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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回 罢工运动后浪推前浪 权力斗争新招连旧招


  话说还在“五卅”事件刚刚爆发的时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诺维也夫就说:这运动开始于很平常的要求——中国的工人要求幼年工人每天做八小时的工作;成年工人每天做十小时的工作;星期日休息。这种要求是半世纪以前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早已提出要求过的。
  这运动本没有什么非常的意义,结果竟变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取得了世界的意义。
  从八小时工作的要求到撤退驻华外国军队的要求,这中间有个长距离;而这距离,中国工人只在几天之内就跳过了。1905年1月俄国的工人群众经过长时间准备以后,也曾用很快的步骤走过了同样的路。英日帝国主义者的军队现在所给予中国工人的教训正像那被工人鲜血所喷溅的尼古拉·罗曼诺夫王朝反动军队所给予俄国工人群众的教训一样。
  那时候俄国工人从痛苦的流血的经验中悟得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俄国工人的争斗一点点地变成了政治的争斗,而人民的喊声“推倒专制”也愈喊愈响了。中国工人现在也从痛苦的和流血的经验中开始不仅悟得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而且也悟得了中国经济和国际政治——嗜血的帝国主义政治的关系。
  英日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打死了几十个中国工人和帮助工人的学生。英国的警察监禁了上海电气厂和自来水厂的工人。上海这些部分的工人是在手枪的压迫底下做工,然而罢工却在开展着成为总同盟罢工,而运动的范围却继续不断地扩大了。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一天一天地响起来,有力量起来;上海的工人一天——天地上前,坚决地在这个大运动里面做中国广大群众的领袖。英国、日本、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现在正打急电给他们的军舰,喊他们到这个“活动的场面上来”。我们不必是一个预言家就可以知道、几亿中国人民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强盗的愤恨一定因此而更深,他们的要求“不许侵略中国”一定因此而更响。
  季诺维也夫的这些话传到中国,无疑使中国人受到很大的鼓舞。不过他的这些话后来不再被提起。因为他遭到了斯大林的清洗。
  而一位英国人,当时曾这样谴责自己的国家政府:
  中国仅仅要求每一个独立国家所早就拥有的东西。就上海枪杀事件而言,如下事实是没有争议的:警察局外的群众手无寸铁;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要向他们开枪的告示;开火的命令是用英语下达的,绝大多数民众听不懂;开枪是在命令发出4秒钟后开始的;在中弹者中很多在背后中弹,表明他们是正在逃散而来不及……我们不应该如此蛮横而暴虐……至于稍微有一点荣耀感和人道精神的人所座具备的其他动机,我在这里无话可说。
  说这话的人叫罗素。他是英国卓越的思想家,5年前曾在中国游历10个月,他虽然是个改良主义者,但离开中国时曾经断言:“我们遂深信不疑,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是中国挫败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势力的决定因素。”
  紧接“五卅”之后,各地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而与之相伴随的,是血腥的屠杀连绵不断。
  6月11日,驻汉口的英国水兵开枪扫射、当场打死30多人,重伤20多人,轻伤无数。
  而青岛的屠杀尤其令人发指,因为它是由日本人精心策划,而由中国军阀如法实行的。他们杀起中国人来,一点不比外国人手软,反而更加残酷。
  驻扎山东的军阀头子是有名的“狗头将军”张宗昌。
  此人幼年家贫,父亲早亡,目不识丁。长大后傲了土匪,继而在陈其美部下任团长。1913年投在直系冯园璋麾下。1921年又投靠奉系张作霖,逐步发迹。1924年9月,张作霖派兵入关,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进抵北京,张宗昌作为其主要支持者之一,尽效犬马之劳。
  人称张宗昌有三不知:不知手下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小老婆。
  张宗昌自称有50个姨太太,并以此引为自豪。其中既有江南秀女,也有塞外蛮女,既有良家妇女,也有青楼女子,既有中国的,也有东洋、西洋的。她们大部分是抢来的。张宗昌不管走到哪里,只要看上了哪个女子,极少能逃出他的魔爪。他有一段时间住在北京,游东安市场时两次猎艳,将两个漂亮女子拥上汽车,扬长面去。鼓辱者一为前清某王府的内眷,另为一家名门闺秀。其家人畏于权势,只能忍气吞声。张宗昌有一次走进北京一家外国大旅馆的屋顶花园。后面竟跟着一群姨太大,叽叽喳喳,鱼贯而人。他有时在床上搂着小老婆或是抱着小老婆放在膝头上会见外国外交官员,被传为笑谈。
  张宗昌是“五卅”前夕的4月24日来山东上任的。张作霖为回报张宗昌,向临时执政段祺端要求。任命张宗昌为山东省军务督办。
  张宗昌为了改变自己的大老粗形象,居然附庸风雅,写起诗来。然而他的诗传出之后,更令人忍俊不禁,引为笑谈。兹录四首,以见一斑:
  一、笑刘邦
  听说项勇力拔山,
  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
  奶奶早已回沛县。
  二、俺也写个大风歌
  太炮开兮轰他娘!
