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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七

　　汴京·司马光府邸·政事堂
　　苏轼与程颐的相识、罢废“募役法”
　　“糊涂”的苏轼语出惊人、新的纷争爆
　　发了·

　　董太师巷司马光故宅的租主是十月底租期满约后搬出的，老仆吕直提出“修缮房舍、以去旧色”、被司马光以“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为理由而制止，遂于十一月初从“春官居”搬进故宅。同时，司马康带着家人和书籍由洛阳独乐园移居于此。屋内的布置又恢复了十五年前的情状，偏院后寝七间，原是书局，现时成了司马光的书房和接待客人的客厅。
　　苏轼急急走进董太师巷，远远望见一个老仆弯腰执帚在司马府邸门前打扫阶径，他猜度必是老仆吕直，便放慢了脚步。这位勤劳的老人，老而不衰，手脚不闲，也染有司马君实俭朴之风啊！及至走近细瞧，果是吕直，尚未开口相呼，却被吕直发觉。吕直抬头呵呵大笑，扔下扫帚，急忙迎上，拱手为礼，热情地转达着主人殷切之意：
　　“子瞻先生大安。秀才今日早膳时，得知子瞻先生昨日已由登州回京，即命老仆去白家巷苏府迎驾，可借晚了一步，先生出访了。”
　　苏轼与吕直极熟，且喜欢这位老人的戆厚耿直，以“吕伯”称之，急忙拱手还礼：
　　“你老大安。谢吕伯操劳了。十五年不见，你老还是如此结实硬朗啊！”
　　吕直挽着苏轼的双手，眯着眼睛打量着：
　　“十五年啊，子瞻先生也长出白发了。可人还是没有变，眼睛还是带笑的，眉毛还是带喜的，说话还是没掩没藏的……”
　　苏轼笑：
　　“谢你老吉言，一见到你老，我自个儿也觉得无忧无愁了。请你老快为我向司马大先生传禀吧。”
　　吕直仗义作主：
　　“不用向秀才传禀，子瞻先生驾临，秀才高兴还来不及呢！”
　　苏轼打趣地说：
　　“吕伯啊，你老怎么还是一声一声地称大先生为‘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
　　吕直不解。
　　“你老想想，现时大先生已不再是‘秀才’，而是执政握权的宰相，比‘秀才’大十倍百倍了。若仍以‘秀才’称之，大先生自然不会见怪，但朝臣们会笑你老头脑古板，赶不上趟的。再说，大先生今后要时常接见诸国使者，你一声‘秀才’，诸国使者一听，会说咱们大宋没有‘能人’。叫一个‘秀才’管理朝政，这不就全砸锅了吗？今后就以‘相公’称大先生吧！”
　　吕直连连点头，连声说“好”，遂挽苏轼手臂登阶入府。
　　苏轼行至厅堂，忽被堂前巨大屏风上司马光亲笔书写的一帧“条幅”吸引，便驻足观看：

　　　　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犊闻于朝
　　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
　　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吩咐吏人令传入，光得
　　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
　　面奏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某再拜咨
　　白。

　　苏轼拊掌叫绝：
　　“笃诚廉洁，光明磊落，革故鼎新。邪魔却步，此司马君实之‘泰山石’啊！”
　　吕直自得地介绍说：
　　“秀才，不，相公入京，朝廷不少官员，前来拜访，‘有的怀揣私笺求官，有的手提盒子送礼，有的说是秀才，不，是相公的门生，有的说是相公的朋友，到此一看这个条幅，都傻眼而后转了。昨日，相公老家来了一位表亲，名叫刘蒙，以为相公做了大官，必定有许多银两，前来讨要，适逢相公用餐，遂与相公共桌而食，见桌面上只有青豆一盘，白菜一碗，鸡蛋一碟，刘老先生惊问：‘相公以此为食？留金银而生蛋吗？’相公笑而作答：‘光不敢锱铢妄取于人，每月所得，薪棒而己，若有金银”珠宝，表亲可抄查带走盖房置地，富其家室。’刘蒙空手而归，出门回头顿脚而叹：‘司马光，傻官也。’”
　　苏轼大笑：
　　“吕伯，我可也是大先生的故交啊。”
