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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1954年了月8日，蒋介石约见即将回国述职的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早饭后，他看按预约时间还有两个钟头，便按照往常习惯，到书房去批阅文件、处理公务，然而刚一坐下，就感到心烦意乱，如坐针毡，遂起身独自到阳明山公园里散步。说是散步，其实没走多远，进了凉亭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侍从见状，也在不远处站着，不敢打扰他。 他是在想心事。等一会儿他就要对回华盛顿的这个美国大使作出让步了。他自幼脾气倔强，越是压他，他越不服从。然而今天他是不得不让步的，因此，他心里不舒服。 虽然台湾当局在朝鲜战争中被公认为最大的获益者，蒋介石对美国人还是抱怨甚深。在台湾局面最动荡的时候，因朝鲜战争而得到美国出兵保护，得到大批美援及包括喷气飞机、作战坦克在内的美国军事装备，但美国人是有条件的，即不准国民党军队攻击大陆，触怒中共。当国民党军要对中共准备攻台部队集结地进行先发性攻击时，被美国极力制止。蒋介石数度要求派兵入朝作战，也被美国拒绝。出于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生存的需要，蒋介石只好将怨恨压在心中。 后来，随着朝鲜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双方对继续这场较量都失去了兴趣。美国政府不仅要耗费巨资来维持这场战争，而且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美国的盟友撇开美国，先后从朝鲜战场撤出各自的军队。美国人民对于这场只花钱流血，却目的不明，而且显然打不赢的战争愈益厌倦。因而在195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朝鲜问题成了两党竞争的一个焦点。 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正是在极力向选民保证尽早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人主白宫的。尽管他上台后一再重复其反共的决心，并任用极端反共的杖勒斯出任国务卿，但是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还是采取了能停尽量停的态度。毛泽东的新中国也迫切需要和平环境以进行经济建设，实施五年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停战当然只是个时间问题。 朝鲜停战在国际上普遍受欢迎，但给蒋介石带来的却是深切的不安与忧虑。他特别不愿看到的，是朝鲜战争以停战的方式而不是以中共失败的方式收场，这就意昧着他指望借朝鲜战火重返大陆的梦想变成了肥皂泡，而且这无疑象征着红色中国的国际威望得到了提高，而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再次受到严重的冲击与震撼。再者，朝鲜战争一体，中共这支连美国军队都感到头痛的大军，势必移师南下，彭德怀的攻击矛头无疑将对准隔海的台湾岛。朝鲜将停战时，他曾批准以对付共军见长的胡琏率陆海空三军猛攻东山岛，不仅没赚到什么便宜，反而碰了钉子失了血。可气的是从东山岛败退的当天，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赶忙声明：尽管这次行动在战术上是合理的，但是事前并未经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同意，有违台湾对美国所作的承诺。行政院长陈诚只好出面表示：将下不为例。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使蒋介石极为恼怒的事。1954年2月，苏联提议召开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共产党中国与苏、美、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出席会议。美国竟然接受了这一提议。他联想起二次大战后期，中美英苏四大国在开罗开会，是他代表中国这个泱泱大国飞赴尼罗河畔，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大巨头平起平坐，那是多么威风啊！而如今竟让中共方面代表中国去参加大国会议，他由酸楚而至恼怒。顾维钧在华盛顿即奉命向美国交涉，认为美国此举等于默认北京政权的合法性，是搞“两个中国”。美国就发表一项声明，宣布与中共代表一起开会并不意味着对中共政权的外交承认。但是，蒋介石得到密报，就在这次日内瓦会议上。中共与美国代表在会下进行了接触，并经过英国的居间安排，举行了几次会谈，这导致拉开了后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的序幕。 他对美国与中共的接触，怀着深深的恐惧心理。他明白，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一再表示美国支持台湾当局，但这种支持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在必要的时候，是不惜牺牲台湾当局的利益来与中共作交易的。 他感到需要加紧同美国商谈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问题，必要的时候作出一点牺牲与让步也是值得的。倔强的脾气使他感受到在压力下让步绘内心带来的痛苦…… 侍从来到凉亭的台阶上提醒他：“报告总统，该出发去总统府了。” 再说兰金大使在来总统府的路上就猜想，蒋介石约见他恐怕主要是谈中美两国共同防御条约事宜。但他心里有数：尽管蒋介石对此事抱有十二分的热情，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反应却是冷淡的。美国支持蒋政权只是把台湾当作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据点而巴，如果将台湾比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那蒋介石只能算是一个并不理想却又无法替代的舰长。对于这样一个伙伴，美国当然不愿被条约和它绑在一起。艾森豪威尔特别担心蒋介石随时采取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而将美国拖人中国内战。美国不愿意承担协助蒋介石防守金门、大陈等几个岛屿的义务，也不希望明确宣布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承担防卫这些小岛的义务，将使美国冒与毛泽东的军队直接作战的危险，而一旦这些难以防守的小岛从美军手中丢掉，还会有损美国的形象。同时，艾森豪威尔还几次重申美国不要讲“永远”不承认大陆中国，并主张解除对华贸易的全面禁运，与蒋介石缔约无异于在外交上堵死这条路。 当兰金被引进那间十分熟悉的总统府大会客室时，他望见蒋介石已经从沙发上站起来。他记得三年前第一次来这间会客室时，蒋介石还指引他欣赏了室中所挂的字画。最珍贵的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早年手书赠给蒋介石的墨宝：“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他觉得孙中山的这两句话充满了东方哲理。蒋介石还引他看过夫人宋美龄所画的国画山水图，他当时赞不绝口。 寒暄之后，蒋介石先从远处扯起：“大使先生，口内瓦会议再过几天又要复会举行最后一轮会议了。” 兰金说：“是啊。美国是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找到一个阻止共产党在东南亚突进的办法。” 蒋介石问：“报纸上盛传上个月开会期间，杜勒斯先生拒绝和周恩来握手，不知道贵国有什么内幕消息？” 兰金说：“关于此事，传说纷纭，我还没有得到国内的正式材料。不过我们大使馆收到了通知，杜勒斯国务卿在日内瓦给代表团作了规定：今后不论谁，都不准和中共代表握手。” 蒋介石淡然一笑：“我跟周恩来共过事，也有过多次接触。按中国传统礼节，‘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敌对双方使者握一下手，也不是不可以的。” 