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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与虎谋皮


  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秀才出身。1903年,19岁入武昌文普通学堂。1905年春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回国任保定军官速成学校教官。次年调陆军部军衡司任职。1911年升司长。武昌起义后去九江,任军政府参谋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部次长。
  蒋作宾于5月23日到南京后,黄兴从蒋处得悉:熊希龄同国外银行团签订了《垫款章程》,得到一笔垫款,但这种乞求贷款的条件严酷,于是,黄兴便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对熊希龄加以猛烈抨击。他召开留守府特别会议,邀集各师、旅、团长、巡警局长、宪兵司令参加,他在会上说:“现在3000万之外款,熊总长已擅自签约,不独失财政权,且失军政权,盖因度支竭蹶,而北方之对于国民捐皆不以为然,故熊总长非借不可。据我之意,发行不换券任何多数之款均可立得。即以国民捐为不换券之基本金,并于各省设立银行,非此不能济急。我之请取消留守,欲以诚意感动北京政府,庶国民捐与不换券皆可实行。”黄兴还说:“留守机关有碍统一,决定即日取消。推荐程德全来南京,接收管辖各军。”
  黄兴坚决要求解职,但蒋作宾和程德全都反对黄兴立即解职。几经协商,最后决定由蒋作宾出面要求袁世凯拨款。蒋致电袁说:“此间裁军密令已下,被裁之兵,束装待发。至今尚未收到拨款。两月又未发军饷,伙食无着。会党趁机运动,危险万分。程都督抱病甚深,一味推卸,实难胜军事繁重。数日内若无大宗款项来宁,宾即回京。非独不敢挽留守,并不忍坐视糜烂。”
  袁世凯并不支持蒋作宾,他接到告急电报后,仍不拨款。黄兴、蒋作宾为了争取袁世凯拨款,以缓和因缺饷所出现的军队严重不稳,便商请程德全到南京来接收留守府机关。于是,袁世凯在5月31日发布命令准允黄兴辞职,并说:“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准即取消。”
  袁世凯并没有因为黄兴呈请取消南京留守府而受到感动。但对黄兴所提出的发行不兑换券以救目前之急的主张,表示同意。他要蒋作宾复电黄兴,表示“即日照办”。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表示:“南方富庶可以倡办,北方贫瘠,不能不借外债。”即请黄兴筹办国民捐,为留守府所辖军队的粮饷。
  黄兴由于自己提出推行国民捐的主张,只好进行,颇得各界拥护,特别是驻扎南京各部队更为热烈支持。南京各界组织国民捐总会,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孙中山在6月1日发出通电表示接受,并要求国民捐总会以他的名义分电各省,使四方闻风响应。他又致电袁世凯和参议院:“民国存亡千钧一发,前经留守发起国民捐,实为求亡之要策。唯此举须由参议院采取累进法,须行一定章程,方能有效。务请诸公竭力提倡,应使共和基础得以巩固,民国幸甚。”