　　吕直戆直地说：
　　“你一不求官，二不送礼，两手空空，心里没鬼，秀才，不，相公请还请不来呢。”说着，挽着苏轼向偏院客厅走去。
　　苏轼来到司马光客厅门口，看见司马光正在和一位道貌岸然的学者交谈。便收住了脚步。吕直轻步走进客厅，低声禀报：
　　“秀才，不，相公……”
　　司马光回头，目光诧异地望着吕直，微微一笑：
　　“不称秀才称相公，是苏子瞻教你的吧？”
　　吕直哧哧一笑：
　　“称呼‘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秀才现时已是‘相公’了。相公，子瞻先生已在门外。”
　　司马光急忙站起迎接，口中高喊着：
　　“苏子瞻，我有一仆，忠厚老实，还是被你教坏了！”
　　苏轼跨步进入客厅，急忙拱手施礼：
　　““大先生安好！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在为大先生‘正名’啊！”
　　司马光大笑，抚着苏轼上下打量，神情激动，泪花濛濛：
　　“好，好，盼你早日回京，回来了，好，好啊！直，快置酒席，为子瞻接风！”
　　吕直应诺而去。
　　苏轼亦怆然含泪，望着形容憔悴，齿发无几，但精神抖擞，情谊感人的司马光，笑语哽咽：
　　“苏轼罪愆深重，累及大先生，心神愧作……”
　　司马光摇头，急忙把身边的客人介绍给苏轼：
　　“此人乃程顾正叔，程颤伯淳之弟，濂溪先生周敦颐之高足。今日方抵京都。”
　　程赜一脸庄穆，周身肃气，向苏轼一揖：
　　“久闻苏子瞻先生高名，今日得晤，慰平生之愿，相见恨晚耳。”
　　苏轼亦肃然一揖：
　　“久慕濂溪先生胸次如光风霁月，早有‘夫子岂我辈，造物乃其徒’之叹。伯淳、正叔，濂溪双壁，世人仰之，今得谒正叔先生，三生有幸，乞今后多加指点。”
　　司马光作趣：
　　“正叔不苟言笑，动遵礼仪，竟使苏子瞻规矩其行了。”遂挽苏轼、程颐落坐，品茶相欢。
　　程颐，字正叔，洛阳人，时年五十二岁，与其兄程颢同从学于理学家周敦颐。其人仁宗皇祐年间曾任太学学职，后二十多年间，大臣屡荐不仕，潜心于理学研究，以“天理”为认识的最高境界，有“天理云者，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之说。他崇尚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学说，宣扬“天人之间最可畏，作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作恶则千里之外违之”。他认为“人欲”是通悟“天理”的最大障碍，主张“窒欲”以达“天理”：“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无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再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觉莫要于思，唯思为能窒欲。”其人由于学“理”入迷，修其身心，其色甚庄穆，其言多讽谏，其行以师道自居，成了宋儒的典范。也许这种“理学”与司马光心中的某些理念相通，也许这种“理学”有助于司马光“革故鼎新”治乱的需要，六月，司马光荐程颐之兄程颢为宗正寺丞，程颢未及就职而病故。九月十五日，司马光以“江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仪，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圣慈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神益风化”为由，荐程颐为秘书省校书郎。程颐在两个月的迟疑之后，今日才风尘仆仆地来到司马光的客厅。
　　司马光府邸的酒宴一向是简朴的，几乎是二十年不变的老几样：酒是汾酒，肴是盐卤青豆、清蒸鲤鱼、油煎鸡蛋、牛肉萝卜、香蘑炖鸡、干菜肉丝，今日增加一肴，乃姜辣豆腐，大约是厨师专为牙齿无几的司马光准备的。然久别重逢之乐，劫后余生之幸，使司马光神魂快，冶，举杯不停；使苏轼欣喜若狂，畅怀而饮；连言行“足以矜式士类”的理学大师程颐，在新朋苏轼和故友司马光频频举杯的相敬相邀中，也有些“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了。酒过数巡，心荡耳热，坎坷诉尽，牢骚已毕，司马光举起酒杯，神情怆然而语苏轼：
