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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41） 希特勒把使东欧大部分领土变为其种族主义帝国视为最终目的。在这个帝国中，低等的斯拉夫人将被高等的德意志人当作奴隶来使唤。除此之外，从斯拉夫人中还应将那些犹太“毒液”清洗出去。希特勒一直坚信，获取这样帝国的决定性阶段就是对苏之战。1933年他上台后，一部分人真的相信了他在《我的奋斗》华丽篇章里所勾画的东欧帝国的幻境，相信了他那几乎用了十年才写成的毫无联系的政治宣言。30年代中期，希特勒将自己在东欧问题上狂妄的傲慢隐匿起来，并迫使德国人民相信，第三帝国将随着“平等权利”的复兴，成为欧洲和平的保障。 1922年，国际社会的两个失去原有性质的大国——革命的俄国和战败的德国突然开始接触起来，并签订了拉格洛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彼此在不提出财产要求的前提下携手合作，这大大震惊了欧洲其他国家。后来的十年中，虽然由苏维埃和共产国际策动的德国1923年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苏联同魏玛德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比起其他大国来还是要紧密得多。但1933年末，纳粹分子的篡权结束了拉帕洛和约的时代。虽然斯大林直到1941年德国法西斯人侵前才意识到纳粹的危险，但希特勒无论是对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可化解的仇恨，都早已把纳粹德国实际变成了苏联在欧洲的最大威胁。同样，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也使苏联大有难以顾全、疲于防御之势。出现的这种严峻形势，迫使苏联不得不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苏联的官方对外政策在此之前一直是建立在寻找与西方大国联合，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侵略威胁的集体安全体系之上的——这种政策可以以苏联1934年加人国联、随后又抵制国联以及1935年首次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签约的事实作为例证。1930-1939 年，任外交人民委员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忠心拥护者。十月革命前，他在英国担任了十年境外布尔什维克小组的领导，革命后他偕自己的英国妻子回到俄国。比起同一时代的其他政治家李维诺夫更加希望与西方国务活动家和西方激进分子建立友好的关系，因为这些激进分子都为自己的政府面对来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威胁、即将发起的侵略而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绝望。 但与李维诺夫的思想有所不同，早在1934年，斯大林就开始秘密寻求防御德国威胁的道路。可这条道路不是组织反对它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是想与希特勒单独好和。1934年7 月初， 即德国冲锋队参谋长艾伦斯特·雷姆和180 余人在希特勒的“长刀之夜”行动中被枪决后不久，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据说斯大林对大家喊了起来：“你们听到来自德国的消息了吗？希特勒是怎么摆脱雷姆的？好样的，希特勒！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对付政敌！”没过几个月，斯大林就把基洛夫、自己最主要的潜在敌人杀了，因此可以说，他的这项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希特勒的先例。斯大林对“西方力量对比”的评价（此种理论不顾对力量均衡的传统评估，更注重政治意志和军事实力）也反映出他对希特勒的那种与日俱增的尊敬与好感。斯大林并不相信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结盟的可能性。正如马列信仰的公理所表明的那样，斯大林深信所有资本家的自然愿望就是组织反对苏维埃国家的阴谋。俄国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内部矛盾使资本主义世界四分五裂，而正是这些矛盾给了俄国革命一个最后机会。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的刻骨仇恨导致苏联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可能性大大低于与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盟的可能性。但斯大林还是满心希望，希特勒作为一个现实政治的老手，能意识到纳粹与苏联在东欧划分势力范围会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1937年1 月，驻柏林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大卫·坎德拉基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没有提到李维诺夫）授意之下，开始为苏德政治条约的签订作准备工作，谈判是在秘密中进行。但那时希特勒对这种可能性未表现出任何兴趣。尽管如此，坎德拉基在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时，据克利维茨基说，他对与德签约的前景作出了乐观的评价。事实上，他的乐观是因为不愿承认自己未能成功地完成使命。叶若夫对克利维茨基说：“德国十分强大，可以说，现在它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希特勒造成的这种局面谁又能够怀疑呢？哪个智力正常的人能不这样认为呢？苏联只有一条路可走”。他甚至提到，斯大林曾对他说过：“我们应和纳粹德国这样强大国家签订和约。” 虽然希特勒上台之前苏对外间谍机构在德国活动十分活跃，但来自纳粹德国的情报比来自其他国家的情报在可靠程度上要小得多。德共是西方最大的共产党组织，它把几千名工人记者组织成了一个网络。这些工人记者的公开目标是——像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向共产主义报刊报导工人的劳动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们还有一项更秘密的任务——搞工业和军事情报。1930年，德共政治局委员、负责地下党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的汉斯·基彭伯格被选为德国议会议员。在纳粹分子上台前的三年中，他利用议会议员和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资格所赋予的特殊保护权，继续其间谍工作。实际上，当时的柏林成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在西方活动的主要基地、进步组织以及明岑贝格的情报帝国中心。在柏林还工作着一个意义重大、高度职业化的护照伪造机构，这个机构专为全欧洲和欧洲之外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局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间谍制做护照并编造“假履历”。汉斯·富纳斯是这个机构的护照技术专家，他曾以某个“伊瓦尔·米勒”的名字为例，来说明每个细节都要花费许多精力与功夫： “口袋里装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护照，可这个米勒也不能从天而降。他还应有一些证明他身份的必备文件。比如，出生证明，工作地点证明，社会保险证件和其他证件。所有这些证明个人身份的文件要制作成‘套’，为了使这套文件内容充实，还要让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通晓警察工作手段的专家参与伪证件的制作。” “整套”文件做完后，还要有一些辅助的安全措施。比如，当伊瓦尔·米勒第一次穿越国境时，他的护照看上去不应当是全新的。内有许多签证和边境验章的护照能说明护照持有者不止一次地安全通过检查，这样就可以减小被警察怀疑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护照制造机构还需在护照“成品”上添几个伪造签证并盖上几个边境验章；同时还需仔细制订出“旅行者”经历的路线，一切都应富有逻辑地与间谍的“假履历”相符。 据雷纳斯说，从1927年至1932年，柏林护照伪装机构每年要制造450 套左右文件。1932年11月，警察局搜查了一个护照伪装机构所在地，在那里发现了600 份空白护照表格（有伪造的，也有真的），35本“半成品”护照，800张护照照片，700张警察局的专门表格，2000个印章和许多其他用于制造“假履历”的正式文件。 在魏玛共和国灭亡前的最后几年中，使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间谍网头疼的是苏联间谍活动的死板、德共内部行动的不协调以及德国工人记者们的过分热情。这些情况往往会给间谍工作带来危害，仅从1931年6 月到1932年12月，德国法庭就审理了300多桩涉及苏联间谍机构的间谍案。 苏联情报机构在德国最大的失败，是1931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格奥尔格·泽梅尔曼的叛逃。八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苏联驻汉堡贸易委员会掩盖下活动，叛变之后，他答应为一家维也纳报纸撰写一系列有关苏联间谍在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活动的文章，并以此方式揭露基彭伯格和其他苏联间谍的长期活动。但他还未来得及实施计划，就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塞尔维亚族共产党员安德烈·彼克洛维奇干掉了。1932年，在法庭上彼克洛维奇供认自己杀人有罪。但声称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消灭叛变行为，为了许多死去的“无产阶级斗士”。由于共产党报刊掀起了保护彼克洛维奇的行动，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彼克洛维奇被无罪释放。 大部分德共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家，之所以能够在1933年纳粹分子上台之后隐蔽在国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护照机构提供的伪造文件。