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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回 潘陈会晤不欢而散 张杨苦谏无动于衷


  却说11月15日,陈立夫得知潘汉年收到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当即邀请潘汉年到南京再谈。16日晚,潘汉年匆匆赶到南京,陈立夫却失约了。作为一方的正式代表,面对这种令人难堪的冷遇,不难想见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潘汉年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原来陈立夫去了洛阳,他是被蒋介石召去的。农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他的两位前夫人毛福梅、姚怡诚不忘旧情,在奉化老家请和尚做水陆道场,为寿星消灾弭祸。社会上发起“献祝祝寿”活动,搞得热闹非常。蒋介石本人则到洛阳避寿去了。他尽情享用着事业达至顶峰时的风光,并召去几十位要员随驾,陈立夫也在其中。他此举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与诸大员商议彻底解决共党和红军问题。到场的张学良不以为然,单独见蒋,请蒋领导抗日救亡,想不到蒋介石大发雷霆:“最近的敌人是谁?共产党!谁为害最急?共产党!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如此远近不分,急缓不文辨,是非不明,还谈什么革命?”张学良刚一解释,蒋又斥之:“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
  11月19日,潘汉年终于等到了陈立夫,他向陈转述了中共中央想以曾养甫案为基础进行谈判的意愿。
  陈立夫故作谅诧道:“是么?有过这么四条么?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潘汉年答:“曾养甫案由张子华转告中共中央。”
  陈立夫连连摇头:“纯属子虚,纯属于虚!曾养甫作为我的代表和你们密谈,他有这样一案,我不会不知道。”
  潘汉年一时语塞。他能说什么呢?总不能要求让曾养甫前来对质吧。再说即使找曾养甫也不能马上找到,因为前不久蒋介石乎息“两广事变”届,为加强控制,已派曾养甫去当广州市长了。此刻,潘汉年只是睁大眼睛看着陈立夫,似乎要从陈的脸上寻找出说谎的证据。
  “要谈,只能在10天前谈的原则下进行。”陈立夫见潘汉年默不作语,补充道,“蒋先生这次又强调了,你们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名单由我们来提。”
  “你不觉得你们的条件太过分吗?”潘汉年冷冷地说。
  陈立夫说:“过分吗?目前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恶化,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
  潘汉年边站起身边说!”蒋先生既然要加入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那我们今天的谈判也就不需要了。”
  潘、陈谈判再次不欢而散。
  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一举歼灭胡宗南军一个多旅,显示了红军的力量。陈立夫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谈判不能中止。
  12月1日,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18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田,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于此同时,中共中央两次致电潘汉年,明确表示:“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完全是也只能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于危亡地位,在当前尤为保卫华北与西北,抗拒日寇进攻而有停止内战共同救国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不能外此。然如陪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止以待他日。”
  12月上旬,陈立夫又约潘汉年晤谈了两次。在蒋介石同意下,国民党方面略有松动。陈立夫告诉潘汉年,可将保留红军数目由3000改为3万,其他条件不变。潘汉年一听。感到这种让步并没有改变根本文场,当即表示拒绝。
  中共中央被逼无奈,只好另觅出路。在给潘汉年的指令中说:“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谈判显无速成之望……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围共秘密谈判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虽然国民党方面另派张冲专程到上海转告潘汉年,希望国共谈判不要结束,潘汉年也向张冲表示,如果国民党放弃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则谈判还可重新开始。但秘密谈判事实上中断了。双方礼节性的希望只是给两党再奏谈判新曲留下了一缕娓娓余音。
  正当国共两党秘密谈判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这一重要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共关系出现了转饥。也扭转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自从“两广事变”结束,蒋介石就打好了第六次“围剿”红军的腹稿。在他看来,自己雄兵百万,对付缩到陕甘贫痔之她的区区几万红军,把他仍彻底消灭,不过是探囊取物,易如反掌,红军再要逃跑,可决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他的“两广事变”时南调的部队已纷纷北上,平汉、陇海路一带集结了30个师数十万人,西安、兰州机场已下令扩大,100多架飞机也已筹调听用。这是对红军的最后一战,也是中国内战助最后一战,眼见得“安内大业”将要大功告成,他喜不自禁。精神倍增。为了万无一失,他决定飞赴西安,亲临“剿共”前线视察。
  闻讯的张学良正面临着巨大的内心孤独,这孤独又与迷惘搅在一起。自1928年易帜以来,已近8年;自“九一八”日本进占东北以来,已经6年;自奉命撤出山海关,代蒋受过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以来,也已3年有半。自己顾全大局,惟命是从,忍辱含垢,为什么?不就是为国家统一、和平、强盛吗?可这么多年来,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内战,“剿共”!父仇国恨,自己有一丝一毫报了吗?东北几千万父老在日寇铁蹄下呻吟,自己手握几十万大军却退到了西北,自己的军人人格何在?
