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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血沃红土（四）

８．千里转战
　　蒋介石没有因为上海的“一二八事件”而忘了赣闽的红军。他紧急召见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何应钦立在蒋介石背后。此时的蒋介石正面对窗户，看着院外的鸟语花香，头也没回地说：“听说，‘赤匪’在闽西搞的红红火火，有这事？”
　　何应钦如实告诉他：“‘赤匪’在闽西，已经发展到了沿海一带。”
　　蒋介石：“共产党贯用的伎俩，就是善搞欺人的宣传。”他止住了话，望着窗外不语。
　　何应钦一直这样地站着，也不敢多言。
　　过了一会，蒋介石转过身说：“敬之，我这次召你来，还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何应钦：“校长尽管吩咐，学生理当效命。”
　　“嗯……”蒋介石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说：“我们同日本签定了休战协议，共产党那个临时中央政府，反对我党的主张还发表了向全国的通电。朱、毛盘居在闽西、赣南、粤东，我寝食不安呐。目前，还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去消灭他们，
　　我想好了，准备撤销驻‘赣绥靖’公署，改设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你意如何？”
　　何应钦：“全凭校长裁决。”
　　蒋介石从沙发上站起来：“我决定任命你为‘剿匪’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你告诉陈副司令官，让他马上到南京来，我有事和他面谈。”
　　陈济棠虽然曾多次表示，不愿当蒋介石的替罪羔羊，可他最终还是按着蒋介石的命令去做了。回广州后召开了军事长官会议。一条椭园形的会议桌前，陈济棠与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等坐在军用挂图下，其余分坐两边。到会的有：一师师长李振球，二师师长叶启肇，独立三师师长李汉魂，四师师长张枚新，五师师长张达和独立二旅的旅长。陈济棠告诉他们，委座在南京召见了他和何应钦长官。委座要我们捐弃前嫌，忘掉不痛快的一幕；接着他宣布了这一次行动的命令。
　　余汉谋率所部十九个团的兵力，部署在赣粤边界的南雄、赣州、南康、大余和信丰地区。
　　中共临时中央６月５日发布军事训令：“要求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龄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
　　６月１７日，苏区中央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于福建的长汀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传达贯彻临时中央的指示，同时讨论了取消东西路军的番号，决定仍恢复红一方面军的建制。
　　在编制设置和人员安排上，与会人员又出现了分歧。恢复建制就意味着恢复毛泽东的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可是，毛泽东又受到了上海临时中央的批判，不要说临时中央不会同意，就是在座的一些人也不会同意。周恩来决定采取回避政策，恢复建制，不设总政委一职。但是，有人提出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周恩来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样将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中国人谁都知道江西有一个“朱、毛”红军，就是在国外，也是很有名气。周恩来婉言否定了其他人的提议。毛泽东仍随军行动。
　　毛泽东、林彪、聂荣臻、董振堂、肖劲光接到一、五军团千里回师的命令，在６月中旬，主力开始行动。
　　当红四军到达武宁县北大禾时，王良军长、罗瑞卿政委突然听到前方传来的枪声，接着骑兵通信员飞马奔来，说是前方发现民团袭击，阻止我军前进。王良、罗瑞卿带领人员快步赶往前面出事地点。
　　起伏的山峦，并不算高大，却是林密，战士正利用有利的地形组织还击。王良、罗瑞卿赶到爬上一座山头，观察前方的敌情。
　　正在阻击红军的民团，突然看见前方一侧的山头上有人，立时朝着山头猛烈地射击一阵。正在观察地形的王良，突然头部中弹，他一手捂住，鲜血从指缝中一直流到胸前。罗瑞卿看见忙将其抱住。王良倒在罗瑞卿怀里，另一只手从怀中掏出第一次反围剿时活捉张辉瓒后，毛泽东奖励他的怀表：
　　“罗政委，这是毛主席奖励我的张辉瓒用过的表，我交给你……”他没说完就牺牲了。
　　罗瑞卿悲痛地呼唤：“军长，军长！”
　　战士们痛心疾首地把王良军长抬下山岗。
　　罗瑞卿百感交集地拿着王良交给他的怀表，止不住的泪
　　水流下来滴在怀表上