但纳粹警察国家的建立，对德共活动的明令禁止，人民对希特勒专制与日俱增的狂热，加之一大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叛逃，这一切都使苏联谍报网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个叫格留菲尔德（外号布鲁诺）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被派往德国，前去执行收拾残局、重组余部的秘密任务。但莫斯科总部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很快又换了一个富有经验的间谍，犹太族医生格列戈尔·拉比诺维奇。他给一个被招募者留下如此印象：“在他那双深陷的栗色眼睛中闪现着忧伤和聪颖，他那身做工精致、略显保守的衣服加深了可靠和威武的印象”。拉比诺维奇把第四局的间谍网缩减为原有编制的四分之三，并决定彻底脱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网。工人记者的队伍也再次活动起来。1934年，护照机构迁至萨尔，一年后萨尔与德国重新统一，护照伪造机构迁到莫斯科，后又迁至巴黎。国外处处长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5年在莫斯科附近召开的德共国际大会上说，苏联在德国的大规模情报网已被彻底摧毁，而拉比诺维奇目前所支撑的第四局间谍网的活动与其说是在进行情报搜集活动，倒不如说是希特勒政权的地下反对派的一种低效的活动。1936年，拉比诺维奇被调往美国，以便帮助领导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渗透活动。 由希特勒发起的消灭驻德苏联间谍机构行动。差不多是由斯大林亲手结束的。许多为苏联情报部门效力的德国人在“大清洗”时期都被逐出莫斯科，其结果与德共一样，都难逃脱灭顶之灾。汉斯·基彭伯格就是第一批牺牲品之一，1936年，他在苏联被迫承认了莫须有的“为德意志帝国搞间谍活动的罪名”。 苏联在德国间谍网的覆灭导致了更大的损失，因为德国是唯—一个未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侦察机构与第四局联合小组实施技术侦察的国家。1938年，贝利亚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这个联合小组就解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侦察机构迁到了位于捷尔任斯基大街的原“谢列克特”饭店，在这里，他们开始集中进行外交信函截听工作。绝大部分军事情报都由苏联情报总局（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获取。但直到1941年6 月德国人侵苏联前，没有一个德军高级密码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或是苏联情报总局的密码分析家破译。除极个别外。这些密码在战争结束仍未被破译。 苏联情报部门竭力在德国，尤其是荷兰、法国和瑞士进行间谍活动，以期补偿在国内的微小成效。30年代末，第四局的几名间谍开始建立间谍网，这个间谍网后来在二战期间成了苏联情报部门从纳粹德国获取情报的主要来源。这里，必须首先提到两个人。第一个是出身波兰的犹太人列奥波德·特列彼尔，他为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于1936年被别尔津招募进第四局充当间谍。1938年，特列彼尔冒名亚当·米克列尔以投资一万美元的加拿大商人身份来到比利时，与一个先前在共产国际联络部工作的伙伴、名叫列昂·格罗斯福格尔的犹太人一起组成了“优质外国雨衣”公司。这个公司成了特列彼尔间谍活动的掩护，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他成了“生意兴隆的企业家的典范”。但实际上他以此为掩护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由痛恨纳粹反犹太主义和志愿无偿为反对希特勒而工作的犹太人组成的间谍网。虽然特列彼尔与佐尔格一样是整个间谍网的领导，但他本身也是一名优秀的间谍。即使这样，在战前，他和他的间谍们并未搜集到很多重要情报。特列彼尔也有自己的道理，他后来曾解释说：“严格地说，我们在战前几乎未从事情报活动。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可靠的商业掩护、并组织必要的基地，以便枪声一响，我们就能整装待发投人战斗。”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与特列彼尔同时代的最优秀人物是匈牙利人尚多尔·拉多，他和特列彼尔一样是个犹太人，也是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被第四局招募开始情报生涯的。其工作途径也与特列彼尔大致相同，他在1936年在日内瓦以企业主身份成立了一个制图公司。二战期间他领导了对德间谍网工作。但战前他的情报业绩并未超出特列彼尔，同样是无足轻重。 战前的重要情报，基本上都是从打入德驻东京和华沙机构的间谍那里获取的。在东京的苏联间谍佐尔格本身就是个优秀的例证。佐尔格做过统计，当他前德国朋友、上校武官文金·奥托1938年4 月当上德国大使时，在佐尔格发往莫斯科的情报中，有60％的情报是从德国大使馆搞到的。有一次佐尔格甚至受奥托委托，以使馆信使身份前往马尼拉、坎顿和香港——一个苏联情报人员居然能在德国外交掩护下工作，这实在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据苏官方的说法，佐尔格直到最后也不知道，第四局领导别尔津于1938年惨遭枪决。因此，1938年他写信给上级领导的信就成了一种辛辣的讽刺： “亲爱的同志们！别为我们担心。虽然我们极度疲劳并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但我们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坚定果敢，时刻准备着完成伟大使命赋予我前的任务。向您和您的朋友们致敬。请您代为转交给我妻子的信和问候。并请密切注意她的安全……” 然而，佐尔格在二战开始前后这段时期的主要侦察方向，是日本而不是德国。1938年夏，他以手下尾崎秀实的情报为依据劝说莫斯科，日苏在满洲里附近哈桑湖上发生的第一次严峻冲突，责任完全在当地驻扎日军指挥官本人，而东京政府一直在竭力避免战争。佐尔格还在1939年5 月日本破坏内蒙古边境时，也发出过类似的安抚人心的消息。莫斯科不相信佐尔格的情报，并一度认为在苏联远东地区大规模侵略已迫在眉捷。1939年夏，第四局曾在一段时间内不再信任自己最出色的间谍。当1939年10月1 日德国人侵波兰，二战开始时，莫斯科向佐尔格发出严厉的指责： “日本准备与苏联开战，并且已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军事和政治上），而你们却搞不到任何一点儿有价值的情报。这只能给人一个印象，你们不再积极工作了。” 战争开始前两年，苏联情报机构还将另一名间谍渗入德国使馆。1937年，为第四局效力的德国犹太记者鲁道夫·根施塔特招募德国大使馆大使参赞鲁道夫·冯·谢里哈的工作获得成功、冯·谢里哈当时四十来岁，他出身于西里西亚贵族之家，出任外交职务前是一战时骑兵队的一名军官。但到30年代中期，他的薪俸与妻子的收人已无法满足他的嗜好——赌博和玩女人。与佐尔格不同的是，与其说冯·谢里哈是由于意识形态而成为间谍，倒不如说他是个金钱的俘虏。1938年2 月，第四局往冯·谢里哈在银行的帐户上汇了6500美金——这是在两战期间付给间谍们酬金中最大的一笔。” 由于冯·谢里哈具有罕见的洞察能力，他能从内部看出德对波兰政策的发展－－这正是引起苏联不安的事件，从而受到第四局的高度评价。在希特勒上台的头五年中，这个纳粹魁首极力消除波兰对其在东欧领土上扩张的有理申的担心， 并于1934年1 月与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借此安抚波兰人，以便在用现代武器装备部队之前暂时不用担忧波兰闹事，当时的上策就是保证支持波兰反对苏联。1938年10月，希特勒要求波兰实行“在反共产国际方案基础上的对俄同步政策”。“慕尼黑阴谋”之后，希特勒企图控制但泽（现在的格但斯克）港口，并进一步使波兰沦为其附庸国的野心愈来愈明显。1939年 3月，波德关系日趋紧张。英、法放弃绥靖政策向波兰保证，一旦德国人侵，将提供“全部可能的援助”。 在希特勒准备发动战争的重要关头，苏联的对德情报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来自佐尔格与冯·谢里哈的真情报与来自其他情报源的假情报被混杂在一起，难以辩认；二是，1938年3 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半年之后，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人侵。所有这一切重大事件正好与苏联当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的“清洗”高潮赶在了一起。可想而知，“下降”是必然无疑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度过“大清洗”时期的地下人员谢苗·罗斯托夫斯基（他就是厄恩斯·杰里）和其他一些间谍纷纷指出，“德国吞并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威胁不能忽视。因为这个前提如果实现，最使人担心的事就会发生：德国在芬兰建造登陆基地，从哪里给予在波罗的海的德国海军以支持，并开始穿越卡雷利阿地峡向列宁格勒发起地面行动。关于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列宁格勒党组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不止一次提到。1980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秘史强调，30年代中期驻赫尔辛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机构干得相当成功。大约有五六个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在为该机构效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和伦敦的间谍机构在“清洗”时期历经劫难，遭受迫害最大。1937年末，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所有在外工作人员实际上都被召回了莫斯科，后来他们或被枪决或被投入集中营。这样就使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完全瘫痪。与芬兰被招募的间谍的联系也随之中断了。唯一两名经过在莫斯科审讯、幸免于难回到赫尔辛基的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雷布金（他就是雅尔采夫，在大使馆以二秘身份作掩护从事间谍活动）和他的妻子、赫尔辛基“外国旅行者”处处长卓姬·尼古拉耶芙娜·雷布金娜（即雅尔采娃）。