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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大杀俘虏、“便衣兵”和难民

　　在中国首都南京所屠杀的中国人，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当了俘虏的官兵。十二月十七日举行入城式，日本军为此而对放下武器、换上便衣而混入在城内市民中间的残兵败卒（便衣兵）进行了彻底的扫荡。凡有士兵嫌疑的人，一个不留地都被抓了起来。他们与当了俘虏的中国兵一样，在城外遭列了残酷的集休屠杀。

　　不仅如此，几万普通市民在日本军占领后不久，与俘虏一起同时遭到集体屠杀。在日本军持续不断地搜捕残兵败卒时，又有许多市民受到牵连而遭到屠杀。更有甚者，疯狂的日本兵处于毫无管束的状态之下，他们一个个地杀害市民，强奸妇女，破坏和烧毁房屋，并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掠夺，摆开了庆祝胜利的宴会。日本军对这些无奈的普通市民所施加的残暴行为，在下一节中详加叙述。
　　　　　　　　　　　第六十五联队屠杀俘虏一万五千

　　前面已作过介绍，同于第十三师团的会津若松第六十五联队曾在幕府山下俘虏了中国兵约一万五千人，不久，这些俘虏全被残酷杀害。

　　要给一万五千名俘虏提供伙食，不消说，那是十分困难的。据前面提到的十六日南京发布的消息记载，横田记者告诉一个俘虏、教导队总参谋沈博施说：“听说今晚能供应伙食。”当时沈参谋回答：“深表感谢。只要能给我配备汽车和警卫员，我陪你们去富贵山炮台的地下室储藏几百袋大米的地方。如果搞来大米，不消说这里所有的人当然都能解决问题，而且还能提供给日本军。”但是，储藏在南京城内这座富贵山炮台内的几百袋大米，最后连一粒也没有装进沈参谋以及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俘虏的肚子里。可悲的是，日本军还借口无法提供给养，把俘虏全部枪杀了。当时，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日华事变画报》第十一辑就刊载了一幅两角部队抓获俘虏（部分）的照片，他们集中在一起，都被收容在幕府山下、扬子江岸边的村庄——上元门的兵营里。这幅照片恐帕就是在屠杀他们的前一天拍摄下来的。

　　屠杀这一大批俘虏的，也是第六十五联队。后来，这个联队的随军记者秦贤助听到当时情况后，曾在前面提到的回忆录中这样说：

　　　　屠杀事件从十五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顶点。这一天，有一
　　长队俘虏穿过南京市区，向太平门走去。其教量多达二万人。……这就是
　　白虎部队在南京入城时当作礼物带来的大量俘虏。俘虏队伍长得看不到头，
　　而前面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死亡。

　　　　甚至连被称为“精锐的白虎队”也屠杀其俘虏，这难道是白虎部队的
　　过错吗？是所谓富有人情味的部队长两角大佐的意图吗？抑或是师团长即
　　萩洲部队长萩洲立兵中将所选择的处理方法吗？

　　　　军司令部曾向中央（参谋本部、陆军省）请示了几次，最初发来的训
　　电是：“好好谋划！”这一命令很不明确，也没有关于处理俘虏的方法。
　　一再请示后，发来的训电也是“研究后处理！”如何研究好呢？军司令部
　　觉得为难，于是第三次请示，得到的命令是“由军司令部负责处理！”军
　　司令部认为中央的态度暖昧。为迎接朝香宫中将而举行的入城式迫在眉睫，
　　军司令部十分焦急。“杀掉吧”，军司令部就轻易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城内，日本军已经屠杀了俘虏，并扫荡残敌，直至看不到一个中国士兵。
　　而且，日本军认为在缺乏粮食的情况下，只有杀掉二万俘虏。

　　　　不过，据说两角大佐毕竟表示了反对。他原来想，为我方抓来的俘虏，
　　解除其武装后予以释放，让他们回乡。他这一内心想法是正常的，但其主
　　张未能实现。他虽说是部队长，但只是一个联队长而已。再说，无论哪一
　　个部队在大陆战线上连战连胜后，都是骄傲非凡，得意忘形的。结果，什
　　么都干了（《沾满了俘虏血迹的白虎部队》，载《日本周报》，第三九八
　　号）。
　　秦贤助认为，两角部队屠杀俘虏是在十五日晚上，这个时间也许有二、三天出入。这是因为，前面提列的横田记者于十六日拍电报发出的消息，假定是在前一天所写的，可以想见，两角部队抓到的大批俘虏在幕府山附近至少呆到十五日。我在过去写的《南京事件》一书中，估计一万五千名中国兵是在十六日晚上被杀害的，现在看来，事情发生在举行入城式的十七日那天，或者发生在第二天即十八日晚上。

