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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马歇尔回国后，最担心的便是东北的局势。如今，他终于得到了比他想像得还要坏的消息。 然而究竟出了什么差错呢？ 白鲁德分析说：“我越倾向于认为这是出于双方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多年住窑洞的毛泽东同一贯依靠盘剥他人为生的国民党人之间的分歧。毛无法使自己同对方合作共事，于是拒不支持周思来签订协议的尝试。” 白鲁德所说的“协议”，就是马歇尔寄予莫大希望，在临返国时与国共双方共同草签的“建议书”，也就是三人小组确定向东北派遣执行小组的意向。 马歇尔为解决东北问题费尽了心思。然而事与愿违，他离开中国没几天，东北的局面就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身边的人劝他别再回中国去，应该见好就收，免得前功尽弃，自投罗网，陷进一场更大的危机里去。 遗憾的是，这位前美军参谋长，有着从不认输的倔强个性。他给重庆发电：我将借夫人凯瑟琳按计划返华。 4月中旬，一个昏昏沉沉的风沙日，马歇尔的专机又降落到古都北平。 马歇尔直飞北平，为的是直接向正在北平的吉伦将军了解中国，特别是东北的局势。 吉伦将军告诉他：这个时期国共双方都往东北调兵遣将，共产党军队走陆路，国民党军队走空路、海路，军队所到之地，到处你争我夺。目前，国民党新一军、71军自沈阳地区北进，在受到中共军队顽强抗击后，已逼近四平市区，即将发起总攻；4月上旬，苏军开始向中共转交北满的日军武器库，14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迅速向城内国军发动攻势，并首次使用了包括坦克、大炮在内的重型武器…… 马歇尔又找军调部国共双方的代表听取关于东北停战的意见。 郑介民这时不在北平。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蒋介石要他当军统局长，此后，他虽然北平、重庆两头跑，但主要心思已不在军调部了。常任北平的是蔡文治。他对马歇尔说：“事实上，中共林彪已在哈尔滨建立民主联军，所部都是从各地抽调的精锐，他们到处抢占地盘。东北不列入停战区已不可能。” 叶剑英则指控美国飞机轰炸了驻在四平衡的中共军队。 吉伦马上解释说：“这些飞机虽然是美国制造的，却属于国民政府所有。” 次日，马歇尔飞往南京。蒋介石此刻已经回到南京，住在紫金山下那幢中西合壁、舒适幽雅的官邸里，正准备举行还都仪式。 “欢迎你！欢迎你！”蒋介石和宋美龄异常热情地把马歇尔夫妇迎进他那间古色古香的客厅。 “中国有句古话，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马将军走后，我们十分想念。”蒋介石今天穿了一身藏青色缎面马褂，显得平易和谦恭。而他的夫人又总是把他的话翻译得恰到好处，这些无疑都有助于他与客人的沟通。 马歇尔直截了当地向蒋介石提出了自己对东北问题的看法，想法说服这位委员长承认东北的现实，不要再坚持收复已失去的那些城市。甚至还提出了一个让军调部三人小组接管长春的折衷方案。 蒋介石勉强同意将东北划为停战范围，但希望马歇尔立即派美国海军将新6军廖耀湘部队等运至东北，以加入对四平的攻击，以迫使中共同意停战。 蒋介石夫妇热情地留下马氏夫妇在他的官邸用餐。席间，蒋捧出了老家奉化送来的陈年老窖请马歇尔品尝，他自己却因饭依基督而滴酒不沾。 4月22日，马歇尔到重庆会见周恩来。他发现，一向热情开朗的周恩来此时神情黯然。 原来三天前，重庆各界刚举行过追悼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烈士的大会，周恩来仍然沉浸在难以抑制的悲痛之中。 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新四军军长叶挺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国民党释放出狱。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4月8日，他们冒着恶劣天气飞返延安。同机的还有进步教育家黄齐生，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其子阿九、女扬眉，以及5名八路军军官和4名美军驾驶人员。下午，飞机在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遇浓雾失事，机上人员全部罹难。 4月1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多人在飞机场集会，悼念死难烈士。同日，重庆3000多人举行追悼会。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都是周恩来多年的同事和战友。在追悼会上，周恩来痛哭失声，沉痛地报告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天，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悲愤地写道：“20多年来，成千成万的战友和同志，在共同奋斗中牺牲了，但没有一次像你们死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烈士们！同志们！你们的责任已尽。我敢向你们保证：有中国人民在，有中国共产党在，有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力量在，我们决不让反动派破坏政协、破坏停战、破坏整军的阴谋活动成功。你们坚持的方针，是全中国人民的方针。和平、民主终必会在全中国实现。” 