雷布金被提升为间谍头目之后，与妻子一起奉命于1938年的春天重新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芬兰的活动。 后来任芬兰外长的魏纳·坦涅虽然知道雷布金的真实活动，却发现他“是个十分活跃的、令人愉快的人。和他能够很轻松地谈论一些微妙的问题，与其同事不同，他似乎是个较为随便的谈话对象”。而卓班雷布金娜，高高的个子，淡黄色的头发，在组织中也小有名气。坦涅认为，这是位“十分美丽的妇人，虽徐娘半老，但却风韵犹存”。战后，在重建国外处的过程中，她领导德国、奥地利的情报工作。雷布金在与芬兰人的交往中表现活泼开朗、令人信任，而实际上，他的这种交往方式完全是个骗局。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都知道他是个斯大林主义的无限忠诚者，他很清楚犹太人的出身，要求自己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正统，并要遵守“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身”的原则。 1938年，雷布金接到指示，命令他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开展秘密外交活动。3 月12日，希特勒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奥地利，并立即把它归入第三帝国的版图。这一切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担心，害怕希特勒下一步将夺取芬兰的登陆基地。但这种担心很快就被庆祝赫尔辛基解放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打消了，赫尔辛基的解放并不是依靠德国，而是苏维埃制度帮助的结果。由1918年指挥过德军的留基格尔·冯·德·戈尔茨伯爵率领的代表团引人注意地参加了庆典。两天后，雷布金拜见了芬兰外长鲁道夫·霍尔斯基。在前不久逗留莫斯科期间，雷布金说，“获得了着手讨论苏芬关系的广泛权力”，而这些讨论甚至连苏联大使也禁止透露。雷布金对霍尔斯基说，克里姆林宫“绝对相信”，德国计划在芬兰驻军完全是为下一步入侵苏联做准备。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到处散布法西斯在芬兰策划的阴谋。雷布金向霍尔斯基讲明了利害关系：如果德军入侵芬兰，红军一方肯定要还击，而这导致的战争将在芬兰领土上进行。如果芬兰准备反击德国人侵，则苏联会向它提供武器和军事援助，并有义务在战争结束后撤出其军队。 但几个月过去了，雷布金为谈判所做的准备工作还是毫无进展。六月、七月中他两次拜见了首相A·K·卡扬德。雷布金再次强调，只有他拥有进行谈判的全权。他十分鄙视地说，苏联大使虽然“确实与许多人进行过会谈，但他讲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和霍尔斯基一样，卡扬德对芬兰为与苏联结成军事联盟而丧失中立立场的前景并不乐观。1938年12月，谈判改在莫斯科举行。使芬兰代表团惊奇的是，迎接他们的不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而是内贸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正如他们被告知的那样，李维诺夫对此次会见并不知晓（虽然后来他也被吸收参加谈判）。芬兰人继续抵抗着来自苏方坚持缔结军事协定的压力，同时，也不同意将芬兰湾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租借给苏联。从雷布金向霍尔斯基提出秘密建议起，时间几乎过了一年，谈判才于1939年3 月告以结束，但那时苏联外交已完全陷入了一个大变动的海洋。 1938年10月的慕尼黑会议给“集体安全体系”政策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苏联未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来自英法的压力迫使捷克人将苏台德区拱手送给了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有效保护，因此，半年后希特勒占领布拉格时，也没能抵抗多久。斯大林、贝利亚和几乎整个政治局都认为慕尼黑协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西方大国迫使希特勒放过英、 法， 将炮口转向东方，集中兵力进犯苏联。这个“阴谋者”的理论后来成了苏联正统历史科学的一条公理。直到80年代末苏联历史学家仍坚持认为，“西方大国不仅放纵了法西斯的侵略，还以最明显的方式将法西斯德国转向对抗苏联”。而实际上，虽然许多西方国务活动家对两个独裁者的冲突幸灾乐祸，但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旨在挑起德国进攻苏联的阴谋。 斯大林情愿相信英一法阴谋，这不仅因为他个人就是一个“阴谋理论家”，还因为他手中掌握有大量的情报。当时的情报工作实际上处于低谷，大部分合法的或非法的间谍人员都被消灭。还有一些属于奥尔洛夫或克里维茨基这种少数情况——临阵叛逃，即使有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没逃跑成，也在奴颜婢膝的原则“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身”指导下纷纷自寻出路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局越来越迫切、 强烈地要求国外处提供一些能使苏联领导阶层深信不疑的、 证实“秘密阴谋”理论的情报。而那些不能拿出英一法试图挑起苏一德战争证据的人，就会被怀疑与帝国主义分子有牵连。接替国外处以前那批遭到“清洗”的、善于全面独立思考的“老”间谍位置的是新一代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对如何在另一个环境中表现自我尚无足够经验，但他们却在竭力表现自己在发现和清除反革命阴谋的能力，以期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死后，1938年2 月他的副手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成了国外处代职领导。施皮格尔格拉斯本人曾在西班牙领导过秘密战，在瑞士策划过处决一个叫伊格纳季·赖斯的叛逃者。后来，另一个叛逃者、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回忆说，施皮格尔格拉斯是一个残忍的，但同时又是一个“举止得体，礼貌，实干，头脑机敏，动作灵活”的人。和斯卢茨基一样，施皮格尔格拉斯也是个犹太人。几个月后，他也被干掉了。当贝利亚1938年7 月以叶若夫继任者身份来到莫斯科时，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格鲁吉亚“执朝郎”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后来，这个“执朝郎”成了国外处的新领导。杰卡诺佐夫的外貌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身高刚过一米五O ，长着一个不大的鸟鼻子，几缕黑发横贴在那十分显眼的秃头上。20年代初，他在高加索草营人命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一个“巴库刽子手”的名声。后来这个名声又因他在“大清洗”时期担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一系列暴行而愈发振耳。杰卡诺佐夫在国际事务中毫无经验，是国外处第一位从未出过国的领导。但他比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前任都要显赫、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起到的作用都要重要。两年时间里，他升至副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当上了驻柏林大使。 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杰卡诺佐夫向贝利亚和斯大林提供了一系列情报，它们大多是有关1939年1 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罗马进行谈判的一些传闻，莫斯科认为，它们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并予以较高评价，李维诺夫曾对波兰大使说：“他得到了一个可靠消息，好像张伯伦在谈判进程中试图触及‘乌克兰问题’，这似乎使人觉得，英国不再把德国在此方向上的企图看成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莫斯科对英国企图挑起德国进攻苏联的这些补充证据深信不疑，以至于李维诺夫的一位副手三个月后在与意大利大使谈话中继续痛斥张伯伦的险恶阴谋。 正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情报机构的情报最不受信任时，此机构在苏联制订对外政策时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种渠道都被用来准备1938年与芬兰和1939年与德国的秘密谈判。与此同时，在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把主要精力用来对那些被称为反革命或亲西方的外交人员进行清洗， 这次清洗一直持续到1939年。一位经历了这段时期的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经常是你和一位同事约好再见面时谈论一些问题，第二天就发现他不再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了一一他已被捕入狱”。最引起贝利亚和斯大林怀疑的，是那些既熟知西方又富有经验的外交家。逮捕活动甚至触及到了人民委员部领导阶层。原副外交人民委员H·H·克列斯京斯也成了“人民之敌”。他在1938年2月所谓的反“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运动中被判枪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另一位副手鲍利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尼亚科夫工作时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同事们经常看到他脖子上围个湿毛巾以缓解折磨他的头痛。每当工作日结束时，他长时间地洗冷水浴。但和克列斯京斯一样，他也难逃脱被枪决的命运。 在慕尼黑会议和集体安全政策破产以后，李维诺夫本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间也屈指可数了。