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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作者迟早都会有预见之才，是的，这一天并不是远不可及。克里斯托弗·安德鲁这种才能的发挥是在1985年10月，也就是他那本《秘密机构——英国情报机关的建立》一书问世之后、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他逐渐地不再相信那种因苏联情报机关在剑桥大学（安德鲁恰在此校执教）招募间谍的轰动一时的传闻而引起的普遍看法，即两方的间谍常常会投靠敌方，而克格勃工作者个个都是对信仰和事业绝对忠诚的人。安德鲁认为，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工作人员，他曾为英美效力，在1962年加勒比危机中起了关键作用）所走的路并非只他一人涉足。据安德鲁家人讲，安德鲁曾在第一版《秘密机构》书中彻悟预言：“无庸置疑，其他的佩尼科夫斯基或人物没有出现，不过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没有见报而已。”就在此书出版前的短短几天里，报刊上便出现了关于又一个来自克格勃的“佩尼科夫斯基”的报导，此人比佩尼科夫斯基更重要，他就是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 戈尔季耶夫斯基从俄罗斯叛逃是在1985年夏天，在其被任命为克格勃驻伦敦的情报站长之后几个月。身为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他是1974年开始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效力的。1986年夏、戈尔季耶夫斯基读了《秘密机构》之后便与安德鲁进行了联系。在此之后整整一年的交往中，两人对克格勃从初创时期的肃反委员会（成立于十月革命胜利一个半月后）一直到当今的活动持有极为相似的看法。 克格勃间谍狂热性的周期性发作，以及关于传说中的各种阴谋（真实的和虚构的）勾当及其思想——这些成了安德鲁研究的主要课题。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自己的生涯中经历了这些发作时期所有的玄妙事件。他的克格勃生涯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段是在80年代，那时克里姆林宫对其实并不存在的西方第一次核打击计划感到极其不安。戈尔季耶夫斯基最直接地参与了这个苏联情报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行动，这次行动是由克格勃和苏军情报部联手进行的（这本身就够令人惊讶的）。此次行动的目的在于揭露西方国家的阴谋。行动进行的方式有些奇特，至少可以说是非同寻常。比如，注视英国血站贮量动态、运往屠宰场的牲畜数目以及玛格利特·撒切尔同英国女王的定期会面情况等。 研究克格勃在国外行动的最大障碍在于根本得不到它的对外情报机关，或采用官方说法，第一总局的材料，即便是近些年也是如此。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其二十三年的克格勃生涯中接触了许多这类材料，这才使得我们能够填补这个领域中对其他作者来说是无法避免的缺漏。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安德鲁便欣喜地得知：戈尔季耶夫斯基很早就对克格勃的历史及其现状感兴趣了。1980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奉命编写第一总局的秘密历史和克格勃在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以及澳洲。亚洲地区的行动事记。着手工作后，戈尔季耶夫斯基马上发现，翻阅这些文件对他来说要比写书有意思得多。当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即使是在带有密级的、供内部参考的克格勃史中，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是不能妄加细述的。幸运的是在时过境迁，对于我们面前这本由安德鲁和戈尔季耶夫斯基1987年开始撰写的书来说，上述局限丝毫不起作用。所以说，恐怕这本书对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来说，比他们藏在保险柜里的秘史还要详实，信息量还要大吧。 本书虽为安德鲁所著，但它却是两位作者共同劳动的结晶，其中的结论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探讨而得出的。本书参考了克格勒的秘密档案、两位作者在许许多多西方图书馆和档案室搜集的材料，同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本人在第一总局和克格勒驻外情报站工作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起了很大作用。 