马歇尔见到周恩来时，周正准备把他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故而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略显凌乱。 马歇尔倒是谈兴颇高。他向周恩来介绍了英美政治制度、军队组织原则和训练方法，尤其是详细解释了英美军队不干预政治的传统的形成过程，并运用谨慎的、试探性的措词，似乎想说服周恩来放弃军队。但他又暗示周不必立即回答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以免使谈判陷入僵局。 周恩来沉思一会儿，说道：“在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就已说明我们的要求是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我也曾从你的谈话中得到一些民主的办法和民主制度的观念，并更加理解什么是美国的民主传统。我记得政协会议之后，你曾送给我一篇富兰克林的演说词，使我最受感动之处是其中曾谈到：尽管大家意见有不同，但大家一定要合作。在政协闭幕会上，我也曾强调，虽然政协的决定并不完全合乎中共的理想，但既然大家同意了，大家便都要遵守。3个月来，我们方面从未要求任何修改，而国民党方面却闹得翻天覆地。”随后，周恩来把马歇尔离华期间蒋介石破坏各项政协决议的情况详细说明。 马歇尔认真听着，时而皱眉。然后说：“不管怎么说，不管1月10日的停战协定，还是2月27日的东北问题协议，双方都是应该完全执行的。” 周恩来说：“我们方面是愿意实现3月27日的指令的，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反而用武力侵占了我们7个城市。他们既然不遵守这些条款，我们便被迫要采取自卫的行动，也没有再遵守条约的义务，这样使得过去的约束不再生效了。” 马歇尔说：“实际上两方面都在动手。” 周恩来说：“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不愿承认中共在东北的部队，甚至把他们诬为土匪，加以讨伐。不承认，这便是他们的中心思想。这样，一切商谈的结果，都成了假的了，签字的文件也落了空。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进攻，我们便要抵抗，于是战争一直在继续。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愿意停战的，我们希望停了以后来谈一切，我们也愿意承认国民党军队的地位。这是我们和他们不同之点。” 这次谈话以后，马歇尔对无党派职业外交家、新任驻美大使顾维钩说：“在我本人的经历中，曾与各种人物打过交道，包括伦敦的一些非常狡猾的英国人，但是没有一位比周恩来更聪明。” 4月24日，周思来又同马歇尔会晤，向他指出：“苏军已撤完，东北已无接收问题，因此不应再有军队调动，东北应无条件停战。” 27日，马歇尔与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励、罗隆基商谈调停东北国共军事冲突问题。马歇尔说：“周恩来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外交对手，不过我不同意他说的东北并无接收主权问题。蒋介石表示倘中央不拿回长春，什么问题都谈不到。我想，蒋既然这样说了，如果中央拿回了长春，我一定劝蒋停战。现在，最好由民主同盟提出具体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 罗隆基表示：停战必须是“一停都停，全国停，全面停”，否则，民盟方面无法向中共进言了。事后，罗隆基、张君励向民盟中常委报告了同马歇尔谈话情形，大家一致同意拟订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 4月29日，马歇尔先会晤蒋介石，商谈东北问题。蒋介石仍然坚持：“必须佼军事上收复长春，然后才有和平之可言。届时政府始可考虑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其他若干要求。”接着，马歇尔又会晤周恩来，转达蒋介石的态度。周恩来低着头半天没开口，最后一改往日的协商口吻，斩钉截铁地说：“如不能无条件停战，则中共亦不能接受政府方面之意见！” 马歇尔碰了一鼻子灰，悼悼地返抵怕园寓所。刚落座，助手即送来一件用大号信封装填的公函。抽开一看，是重庆20个人民团体写给他的联名信，信中云：重庆各界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要求立即停止运送国民党军队往东北。 刚看完，罗隆基、张君励求见，送来一份民盟方面关于东北问题的调停方案。马歇尔一看，上面写着：“共产党军队退出长春，中央只派行政人员去和平接收长春，但不得派军队进人长春。同时，国共重开政治谈判，依据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的精神，解决东北问题。” 马歇尔沉思着。罗隆基、张君励解释道：“这个方案刚才已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周表示，可以考虑，将请示延安作最后决定。” 马歇尔说：“嗯，我看这个提案是有意义的。不过今天时间已晚，不便去征求蒋委员长的意见了。” 张君劢、罗隆基告辞后，马歇尔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他知道，蒋介石打长春之意已决，是不会接受这个方案的。他前思后想，心烦意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他立即给杜鲁门总统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第一次发出了低沉的调子：“我是在逆时而行，不然的话我是很有希望的。