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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审判的枪毙和不可理解的恐怖，象阴云一样，笼罩着苏联全国。正是在这种阴森可怕的气氛中，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这一次，将把作为列宁的亲密战友的最后一批老布尔什维克推上被告席。现在，斯大林的刑讯专家们对自己的“成功”更有把握了。首先，他们的逼供手段已顺利地经历了两次审判的考验；其次，几年来大规模的恐怖浪潮已使人们产生了胆小怕事的变态心理，这正好成了侦迅人员向受害人施加压力的辅助手段。 现在，要摧毁受审人的意志，恫吓比许诺要有效得多了。在头两次莫斯科审判的侦迅阶段，不少被告人还不太相信斯大林会把有关株连家属的威胁付诸实现。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受审人胆敢视这一威胁为儿戏了。仅管如此，为了彻底打消被告人的幻想， 叶若夫又在每间牢房里都安插了由内务部特务装扮的犯人。“这些阿巴人”的任务，是向自己同牢的“难友”讲述一些十至十二岁的孩子陪同父母上刑场的故事。在这种到处都在杀人和自杀成风的恐怖气氛下。处于精神极度痛苦和恐慌中的被告人，对任何胡扯都会深信不疑。 在这里，我很想举几个真实事例，来说明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子女的悲惨命运。我记得。一九三七年秋，我们这些在外国的内务部人员就听说，叶若夫曾命令内务部各分局领导人在全国各地逮捕那些父母被枪毙了的青少年并象对待大人一样，判处他们死刑。刚听到这一消息，无论我还是其他同志都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因为这不可能。斯大林怎么会指控十来岁的孩子，说他们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呢？然而，这一传闻非常“固执”，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从国内传出来，而且是来自一些“消息灵通人士”。 当时，我无法得到有关老党员的子女受迫害的具体事实材料，脱离斯大林政权后。更不敢奢望找到这方面的材料。然而，生活总是充满意外——我很快就找到了能证实上述传闻的证据，而且是通过公开渠道，即苏联的官方报刊自已被露的。 一九三九年二月底，苏联报刊登出一则消息：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基市内务分局局长卢尼科夫及其手下被逮捕，因为他们曾抓过许多儿童，并强迫他们承认自己参加了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阴谋组织、这篇报导还说，这些儿童被推进本来就已挤拥不堪的牢房里，同刑事犯和政治犯关在一起。该报还揭露了一个名叫沃洛佳的十岁男孩因受本了日以继夜的刑讯而承认自己参加法西斯组织的全部过程。 一名控方的证人在法庭上作证说： “例如，我问孩子们是在哪里见过法西斯的，他们回答的大意是：‘我们只是在电影里见过法西斯。他们都戴白色的制帽。’当我又问到有关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时，孩子们的回答是：‘这些人我们是在监狱里看见的，他们同我们关在一起。” 既然孩子们在监狱里看见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那就意味着，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也同样在狱中看见了这些儿童，并肯定知道他们也被指控犯了死罪——一参加反国家阴谋集团罪及其他罪行。豪无疑问，为了保护自己的亲人和孩子的生命，不让他们遭受斯大林的严刑拷打，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斯大林怎么会允许这一“儿童案件”的公审和见报呢？这岂不是往他自己脸上抹黑吗？其实，这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知道，这本是斯大林的惯用伎俩：每当自己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后（哪怕只是在内部），斯大林就会立即把责任全部推卸到自己的手下身上，装模作样地将这些替罪羔羊交付法庭。而在法庭上，人们是绝对听不到这些被告人出卖主人的话的，因为他们同样顾惜自己和家人的生命。 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开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出庭的主要被告人有：尼古拉·布哈林——原共产国际领导人、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党内最优秀的理论家。