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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第二封电报发走之后，在行动上也做了适当的努力。 他很快约见了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表示：中共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郭要求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赴渝谈判，毛泽东答：“林、周或可先后去重庆。”并同意以“皓电”为基础进行谈判，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比例开赴前线。 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亲自主持对被审查人员的“甄别”工作，并且很快就王明问题在组织上作出明确结论：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所谓临时中央“篡党”问题也被取消，指出固有国际承认，也“应承认是合法的”。王明留在了党内，虽失去了权力，但“七大”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不过，在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的康生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丝毫妥协的表示。他始终坚信康生是他最可信赖的同志。在二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康生故伎重演，变本加厉，成为制造大批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这是后话，不提。 再说1943年11月，当毛泽东答复重庆方面“周在渝三年无事可做，暂时不拟出来”的时候，蒋介石正准备前往埃及首都开罗参加大国巨头会议。在世界性政治舞台上，这种荣光百年不遇，蒋介石心情之欢快兴奋，可想而知。 11月18日，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率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委办公厅主任商震、航空委员会主任用至柔、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等一行20人，自重庆乘飞机启程，途经安哥拉、卡拉奇，于21日上午抵达开罗机场。 华丽的米纳饭店位于沙漠边缘，雄伟的金字塔遥遥在望。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聚会，几乎所有知名的英、美军官都来到了这里。21日下午，丘吉尔到达，蒋介石先去拜访。罗斯福22日上午到达，向蒋介石解释了斯大林不能到会的原因：开罗会议只讨论对日作战问题，与斯大林关系不大。斯大林将参加紧接着召开的德黑兰会议。 23日，三巨头会议开始。首先由罗斯福致辞，继之，由盟军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报告近期战况。下午，丘吉尔和蒋介石先后对照地图发表了对战局的看法。 当晚，罗斯福设宴招待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特别助理霍普金斯作陪。一个仆役推着轮椅进来，罗斯福笑容满面地坐在轮椅上。仆役将他推到餐桌旁，调整好位置，拉紧了轮椅上的闸，退了出去。身穿绣花黑缎旗袍的宋美龄请罗斯福吸烟，罗谢绝了，然后掏出自己的烟盒，用他那细长的手指把一支香烟插在一个精致的烟嘴上，抽了起来。 “抽惯了自己的。”罗斯福笑了笑，耸耸肩，表示歉意。罗斯福对中国军队在常德地区的作战表示满意，并特地为正在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将士干了杯。 罗斯福说：“由于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杰出表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我以为，中国应以平等列入四强，参加四强组织的机构及各项决策。关于这一点，我已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交换过意见。不知蒋先生以为如何？” 蒋介石当然求之不得，忙说：“我同意。” 罗斯福说：“日本国之所以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是因为他们不民主。如今，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战后的日本应该是民主的日本。美国国内已在传播着对日本天皇追究战争责任的舆论。日本的天皇制应予保留还是废止？特地征求中国的意见。” 蒋介石沉思片刻，答道：“这个问题，我以为除了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能再让其起来干预政治以外，至于日本国体如何，最好待日本新进的觉悟分子自己来解决。”等宋美龄译完后，他又说：“如果日本国民能起来对付战争祸首的军阀而革命，推倒它现在侵略主义的军阀政府，彻底消灭其侵略主义的根蒂，那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国民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形式。” 罗斯福抿一口酒，又问起蒋介石对战后派兵进驻日本一节，是否应由中国为主体？ 蒋介石的态度是：“对日本本土驻军监视问题，我的意见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我们一定尽力而为。我对领土问题比较关心，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如东北四省与台湾、彭湖群岛，均应归还中国；惟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 罗斯福完全同意。