　　“闻子瞻去年过江宁，晤介甫，光心甚慰。介甫现时情状如何？关念至深。这杯酒为介甫而饮吧……”
　　苏轼原是重感情的人，骤然之间，胸堵鼻酸，泪滴几乎滚落，江宁半山园那夜烛光之下与王安石话别的苍凉情景涌上心头。他举起酒杯，声音已现哀楚：
　　“介甫久病体衰，荒圃孤影，策杖北望，亦牵念洛阳独乐园啊。”
　　司马光点头作谢。
　　苏轼声音有些哽咽：
　　“岁月老人，介甫已呈龙钟之态，先帝曾有‘凄怆江潭’之叹，苏轼亦有‘人何以堪’之哀。然介甫‘见识高远’之志，仍老而弥坚，似在沉痛哀悔中探索着人生千古不移的谜底，析解‘权力’于世于人深不可测的蕴含，并已将其半山园的房舍田园全部捐于僧寺，现已移居于秦淮河畔瓦弄茅舍之中。江宁介甫，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或存一有，乃壮志未果、遗恨千秋的一颗心啊……”
　　程颐在冷眼旁观中神情惘然：苏轼之所语，仍脉脉相善于王安石。
　　司马光心情愈现沉重，望着苏轼，久久无语，相对凄然一笑，为朋友王安石饮尽了杯中酒。
　　也许司马光受到王安石在江宁“凄怆江潭”的触动，力求避免自己未来的“人何以堪”，他举杯站起，沉重诚恳地说：
　　“‘革故鼎新’伊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光短于筹划应变，亦拙于远瞩高瞻，举步颤栗，若履薄冰，请子瞻、正叔为我执箸设谋。且光已日薄西山，自知来日无多，之所以免为其难者，正是有赖于子瞻、正叔、子由、尧夫（范纯仁）、淳甫（范祖禹）诸友的相扶相助。公等之所论，启光之昏愦，亦启社稷之未来也，望公勿因谦而辞义。此光之所请，先饮此杯，以明感激之心。”
　　司马光双手举杯，深深一躬，恭敬地饮了杯中酒。然后落坐，神态肃穆，等待着苏轼、程颐开口。
　　苏轼原是口无遮拦之人，心里也有许多话要说，但见司马光心情沉重而态度挚诚迫切，反而慎于开口，持重思索起来。程颐似有所准备，便拱手一礼，抢先似地开了口：
　　“司马公虚怀垂问，程颐就浪言求教了。”
　　司马光急忙执壶为程颐斟酒：
　　“正叔请讲。”
　　程颐侃侃谈起，如同讲学：
　　“司马公此时在论‘革故鼎新’之艰，程颐此时却在思虑‘革故鼎新’之危。‘革故鼎新’之危，不在今日，而在十年之后。何也？今日太皇太后临政，司马公据位，且已雷动日出，横扫阴霾，纵有片云浮起，亦难成为气候，若章悍之流的伺机逆动，徒遭天下唾弃耳！然十年之后，嗣皇年长而主政，则一切决于一人，若奸佞之徒若王安石者复出，则‘革故鼎新’之命运，实难预料矣！王安石‘变法’初时，不也是轰轰烈烈吗？”
　　司马光连连点头。他何尝不忧于此事啊！
　　苏轼不觉惊讶而叹服：此人虽师道气派烦人，但所思所见，不同凡响！
　　程颐看见司马光和苏轼凝神静听之状而得到鼓舞，声音更加铿锵：
　　“故程颐之所思有三：其一，经筵之事，需从现时抓起。嗣皇幼冲，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当遴选贤士入侍劝讲，讲罢，常留二人值日，夜则一人值宿，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时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同时，当辟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当择内臣十人，充经筵支应，以伺候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再者，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今之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今后当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司马光听得出神，连连点头：正叔思虑精细，富经筵之才智，当以经筵之责付之。