  推行国民捐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财政困难,提高人们的爱国心,抵制外国银行团的侵略野心。但是,作为下台的大总统孙中山和下台的南京留守黄兴,已无大的号召力,又有袁世凯暗中破坏,应者甚少,军饷无法维持,弄得非常被动。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掌握着陆军80个师团,约45万人,这是袁世凯的一大心病。3月31日,袁世凯颁发了《训勉军人令》,三令五申要军人服从统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4月29日,他又在参议院提出缩编军队的主张。对于南方各省的军队,袁世凯借口经济困难不发给军饷。而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为表示对北京政府的诚意,通令各省革命军队自行裁兵或解散。在黄兴的号召下,革命军中曾出现了“功成身退”、“全师遣散、解甲归农”的热潮。这一举动,当然得到袁世凯的赞赏,称赞他们是“仁心向义,懋树风声”。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苏、湘、粤、赣、皖、闽等6省,裁兵27个师,计36万人。在湖北,黎元洪裁减了7个师,7万人。但袁世凯的北洋军,非但一兵不裁,反而有所增加,各军新招不少精壮士兵,使部队编制充实,战斗力提高。此外,倪嗣冲、张勋、张作霖也到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袁世凯对此不闻不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黄兴辞去留守职务,同盟会内部的态度各不相同。稳健派认为黄辞职可以使“前此詈同盟会之专横者,疑军府之拥军自卫者,恶军人之争权黩货者,至此亦为之冰释。”激进派则批评黄辞职是功成身退的思想作怪,他们说:“留守其留,此非畏难苟安之时也。”“若必辞职,是所谓暮气已深,易于谋始,难与图成者。”同盟会上层领导人陈其美、范光启、谭人凤等对黄兴要求辞职、完全放弃军权的危险性,亦有所察觉,并试图挽回。
  陈其美一面到南京劝黄兴留任,一面准备在苏州发动政变,推倒程德全而自为江苏都督,把江苏控制在革命派手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江苏省会苏州和近邻的上海,两个都督府并存,立宪派人支持下的程德全力图恢复清朝旧制,将上海置于江苏都督的管辖下。但由于上海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它在光复进程中的贡献,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但已引起双方明争暗斗,颇为激烈。
  陈其美与苏州的同盟会组织素有联系。在苏州同盟会以柳成烈为主脑,有骨干分子蒯际唐、删佐同、程宏、徐国华、吴康寿、朱葆诚等,都是策划酝酿苏州起义和响应革命的活跃人物。联军攻克南京时,朱葆诚、吴康寿、程宏等人都参加了沪军洪承点部队。攻克南京后,朱葆诚被提任为沪军先锋队第2联队队长,吴康寿为朱葆诚部第1营营长,程宏也是该部军官。1911年底,朱葆诚部调回苏州,扩编为“先锋团”。这个先锋团,名义上属江苏军政府,实际上却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系统的武力。陈其美为便利蒯际唐、蒯佐同在苏州活动,特委任蒯际唐为沪军都督府特派联络员,蒯佐同则由上海“共和协进会”委派组织苏州分会。
  陈其美用柳成烈、蒯际唐、蒯佐同和朱葆诚掌握的先锋团,联合驻苏州的原新军45、46标,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发动兵变,把程德全赶下台。黄兴提出辞留守并荐程德全接收留守府,江苏就将完全被程德全控制。陈其美便决定发难倒程。柳成烈等组织了“洗程会”来领导这一行动。策划在6月1日由先锋团首先发难赶走程德全,举陈其美为江苏都督,陈不在苏州时,由柳成烈代理江苏都督。
  但是,由于事机不密,被程德全所挫败。蒯际唐、蒯佐同、程宏、吴康寿4人被捕杀,先锋团被包围缴械,柳成烈逃走,朱葆诚被判永远监禁。
