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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风云多变。战火纷飞的时候，南方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廖仲恺是改组国民党的坚强支柱。这位矮个子在这一历史性事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除最高决策者孙中山外，无人可以企及。 自从1923年1月廖仲恺调任广东省省长后，他就把主要精力用于协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他把孙中山委托鲍罗廷用英文起草的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重要文件，一一翻译成中文，送给孙中山审定。 10月10日，国民党恳亲大会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廖仲俏代表孙中山出席大会，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改组的工作。中旬，他和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五人奉孙中山的特令，担任了筹划改组国民党事宜的改组委员。25日，又受孙中山的特别委派，在广州财政厅主持召开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国民党特别会议。会上，他首先宣读了孙中山致与会者的专函，并组织大家按照孙中山提出的“详为审议，悉心孽划，务期党基巩固、党务活动。以达吾人之宗旨目的”的要求。讨论国民党改组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说：“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十二年中，国民党多在失败地位，究其原委。皆因根本不巩固，组织尚未严密，所以必须改组，根本整理，本党方有起色。我国如此之太，要改良政治，必先有严密组织之团体。本席在党用力多年、觉本党内容，多未完备，且欠缺纪律。召集此次特别会议，就是专讨论改组之必要。及改组之计划。” 10月28日，廖仲恺在广州市政厅受孙中山命召集会议，宣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在廖仲恺的主持或参与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连续召开多次会议，讨论改组中的具体问题，并着手起草宣言、党纲、章程草案；办理各地分部登记；建立广州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的组织；调查工农群众及中层阶级状况；统一宣传机关，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宣传改组意旨；设立讲习所，以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制定召开代表大会议事纲要；指导大会代表的选举：分别召开党务会议和党务大会，讨论筹备改组的有关事宜等等。还决定明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每省代表名额为6人。其中各省党员推举3人，孙中山指派3人，海外总支部代表约12人。 11月10日，廖伸俏将改组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向孙中山作了详细汇报。孙中山明确指出：“考本党不进原因，约有二事：组织之未备也。训练之未周也。所以必须改善组织，加强训练。我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只有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 为了取得改组工作的经验，临时中央执委会决定先在广州试点，按照新党章草案改组广州市党部。鲍罗廷提出：“六个月内，可将广州市变成国民党最巩固的地盘。”廖仲恺新自主持试点工作，党员登记及有关组织会议都按照计划开展起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截止1924年1月12日，广州市成立了9个正式区党部、3个代理区党部、66个区分部、3个特别区分部，党员登记者激增至8218人，新增的党员多为青年学生及工人。 11月29日，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派，偕同潭平山赶赴上海。与各省支部商讨改组问题，并召集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叶楚饱和戴季陶5人筹组国民党上海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该地区的改组工作。12月23日，廖仲恺在上海斜桥湖北会馆对上海三千多名国民党员讲话：“改组党务，为本党五六年来认为最重要之问题。惟每年奋斗结果、大都惧属无聊。而其重大原因。实由于章程办法之不尽妥善，遂使党员抱有才能，不克发展以改革国家。此次广州方面党务改组，于党员对国事表示意见之机会。力有策划。故此次组织方面，于中央委员会外，有各省、县委员会及区分部之设置，俾各党员俱有充分发表思想之可能。” 廖仲恺胜利完成使命后，于1924年1月7日乘船离沪返穗。一到广州，即向孙中山汇报了上海之行的情况，并对政府人员发表了关于时局的谈话。他满怀喜悦地说：“国民党改组问题中连带而发生之事务，办理甚为完备，即如各省选举代表一事，今已次第选出……国民党近日之活动，甚有朝气。国内各小党，如共产党为较著者，亦一致加入吾党，以图合作。前途之倾遂，可预卜也。” 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渐沥就绪，舍期已定，代表们纷纷上路了。 在北京，李大钊召集共产党员开会，说明北京将有6名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其中3人由党员选举产生，3人由孙中山先生指派，他已被指派为代表，准备前往出席，北京国民党党部也快要进行选举了，希望同志们对这件大事采取积极的态度。 李大到话音刚落，即遭到不少质问和责难。 “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领袖，现在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你将采取何种立场？” “国民党要你宣誓服从三民主义，忠于国民党的一切决议和命令。你将何以置答？” “李守常先生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个人的名义去，不必用中共党员的身份。” 七言八语，越说越不客气。 李大钊一向宽容大度，和颜悦色。他想不到自己培养发展的党员、平时对自己祟敬有加的年轻后生今天竞这样对待自己，听着听着，气得脸色骤变。他怒气冲冲地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信口开河！我虽是以一个国民党员的身份去参加，但我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人，我如何能放弃共产党员的身份？你们根本不赞成我去，是反对中央的现行政策，而且不将我视为一个同志。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说的？”说完扶扶眼镜，夹起提包就要离开会场。 会场气氛骤然凝固，人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张国焘见状，赶紧劝阻李大钊：“请您息怒，大家只是思想不通。决不是对您不恭！” 待李大钊坐下，张国焘说：“众所周知，我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我一直怀疑中共党员具有双重党籍在实际中如何处理。到现在同志们还是不赞成这样做，这是毫不足怪的。但也不能说加入了国民党，或者充当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中，依然可以坚持他本身的立场。国民党也不会要求中共党员放弃共产党员的党籍。广州的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仍负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的责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会场气氛渐渐和缓、平舒。张国焘继续说：“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共产国际所坚持的，又为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多数所通过，为了党的团结起见，我们不应持根本反对的态度。中共党员既然加入了国民党，自应有人去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表示诚意合作，并将中共的主张，去影响他们。同时，中共仍应保持它本身的独立。” 说到这里，他看着恢复常态的李大钊，提高声调说：“守常先生是我们大家信任的一位领袖，也是实现国共合作的理想人物，我们应该赞成他去出席，希望他能表现出中共党员的气概！” 由于当时张国焘在北京党组织中的地位仅次于李大创，并曾主持过中共“一大”，曾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一，所以他这一番调解矛盾的讲话，颇具感召力。会场气氛轻松活跃起来。 最后，大家请李大钊讲话。他温和地笑笑说：“感谢同志们的信任！我看党内没有了不得的分歧存在，即使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看法，也是很正常的。实行国共合作，是我们共产党先提出来的。我们要求合作，要求国民党改组，要求国民党召集代表大会，事到临头我们如果不去参加，那是说不过的。有的同志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有误解，所以刚才说了那些话。对同志们的责难我不怪罪，只希望党内歧见能够消除，步调能够一致。我愿勉为一个任劳任怨的共产党员。即使劳怨再多些，我也不会离开同志们，将和同志永远奋斗在一起。” 掌声响起来。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12月的一天。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出席国民党“一大”3名代表的选举大会，到会者近2000人，全场挤得水汇不通，张国焘和两位国民党员当选。 1924年初，李大钊、张国焘动身去参加国民党“一大”。他们先到了上海，毛泽东等各省代表也先后来到那里。陈独秀召集大家开会，研究中共党员去广州开会应采取的态度和对策，并提议由李大钊、潭平山、瞿秋白组成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出席大会的中共党员的行动。 1月11日，孙中山为征求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一大”有关问题的意见。在广州大元帅府会见了前来参加大会的李大钊等十多位共产党代表，将自己撰写的《建国大纲》给代表们传阅，希望他们提出意见。 张国焘看后当即发问：“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 张国焘的意思很清楚，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不是合并于国民党，而只是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党，作为一个组织，还要长期存在下去。 孙中山听后很感兴趣，正考虑如何回答，在座的国民党人叶楚伧接过话茬说：“这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自然都有妥善的解决办法，请各位多看几遍，以获得深一层的了解。” 叶楚伧的回答既含混又回避了问题。孙中山一时没有考虑好，不能明确表示态度。李大钊见状，只好表示，待共产党详加研究、深入了解后。再提出意见。 话题被岔开了，但不等于问题解决了。相反，在以后的合作共事中，这一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映出来。 这些共产党人后来来到鲍罗廷的寓所。鲍罗廷对国共合作持乐观态度。