戈尔季耶夫斯基1962- 1963年学习了一年，此后的九年里他先后在“中心”，即克格勃在莫斯科的总部工作过（1963- 1965及1970- 1972年）；在驻哥本哈根的情报站同那些“地下”人员，即化名的无外交豁免权的人工作过（1966- 1970年）。而以后的十三年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驻哥本哈根的政治情报处（1973- 1978年）、“中心”（l978- 1982年）以及伦敦等处任职。 戈尔季耶夫斯基观点变化的转折时刻是在1968年夏。就在这一年华沙条约组织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格之春”绽放的自由之花。同所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戈尔季耶夫斯基也苦于找不到一种方式，以便为捍卫民主而与一个善于巧妙地同自己的反对派斗争的政治体系进行斗争。在第二次被派往哥本哈根之前，戈尔季耶夫斯基认识到，对于一个克格勒军官来说，最好的斗争方式就是为西方效力。于是他开始进行联系，经过长期的相互试探，他于1974年底开始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积极合作。 在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的过程中，他想方设法去详细地了解第一总局的资料，甚至不惜挺而走险。在工作期间他和许多克格勃高级官员、高级外交官和党务工作人员交谈过。“真是不可思议”，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只在这些高级人员的办公室里随便坐坐就能探知许多东西。一他们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放着几排电话，而电话的多少则表明它们的‘主人’地位的高低。八十年代初，他是第一总局负责对欧行动的副局长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办公室的常客。只需十分钟的报告，戈尔季耶夫斯基却经常要在他办公室里坐上个把钟头。等着这位要人手里同时抓着好几个听筒处理每日的紧要问题。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曾经提供过国际时事情报的最高层党内官员。在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三个月之前，就是在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了英国。在访问期间，他每天要得到三、四份情报汇编，而其中大多数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就未来工作的一些重点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同苏联大使馆及克格勃驻伦敦的情报机构的活动都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也许以后他曾思索过命运的嘲弄——想不到他在平生第一次国际谈判中征询意见的竟是一个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效力的间谍。 安德鲁和戈尔季耶夫斯基早在合作之前就对来自剑桥大学的苏联间谍的历史很感兴趣。安德鲁执教的剑桥大学作为既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同时又为其主要对手——克格勃培养人才的基地，享有虽不体面、但却是无以伦比的荣耀。不管报刊杂志给人何种印象，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近水楼台，它招收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数还是比克格勃要多。 1960年风行一时的电影《杰出七君子》上映之后，几个剑桥毕业的克格勃的主要间谍便在“中心”得了“剑桥五杰”的绰号。他们的肖像和他们上司的照片一起为第一总局的纪念馆添光加彩。1963年1 月“剑桥五杰”之首金·菲尔比在莫斯科露面。戈尔季耶夫斯基对他的升迁很感兴趣。 十年后（1973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买了一本帕特里克·西尔与莫林·麦克一肯维尔合著的《菲尔比：通向莫斯科的漫途》的人物传记，并通过他在“中心”的朋友阿尔贝特·伊万诺维奇·科兹洛夫将书寄给了菲尔比。菲尔比读完后还给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并在书的衬页上写道： 亲爱的同行奥列格： 书上所叙我事，请一概勿予相信！ 金·菲尔比 戈尔季耶夫斯基对菲尔比的看法同克格勃在报刊上所极力描写的光辉形象大批径庭。1977年回莫斯科休假的时候，戈尔季耶夫斯基听了菲尔比在“中心”的第一次公开演说，听众约三百人。他是用英语讲的，开头是这样做“今年非同寻常。我们不仅要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六十周年，还要庆祝苏联足联成立五十周年。”