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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首次露面，是在军校大花厅发表演讲。那天，学生们为目睹新主任的风采，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周恩来英俊的外貌和优雅的姿态，使学生们视为偶像，而抑扬顿挫的音调和引人入胜的内容更不时被掌声打断。共产党员陈赓看到靠在自己身边的宋希濂正在聚精会神地听周恩来演讲，不禁想起一件事：几天前，他俩漫步江边畅谈军校的战斗生活。谈话中。宋希濂流露出对蒋介石的崇拜之情：“蒋校长是实现孙总理革命目标的栋梁之才！”陈赓想到这里，凑到宋希濂的耳边，小声问道：“怎么样？周主任也是栋梁之才吧？”宋希濂连头都没有转过来就脱口而出：“当然，周主任确是栋梁之才，而且这么年轻，堪称后起之秀！” 接着，周恩来雷厉风行地对军校政治工作进行革故鼎新。 首先，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成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从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分别担任各股主任。 其次，强化政治教育。在政治部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毫不客气地说：“蒋校长发给同学们的《曾、左治军语录》、《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当然可以学，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毕竟是按封建思想带兵的。我们要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的红军的经验，夜进行军事教育的同时，实施政治教育，讲清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使大家明白军队应该成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具，士兵是为人民而打仗的。”为此、政治部制定了全新的《军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定期举行政治讲演、政治讨论和政治问答活动，还扩大了图书室，创立了体育会。 其三，指导新成立的校军教导团的政治工作。第一期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蒋先云、许继慎等被选派到各连担任国民党的党代表。 其四，指导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那时，广州除黄埔军官学校外，还有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军官学校、军用飞机学校等军事学校。成立这个联合会的目的，是广泛地联合这些军事学校中已毕业的和未毕业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以蒋先云为负责人，出版机关刊物《中国军人》。不到几个月，会员就发展到二千多人。 周恩来除参加会议、批阅函件外，大量的时间花在找人谈话和讲课上。“周主任讲课最能感动人。”这是师生们的一致评价。《国内外斗争形势的分析》是周恩来常讲、学生们百听不厌的课。因为他对国内外形势了如指掌，每次讲演都有新意，而且生动有趣，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入耳入脑。不仅学生爱听，带队的长官也经常肃立一旁，静听到底。有人还写了一首《清平乐》来形容他讲课的情景： 风儿止步，雀几悄悄顾。 屏听堂上细谈吐，拨尽心头迷雾。 一副和蔼笑容，亲如浩荡春风。 红棉摄其笑靥，衬得花儿彤红。 经过一番整顿，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师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廖仲恺看在眼里，颇感欣慰。蒋介石也不禁赞叹：“周主任年轻有为，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啊！” 次年1月初，周恩来赴上海参加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见到了老朋友、来自北京的高君宇，托他给远在天津的邓颖超带去一封情深意切的信。 会议期间，周恩来和瞿秋白谈得颇为投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来前，周恩来已经知道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婚事曾激起一场轩然大波，这时便特意到闸北二人的爱情小屋表示祝贺。 原来杨之华本是浙江萧山城里的名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沈玄庐(定一)的儿媳妇。婚后一两年，夫妻感情尚好。后来，丈夫沈剑龙耐不住农村单调乏味的生活，应朋友之邀，到上海寻欢作乐去了。杨之华悲愤之中生下一个女孩，只身到上海苦口婆心地劝丈夫回头。谁知丈夫病人膏盲，无可救药。杨之华伤心不已，遂为女儿取名“独伊”，意指只生这一个。在公公的支持下，她于1923年底来到上海，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这里，她遇上了担任系主任的瞿秋白。她为瞿秋白的精彩讲课所倾倒，对他十分敬佩，视为革命的引路人。不久，瞿秋白和向警予一起介绍杨之华加入了共产党。 1924年7月，瞿秋白结婚仅半年的妻子王剑虹因患肺结核去世。王与杨之华是同学、好友。杨之华去探望病重的剑虹时，总见到瞿秋白陪伴在床头，一面呵护备至，一面处理工作。剑虹病逝后，瞿秋白哀痛至极，一下憔悴了许多。但他一旦投入工作，走上讲台，仍然精神抖擞，生气勃勃。杨之华感到只要和他在一起，就增添勇气和力量。 然而，当杨之华发现瞿秋白有爱她的迹象时，内心又十分矛盾了。她虽与沈剑龙感情破裂，但名义上还是有夫之妇。她需要冷静地思索，便悄然回到萧山家里。想不到翟秋自竞勇敢地追踪而来。杨之华的哥哥很敏感，也很同情妹妹的处境，便亲自出面找沈剑龙。沈剑龙把瞿秋白和杨之华接到家里，三人先在书房，后到花园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两天以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杨之华接到常州自己家中，三人又谈了一天，终于协商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1924年11月27日至29日，上海《民国日报》连续三天刊登了三个启事：一是杨之华、沈剑龙自11月18日起“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当时恋爱与婚姻同义)；二是宣布自11月18日起，杨之华与瞿秋白“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三是宣布瞿秋白、沈剑龙自11月18日起“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这在当时的上海可算得爆炸性新闻。