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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2月14日，周恩来在重庆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钩儒、张申府、章伯钩、李璜、冷橘、王昆仑、屈武、陶行知、杨杰、陈铭枢、郭沫若、邓初民、谭平山、鲜英、黄炎培等，报告最近国共谈判经过和昨天同蒋介石会谈的情况。指出：国共谈判的大门虽然没有完全关闭，但蒋介石在赫尔利的支持下，对中共提出的最起码的民主措施都不愿予以考虑，只想在谈判桌上向中共施加压力，以“军事统一”为借口，达到“整编”中共军队的目的。 2月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谈判，就此落下了帐幕。 同一天，“调解”失败、即将回美述职的赫尔利秘密会见蒋介石，重申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他说：“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 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公开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不能同意成立联合政府，预定于本年11月12日即国父诞辰八十周年时召集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 3月9日，周恩来复函王世杰：“忽得蒋先生3月1日之公开演说，一切希望，均已断绝……此实表示政府方面一意孤行，使国内团结问题之商谈再无转园余地。” 3月13日，毛泽东邀请谢伟思作了一次长谈。他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3月1日的演说，认为它“实质上是一种宣战”。他表示，美国政府的举棋不定、出尔反尔，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他对赫尔利的扶蒋反共行为极为不满，仍然希望面对面地同罗斯福讨论所有这一切。 毛泽东和谢伟思当然都不会料到，当时是罗斯福在世的最后一个月了。 谢伟思是4月4日离开延安的。三天之前，他最后一次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毛泽东说：“蒋介石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民主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凡是我们能做到的，诸如情报、气象报告或营救空军人员，中共都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因为它有助于盟军的作战，能加速日本的战败。要是美军在中共管辖区内登陆或开进中共管辖区，你们会看到，那里的军队和人民已彻底组织起来，并渴望同敌人决一死战。对于国民党，我们不打第一拳，不放第一枪。但是现在蒋介石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一定会带来内战。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将予以反击。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然而，谢伟思已经没有机会向罗斯福转达了。就在他回到华盛顿的4月12日这一天，这位打破历史惯例、连任四届总统的一代风云人物因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了。此前不久，他和斯大林、丘吉尔在黑海之滨签订了一个《雅尔塔协定》，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外蒙古脱离中国为条件换取苏联的参战。 5月8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中国命运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国大地上几乎同时召开了两个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毛泽东宣布：“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会议的中心文件是毛泽东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未德、刘少奇分别作了《论解放区战场》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 国民党“六大”通过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蒋介石在政治总报告中强调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会上提出要在了月了日召开国民参政会，为国民大会作准备。 6月15日，毛泽东在“七大”主席团会议上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 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粥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朱、刘、周、任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从而正式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 就在这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共不参加参政会，并提出：在蒋介石不肯改弦更张的情况下，要加紧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向联合政府发展。 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6月2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通、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钩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继续商谈。 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锗辅成等，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来。 7月1日，除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外，其他六位参政员飞抵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隆重欢迎。 毛泽东同六参政员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褚等认为国共两党谈判大门没有关闭。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经过坦诚交谈，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诺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称赞黄老先生见解独到深刻。