　　６月底红一、五军团到达信丰，粤军以６个团的兵力由南康到大余地区集中，企图乘红一、五、三军团未会合之际，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湘军的配合下，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妄图把红军一举歼灭在赣江两岸。这时，彭德怀率领三军团主力到达大余东北的池江，于７月２日击溃敌人四个团；３日的上午，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进攻梅龄关，将一个团的守敌击溃，占领了梅龄关隘口。从４日开始，彭德怀率领三军团主力，连续四天攻击大余县城。因守敌凭险据守，多次进攻均未奏效，在有很大伤亡的情况下，撤出战斗。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十八军军长陈诚率领所属的十四师和五十二师，从上犹匆匆向大余集中。陈诚和谭祥元旦举行婚礼后，在上海度过蜜月，就匆匆告别新婚的妻子，回到了十八军军部。粤军的独立三师、五师接到陈济棠的急电，马不停蹄的由韶关日夜兼程赶赴南雄，四师也在张枚新的率领下，由信丰向南雄快速靠拢。敌人的企图很明显，妄想南北夹击红军。７月７日，三师和五师到达南雄，四师进到乌迳。敌人的行动为一方面军领导所掌握，决定集中三个军团，同时歼灭南雄和乌迳之敌。根据方面军领导的作战意图，一军团和十二军在中站和中坑负责解决南雄之敌；三军团一部在梅龄关、仙人岭，担负牵制大余之敌，主力进到中站的东北高地待命；五军团和独立三、六师担负消灭乌迳之敌。
　　翌日凌晨，五军团从罗田、赤石直插乌迳，其先头部队到达黄坑时，前去侦察的人员回来报告，敌人已由乌迳沿浈水南岸去了水口。董振堂当即命令五军团改变方向，到水口截击敌人。
　　在一方面军司令部，有线电话和无线电台都在忙碌着，值班人员大声呼叫着同前方联系。人员进出十分频繁。毛泽东、朱德正在听取叶剑英总参谋长关于水口战役的情况。叶剑英告诉他南雄县水口，敌人又增援六个团的兵力，这样水口达到了十个团的兵力，五军团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独立三师、六师赶到水口增援，同敌人进行肉搏，才勉强稳住战局……
　　原来，五军团在下午３时左右，到达水口对岸的一个村庄，同敌人遭遇，迅速击溃敌军。敌人退守水口和附近的高地依山布防。到了９日，南雄的敌军独立三师和五师没有去正北的中站和中坑，而是改道去了水口。这一突然变化的情况没有被我军及时掌握，五军团仍按原计划实施攻击，结果造成很大伤亡。正在五军团十分被动的时候，独立三师、六师在陈毅带领下及时赶到，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才算稳住战局。
　　山中间的开阔地上，红军战士的尸体同敌人的尸体交织在一起，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有的抱敌而死，有的胸前还在流着鲜血；敌人的尸体上有的则插着红军的大刀，整个战场上空被烟雾笼罩，被炮火打断的树桩还在冒着余烟。整个战场，惨不忍睹。显然，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残酷。
　　董振堂、赵博生在前沿阵地帮着战士们修补工事。工事中，不少轻伤员们仍轻伤不下火线坚持在阵地上。陈毅也在独立三师的阵地上，同战士一起修补被敌人炮火摧垮的工事。
　　毛泽东听了叶剑英的报告，深有感触地说：“战场上千变万化呀，原先水口有四个团的兵力，后来敌人又增援六个团的兵力，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这一点很关键，应该把我们的主力拉上去。”朱德同意把一、三军团和十二军拉上去，火速增援水口，力求全歼该敌。
　　林彪、罗荣桓、董振堂和罗炳辉、谭震林接到方面军首长的命令，迅速率军南下，到水口参加会战。
　　各路兵马到达水口后，重新调整了兵力。
　　这时，十八军的陈诚，已率军到达大余东北的青龙和杨眉地区的山中，依山傍水支起了无数个帐篷，他要在此静观其变。
　　十四师师长周至柔来到军司令部帐篷，见随行人员懒洋洋的东躺西靠，显得很安然，根本没有打仗的气氛，他不由皱皱眉，走过去轻轻碰了碰帐篷门口坐在箱子上打瞌睡的军官。
　　那人看来是个机要参谋。他见是周师长，忙起身立正。
　　周至柔是浙江临海人，原名叫周百福，１８９９年生，是蒋介石前妻毛福梅的姨甥。他２０岁在浙江中学毕业后，考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学制三年，２３岁毕业回到浙江老家，在浙军第二师任少尉排长。１９２４年投奔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任黄埔军校兵器教官。由于他和蒋介石有这一层关系，１９２６年７月参加北伐，历任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
　　除下他和蒋介石这一层关系外，还有他的精明强干。１９３３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到欧美考察航空和空军事务，第二年回国出任中航校教育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三年后，当上了空军司令。１９４９年跟随蒋介石去台湾，病逝于１９８６年的８月。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他身材瘦长，一挑帐篷门帘弯腰进到里面，只见空无一人。他一闪身出来问还在立正站立的机要参谋：“陈司令官呢？”
　　参谋客气地告诉他：“陈军长到山上打猎去了。”
　　周至柔二话没说立在帐篷前，望着前方的山坡。
　　突然，山坡上响起了枪声，接着有人大声喊道：“打中了，打中了。”
　　周至柔向着响枪的山坡走去。
　　山坡上的树林中，陈诚的卫兵提着刚打死的兔子来到他们面前。陈诚身上冒着汗，没戴军帽，前胸衣服敞开，身边跟着替他背枪的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俩人并肩沿着山坡往下走，边走边谈。