新派人物传为美谈，旧派人物则骂为大逆不道。 沈玄庐气得七窍生烟，却又无可奈何。 沈剑龙不但不嫉恨瞿秋自，反而很佩服他的学问和人品。他赠给瞿秋白一张自己的六寸半身照片：照片上的他剃着光头，身穿袈裟，手捧一柬鲜花，旁题“鲜花献佛”四个字，表示他此刻视之华为鲜花，以高洁献佛的心情成全瞿、杨结合、其中当然也不无仟侮之意。这帧照片，一直被瞿秋白、杨之华珍藏着。 瞿、杨二人相爱至深。瞿秋白亲自刻了一效精美的图章，上书“秋之白华”，巧妙地把两人的名字揉和在一起，蕴含着深深的爱意。 此刻，周恩来看到杨之华活泼开朗，热情大方，觉得她和温文尔雅、多才多艺的瞿秋白确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不禁赞道：“你们做得对！信仰一致，情趣相投，在一起生活才幸福嘛！” “那你呢？听说你是主张独身的，是吗？”瞿秋白问。 “那是原来的主张。其实，革命和恋爱并不矛盾。现在，我已经确定了意中人。” “她是谁呀？我们可等着吃喜酒呐！”杨之华笑着间。 “现在保密、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周恩来笑答。 从此，周恩来和小他一岁的瞿秋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8年，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及其女儿独伊先后到达苏联，参加中共“六大”。1930年。瞿、周一起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瞿秋白36岁时高唱着《国际歌》慷慨就义。杨之华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以喜剧开头以悲剧结尾的还有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交往密切的鲍罗廷。这位孙中山十分信任的苏联顾问，国共合作破裂后回到国内。瞿秋自在苏联工作时，曾带杨之华和独伊去鲍家做客，其家庭虽不富有却其乐融融。解放初期，独伊到莫斯科做新闻工作，听说鲍罗廷于1949年被苏联政府逮捕，原因竞是怀疑鲍罗廷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都是美国特务，斯特朗被驱逐出境，鲍罗廷则被流放。独伊感到不可理解。一次上街，巧遇鲍罗廷夫人。只见她面容憔悴，明显地老了。她悲凉的目光在独伊身上停留片刻，立即扭头走开了。独伊呆立在路上，不知所措，本想追过去，但明白鲍夫人的处境和自己的身份，只好停住了，望着鲍夫人渐渐隐没在人流中的背影，泪水蒙住了自己的眼帘。1956年夏，瞿独伊陪母亲随团访苏，得知苏联已为逝世的鲍罗廷恢复了名誉。那天，他们与鲍夫人重逢时，相互紧紫地拥抱，泪水长流。鲍夫人白发苍苍，与次子及儿媳住在一起，长子已在卫国战争中牺牲。对于丈夫的被捕、流放以至逝世，她不愿多讲。回国后，杨之华向周恩来汇报了鲍夫人一家的情况。次年1月，周恩来访苏期间，由担任翻译的独伊陪同，专门会见了鲍夫人。周恩来问长问短，并转交了邓颖超送给她的一包礼物。临别，周紧握鲍夫人的双手，真诚地说：“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我们永远记得鲍罗廷！” 这些都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1924年10月25日冯玉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11月1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4日，孙中山决定接受邀请。10日，发表《时局宣言》，提出北上后将“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他说：“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 “国民会议”的口号是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这时已为孙中山所采纳。共产党积极响应，配合孙中山北上，迅速掀起了促进国民会议运动的热潮。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济南、青岛、保定、百家庄等地相继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向警予、邓颖超还分别在上海、天津发起成立了女界国民促成会。中共中央发表第四次关于时局的主张，提出：“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名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于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因为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它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国民会议预备会应该是“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惟一政府”。共产党对于这个临时国民政府和国民会议提出十三条最低限度的要求，其中包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自由，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海关进口税等。 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赵世炎具体地组织领导了这一运动。他代表中共北方区委起草的《檄告国民》指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解决现在的时局。只有继续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军阀之压迫才能取得中国大多数人民之自由。由工会、农会、教育会、学生会、商会等人民自己组成之全国国民会议才能讨论国事，才能真正的民治，产生出真正的宪法与政府，达到和平、独立与自由中国之建立。” 这时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却正在筹划召开以军阀官僚为主体的“善后会议”。 国民会议还是善后会议，成为当时斗争的焦点。 一方声势浩大，不仅有国共两党。还有全国各界民众团体。另一方没有民众支持。却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 就夜这种形势下，孙中山北上了，他再次处于斗争的风口浪尖。