阿列克塞·李可夫——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列宁逝世后曾任过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原党中央书记、为列宁主管组织工作的副手；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一个倍受尊敬的老党员，为革命立下过丰功伟绩，曾被列宁派去领导过苏维埃乌克兰的工作。 然而，与上述这些党和国家最优秀的活动家并排坐着的，或者，在列宁的这些被指控的朋友和战友之间，还有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此人在被告席上的出现，立即轰动了整个世界。 这不是别人，正是原内务部头子亨利希·亚果达！一年半之前，即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一个夜晚，就是这个亚果达，与叶若夫一块亲临内务部地下室监“斩”，枪毙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而现在，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亚果达自己也被推上了被告席，成了同一个阴谋组织的参加者，成了被他严刑拷打并枪毙了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老布尔什维克的“同案犯”！ 世界上难道不能找出比这更离奇更荒唐的事吗？大概，斯大林把自己那制造冤案和假案的全部天才都用进了第一二次审判，所以，他那“创造性”想象力现在已消失殆尽…… 这个现象在肤浅的观察家看来确实是荒唐的，然而，对这一荒唐现象所作出的切合实际的解释，却正好能揭示出三次莫斯科审判的一个核心秘密。问题在于，斯大林采用这种“愚蠢”的方法，绝不是考虑不周，相反，只要是玩政治阴谋，他的目光就特别敏锐，手段就特别狡猾、毒辣。他这一次之所以显得这么“蠢”，仅仅是由于无法避免一些特殊的困难，实际上，一切伪造者在其伪造品露出马脚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些困难。 把亚果达说成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同伙，固然既荒唐又可笑，但是这样一来，斯大林便得以摆脱他很久以前犯下的另一罪行——谋杀基洛夫，要知道．那件事也干得并不干净，许多痕迹都直接指向了他——斯大林。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基洛夫被杀后的第—天上午，斯大林就扔下一切工作去了趟列宁格勒，名为调查案情，实为检查那些为掩盖真象而采取循一切措施是否已经落实。当他发现“内务部之手”在案件中暴露得十分明显之时，就采取了紧急措施去消灭痕迹：立即下令枪毙直接刺杀基洛夫的凶手，秘密处决所有知道内务部插手过这一案件的人。 斯大林企图永远隐瞒基洛夫被害的内幕，可他失算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基洛夫在走廊上被杀时。他的贴身警卫居然一个也不在现场，这件事不能不引起其他的州党委成员极大地震惊和怀疑。而且，基洛夫的副手们都知道，基洛夫被杀的两周之前，凶手尼古拉耶夫就因为私藏手枪进入斯莫尔尼宫而被抓住过。他们自然要想：是谁在两周后又把通行证发给了这个凶手呢？ 最令人可疑的，也是最能证明基洛夫是被自己的政权“镇压”的，恐怕还要算斯大林紧接着下达给阿格拉诺夫和米隆诺夫的一项秘令：立即清洗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分子”。于是，几百名优秀干部被召到列宁格勒内务分局。这些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党政机关和经济企业的骨干被勒令在一周之内离开莫斯科，前往远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新的工作岗位。 在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不由党组织而由内务部来给党的干部重新分配工作，这还是第一次。由于出发期限规定得太短，许多厂长或经理根本来不及移交工作。所有试图抵制或要求给以某种解释的干部。 都被一句硬梆梆的回答给顶了回去、“您在列宁格勒呆得太久了”。一九三五年夏天，就有三千五百多名干部被这样起出了列宁格勒。这很象是几年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失败后在各大城市开展的那场清洗“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运动。难怪党内出现了传闻，说基洛夫企图组织一个新的反对派，但初露端倪就被消灭了。 