莫洛托夫后来指出“我们国家中就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他们只有反法西斯狂热感情，却忘掉了我们（西方的）盟国的挑拨活动”。首先他怀疑的就是李维诺夫，他认为李维诺夫整日沉施于集体安全的空想之中，反而对英法那些企图秘密挑起希特勒进攻苏联的“统治集团”帮了大忙。1938年4 月，李维诺夫在建议和英法谈判签订“反对侵略欧洲”互助条约后，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把集体安全体系变为现实。但就在那天，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在这一变动后不久，前红色工会国际领导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员。虽然李维诺夫与自己的几个前任副手不同，他经过了大清洗，但为了彻底铲除“李维诺夫残留分子”，由莫洛托夫倡议，在委员部内部成立了“精英”小组，贝利亚和杰卡诺佐夫成了小组的一、二把手。当他们出现时，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穿着便服，而杰卡诺佐夫则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制服。委员部的成员们要一个个经过这“三人联盟”的挑选。他们自然是要竭力证明他们与人民的敌人毫无瓜葛，虽然有时也有露马脚的时候。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莫洛托夫脚踩两只船，就签约事宜进行着平行谈判——公开场合与英法谈判，然后拘谨一阵之后秘密与德国谈判。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英国，人们对英一法一苏之间的谈判反应冷淡。张伯伦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对苏联的真实目的十分怀疑，即使它真诚地乐意帮助我们，它的军事潜力也不足以令人信服。”大概斯大林把与英法的谈判看作向德国施加压力、迫使签订和约的手段，或者是一个双保险，即使与德签约无法实现，与英法的这种谈判也是最明智的决定、最成功的选择。只有法国对迅速签订和约的必要性表示理解，因为它担心，英一法一苏谈判一旦破裂，斯大林就会与希特勒缔约。 为使德国签约，内务人民委员部精心策划了“积极行动”。4 月14日，苏联大使向德外交部提出议案几天后，驻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很容易就截收到一些英国外交电报，并将其主要内容发给柏林。电文基本上都是有关英苏谈判进程的。奇怪的是。在截获的电报中，也有一些解释不清的漏洞和失真。比如，电文中说，英法代表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更有利于苏联的条件，使得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而这远远超出了事实，德国的情报机构是最不可靠的消息来源：德国专家无法破译英国外交电码，而且可能在英国外交部根本就没有能够接近这些电报的间谍。唐纳德·卡麦隆·沃特教授认为，“消息一定是来源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情报机构”，只有这种推测才是唯一令人信服的猜测，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9年4 月德国大使馆突然地、而且是有选择地搞到了英国外交信件；为什么在德一苏签约前一周，情报接收又突然中断。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也同样获取了一些类似以加速双边谈判为目的的情报。 内务人民委员部拍往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伪造电报来自一个或同时来自两个源点。第一个源点是英国外交部联络部密码破译员、大尉约翰·金，1937年他被召回前一直受特奥多尔·梅伊领导，虽不能肯定，但极有可能是在1938——1939年冬，当内务人民委员部重新开始在伦敦行使领导权后，金又被重新使用。第二个源点可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电子侦察部门，金·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在其中是中坚力量方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奉送”给伦敦德国大使馆的情报，被公正地称为“最令人信服的虚假情报的光辉典范”。但这一切最终并没有派上真正的用场。当希特勒备战入侵波兰时，与斯大林签约的益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纳粹魁首根本就不需要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协助”。在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如愿签订。秘密备忘录预先规定，“当国家领土和政体需要重新考虑”时，苏联拥有对东部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在罗马尼亚）的监督权。这个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外交部和其他世界大部分国家措手不及。 两位独裁者对条约签订都欣喜若狂。签约后，斯大林举杯祝辞，“我清楚，”斯大林说、“德国人民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他当之无愧。”然后莫洛托夫为里宾特洛甫敬酒，里宾特洛甫也为苏联政府高举酒杯。仪式结束时，斯大林对里宾特洛南说：“苏联政府对待条约十分严肃，我发誓保证，苏联绝不出卖自己的伙伴。”当希特勒被告知签约之事时，他正在进午餐，他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喊道：“我们赢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一周，即10月1日，德军以150万兵力跨过波兰边境。10月17日，当波兰人英勇地、但已无望地抵抗法西斯军队时，苏联将军队开进波兰国土东部，希望从这块大蛋糕上分得自己的一块。当苏德两军部队相遇时，这对新盟友互相表示友好，互相敬酒祝辞，有些地方还举行了联合阅兵。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还被仁慈地给予了九个月的有限独立机会。但代价也是昂贵的，所有国家都不得不同意苏联在其领土上布置军事基地。当爱沙尼亚同意苏联这一要求后，斯大林安慰他们的代表团说，“我敢说，爱沙尼亚代表团作出的退让是明智的……因为在波兰发生的悲剧，可能会在你们身上重演。” 在被红军占领的领土上，内务人民委员部迅速组织了公民投票，投票中好像居民都赞成与苏联联合。 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当时波兰东南部领土以“西乌克兰”名义归人乌克兰版图。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一令人瞩目的戏剧性成就（很明显，并没有任何故意讽刺的意思）： “我们选出了代表团去参加利沃夫的代表大会……大会在巨大的、令人鼓舞的政治热情中进行了几天。我没有听到一句怀疑建立苏维埃政权必要性的话语，发言者们逐一带着喜悦、激动心情发言，说他们心中的梦想就是加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对我来说，看到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开始理解马列学说当然感到无比欣慰……虽然逮捕还在继续，但我们认为这是为了巩固苏维埃国家和开辟在马列主义原则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盖世太保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追捕“种族敌人”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则着手追捕“阶级敌人”。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出十四类被驱逐出境的对象。十分有趣的是， 托洛茨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异端者被列人第一类， 名单内还包括“曾出过国”或“与外国代表有联系”的人。这一范围包括的面太广了，其中甚至还有世界语专家和集邮家。大部分被驱逐者由社会上层代表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构成：政治家、公务员、军官和警官、律师、地主、商人、店主、神父和“积极的教民”。和纳粹德国安全机构、盖世太保一样，内务人民委员部之所以这样做，如后来弗拉季斯拉夫·安德烈斯所说，是为了“使社会失去领路人”，也就是为了消灭那些潜在的、可能组织对抗苏维埃制度的领袖。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实上与德国安全机构、盖世太保合作过，他们用苏联集中营中的德国共产党员，交换在德国居住的侨民和乌克兰人。马尔加列特·布贝尔一诺伊曼是德国的一名共产党员，她就是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城布格河的桥上被苏方交给德国安全机构的。互致敬礼后，德国安全机构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像老朋友一样亲热： “当我们走过桥的一半时，我回首望去，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还成群结队地站在那里，目光追随着我们。他们身后就是苏维埃俄罗斯的土地。一种苦涩感涌上心头，我想起了共产主义的咒语：劳动者的国家，自由者的林荫大道，受摧残者的王国……”总共约有150 万波兰“阶级敌人”用运牲畜的卡车被运往苏联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地方。1941年6 月，德国入人侵苏联，等宣布大赦这些波兰人时，已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在人世了。其中约有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在距波兰国境不远处就早已被枪决。少校索利斯基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如何在1940年4 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保护下”，落到离斯摩棱斯克不远的卡延森林： “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大的林间空地，一切都像独具特色的野餐。他们掠去了我们的订婚戒指和指向早晨六点半的手表，还收走了皮带和刀子。