他有意要使中、美关系打下基础，并帮助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他估计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战后的世界秩序。而在当前，最要紧的是让中国继续战斗下去，拖住日本军队。他试探着问蒋介石：“政府军为什么非要监视共军不可？还有苏联……” 蒋介石拿餐巾擦擦嘴，答道：“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为问题之重心。我期望总统尚须注重俄国今后之行动与事实为要，反正我对俄国不敢深信。” 罗斯福建议：“国民政府应该容纳共产党，组织国、共联合政府。” 蒋介石低头拨弄着刀叉：“如果苏联不插手东北，则可予考虑。” 罗斯福说：“我当和斯大林洽谈。” 至于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之英国割据地及租界之归还中国问题，罗斯福也以组织国、共联合政府为条件，允为努力促其实现。 第二天，丘吉尔举行晚宴，请蒋介石参加。由于丘吉尔对蒋介石十分关心的反攻缅甸、恢复滇缅公路问题持消极态度，二人谈得并不愉快。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丘吉尔为英国式之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萨克逊之典型人物。虽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总统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则现代政治家中实所罕见。”同时感慨道：“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迁就……其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其后丘吉尔曾对罗斯福说：“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回任何东西。”他指的是新加坡和香港。结果，香港问题就这样拖下来了，直到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恢复行使主权。 11月26日，一群外国将军，包括蒙巴顿、史迪威、阿诺德、萨默维尔、惠勒、斯特拉特迈耶和陈纳德，都来拜访蒋介石，一个个戎装笔挺，威武潇洒，彼此相谈甚欢。而罗斯福、丘吉尔和欧洲战区的代表，已经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去了。 德黑兰会议上的两件事使得开罗会议最后会取得什么结果变得明朗化了。这两件事是：一、斯大林表示，在战胜德国之后，苏联将增兵西伯利亚，协同打击日军；二、英、美同意，在法国西部和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 12月1日，由英国、中国和美国签署的开罗宣言公开发表。 不料刚过两天，日军第十一军攻陷了常德城。罗斯福大吃一惊。12月6日，他在开罗召见了时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中将。 罗斯福问：“你看蒋介石能够支持多久？” 史迪威答：“如果日军仍像这次和上次鄂西那样全力攻击，则蒋政权可能垮台。” 罗斯福：“如此，我们就得寻找别人或别的派别继续与我们合作了。” 正是由于国际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1944年初，蒋介石授意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中共放出和谈的气球。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该做些工作。”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蒋介石许诺的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2月17日，毛泽东再次约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3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政运动问题。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指出：国民党及其政府如果要实施宪政，就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做基础，必须首先实行保障人民自由、开放党禁和地方自治这三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如果真愿用政治方式合理解决国共关系，就应该做到：一、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二、承认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三、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所管辖、接济的部队；四、恢复新四军番号；五、撤销对陕首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周恩来说：“我们很愿意国共关系能够恢复到孙中山先生在世之日的那样密切的合作，但只有做到了上述各点，国共团结了，才具备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 蒋介石也在思考对策。鉴于以往在宣传上的被动吃亏，3月15日蒋介石发布注重宣传性的训示，要求各负责人每次与中共代表谈话时记下详细情况，逐日公开发表。并强调了对国际宣传的重要性，“要说明中共之国际性，使欧美人士明了其阴险可怕，实不同于欧美各国之共产党；指出中共系百分之百的实行共产主义，其所谓奉行三民主义者，纯系挂羊头卖狗肉之伪装；切实说明中共军队完全为乌合之众，实不堪一击，其到处招兵买马，添购枪炮，无非欲借数量之扩充，以补质量之低劣。” 