此外，有关基洛夫被杀的真象，内务部工作人员所知道的，也比他们应该知道的要多，正是他们把有关列宁格勒内务分局曾插手这一暗杀的情况传进了中央各机关。 了解内情的党员都知道，亚果达这个内务人民委员实际上是个傀儡，内务部的真正主宰是斯大林。这些党员自然就会想出结论（起码要猜测）；既然内务部卷入了对基洛夫的暗杀。那就意味着这是斯大林授意干的。 基洛夫被杀的内幕，在党内基本上已不再是秘密，对这种状况，斯大林知道得比较晚：负责为他提供情报（包括各种传闻和人们的情绪）的亚果达一直不敢汇报这一情况。亚果达耳边一直回想着当初斯大林在列宁格勒骂他的那些话。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大人物虽然也逐渐听说了基洛夫案件的真相，可是他们也没及时向斯大林进言：那样一来，他们无异于主动把自己划进了“知情太多”的人。 总之，当斯大林知道这一切时，已经晚了。来不及采取更严密更合适的措施来掩盖真象了。他只剩下一条路：公开承认基洛夫死于内务部之手，但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亚果达身上；既然在前两次莫斯科审判中，谋杀基洛夫的责任是栽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身上的。那么，亚果达现在就只能是他们的同案犯。就这样，任何一个伪造犯都会产生的掩盖痕迹和推卸责任的“本能”迫使斯大林把两种互不相容的说法合为一体、从而出现了这一天方夜谈：组织了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并枪毙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实际上是他的这些牺牲品的同伙。 亚果达，这个斯大林独裁政治中有权有势的代表人物。突然出现在被告席上，本来就足以引起全国大哗了，更何况斯大林还按照自己的习惯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硬栽到了他的身上。一个领导苏联反间谍机关长达十五年的人，居然自己就是个外国间谋，这本来就够荒诞了，更有甚者，这个以残酷镇压托派分子而闻名全国的刽子手，居然自己也是个托派分子，而且是托洛茨基的死心塌地的特务。 据指控，就是这个亚果达，曾把毒药喷洒在叶若夫办公室的墙壁上，企图毒死后者。正是这个亚果达，豢养一大群医生，以便将那些他不敢杀害的人“医死”。这些手段不禁令人想起古代那些用毒花的香味和毒蜡烛的烟雾杀死情敌的传说。 然而，人们却不敢把这一切仅仅当作是恶梦般的传说。法庭审理速记稿、枪毙人的大布告，用白底黑字将这些恶梦变成了可怕的现实。在这些可怕的现实中，人们只能得出一个时刻都不敢忘记的结论：既然如此霸道的亚果达都被毫不留情地扔进了大牢，那么，在苏联就没有人是安全的；既然连制造刑讯机器的人本身都承受不住这一机器的压力，那么，任何一个死刑犯都别指望得到赦免。 说实话，如果不是形势所迫，斯大林是不会把亚果达推上被告席并指控他杀害了基洛夫的。要知道，失去亚果达，拒绝他那无人可及的效忠，这对斯大林可是个重大损失。十五年来，他们两个“携手共进”，亚果达几乎成了斯大林的“第二个自我”。再也没有人比亚果达更了解斯大林了。在斯大林的全部亲信中，就数亚果达最“劳苦功高”，斯大林对他的信任，也不是任何其他人可以相比的。 正是具备了斯大林那种狡诈和多疑的特点，学会了斯大林玩弄政治阴谋的高超艺术，亚果达方有可能用恶毒的蜘蛛网缠死斯大林的潜在政敌，才有可能为斯大林挑选一大群不讲原则却十分忠心的帮凶。 只要斯大林对哪个人民委员或政治局委员的忠诚起了疑心。亚果达立即会把自己的一名可靠的部下派去给这个被怀疑的人当副手。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亚果达的助手普罗科菲耶夫先后当上了重工业部的副人民委员和国家监委的人民委员；内务部的两位局长勒拉冈拉沃夫和基什金被派到交通道路部，给人民委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当助手；亚果达的亲信海辛和洛加诺夫斯基当上了外贸部副人民委员；内务部的一名副人民委员则被安插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的身边。有关亚果达为加强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而向各国家机关和党政部门“掺砂子”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亚果达还有一项任务，即负责为斯大林搜集足以使国家领导人名誉扫地的材料。无论哪个领导人，稍有不顺从的言行，斯大林马上就会把手伸向亚果达为他准备好了的材料袋。在这些袋子里，即有政治上的材料，例如，能证明某个国家领导人过去是沙皇警察局密探的证据，也有一些令人齿冷的小报告，例如，某个领导人的夫人曾打了家里的佣人，或是复活节时悄悄把面包拿到教堂去洒过圣水，等等。几乎所有跟随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填党表时都为自己增加了几年党龄，对这一“罪过”，亚果达当然不会放过。 