  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
  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三、游蓬莱仙阁
  远看泰山黑糊糊,
  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
  下头细来上头粗。
  四、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
  好像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
  为何又是一火链?
  这年4月19日,困青岛日本资本家以野蛮手段制止工人组织工会,大康纱厂工人首先宣布罢工,内外棉及隆兴、铃木两厂工人起而响应。到29日,参加罢工人数已达18000余人。上海各日本纱厂、全国铁路总工会等纷纷援助,青岛学生界也组织了后援会。日本资本家本已请来海军陆战队和保安队,但末敢轻举妄动。相持了23天,资本家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改善待遇的部分条件,工会宣布5月10日夏工。
  然而日本资本家极不甘心。工人复工后,厂方故意不履行条件。向工人挑衅,并向新上任的张宗昌报告:“工会领着工人捣乱。应该取消。”
  张宗昌一听就火,说:“对,不能让工人闹下去,闹来闹去还不闹到老于头上啊?必须立即散伙!”
  他先派人带着委任状和金钱去收买工人代表,工人代表没有接受,他便派出大批武装警察保安队前去查封工会办公处。大批工人闻讯前来护卫,保安队悻悻而退。
  日本资本家十分不满,对张宗昌又是施加压力,又是讽刺挖苦。张宗昌把部下招来,一额臭骂:“他娘的,一群饭捅!连一帮工人也对付不了。养狗还能看家护院哩,葬你们顶个鸟用!”随即派出军队和武装警察保安队和日本的海军陆战队一起,于28日夜深人静时驰赴工厂附近驻扎。
  凌晨3时许,一声号令,突然包围了大康纱厂,以武力驱逐工人出厂。工人奋起反抗,中外军警一起开枪,工人当场被打死8人,受重伤者10余人,被捕70余人。
  此事发生在“五卅”前一天,与“五卅惨案”如出一辙。
  惨案发生之后,张宗昌看到全国纷纷扬扬,担心青岛工人复起,便采取高压政策,让军警荷枪实弹,昼夜出巡。胶济铁路总工会和四方机械厂的工人不畏强暴,组织数干人走上街头,游行讲演,并成立了“青沪惨案后援会”。到7月23日,大康纱厂、内外棉隆兴三厂再次宣布罢工。
  第二天,张宗昌巡行到青岛。日本领事和资本家立即登门拜访,先送上厚礼。然后捏造事实,说工会在青岛搞“赤化“,行动过激,无理取闹,不光给生产造成了损失,而且扰乱了社会治安,请张宗昌继续弹压。张宗昌一拍胸脯:“请放心,都包在淹老张身上!”
  日本人刚走,商会会长隋石卿又来了。青岛的商家大多做的是日本人生意,所以自惨案以来,唱的是“对英不对日”的调子,不肯实行经济绝交,颇为工学两界所唾骂。《公民报》主笔胡信之更在报上公开责骂。隋石卿早就想暗杀胡信之,一见张宗昌,就说:“大帅来得正好,您再不来青岛,可就要翻天了!工人、学生闹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煽动……”
  不等隋石卿说完,张宗昌就急问:
  “是谁煽动的?”“胡信之!他在《公民报》上三番五次鼓励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5月29日的事情发生后,他不仅骂温树德,还骂大帅您哪!此人不除,青岛没有宁日!”
  张宗昌一拍桌已:“他娘的,找死!明天就毙了他。”
  隋石卿走后,他正要派人去抓胡信之,一个亲信劝他说:“这事要从长计议。您委任老状元王寿彭当教育厅长,还宣布要礼贤下士、延揽人才,现在杀一个有影响的文人,恐怕不合适吧?”