  他长时间地思考着,寻找着答案。
  蒋介石在西安建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张学良是副总司令。他委婉地呈报蒋介石:“为洗不抵抗之名,请领袖让我去抗日,剿共的事换别人来。”蒋不理,还把他训了一通。日本魔爪伸向华北,蒋介石一再妥协,张学良愤慨地说:“东北的罪过就算我个人承担了吧,可现在是怎么说?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再误?现在就该全国奋起了!”乃亲书东北军的共同语言“披甲还乡,复土雪耻”悬于卧室,又呈报蒋介石,要求率军开赴抗日前线。蒋不允,令其向红军进攻。杨虎城告诉他:“红军不好打。”他为对蒋负责,还是进军,结果损失惨重,近3个师的兵力被歼灭,两个师长阵亡,7名团长死伤或被俘,这在东北军的军史上还没有过,张学良受到极大震动。他向蒋介石要求补充,因蒋说过,“剿共“部队的损失优先补充。可蒋不但不补充。还把两个师的番号取消了。张学良要求给阵亡的两位师长的家属各发10万元抚恤金,蒋也不允。他忿然称:“我张学良混得不值10万块钱了!”
  爱国学生掀起“一二·九”运动全国抗日情绪达到沸点,张学良心潮起伏,寝食不安。他对部下说:“我若是一个学生,也会上大街去游行,也会告诉政府,国土若是对内一寸一寸地收复,对外一省一省地退让,政府必然要与国家同归于尽。”转而问部下:“那些学生如果每人手里有一支枪,谁能挡住不让他们去打日本?”他还把“一二·九”运动的骨干请了几个来座谈。
  共产党发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引起张学良极大共鸣。他对军长王以哲说:“共产党认为日本正在灭亡中国,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了,讲的极有道理。我非常同意。”
  王以哲说:“西北苦寒,我们现在打红军,是用拼命换饭吃。全体官兵都不愿“剿共”了,希望副总司令带领我们去打日本。。
  后来,便有了红军放回高福源联络张学良谋求停战抗日,有了李克农与张学良的晤谈,有了刘鼎常住张府,更有了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天主教堂的彻夜长谈……
  “九一八”五周年,金国沸腾,西安也爆发大游行,游行队伍高托“向国民党情愿书”、“上副司令请愿书”,口号声响砌云霄。许多人劝张学良不要出面,张说:“政府不敢与民众对话;还算什么政府?”坚持戎装出见。面对鼎沸的人群,他悲怆地宣布:“请大家相信我张学良,我身为副司令,一定要率军为国效死,为民报仇。‘九一八’以来,有人送了我一个不抵抗将军的名称。我张学良一腔热血,有人的人格,有军人的人格,我将用自己的行动向国人证实这一点!”