至于“领袖们”在个人生活上的风流事，材料袋中装得更多。我就有幸看见过关于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古比雪夫的这类材料：他在一次宴会上把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的夫人给“偷到了手”，并在她的房间里“藏”了三天，以致于人民委员会议在这三天里不得不取消全部预定的例会。还有几份关于政治局委员卢祖塔克的小报告：一九三二年，他在一次招待会上把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的年仅十三岁的女儿灌醉并强奸了；一九二七年，他去巴黎公干，竟邀约起苏联大使馆的几名工作人员带着妻子去逛夜总会，还给了那里的妓女一大笔小费。不过，对这些有损名誉的材料，斯大林一般是不会轻易地抛出来的，除非在他认为有必要约束一下自己这些高级助手的时候。 亚果达堪称斯大林的耳目。他几乎在每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的公寓和别墅里都安装了十分隐蔽的窃听器，并将听得的情报及时密报给斯大林。正因如此，斯大林才能对自己那些“亲密战友”的底细了如指掌，甚至清楚地知道他们不小心向妻子、儿女、兄弟或朋友袒露的隐秘。这一切，使斯大林的独裁政权免造了许多不测。 顺便谈谈，斯大林“醋劲”很大，特别妒忌其亲信之间或政治局委员之间建立私交。如果这些人在闲暇时经常三个两个地在一块聚首，亚果达就得“竖起耳朵”，并向斯大林报告有关情况。斯大林认为，有私交的人相互间总是特别信任，而这种信任很可能导致反对他的集团或派别出现。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斯大林总要设法在这些刚建立起私交的人中间挑拨是非，如果此举无效，被对方识破，那就将他们分离开：将其中一两个人调离莫斯科，或采取其他“组织措施”。 亚果达虽然为斯大林立下了各种各样很有份量的汗马功劳，但他的主要“价值”却在于：他曾残忍地迫害斯大林的政敌，一心要把残存的反对派和列宁的老近卫军从地球上赶尽杀绝。 亚果达虽然大权在手，却是唯一不会引起斯大林警惕的人。斯大林知道，亚果达即使想组织反对派来对付他斯大林，党内也没有人会跟他走，因为他跟其他政治局委员不一样：他在斯大林授意下杀害过成千上万的老布尔什维克，后者的尸骨早已永远地堵死了他与老近卫军联合的道路。即使在紧跟斯大林的政洽局委员和政府成员之间，亚果达也不能找到同盟者，因为这些人对他同样恨之入骨。 眼见斯大林如此器重这个没有什么革命经历的亚果达，甚至授权他任意干涉各人民委员部的事务，分管这些部门的老革命们是不会没有看法的。伏罗希洛夫就特别讨厌亚果达为监视军队而在各部队里设置的内务机关，并敢于坚持不懈地同这些“特务”唱对台戏。交通道路部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曾对亚果达大发雷霆，因为内务部交通局干涉他的工作。主管工业和商业的几名政治局委员同样忿忿不平，因为内务部经济局的人经常跑到他们所管的企业中去调查贪污盗窃案件，闹得满城风雨，使他们名声狼籍。 紧跟斯大林的大人物们之所以对亚果达咬牙切齿，还因为后者在他们主管的部门里安插了数以千计的秘密情报员，这样，亚果达要想使他们威信扫地，任何时候都可以搜集到足够的事实，而他们却感到自己始终处于一个玻璃罩之中，一举一动都被人看得清清楚楚，此外，离开亚果达为他们派的“私人保镖”，他们竟一步也动不了。 然而，这一切却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亚果达绝不可能卷入政治局委员们的什么集团，而中央委员会中如果出现了图谋不轨的团体，亚果达及其强大的内务部就会毫不费力地将其摧毁。对于一个时刻担心丧失权力的独裁者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到一个象亚果达这样可靠的人来负责安全和保卫工作。 总的来讲，斯大林和亚果达是互相利用的。这是个不容第三者涉足的联盟。惊人的秘密和可怕的犯罪，人民的仇恨，把这两个人死死地拴了在一起。亚果达是斯大林最忠实的看门狗，他在为斯大林拼命的同时，也维护着自己的既得利益。 一九三O年，亚果达的一名副手——曾被沙是监禁过十年的老党员特里利谢尔，悄悄对自己的顶头上司的历史做了一番调查。他发现，亚果达在按中央组织部的要求填写党表时伪造了历史：亚果达说自己一九0 七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一年被沙皇政府流放，后来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可是实际上，亚果达是一九一七年才入党，在此之前，他与革命毫无关系。这就是说，亚果达欺骗了党。特里利谢尔前去晋见斯大林，出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可是，因这一调查而倒霉的，不是亚果达，而是特里利谢尔；他被斯大林撵出了莫斯科，亚果达却继续飞黄腾达。