然后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焙额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时，抗战形势急剧发展，无论比毛泽东还是比蒋介石原来预想的都要快得多。 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后，昔日狂肆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的日本法西斯，在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节节败退，“濒临死亡的状态”。 4月初，美军开始强攻冲绳岛。日军调集了残存的战舰，在岛上建筑了坚固的工事，组织了“铁血勤皇队”，采用自杀性的“神风”肉搏攻击，却未能挽回失败的命运。6月21日，日本输掉了这场本土外的最后、也是最大的战役，损失战斗机2238架，守岛的11万军队全军覆没。 经过中国人民八年的浴血抗战，在中国战场的侵华日军死伤近200万，兵源无续，物资匮乏，军心萎顿，已成疲颓之师。 1945年春，中国正面战场军队开始酝酿对日反攻，拟定了“白培计划”。与此同时，日军开始全面退缩，于4月实施“湘桂撤退作战”。中国军队在美国空军的配合下，勇猛攻击，逼迫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停止作战。至6月3日，中国军队给敌以重大杀伤，取得了湘西反攻作战的胜利。嗣后，又一鼓作气收复了南宁、柳州、桂林等南方重镇。并计划以40万大军反攻广州。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出生人死，团结奋战，屡屡予敌重创。八年中，与敌搏杀10余万次，毙伤俘及纲降日伪军150万。至1945年夏，武装力量已由当初的4万人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解放区遍布华北、华中和华南各地，总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进人1945年，解放区军民全线出击，歼杀敌寇，收复领土，捣毁敌巢，截断交通，攻势波澜壮阔。延安总部于了月了日公布，自上年7月7日至此的抗战第八个周年里，八路军、新四军又毙伤俘日伪军33.5万人。 7月17日至8月2日，美国继任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统帅斯大林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小白宫”会谈，通过了《波茨坦公告》，以丘吉尔、杜鲁门和蒋介石的名义联合发表。待苏联对日宣战后，即成为四国对日宣言。 这是一次敦促日本投降的会议。 《波茨坦公告》指出：“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公告最后勒令：“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 8月6日清晨，一具巨大的降落伞自日本广岛上空款款下落。刹那间强烈的白光爆闪，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抓住了整个城市，巨大的蘑菇云腾向天空，黑暗的烟火淹没了一切。接着几百根火柱喷发，广岛市沉入汹涌的火海。这是人类战争史上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 8月8日傍晚，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通知他：“从9日零时起，苏联将认为自身对日本处于战争状态。”9日零时一过，苏军飞机突然空袭日本关东军各处阵地，接着重型炮弹齐发，百万红军分四路突人中国边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关东军展开了狂飙面雷般的攻击，关东军兵败如溃。 同一天，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当天，毛泽东发出宣言：《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日本统帅集团被逼上悬崖绝壁。他们面前的两种选择，就是他们面临的两种命运：一是顽抗到底，祭出“一亿玉碎”的战幡，把民族推向毁灭；一是接受《波茨坦公告》，立刻结束战争。 8月10日凌晨3时，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在维护国体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由日驻瑞士、瑞典公使向盟国转达日本政府这一决定。 10日下午，蒋介石得知日本已发乞降照会后，立即发出三道电令。第一号，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匆稍松懈。”第二号，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改编。第三号，令共产党的第十八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 当晚，日本政府乞降的信息传到延安，毛泽东10时即电告郑位三、李先念并华中局：“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对付内战。” 24时，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命令，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定其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出六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13日，朱德、彭德怀向蒋介石发出公开电，表示抗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同一天，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斩钉截铁地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此时，蒋介石手忙脚乱，心绪颇为复杂。日本军队尚有170万在中国境内，苏联红军100多万攻人东北，共产党军队近百万人四面出击，哪一方都必须认真应付，稍不留神，即会全盘皆输。他先通过已经建立八九个月的秘密电台告诉冈村宁次：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如果中共军队来受降，可用武力对之。后来日军各级司令部均改称“善后联络部”，100多万人被称为“徒手官兵”，陆续遣返回国。8月14日。蒋介石忙令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已经谈判了一个多月。苏联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要求共享中长铁路的所有权，要求大连港国际化，苏方进出该港货物免税，要求在旅顺驻扎苏军。蒋介石感到苏方要价太高，一直未敢答应。然而现在苏联军队已经进来了，如果再不签字，将来恐怕要价更高。14日，莫斯科广播称条约已签，“关于共同利益及其他一切问题，亦已成立完全协定。” 最使蒋介石劳神费心的还是中共问题。自从赫尔利促成的国共合作不了了之，毛泽东一直我行我索地干着。谈也谈不拢，撕又撕不破，双方都在拖延时间，调整部署。如今日本人一败，情况为之一变。蒋介石最先想到的是武力解决。但是，中国苦战了8年，人民早厌倦了战争，盼望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如贸然向中共开战，定会失去民心。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华北、华中、东北，短时间难以办到，因此，想打也没法打。