里，我穿着小船似的硬得作痛的鞋，在柏油路上咔嚓咔嚓地走着。路旁立着一块牌子，写着“四方城路”四个字，郁郁葱葱的树木整齐地排列着，树的下面放着白色的长凳，是姑娘们散步、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地方，但是把视线移至左边的斜坡，那里有一条难看的战壕，在挖出来的黄土上面，散乱地放着娘子军的化妆用品，支那兵抗日英雄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
　　我走近炮兵队。炮兵们把马拴在路边树上，整理车辆，正准备做晚饭。我向其中的一个士兵恳求要一点米，他说他想给我，但是因为他们也很少，而且也不允许给其他队的士兵。
　　我像化缘的和尚一样，到处乞讨。突然发现了佐世保的辎重队，他们驻扎在一所遗族学校里。我跟哨兵讲了从昨晚夜袭到现在带着伤员的所有情况，问他能否给一点米让伤员吃。哨兵似乎非常同情我，他让我稍等一下，跑到里面去了，过了一会儿出来了，把我带到了少尉那里。少尉很同情我，给了我四升米。哨兵又详细地跟少尉讲了我们的情况，于是少尉把豆酱作为副食品给了我。我没想到还能弄到豆酱，连声道谢，敬礼后刚准备走，少尉说：“稍等一下，还有好东西给你吃，不要跟别人讲。”少尉边说边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了个纸包。“这是干萝卜丝，很好吃。可别跟别人讲啊，我部队也很少有，这是特等餐，特地给你的。”少尉低声说着，像把宝石递给我一样。
　　我千恩万谢后离开了那里，途中有一个像是自来水水源的四方形水池，很多士兵在那儿淘米，我也把水壶装满后回到了四方城。
　　我们睡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哨兵站在地下室的楼梯口放哨，不管来多少敌人也能对付。我们把木板拼起来当床，铺上外套，就成了一间卧室。
　　十四日，上午十点半，我们在阳光的照耀下，精神抖擞地走在四方城路上。佐世保的辎重队还在遗族学校里。我非常感激给我干萝卜丝的那个少尉。这所遗族学校，据说是孙文革命军遗族子弟的学校。校内堆放着十几架日军飞机的残海这条路和正道相交叉向右拐，在斜坡草地上，有几个石头镶成的字，写着“新生活运动”，路旁躺着已经发黑浮肿的尸体。高高的城墙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城墙外侧是护城河，里面的水很深。桥已被破坏，只能通过一个人。中央有三扇大门，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城门。为了占领这扇门，死伤了许多战友，而我们却顺利地到达了终点。这是多么的幸运啊！
　　开在城墙中的三个城门，构成隧道形据点，没有装饰，异常坚固。两旁土包内侧的铁门关着，只有中间的一扇门半开着，铁门上有一些对历史表示感慨的白色文字：大野部队十三日凌晨三点十分占领。
　　啊！大野部队是第一个占领的！是第一个占领南京的！
　　记者“咔嚓咔嚓”地拍照。胡子拉碴的士兵们面带笑容，连车马声都仿佛表示了欢笑，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激动而兴奋。万里无云，太阳好像洒下了明媚的春光。
　　“喂，记者，你们有没有向内地报道是大野部队第一个占领的？”
　　“报道啦！今天一大早就发过电报了，现在内地一定是一片欢腾。”
　　我们如释负重，一身轻松，心里满足，喜悦而踏实。走进被炮击坏的城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宽广的南京市街，宽广的道路两旁，排列着红、黄、蓝三色的美术广告牌，向前几步，右侧有一幢用青瓷大瓦和朱红圆柱建成的宫殿般的房子，左侧是一个旧货市场。我们在旧贷市场的广场上吃了午饭，寻找回中队的路。前天敌人还四处奔跑的大街，今天我们的士兵已经毫无危险，佩着刀在上面行走了。
　　南京的街道几乎没有遭到破坏，几乎看不到炮击或轰炸的痕迹，家家户户的门都紧闭着，看不到一个市民。
　　暖洋洋的太阳照在身上，我们吹着口哨走着。中央饭店门前有很多大野部队的士兵，听说这里是联队本部。我向联队副馆询问中队去了哪里，那个面目可憎的副官不作声，没有回答。这时来了一位第一大队的副官，他非常热情地告诉我，第三中队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现在正在城内守卫。我行了个军礼，走出了副官室。在我参军成为现役军人时，联队副官中西已经是少佐了，而现在还是少佐。他是一个好色又好酒的冷酷的军官。士兵在他眼里只是傻瓜，死一个士兵就像他军服上掉一颗纽扣那样毫不在意。饭店前通讯班的士兵正忙着架线。
　　没过多久，中队回来了。“向右看齐！”我让队员整好队，向中队长举枪敬礼。
　　“放下！”
　　“我们把伤员送到了卫生队，一切顺利，现在到达。”
　　中队长询问了伤员情况后，就去了本部，第三中队向城门行进。
　　中队士兵有很多点心，据说他们昨晚在点心店住了一宿。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点心塞饱肚子了。野口不知何时带了两个苦力回到了中队，他真有本领，竟然塞满了一口袋巧克力。
　　“昨天（这里的“昨天”指12月17日。）举行了入城仪式，第一大队作为大野部队的代表参加了，你们不在，但是大家都参加了。”战友对我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一直战斗到最后，为了执行命令，才留下来负责收容伤员工作的。”
　　我们在广场集合，正在安排哨兵和分配宿舍时，突然来了要我们去收容俘虏的命令。据说俘虏约有两万人，我们轻装急行军。
　　暮色在我们脚下弥漫，不久夜幕降临了。虽然四周一片漆黑，星光闪烁，我们仍然马不停蹄地行走，走了三四里路时，看见了无数时隐时现的香烟火光，听到蛙声般的嘈杂声，大约七千名俘虏解除了武装，在田间坐着。他们的长官早已扔下他们逃跑了，只留不一个军医上尉。他们坐的那块田比路低，所以一目了然。
　　系在枯枝上的两面白旗在夜风中飘扬。围旗而坐的七千名俘虏煞是壮观。
　　把现成的白布系在树枝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来投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真可笑可悲。
　　他们居然做得出，拥有两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却毫不抵抗地成了俘虏，而这么多的兵力里一定有相应数目的长官，谁知一个不剩全都逃跑了，真让人佩服！我们只有两个中队，他们七千人如果炸营暴乱，恐怕我们两个中队的兵力也早已被全歼。
　　我们把他们排成四纵队，白旗在前面拿着，我们开始和他们并排行进。
　　有穿着浅蓝色棉军衣，外面套着浅蓝色棉大衣，戴着浅蓝色帽子的；有背着棉被的；有从头裹着毛毯的；有拿着豆沙面包的；有脱下军服换成便装的；有戴帽子的，也有不戴帽子的；有十二三岁的小兵，也有四十岁左右的老兵；有戴着礼帽穿着军服的；有把烟分给大家一起抽的，也有谁都不给只顾自己抽的。他们像蚂蚁爬行似的慢腾腾地走着，像一伙游民似的满脸痴呆的表情。他们不守纪律，也没有秩序，像一群痴呆的绵羊边窃窃私语，边向前走去。
　　第二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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