听众的反映是两次哄笑，——先是懂英语的笑了，然后是其他人听了翻译以后笑了起来。在以此缓和了全场气氛之后，菲尔比开始含蓄却又尖锐地批评克格勃，因为克格勃对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的他漠不关心。“工作这些年，我到过好几个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总部，可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直到今天我才算是拜见了诸位。” 在同西方记者的偶然几次会面中，菲尔比有时也抱怨过克格勃对他的能力重视不够，但他从未真正倾吐过这种“疏忽”对他的刺伤是多么的深。相反。他想留给大家一个好印象——他在克格勃是大人物。有显赫的地位。在去世前几个月的最后一次答记者问时，他向菲利普·奈特利证实了关于他到莫斯科之前已经是上校军衔的传闻。奈特利稍晚些时候曾问过他。后来有没有升到将军。菲尔比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严格说来，克格勃内没有军衔，但我有将军的权力。”菲尔比很清楚克格勃内是有军衔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叛逃前就是上校），而且那里也不乏将军。但最令菲尔比悲哀的是他至死也未能超越“间谍” 这一层次， 虽然他应有尽有。1963年1 月，当他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还满以为能在“中心”获得高官，但很快他就痛苦地认识到，西方的间谍，不管你多么劳苦功高，是永远也不会被授予克格勃军衔的。同菲尔比一样，他们最终也不过是间谍而已。因而直到1988年菲尔比去世。他的称号仍是他的化名——间谍汤姆。 克格勃永远不会绝对信任西方间谍的，这一点菲尔比明白得太晚了。他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的挚友盖伊·伯吉斯已经成了十足的酒鬼。对其怪僻的个人生活克格勃抱怨不已，而再早些时候则是英国外交部抱怨他。不管菲尔比如何恳求，在这个老朋友临终之前，他最终没能获准与其见上一面。伯吉斯死于1963年8 月，他将自己的藏书、冬大衣、一些家俱和两千英镑留给了菲尔比。菲尔比本人即使前往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动身去古巴的时候，为断绝他通过机场过境厅逃跑的一切可能，他们特意安排他走水上航线。在莫斯科的头几年，菲尔比经历了没完没了的审问，要他详细描述他所交往过的英国情报机构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参加过的哪怕是间接的行动。对此他颇感失望，难以排解。但后来他学会了淡忘，因为上述一切成了家常便饭。除此之外，他们还让菲尔比帮助编写战后苏联在英国最出色的秘密情报人员科农·莫洛德（他就是戈登·朗斯代尔，1965年被派到西方工作）的回忆录，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宣传性回忆录做些准备。他的回忆录经“中心”考虑了很久之后，终于允许在1969年予以发表。为了对他肩章上缺几颗星表示慰藉、在1965年给他授予了列宁勋章、之后，又陆续奖给他了各种徽章和苏联特工机关发的奖品。正如他后来向奈特利夸耀的，这相当于被授予苏式骑士称号。“当然，骑士称号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过列宁勋章的档次是最高的”，菲尔比说。 到了1967年，对他的审问、谈话告一段落，但他还是因感到克格勃对他巨大的潜力和非凡才干不予重视而情绪低落。菲尔比的个人生活也不如意。到莫斯科后，他同唐纳德·麦克林交上了朋友。菲尔比与此人只是在剑桥大学毕业后见过一两次，在这之前并不熟识。他俩的交往到1965年就断了，这一年菲尔比的第三个妻子离他而去，迈琳达·麦克林接替了她的位置。但过了一年，这个家庭之舟又遭水倾覆。菲尔比嗜起酒来，醉了就在俄罗斯四处游逛，完全丧失了时空观念。与最终被狂欢送入坟墓的麦克林（虽然不似伯吉斯那么快）不同的是，菲尔比没有走上这个最终结局，鲁法挽救了他（按菲尔比的话说，这是一位“我期待了一生的女人”），他们于1971年结为伴侣。 同菲尔比的接触更坚定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为西方效力的决心。菲尔比枉然去使自己相信，从自己在莫斯科住宅的窗口可以望见未来的坚固基石，而这块基石的一角早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就已望见（他在后来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是叙述）。戈尔季耶夫斯基则不然。在他看来，曾经一度令剑桥大学生神往的、公正的苏维埃社会制度的神话，与勃列日涅夫时期俄国惨淡的现实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菲尔比本人也时常感到这条鸿沟的深不可测。当他抨击苏维埃体制时，克格勃的军官却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使得菲尔比怒不可遏、“有什么关系？