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离开广州。多年劳苦，使他积劳成疾。他这时身体已经很虚弱，走时裹上了大棉施子。 离开前，他审慎地部署了广州的工作，命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命令谭延岂为北伐联军总司令负责军事工作，并在11日的一天对廖仲恺发出三个手令：一是任为所有党军及各个军官学校、讲武堂的党代表，二是任为大元帅大本营参议，三是委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足见对廖倚倚至重，期望至殷。 孙中山夫妇的陪同人员有鲍罗廷和汪精卫、陈友仁等18名围民党官员。17日。一行抵达上海。19日，孙中山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 23日，孙中山乘船到达日本长崎。日本各界人士和中国留学生约300人登船欢迎。孙中山现场答记者说：“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国相同。中国同俄国革命，都走一条路。所以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 与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相反，官方接待是冷淡的。日本政府对孙中山同苏联打得火热感到不悦，因此对他不予理会。但是他仍然一路宣传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他在神户发表《中国内乱之原因》的讲演，指出：中国历次内乱，皆由帝国主义援助军阀，与军阀依附帝国主义所致，故阻遏乱源。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海关、领事裁判权，使外人无力在中国活动，方克有济。他提醒日本：“现在问题仍然是，日本将成为西文文明之鹰还是东方力量之塔，这就是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选择。” 12月4日，孙中山从日本抵达天津。这时，忧虑伤肝，他的身体已经垮掉了。有三个星期，宋庆龄一直守候在他的病榻旁边。即使这样，他仍然忙着同各界人士谈话，同段祺瑞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那段祺瑞本是老奸巨猾之人。他得悉孙中山启程北上的消息后，11月22月急忙由天津来到北京，仅隔一日，即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颁布了临时政府条例，任命了各部部长。段祺棋瑞利用这个职位，施展手腕，一面向张作霖进一步拉拢勾结，使张的气焰一天高过一天，一面对冯玉祺施以压力，使冯的处境一天难于一天。陆军总长吴光新，竟提议撤销国民军的名义，使冯玉祥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冯玉祥从段祺端上台后的所作所为，看出前途一团漆黑，没有半点光明，不禁悲愤交加。他对部下鹿钟麟说：“段祺瑞回到北京，当了执政，谁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觉悟，能够把他身上的大疮、虱子清除清除，好让国家和人民少受一些害处。没想到他上台不久，故态依然，不但旧有的虱子没有除掉，反倒加了臭虫；不但旧大疮没治好，反倒加了疥疮。官僚、买办、二花脸、三花脸等等，一齐涌上来了，成天抢官抢权，分赃争吵，闹得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他宣言什么‘外祟国信’，承认金佛郎案，维护帝国主义的特权，与孙中山先生的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主张相反抗；又召集什么善后会议，使军阀、政客、官僚、买办从中分赃攫利，与中山先生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如此等等，实在令人难以容忍！” 激动之下，他示意鹿用武力把段推翻。鹿钟麟婉言劝道：“算了吧！今非昔比，如今主客观形势已变。我们的想法，恐无济于事了。” 冯玉祥叹息一声，悔恨地说：“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上了段祺瑞、张作霖的当了。只可惜断送了北京政变的果实！” 他看到北京情况的逆转，不容再继续留住下去，遂作迁地为良之计。先退居天台山，后又移住张家口。等到孙中山来到北京，他已经丝毫没有主动权了。 孙中山到天津时，欢迎的各界团体有一百多个，人数约一万。段祺瑞派来代表许世英，冯玉祥派来代表熊斌表示欢迎。 孙中山下榻张园，向各界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因病而由汪精卫代为宣读。大意是：第一点说明道经日本时曾告彼国朝野臣民，应本同文同种之谊，为互相合作之精神，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合理的优先权；第二点说明在天津休息几天即去北京，赴京目的并无权位观念，完全是为促进国民会议，一候时局粗定，当游历欧美，促使各国取消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不合理的优先极；第三点说明对国民军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及驱逐博仪出宫的举动，表示满意。 孙中山病中接见段祺瑞代表许世英。气愤地质问：“我在南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宣布什么‘外崇国信’。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又何必来欢迎我呢！” 即使这样，孙中山对段祺端仍待之以礼。抵津的次日即给段祺瑞发出一电：“昨日抵津，承派许俊人先生代表欢迎，无任感谢。本拟7日晨人京，藉图快晤，惟因途中受寒，肝胃疼痛，医嘱静养三两日，一侯病愈，即行首途。先此陈谢，诸为鉴察。” 段祺瑞接电，虚心愿意地表示关怀，6日电复孙中山先生说：“大筛南临，正惭疏简。何劳言谢？昨闻偶抱清恙，良深驰念，尚望加意珍摄，早占勿药。拱候高轩，无任延跋。”同时，另致一函，表示系念“睽违英姿，瞬经数载，正怀风采，忽奉电音，始知贵体违和，实以贤劳所致。吉人天相，调治得宜，定可早占勿药。不审近日历服何药？饮食如何？殊深系念。尚折为国珍重，保卫政躬，是所至盼！鹊候莅止，论道匡时，敬备蒲轮，以侯君子。专肃，敬颂痊安。” 当时张作霖正在天津。孙中山采纳随行人员的建议，决定前去访晤。这一去不打紧，正使其病情雪上加霜。 正是： 主义虽好理难张， 有枪就是草头王。 欲知孙中山、张作霖会见情景，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学殿堂 疯马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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