  程德全在苏州处理了“洗程会”事件后,准备去南京接收留守府军政事宜。这时,谭人凤、范光启等,和同盟会南京支部幻想让袁世凯改委黄兴代替程德全为江苏都督,这倒像是让败下阵来的将军重新上阵。6月4日,谭人凤通电袁世凯说:
    近且许黄留守请愿取消,而以10余师两月未发饷之兵,畀之老病龙钟之程都督,敢信其能维持现状乎?东南动摇,北面随之,民国前途,何堪设想!乞收回成命,或改委留守为江苏都督,则危局尚能支持。革命党断无拥兵自卫之心,如以谗慝之言存疑,窃恐贻误天下也。
  范光启和同盟会南京支部也分别致电袁世凯,要求袁世凯改任黄兴为江苏都督,言词激烈。
  但黄兴已授袁以柄,袁便“理直气壮”地复电曰:“此次取消留守,本因黄君再三电请,无计可留。参以实行统一大义相责,故不忍强迫以累其盛德。至程都督接收军队,即系黄君再三力保,且称于南方军队决不受其影响。来电谓政府猜忌英雄,利用老朽,实未知兹事真像。南北统一,方消化意见之不暇,岂宜轻动恶感,为谗拘者所中伤。务望竭力维持,以维大局。”
  袁世凯据此回答,谭人凤、范光启等无言以对。黄兴在6月14日交卸留守职务、退居上海的第2天,北京便发生了袁世凯逼走唐绍仪的事件。
  唐绍仪原来是袁世凯的亲信,但在上海议和期间,唐绍仪的态度已引起袁世凯一些猜疑。唐绍仪南下组阁加入同盟会后,在一些问题上站在同盟会一边,同袁世凯发生了分歧。
  唐绍仪到南京组阁,参议院正式向唐提出由柏文蔚任山东都督,王芝祥任直隶都督。袁世凯答应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作为革命党人放弃陆军部总长的交换条件,但却坚决反对柏文蔚任山东都督,由此引起双方激烈的斗争。革命党人所领导的烟台军队万余人反对周自齐任山东都督,在烟台的山东省临时议会也通电反对周自齐任山东都督。袁世凯则通电声明:并未令柏文蔚代周自齐山东都督。唐绍仪颇接近同盟会的倾向,他向孙中山建议,用政治手法对付袁世凯。他同袁世凯不断发生争执。
  蔡元培等人在袁世凯策动北京兵变期间,曾同袁世凯达成临时政府北迁时可派军队护送的协议。现在袁世凯又口头上接受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同盟会就要求袁尽快发表委任王芝祥的命令,并由王芝祥率领军队3000人护送参议院和在南方的国务员北上就职。唐绍仪就这两件事向袁提出后,袁世凯立即复电唐绍仪,表示拒绝。
  革命党人并没有因袁世凯的反对而放弃派兵护送参议员北上的决心,决定派由广西开到南京的3000军队,在王芝祥带领下北上。袁世凯见通过唐绍仪阻止南军北上,未能奏效,一面利用报纸大造阻止南军北上的舆论;一面唆使北洋军将领冯国璋等人、北京的社团和黎元洪致电唐绍仪,反对南军北上。最后,驻宁赣军因军饷不足,发生兵变,派军护送参议员北上的事,才不了了之。
  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唐绍仪再次向袁世凯提出王芝祥任直隶都督之审,袁世凯仍一口应下。唐绍仪便电邀王芝祥进京就职。袁世凯表面上对王赞誉不绝,但直隶是他老巢,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他背后指使直隶北洋军5路将领通电反对王芝祥。直隶各团体针对北洋军的反对,纷纷通电表示拥护王芝祥为都督。于是,袁世凯命令国务院以传达他的命令的形式,通令不准直隶各界随意欢迎王芝祥,同时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
  唐绍仪表示反对,他当面对袁世凯道:“政府不能以军队反对为理由失信于民。前既答应,现在何能食言?”
  袁世凯赖账道:“是你答应的,我并未予闻。王系革命党人,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们尚有余地吗?”