和每个苏联人都有关系！和你们大家都有关系！”菲尔比愤愤说道。 虽然“中心”在西方极力宣扬菲尔比的官运，但对1979年过分渲染“剑桥五杰”第四号人物安东尼·布兰特一事却持不赞成的态度。八十年代克格勃极为担忧地关注着西方对“五杰”的第五号人物的大肆追捕。当时在西方，“谎报军情”现象四处泛滥，一摞摞的畅销书讲述着关于苏联间谍的虚构的和真实的故事。为此，弗兰克·伯奇、塞弗通·德尔莫、安德鲁·盖伊、罗杰·霍利斯爵士、加伊·利德尔、格莱姆·米切尔和阿瑟·皮古都成了无端指责进行间谍活动的牺牲品，——而实际上他们在此之前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指责也牵扯上了鲁道夫·佩尔斯爵士。大家以为他也已经去世了，可他不但活着，而且还是如此地硬朗，以致他足以能向法院起诉并在这起诽谤案中胜诉。上议员罗特什里德也未能躲过对其的“关注”，不过为避免再一场官司的麻烦，人们还未敢对他进行直接的指责。他在1990年去世，成为含沙射影的传言和流言蜚语的牺牲品。威尔弗雷德曼博士虽然没有对诽谤者提出起诉，但他不得不进行公开澄清，以洗去身上被怀疑的污点。 如果克格勃不那么热衷于其阴谋理论的话，它大概会很惬意地看到一出出闹剧的上演，其中有报界对追捕“五杰”中的第五号人物的追踪报道所引起的混乱及其对英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名誉造成的损害，因为英国的安全机构简直就要成为克格勃的国外分支机构了。但就在克格勃内部也并不喜欢这些喧嚣，认为这是英国情报机构的一个险恶的阴谋。1981年，当英国报界开始不时出现关于查普曼·平切揭露第五号人物的大标题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才刚调入第三处驻英国分处。平切称，第五号人物不是别人，正是罗杰·霍利斯——1956年到1965年的英国军情五处的处长。 在此之前，在翻阅了第一总局1980年的官方材料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知道了真正的第五号人物。而且在霍利斯被指控有间谍行为之后，他还就此人与安德鲁波夫学院第一总局训练中心二系（反间谍专业）主任伊万·亚力山德罗维奇·希什金交谈了好几个小时。希什金是第一总局英国问题专家中心的位校者，曾在伦敦任情报机构副头目，1956年到1970年间还在那里领导过反间谍的工作。 希什金坚持说，在对霍利斯的指控中没有一句真话。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中心”的一个朋友，即第三处某分处处长阿尔贝特·科兹洛夫也研究了霍利斯一案，他也认为所有指控都是一派胡言。1984年新闻界又将霍利斯一案翻了出来，因为英国军情五处的退役人员皮特·莱特在电视采访中发表了对霍利斯不利的声明。此人惯于搞阴谋，三年前就是他给查普曼·平切提供了发表声明的主要材料。那时戈尔季耶夫斯基从伦敦回到莫斯科休假，在同克格勃英国处前任头目伊戈尔·维克托维奇·季托夫会面时，他看了克格勃关于莱特的声明电报。季托夫以前曾在伦敦搞过政治情报工作，并在那儿任情报机构副头民直到一年前才被逐出英国。“真是天方夜谭，”季托夫说，“不过这后面隐藏着某种内部的倾轧。”第一总局三处副处长兼顾问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斯韦坦科也持这种看法。 也许是命运的嘲弄，当英国新闻界对渗人英国情报机构的苏联间谍兴致最浓的时候，却正是这些间谍十五年来首次销声匿迹之时。驻伦敦的情报机构的材料表明，从1961年乔治·布莱克被捕之后，克格勃就在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断了情报来源。皮特，莱特恐怕怎么也未曾想到，政府如此轻易地就推翻了对霍利斯的所有指控，因为英国秘密情报处在克格勃里也有自己可靠的情报来源。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生涯达到顶峰是在1985年（在此之前他已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效力11年了）此时他在“中心”的声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从1983年起，在主持政治情报机构的工作和担任伦敦情报机构副头目期间，他定期向莫斯科发去一些有关政治问题的整篇报告并总是受到好评。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访英期间他向其提供的情报资料巩固了自己在伦敦的地位。1985年1 月，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召回“中心”接受委任，坐上了驻伦敦情报机构的第一把交椅。戈尔季耶夫斯基要在其前任列昂德·叶夫列莫维奇·尼基坚科回到莫斯科后再走马上任。在此期间，他被告知了情报头目与莫斯科进行绝密联系所使用的个人代号。1985年5 月17曰，星期五，在伦敦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收到了一封电报，命其赴莫斯科正式接受新的职务。