对于这一点，杜鲁门总统的回忆录说得很清楚：“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事情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以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作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原因，促使蒋介石8月14日踱到办公桌边，写下了这样一份电报： 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八月十四日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达到两个目的：其一，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加到共产党头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蒋估计毛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如果毛泽东真的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其二，可以用谈判来取得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全国沸腾了！无论是重庆还是延安，都掀起了狂欢的风暴！胜利来得不容易啊！这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付出3500万人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的巨大牺牲换来的。8年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怎能不举国若狂！怎能不喜泪如注！怎能不载歌载舞！ 然而蒋介石这时反倒平静如水。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唯有虏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特别是圣经诗篇第九章的一字一句，都得到了不可思议的验证。每一念到上帝降临给我的伟大祝福，更当奋勉戒惧。作为神的使徒，不能不善尽职守……” 他的注意力已经转到了下一步，特别是转到了对付共产党。就在这一天，他的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严厉指责第十八集团军违抗了他的命令，声称“违反者即为人民的公敌”。 8月16日，朱德致电蒋介石：“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部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投降。” 同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绘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短短的电文，回避了是否去重庆这一关键问题。 电报发走后，毛泽东在枣园会见了军令部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当面告诉他们先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未德的电后，才能考虑。 周励武匆匆赶回住所，打开电台，向重庆汇报见毛经过，明确指出：毛决不会去重庆。 康泽得到周励武的第一手情报，马上复电嘉奖周励武，命他们随时注意毛泽东的动向。然后将情报呈报蒋介石。蒋介石笑逐颜开，忍不住说道：“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决不敢来重庆。” 中共情报专家李克农亲自坐镇枣园社会部，调集情报系统的精兵强将，严密监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动向。他很快获取了密电码，可以破译重庆与延安间国民党特务的电讯联络。当延安周励武收到重庆的密令后，李克农照例也会得到一份；当局励武将延安的情报发给重庆送到蒋介石手中时，照例会有同样一份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这天，周励武向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提出再向毛泽东“求教”的要求。金城冷冷一笑：“毛主席日理万机，无暇接见，有什么问题，我可以代告。” 周励武马上电告重庆：毛泽东十分繁忙，根本无意赴重庆。 8月20日，毛泽东根据苏军进展情况，决定从华北各根据地抽调9个团，连同已在热河边境的几个团，配备相当数量的地方工作干部，限期开赴东北，“乘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同一天，他接连数电华中局，要求他们发动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并迅速调派新四军有力部队人城援助。又电示华北各区局，要他们仿效华中局的做法，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也“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让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发出这一系列命令的同时，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一封电报，落款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电报明确要求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谈判和平问题。说如果发生内战的话，中华民族将有毁灭的危险。尤其是后面这句话，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了十多年。 毛泽东见电十分生气，大发雷霆，但最后不得不考虑莫斯科的劝告。次日，上海等大城市武装起义的计划被停止了，已经开始赶往东北的部队也被命令暂缓行动。同时，开始认真考虑重庆谈判问题。 蒋介石这时断定毛泽东不敢赴渝，决定假戏真做，把事情闹大，以获舆论上的优势，遂采取了以报纸发邀请电的妙计。20日晚，他向陈布雷口授了一篇电文。21日晨，《中央日报》上赫然出现这样一个标题：《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电报曰：“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族迟迟未发，无不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遵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未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之信守。大战方告结束，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毛泽东见电，立即召来了周恩来、李克农。 正是： 假戏真做称奇妙， 真戏假唱更高超。 未知毛泽东如何答复，请看下文分解。 ------------------ 文学殿堂 疯马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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