  “这是责任内阁职权。国务院会议因不用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将全体辞职。”
  “吾为总统,乃受全国委托。吾之用人,乃以国家为前提,且以不违背约法为标准。国务员中如有告病者,可以告病。倘以同盟会为要挟工具,则吾将开全国大会公布天下。”
  唐绍仪拒绝在袁世凯给王芝祥的委任状上副署,袁不顾唐的反对,公开破坏《临时约法》规定的大总统必须由内阁副署的规定,不经唐副署,将委任令交给王芝祥,并给王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用的宣慰使公费,示意王可以包办一切,省下的公费一律不必上缴,要王芝祥立即返回南方,给唐绍仪以难堪。
  在内阁各部组建过程中,在人员安排上,唐绍仪又同袁世凯发生矛盾。内阁会议决定,各部组织实行原来南北各部人员同时兼顾的原则。唐绍仪为了表示南北合作,主张多用南方人。但袁世凯则明令各部总长:“官制虽改,断不能全换新手,仍当照前委任,或略更调而已。”
  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段祺瑞得到袁的尚方宝剑,在用人问题上便同唐绍仪大闹起来。赵对唐大加诘责,词极严厉,彼此遂大起冲突,几至用武。赵秉钧并以辞职相威胁。最后,唐不得不退让,即与赵约决不干涉内务部中用人之权。陆军总长段祺瑞,在陆军部用人问题上同唐绍仪争吵。段祺瑞先是推荐其心腹、日本士官学校第8期毕业生徐树铮任陆军次长,但群滋不悦,不得不接受唐绍仪的意见,改任原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蒋作宾任次长,并电其拣带司员北来。但又不等蒋作宾到京,抢先委任王赓等5人为司长,致使蒋由南带来80余人,无从一一位置,蒋大为愤懑,因之与段颇起龃龉。后经调停,于原订5司之外,添设3司安置南来诸员,并议定:“以后司长由段荐任,蒋不得预闻,科长以下则由蒋委任,段亦不干涉,并以段所推荐的徐树铮任秘书长。”
  内务部和陆军部情况如此,其他外交、海军、财政各部,也大体相同。唐内阁虽然成立起来,但袁世凯不仅将内务、外交、陆军、海军、财政等要害部门夺去,而且在唐内阁成立后,千方百计地缩小内阁权限,企图把唐绍仪架空。
  但是,革命党认为责任内阁制直接关系到民主共和制度的成败,绝不能听任袁世凯随意破坏。根据《国务院官制》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教令及其他有关国务的文书,须有国务总理或全体国务员或总理与有关国务员副署。如果不经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员副署强行公布,那就是违法越权。这对袁世凯想推行专制独裁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限制,这是袁世凯难以容忍的。而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在政治上明显的倾向同盟会,在内阁中,每有要事,必就商于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他们决心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袁世凯以每有设施,辄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致不能为所欲为,深滋不悦。袁世凯决心等待时机,把唐绍仪赶下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黄兴在4月29日通电反对在苛刻条件下借外债、提倡开国民捐来解决财政问题以后,很快掀起反对在严酷条件下进行借款的声浪。这时,唐绍仪同4国银行团代表会晤,唐绍仪拒不接受银行团代表提出的对中国财政进行监督等条件,于是谈判陷于破裂。
  谈判决裂的当天,唐绍仪同财政总长熊希龄一起去见袁世凯。唐绍仪同袁世凯、熊希龄在贷款问题上出现分歧。唐主张施行强迫公债及不换纸币等办法抵制外债。他说能出万元之资本家,中国尚不为少,得千人便是千万,且欲强行不换纸币。袁、熊均不以为然,并密电黎元洪、黄兴、孙中山征求意见。黄、孙赞成唐之政见,黎则极端反对。袁决定改派熊希龄负责同银行团谈判,同时指使拥袁报纸,就借款事对唐绍仪进行攻击。
  在袁的策划下,参议院开秘密会议,内阁成员出席。会上,不少共和党籍参议员就借款问题对唐绍仪进行诘责,有人说唐总理失信于国民,外见嫌于邻国。现在时势统一南北之责任全在总理,而总理之责任几乎全在借债以济焦眉之急。唐总理于借债事件已误大事,若留以当国,于将来外交财政上,必大受其苦,定不日提出弹劾案。共和党参议员张伯烈攻击唐为“亡国总理”。另一共和党议员李国珍登台演说,指责唐在借款问题上的失败:“非彼唐总理一身之辱,实致吾民国将为埃及之恶因。”
  唐绍仪在参议院受种种逼迫后,异常愤恨,到国务院时一言不发,裂眦咬牙,自谓非立时辞职不可。当晚,唐向袁世凯提出辞职。6月15日,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唐绍仪被袁世凯逼走的事件。
  唐绍仪离职去天津,正中袁世凯下怀,但他表面上还派人赴天津对唐慰留。6月17日,袁世凯任命其亲信外交总长陆征祥暂行代理国务总理。