　　周至柔来到山下。陈诚、李明也从树林中钻出来，周至柔迎上前去。
　　“陈司令官，你害得我找得好苦哟。李师长也在。”
　　陈诚反问道：“周师长，坐不住了？”
　　周至柔苦笑一下，没有表示什么。
　　陈诚：“看过《三国》吗？”周至柔不解，一脸疑惑。李明师长在一旁高深莫测地笑笑。
　　陈诚又问：“知道‘草船借箭’吗？”
　　周至柔不知陈诚是何意，机械地点点头。
　　李明帮他解开这个迷：“东吴利用诸葛亮借曹军的箭，咱们呢，用陈济棠、余汉谋的人借‘共匪’的人头。”
　　周至柔似乎明白了陈诚的用心何在。
　　陈诚阴险地说：“他陈济棠不是依据自己手中有人有枪吗？他不是敢同委座分庭抗争吗？那就让他同‘共匪’打打交道，试试他的半斤八两。”他一语道破了天机。
　　李明又进一步解释道：“他们打赢了，咱们上去冲他一家伙，也沾点光；他们要是打败了，咱们也不能跟着吃亏。”
　　周至柔担心地问：“要是何长官怪罪下来……”
　　李明满脸不屑一顾地神色：“老兄，别说何长官，就是真的委员长怪罪下来，不是还有你嘛。再说你跟随蒋委员长多年，怎么连这都不懂，这不是委员长解决他所不信任的人的一种办法吗？”
　　周至柔“哦”了一声，恍然大悟。
　　陈诚脸上荡漾着难以掩饰的神色：“走，边吃兔子肉边等余汉谋的消息。”
　　此时，正是１０日的下午。水口阵地上红军吹响了冲锋号。
　　团政委杨成武首先跃出战壕，高声喊道：“同志们，冲啊！”
　　战士们一个个跃出战壕，向敌人冲去。满山遍野的红军潮水般地涌上敌人阵地。负隅顽抗的敌军，见红军如同山洪暴发般地冲过来，个个害怕地调头就跑。这时，三军团的先头部队七军赶到战场，敌人的十个团已被一、五军团、十二军和江西军区的独立三、六师击溃，正仓惶向南雄退却。
　　远离战场的陈诚，正在帐篷内同李明、周至柔悠闲地吃
　　着烤熟的野兔肉，无线电台已打开，从中可以听到红军的“冲啊！杀啊！缴枪不杀！”
　　声。
　　电台又传出独立三师师长李汉魂的呼救声：“张师长，我部受到了共军的包围，请你向我靠拢。”第五师师长张达的声音：“李师长，我也受到了共军的包围，希望你赶快突围，向我靠拢，向我靠拢！”
　　陈诚停止吃兔肉，听着电台中传出的声音，好像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李明鄙夷地说：“他妈的，怎么不经打，叫人家一冲就垮了呢？”
　　周至柔显露出十分惋惜地说：“唉，完了。”
　　李明问陈诚：“司令官，我们下步怎么办？”
　　陈诚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以静制动，还要看看下一步的情况变化如何？在没有摸清‘共匪’的真实情况之前，绝不能轻举妄动。”
　　这一战，虽然没有达到全歼之目的，但也打击了陈济棠和余汉谋入赣的嚣张气焰，起到了巩固苏区的效果。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刚从前线回来，在街道上和来往的担架队以及撤离战场的红军队伍擦肩而过。叶剑英遗憾地说：“南雄，水口战役仅仅击溃了粤军十五个团的兵力，没有达到全歼的目的。”
　　朱德带着检讨的口气说：“这次战役，怪我们没有及时掌握变化了的敌情、军情，加上兵力过于分散，这次战役，只能算作消耗战。”
　　毛泽东虽有同感，但他考虑更多的是今后：“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部队抓紧整休、筹款工作，准备打新的战役。”
　　陈毅从战场上下来，赶到信丰方面军司令部来见毛泽东。
　　他们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俩出了司令部，信步在桃江江边，俩人边走边谈。吴吉清同陈毅的警卫员远远地跟在后面。
　　他俩走着走着，突然面对桃江停下来。清澈的江水，托浮着来往的鱼船。俩人找块地方坐下来。毛泽东拿出烟递给陈毅一支，自己点燃一支。
　　毛泽东以赞扬的口气说：“你陈毅在后方，给前方组织了不少军需物资，征集了很多青年补充红军，发展壮大了地方武装，有力地协同主力红军作战，应该讲，你陈毅是立了大功的。”
　　陈毅谦逊地说：“主席过奖了。”
　　“西汉刘邦之所以能在前方安心打仗，主要是有萧何这个后勤部长。你陈毅是咱红军的后勤部长。”毛泽东把陈毅比成萧何，可见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接着又关切地问：“你一定吃了不少苦。”
　　“苦，是没少吃。不过那都可以忍受。”陈毅讲着有些激动了。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我们党内有些同志……”
　　毛泽东宽怀大度地说：“那没有什么嘛。我以前曾讲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不仅同蒋介石斗，而且还要同党内的一些错误思想斗。这就是历史嘛。中华民族的历史，说穿了就是一部斗争史。”
　　“好，讲得好。我陈毅明白了一个道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广州起义’，还有建立井冈山、开辟赣南苏区等等，都是斗出来的啰。”
　　“对！没有斗争，历史就要完结，革命就不能发展。”毛泽东讲着突然站了起来，把手一挥：“我们就是在这种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求壮大啰。”
　　７月１５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表了告前线红军战士书，要求“毫不疲倦地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指示我红一方面军佯攻赣州，主力在上游强行渡河，到赣江西岸向北发展，进攻蒋军的主力。