　　苏轼却听得瞠目结舌：濂溪先生门下，有此世外人耶？如此看管罪犯似的管柬皇上，能行得通吗？迩英殿不是村野私塾，经筵官不是村野私塾里那些手执教板的孩子王，真是烘冬而迂腐！再说，十八年前，王安石任经筵官时，曾主张“讲者坐”，为争得一把坐椅，闹得迩英殿沸沸扬扬，结果，王安石窝脖，还得站着讲。今重复王安石之所为，不是自讨没趣吗？
　　程颐的神情更为激昂：
　　“其二，王安石的著作文字，如《三经新义》、《字说》者，皆离经叛道之说，贬辱古贤，自尊一家，行于学馆，立异科举，蛊惑学子，流毒天下，当明令禁绝，付之一炬。
　　“其三，王安石党羽，遍布朝廷，其同情盲从者，州县如蚂。除恶务尽，以免死灰复燃。业计千秋，万不可有妇人之仁。以上所思，供司马公参酌。”
　　司马光的神情已不似程颐开始谈论那样情急有力，并立即把注意力移向苏轼：
　　“子瞻，该听你的高论了。”
　　苏轼正在琢磨着程颐关于“禁绝王安石著作文字”和“除恶务尽”的激烈言论，突然觉得这位“理学大师”的心结走向，与王安石并无二致，只是比王安石的“躁进急行”更为呆板，更为残忍罢了。王安石之失，在于容不得不同政见，动辄以贬逐为惩，以自己之意判定官吏优劣。难道司马君实也要再走王安石自毁的道路吗？他心头压不住对程颐自居师道的反感和厌烦，便借着司马光的询问开了口：
　　“苏轼自登州来京，田夫野老皆谈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皆为司马公入京而欢呼传颂，沿途黎庶挡车断道、相聚呼号寄语者三次：‘寄谢司马相公，毋离朝廷，厚自爱，活我百姓’。苏轼为君实之得民心而欢慰，亦为民心之拥戴君实而高兴。其所以然者，‘变法’苦敛百姓，使黎庶不宁；‘变法’以钱为是，使道德失落；‘变法’官商勾结，使官衙成了贪黩之所。民心寄希望于君实，盼望能有个清廉、公正、安居乐业的日子。苏轼今日在京都所见，民心民愿亦为正直、奋进、自强灵魂的失落而悲哀，为萎靡、颠狂、醉生梦死的世风而绝望。京都东角楼街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是京瓦‘讲史’大师，名叫曾无党，说了一句极好的话：‘司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讲啊’……”
　　程颐在倾耳静听着，似已被苏轼深情地反映民心民情感动。
　　司马光点头叹息：
　　“民之所望不算高，光知‘变法’之害，光亦知道德失落之灾，光更知追回华夏高尚壮烈灵魂之难。光心之所惧，惧于朝政毫无转机，再使天下黎庶失望。若民心再度失落，大宋社稷只怕真的要沉沦了。”
　　苏轼舒怀直言：
　　“司马公恕苏轼口无遮拦：公几个月来所行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民望，无可疑也，故黎庶颂之，百官仰之。‘新法’为虐，病民害国，势在必改，惟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轻决。差役募役，各有利害。募役之害，揞敛民利，十室九空，钱聚于上，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骨，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愿公良思。”
　　司马光神情愕然：
　　“著如子瞻之言，计将安出？”
　　“司马公志在‘革故鼎新’，则应放眼各朝各代，兼蓄优长。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司马光默而不语，低头沉思。
　　程颐却神情惊诧，心里狐疑：“革故鼎新”难道可以“相因”王安石的法度吗？难道能够因“民不惊”而自缚手脚吗？苏轼与司马君实之所思，相歧分明啊。
　　苏轼进一步申述自己“法相因则事易成”的看法：