他们会把我们怎么样？” 三年后德军一分队发现了索利斯基的尸体，制服口袋里的这本日记和卡延森林中埋葬四千名波兰军官的坑穴。大部分被枪决的人都被反绑着双手，每人后脑勺都有一个子弹洞。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惨无人道的牺牲品中，有一些甚至是熬过莫斯科大清洗时期的波兰共产党员。1940年，弗拉季斯拉夫·哥穆尔卡（后来的波兰领导人）从苏联跑到了德国。 德一苏瓜分波兰之后，苏联就开始慢慢走上了老路，重新向芬兰施加压力。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头目，雷布金只向斯大林汇报那些他想听的情报，也就是战时芬兰人会和波兰人一样迅速投降，芬兰工人阶级会支持新的共产主义制度。1939年10月，芬兰代表团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此时，他们对德苏秘密协定还闻所未闻，更不知道芬兰将陷入苏联控制之下这一不幸的前景。斯大林亲自告诉他们，苏联要他们让出岛上、岸上军事基地，以及列宁格勒以北的一块领土，用以交换的是一块他们根本不需要的苏联卡累利阿。“看来，我们这些普通公民是无法取得进展了一一一两周谈判后，莫洛托夫对芬兰代表说——现在该由战士们来说话”。这年夏天，苏联制定出了两个侵芬计划。指挥列宁格勒军区的梅列茨科夫将军认为，占领芬兰只需三周时间。总参谋长、元帅沙波什尼科夫认为，战役需持续几个月。斯大林倾向于梅列茨科夫的计划。赫鲁晓夫后来回忆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共产国际总书记奥托·库西年以及斯大林的一个对外政策助理见面时的情景： “我走进房间时，斯大林在说：‘让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只要我们稍一提高嗓音，芬兰人就只能唯命是从。如果他们抵抗，我们只发一枪，芬兰人马上就会举手投降’。” 11月30日，当苏联军人跨过芬兰国境线开始“冬季攻势”时，他们被告知，受压迫的芬兰劳动人民正张开怀抱等待着他们的到来。红军的轰炸机不断在赫尔辛基上空抛洒传单，号召工人们与红军联合，赶走那些资本主义的剥削者。在被红军解放的第一座芬兰城泰里约基，成立了由库西年领导的傀儡“芬兰民主政府”，他声称“政府拥有人民的绝对支持”。12月2 日，这个政府很快就与苏联签订了协议，让出了前不久苏联想从卡扬德政府那儿得到的全部土地，并宣布“芬兰人民的英勇斗争与苏联红军的努力，应当能消除前芬兰财阀政府为了帝国主义大国利益在苏芬边界上建立的军事传染源”。 在第一总局的秘史中，导致对“冬季攻势”的虚假乐观是由雷布金的一些亲苏间谍（他们的圈子很小，只能反映芬兰社会舆论的很小部分）搞到的情报造成的。由好拍马屁的雷布金亲自转送的这些情报诱使斯大林对自己先前的设想更增添了信心。战争开始时，莫斯科对“芬兰政府丢下赫尔辛基去向不明”的情报深信不已。但战争根本就没有按照预订的计划发展。勉强凑够二十万的芬兰士兵和军官，竟然战胜了拥有重装甲坦克和有空中保障的百万苏军。身穿白色伪装衣的芬兰滑雪者从树林中闪现出来，将长长的苏军队伍分割消灭。正如赫鲁晓夫所证实的那样，斯大林对着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大发雷霆，指责他的失败。伏罗希洛夫也高声争辩：“您应当指责自己！是您消灭了军中的老近卫军，是您枪毙了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广在激烈的争吵中，怒气冲冲的元帅甚至打翻了一个盛着烤乳猪的大盘子。 为了“坚定”红军战士的决心，部署在第一线后面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按命令可向那些试图退缩的队伍开火。由于红军在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上的明显优势，芬兰的抵抗最终还是被摧垮了。按照1940年3 月签订的和约，芬兰不得不将列宁格勒以北的卡累利阿地峡和有十分之一人口居住的领土割让给苏联。但是库西年的傀儡政府也很快消失在历史的垃圾堆中。 与德国相比，苏军在“冬季攻势”中的失利与1940年4 月德军占领挪威的神速形成了强烈反差，而与五、六月份德军闪电般六周拿下法、荷的成功之举之间就更有着天壤之别。莫洛托夫把德国大使舒伦堡召到克里姆林宫，向他转达“苏联政府对德国军队的伟大胜利的最热烈的祝贺”。苏联对希特勒的胜利作出了虽不算“巨大”却也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德军的坦克装着苏联的燃料冲向阿布维尔海边，把鹿特丹夷为平地的德国炸弹充塞着苏联生产的火棉，而在敦刻尔克撤退中击中英国士兵的子弹的外壳，是由苏联铜镍合金浇铸而成的”。 正当希特勒的军队迈着胜利的步使行进在荷兰时，《消息报》评述：“最近的战况再一次证明，弱小国家为保存自身而企图中立——纯粹是幻想。这样，小国能存活下来并保持独立的可能性就越来越渺茫”。局势愈加明朗，波罗的海国家存在时间已屈指可数。6 月15日深夜，杰卡诺佐夫把几个负责人召到他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其中包括自己的助手、副外交人民委员、以莱比锡听证会检查长而闻名的安德烈·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对来者说，他们被“精选”出来是为了完成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任务”。“按照政治局的决定和斯大林同志的建议，现在该解决我国西北边境的安全问题了。”杰卡诺佐夫接着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可能（甚至可以确信无疑）参与了“巴黎一伦敦交易所”的阴谋。莫洛托夫在与舒伦堡谈话中虽未直接提到交易所，但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在那天晚上的会议上，杰卡诺佐夫说他将亲自领导在立陶宛的战役进程，而维辛斯基和日丹诺夫将分别前往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如果这些国家的工人要求将资产阶级制度改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同志说，他不会反对这项决定”。我们可以从杰卡诺佐夫的立陶宛计划中对这三个小组的行动任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份计划的制定日期是1940年7月7日，它后来落到了德国人的手里。计划预计要消除一切仇视国家的政党人士的影响，他们包括民族主义者、民主意志主义者、人民党党员、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年轻的里托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社会一民主主义者、民族近卫军等。行动应在1940年7 月11日夜、12日晨在整个立陶宛境内同时进行。 1940年7 月中旬，在上述三个国家，实际上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组织的选举表明，当地居民的积极性不高， 但共产党却获得了令他们满意的票数：在立陶宛获99．2％选票，在拉脱维亚获97．8％选票，在爱沙尼亚获92．8％选票。7 月21日重新选出的政权机关纷纷请求与苏联结盟，而苏联最高苏维埃直到8月3旧才允诺了这一请求。 凭借着其成千上万的情报人员， 内务人民委员部继续进行着接连不断地逮捕“人民之敌”行动。仅在德国军队人侵苏联前一周的6 月14日深夜到15日凌晨一夜间，六万爱沙尼亚人、三万四千拉脱维亚人、三万八千立陶宛人被投进卡车运到了几千公里外的苏联集中营。而在德国法西斯开始人侵前，百分之四的爱沙尼亚人和百分之二的拉脱维尼亚人和立陶宛人被驱逐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 1940年11月12日，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和贝利亚的副手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到达柏林就苏德利益问题进行谈判。虽然杰卡诺佐夫在国际事务中的经验仅限于征服了立陶宛，但他还是三人中最有经验的“旅行者”，因为对莫洛托夫和梅尔库洛夫来说这是第一次出境。11月20日，当谈判还在进行时，斯大林就宣布任命杰卡诺佐夫为驻德大使。12月18日，希特勒签署了臭名昭著的21号“巴巴罗萨”秘密计划。计划命令在1941年 5月15日前完成“闪电般摧毁苏维埃俄国”的准备工作。第二天，希特勒第一次接见杰卡诺佐夫。希特勒当时心情很好，而孱弱的杰卡诺佐夫却由两名为了强调苏联大使体力不佳而特意挑选的彪形大汉相伴左右。当苏联最需要来自德国的上佳情报时，作为第一个被任命为大使的前国外处领导人杰卡诺佐夫，从理论上讲应支是处于最佳位置、最能有所作为之人，但杰卡诺佐夫不是特里利谢尔或者阿尔图佐夫，甚至不是斯卢茨基。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愚忠，对“阴谋”的多疑和对国际形势的一知半解，顺理成章使他成为苏联情报机构毁灭性失败的同谋。 在杰卡诺佐夫任大使的七个月时间里，和斯大林一样，他最关心的就是臆想出的英国阴谋，而不是真正的德国阴谋，苏德关系从未引起他任何担心。苏联的石油一如既往地流向西方，灌满了德国军车油箱，而德国的武器和装备却打通了相反方向——通往东方的道路。1941年 1月，苏联用价值7500万美元的黄金从德国买走了波兰的苏瓦乌基地区。1941年初，希特勒以个人名义致函斯大林，说由于德国中、西部地区“遭到英国空军的狂轰乱炸，并且很容易被英国人从空中侦察”，他不得不将大部分军队向东重新布置（实际上，希特勒“忘了”指出。这一切都是“巴巴罗萨计划”的一部分）。 苏德之间一度关系紧张的焦点在巴尔干，德军进人巴尔干引起了苏方的几次正式抗议。4月6日签订了极其含糊的南一苏协定。虽然这项协定并未要求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新闻界对此协定还在大加赞赏。可没想到，第二天德国就开始了总攻，仅仅过了几天，南斯拉夫就拱手求和了。虽然苏联对此提出抗议，但斯大林决定不造出声势来。1941年 4月，苏联对德原料供给达到自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的最高记录：208000 吨小麦，50000吨燃料，8300吨棉花，8340吨金属。苏联还通过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帮助运送德国从东方购买的4000吨橡胶。4 月中旬，在欢送日本代表团的仪式上，斯大林对参加仪式的舒伦堡和其他德国代表简直殷勤之至，他拍着不知所措的武官助理的后背，对他说：“我们会成为至交的！”“五一”莫斯科阅兵时，斯大林让杰卡诺佐夫和自己一起站在红场列宁墓观礼台的荣誉位置上。 由于极度担心“挑衅行为”会招致希特勒的仇视，并威胁到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甚至对在德国的情报机构的活动也进行了限制（这种限制在其他国家从未有过）。