　　当时，俘虏穿过城内，出太平门，朝扬子江岸边走去，由此看来，屠杀俘虏的地方估计是在草鞋峡——靠近下关东北方向，与长长的江岸相连。

　　在秦贤助的回忆录中，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关于对二万俘虏的处置问题。据说军司令部曾再三请示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而中央态度暖昧，每次都命令“处理”。然而，我认为军司令部就处置俘虏问题请示中央的说法可能是一种误传。可以认为，军部就处置俘虏问题早己下达了命令，说是要全部“处置掉”（杀掉）。下级无视上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无论干什么事情，军司令部似乎本来就无意尊重中央的指令。更何况第十三师团所属上海派遣军有像长勇那样的参谋，他曾放肆地说过，屠杀三十万俘虏是他独断下令干的。这些情况，我想在后面逐步加以叙述。

　　关于第六十五联队屠杀俘虏的事件，铃木明采访尚活着的有关人员，写了长篇报道，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点。关于铃木明的论点，本书将在第二编里作详细的批判，这里只是简单提一笔。关于发生上述事件的时间，也将在那里谈到。
　　　　　　　　　　　　　扬子江边每晚大屠杀

　　在扬子江岸边的草鞋峡和下关，日本军的屠杀行为好像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同十七日或十八日屠杀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俘虏的情况相似。关于这些屠杀行为，我们听到了许多证词。其中，内容有重复的，死亡的人数似乎也有夸张之处，但还是对有关资料作一概略介绍。

　　在扬子江岸边对俘虏进行大屠杀，看来是从十五日晚上开始的。在这天晚上，有几千名中国人排成不见其尾的长长的队伍，路过《东京朝日新闻》设在大方巷的分社前面的马路，被押赴屠杀场所。该报社随军记者尾随着队伍来到下关，目睹了在那里所发生的大修剧。今井就黎明时在扬子江畔看到的凄惨情景叙述如下：

　　　　码头上到处都是尸体，一片黑黝黝的，堆积如山。约有五十个乃至一
　　百个人影在尸体中间蠕动，他们转来转去地拖着尸体，把尸体丢入江中。
　　尚未断气的人在呻吟着，鲜血在滴沥，手脚抽搐着，像哑剧那样，一片寂
　　静。这个惨象在对岸隐约可见。码头上到处都是血水，道路化为泥泞。血
　　水在月光下映出一片微弱的光亮。

　　　　过不多久，“苦力们”完成了工作，在岸边排成一行。哒！哒！哒！
　　一阵机枪声。只见他们仰面朝天，翻身扑地，腾空跃起，都一起跌入江中，
　　就此了结。

　　当时在场的军官曾点过死亡的人数，说是“约有二万名左右”（《南京城内的大屠杀》，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发行的《文艺春秋特辑》）。

　　关于十五日那天在下关大量屠杀俘虏的情况，我不了解中国方面的有关资料。说不定今井把目击事件的时间记错了一天。就是说，事件的发生是在十六日。这一点姑且存疑。

　　关于今井正刚所写的手记，铃木明已对它的可靠程度作了辛辣的批评。对于铃木明的这一论点，我将在本书第二编第2节（第三六四页以下）提出详尽的反驳意见，希阅读。

　　　　以熊本第六师团的随军记者身份而进入南京城的《东京日日新闻》特
　　派记者五岛广作（随军时在熊本分社工作），对《东京朝日新闻》随军特
　　派记者今井正刚撰写的正文所引记录，以《六师团的“南京惨杀事件真相”
　　毫无事实根据》（载《熊本广播》，一九六六年八、九、十一号）这一论
　　稿形式，作了这样的批判：“今井君的南京大屠杀一文是根据‘似乎发生
　　过’或‘无疑发生过’的传闻，用推理小说的手法虚构事实，凭兴趣出发
　　写出来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和日本各大学开设新闻讲座，今井的文章
　　在大众传播原理和编辑论这些学科的教材中已成为造谣惑众的典型事例。
　　与有名的‘伊藤律访问记’一样，同是巧妙地进行虚构报道的典型。关于
　　报道南京入城式的著名文章，像事先考虑的原稿那样，其胡说八道也不亚
　　于‘伊藤律访问记’，对此，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研究室也感到惊讶。”