　　“司马公明察。有人专欲尽罢‘熙宁之法’，以图创新，不复校量利害，则可能事与愿违，欲东而西。举例言之，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实出于介甫的过激自专。介甫之文字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介甫却欲以其文同天下，能办得到吗？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介甫之同也。”
　　司马光仍在沉思不语。苏子瞻之论，不是没有道理。介甫制定之法，是自己臆想的吗？也是“相因”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变革方略而成，因而掀起了“变法”初期不可抗拒的潮流。介甫的文字著作也不能说是全错，《三经新义》就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但在此时，这种“相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将会导致“革故鼎新”成为一纸空文，将会导致民心的再度丧失。苏子瞻毕竟是思维敏锐而才子气太浓，长于夭马行空而短于政坛实践，也许可执掌台谏之职，终不可握权行政……
　　程颐却对苏轼的言论道感难耐了：苏轼在为王安石解脱罪责啊。若任其此种言论张扬，司马公“革故鼎新”之举将瘫废难行矣！遂肃然开口，冷语讥讽：
　　“妙语惊人！子瞻先生遭贬流离十五年，其‘欲速则不达’之论，仍坚之如昔。”
　　苏轼闻声瞠目，旋即纵声大笑，报程颐以讥讽：
　　“‘欲速则不达’，夫子所教，虽非‘天理’，亦事物进展之律途，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难道正叔先生不以为然否？”
　　争论相讥在骤然间发生了，司马光感到震惊：一种不祥之兆！正叔之论，是朝廷一些人的想法；子瞻之论，何尝不是朝廷一些人想法呢？要融合各种所见于一炉，谈何容易！介甫当年面临的棘手难题，今天终于落到自己的头上了。他举起酒杯站起，诚恳地说：
　　“光自五月就任门下侍郎之职，于兹七个月矣！能直言善意规谏光之失者，惟子瞻一人耳！若非相交以心，荣辱与共，谁能如此？子瞻有关役法之论，可否形诸文字，理之成策，赐教于光，光当内自省讼，佩服而行。这杯酒，特敬子瞻之忠公坦直耳！”
　　苏轼笑，与司马光碰杯而饮。
　　程颐受到冷落，但他依然是不苟言笑，动遵礼义，神色上似乎无一丝不快之感。
　　几天后，苏轼便践司马光之请，在“役法”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名曰。《论给田募役状》交司马光上呈太皇太后：

　　　　……臣伏见熙宁中尝行给日募役法，其法亦系官田，及用宽剩钱买民
　　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那弓箭手。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
　　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臣问之道路，本出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
　　意在速成，且利宽剩钱以为它用，故相更驳难，道不果行。臣谓此法行之，
　　盖有五利：朝廷若依旧行募役法，则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钱，因积所省，
　　益买益募，要之数年，雇钱无几，则役钱可以大减；若行差役法，则每募
　　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减，农民自宽，其利一也。应募之民，正与
　　弓箭手无异，举家衣食，出于官田，平时重犯法，缓急不逃亡，其利二也。
　　今者谷贱伤农，农民卖田，常苦不售，若官与买，则田谷皆重，农可小经，
　　其利三也。钱积放冬常苦币重，若散以买田，则货币稍均，其利四也。此
　　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宽剩钱者，凡以为我用耳，疑谤消释，
　　恩德显白，其利五也。