斯大林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驻柏林间谍头目制订的首要任务是揭开希特勒成功的秘密：“是什么使纳粹总是一帆风顺？它又是怎样征服了大半个欧洲的？”1941年春被派往柏林的情报总局军官伊斯梅尔·艾哈迈多夫得到上级指示，“斯大林对希特勒的力量来源特别感兴趣”，他应当“把有关此问题的、不加修饰的客观情报提供给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柏林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监督情报总局的活动。有一次，内务人民委员部头头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当着许多间谍的面将情报总局工作人员大骂了一顿，之后很长时间，每当想起此事，科布洛夫心中都有一种满足感。挨过这次臭骂的艾哈迈托夫认为，可能科布洛夫“只想看看，我会不会犯什么日后他借以整我的错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机关有一个房间（德国人侵苏联后，大使馆迁出时发现的）专供审讯、拷打和消灭“人民之敌”。杰卡诺佐夫统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在使馆中他与“土皇帝”别无二致。艾哈迈托夫回忆，在使馆工作人员会议上，“他经常历数完要完成的任务和要继续做的事情后，就开始把所有的人不留情面地批一顿……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表明谁在使馆里是老大。” 驻柏林使馆的间谍活动也进行得十分艰难。原来，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就没有几个能干的间谍，而情报总局间谍头子亚历山大·埃德伯格（真名可能是谢尔盖·库德里亚夫采夫。后来他常出现在像加拿大和柬埔寨这样相距甚远的国家里）也仅限于招募一些精心挑选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 当然，其中有两名间谍还是值得一提的，他们是阿尔维德·哈尔纳克和哈罗·舒尔采一博伊金。哈尔纳克1901年出生于著名历史学家的家庭，也是一个著名哲学家的侄子，20年代中期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32年访苏期间，哈尔纳克与库西年、皮亚特尼茨基建立了联系，并同意为共产国际地下组织工作。1933年，他开始在德国经济部门工作，并逐渐获得了要职。然而在1940年他未被埃德伯格招募以前，他与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并不频繁；后来他在共产国际地下组织的同事，莱因霍德·申布伦谈到他时说： “他是个自负、冷酷、固执、精力旺盛而能干的人，然而他不是个令人愉快或者是直爽的人。他总是十分严肃，缺乏幽默感，我作作为他的同事在他在场时总感到有些不自在，总觉得他身上有某种清教徒式的东西，狭隘而又教条，但他却是一个非常有远大抱负的人。” 舒尔采一博伊金，另一个埃德伯格所器重的间谍，却是完全另外一种人。二战期间，一个被称为“红色乐队”的情报小组的领导利奥波德·特雷伯发现他是个“热情、诚挚的人，与阿尔维德·哈尔纳克的冷漠与沉静大相径庭”。舒尔采·博伊金出身贵族家庭，1933年二十四岁时成为共产党员。纳粹分子上台后，盖世太保曾三期拘留过他，但他的家庭用自身的影响将他解救出来，并在格林史领导的航空部为他谋了个侦察官的位置。在德国反间谍报告中指出，他从1936年开始进行（已被证实）破坏活动，他通过中介人，把反对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军事行动计划交给了驻柏林的苏联大使馆。 除对哈尔纳克和舒尔采一博伊金的工作进行监督、领导外，埃德伯格还与外交家鲁道夫·冯·谢里哈保持联系。鲁道夫是1939年8 月从驻华沙使馆调至德外交部情报处的，由于每天都参加处领导会议，冯·谢里哈能及时地把德国外交政策的动态提供给莫斯科。伊莉莎·什乔贝是鲁道夫·根施塔特（德国记者，为第四局效力，是他在1937年从华沙招募了冯·谢里哈）的情妇，她在外交部新闻中心供职。这一工作性质使人们对她与驻柏林的塔斯社代表保持接触不产生怀疑。塔斯社的记者就是通过她把冯·谢里哈搞到的情报拿到手，并送给苏联大使馆的埃德伯格。促使冯·谢里哈干这一行当的原因完全是物质利益。1941年 2月，什乔贝比冯·谢里哈过得更艰难，因为她染上花柳病，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法国、荷兰战败后，特雷伯的间谍们开始注意搜寻有关德国军队动向的高质量情报。特雷伯将总部迁至纳粹占领的巴黎并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间谍活动。特雷伯分别以“西梅科斯科”和“西梅克斯”为商号，在布鲁塞尔和巴黎成立公司。“西梅克斯”公司的办事处设在爱丽舍大街， 它与一家正在德国军队修筑工事的“托特”公司建立了广泛合作。正是通过“托特”公司一名反纳粹工程师柳德维格·考恩茨的帮助，特雷伯于1941年春才得到并将有关“巴巴罗萨计划”的第一个情报发往情报总局总部。莫斯科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德国备战进攻苏联的预警情报。 斯大林常与情报部门的一个领导，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中将谈论这些不祥之情。1940年 7月，戈利科夫将军在他40岁时当上了情报总局（战时代替第四局）领导。戈利科夫在情报方面并无所长，之所以提拔他，是由于他政治上可靠和在指挥第六军占领波兰时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而他在军事侦察上却毫无经验可言。后来叛逃的戈利科夫的部下伊斯梅尔·艾哈迈托夫是这样描述自己的领导： “虽然他身穿威武的工农红军中将军服，但身材却实在不算魁伟。不足一米六的个子，身体肥胖、完全谢顶，脸色是一种让人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深红色。但在他眼中你会立刻感到一种坚强的力量，从他那深蓝色小眼睛中发出的刚毅目光简直就能把谈话者穿透。” 戈里科夫训导自己的下属要注意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情报总局的工作人员将它领会为要善于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威优势。1940年 9月，戈利科夫在情报总局六个战役部领导会议上说，他接到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的指示，要继续对情报总局进行清洗。他说：“有太多的人、太长时间地呆在国外，与国外人交往甚密，他们就对安全问题造成了极大威胁”。伊斯梅尔·艾哈迈托夫是当时接受清洗任务的领导人之一，为寻找可能的候选人他查看了档案卡片： “有时我很走运，真能找到一些倒霉的人。他们实际上都犯过某种罪行，早晚都会被清除出系统。然而我还是主要注意他们与西方的联系。” 1940年12月，与斯大林连续谈话后，戈利科夫召开了全体领导会议。他的发言可算得上是教条主义、忠诚斯大林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暴露了他对国际形势极其肤浅的认识。戈利科夫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定性为“斯大林同志辩证天才的作品”。他认为，有关德国人侵的预告不切实际，英国如同法国一样很快就会被摧毁，它的殖民地也会被德日瓜分。那时作为经典资本主义的心脏，美国就会为了将英国从彻底崩溃中解救出来而向德国开战。“这时苏联就会耐心等待，直到该它出场为止。资本家们一开始互相削弱和倾轧，我们就将解放全世界。” 虽然大部分有关制订“巴巴罗萨计划”的情报，都是通过情报总局信息渠道获得的，但这些情报的复本还需要同时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份，从1941年2 月开始，这些情报改送到重建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去。 1941年2月3日， 内务人民委员部（过去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安全情报机构被分离出来，单独成立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贝利亚的又一个格鲁吉亚马匪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成了这个部门的领导。1921年到1931年，梅尔库洛夫先后在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干了十年。后来又被调到格鲁吉亚搞了七年“党的工作”，终于在1938年12月当上了贝利亚的第一副手。透过梅尔库洛夫教条的、残酷的斯大林主义，显露出他唯心主义肃反工作者的品性，他以牺牲自己的伟大理想为代价熬过了“大清洗”时期。与斯大林一样，梅尔库洛夫深信“共产主义与西方哈叭狗的厮斗早晚会来到……我们健康的、充满活力与感召力的理想——列宁和斯大林的理想一定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有一次他甚至还创作了一个表现斯大林精神的电影剧本。在影片中，战胜资本主义恶习的男女主人公驾驶着集体农庄的新拖拉机一直奔向苏维埃深红色的晚霞中。战后与梅尔库洛夫进行过谈判的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尼古拉斯·尼亚拉基认为“他是个怪人：他集伟大的善良与兽性和残忍于一身，他既保持着绝对严肃，又异常思维敏捷，他有着约夫（1589年任俄牧首，l605年失去牧首宝座并被放逐一一译者注）的谦逊。他还是个瘾君子，他一天不停地要抽上四五十根烟。这是一个如此有威力的人，他在场时苏联大使都站得笔直。梅尔库洛夫是个千面人，他讲话时，嘴上总挂着谦虚的微笑。梅尔库洛夫（战后）以无情的顽强精神亲自领导过屠杀近二百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但就像一个人性尚存的强盗一样，他对孩子们具有典型的俄罗斯式的多愁善感，当我们关系十分密切时，有一次他含着眼泪给我看他服役的儿子的照片。” 虽然尼亚拉基讲的是梅尔库洛夫的“超人的智力”，但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他一分钟也没忘记“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己”的规矩。 在重建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里，负责国外情报的机构升了一大格，现在不叫“国外处”而升为“国外局”。年轻的局长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接替了自1940年以来任国外处最后一任处长的杰卡诺佐夫的职位。1938年末，党中央为了充实经过清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挑选了200 名具有大学学历、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加人到机构中来，菲京就是其中之一。