　　毛泽东一跨进总部，就平静豁达地问：“老总，何事这么急，派参谋长专门叫我？”朱德一脸愁容。“你看看。”
　　毛泽东接过一看。“哦，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向红军战士发出的‘告前线红军战士书’，很好嘛。”
　　“你往下看，往下看啰。”朱德指指他手中的指示。
　　毛泽东没有再言语，一直看下去。
　　朱德一直注视着他看完：“如何呀？”
　　“在上游实施强渡，要冒风险啰。挨我们一顿拳头的余汉谋军，虽已退却，可一直咬着牙盯着我们哩。陈诚部也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这可是个狡猾的对手。多次接触，都未受损。吃亏的事，他一点没干。”毛泽东讲到此停顿了一下，问：“恩来同志不是马上就到了吗？”
　　“他已经从瑞金出发了。”朱德说。
　　毛泽东考虑后说：“恩来同志来了，再作具体打算。老总，你看如何呀？”
　　翌日，也就是７月２１日，周恩来风尘仆仆地到了方面军总部。叶剑英忙着为他让座、倒水。警卫员端来了洗脸水。
　　“周书记您洗脸。”
　　“我说参谋长同志，以后不要叫我书记。叫我恩来，这不更亲近吗？”
　　叶剑英笑笑：“你不也……”
　　“哦。”周恩来醒悟，也笑了：“咱们都改口，不叫职务，如何？”
　　“好，恩来同志。”叶剑英纠正了一句。
　　周恩来洗过脸，问道：“怎么不见二位老总？”
　　叶剑英回答：“他们到部队检查工作去了。已派人去通知，很快就会回来。”
　　“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你们都看过了？”周恩来坐下，喝了一口茶问叶剑英。
　　“看过了。”
　　周恩来望着他：“都有什么意见？”
　　叶剑英也直接了当地说：“这个指示，有明显的失误之处。”
　　周恩来洗过脸，把毛巾放到一边：“你把王稼祥同志找来，我们一起谈谈。”
　　叶剑英刚出去，毛泽东、朱德就进来了。
　　“恩来，一路辛苦。”毛泽东说着伸出了手。
　　朱德走过来说着：“辛苦。”便也伸出那双大手，将他俩人的手握在中间，三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并且还有力地摇动了几下。王稼祥从外进来直奔室内。
　　“周书记。”王稼祥已站在了门口。
　　“稼祥。”周恩来迎上前，握手后各自坐下。
　　朱德对周恩来讲：“你来的正好。在赣州上游强渡，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集，无论在哪一点渡河出击敌人，都有被断后路的危险。”
　　周恩来静静地听着，而后转向毛泽东：“润芝，你以为如何？”
　　毛泽东深思熟虑地说：“我军应在赣江东岸向北推进，在万安寻找战机，待机渡过赣江，求歼蒋军嫡系陈、罗部，以便下一步攻取吉安。”
　　“如此甚好。”周恩来站起来，说：“我到前线随军指挥，由任弼时同志暂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我们再详细研究一下，拟个作战方案，报给他们，以求支持。”
　　当夜，周恩来在住处同王稼祥单独交换意见。王稼祥深有感受地说：“同毛泽东同志初次见面，是在龙冈，那时正准备第二次反‘围剿’，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他是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相同的，是有其独特的地方。
　　虽然，我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觉得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据有说服力。毛泽东同志以政府主席身份仍‘随军行动，不便指挥’。”
　　“朱德同志，也有同感。”周恩来带征求意见地问：“我们是否恢复他的总政委一职？”
　　王稼祥不加思索地说：“理应恢复。毛泽东同志指挥打仗，有他的独到之处，往往出其不意。这次不在上游强渡，红军主力向北推进，就足以说明他能洞穿全局，掌握全局。”
　　周恩来从前线发回瑞金叶坪一封急电，要求改变原作战计划。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四人正在研究周恩来从前线发来的电报。
　　顾作霖先表态：“不在赣江上游强渡，在下游的万安也可。
　　可以同意这个军事作战计划，但不能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一职。５月２０日临时中央来电指示，至今他也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
　　项英：“我看，总政委一职应由周恩来同志兼任较为适宜。”
　　邓发：“长汀会议上，就提出由他兼任，他本人提出了异议。”
　　顾作霖：“他本人不同意兼任就不兼任了，我们坚持由周恩来同志兼任总政委一职。”
　　任弼时最后表态：“那就向前线发报……”
　　周恩来收到了任弼时发来的电报，心情不快地立在门口处，一动不动地望着门外，暗想，如果由我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将会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同志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为了整个战局的顺利发展，泽东的经验与长处须尽量使他发展。前线作战，有毛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想到此，他走到桌前，取出纸张铺在面前。他思考了一下，提笔疾书。他要给任弼时写封长信，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