（全凭他那盖世之才和顽强的生命力，戈尔季耶夫斯基才得以挺过此后的一连串事件，否则我们手中也不会有这本书了）这封电报确实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只是命他火速前往莫斯科。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告知，克格勒主席、政治局委员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和主持第一总局工作多年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将军要接见他（克留奇科夫晚些时候，在1988年，亲自主持了克格勃的工作）。这封电报对当时苏联驻伦敦的大使、目中无人的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波波夫触动很大。以前他和戈尔季耶夫斯基之间曾有磨擦，此刻他立即捐弃前嫌，满脸笑容、慈父般地叮嘱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同上司见面时该如何行事； 情报人员的第六感觉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事情不妙。盯着这封电报，他感到手心出汗，两眼昏黑。在他和波波夫谈完话不久，又来了第二封电报，告诉他同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谈话的题目。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在莫斯科等待他的是一个巧妙伪装的陷讲。他试图让自己相信这是双重身份的生活使自己变得多疑了，在莫斯科等着他的除了桂冠，不会再有别的什么。情报机关间谍的这种自豪感使他打消了心头的疑虑，回到了莫斯科。 5月18日，星期六。这一天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其伦敦工作三年来最忙的一天。他要准备启程事宜，要为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准备情报材料，还要将五千英镑转交给一个“地下”人员。机构的技术人员专门用制型纸做了一块中空的“砖”，以便把包在玻璃纸里的250 张二十英镑的纸钞放进去。戈尔季耶夫斯基将“砖”放进一个塑料小袋中，然后就和自己的女儿玛丽妞和安娜出去兜玩，他们来到布鲁姆斯贝里区的科来姆斯·菲尔兹公园，那儿离大奥芒德街著名的儿童医院不远。和女儿们玩的时候，戈尔季耶夫斯基悄悄将“砖”藏人公园北墙与小路之间的草丛中。 5 月19日，是个星期天。这天早晨，一辆使馆的“格拉纳达”福特车将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家中送到肯星特·海依街的希楚机场。因为考虑到去莫斯科的。时间不会很长，家人就留在了伦敦。在莫斯科谢列梅捷夫机场他第一次感到确实有些不妙。在机场出口处一个边防检查员将他的绿色外交护照翻了半天，然后当着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面打了两个电话报告他的到来。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不安的还有一桩事，就是没有人来接他，虽然后来他得知，车是派了，不过去的是另一个机场。戈尔季耶夫斯基拦了辆出租车，车里已经坐着两个准备回寓所的西德外交官。当戈尔季耶夫斯基介绍说自己是苏联外交官后，德国人慌张起来、要求将他们直接送到使馆去，显然是怕落到陷饼里。戈尔季耶夫斯基当时想，使馆外的克格勃暗探会不会对他与两个德国人同行起疑心呢？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终于回到了列宁大街109 号自己的住宅时，还没打开门他就发现住所被人搜查过了。他和妻子赖拉总是将门上的三个锁锁两个，可这口却是三个都锁着。“常事”，戈尔季耶夫斯基心想。克格勃的专家们在搜查技术方面无可挑剔，但也有漫不经心和嗜酒之徒的臭名声。初看房里的东西好像一切原封未动，但仔细一看，他还是发现浴室的玻璃纸里一包封着的纸巾有被摸过的痕迹。戈尔季耶夫斯基清楚，房里除了床底的一摞书之外是找不出什么的，这些书是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其中许多书，包括全套索尔仁尼琴的著作，都被官方列为禁书，然而许多苏联外交官都带这些书入境。临睡前戈尔季耶夫斯基给第一总局第三处处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格里宾打了个电话，报告自己回来了。格里宾没说几句话，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他的语调也是冷冰冰的。 次日早晨，5 月20月，星期一，克格勃的一名低级军官。两年前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弗拉基米尔·切尔诺夫开着自己的“捷达”车来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家，接他到第一总局去。