  唐绍仪是为了民主共和制度、维护约法尊严才离职的,同盟会理应给唐以有力的支持,站出来公开揭露袁世凯的违法行为。但同盟会本部没有这样做,它于6月20日派代表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4人去见袁世凯,说:“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手进行,实因党派意见不一致之故;因为唐内阁不是纯粹的政党内阁,当然有此弊病。鉴于混合内阁的失败,今后应组织政党内阁或无党派的超然内阁,如果再组织混合内阁,同盟会决定不再参加。”
  袁世凯明确地表示,他做总统期间,是不允许政党内阁出现的。他说:“诸君须知,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材辈出,届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
  袁世凯表示将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非联合数党及无党派之人共同组织,则断不能成一完美之内阁。”
  同盟会想通过袁世凯来实现在其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席位,并成立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党内阁,这是与虎谋皮。袁世凯希望的是利用共和党去攻击同盟会,削弱同盟会在政府里的力量。
  共和党视唐绍仪被迫离职为攻击同盟会千载一时之机会。它开秘密会议,决定对同盟会采取5项办法:
  (1)为同盟会多布谣言,令机关报尽力攻击,使同盟会中人个个体无完肤。
  (2)所有津、汉、沪报告均由党内寄稿,使一致进行。
  (3)请某政治顾问谒袁,谓同盟会中人无健全分子,无学识无经验,更率引外人为后盾,谓外人不信用同盟会,要求袁世凯此后万万不可用会中人。
  (4)今日再开全体职员会,广征意见,期藉此事将同盟会一网打尽。
  (5)推举后补国务员,探闻拟定总理熊希龄、内务赵尔巽、外交刘成禺、陆军张勋、海军程璧光、(司法未详,有谓汤化龙或薛大可)农林那彦图、工商赵凤昌、财政叶景葵、教育梁启超、交通孙武。
  共和党在上述5项方针下,开动宣传机器,大肆造谣,攻击谩骂同盟会和唐绍仪、宋教仁等。共和党本部发出通电说:“同盟会员实不宜再为总理。”共和党控制的报纸《神州日报》,以戏弄怒骂交加的方式攻击同盟会说:
    民国更始,同盟会必自夸首功,骄甚,惜黄克强失弃汉阳,不争气。
    政府初建,同盟会先得总统,荣甚,惜孙中山私取公款,不争气。
    内阁告成,同盟会竟位至总理,阔甚,惜唐绍仪潜逃出京,不争气。
    熊氏借款,同盟会正可利用其机,猛事攻击,奈国人不输国民捐,可恨。
    各地光复,同盟会本已假种种名义攫获多金,奈人民必须查账,可恨。
    愚民无知,同盟会尚可肆其簧鼓再倡革命,奈各报馆必为揭破,可恨。
  攻击同盟会的恶浪,甚嚣尘上,统一党继共和党之后,也发表公函,攻击唐绍仪“擅离职守,乘间潜逃”,攻击宋教仁、蔡元培“惟务党争,不为国计,非以同时辞职要挟,则以政党内阁饰词”,说“唐绍仪罪有应得,不可挽留。其他同盟会阁员,亦可听其逃罢。”
  同盟会领导人中,陈其美和黄兴对袁世凯逼走唐绍仪一度表示不满。陈其美发电质问袁世凯说:“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有益,即更举总统可也。”
  黄兴在一次讲演中说:“今后内阁若不速为解决,我知非驴非马将继续出现,民国之危甚于垒卵。”
  袁世凯使出又打又拉之招术,他复电陈其美,指责陈:“误听浮言,殊出意外。”对于同盟会激进派揭露他“帝制自为”,他发出通电反咬一口说:“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谣惑视听,或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万不宜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袁世凯又致电孙中山、黄兴,请他们“即日来京协同组织内阁”,用这种拉拢的办法,缓和同同盟会的敌对情绪。
  陈其美、黄兴一时颇为激烈的态度,却很快缓和下来。他们在同盟会上海第10次夏季常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同盟会员正当对待共和党的造谣诬蔑,不必相对骂。又表示支持陆征祥的新内阁。
  孙中山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后,抱定主意暂时不过问政事,专心致力于实业。唐内阁风潮发生后,孙中山并不怎样介意,认为政见之所以分歧,是由于经济困难引起的,是小争执,不足虑也。他在答记者问时说:“我知袁世凯实能斡旋大局,必不至有变动。”
  孙中山对袁世凯逼走唐绍仪,对共和党、统一党造谣诬蔑同盟会置之不理,持不过问态度,但对共和党报纸诬蔑他受贿巨款百万,却通电要求袁世凯政府迅速查明宣布实情:“如文受贿之事果确,国法具在,甘受不辞。倘实为少数私人凭空捏造,岂能任其逍遥法外?”