他认为这次的政纲较前有重大的进步，如在民族主义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对待国内少数民族，否定天赋人权之说，主张革命民权，即对多数人民给予民主自由，却不给予反革命分子自由；在民生主义内，提出维护工农利益等具体条款，等等，这些都是很可贵的。 “可是孙中山不赞成共产主义，他总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叫共产主义，因此共产主义是他的三民主义的一部分。”有人这样说。 “噢，孙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但这不妨碍共产党人既赞成三民主义，又信仰共产主义宣传共产主义。准备将来实行共产主义。”鲍罗廷态度和蔼地说。 张国焘再次提出了国民党应允许共产党及其他革命政党独立存在的问题。鲍罗廷说：“这不是提出辩论的问题，而是实际做的问题。如果中共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壮大。能够证明自己有力量，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 多数人附和鲍罗廷的意见，认为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办喜事，不宜提出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免得煞风景。 李大钊以指导小组负责人的身份说：“国家同志的意见是重要的，但提过一次，也就够了，可不必再提。既然孙先生过去已经表示，共产党员一方面尽管参加国民党，一方面仍然可以保留共产党员的资格，那么，这个问题也不一定非要在文件上反映不可。现在如硬性提出来。将会引起国民党不必要的担心，直接导致国共两党的争论。” 1月19日，星期六，国民党的领袖们集中在国立广东省高等师范召开谈话会，会谈由胡汉民主持。这是国民党“一大”的预备会议。 首先发言的是廖仲恺。他向到会的一百多人介绍了筹备大会的经过，然后说：“本党何以要改组？国家何故此时再来来建设？必先求其原理。前十余年，我们日言破坏与建设？或破坏后建设。但破坏的是些什么？破坏的目标。又在什么地方？建设的又是什么东西？凡此均应先行认清。否则虽闹来闹去，十年二十年，甚至百余年，还是不能得有眉目。所以应先定目标，而后成功可期。一个党为什么要讲组织和方法？自然因为都是很紧要。但组织若无内容，则组织不成为组织；方法若无主义，则方法尽变为空虚，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自讲三民主义以来，到底发挥了多少？实行了多少？以前的错误，我们不能不承认，也不应该不承认。以前本党之一再失败，而国家之乱源亦由是不能廓清。其故即在于认识目标之不清。现在我们已有宣言。目标算是已定，应该努力付诸实施。” 国民党本来是个纪律松懈、成员良莠不齐的组织。官僚、军阀、政客、投机分子混迹其中。党内拥护和赞助孙中山改组政策的干部，只有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彭泽民等少数人，而为数颇多的党内右派分子，如冯自由、胡汉民、邹鲁、谢待、邓泽如等，则根本反对改组。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党内右派分子有的公开反对，抗拒三大政策，有的暗中破坏，采用一切卑劣手段进行阻挠。汪精卫阴阳怪气地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还有那个戴季陶，这段时间一直以隐士自居，或蹲在上海，或躲在吴兴老家的“潜园”里，迟迟不肯前来广州。他写信给廖仲恺，声言：“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作为正莱的。”邓择如、林直勉等11人上书孙中山受到驳斥后，仍不甘心，阳奉阴违，企图“组成一会，为救党准备”，以争夺代表席位，把持代表大会，使改组工作中途天折。何香凝告诉廖仲恺：“有许多老国民党员反对改组。你务必当心！”廖仲恺毫不妥协和动摇。他掷地有声地说：“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明是党的组织的问题。我可怜先生奋斗一生未能够实现他因主义，所以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戴季陶这些人，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他们并不为党的前途打算，只为阔意气的反对，不必管他，我决要改组，不必计较这利害的。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都不怕，就是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惜！” 此刻，参加预备会的人对廖钟恺的讲话虽然无人公开反对，但心中不以为然，表情淡漠的大有人在。 廖仲恺讲完。汪精卫站了起来。谁都知道他是反对联俄容共政策的，因此，几乎所有人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 “这次改组，”汪精卫神态自若地缓缓道来，“关系到本党的生死存亡，特别是联俄容共，近来意见分歧，以致一部分党员离粤北上。”他顿了顿，提高声调说，“以兄弟看来，我党既然是革命党，就应该胸襟开阔，容纳一切愿意服从三民主义的党团共同奋斗。本人从今以后，坚决拥护总理联俄容共政策，成为实际上全力推行之一人。” 全场愕然。汪精卫向人们行了一个鞠躬礼，重新坐下。会场好久没有一点声响。廖仲偿最先清醒过来，他当然了解汪精卫的根底，但以为他今天的转变毕竟是可取的。所以赞许道：“兆铭兄这种态度正是革命党人光明磊落，坦然无私的态度，希望大家都能如此，以期早日完成本党使命。—— 尽管人们对汪精卫戏剧性的转变有点不以为然，但碍于情面，谁也不便揭穿。再说那一阵子跟节日一般，天天聚会，日日宴请，你来我往。称兄道弟，时间实在太紧张了，谁也无暇考虑太多。 第二天，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拉开了帷幕。 正是： 青山隐隐遮不住， 绿水悠悠向东流。 欲知大会情形，且听下回叙述。 ------------------ 文学殿堂 疯马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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