事实上，成功不是建立在谈判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战场的发展上。” 第二天罗隆基再去怡园时，马歇尔已在早晨飞往南京去了。那份方案无人理睬，民盟的努力又告失败了。 周恩来这段时间的心情也颇为烦闷、复杂。4月28日，他在曾家岩50号向近300位文化界人士举行话别莱会。面对各位老朋友，他伤感而沉重地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10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延渝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50岁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4月30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对东北问题发表谈话。他说：“为停止东北内战，中共、第三方面和马歇尔将军多日以来，奔走商谈，曾作多种努力，但至今仍未达到目的。而东北内战仍在政府当局非拿下长春不能停战的坚持下继续扩大，实在焦急万分。根据目前形势，东北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大打下去，这不仅糜烂东北，而且极有可能延及关内，变成全国性的大内战，这是人民绝对不许可的。第二种是立即停止内战，这是唯一的好前途。我要提请政府当局注意，打下长春、再谈停战的主张是危险的，早下决心，回头不晚。” 5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还都令，宣布5月5日“凯旋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随之由重庆移往南京。5月3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同陆定一、廖承志等飞抵南京。过了几天，董必武、李维汉等也来到南京。 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期间，住在梅园新村，有100多个工作人员。对外的名称叫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办公的地点是梅园新村17号，这是一栋带庭院的两层小楼。周恩来的住处是梅园新村30号，就在它的斜对面。这里的环境比在重庆更为险恶。周围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国民党设置了10多个特务据点，门对门、窗对窗地进行监视。特务用的摩托车、吉普车等停在附近的街头巷尾，随时准备对代表团成员跟踪盯梢。化装成摊贩、鞋匠、算卦先生、三轮车夫的特殊人物，日夜在周围活动。正如郭沫若当年所目睹的：“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到达南京的当晚，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中原局势甚为严重，全国内战可能爆发。东北应首先实现无条件停战，再谈其他问题。谈判重开时，希望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 中原局势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自从中共组建了中原军区之后，蒋介石即调兵遣将，对其进行军事蚕食，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使得被围的6万中原部队不仅缺少粮食，连饮水烧柴都很困难。国民党军队在宣化店临近几十个县的范围内，广征民夫，收编伪军，并且拆民宅、伐树木，构筑了数万个碉堡，挖通了10万多条战壕，对中共军队步步紧逼。至4月间，合围的部队已基本就绪，企图于5月上旬把中原部队一举聚歼，再来一个“皖南事变”。 中共中原局在得知这一情报之后，火速电告中央。4月29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声明，严肃指出：“根据可靠情报，国民党军事当局即将对被围已久的我中原军区李先念将军所部6万余人实行凶恶的围歼计划，现中原形势异常紧急。国民党方面各种进攻的军事准备业已完成，如不即谋制止，势将造成绝大惨剧。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一个极端严重、足以牵动大局的问题。特郑重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制止这一重大流血阴谋的实现，并迅速允许李部安全转移与复员。反之，如果国民党当局竟纵容国民党内挑战分子掀起中原血战，则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内战，已由国民党方面再一次发动，其一切后果，均须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 叶剑英也在北平公开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这一险恶阴谋，并敦促军调部派遣一个执行小组赶往宣化店调处。5月1日晚，周恩来连夜找军令部长徐永昌会谈，并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这一危机。到南京后，他又向马歇尔提出了三方代表同去宣化店视察的要求。马歇尔同意派北平军调部的白鲁德准将前往。国民党方面派了徐永昌，但在议定行程时，徐永昌却突然提出身体不适，让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代劳。 