  张宗昌一听有理,打消了杀胡的念头、与小老婆调情去了。
  隋石卿未达目的,即再次登门拜访,送来许多玛瑙翡翠、绫罗绸缎、珍品古玩,又与副会长一起设盛大酒席宴请张宗昌。张宗昌吃着山珍海味、奇禽异兽,品着中外名酒,听着小旦的清唱、名妓的淫词,开怀大笑,至醉方休。次日,正副会长通知每一商家摊洋三千余,共集得30余万元,亲自送到张宗昌寓所,张宗昌更是乐不可支。
  不料此事走漏了风声。被胡信之得知,在《公民报》披露了出来。隋石卿得意万分,拿着报纸来见张宗昌。张宗昌一看,气得七窍生烟,当即派兵逮捕了胡信之,又抓去工人26人、学生8人、小学教员1人,并查封了多数报馆和胶济铁路“青沪惨案后援会”。29日夜,张宗昌下令枪毙了胡信之和那位姓李的教员。其他的被捕工人和学生则带到济南、烟台处决了。
  就这样,青岛的反帝爱国运动被张宗昌血葬了!
  再说“五卅惨案”传到香港,反帝情绪迅速高涨。中共中央派邓中夏等到香港发动罢工,以声援上海的“三罢”斗争。6月中旬,邓中夏召集全港工团联席会议,通过了罢工宣言,悲壮地宣告: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除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还要加以武力的屠系,是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团代表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
  6月19日晚,香港如大地震一样,罢工爆发了。海员、电车、印务首先发难,接着是洋务、起落货、煤炭以及各行业工人相继而起。罢工工人纷纷离职返回广州。21日,广州沙面租界的工人,英、日、美洋行和各行业职工响应香港工人罢工。
  23日,广州市各界和香港罢工工人约10万人在东校场,举行市民大会一致通过援助沪案条件16条,会毕进行示威游行。工人、商人、学生、黄埔军官依次由东校场出发,经惠爱东路、永汉中路,直出长堤西壕口。过沙面租界河对岸的沙基。下午3时,当游行队伍到达沙基西桥口时,早已布置好的英、法海军陆战队,从沙面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扫射。游行队伍猝不及防。四散躲避,当场死亡59人,重伤170余人,轻伤者无数。同时,驻扎在白鹅潭的外国兵舰也开炮向北岸示威。
  沙基惨案发生后,广东革命政府立即向英、法、葡驻广州总领事提出最严重的抗议。26日叉向各国领事提出:(一)此案各有关国派大员向广东草命政府谢罪;(二)惩办与该案有关系之长官;(三)除两通讯舰外,驻粤各有关国兵舰一律撤退;(四)沙面租界交广东革命政府接管;(五)赔偿此次死伤人员恤金。
  29日,香港25万工人实行全面总罢工,并有12万人陆续撤回广州。
  接着,成立了带有政权性质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共产党人苏兆征为委员长,李森为总干事,邓中夏、廖仲恺为顾问。周恩来还专门派去共产党人徐成章、陈赓负责组织工人纠察队。
  省港罢工委员会命令纠察队严密封锁香港。纠察队驻在东起汕头,西至北海,蜿蜒数千里海岸线上的各港口,维持地方治安,扣押英国货物,严禁粮菜外流,切断香港、澳门与沙面之间的交通。香港顿时交通瘫痪,商务停顿,商店关门,食品奇映,物价飞涨,经济濒于崩溃。
  由于清洁工人也罢工了,街上垃圾粪秽,堆积如山,加上赤日燕炙,臭气熏天。
  繁华的香港成了死港、臭港、饿港。
  港英殖民当局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总督史塔士曾狂妄地说:“蠢尔华人,竟敢罢工,余誓在余任内亲自解决之。”没想到事情闹到这步田地。他黔驴伎穷,要求英国政府大举出兵,“驱逐广州及广东所有之过激党”,“黄埔军官学校一律缴械或解散”,“如不实行,则完全用英国海军封锁广州及其邻近海道”。
  然而史塔士的愿望落空了。虽然两度请英国政府出兵,但英国政府均回电表示爱莫能助。因为此时英帝国各属地如印度、爱尔兰等时时发生革命,英国政府穷于应付,已无余力顾及香港,只借给香港100万英镑,作为救济商业之用。而史塔士被撤职,调往他处。港英当局被迫坐到了谈判桌前。
  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嘲笑说:“总计史君在港督任内,亦尝用极严酷方法对待我华人,在罢工期中亦尝以各种野蛮方法对待我华人,冀以武力手段消灭我华人之反抗。但卒未有效,今则蠢尔之华人尚未解决。而史君已去。则蠢尔华人乎?抑君自道之也?”
