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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挥师北伐


  苏联使团布勃诺夫写信给在莫斯科的鲍罗廷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审慎行事,……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
  中共广东区委也不得不听从布勃诺夫的意见。3月底,布勃诺夫使团从广州回国路过上海时,向中共中央说:“事变发生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俄人住宅等,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被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事。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此时蒋氏似已了解共产派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惟孙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之举动仍未停止,随时会有事故发生。”
  陈独秀一面派张国焘去广州,查明事实真相,一面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说共产党不是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挑起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陈独秀把中山舰事件的元凶尊为革命的“柱石”,而把事变的喽罗们指控为罪魁祸首。“柱石”自然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当蒋介石于4月7日假惺惺地发出辞去一切军职的虞电以后,陈独秀劝说蒋介石,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陈独秀紧步布勃诺夫的后尘,除说了一句幽默讽刺的话“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外,就是劝蒋介石不要辞职。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办事,不敢越雷池一步。4月29日,鲍罗廷从苏联回到广州,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处理中山舰事件的对策,自然是着重检讨中共本身的错误,迁就蒋介石,而不是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陈独秀派出张国焘来到广州,采取退让妥协政策。他们认为,不管事件发生的原因如何,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蒋介石既已“先发制人”,共产党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张国焘和蒋介石大开谈判,对蒋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你,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中山舰事件遂以蒋介石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蒋介石通过阴谋策计中山舰事件,在对革命力量进行打击得逞后,又步步逼进,于4月3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整军肃党,准备北伐”的建议,要求在一个月内召集中央全会,“整顿纪律,检查分子”。4月6日,他正式提出一个提案,说:“近来国内政治现状,瞬息变化,本党对于时局问题,亟应确定方针,以资应付。……自前次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外间因误会而发生种种谣言,故对内对外均应有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必要。”
  国民党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提案。5月15日至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选举谭延闿、蒋介石、谭平山为主席团。会上,蒋介石打着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幌子,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提出了一个《整理党务案》。这个提案共8点,它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1A3,且不能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等。
  这显然是对共产党的限制和防范。
  《整理党务案》还规定成立处理两党纠纷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由国民党代表5人,共产党代表3人组成。这个联席会议显然是蒋介石用以限共、反共的一个工具。因为国民党代表比共产党代表多2人,国民党推选的代表是:张静江、谭延闿、蒋介石、吴敬恒、顾孟余,而共产党的代表迟迟未能选出。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是由蒋介石、张静江、鲍罗廷3人讨论商定。鲍罗廷会前已知道了《整理党务案》的大概内容,他害怕苏联顾问会被驱逐出广州,为了稳定局势,寻求同蒋介石继续合作,他曾要张国焘、谭平山去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整理党务案》决不反对。蒋介石听后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
  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张国焘指导国民党二中全会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接受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在讨论时,有人提出意见,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讨论了7天,毫无结果。张国焘把他的退让妥协意见拿来,用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结果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获得通过。
  在通过《整理党务案》时,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旗帜鲜明地持反对立场。何香凝义愤填膺,拍案顿足,几乎把地板跺裂,她含泪说:
  “中山先生去世不到15个月,尸骨未寒,这一伙不肖之党徒为达到其利己主义目的,竟采用这样的手段,这实际上是反共、反对联俄,给工人农民带来不利。”
  柳亚子为何香凝鼓掌助威,表示赞同。他怒火满胸膛,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整理党务案》通过时,彭泽民气得手脚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跑到中山先生的遗像前,痛哭一场,表示愤慨之情。
  蒋介石等依照通过的决议案,开始一系列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在25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选贤能继任;林伯渠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中央财政委员、农民部长职,请另选继任;谭平山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组织部长职,另选继任。
  由于汪精卫已离职出国,在蒋介石一手导演下,会议推选“八面观音”谭延闿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推选半身不遂的张静江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己则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他即把组织部长一职让给了他的义侄陈果夫,又让老政客顾孟余当了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当了中央党部的秘书长。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不论党的还是政府的实权,都落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6月5日,蒋介石又通过国民政府任命,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把军队的控制权、指挥权拿到手里。7月6日,又担任了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实现了把国民党的党权、军权、政权集中于一身的目标,形成了国民党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独裁局面。
  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怎样?6月4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给蒋介石的信,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
  蒋介石见到了陈独秀写给他的信说,“不要噜噜苏苏,长篇大论的打起笔墨官司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
  蒋介石在大整共产党之后,反而说与共产党没有关系。其实,哪里是没有关系,不过是不便公开他的反共面目罢了。
  虽然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党务上接连得到3次大胜利,但当时的革命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共产党善于反击,蒋介石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嫡系军事力量还只有6个师。总共8个军中,他只占1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朱克靖,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但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在北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气得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混蛋!”