5月5日，周恩来飞抵汉口，连夜与有关方面协商到宣化店视察事宜。 6日一早，尽管大雨谤馆，徐永昌又托病不起，周恩来仍坚持按原定计划，分乘4辆吉普车和两辆卡车，风雨无阻地向宣化店进发。 周恩来身子靠在车后座上，双臂交叉于胸前。这是他乘车时喜欢采用的一种姿势，似乎这样可以使身体的重心下沉，沉稳中集中注意力思考一些问题。 一座巨型碉堡迎面扑来，眨眼间即闪向车后，然后又是一座…… 周恩来一一清点着，默默计算着碉堡的密度。渐渐地，他觉得胸口有点发紧，隐隐预感到：那凝重沉滞、笼罩于中原大地的战云，正挟雷裹电汹涌而来。那砸在美吉普车篷上的豆大雨点，分明击打出一种军鼓的节奏。 “嘎吱！”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停在了河岸上。 由于大雨，上游发了山洪，滠水支流的洪暴冲毁了公路桥，把通往河口、宣化店的公路拦腰切断了。 周恩来让助手找来几十个当地群众。他笑着说：“乡亲们，我们要到宣化店去和平谈判，你们能不能想办法帮我们过河？” 助手说：“这是我们周副主席。” 群众听说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纷纷簇拥过来。 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伯围着汽车转了一圈，让人到村里拿来绳子、抬扛，点了十来个彪壮的汉子，把吉普车捆绑停当，硬是打着赤脚，喊着号子把车抬了起来。 一辆，又一辆，4辆吉普车全部抬过了河。 在场的一位美国记者惊讶不已，连着抓拍了几张现场过河的镜头，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 接着，乡亲们把美、蒋方面的人员一一背过了河。当他们看到周恩来挽起裤腿准备下水时，纷纷争着要背他。周恩来几步枪到河边，把脚探进水里，笑着说：“水很凉快嘛！我正想赶赶瞌睡呢！” 几个青年人抢上来，非要背他。他拍着他们的肩膀说：“为争取和平，你们已帮了很大的忙，我很感谢你们。你们快回去收拾田里的庄稼吧！”说完，即转身向对岸走去，河水很快就淹过了他的腰部，浪花溅了他一脸的水。上岸后，他又转身向对岸送行的老乡频频挥手致意。 翌日，山洪退了。行至河口，周恩来告诉美方代表白鲁德：“这就是国民党18军、72军在上个月14日分6路进攻我赃安南地区，破坏罗山协议的地方。” 白鲁德“嗯”了一声。 王天鸣在一旁冷冷地说：“一个巴掌拍得响吗？再说，后来也进行了调处。” “什么调处！”周恩来神色严峻起来，“当时，我方备忘录就提出，让72军将河口至长轩岭和宋埠的碉堡平毁，释放我复员人员。可时至今日，人员不但不放，反而越抓越多，碉堡不仅不平毁，反而越修越多。白将军，这一路上你不是看见了吗？” 白鲁德点了点头，为缓和气氛，赶紧岔开话题，谈论起沿途的景色来了。 久雨初晴的大别山脉，被阳光镀上一层金辉，显得更加葱郁。 车队驶进宣化店的时候，锣鼓和鞭炮声已响作一片。老远，周恩来就望见’了南头街口，中原军区的几位领导人正在迎候他们：那身材适中、腰扎宽皮带的是李先念，那胡须浓黑、咧嘴憨笑的是王震……当他跳下车，与这些分离多日的老战友一一握手时，他发现每个人的眼里都闪着泪光。 白鲁德似乎也被这热烈的气氛所感染，显得情绪很好。 “这儿怎么叫‘鲜花店’呢？”白鲁德从翻译口里听出了宣化店的谐音，遂问身边的李先念。 李先念笑着给他解释：宣化店古时真的就叫鲜花店，相传因附近山上生长一种色泽如玉、久开不谢的八仙花而得名。 宣化店北踞大胜关，南扼古驿道，自古是屯兵作战之地，元忽必烈、明朱元璋都曾在此驻军。细流涓涓的竹竿河穿街而过，中原军区司令部即设在河的东岸，河西岸的“湖北会馆”则为第32执行小组三方人员的下榻处。 把白鲁德、王天鸣等人安排停当，周恩来顾不得休息，随着李先念等径直来到军区机关所在地，争分夺秒地开起会来。 李先念铺开地图，向周恩来汇报了敌我双方的态势。 周恩来分析了全国的战局，重中了中央的战略方针，要求中原部队一面要拖住敌人，尽量延长时间，一面要随时作好迎击敌人突然进攻的准备。最后，他用铅笔敲着地图，提高嗓门说：“内战没什么了不起，30万军队包围你们也没什么了不起。中央信任你们，相信你们有能力粉碎敌人的进攻。到时来一个四面开花，作战略转移，用两条腿同汽车轮子赛跑，把围困你们的国民党30万军队搞得七零八散，精疲力竭，再来一个一个地消灭！”会后，周恩来随着白鲁德到宣化店小街上转了一圈。接着，三方代表在“湖北会馆”开始会谈。 李先念司令员介绍了中原部队被围的情况后，美方、国方代表要周恩来对4个月来停战和谈发表意见。周站起来，挥动手中的报纸说：“中原战事一旦爆发，即意昧和谈破裂，全国内战的兴起。希望有识之士竭力制止内战的发生……” 当晚，中原军区机关开了个欢迎会。会上，周恩来讲到：“今天，我是以主人的身份，欢迎来宣化店谈判的客人，希望各位代表及记者先生们，为了和平、民主、团结做出有益的贡献。”接着，他又对台下的指战员说：“同志们，毛主席近些日子连觉都睡不好，日夜牵挂着中原6万子弟兵！” 一句话，把处于困境的指战员说得心里热乎乎的。他们想起不久前，中央派董必武携带各解放区以及上海、北平、武汉、重庆等地下党募集的救济款3万元连同一批黄金白银，来宣化店雪中送炭的情景。 接着，国民党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上台讲了些“两党要携手前进，精诚合作，要和平不要战争”的话。 一位新四军干部站起来问他：“你们既然说要和平，要合作，为什么还让30万大军把我们重重围佐？为什么组织了那么多军队分路进攻我们，蚕食我们的根据地，打死打伤我们的战士？” 正是： 自古用兵不厌诈， 听言难辨真与假。 未知王天鸣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学殿堂 疯马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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