兰金说：“那当然。按国际外交礼仪，敌对国在第三国的礼仪场合，也是可以握手的。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国务卿反共的立场是很坚定的。” 蒋介石拐了一个弯，这才进入所关心的内容，说：“另外有消息说，你们在日内瓦的代表和中共的代表在那里有过几次接触，不会无风起浪吧？” 兰金知道这是蒋介石极为关心的一个敏感问题，斟酌了片刻，说：“我得到的消息是，双方接触了几次，讨论的是双方侨民归国的问题。有几个美国人被中共当作间谍扣留了。” 蒋介石说：“索要侨民完全可以通过第三国的渠道，通过英国、印度都可以，大可不必直接接触嘛。” 兰金解释说：“据说找了英国代办杜维廉，英国佬说既然双方都在日内瓦，何必还转来转去，就干脆安排了机会直接见面。据我了解，接触时没有谈别的，仅仅是侨民问题。没有涉及任何有关承认大陆中共政权的问题，请总统放心。” 蒋介石点点头，说道：“我毫无疑问地绝对相信与钦佩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杜勒斯国务卿的反共立场和决心，我们在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方面会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兰金说：“我们近三年来合作得很好，今后会合作得更好。” 蒋介石望着兰金：“大使先生，请你这次回华盛顿转告贵国总统与国务卿，我们期望尽早开始缔约谈判。贵国已经分别同日本、菲律宾、南朝鲜签订了同盟条约，唯独还没有与台湾签约，这就使反共的防线上有空缺的一环。我通过你这次回国正式转告，台湾方面准备满足贵国的要求，即在采取任何重大行动前，必须征得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同意。” 兰金听了，微笑着答应了，但内心却有些惊异。他觉得，美国代表与中共代表在日内瓦的接触，本来是无意损害台湾国民党的，但艾森豪威尔无意中下了一步棋，却迫使倔强的蒋介石作了让步。 不久，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一个取名为“神渝”的方案，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前提，旨在制造“两个中国”。这一方案由新西兰出面在安理会提出后，立即受到海峡两岸的猛烈抨击。毛泽东与蒋介石虽然是冤家对头，但对“神谕”方案所持的基本立场却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 12月2日，杜勒斯和叶公超代表美台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即使蒋介石得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文件，在杜勒斯鼓动他承认“神谕”方案时，他仍然拒绝了，表示一个中国的立场不容动摇。他说：“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中华民国不能割裂，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 16年以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10月第二次访华期间，与周恩来总理为中美联合公报草案进行会谈讨论，在台湾问题上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因而陷入僵局，成为讨论公报文本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当基辛格意识到周恩来已经不会再作退让时，他将助手洛德扯离座位，到会议厅的一个角落去商量了好一会儿，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基辛格重新入座后，对周恩来说：“我方的提法换成这样：‘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露出了笑容，称赞道：“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 基辛格事后承认，这句话不是他自己的发明，而是摘自美国国务院50年代的一个文件，那个文件记述的就是杜勒斯所策划的“神谕”提案从制定到流产的经过。再说1954年12月初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之时，解放军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以一江山岛为首要目标，进攻大陈列岛。担任总指挥的，是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 有了美台条约，解放军还执行不执行用兵计划？美军会不会真按条约出动协防？不能不引起中共决策者的重新考虑。 毛泽东认为，虽然条约签订后美国海空军在台湾海峡的活动加强了，但它不会因为大陆沿海几个岛屿就同新中国继在朝鲜较量后再打一仗，因而对美国焙耀武力既不必害怕，也不可以示弱。而且此时用兵，既可以考验美国的真实意向，又可以向蒋介石猛击一掌，告诉台湾当局，有这个条约，解放军还是想打就打，别以为这个条约是护身符。 毛泽东再次确定攻打大陈的决心后，让中央军委指示浙东前线指挥部：在避免与美军冲突的前提下坚决攻击大陈和一江山岛，攻击时间推迟至翌年1月，攻击目标不限于一江山岛，只要发现其设防薄弱的岛屿，我又有攻占之绝对把握，可一举攻占。 1955年1月17日，张爱萍进入一江山北面的头门山岛前线指挥所。 1月18日，一场典型的三军联合由岸至岸登陆作战打响了。 美军驻大陈首席顾问华尔顿说：“共军攻击一江山，使用在这个小岛上的火力，竟比韩战中还要猛烈。” 他向上级建议：“今后大陈的防务，已无法确保，应该撤出大陈。” 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后，火炮射程可以覆盖大陈岛，加上空中轰炸的优势，大陈已经指日可下。台湾当局国防部长在台北急访美国兰金大使，要求第七舰队介入大陈战斗，还要求美国空军给大陈岛守军以空中支援。艾森豪威尔要求蒋介石放弃大陈等岛，美国提供海空掩护让大陈守军撤退。为了避免中美军事冲突，杜勒斯将此事通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希望其劝说中共在国民党军撤退时不要加以攻击。 于是，毛泽东于2月2日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信： 彭德怀同志：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再说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不可能以更多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直到1952年朝鲜停战后，特别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后，台湾问题才又被中共中央郑重地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考虑到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央开始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 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中央统战部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凡愿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我们是既往不咎……大家都有朋友在台湾，可以向他们做宣传工作。” 8月15日，周恩来在宴请外国客人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精神：“跑到台湾去的人是愿意回来的。如果回来，我们都将以宽大政策对待他们。” 9月25日，中央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宣传方针明确提出：“任何人都允许弃暗投明，回到大陆来与家属团聚。”