总局在亚谢涅沃，离环形路不远。在那儿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安排在第三处一个空闲的房间里。戈尔季耶夫斯基问起原定的同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会面的事，得到的答复是叹他们什么时候能见您，就通知您”。整整一周什么事也没有、戈尔季耶夫斯基每天在电话机旁坐到晚上八点，等待召见，但得到的总是各种托辞。克留奇科夫这周好像安排很紧，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要开许多会，切布里科夫则只有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克留奇科夫谈话之后才能见他，他就这么坐着，斟酌着自己关于英国情报的报告，核对有关英国经济和其武装力量的材料，以此消磨时间。 格里宾劝戈尔季耶夫斯基休息月同他们夫妇上克格勃的别墅去。但戈尔季耶夫斯基明知道格里宾会不高兴，还是以去看母亲和妹妹为借口推辞了。整个休息日戈尔季耶夫斯基都是在谈论他在伦敦家的情况中度过的。戈尔季耶夫斯基还告诉母亲和妹妹，玛丽娘在海依街的教会学校上一年级，她的英语说得很好。他想起有一次，女儿放学回来用英文朗读了《我们的在天之父》，读得好极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的第二周事情可就比较多了。5 月27曰，临近中午时分，第一总局副局长格鲁什科将军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参加一个关于对英国最高机构搞渗透的新战略的重要会议。他们乘坐格鲁什科的黑性“伏尔加”前往离第一总局大楼几公里的克格勃的别墅，那里已备好酒宴恭候他们了。“先喝点怎么样？”格鲁什科问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戈尔巴乔夫正发起反酗酒运动，犹豫了片刻。但格鲁什科看来是准备好喝点酒的，于是他就没有推辞，一个服务员送上一瓶亚美尼亚白兰地并为大家斟满了酒杯。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讶的是，格鲁什科开始详细询问他家里的情况。他们还未吃完甜点，戈卢别夫将军和反间谍处负责调查内部失密工作的布达诺夫上校也插进话来，桌上出现了第二瓶白兰地，而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酒杯又给斟满了。喝完这杯酒他立刻感到酒里下了麻醉药，“我当时感到自己成了另外一个人”，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回忆道。他说话时舌头开始不一听使唤，虽然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诫他，但他几乎失去了自制力。戈尔季耶夫斯基扭头看到格鲁什科走出了房间，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留了下来。此后便是接二连三地向他提问。 他们详细询问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些从克格勃叛逃的人的情况，特别是一个外号叫“法维尔”（意为“告别”）的被法国人招募的间谍的情况。此人在T 局（科技间谍局）干过，两年前被人干掉了。然后就是些更具体的问题了。“您怎么可以让女儿读《我们的在天之父》？”突然他们这样问道。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暗暗说。“我让人灌醉了，我很清楚。但我理不清头绪，不过他们显然是偷听了我和母亲、妹妹的谈话。他们在住宅里装了窃听器。”然后他们又问了索尔仁尼琴的书和其他放在床底下的书的情况，“您怎么能把这种反苏的书籍带入境呢？” 再往下的审问就更充满火药味了。他们直接指责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为英国效力。戈卢别夫提到一个英国外交官的名字，并问：“是他收买了您，不是吗？”然后他们便离去了，只剩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人。过了片刻戈卢别夫回来了。“招了吧，”他说，“你怎么不记得了？你不是刚刚还承认了吗？再讲一遍吧！”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头晕目眩，他好像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单调地重复说：“我没说，没有说。”此后他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已在别墅的一间卧室里了，头感到异样地疼痛。 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给他送来咖啡。戈尔季耶夫斯基喝了一杯又一杯。但头还是痛。回想起昨天发生的事，他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全完了，逃脱不了了。”但渐渐地他又产生了一线希望。