4月12日，国民党方面确定了经过反复修改的《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此案的方针是强调国家军令政令的统一。军队问题，仍只同意十八集团军增编一个军，但却要求中共取消编制外所有部队，并要求使用中央教育纲领进行教育；陕甘宁边区问题，仍要求改为陕北行政区，但却强调其行政机构陕北行政公署归陕西省府领导，区公署主任由中央委派，各县长的任免照各省通例。此案最引人注目处是要求中共“均能确实遵办以上诸项后，政府可准予中共之合法地位”。 此案之强硬，在国民党历次所提谈判方案中大概首屈一指。这也不奇怪，因为蒋介石本没打算重开谈判，只是因为美国人插手了，才不得不作个样子。他的高级幕僚们在秘密的对策要点中这样说：“奸伪野心在逐步取得政权，欲使其放弃既拥有之武装及侵占割据之地盘，真正服从军令政令，势不可能。如此林之来此，可视为夺取政权过程中的一种步骤……以对等谈判之态度与中央高谈合作，以其惯用之猛烈的宣传，陷中央于失败的境地。”既然对中共这样估计，当然不打算与其谈出什么结果，条件自然提出越苛刻越好。 4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应采取什么方针。周恩来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十大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 毛泽东接着说：“对！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毛泽东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 4月29日，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5月2日到达西安。同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一起到达。4日，双方进行了初步会谈，但没涉及任何实质性问题。6日，张治中拿出了去年他亲笔记下的周恩来、林彪所提的条件说：“贵方对此案有什么意见？” 林伯渠说；“我们的意见，恩来公开发表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讲话已说得很清楚，所提5条可作为谈判的基础。” 王世杰说：“不行不行，周恩来讲的5条太抽象，怎么能作为解决问题的条件呢？” 张治中说：“是啊，恩来讲话中，提恢复新四军番号，说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五十八的敌人，不仅仅刺激蒋委员长，前方将士也不这么看。这种宣传文字显然不能用作讨论的基础。”接着，他又提出要共产党遵守1937年所提4项诺言问题。 林伯渠说：“我党对自己的诺言，早已完全实现了，而且至今信守未渝。对此，恩来的谈话已经讲清楚了。第一条，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恐怕现在全中国，还没有另外一个地方像我们各抗日根据地为三民主义这样真正努力的。第二条，取消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七年来我们对此坚守不移，任何人找不出我们做的有丝毫不合这一条的地方。可是有些人却在那里天天想推翻共产党，实行反共运动，实行没收农民土地的政策，难道这也算是要求共产党实行自己的诺言吗？第三条，取消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现在我们各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就是民权政治，全国政权只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可是对边区却至今不予承认，难道国民党允许承认边区的诺言，便可以不实践了吗？第四条，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一条也是行之已久，并且成就卓著，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就是铁证。” 林伯渠喝一口水，继续说道：“政治解决的内容应该是双方的与公平合理的。我们愿意坚守4项诺言，贵党也应接受我们提出的5条意见。国共两党果能本此基点，推诚相见，公平合理地解决各种问题，则不仅在蒋主席领导下，合作抗日的最后结果，必然达到驱逐日寇之目的，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也可以在蒋主席领导下，达到合作建设之目的。” 张治中显然听得不耐烦了，说：“我看咱们还是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吧。是否先谈军事？” 林伯渠表示同意。 张治中主张中共军队扩编为三军八师，林伯渠提六军十八师。双方要求相距甚远，又都坚持己见，争论不下，只好作罢。 以后又进行了三次谈判，关于军队数额仍是争论的焦点。几经讨价还价后，张治中作了适当让步，提出以四军十二师为限。林伯渠不好再争，与王若飞商量后，同意以此作为最低条件向中共中央请示后再作回答。除军事问题外，两党代表还就作战区域、人事、经济、边区等问题原则上交换了意见。 5月9日，国民党代表将双方在西安4次谈判的情况进行了整理，形成书面意见，送给林伯渠、王若飞。林、王审阅后，在一些地方作了修改，并于11日签字认可，同意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的谈判，表示要上报中共中央，待中央作出决定后再与国民党谈判。 此时，国内外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1944年初，日军为挽回整个战场的颓势，确定了以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为目标的“一号作战”方案。为完成这一任务，东条英机于；月里完成了独裁统治的一切必须的准备，并立即扩军32个师团，实行全民皆兵。 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日军的“一号作战”竟置他于前所未有的困境。4月中旬，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相继攻陷中牟、郑州、新郑、许昌。