  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坚持了一年多,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它得到了国共两党的领导和支持,是两党合作的一项胜利成果。
  再说孙中山去世后,广州国民党的领袖们似乎抛弃了门户之见,派系之争,共同沉浸在悲痛的情绪之中。然而这种感人的场面仅如昙花一现,权力斗争的溢涡很快就把这一切都卷走了。在第一次东征和平息杨、刘叛乱之后,国民党上层在成立国民政府的问题上开始了明争暗斗。
  谁会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呢?最有竞争力的有四人。一个是以正统自居、根基颇深、势力显露的“代帅”胡汉民。一个是有着行刺前清摄政王光荣历史、起草并亲承孙中山遗嘱的汪精卫。一个是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还有一个长期为孙中山所器重、最具军事实力的许崇智。
  当时活动得最为积极的是汪精卫。他刚在北京办完孙中山的丧事回到广东,就带着夫人陈璧君专程跪到东征前线的潮州看望蒋介石,对蒋说:“总理临危的时候,还不断地低声呼唤‘介石、介石’,可见你在总理心中的位置。”
  这是不是真的,已经死无对证。而蒋介石一听,却大为感动,眼圈都红了。他当然知道这话传出去,是很抬高自己身价的。他擦擦眼泪说:“知我者,总理也。可惜再也不能亲聆教诲了……”
  陈璧君在一旁说:“总理看上的人是不会错的,你将来一定前程远大!”
  汪精卫说:“不必说将来,就是现在,谁不佩服介石兄?我的进退、出处,也指望介石兄一句话呢!”
  蒋介石日称“哪里哪里,岂敢岂敢”心里却美滋滋的。他知道汪精卫急于接班,这是来拉拢他,也便顺水推舟,对汪精卫说:“兆铭兄的威望在党内无人可比。我这人不爱服人,但当今之世,我最服的就是兆铭兄。需要我做什么。只管吩咐!”
  陈璧君笑道:“好,愿你们二人精诚合作!”
  汪精卫明白,他要战胜三位对手,必须得到中共、苏联顾问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于是,他的言行急速向左转,同共产党密切携手。同鲍罗延打得火热,积极支持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同时,他也需要掌握军事实力人物的支持,所以选中了正在掘起的黄埔军校校长、党军总指挥蒋介石作为盟友。蒋介石在党内的资历浅,他十分需要汪精卫这样朗党中元老振的支持。于是,两人一拍即合,逐步发展成了汪蒋联盟。
  广东局势安定之后,经共产党和国民党多次商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改组广东军政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并决定实行委员制,不搞个人继承。
  当国府委员名单初步拟定后,汪精卫提出要和许崇智、蒋介石斟酌斟酌,把名单拿走了。胡汉民讥诮地对廖仲恺说:“他是去向俄国主子求教哩!”
  廖仲恺大觉逆耳,反感地说:“你何出此言?俄国对我们支持那么大,又是帮我们办军校,又是帮我们东征、平叛,你怎么总是疑心他们呢?”
  胡汉民冷笑一声:“哼,我不是疑心俄国人。我是疑心中国人。”
  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岂、林森、张静江、程潜、戴传贤、宙应芬、朱培德、于右任为政府委员,选举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林森、谭延岂五人为常委由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聘请鲍罗廷为高等顾问。政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监督,实行集体领导。由于国民党已经在考虑独立执政,在这个政府最高机构里没有绘共产党人留出一席地位。但是很明显,以廖仲植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增长了,权力加大了。
  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兼任主席,委员有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朱熔德、许崇智、谭延岂、蒋介石。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下令取消粤军、湘军等名称,所有部队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并依照苏联红军,设立各级党代表及各级政治部。
  这些安排是汪精卫、廖仲恺和鲍罗廷几个人拟定的。这是左派向右派发起的一次悄悄的有效的进攻。
  国府的人事安排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
  正是:
  群龙无首难成事,
  熙熙攘攘争权来。
  欲知发生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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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殿堂 疯马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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