  袁世凯逼走唐绍仪后,准备推徐世昌为内阁总理,消息传出后,立即受到革命党人的猛烈批评。他们说,满清亡国妖孽之徐世昌做总理之举动,非推翻同盟会之国务员也,直欲推翻此中华民国耳。徐世昌做总理,赵尔巽、梁启超、张勋为国务员,共和党之报纸亦居然为此辈鼓簧,呜呼!中华民国可以亡矣。袁之所以荐担任过清廷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盖欲位置一糊涂昏聩之徐世昌,而达其拿破仑之目的。共和党本为极守旧之官僚,趋炎赴势之滑政客,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知徐世昌若为总理,亦共和党之好友,则赞成而附和之。共和党与袁世凯朋比为奸,而利用糊涂昏妄之徐世昌,以揽政夺权,破坏共和之目的者也。
  袁世凯见复辟帝制的条件还不成熟,便决定暂时放弃让徐世昌出来做总理,6月29日,他正式任命陆征祥为国务总理。
  陆征祥,上海市人,原是清末驻沙俄公使,武昌起义后曾联合一些驻外公使电请清帝退位,因此,当上了唐内阁的外交总长。袁世凯因他无党派,可以实现他超然总理混合内阁的主张,就推他出来做内阁总理。参议院投票表决时,以74票对10票通过。陆征祥得到了共和党支持,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看到自己没有单独组阁的希望,便没有激烈地反对。
  同盟会为表示政党内阁的立场,于陆征祥内阁成立的次日,便通电宣布同盟会阁员全部退出内阁:“鉴于混合内阁之弊,而超然内阁其害亦与之相等,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盖非是则无以祛政治进行之障碍。此次陆征祥为总理,陆君硕材,中外同仰,惟义取超然,不合于本党之主张。吾党国务员同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陈其美、王正廷诸公,已遵照本会多数同志决议,悉行引退。”
  同盟会发出通电的同一天,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王正廷等再次向袁世凯提出辞职。次日,他们去总统府当面向袁世凯辞职。袁世凯知道此时还不是和同盟会决裂的时候,便向宋、蔡等人表示坚决挽留。
  宋教仁、蔡元培等为了表示辞职决心,于7月10日致函陆征祥,声明从即日起,一概不到院参加国务会议,从14日起不再到部办公,请及早派人接任。袁世凯这时才批准宋、蔡等同盟会员辞职。
  同盟会发出的通电,除责令同盟会籍的阁员辞职外,并规定:“凡本会会员不得自由加入。”但袁世凯对同盟会的声明却置之不顾,仍准备委任同盟会会员孙毓筠、胡瑛、沈秉坤3人分别任教育、农林、工商3部总长。孙、胡、沈都是同盟会稳健派,他们又是临时参议院的新议员。来京之后,与袁世凯最惬。
  同盟会对此极为不满。宋教仁指责袁世凯此举是一种“逼奸政策”,并派魏宸组去见袁世凯,请他切勿提出。同盟会于7月16日开会,正式否决了孙、胡、沈3人参加内阁的意见。
  袁世凯无视同盟会决议,仍提出这3人为补充阁员。因共和党对胡瑛有异议,将胡瑛换成王人文。袁世凯最后提出的补充阁员名单是:财政周自齐、交通胡惟德、司法章宗祥、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坤、教育孙毓筠。袁世凯派陆征祥拿着他提出的阁员名单,到参议院要求通过。
  陆征祥是个不学无术、根本不懂政治的洋奴饭桶,他出席参议院会议,向参议员说明这份阁员名单时,说了许多鄙俗不堪的话,议员们听来听去,才明白陆征祥在大谈开菜单、作生日之类的废话。于是,一些参议员一气之下,在对阁员名单举行投票前,先提出陆不配做总理的问题。另一些参议员却认为陆就任总理还不久,既没有政策上的失败违法行为,推倒问题自无从发生。陆被选为总理时,得票较多,今日因一夕谈话,便把其人说得一钱不值,当日投陆之票,岂非盲举?