菲京较为正经刻板，在决定问题时，他并不完全像梅尔库洛夫那样，只是一味连媚奉迎，而是无论什么样的情报分析他都上报。与他的三位前任，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施皮格尔格拉斯和杰卡诺佐夫不同的是，菲京的画像今天仍挂在——伴着对他一生的颂辞——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荣誉厅内。 菲京接到过来自情报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但直到的1941年6 月22日德国人侵前，他比情报总局局长戈利科夫的影响要小得多。然而，无论是菲京还是戈利科夫，都没能真正影响到斯大林，使其相信“德国威胁”的存在。斯大林的传记作者德米特里·茹尔科戈诺夫认为，“直到最后一刻，斯大林还在指望他的洞察力和预言的力量”，极端盲目的自信使斯大林把那些与他的“阴谋理论”不符的大部分情报全都抛弃了。 1973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的作者们认为，当时，莫斯科从各种信息渠道一共搞到了84份有关德国人侵的“警告”情报。假如今天还搞这种调查的话，那么情报的实际数量肯定会超过100 份。戈利科夫战后曾宣称：“苏联的军事侦察有着可靠的秘密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源遍及一系列国家，包括德国”。然而，在1942年 6月22日前，戈利科夫自己对大部分情报来源也不大相信。他把获得的情报分为两类：来自“值得信任的情报来源”的情报和来自“可疑情报来源”的情报。看戈利科夫把大部分有关德国不宣而战的情报划归到第二类了。菲京对上报情报的可靠性比较相信。他后来说，他曾准备了一份关于“来源可靠性”的论证报告，但梅尔库洛夫却拒绝签字并上报斯大林。“上面，——他对菲京说——他们（就是斯大林）更清楚该怎么评价这个问题。” 1941年 3月21日，戈利科夫把来自各种情报源有关德国制订出突袭苏联计划的警告信息一并呈送给斯大林。但和报告一起呈上的，还有他自己的结论：只要德国尚未摧毁英国或者尚未与之签订和约，进犯苏联就不会成为可能。“那些认为反苏战争不可避免，并在今春开战的预言和文件都应看作是英国人，甚至是德国人散布的伪情报。”那时任总参谋长朱可夫元帅后来说，戈利科夫的报告只呈给了斯大林：“（他）未向其他任何人报告过，甚至是总参谋长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或许这是夸张，但无论是朱可夫还是铁木辛哥，都无权接近有关德国可能进攻的大部分情报。苏联历史学家维亚切斯拉夫·达希切夫指责戈利科夫，说他“为了讨好斯大林”，自己杜撰报告。但是戈利科夫的报告并不是他奴颜婢膝的结果，这里还有他的“坚强信念”在作祟，尤其是他对斯大林旨在“挑起英德争端保全自己”的阴谋深信不已。 关于希特勒的真实意图，邱吉尔曾提醒过斯大林，但这种尝试却更加深了斯大林对英国阴谋的怀疑。在所有西方国务活动家中，斯大林最不信任的就是邱吉尔。他认为邱吉尔是个恶魔，正是他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挑起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恶毒进攻，然后又急于撕毁英一苏贸易协定；还是他于1927年在英国内阁拉帮结伙，策划中断对苏外交关系的行动。现在他又上了台，斯大林认为他已酝酿好了新的反苏阴谋。 可能有关德国进犯苏联的最严肃的警告是来自1940年6 月25日邱吉尔写的、并在7月1日由新任驻苏联大使赛尔·斯泰福尔·克里普斯亲自交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件。邱吉尔的警告不仅以所获情报为依据，还有对希特勒未来战略的准确评价。但斯大林把这封信看作不是德国，而是英国旨在挑起苏德战争阴谋的又一证据。 按照斯大林的指令，莫洛托夫向德国大使舒伦堡递交了照会，照会中向德国告知了邱吉尔的警告。斯大林还把从英国和美国获知的情报也转告了德国，这显然是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希特勒就有可能怀疑他与德国的敌人有密谋。 1940年 9月，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了从内部了解英国政府政策的机会，因为约翰·克恩克罗斯成了那时兰卡斯特公爵首相上院议员亨基的私人秘书。在英国社会活动家中，上院议员亨基具有在内阁委员会和白厅工作的丰富经验。 从1912年到1938年，他曾先后担任过帝国安全委员会、内阁及其下属许多委员会的秘书。1939年战争开始以后，亨基逐渐成了张伯伦“军事内阁”中没有部长职位的部长，而情报工作也进人了他的职责范围，亨基就此还写过两份详尽的报告。当邱吉尔1940年5月取代了张伯伦以后。 亨基失去了在“军事内阁”的职位，但却保住了兰卡斯特公爵首相的部长官衔，继续有权阅读内阁的所有文件、主持许多秘密委员会的会议检查获取的各种情报。 通过亨基私人秘书克恩克罗斯之手的政府文件是如此之多，以至他想把其中一小部分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不可能的。克恩克罗斯从亨基1940年上半年有关“评估战前可能性”的汇编文件中选出了三分之一，作为第一批情报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些文件准确地预测说，德国侵占不列颠岛的计划不会得逞，希特勒会集中兵力用潜水艇对付英国。 在亨基领导的众多委员会中，由英国最著名学者组成的科学委员会引起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殊兴趣。1940年为了协调战时科学技术的运用，这些学者们被召集在一起。克恩克罗斯的目光始终紧紧盯着与从前一样有权接近“军事内阁”秘密文件的亨基。1941年，新“军事内阁”做出决议要对亨基的外交电报加以限制，但克恩克罗斯帮助亨基立即上诉英国外交部，结果限制很快就被取消了。 但克恩克罗斯发出的“军事内阁”文件以及其他苏联间谍通过各种消息来源获得的文件都无法使斯大林相信，邱吉尔有关德国人侵苏联的计划是以现实存在的危险为依据的，而不是以挑起斯大林和希特勒矛盾为目的的、背信弃义的阴谋为基础的。1941年4月3日，根据一份有关德国准备人侵苏联的破译材料，邱吉尔又一次向斯大林发出紧急警告。邱吉尔指出，这份“情报的来源渠道可靠，内容可信。”邱吉尔后来写道，他发出的警告目的，是为了指出它的“特殊意义并引起斯大林的注意”。由于驻莫斯科英国大使克里普斯担心斯大林会把此信看成“一向的离间阴谋”，所以并未及时转交。当邱吉尔得知克里普斯在4 月19日才通过维辛斯基之手把他的信交给斯大林时十分恼火。克里普斯的担心果真成了现实，斯大林正是把这封信看作一种离间行为。后来克里普斯抱怨：“不仅是斯大林，连莫洛托夫也想方设法回避与我见面，好像我就是死神。斯大林……不愿与邱吉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且最害怕德国人知道他在和邱吉尔通信。” 斯大林倾向于把所有有关德国可能人侵的情报，无论来自哪个消息来源，都看作是英国杜撰出的阴谋的证据。 4月17日，驻布拉格情报总局间谍头目向莫斯科报告，希特勒准备在6 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条消息是德国的一名身居高位的军官提供的，他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以“斯科达”工厂（位于比尔森市，是一个重型机械制造联合企业一一译者注）总工程师的身份工作，消息来源绝对可靠。但这份情报按情报提供者的指令交给斯大林时，他把报告退了回去，并在正文上端用红笔写下了措词十分激烈的批示：“英国人的挑拨！再分析分析！斯大林。” 斯大林始终认为英国人图谋不轨，他们不过是想挑起苏德的矛盾。这种盲目、狂妄的偏见与敌视恰恰助了希特勒一臂之力。 为了将斯大林引人歧途并顺利完成“巴巴罗萨计划”的准备工作，德国最高指挥部经常故作声势，指责英国之所以散布有关德国人侵苏联的谣言，其目的是要“搅混井里的水”。这种“英国阴谋”理论没想到还真被一件突发事件给弄得难以辩别真假。1941年5 月10日，希特勒的副手，发了疯的鲁道夫·格斯意外地飞到了苏格兰。一般认为，格斯受卡尔·豪斯浩弗教授“地缘政治学”思想的多年影响，而后者十分主张建立英德联盟共同对付苏联。突如其来的谜一般的格斯的到来，使英国政府被迫保持难堪的沉默，而这更加深了莫斯科对反苏阴谋的怀疑。斯大林“深信”，英国正在挑起德国进攻苏联。在伦敦正在进行着由格斯提议的秘密谈判。实际上格斯对“巴巴罗萨计划”只字未透。相反，他一直坚持说：“有关希特勒打算对苏联不宣而战的谣言是站不住脚的。”格斯说，他此行的使命是缔结英德和约。英德双方都认为他精神不正常，而斯大林却不这样认为。 直到“巴巴罗萨”战役开始前，虽然苦苦困扰斯大林的“阴谋”理论主要是施加给英国人的，然而斯大林也越来越强烈地怀疑德国也在推波助澜，参与了阴谋活动。而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伯爵秘密制作的有重大意义的预告更加深了斯大林对“德国阴谋”的怀疑。6月初，舒伦堡邀请刚到莫斯科不久的杰卡诺佐夫到自己官邸共进早餐。人席的苏方陪同人员一共有两人，即使馆参赞古斯塔夫·希尔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翻译B·H·巴甫洛夫。后来希尔杰说，舒伦堡是想借这顿早餐警告杰卡诺佐夫，德国突然人侵苏联的计划确实存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航苏联历史学家（虽然远非所有历史学家都持这种观点）否定了这种说法，把它看作“不合实际的事件”。然而在1988年，一家苏联杂志发表了退役克格勃军官厄恩斯·杰里在那顿早餐事件发生二十年后写成的一份报告，报告的依据是对甫洛夫的采访记录。舒伦堡当时是想就希特勒的真实计划警告杰卡诺佐夫。在1989年《真理报》上发表的历史学家格奥尔吉·库曼涅夫的文章中又补充进了来自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旁证。正像米高扬所知道的那样，舒伦堡当时对杰卡诺佐夫说： “也许这是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但是我还要向您公开我们国家的最大秘密……希特勒已决定 6月22日向苏联开战。您也许会问我，我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因为我是在永远反对与俄罗斯交战的俾斯麦传统中受教育的。” 杰卡诺佐夫认为舒伦堡的话是挑拨离间，但还是把这番话的内容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接着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假情报已经开始在大使级上传播了！”厄恩斯·杰里得出的结论是对的：“斯大林认为德国大使所提供的信息不过是希特勒迫使苏联向德国做出新的让步的狡猾的一步。”由于越来越难掩饰德军向东调动的行动，德国情报部门故意放出谣言说，希特勒已经准备好了要求苏联进一步让步的最后通谍，同时还要做出一些武力相逼的姿态。