　　　　此法独有二弊：贪吏狡胥，与民为奸，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暂
　　出应役，一年半岁，即弃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虑，见利忘患，闻官中
　　买回募役，即争以田中官，以身充役，业不离主，既初无所失，而骤得官
　　钱，必争为之，充役之后，永无休歇，患及子孙，此二弊也。但当设法以
　　防二弊，而先帝之法，决不可废……
　　　　右所陈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条，伏乞朝廷详议施行……

　　苏轼所提的《给田募役法》，原是王安石“变法”中对“募役法”缺失匡正的产物，由于他在密州有过半年的实践，其利弊得失论述明确，所举十二条防止弊端的措施，亦为切实周到，无论此法是否能消解“役法”上根本难题，但苏轼的态度、用心是真诚的。但在朝廷详议中，由于是“熙宁中”的产物，由于与王安石的“新法”有着联系，由于有着与变法“相因”的色彩，被朝廷断然否定了。这也许就是苏轼与司马光政见分歧相撞相击的种子和开端。
　　司马光的心胸毕竟比王安石宽阔，他没有因为苏轼在政见上，特别是在“募役法”上与自己的主张不同而厌忌朋友，半个月后，便荐举苏轼为起居舍人，掌记皇帝言论，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三个月后，又荐举苏轼为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令，参与朝政机密，使苏轼青云直上，权力大增，给了苏轼在政坛上施展才能的时机和天地。表现了一个高明政治家的自信与容忍。
　　司马光毕竟也有着自己的“固执”，他没有因为苏轼的规谏而放慢“革故鼎新”的步伐，更没有因为苏轼在“募役法”上言之坦荡的劝告而动摇罢废“募役法”的决心。也许心中长期积淤的愤懑感情在起着作用，他固执地认为：“募役法”的罢废与否，关系着章惇、蔡确、张璪等人的命运，也关系着“革故一鼎新”的命运。不怕现时添乱，只怕遗患于未来，即使“募役法”确如苏子瞻所论“与差役法利害相等”，也是必须断然罢废的，不能让“新法”的幽灵仍游荡于朝廷，继续影响群臣的心志灵魂！政争是一种把握不住的怪物，有时不是你牵着它走，而是它牵着你走！他似乎从王安石执政期间大喊大叫、纷争不息的混乱中得到教益，他决定不再声张，不再议论，不再招惹麻烦，不再浪费时日，悄悄果敢地进行着“罢废募役法”的筹划……
　　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十二日，他上呈《乞罢免投钱依旧差役札子》于太皇太后，奏请明令罢废“募役法”，恢复“差役法”，并提出了具体施行的方案，并很快获得了太皇太后的恩准。
　　二月十八日，他召知开封府蔡京至政事堂，商议在京郊两县先行实施“罢募役、复差役事”，并以五日为时限，检讨其实施中的利害情状，以便摸清底细，依例推行。蔡京慨然应诺。
　　二月二十四日，他在政事堂议事中，正式颁布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募役依旧差役”的诏令。司马光与苏轼的争论爆发了。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和往日一样，除左相蔡确、右相韩缜、中书侍郎张璪、知枢密院事章惇、尚书左丞吕公著、尚书右丞李清臣外，还有御史中丞刘挚、起居舍人苏轼、左司谏王岩叟、右司谏苏辙、左正言朱光庭、天章阁待制范纯仁等人。司马光以门下侍郎之职，奉旨主持。
　　会议开始，司马光一如昔日，神情肃穆，话语从容。他首先宣布了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募役依旧差役”的诏令，接着申述贯彻“诏令”的具体措施：
　　“圣诏耀世，当去募役病民害国之灾，复差役便民利国之制。然尚虑天下役人利害，逐地各有不同，今来敕内，举措如下：
　　“其一，指挥行下开封府界及诸路转运司，誉下诸州县，委逐县官看详。
　　“其二，若依令来指挥，别无妨碍，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