  袁世凯得知消息,坚决反对去陆之职,当天致函参议院,要求对阁员名单推迟表决再进行协商。次日参议院会议,同盟会、统一共和党认为袁的信函不是正式咨文,应属无效,坚持进行投票。到会参议员99人,投票结果,袁世凯所提6位阁员,都被否决。陆征祥便躲进医院里养病,不敢再出任内阁总理,并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向袁世凯提出辞职。
  袁世凯决心施展手段来迫使参议院就范。他又玩弄软硬兼施的两手,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通电指责参议院只争党见,不顾国家危机,甚至叫嚷要用兵力解散参议院,用硬的一手来进行威胁;又邀请各党派参议员60多人到总统府开“茶话会”,劝说参议员化除成见,同心协力,以挽救国家危亡,用软的一手加以笼络。
  袁世凯向参议院送出新的补充阁员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在参议院投票表决前,恐吓信、匿名信、传单纷纷送给各议员。其中有署名军界公启声讨议长吴景濂、委员长谷钟秀,以及殷汝骊罪状的传单;有取得吴、谷二人头颅者赏洋1万元的匿名传单;有说再不牺牲党见,将以炸弹从事署名公健十人团的传单。那军警会议公所召开特别会议,声称参议院再不通过阁员名单,就请大总统予以解散。
  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籍的多数参议员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投了同意票。除蒋作宾一人外其余5人均获通过。原拟蒋作宾任工商总长一职,由刘揆一登报声明脱离同盟会后充任。
  袁世凯想让他的亲信内务总长赵兼钧接替总理,但担心不能为参议院通过,所以只任命赵为代理总理。又声言:国务总理人选,待孙中山、黄兴来北京后商定。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此人,可以为恶,也可以从善,主张用诚意来感化袁,争取他从善。黄兴也认为,只有停止内战,发展实业,国家才能繁荣。他们对袁的邀请,表示“拟缓数日即同北上”。
  袁世凯深知孙中山、黄兴在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对他们采取拉拢欺骗的手段。他得知孙、黄同意北上后,立即去电表示:“得遂夙慕,至深欢忭。”并急派蓝建枢、张昉携带他的亲笔信赴沪迎接。又派梁士诒、赵秉钧、傅良佐等军政要人为招待员,负责迎接事宜,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来欢迎孙、黄。
  孙、黄决定8月17日启程北上。但是,在8月15日,突然发生了袁世凯枪杀武昌首义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的严重事件。消息传出,举国震惊。蔡元培、吴敬恒、徐宗汉等同盟会员都认为袁世凯阴险毒辣,不足见信,反对孙、黄北上。京津革命党人也以袁捕杀首义党人包藏祸心,致电劝阻孙、黄北上。同盟会激进派本原就反对孙、黄北上,8月12日,《民权报》发表社论说:“彼袁世凯者,专制流毒于骨髓”,已为“中华民国之霉毒”,孙、黄北上,也决不能使袁“变种”,中华民国不去袁氏,决不会病愈。
  孙中山仍以为大局混沌,力主以诚信感化袁氏。他表示“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力排众议地说:“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认为可靠,必欲一视吾目光。”。黄兴提出暂缓启程,孙中山则决定一人去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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