正是这并不存在的最后通谍的威胁，而不是突然进犯的真正威胁，使斯大林整日坐卧不安。误入歧途的不只是他一人，许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记者也上了最后通谍谣言的当。 有关德国突袭的最严肃的警告，来自佐尔格和德国内部的情报网。5 月19日，佐尔格报告说：“包括150个师的9个方面军将集结起来对苏开战”。这份情报使斯大林几乎恼羞成怒。斯大林生气地说。佐尔格“不过是个无耻之徒，在日本经营几家小厂，整天泡在技院里。”情报总局对佐尔格警告的回答十分简短：“我们怀疑您提供情报的真实性。”当复电传到日本时，佐尔格的无线电发报员马克斯·克劳森正和他在一起。佐尔格当即大喊道；“这些混蛋怎么能对我们的报告置之不理？”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使劲地用手挤压头部，克劳森都有点害怕他会把头挤碎。后来的一个月内，佐尔格还试图使莫斯科相信危险的真实性，然而莫斯科十分顽固地拒绝相信他，这使佐尔格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佐尔格的日本情妇从前认为自己的情人一向是十分殷勤并且情感丰富。可自从有一次与莫斯科“谈心”之后，佐尔格回到家里便喝得酩酊大醉，并且还带着如此的愤怒在办公室与她做爱，为使自己不喊出声来，她不得不用手捂住嘴。还有一次，她发现佐尔格失神地躺在沙发上，泪流满面。“我是多么孤独！”——他向她抱怨。 在苏联情报机构的官方档案中记载着： “佐尔格同志6 月15日向中心报告：‘战争6 月22日开始’”。事实上佐尔格被日本反间谍机构逮捕后一次也未提到，他曾告知莫斯科战争开始的确切时间。他所判定的“巴巴罗萨”战役开始的大约日期是6 月22日。佐尔格当时还不知道，克劳森对间谍活动十分失望，并且，虽然不是情愿地，却开始对希特勒的功绩表示出了相当大的好感来。他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向莫斯科发送佐尔格的情报。“我拿到佐尔格许多报告战争不可避免的消息，——克劳森被捕后说。——但我只向莫斯科发了一小部分。我不记得我曾发过预告战争开始日期的情报。” 正如一位对克格勃倍加称颂的苏联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莫斯科是在1941年 6月16日搞到了“德国两个情报小组”发出的关于希特勒准备进犯的、“最重要”的情报，很可能这两个小组就是哈尔纳克和舒尔采一博伊金的小组。 “德国已做好了军事人侵苏联的充分准备，战争随时可以开始……匈牙利积极参与了德国一方的军事行动。德国歼击机空军联队已布署在匈牙利的机场上。” 第二天中午，斯大林召见梅尔库洛夫和菲京。斯大林独自在办公室里。他们刚一进来，斯大林就对菲京说：“不必再重复这条消息了，我已仔细研究过它，请问，这条消息从何而来，他们在哪儿工作，可靠程度如何，他们是怎么搞到这么秘密的情报？”菲京讲话的时候，斯大林在屋中踱来踱去，有时快速地提个问题。菲京解释完后，斯大林继续踱了几步，时不时抽一口烟斗。最后他转向菲京，“那么，情报部门的领导，——他说，——除了威廉·皮克，不能相信任何德国人了。明白了吗？”威廉·皮克（1876－l960）是在莫斯科熬过“大清洗”时期的、为数不多的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战后曾领导过东德的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的首任总统。 “明白了，斯大林同志。”——菲京回答。正如菲京理解的，斯大林怀疑德国情报人员都是纳粹党成员和德国军队的军官，他们故意制造假情报。斯大林命令菲京检查这些情报，并向他报告检查结果。菲京拟好一份类似内容的电报发给柏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机构，要求“澄清一系列问题”。然而该情报机构尚未来得及作出答复，德国就已向苏联不宣而战了。 战争即将开始前，向总部发回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警告的还有法国的特雷伯。法国维希政府（对1940年7月一1944年8月法西斯军队占领期间投靠法西斯的法国政权的称谓——译者注）的苏联武官苏斯洛巴洛夫将军一直负责把特雷伯的情报发往情报总局，但他通常对情报却持怀疑态度。正如特雷伯所说，每次当我把德国备战进攻苏联的消息给他，他总是故作宽容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亲爱的朋友，我当然会把你这些消息发出去， 但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你高兴。”6月21日，当特雷伯向他最后一次报告战争将于次日开始时，苏斯洛巴洛夫将军说：“您大错特错了。我今天见到了刚从柏林回来的武官。他让我相信，德国没有备战。他的话我们可以相信。”第二天一早特雷伯被处领导叫醒，并对着他的耳朵大喊：“真的发生了！德国发动了对苏战争！” 不仅斯大林和他的主要谋士一直顽固地拒绝认真对待德国的人侵准备，而且许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分析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正是在德国进攻苏联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即1941年 5月23日，英国联合侦察委员会就认为：“德国与苏联签订和约优势明显，并从战争一开始就会占上风”。斯大林一直对邱吉尔不信任的一个原因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打人敌人内部的间谍报告说，白厅对德国威胁苏联的看法与邱吉尔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戏剧性警告大相径庭。甚至在六月，英国政府还认为，德国只是在备战进攻苏联。白厅还一直在等待希特勒以武力作威胁的最后通谍，而不是不宣而战。只是到了 6月12日，离战争开始还有最后十天，联合侦察委员会最终得出结论：“希特勒决定铲除以苏联为代表的障碍并开始战争。”这样比起大部分外国观察者，联合侦察委员会就成了最准确的预见者。日本最高指挥部，日本外长和驻莫斯科大使认为，德国人侵苏联的消息不过是掩盖人侵英伦三岛的计划。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对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广的准确预报德国人侵的电报研究得比东京要仔细得多。但是就是在华盛顿的一些高级行政官员也被 6月22日晨开始的“巴巴罗萨”战役弄得措手不及。 有趣的是，斯大林更信任的是希特勒，而不是那些他所担心的、可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将军们。就在战前几天和战争初始时期，斯大林又产生一个“阴谋”理论——这是第三个“阴谋”理论。他一直担心英国人为了挑起苏德战争会设下恶毒之计，同时也担心希特勒会发出要求苏联继续让步的最后通谍。斯大林正等待着希特勒那些陶醉在成功喜悦中的将军们为他设置的陷讲。 H·H·沃罗诺夫元帅说，“斯大林当时认为，苏德战争开始的唯一原因就是法西斯军国主义者的蓄意挑衅。而他最怕的就是这种挑衅。” 在斯大林“阴谋”世界的幻想中，“挑衅”一词占了主要地位。和斯大林本人一样，戈利科夫、贝利亚和大部分苏联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把这种挑衅看作是反苏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制造阴谋的一种不可分割的武器。如果苏联允许资本家的阴谋得逞，那么就正中他们的下怀，并会失去历史进程的控制。 随着战前有关德军兵力调动情报数量的增加，斯大林开始明显地在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上出现动摇。一方面，他命令苏军进人战备状态，另一方面又在竭力摆脱德国将军们制造的（假想的）挑衅。21日傍晚，斯大林打电话给莫斯科军区司令K·B·秋列涅夫将军，命令其防空部队进入百分之七十五的战备状态。但很快，斯大林又对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说：“我们自己也开始无端制造混乱了。”一个德国叛逃者报告说，“战争将于第二天凌晨打响。”斯大林听后，马上以散布“假情报” 的罪名下令将其枪决。6月21日晚11点30分，即“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前三小时，国防人民委员会发出“军队进人战备状态”的指示（这项指示在战前甚至没来得及传达到所有军区）。然而，当班长们问及他们是否可在敌人跨越国境情况下开火时，得到的回答是：“不要上敌人挑衅的当，不要开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铁木辛哥打电话给西部特种部队军区副司令博尔金下命令：“为不使我们暴露，你们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反抗德军……斯大林同志不允许向德军开炮。”博尔金对着话筒大喊：“那怎么办？部队不得不撤退，城市火光冲天，人员伤亡惨重！” 到了早上 7点15分，国防人民委员会才下令苏联军队转人进攻。而斯大林还一直抓着这个念头不放：所有发生的一切——不是战争的开始，而是德国将军的“挑衅”。直到战争第一天中午，“挑衅”的假想还深深留在斯大林脑中。他保持沉默，没有在苏联人民面前讲一句话。关于战争开始的消息，人们是从莫洛托夫的广播演说中得知的。在“巴巴罗萨计划” 开始前的八个小时里，斯大林徒劳地竭力不使“挑衅”升级为战争。他用电报“轰炸”德国外交部；他向日本求援，要求它充当停止“危机”的“调解人”。与此同时，人侵苏联领士的德军夺取了所有主攻方向的铁路、桥梁，袭击了四十六个苏联机场，摧毁了近千架红军还未来得及起飞的飞机，并在930俄里的前线迅速向苏联国土纵深前进。 拥有整个情报发展史上最先进情报网的苏联，在1941年 6月22日的前几个小时里，经受了二战期间情报机构的大溃败。失败的原因绝不是情报上的缺陷，也不是分析和使用环节出了毛病。德国突袭之所以成为可能，既由于苏联情报系统的性质，也在于领导这个系统的独裁者的个人错误。在白厅对各种渠道的侦察情报经过耐心研究之后，最终达成一致看法：希特勒计划对苏联开战。而在莫斯科情报评价系统的上上下下却充满了奴颜婢膝的恐怖，这种恐怖以“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己”的原则在最大限度地表现着。然而系统的溃败还不能够简单地、完全地解释为种理由——斯大林把情报分析的决定权攫为已有，而是他在分析上的极端错误导致失败。 斯大林之所以没有看到德国不可避免人侵的危险性，还因为他一直忙于与三个本不存在的“阴谋”做斗争：英国使坏，故意挑起他与希特勒闹矛盾的阴谋；希特勒的最后通谍阴谋；德国将军们挑起事端，逼他向德军先头部队开火的阴谋。臆造的“阴谋”使斯大林看不到事实上存在的、极端险恶的威胁——“巴巴罗萨计划”。正像十七世纪红衣主教德·雷茨所说：“疑心最重的人往往被人愚弄。”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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