　　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面对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发来的信，都沉默着。顾作霖站起来，踱到了一边。邓发看看项英，项英无所表示。任弼时打破僵局地说：“考虑到周恩来同志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我是代书记，他如此三番两次地从前线来电、来信恢复毛泽东同志总政委一职，如果我们硬顶着，将会出现难看的局面。我同意他们的意见。”
　　任弼时见他三人没有表示反对：“如果不反对，就向前线发报，同意他们的意见。”
　　项英脸带疑虑地说：“是否再放一放，看看情况如何？”
　　在没有得到任弼时再次回信的情况下，方面军领导考虑到敌情的变化，在７月２７日，红军已从信丰和南雄的交界地区，向北转移。陈诚得悉红军向北转移，他也为捕捉战机，马
　　不停蹄地引军沿赣江西岸北进
　　８月初，一方面军到达兴国和于都地区。陈诚也在赣江西岸到达遂川，几乎是同红军齐头并进。
　　在南昌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里，何应钦作了如下部署：十四师、五十二师在遂川及以东的南沙地区集结；二十八师在万安集结；四十三师在泰和以南集结；十一师在吉安集结；九十师在吉水、永丰集结；二十七师在乐安、宜黄集结。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以后，孙连仲虽然受到了蒋介石的严厉责骂，但还是给了他人枪，要他重新组建二十五师、二十七师。
　　何应钦曾恶狠狠地说：“共军流窜到了于都、兴国境，如果他们敢从万安渡赣江，就将他们歼灭在万安地区。”
　　不几天，何应钦又要求陈诚再向北驻防。事关全局，他和陈诚直接通了话。他告诉陈诚，他已调任第二路军司令官，统领十一师、十四师、九十师，在他的东面，就是共军的主力，一旦共军西渡赣江，要求他应抓住战机，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全部歼灭。
　　一方面军到达兴国和于都后，得悉敌人沿赣江西岸密集布防，如果再按原计划渡江作战，势必造成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因此，在兴国开了一个小型会议，统一思想，谋略下一步行动方案。
　　周恩来在会上也认为：“要改变原先的计划。”
　　毛泽东非常赞同：“我们就是要敌变我变，原先万安守敌一个师，现在我们的正面是四个师。东北的乐安、宜黄仅有敌二十七师，比较好打。”
　　朱德也认为这样打好：“我军向东北地区行动，即能调动敌人，使其两头首尾难顾。到那时，打下乐安、宜黄，又能西进渡赣江，或乘抚州空虚拿下抚州。”
　　周恩来转向王稼祥：“稼祥同志，你意如何？”
　　王稼祥：“我同意‘敌变我变’的方针，向乐安、宜黄进军。”
　　周恩来：“总长有什么意见？”
　　叶剑英：“我同意。”
　　周恩来：“那就请总长拟出向乐安、宜黄行动的军事训令。”
　　这时，有人过来，交给周恩来一封信。
　　周恩来一看就知道是任弼时写来的，忙打开看视……看后。他兴奋地大声告诉大家：“后方苏区中央局同意恢复毛泽东同志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
　　于是，中央军委发出了《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
　　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泽东同志已到军
　　中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
　　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
　　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省的首先
　　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中共军委主席　朱德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怀

　　八月八日

　　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队的领导岗位上，给方面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十天以后，一军团和三军团强攻乐安，全歼二十七师一个旅，俘虏３０００多人；四天以后，又在宜黄北歼灭二十七师一部，余部在师长高树勋的带领下，于２０日夜，乘机在夜色的掩护下惶惶张张北逃。红三、红四军紧追不舍，在抚州南的龙骨渡又歼灭一部。这一战，又歼敌三个团，俘虏２０００多人。
　　国民党的二十七师组建还不到半年时间，７天时间，乐安、宜黄二仗损失二个半旅。