接着，又从湖北沿粤汉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广西，前锋直达贵州独山。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8个月内。相继丢失2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6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在战时，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莫过于军事。如果其他问题还可以勉强忍受的话，那么在这方面出现不应有的严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难以忍受了。谁都看得出来，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沉寂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经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毛泽东在林伯渠离开延安前，尚未料到中原局势会急转直下。这样的形势，显然有利于共产党而不利于国民党。毛泽东认为，蒋系军队缺乏战力，是因为没有民主政治，又执行反共政策，国共之争的结果在于未来，将来执牛耳者必是最有力量者。因此，他随即确定了“发展自己，不受限制”的新方针。对国共谈判，他认为已没有必要以让步求安定，西安转来的书面意见中国民党将条件压得太低了，必须立即提出更高的条件，在国民党焦头烂额之际，迫使其让步，解决几个根本问题。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3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17条，主要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等。 5月17日，林伯渠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到达重庆。因周恩来、林彪回延安后，重庆与延安的电台联络已告中断，所以林伯渠和董必武都没有及时收到16日由电台发来的中共中央意见书。 5月19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见了林伯渠。林伯渠因未得到最新方案，仍按原定不刺激国民党的方针与蒋介石谈话。蒋也没有改变原来的强硬态度，竞不同意按林伯渠11日签过字的意见书谈判。 5月21日，林伯渠终于看见了5天前毛泽东电示的新方案。他暗自庆幸蒋介石没有答应按前面意见书谈，那样的话岂不陷中共于被动？22日，他带着新方案去见张治中和王世杰。 林伯渠把新方案递过去道：“委座不同意按西安所签意见书谈，我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电示这一新案，请二位过目并呈委座。” 张治中、王世杰看了中共的新方案，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刚过了两三天时间，事情竟变成了这样。他们所以邀林来渝，是因为林在他们提的意见书上签字了呀！ 王世杰冷笑道：“祖涵兄，这种严肃的政治谈判，怎能视作儿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们新案全文尽显宣布罪状之精神，完全没有实践诺言及拥蒋之表示，这说明你们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在中原战事不利的情况下，你们提这种方案，岂不是乘机要挟？且与共同御侮的宣言隔在云泥！” 张治中也是一脸怒气，说道：“你们不讲信义，突然变卦！你在西安可是签过字的呀！即使推翻西安的方案，为何又不以林彪案为谈判基础？你们自己提的，又自己不认账，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这样欢迎你，以为我们软弱可欺？” 林伯渠争辩道：“这20条都是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再说，西安初步谈判意见，约定各自向自己中央请示，并不是最后之决定。前几日我提出以初步意见进行谈判，委员长不允，可见不讲信义、当儿戏的并不是我们。前一次我曾提六军十八师，如今提五军十六师，已经作了让步。其他各条，均为两党悬案，过去谈过多次，有的国民党方面还作过允诺，难道今天不该提出商谈，还要永久拖下去吗？我不明白张、王二兄何以得出我们突然变封、得寸进尺的结论。” 王世杰：“这20条必须修改！” 林伯渠：“这20条哪一条不是言之成理之说？” 张治中谈谈一笑：“祖涵兄，此案洋洋千余言，为何单单遗漏了拥蒋抗日一条？难道你们觉得失去这个前提还能继续合作吗？” 林伯渠答：“这20条没有修改的余地，不过我可以报告中共中央。也请二兄将此案呈报委座。” 张、王商量后表示：坚决拒绝中共这20条，并拒绝将此案转呈蒋介石。 这时的国内外形势，正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继续强硬下去。5月31日，他这样电告林伯渠：“为尊重张、王意见，以利谈判，以示我们希望解决问题之诚意，特修改文件内容词句，请再次提交张、王。请向张、王声明，拥蒋及执行4项诺言等屡经申明，故未重述于上次文件中。为尊重他们意见，故将其加入此次文件。另将20条改为12条，其余8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如彼方再不接收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 中共提出如此强硬方案，若在往常，国民党代表早拂袖而去了。然而，这一次他们不能这么做。一则战场失利，二则美国即将派副总统来华考察援助条件。蒋介石只好在谈判桌上后退一步。 正是： 谈判桌子像弹簧， 这边弱了那边强。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文分解。 ------------------ 文学殿堂 疯马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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