　　“其三，若有妨碍，致施行未得、即仰限敕到五日内，具利害擘画申本州；仰本州类聚诸县所申，择其可取者，限敕到一个月内，具利害孽画申转运司；仰转运司类聚诸州所申，择其可取者，限敕到一季内，具利害擘画奏闻朝廷。候奏到，朝廷委执政官再加看详，各随宜修改，别作一路一州一县敕施行，务要所在役法，曲尽其宜。
　　“其四，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但执之当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力更改，勿以人言轻坏良法……”
　　司马光一字一句地讲着。平心而论，这道“诏令”和司马光的四项举措，并非“强行抑迫”，较之去年十月司马光在延和殿的声讨诛伐温和得多，而且留有宽阔的议商余地。但因其突然提出，引起一些朝臣的逆感，也就使政事堂寂然无声。政见不同的人们都沉默着。
　　“这是比王安石更为阴森的突然袭击啊！”蔡确、韩缜、张璪、章惇心神惊悸：不叫的狗才是咬人的狗！蔡确、韩缜、张璪几个月来已权落势失，早已失去了抗争的勇气。特别是蔡确，在王珪病故之后，已被任为山陵使，几个月来已离开中枢，曾几次上送“辞呈”，现时，对什么“募役”、“差役”早就没有兴趣了，他原本对王安石的“新法”就没有什么感情，主政时，不过是奉其名号而已。可章惇却不肯在这道“诏令”面前屈服，他有着对“新法”的留恋，也有着对司马光的仇恨，他在惊悸中转动着心机，在司马光的言论中寻找纸漏，准备伺机反扑。
　　“这是一种可哀的征兆，司马君实难道也要甩开中枢议商，步介甫自专自毁的后尘吗？”苏轼、范纯仁心里犯疑了：圣诏已下，还计议什么？此风若长，朝廷只怕又要多事了。特别是苏轼，似乎从司马光今天异乎寻常的冷静中，感到了程颐以师道自居而又杀气腾腾的阴影。一个多月来，程颐影随司马君实而不离，实堪忧啊！昔日吕惠卿塑王安石，自己是爱莫能助。今日程项欲塑司马光，是断不能允许的！再说，天下之治，在于宽猛相资、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他抬头向吕公著、刘挚、朱光庭、王岩叟等人一瞥，个个都是仪表生威，胸背戒备，目视章惇、蔡确、张璪等人，若面对仇雠。他心里狐疑突起，纷乱无序。
　　司马光的话说完了，举措分明，清清爽爽，人们沉默着，似乎都没有什么话要说。章惇在司马光的言论中找不到纰漏，但他似乎不甘寂寞，不愿看到这政事堂一片宁静，不愿司马光过得舒心如意，便举手一拱，玩世不恭地打破了沉默：
　　“圣诏耀世，当执之‘坚如金石’，我无话可说。但司马公在四项举措中，准予‘具利害孽画奏闻朝廷’，章惇就有几句话要说了：今复以‘差役法’代替‘募役法’，中枢事先未议而突下诏令，是司马公一手操办的吧？此与王安石的‘独断专行’何异？司马公宣讲中通示：复‘差役法’，准予详议熟讲。但县官实施限时五日，其推行之速胜于王安石昔日之推行‘青苗法’，是不是也属于‘传呼抑配’之类？其弊只怕更甚于王安石昔日的‘躁进急行’。”
　　章惇恶劣的态度，恶毒的话语，没有惹怒司马光，却使吕公著发火了，他勃然站起，厉声反驳：
　　“司马光之论，大意已善，其间虽不无疏略，但章惇之言词尖刻，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一泄私忿，不顾朝廷大体，实为对抗圣诏之逆动。”
　　接着，御史中丞刘挚、左司谏王岩叟、左正言朱光庭相继站起，同声支持司马光所论，合力围剿章惇所言。有的斥章惇是“寻衅滋事，用心莫测”，有的斥章惇是“躁忿忌嫉，败群乱众”，有的斥章惇为“安石党朋，惠卿余孽，朝廷大害，贼心不死”
　　司马光击案，声色俱厉地制止了这些声色激愤的支持者：
　　“群起而噪，成何体统。”
　　人们都归于沉默了。
　　糊涂的苏轼见小而忘大，在人们骤然的沉默中竟吁叹出声：
　　“昔日君子，惟介甫是师；今之君子，惟君实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
　　话出惊人。
　　苏轼的哀叹，道出了十多年来官场上的实情，也道出了政坛上趋炎附势的丑态。但祸从口出！特别在此时此地，分明是与章惇等人相近相亲。吕公著、王岩叟、朱光庭、刘挚等人愤懑而侧目，连司马光也感到茫然。右司谏苏辙急忙以目光示意哥哥勿再“口无遮拦”，但苏轼的目光一直盯着司马光，司马光的“茫然”反而使他不吐不快：