  再说这时的杨虎城,也是思绪如潮,心神不宁。他原是冯玉祥的部将,多年在西北军干事。直到1929年蒋、冯矛盾激化,他才审时度势,择主而事,跟了蒋介石。第二年,蒋、冯、阎大战中原,杨虎城为蒋十分卖命,依战功耀升至十七路军总指挥。然而在蒋介石眼里,他从来都不是可以信赖的人。他当陕西省主席,东有潼关顾祝同挟制。他当西安绥署主任,西边又多了个省主席马鸿逵。东西均无法发展,只能局促于陕西一隅。不久,那力子又取代他做了陕西省主席。归其究底,自己不是嫡系,纵有多大功劳,也是一员降将,鸟尽弓藏,降将能有什么好运?这且不说,“那张学良率东北军颠沛流离,被蒋介石驱之人陕,既为“剿共”,暗地里也含有与十七路军争夺三秦地盘的用意。这里的形势也使然,不能不争,那么多无家可归的军队拥到这并不富足的地方,而张、杨在诸多将领中又决非甘居人下的等闲之辈。这一着棋正是蒋介石权术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张、杨依蒋之言戮力“剿共”,对红军是致命的打击;二人若为争食争地而结怨,“内讧”、“火并”,谁也免不了损伤元气,最后只好由南京政府来收拾残局——是谓“一石三鸟”。杨虎城相当冷静地看出了这一招,想出了对付的办法。张学良兵重位高,杨虎城为其下级,然而东北军有失土之恨,患难的朋友好交。张学良到西安后,杨虎城友好相待,十分尊重。几番交往,两位过去从未打过交道的将军便携起手来,并设计了一套“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策略,以对付南京。杨虎诚过去就与共产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时同张学良一样,与共产党建立了秘密同盟。于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产党扭成一股劲对付蒋介石,形成了有名的“三位一体”,完全打破了蒋介石的“一石三鸟”计划。
  西安城里有国民党省党部,有宪兵团,有军警联合稽查处,明里暗里特务多如中毛,对张、杨的举动就没有看出一点蛛丝马迹吗?不。其实早在9月,蒋介石就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报警情报。9月20日,心腹爱将陈诚已向他密报了张学良的苦闷心情。张学良通过冯庸向陈诚作了如下陈述:“余近曾亲赴前方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此种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不计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种种,不能动摇我心。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田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陈诚深感事关重大,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职意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也。”
  蒋介石狠重视张学良这一动向。他在接陈诚密电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之隐恩,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盖共匪利用其‘抗日统一战线’之策略,一方面拉拢、煽惑所谓‘中立分子’,一方面对军队进行策反工作。而东北军于九一八事变后,因故乡沦陷,被迫退于国内,一般官兵怀乡与抗日之情绪,尤为强烈。共匪乃把握此种心理上之弱点,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等口号。加以煽动分化,遂使东北军对于剿匪任务丧失战志。”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头脑非常清醒,他对于西北问题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然而,清醒的认识并没有导致清醒的行动。相反,他陷入了一个又一个误区。
  10月22日。蒋介石从南京乘专机来到西安,下榻于东郊的临潼华清池。华清池是个风光绮丽之所在,它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恋爱故事而温馨于世。
  蒋介石初到西安,装出一副颇为悠闲的样子,让张学良、杨虎城陪着,游览了秦陵、黄陵、华山、终南山。在游山逛景的消闲气氛中,蒋介石询问张学良:“汉卿,你近来看些什么书?”
  “近来看了两本书,一本叫《辩证唯物论》,一本叫《政治经济学》。”张学良坦率地回答。
  蒋介石心想,这还得了,怪不得他们在西北搞什么联合抗日,不愿跟我去“剿共”,原来正在接受赤化。他一本正经地数落张学良:“这些书都是苏俄人写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以后不许再看这些书了!你要读好《大学》、《曾文正公全集》,读通了,一辈子受用不尽。”
  张学良听后。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东游西转几天之后,蒋介石终于露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向张、杨宣布他的“剿共”计划,要求张、杨立即做好一切准备,向陕北红军进攻。谁知张、杨不同意继续“剿共”,反面劝蒋介石领导抗日。张学良甚至把毛泽东、周恩来给自己的信转给蒋看,请他顾及民族前途,接受中共的建议,互派代表商谈合作抗日问题。
  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说;“怪不得有人告诉我东北军、西北军已和红军秘密联合、酝酿抗日,原来果有此事,你们是不打自招啊!告诉你们,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情!你们难道不懂,如果剿匪不彻底,留下后患,将来夺天下的必然是共匪吗?”
  “全军抗日心切,如继续剿共,恐军心不稳。”张学良解释道。
  “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士气问题,由我负责!”蒋介石余怒未消,乃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以上军官训话。以往任何场合只要有蒋,便肃静无声,此次却乱哄哄的,咳嗽、跺脚、交头接耳、还有拉枪栓的声音。张、杨见状,恐生意外。适时护蒋离场。
  一番部署之后,10月19日,蒋介石以避50大寿为名,由西安飞往洛阳。次日,张学良约阎锡山一同借“祝寿”之机到洛阳进谏抗日事。刚一开口,蒋就厉声打断:“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张学良还要解释,蒋早气得七窍生烟,戟指怒目:“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了!”