　　乐安、宜黄战斗结束后，在龙源的方面军总部里，叶剑英指着一张军用地图对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据侦察，南城有守敌三个师十七个团的兵力。陈诚的第二路军、三个师已快速增援到达宜黄以北地区。如果我们按计划攻打南城，势必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毛泽东：“恩来，我们放弃南城之敌，置陈诚第二路军于不顾，红军主力向南，在南城、南丰、宜黄间发动群众，休整部队。”
　　王稼祥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说：“我们应退让一步，再寻机歼敌。”
　　周恩来显然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总司令，你下命令吧。
　　一方面行动，一方面电告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
　　前方领导向后方领导发出的请示电，被后方领导给否决了。正随军转移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叶剑英，突然接到总部骑兵通信员马全送来的急电。周恩来接过急电，看后不由浓眉聚在了一起。毛泽东见状关切地问：“出了什么情况？”
　　周恩来把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轻声念道：“……不攻打南城，是错误的决定。红军主力必须绕至宜黄北一带，寻机攻战陈诚部……”众人得知电报的内容愕然了。
　　　 ９．宁都会议
　　宁都北洛口。早晨，晨雾缭绕。
　　毛泽东独自徘徊在树林外的竹林边，脚下便是流动的溪水。
　　毛泽东一直想着一个问题。前后方首脑在军事行动上，发生了三次交锋。为什么前后方领导总发生矛盾呢？他们不懂军事为什么还要瞎指挥？他们哪里晓得，蒋介石已经准备第四次对江西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了。在敌人尚未到来之前，应抓紧时间休整部队，做群众的工作，巩固根据地。
　　他们哪里晓得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组织起来的群众。
　　周恩来吹灭了室内的油灯，他双眼发红，看来是一夜没有休息。周恩来走出房间，来到小院中活动着四肢，渐渐速度慢了下来。
　　周恩来正在想着后方发来电报的内容。
　　“９月２６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上述行动。”他心中也在问：
　　“前后方领导在军事行动问题上，为什么总发生顶牛？是我们错了？”他正想着，王稼祥来了。
　　“周书记。”王稼祥进来。
　　“稼祥同志，你早啊。”周恩来心中在激烈地斗争着，可他表面仍笑容满面。
　　王稼祥看着周恩来：“周书记，一夜没休息吧？”
　　周恩来正要说什么，他见王稼祥也是精力疲倦的样子：
　　“你也一夜没休息嘛。”
　　“彼此彼此呀。”王稼祥扶了抹鼻梁上的眼镜框，流露出不满，说：“９月２５日红一方面军下达的《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是在前方电告后方建议召开中央局会议解决目前行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情况下，是他们又借口项英、邓发二同志去闽西，我们随军行动，在中央局开不起会议，我们才发了训令。可他们又反对。我们在前方，最有发言权嘛。”
　　朱德这时也走了过来，刚好听到二人的谈话，插上一句：
　　“他们那是瞎指挥啰。”
　　毛泽东还在竹林边徘徊着、深思着。
　　毛泽东也认为瞎指挥一害革命；二害群众；三害自己。
　　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领导为意见不统一，而大伤脑筋时，在后方的领导也为前方不听招呼，而大为恼火，尤其是对毛泽东。
　　顾作霖非常气愤地说：“叫他们攻打南城，他们借口南城守敌兵强，叫他们围城打援，他们又说‘攻城打增援’、‘无把握’，这不是‘右倾’是什么？”
　　项英后悔不已地说：“看来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是我们犯了个大错误。”
　　顾作霖气盛得很：“我们不能再犹豫了，一定要把毛泽东从总政委这个位置上再撤下来！”
　　邓发一直没发言，随口冒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这种局面要设法扭转一下。”
　　顾作霖：“‘随军行动’是他说了算。现在他是总政委，更是他说了算。长此下去，我们后方怎么指挥前方？我们的权威何在？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
　　项英人比较老练，不像他们年轻气盛过火动情，提醒任弼时说：“前方不是又发来电报建议召开全体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吗？”
　　顾作霖马上表示：“就依他们，开中央局会议。”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方领导到了前方的宁都小源村，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会议，宁都会议。
　　小源村是一个山村，山村不大，依山势走向，错落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农舍。农舍多是土墙、茅草房顶。小小的山村，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显得很不一般。村头树荫下，有许多马匹在安静地立着；村头小溪边，有几个警卫战士在放马。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遭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批评。