早晨九点半左右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到别墅来了，看两人的样子就好像昨天前审问不过是席间交谈而已。戈卢别夫很快就离了，而布达诺夫留了下来。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记得此人是克格勃最危险狡诈的人物之一，但他的头几个问题却并不刻薄。布达诺夫好像曾到过伦敦。“您都去过英国的什么地方？”他问。（对苏联外交官来说通常限制他们在伦敦以外的地方活动，而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以外交身份作掩护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回答说，他一般只到布莱克浦、布赖顿和哈罗盖特去参加党的大会。“哈罗盖特？”布达诺夫很惊讶，“从没听说过、”然后他的语气就变了。“您昨晚显得倔强好斗，很自信，”他说。戈尔季耶夫斯基表示了歉意。“您对我们说，我们又在搞1937年大清洗和迫害异己的那一套。这就不对了。过一段时间我再向您证明这一点。一会儿车就来，您可以回去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家后就给格鲁什科打了个电话。“对不起，我不太舒服，今天不能去上班了，”他说道。格鲁什科没表示异议。“如果我昨天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请原谅，”戈尔季耶夫斯基接着说，“不过这两个家伙的行为也太令人费解了。”“正相反”，格鲁什科答道。“他们是两个很可爱的人。”这话说得并不太得体，而且用词也显做作，但戈尔季耶夫斯基意识到，格鲁什科是知道他们的谈话都录了音的。星期二的下午和星期三一整天他都在家中，用他的话说是在“苦思冥想”。到了星期三晚上，他沮丧的心绪逐渐有所缓和。这两天的事情以及他对指责的成功“抵赖”表明，在判处他死刑之前还会给他一些喘息时间。“也许，”他想，“我还能逃脱得了。”如果他是在早些年，他可能早被干掉了，但现在克格勃需要拿到证据。 5 月30日，星期四，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了三处自己的办公室。很快他被叫到格鲁什科的办公室里。格鲁什科坐在桌子旁，两侧分别坐着戈卢别夫和满脸阴沉的三处处长格里宾·格鲁什科说；“昨天我和克留奇科夫同志几乎一整天都在谈论您的事情。您知道，您欺骗我们很长时间了，因此您在英国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您的家人马上就会回到莫斯科来了。但我们认为，您虽然不能再在第一总局干了，但可以继续在克格勃任职。您意下如何？”戈尔季耶夫斯基清楚，这席话不过是一个诡计，指望他自取灭亡。他已经被判处了死缓，但因为在别墅的审问没有结果，他便被监视起来。他们容许其走动，想等着他试图与英国情报机构发生联系或是在其他什么事上暴露自己。只要回想一下，就会很清楚，既然格鲁什科将军对《我们的在天之父》和床底下的书这样一些无足轻重之物能抓住不放，就表明他的案子只是建立在一些间接罪证之上的。 因为对戈尔季耶夫斯基来说，唯一的机会就是争取时间。于是他就决定跟他们玩下去。他道歉说，审问的时候他有些昏昏沉沉。“我想，怕是吃的东西有点问题”， 他补充道。 但缺乏幽默感的戈卢别夫将军立即愤愤然捍卫起每一片三明治来。“没有的事，”他声称，“火腿是好的，红鱼籽酱也是上等的，奶酪也不错，”戈尔季耶夫斯基没有阻止他对三明治的褒奖。“至于对我的指责，”他继续说，“我就实在不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了。但如果你已决定停止我在第一总局的工作，那么身为一名军官，我接受您的决定。”后来，戈尔季耶夫斯基说的这最后一句话，同戈卢别夫为三明治的那段辩护一样，成了他为生存而艰苦斗争的颇具喜剧色彩的序幕。戈卢别夫听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声明之后，似乎为避免了一场因公开承认或矢口否认其手下有背叛行为而引起的不愉快而松了一口气。“谢谢，谢谢”，他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并握了握他的手。然而他仍命戈尔季耶夫斯基将他床下的“反苏书籍”交到第一总局的图书馆去。因为一旦将他送上法庭，这些书就会用作罪证。几个月前还对戈尔季耶夫斯基大加赞扬的三处处长格里宾连手也没伸。“我不知道该嘱咐些什么，”他说，“对一切都明智些吧。”当后来跑到英国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真想打电话给格里宾回敬他：“我遵从了你的意见，对一切都很明智。” 戈尔季耶夫斯基去休假了，假期到8月3日。他算计着，这“猫和老鼠”的游戏要进行到休假完毕。这期间他同赖拉、玛莎和阿尼妞在莫斯科度过了痛苦的、同时又是那样轻松的6 月的几周。想到即将来到的分别，他全身心都投入到恬静的家庭生活中去了。6 月20日，他们全家准备去外高加索赖拉父亲的别墅。戈尔季耶夫斯基是做梦都想同他们一起去，可是为了准备出逃他需要时间。因此他决定不妨到克格勃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的疗养院去。