  在北伐出师前,陈独秀写文章反对北伐。北伐出师前,苏联顾问加伦请周恩来转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会商量好了。陈独秀当时住在医院里,采取了这种不负责的态度,又指定了张国焘代理他的职务,主持中共中央开会研究,也没有真正讨论。张国焘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是:是反对蒋介石,也不是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在会上联合提案,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这个提案遭到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多数人的反对。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对陈彭2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大会虽然否决了陈彭两人的联合提案,但同意将此案送请共产国际考虑。
  共产国际不仅拒绝考虑,而且还由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主张退出国民党的人“恰和苏联反对派……犯了同样大的错误”。
  自李宗仁、黄绍竑合力平定广西后,李宗仁虽是坐了第一把交椅,但李、黄部队因两个系统合并而来,军中门户歧见不易消除。尤其在广西统一后,举凡省内党务、军事、政治、经济、财政等方方面面的职位、权利,两军中人争之不已。李、黄因尚能推诚相见,但也囿于一山不容二虎的旧规,在任用人事上不免磕碰。对此,李、黄深以为虑,认为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共同目标,就会弄到各走各的路,而把团体的力量渐渐分散开来,甚至造成不幸事件。李、黄、白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在协调内部的基础上,必须寻机向外发展,而北伐正是提供这样的机会。
  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黄绍竑主持广西省务。李、黄部队已发展到4万人,李、黄决定将军队一分为二,一半由李宗仁率领,准备随时北伐出征,称“前方第七军”,一半由黄绍竑统领,驻守广西,巩固后方,为“后方第七军”。
  正当广西秣马厉兵,积极为北伐出师作准备之时,广西邻省湖南的湘军第4师师长唐生智与第3师师长叶开鑫发生战斗。唐、叶同为湖军阀赵恒惕的部下。赵恒惕执掌湘省大权后,名义上附北,但又打起联省自治招牌,南抗北拒,因此引起吴佩孚的不满。其时北方奉、直军阀为讨伐“南北二赤”,已握手言欢。吴佩孚为便于自己插手湘局,暗中扶植唐生智势力,对赵恒惕进行牵制。
  唐生智毕业于保定军校,一向自视甚高,野心勃勃,在自己的第4师实力发展起来后,便有在湘取赵而代之之心。1926年初,湖南民众发起驱赵运动,唐生智见有机可乘,乃于3月中旬发起驱赵运动,赵恒惕知势已难容,通电辞职,唐继赵宣布就任湖南代理省长。忠于赵的湘军第3师师长叶开鑫坚决抗唐,率部退至湘鄂边界向吴佩孚求援,吴便以“助叶讨唐”为名发兵入湘。吴军久经沙场,精锐无比,一经接触,唐军立溃。吴军攻下岳州后,大军直逼长沙,唐生智情急之下,乃以同学私谊急电广西李、黄、白,请求支援,同时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只要能得到援助,即愿率所部投效革命政权,充当北伐前驱。
  李宗仁接到唐电后,立即与黄、白等人进行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北伐既为既定方针,出师也就势在必行。现在吴军正大举南下,若不先发制人,吴军一旦拿下湖南,便直接威胁两广,到时,革命方面就将陷入被动挨打的危境。唐军一旦溃入广西,北军尾追入桂,广西统一局面也万难保全。若给唐军以支援,一可助人于危难之际,二则先行出师,以后北伐事成,广西当居首功,于人于己均不失两全之策。况且,唐入主长沙后,白崇禧偕陈铭枢以广东革命政府的正式名义去湖南,对唐表示声援,现在到履行诺言的时候了,广西不能失信于人。于是李、黄在来不及报告广东方面的情况下,当机立断,作出援唐决定,并当即命令钟祖培旅作入湘作战准备,先以尹承纲团为钟旅前锋,兼程开赴衡阳前线,同时急电国民党中央,告之第七军援湘之师已经出发,北伐势成骑虎,望中央速定大计。
  几日后,中央复电:“策动唐部举义,至深嘉许,桂省出兵支援,亦表赞同,至北伐问题,关系重大,深盼李督办来粤会商,再行决定。”
  李宗仁偕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同往广州。李宗仁向各方面活动后发现,苏联和中共因虑及工农尚未充分发动,担心北伐会搞成仅由少数军事领袖控制的单纯军事行动,对北伐态度谨慎;蒋介石倒是主张北伐,但其在党、政、军地位未确定,态度暧昧;其他各军政干要,均在观察动向,以定行止,对北伐也不甚积极,只有第4军军长李济深,因与广西方面有特殊关系以及与非粤系军队的矛盾,希望通过北伐使“在粤就食”的客籍各军包括蒋介石的黄埔军,早日不驱自走,故对李来粤呼吁北代表现了十二万分的赞成和热心。为此,二李多次作“竟夕谈”,最后商定了一个促成中央早定大计的做法。