　　任弼时主持了会议，与会的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项英、顾作霖、林彪、陈毅。周恩来因处理前方战事，迟到了一步。
　　顾作霖陈词激昂，像个主宰世界的救世主。他认为在毛泽东身上，多次发生同临时中央的指示相对抗，从打赣州开始，直到打南城，长达七个月时间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总强调在反“围剿”中取得的一孔之见当圣经念。他反对沿赣江两岸地区向北发展，主张向东发展是一种右倾主义、逃跑主义。
　　毛泽东听着批评，甚至是上纲上线的刺耳话，也不动火，只是平静地抽着烟。
　　项英也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说到底是等待主义，保守主义。至今对赣南会议的批评，连一丝一毫的悔改表现都没有，反而同临时中央的指示越走越远。当前，我们应当警觉起来，右倾是主要危险。
　　任弼时也提醒毛泽东，这个时候是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个问题，尤其是要放弃“狭隘经验论”，不然是要危害革命的。
　　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他据理反驳：“在反‘围剿’当中，我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成功经验。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打赣州我反对过，讲过不打的原因。打赣州后，我主张向赣东闽西发展，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开展工作，打下了漳州。
　　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不打南城，是敌情变了，我们也该相应的改变，如果纸上谈兵，非吃败仗不可！照弼时、项英、作霖三同志所说，我认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的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的话则是一针见血。
　　顾作霖听后气色大变：“依据当时情况打赣州绝对需要，本来可以攻克，为何没有攻克，是对攻取中心城市认识不足，对敌坚守中心城市估计不足，加上我们的暴破技术的缺点，才未能克城而撤围。”
　　项英同他们一唱一和：“打下漳州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得不偿失嘛。”
　　陈毅怒目而视他们。
　　林彪沉默缄口。
　　朱德气得坐转了身。
　　王稼祥扶扶鼻梁上的眼镜框，不紧不慢地发了言：“我来说几句。众所周知，我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到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的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讲到此，他停顿了一下。
　　任弼时、顾作霖和项英听到他的讲话，一下子都震惊了。
　　开始，他们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王稼祥看了他们一眼，已察觉到他们突变的神色，根本没有理会，继续讲道：“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能有今天，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陈毅突然插上一句：“讲得好！事实就是这样嘛！”
　　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同时怒目相视着。
　　王稼祥又讲：“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是同乡。我在这里所言，不带感情色彩，完全是出自一个普通党员的内心肺腑之话。”
　　朱德也站了起来，说：“我同毛泽东相处时间长，一起打仗，一起行军，深知他的思想和领导艺术。如果说打胜仗有错，我是总司令，也应该有错。如果说打赣州失败有功，我又成了功臣，啥子功臣？从井冈山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啰。前方研究的事情，变更计划，不能算在毛泽东头上，那是集体决定的事。”
　　会议出现了僵局，只好暂时休会。
　　太阳将要落下去。在小源村东北的一条山路上，周恩来和他的警卫员向西南急急赶路。由于马跑得很快，他那长须在胸前不住地飘摆。
　　由于会议开的既激烈又压抑，晚饭后，与会者神情各异，三三两两地出了村，向着各自选择的方向散步去了。
　　王稼祥在竹林旁的小溪边独行。
　　任弼时、顾作霖他俩人谈论着走到溪边，见王稼祥已在，俩人就转向另一个方向。
　　朱德、陈毅这两位经南昌起义后，转战广东最后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的老战友，今天又走到了一起。俩人谁也没说话，各自想着心事向北走出了小村。