疗养院在莫斯科以南一百公里，曾是斯大林的远郊别墅。在出发前不久，同他住一幢楼的以前的同事鲍里斯·博恰罗夫问他：“伦敦出什么事了，老兄？我们只得将所有地下人员都召回来了，一切行动都泡汤了。最近有风声说，你的副手跑掉了。”待他们下次又见面时，博恰罗夫就完全变了样了。显然他已经受到了一定的警告。在克格勃的疗养院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边做些医疗保健体操，读读书，一边仔细盘算自己的出逃计划。疗养的人中很少有人住单人房间，不知是不是出于偶然，与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屋的是一个警卫。对他的监视是由当地的克格勃同行实施的，不过比起首都的人，他们这些人可就头脑简单多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出去跑步，看见的总是那几张面孔，总是在同一灌木丛里停下来解手，或是同样笨拙地躲躲闪闪。他将其中一个撒尿永不枯竭的“聪明人”称为“视察家克卢佐兹”。在疗养院的图书馆里，戈尔季耶夫斯基研究了所有的边境地区地图和导游手册。但这一切他进行得十分小心：他拿着书站在书架旁，而从不公然坐在阅览馆里看这种可疑的刊物。他借的书里也没有一本与他出逃的想法有任何关系。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疗养院前。一个克格勃军官曾问他，看1977——1978年俄土战争的书干什么，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填补一下知识空缺。”在他出逃后莫斯科的“中心”大概会仔细研究这本书、以便从中找出些蛛丝马迹来。 家人去外高加索的时间意外地推到了6 月30日，两个孩子因而得以来他那儿待上一天。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玛莎和阿尼姬了。晚上，当他将他们送上电气列车时，他久久地拥抱她们，直到车门要关上了他才跳下来。 在疗养院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曾以不同借口去了两趟莫斯科，以便同英国秘密情报处进行联系。有一次他还徒步走了19俄里来到最近的一个车站，想算算自己越境时将要走的更长的路程以及所需时间。 有意思的是，克格勃竟未能发现他在莫斯科与英国秘密情报处的接触。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他见了妻子最后一面（玛莎和阿尼哑当时在莫斯科郊外他母亲的别墅里）。他和妻子赖拉在百货商场里告了别，他们是上那儿买东西的。此时是戈尔季耶夫斯基一生中最沉重的时刻。赖拉怎么也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她轻轻地吻了一下丈夫的嘴唇。戈尔季耶夫斯基强作笑颜，轻声说，“该再温柔些。”以后他常想起这句话，大概赖拉也是吧。对他来说最难的就是对家人隐满他的出逃计划。他知道，如若成功，他们将要分别好几年；如果不逃走，那么两个星期以后，他将被当作叛徒处死，对于家人这将是更大的打击。 7 月10日是星期三，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克格勃的疗养院回到莫斯科的寓所里。在逃往西方两周前，或是差不多这个时间，他造了一些假象来蒙蔽监视人员。他和朋友、亲戚约好在他计划逃离莫斯科之后的一个星期聚会。他还对自己糟糕的“拉达”车费了不少力，以保证它不出故障。监视人员对他常在列宁大街上跑步已习以为常，一般对此不再十分留意。7 月19日，星期五，下午四点钟，他穿着旧短裤、夹背心， 手里拿着一个塑料包照例出去跑步。 但他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以后“中心”可能绞尽脑汁在想，戈尔季耶夫斯基手里的塑料包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几天后他巧妙地到达边境并越了过去。戈尔季耶夫斯基拒绝在此书中谈到他的出逃路线，为的是不让其他人也可以去琢磨如法炮制，否则克格勃将会当即堵死这一通道。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说，到了西方，处在安全状态下后，他觉得自己就像处在电影《来自奥斯国的魔术师》所描写的黑白世界之中，突然看到了一幅绚丽的彩虹景象。他奇迹般地逃脱了死亡，创下了克格勃历史上一个被暴露的间谍首次成功越境逃匿的记录。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朋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但他却不能忘记留在苏联的家人。克格勃同以往一样是不会放过人质的，因而当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赖拉·玛莎和阿尼姬可能还不会逃脱人质的恶运。这本书是作者献给他们的。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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