但是，绝不能认为特里利谢尔此举就真的得罪了斯大林。恰恰相反，斯大林还为此感到十分满意和高兴，因为他捏住了亚果达的“把柄”，而且是后者从不打算装进自己的“材料袋”中的材料。斯大林从不喜欢自己身边的人是诚实而有主见的革命者，而只让一些有“疮疤”的人围着他转，以便在必要时利用这些“疮疤”来要挟他们。 有一段时期，政治局委员们（他们对此应该记忆犹新）曾决心公开站出来整治亚果达。他们试图说服斯大林除掉亚果达，由某个政治局委员出任内务人民委员。例如，据我所知，卡冈诺维奇就曾于一九三二年表露过想担任此职的迫切愿望。但斯大林拒绝将这一位置交给政治局委员。要知道，这一职务是他走向独裁统治最有力的推进器。他想单独掌握这一机器，把它变成盲目地服从于他的武器，在关键时刻能够刺向任何一个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的刀子。 为使斯大林厌恶亚果达，卡冈诺维奇等政治局委员曾极力让斯大林相信，亚果达是俄国革命的“富歇”。他们指的是约瑟夫·富歇，法国革命时期臭名昭著的警察局长。此人曾连续为法国革命、执政内阁、拿破仑、路易十八服务，却并不忠实于其中任何一个制度。卡冈诺维奇以为，这种历史的比拟应能唤起斯大林对亚果达的反感，促使他下决心除掉亚果达。顺便括一句，卡冈诺维奇还给亚果达起了“富歇”这个绰号。当时，莫斯科正好出版了天才作家斯特凡·茨威格的著名小说《约瑟夫·富歇》的俄译本。小说在克里姆林宫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甚至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亚果达知道卡冈诺维奇骂他是“富歇”，尽管十分懊恼，却又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去讨好卡岗诺维奇，想改善一下自己同他的关系，但收效甚微。 亚果达在被突然免去内务人民委员（调任邮电人民委员，但紧接着就被逮捕了）之前的三四个月中，脸上总挂着令人恶心的得意笑容。我至今还忘不了他那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丑态。当时，他不仅没预感到危险已经临近，反而象一九三六年夏天那样，格外得意。要知道，他那时刚刚向斯大林献上了一份不可估价的厚礼：结束了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许多其他列宁亲密战友的预审。 一九三六年，亚果达的红运达到了顶峰。春天，他捞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总政委这一相当于元帅的头衔，穿上了为他特制的将帅服。斯大林还给了他一项最高的荣誉：为他在克里姆林宫内拨了套房间。这意味着亚果达进入了只有政治局委员才有资格进入的最高权力中心。 克里姆林宫内有好几座宫殿、礼堂和行政大楼，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住宅。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在里面占有一间面积很窄的，革命前供仆人居住的房间。尽管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回自己在郊外的官邸，但能在克里姆林宫中有一间房，哪怕又小又窄，“新贵们”也认为比住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外的花园洋房里更威风、更光彩。 好象是害怕斯大林会收回成命，亚果达第二天就搬进了克里姆林宫，当然，米柳京大街上那幢专门为他修的豪华官邸还是继续归他所有。亚果达在郊外奥泽尔基公园附近还有一幢别墅，但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他每周只去一次，似乎市里的灰尘和闷热，比奥泽尔基公园的凉爽更合他的胃口。亚果达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住户这件事，仿佛一件重大政治事件，使得上层人物们议论纷纷。当然，任何人都不再怀疑，克里姆林宫上空又出现了一颗新星。 内务部里还出现了一个传闻：斯大林似乎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投降感到十分满意，从而对亚果达说：“政治局里应该有您的一个位置”。这就意味着，在下一次党代会上，亚果达将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 我不知道，那位“富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意识到自己头上已经乌云密布，一场将在几个月后把他彻底淹没的暴风雨正在形成，但我非常清楚，亚果达虽然每天与斯大林见面，却没能从对方的眼里察觉出任何值得他警惕的微兆。相反，亚果达还认为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已近在咫尺。