　　远处有两骑人马朝他们这里奔来，俩人停步观察了一阵。
　　朱德望着说：“像是恩来同志回来了。”
　　来人正是周恩来和他的警卫员，一直到了朱德和陈毅身边才下马。
　　“恩来，怎么才赶回来？”朱德上前握住他的手。
　　周恩来歉意地说：“在路上耽误了些时间。”他松开朱德的手，又握住陈毅的手问：“会议已经开始了吧？”
　　朱德心情不快地说：“开了一天，本来是研究准备第四次反‘围剿’的事宜。结果，开成了批判润芝的会。”
　　周恩来一怔：“情况如何？”
　　陈毅：“糟得很。”
　　朱德：“分歧还是发生在前线领导与后方领导之间。他们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不仅有表决权，还有否决权。其他与会的同志见此情况，又如何表态，现在休会，单等你来了。”
　　周恩来思而未答。他知道遇到了麻烦，而且是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麻烦。
　　朱德告诉他：“你先去吧，我们两个住在一起，润芝住在曾老爹家。”
　　周恩来坚持道：“一起走嘛。”
　　朱德执意地说：“还是你先行一步。”
　　周恩来不在坚持，上马而去。
　　朱德、陈毅并肩向回走。
　　晚上，周恩来听取了任弼时、项英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
　　任弼时声调不高，却极有分量：“……我们都是临时中央派来的，应该毫不犹豫地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我觉得你走的有些远。前后方领导有些分歧，在执行中出现偏差，你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项英坚决地说：“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所以你应该负起战争领导总责。毛泽东同志，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一直细心地听着，没有表示什么。
　　任弼时说：“我同项英、作霖同志意见是一致的，就看你是如何考虑的。”
　　周恩来突然问：“稼祥同志是什么态度？”
　　项英带着不满回答他：“他？态度很不明朗。”
　　“哦。”周恩来又陷入了不平静的思考。
　　翌日，会议继续进行，到了会议即将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迫于上面的压力，不得不讲如下的话：“……赣州撤围以来，前方和后方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同志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泽东同志积多年的作战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会议上，出现了些争论，有些同志让泽东同志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王稼祥插话：“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泽东莫属！”
　　周恩来继续说：“我提个建议，供会议讨论。一是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二是泽东同志如在前方则可吸收他不少意见，仍‘随军行动’助理，或者泽东同志负责主持作战责任，我也在前方监督负责行动总责任。”
　　会议出现了小声议论和交头接耳。最后，由于临时中央派来代表的坚持，多数中央局委员同意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必要时到前方。就这样，这位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抚育红军成长壮大的奠基人，胜利地打退了敌人对苏区三次“围剿”的毛泽东，刚复出不到两个多月，又一次地被剥夺了军权。
　　毛泽东心情比较沉重，到了此时，他还能说什么。他只好闷闷不乐地走出会场，沿着房中间的小道，走进了自己临时住居的黄泥小屋。
　　夜。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了毛泽东居住的黄泥小屋。毛泽东抽着烟立在一边，他听到身后有响声，慢慢转过身，望着站在屋里的周恩来。周恩来立在门里，望着抽烟不止的毛泽东。两位历史巨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立着。还是毛泽东丢掉烟蒂上前跨了两步，握住周恩来的手。两双手愈握愈紧。
　　毛泽东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向他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是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周恩来用力摇着毛泽东的手。
　　翌日清晨，天刚亮，毛泽东同牵马的警卫员吴吉清悄然离开了小源村。出村后，毛泽东和吴吉清才上了马，生怕影响了熟睡的村民。他提起马缰，两腿一夹，马听话地甩开四蹄愈走愈快。
　　不一会，毛泽东、吴吉清渐渐在视野中消失了。他是带着遗憾、惆怅和压抑离开小源村，在望不见的天际中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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