　　　　五岛也把今井指责为“急于在特殊报道上立功的蛊惑人心的记者”。
　　诚然，五岛在文中所说的关于报道南京入城式的那篇事先考虑的原稿，是
　　今井根据时间安排，在前一天写好后拍电报给总社的“虚构报道”。此事，
　　今井本人也打过招呼，总社理应知道是“虚构报道”。新闻记者在万不得
　　已的情况下，写些像是真有其事的事先考虑的报道和预作推测的消息，这
　　对五岛来说自然也是十分了解的。发表关于南京入城式的虚构报道，这一
　　点，《东京日日新闻》南京分社无疑也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东京大学
　　新闻研究所如果把今井的报送视为虚构报道的典型事例，那是考虑到对南
　　京入城式的报道方式问题。关于屠杀事件的报道，是二十年后写的回忆录，
　　不是新闻消息，因而说它是“虚构报道” 有些可笑。如果一定要说它是
　　“虚构文章”，那末，既然它所写的是总社所公认的“虚构报道”，是否
　　可以认为用回忆录方式所写的报道也是“虚构文章”？新闻研究所的教授
　　们也并不会像五岛所说的那样，断定今井关于屠杀事件的报道是“虚构文
　　章”吧！

　　下面，就十二月十六日在扬子江岸边所发生的各起事件，列举一些有关资料。

　　首先是中国人鲁甦（发生事件时在警察署工作）的证词，他的证词收于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报告（检证一七○二）中。

　　　　敌军入城后，将准备退却的国军和男女老少难民共五万七千四百十八
　　人关在幕府山附近的四、五个村庄里，断水断粮。冻死饿死者颇多。到一
　　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夜间，日本军用铅丝将幸存者两个两个捆在一起，
　　排列成四行，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然后用机枪对这些人进行扫射，又用刺
　　刀乱戳，最后在尸体上浇上煤油焚化。烧后，把尸骸一个个都扔入扬子江
　　中（《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四一页）。

　　据说，鲁甦在巷战时因中炮弹受伤，躲在幕府山附近的上元门大茅洞里，他在“咫尺之远”看到当时凄惨的情景，因而可以说是“目睹这一惨剧的见证人”。根据他的证词，除了在幕府山下当了俘虏的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个退却的士兵外，还有多达四倍于此的军民被关在幕府山附近的几个村庄里。十六日夜间，他们被机枪扫射，全都死去。但是，将总数定为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有什么资料根据呢？我也觉得有些可疑。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检证一七○六）也认为，当时关在幕府山附近几个村庄里的男女老少有五、六万人（《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第一四三页）。

　　十六日这一发生事件的时间，有的记录则说是十八日。南京国防部战犯审判法庭在对“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中将进行判决时这样说：“同月十八日夜间，复将我被囚幕府山之军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以铅丝扎捆，驱集至下关草鞋峡，

亦用机枪射杀，其倒卧血泊中尚能挣扎者，均遭乱刀戮毙，并将全部尸骸，浇以煤油焚化。”军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在下关草鞋峡被屠杀的时间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郭岐：《南京大屠杀》，第二二一页）。可以推测，判决这起事件的根据，很明显是基于上述鲁姓的证词，但把据查于十二月十六日发生的事件，在判决中改成十八日，这也许有什么根据，暂且注意时间上的差异。

　　根据梁廷芳大尉（一九四六年）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四三），十六日下午五时左右，当他改穿便衣后躲藏在国际安全区的难民收容所时，日本军命令他们去下关，同时强行拉走五千个人左右，组成了长达四分之三英里的队伍，他险些被杀。到十一时左古，枪杀已持续了四个小时，他避开日本兵的视线，和朋友一起跳入扬子江，隐藏在崖下，后来才得救。梁大尉对当时的枪杀情况作证说：“我们到达那里时，在江（扬子江。——洞富雄注）边附近排成一行，两边和前面都有日本兵和机枪，机枪口对准了一排人。还有两辆卡车，车上装有粗绳，大家五个人一组，倒背着手被绳子捆绑起来。我还亲眼看到，在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先被日本人的步枪射中，后被扔入江中。在那里，包括乘轿车的军官和其他军官在内，约有八百个日本人。”从下午七时开始进行枪杀，据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二时（《远速》，四十三号，前引书1，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页）。