　　“募役、差役之害，半斤八两，轻重盖略相等，何操之急啊！”
　　司马光有些不悦：
　　“子瞻可详而言之。”
　　苏轼又口无遮挡地侃了起来：
　　“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其募役之法实类此。司马公欲骤罢募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吕公著极为反感，喝断苏轼的议论，怒而讥之：
　　“子瞻先生狂言滔滔，不就是因为你上呈的《论给田募役状》没有被采纳吗？”
　　苏轼反应极快，立即报以讥之：
　　“不错，《论给田募役状》乃苏轼上呈，但《给田募役法》乃出于先帝之意，吕公厌之，烦之，贬之，否之，只怕是因为看花了眼，发现了王安石的影子吧？”
　　吕公著目瞪语结。
　　这不仅是公开与司马光唱反调，简直是为王安石唱颂歌了。王岩叟等人惊骇变色，连章惇等人也惊诧咋舌，苏辙禁不住暗暗叫苦。
　　天章阁待制范纯仁却起而支持苏轼的看法：
　　“新法当废，罢其太甚者可也，恢复差役法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且宰相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愿司马公虚心以延众议，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
　　司马光色忿而语急：
　　“子瞻、尧夫之论，光不敢苟同。募役病民害国，百害而无一利，民皆厌而讼之，何其子瞻、尧夫钟情而不悟！”
　　范纯仁紧谏不移：
　　“公如此，以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速富贵！”
　　司马光心头一震，忿色稍敛。
　　苏轼神情自若，笑语司马光：
　　“公记否？二十年前，魏国公韩琦为相，建议于陕西成立义勇，公时为谏官，极言不便，争之甚力，魏国公曰：‘吾在此，君无忧’。公不为屈，曰：‘光终不敢奉信，恐相公亦不敢自信耳！’魏国公怒斥：‘君何相轻之甚啊！’公直言而答：‘相公在此可也，万一他人在此如何？’魏国公默然乃止。司马公今居此位而为相，亦似魏国公不许苏轼尽言。”
　　司马光了解苏轼，口无遮拦，出话图快，不计影响，他望着苏轼笑而无奈：
　　“苏子瞻，毕竟是苏子瞻啊，光谢罪矣。”
　　恰在此时，知开封府蔡京急急走进政事堂，把一份《奏表》呈于司马光。
　　蔡京，字元长，福建仙游人，时年三十九岁，熙宁三年进士，因拥护王安石变法而累迁至知开封府，其人聪颖机敏，善言词，行事果敢。熙宁变法，附王安石；王安石罢相，附吕惠卿；吕惠卿遭贬，附章惇。司马光去年再起，殷勤恭趋，亦得司马光赏识。
　　司马光打开蔡京的《奏表》阅览：

　　　　……得复差役旨，依敕令而行。委逐府县官吏看详，群情踊跃；布之
　　城乡，黎庶欢腾；诵圣母陛下、皇帝陛下之恩，颂朝廷“革故鼎新”之政。
　　五日之内，募役尽废，差役倡行，现京郊两县，已差一千余人充役……

　　司马光大喜，霍然起立，面向与会重臣，亲自诵读蔡京的《奏表》，以蔡京的闻风而动、政绩卓著激励同僚。然后庄严宣布：
　　“圣诏如日悬中天，上合天心，下符民愿，若朝臣人人若元长之勤劳奉公，何患‘差役法’之不行。”
　　吕公著、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群起而欢，向蔡京祝贺。
　　苏轼却不合时宜地又发出一声哀叹：
　　“离奇的岁月，荒唐的岁月！今日蔡京之于司马君实，亦如当年王广渊之于王安石啊！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官场的必然？”
　　蔡京望着苏轼隐忍微笑着。
　　王岩叟、吕公著、刘挚、朱光庭向苏轼投去了猜疑和冰冷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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