  阎锡山与张学良分别时泪流满面,说:“汉卿,看蒋先生的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蒋介石永远不会纳谏抗日。我要保我的家乡,你要恢复你的家乡,都靠我们自己干了。”
  张学良愤然说:“我已决心不再和蒋先生谈了。可现在日军大举进犯绥东,傅作义已起来抵抗了,全国声援,连乞丐、妓女都纷纷捐款,我们这些重兵在手的人当有何说!”
  绥远抗战激励着张学良。11月2了日,心情焦灼的张学良给蒋上《请缨抗敌书》,其中写道:“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肉疆场,为国家尽一份天职……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受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久磨砺,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但是,张学良枕戈待旦,翘首盼来的不是“大命朝临”,动是从洛阳发来的予以拒绝的6字电令:“时机尚未成熟。”
  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表示着自己的怨怒:“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即其不知做事应有段落。俟告一段落,始可换另一段落,彼于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耶!”
  12月2日,张学良未带随从,孤身一人,亲驾军用飞机,再赴洛阳进谏。他耐着性子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中抗日情绪已高涨到无法抑制,剿共军事因太不得人心实难继续,无论如何应派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
  话未说完,蒋介石就教训起来:“汉卿,你不在陕北剿匪前线,怎么跑到这里来?你的使命是集中全力消灭共匪。”
  张学良又请求蒋介石“俯纳民情”。他心直口快地说:“上海七君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中央一直讲不清楚,民众对此反响极大。事实上,他们只是要求抗日救国,如果这样有罪,那真如沈钩儒所说的是爱国未遂罪了。委员长,赶快放了他们吧,免得失去人心,铸成大错。”
  提起释放“七君子”,蒋介石更不耐烦了,盛气凌人地说:“你懂什么?你就专心剿共好了,政治上的事你不要管!”
  张学良也开始激动起来:“委员长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
  蒋介石一听这话,直气得身体连同嘴唇一起抖动起来,指着张学良的鼻子大骂:“放肆!除了你张学良,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对我讲话。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张学良强压怒火:“委员长骂我什么都行,不能不让我抗日!东北军的士气,打日本,一人一个英雄;打内战,谁也不干,除非委员长亲自指挥。”
  蒋介石一挥手:“好吧,我亲自去西安!”
  张学良极为痛心,满怀悲愤地退出蒋介石的房间。
  蒋介石在盛怒之了,作出了亲临西安督战的决定。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遭:“东北军之赠。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
  12月4日,蒋介石移驾西安,部署最后的“剿共”步骤。中央军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和南京政府大员蒋作宾、邵元冲等先后接踵而至。接着,几十万大军纷纷进逼潼关;西安上空,战云弥漫,机声隆隆;西安街头,军车狂奔,宪警趾高气扬。蒋介石一住进华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即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地盘,由中央军“剿共”。很显然,这两个方案都将断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张、杨当然无法接受。
  两支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张、杨紧急磋商,仍决定通过乞请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办法,感动他、说服他。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到华清池进谏。他痛切地说:“委员长你想想,自从1928年易帜以来。我张某人追随你,说过半个不字没有?你打桂系,我支持了你,你打冯、阎,我又支持了你。九一八你不让抵抗,我代你受过,所负罪名八辈子也洗不清呀,可我不管遭受多少唾骂,对委员长说过半个不宇没有?我为了谁?还不是为国家吗?你委员长英明卓识,是有能力领导全国抗战的第一人,你为什么就不站出来?如今共产党也提出抗日,为什么不能和他们联合,而非要斩尽杀绝呢?”
  张学良声泪俱下,但蒋介石不为历动。他说:“联共联共,你知道将来夺我们天下的是谁吗?他毛泽东的3万人抗起日来能纸什么用?几个冲锋就打完了。若现在不灭他,将来养成大患就完了!项羽鸿门宴上放了刘邦,关羽华容道上放了曹操,都是前军之鉴,你不要受共匪蛊惑!”
  张学良再三“苦谏”,继之以“哭谏”,同蒋介石争辩达3小时之久。最后,蒋介石把桌子拍得咚咚响,大吼:“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
  “哭谏”失败后。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都不允许再拖下去了。12月8日,张、杨在九府街芷园秘密磋商,权衡利害得失,最后确定了“实行兵谏,逼蒋抗日”的决策。
  于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临近了。
  正是: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因未到伤心处。
  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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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殿堂 疯马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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