  5月25日,中央政治会议召开讨论北伐问题的会议,李宗仁首先充分陈述克日北伐的理由。李宗仁话毕,李济深立即起身响应,并主动请缨,表示愿抽调所部精锐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北上赴湘援唐,四军在广州城郊之叶挺独立团可立即出发。李之第四军为广东部队,今既自告奋勇,愿作前驱,其他各军原系客军,胜固有利大家,败也与己无关,落得赞成。于是,李宗仁的北伐之议竟然在会上一举通过。政治会议还同时通过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
  5月底,李济深部叶挺独立团先行从广州出发,开抵湖南安仁、渌田拒敌,陈铭枢、张发奎两部也自南路和琼崖北调,驰援入湘。由于两广生力军的加入,原已不支的唐军声势复振,吴军攻势被遏,湖南战局暂时得到稳定。
  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国民革命军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吴佩孚因缘时会,既已声震北国,且野心勃勃,仍企图囊括西南,是当前直接加害我政府,为我大敌者,莫若吴佩孚。……孙传芳已取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荣衔,其人素以乘机观变称,惯收渔人之利,从不作鹬蚌之争。故此时未必有积极对我之行动。张作霖纵心雄力厚,其势力犹在黄河以北,对我殊有鞭长莫及之感。”3支军阀总兵力70多万,国民革命军总兵力为10万多,据此,国民革命军策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倒吴佩孚,尔后次第打倒孙传芳、张作霖,又提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
  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为了稳往孙传芳,特地复电孙传芳,表明国民革命军并无进攻江西的意图,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则敝军久已集中湘东,岂肯屯兵不进,坐失时机。同时对孙传芳提出希望说:“兄与弟爱国同心,而进行方法则不无出入,今日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决不能幸存于今日,所望兄内审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毅然加入革命战线,共为爱国彻底之谋。”
  6月中旬,广西第七军第2批入湘援唐部队开赴湖南,会同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叶挺独立团、唐生智的第八军,向叶开鑫部和助叶之吴军发动了大举反攻。17日,李宗仁率第七军后续部队进抵长沙,唐生智发出定湘通电,长沙城里到处飘起了青天白日旗。
  湘中战事旗开得胜,北伐军声威大震。至此,吴佩孚方感到此次南军出师与孙中山昔日之北伐不可同日而语,遂亲作部署,负隅顽抗。
  8月12日,蒋介石偕同北伐司令部主要成员,包括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行营参谋长白崇禧、总军事顾问加伦一行抵达长沙。当晚即召开前方主要将领会议,讨论下一步作战方略,决定采纳李宗仁等几个军长的意见,仍以两湖为主战场,前进目标是占领武汉,消灭吴佩孚。得手后,再挥戈东南,进兵江西,扫荡孙传芳。
  8月15日,蒋介石正式发布作战部署: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为中央军,担任两湖的主攻任务。中央军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率所部第八军为左纵队。另以四、七两军为右纵队,由李宗仁统一指挥,下分两路,一路由李宗仁亲自督率第七军,一路由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指挥,各路军分途进击,最后会攻武昌;右翼军总指挥为朱培德,统领第二、三两军,监视江西方面之敌,并掩护主力军之右侧翼;以第一、六军为总预备军,随中央军前敌部队推进;以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九、十军,进取沙市、宜昌。
  8月18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中央军陈可钰部进展神速,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清了盘据平江、通城之前面之敌。敌主将陆某在通城北门楼司令部自杀。接着陈可钰又与敌血战两日,叶挺独立团表现了惊人的英勇气概,吴军大刀队虽然接连砍下临阵退缩的团、营长9颗血淋淋的人头,还是无法把阵地稳定下来,叶挺的铁军一举攻陷汀泗桥。至8月28日,已乘胜追敌至贺胜桥。与此同时,李宗仁统率之第七军也向敌人展开了凌厉攻势。肃清了将军山,强渡汩罗河,不给新败之敌喘息之机。李宗仁率部随向导出发,在丛山峻岭羊肠小道上而行,幸第七军官兵来自西南山区,登山涉水如履平地,故只一日行军,便进抵岳州城前10里处。李宗仁当即指挥部队,乘敌不备发起猛攻,敌军惊为天降,慌不择路,向六溪、五里牌、羊楼司一带四散溃逃。第七军啣尾穷追逃敌,不日克复岳州,缴获无数。尔后进抵大沙坪,迅向贺胜桥急进,会合第四军,作攻打贺胜桥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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