过去，政治局委员们瞧不起他，视他为异端，现在，他们似乎该收敛一下，给他一个平起平坐的地位了。 现在，亚果达仿佛被吹足了气，工作起来干劲之大，简直前所未有。他拼命美化内务部机关，要让它在外人眼里更加光彩夺目。他下令加快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挖掘工程，希望这条由内务部动用劳改犯施工的运河最终能用他的名字命名。这完全出于他的那种非同一般的虚荣：他亚果达存心要同卡冈诺维奇手起平坐，因为莫斯科地铁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 在这几个月中，亚果达表现出来的轻狂，达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整天忙于为内务部人员换装，使他们穿上有金银边饰的新式制服，并制定有关内务部人员的行为准则和礼节的条例。但当部里的人员刚穿上新制服，他又不满足了，决定为内务部高级官员定做高级服装；带金边饰的白色华达呢制服，天蓝色裤子和漆面皮鞋。由于国内不生产漆面皮鞋，亚果达就命令从国外进口。这套高级制服最主要的装饰物，应该是一把小巧玲拢的镀金短剑，类似于革命前沙俄海军军官的佩剑。 亚果达接着又下令，内务部哨兵的换岗仪式要隆重，要鼓乐齐鸣，惹人注目，就象沙皇御林军换岗一样。亚果达对沙皇近卫军团的内务条例很感兴趣，为了仿而效之，他规定了一系列新的行为规则和礼节。由于这些繁琐的规定，使昨天还处于平等关系中的同志，今天见面就必须相互立正，敬礼，活象机械的小锡兵。鞋后跟的碰撞声、粗声粗气的问候声，毕恭毕敬的举手礼、上级提问时简洁而谦恭的回答声，这一切，都成了一个标准契卡所必须具备的特征。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内务部里一系列革新的开端。顺便一提，红军中也恢复了森严的等级制。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苏联人民宣布：革命，连同那些使老百姓为之兴奋的许愿，都已经成为过去；斯大林制度已完全控制了国家，其稳固程度只有长达三百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才能与之相比。 不难想象，当那不忠实的命运将亚果达从权力顶峰上拉下来，扔进那阴森恐怖的，几年来折磨过成千上万名无事者的牢房中时，他有何感受。曾几何时，在卫护独裁政权和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恐怖政策时，在签署那些无事者的判决书时，他亚果达是何等得意，甚至连判决书的内容都不屑一顾。可如今，他自己也注定要象被他杀害的无数牺牲者一样，走向死亡之路。 刚被捕时，亚果达活象一头受惊的困兽，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铁笼。他无休无止地在牢房里转来转去，既不吃饭，也不睡觉，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新上任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警觉起来，派去了医生。 叶若夫很担心亚果达失去理智，因为那样对即将开场的审判闹剧极为不利。为了稳定自己这位前任的情绪，叶若夫要求当时还没被除掉的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经常去看望亚果达。斯卢茨基的拜望，使亚果达非常高兴。斯卢茨基本是个最会演戏的人，可这时也似乎对亚果达动了恻隐之心，甚至还掉了几滴眼泪。但他仍然没忘记要牢牢记住亚果达的每一句话，以便向叶若夫汇报。亚果达当然知道斯卢茨基的来访绝非本意，但这似乎无关重要。亚果达只相信一点；斯卢茨基也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如果斯卢茨基现在的上司不是叶若夫而仍然是他亚果达，斯卢茨基肯定会觉得自己安全得多；斯卢茨基一定更希望能到这监狱里来探望叶若夫…… 亚果达在斯卢茨基面前是无所不谈的。他坦率地向对方述说自己所处的绝境，并痛心地抱怨叶若夫在几个月中就把内务部这架威力无比的机器给摧毁了，而为了这架机器，他亚果达曾付出了十五年的心血。 一天傍晚，当例行探望已经结束，斯卢茨基正打算离去时，亚果达突然对他说： “你在给叶若夫写报告时，能否为我捎上这么一句话：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斯卢茨基有点慌乱，因为亚果达毫不客气地提到了“给叶若夫写报告”。 “很简单，”亚果达的解释既认真，又象是开玩笑：“我忠心耿耿地效力，斯大林仅仅给了我嘉奖，其他什么也没给；我本来就应该受到上帝最严厉的惩罚，因为我屡屡破坏他的戒律。现在，你看看我这下场，自然就能判断出，上帝在，还是不在……”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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