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由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声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行动。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和平解决的方法。 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1956年，中国即将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不仅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而且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进来。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台湾的政策相应地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并且愿意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 这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 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湾的方针和政策。他强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少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 为将中国共产党对台的新政策传递到台湾，3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即将赴台的有关人士时，请他捎话给海峡对岸的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还强调：“蒋还在台湾，枪还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得到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到了6月，中共中央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又有新的发展。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至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从一般号召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和协商的阶段。 10月间，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有关人士。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作了具体的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意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当场，周恩来指示中央对台办公室负责人通知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意照顾。 1957年4月16日，周恩来为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举行盛大宴会，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时说：“国共两党过去已有了两次合作的过程了。”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合作。”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这条消息，标题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 后来，毛泽东对此问题更是语出惊人：“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蒋介石？主要在于蒋介石在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方面，是毫不含糊的。 此后，对台湾的工作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效，不少著名的国民党要人，或在中共中央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毅然返回大陆，或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和平统一的支持和向往。蒋介石等人虽然仍是疑心重重，总的说来取抵制态度，但也通过各种秘密方式试探性地与大陆方面进行接触。不过，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立刻往回缩。 却说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章士钊在谈判破裂后，留下来参加新政协工作，建国后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他经常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利用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沟通与台湾的关系。当他看到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关于“中国政府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的发言后，更增加了做统战工作的信心，于是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过去的一些朋友做蒋介石的工作，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 第一，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 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信的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信中用这样的字句，显然是想告诉蒋介石他所魂萦梦绕的“慈庵”、“丰镐房”这些故乡景物均完好无损，并不像港澳某些报纸所说“蒋氏墓庐已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运动中荡然无存”。 1956年春，在周恩来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的信，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许与章士钊是同乡，抗战时期在重庆同为国民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颇好。这次重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钊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许孝炎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与章士钊交谈的情况作了报告。 蒋介石看了信，默然无语。许孝炎只好退出。 正是： 故园盛景依然在， 缘何孤岛独徘徊？ 未知后事如何，请听下文分解。 ------------------ 文学殿堂 疯马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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