　　梁廷芳的宣誓口述，没有讲明日本军从安全区的哪一个收容所里带走五千名中国军民，也未明确说屠杀的地方只是在下关。然而，根据南京战犯军事法庭对谷中将的判决，指出该收容所是华侨招待所，屠杀的地方是在下关中山码头，并知道，同梁廷芳一起逃跑的友人是白增荣。

　　在梁廷芳的宣誓口述里，既未讲清楚五千个人全部是难民，也未讲清楚他们同在一个收容所里，但在判决书中，把他们都说成是华侨招待所——收容所里的难民。可是，根据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南京安全区难民收容所一览表》里的记载，在华侨招待所里收容了二千五百个家属（前引书2，第一三一页）。所说的五千个人，不啻是华侨招待所的难民。收容所的人，也许是从安全区内几个收容所里强行拉上的残兵败卒及其嫌疑分子，再加上从别处强行拉来的俘虏等的总数。梁廷芳和白增荣可能是偶尔躲到其中一个难民收容所即华侨招待所的难民收容所里的残兵败卒。

　　当时有个日本人亲眼看到许多人，估计是残兵败卒的队伍被押往屠杀的地方。这一点，后面将作详细介绍。他听说，那些残兵败卒是“一网打尽的，说有三批”。所谓三批，大概是意味着从三个收容所里抓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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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杂货零售商人尚德义，也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出庭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在下关集体屠杀中，他是幸存者。据他陈述，他住在安全区的上海路华新巷一号。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左右，他和哥哥、堂兄以及姓名不详的邻居五人都被属于小岛部队的日本兵逮捕，押往下关，那时他们看到那里已有一千名以上普通男子，大约队下午四时起，日本兵开始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四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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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在下关的集体屠杀，虽时间不清楚，但中国方面提供了几个人的证词。

　　当时，孙永成是南京的粮商，曾被驻在下关车站附进的日本军营房里的伙夫抓去劳动。他说，他在此期间亲眼看到在营房附近的堤坝上约有一万名中国人被枪杀，然后被抛入江中（检证一七一八。《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三○页）。

　　在下关和草鞋峡交界处有一家英国人开设的和记洋行——大型肉类禽蛋加工厂。一九六五年访问南京的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的团员们曾听汪良说，当时有数千名中国人在该工厂避难，被日本军发觉后，全遭杀害（山冈繁：《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页）。这些难民或许被当作便衣兵或公务员而遭杀害的吧。关于屠杀避难于和记洋行的军民一事，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准备的证据——《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中国居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以及南京红卍字会掩埋尸体的实际情况以检证一七二八。此书面证据未向法庭提出）——中是这样记述的：“在和记洋行工厂里有数千名、在宝塔桥有数百名当地居民和已解除武装的士兵当了俘虏。他们被关入煤炭港的仓库里，门锁得紧紧的。日本兵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并把煤油浇在尸体上，点火焚烧。他们对在下关老虎山被解除武装后的数千名中国兵也采取了同样手段。”（前引资料集1，第三八五至三八六页）

　　对于在下关北边煤炭港（其北边是宝塔桥，靠宝塔桥的江边是和记洋行）里发生的大屠杀情况，曾于一九七一年夏为调查南京事件而访问该地的《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也直接从险遭枪杀的陈德贵（五十三岁）那里听到过。据本多说，在煤炭港被屠杀的难民，是收容在和记洋行的市民，他们原以为那一带是英租界，可能日本军不会进入，因而才去那里避难。但收容在那里的数千个居民中，有二千名青壮年男子被抓走，并在附近的煤炭港遭杀害。那天晚上，也有许多留在难民区的年轻妇女被强行拉走（《中国之旅》，岩波文库版，第二四三至二五一页）。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中国方面关于收容在宝塔桥难民区的人数和被害者的人数，似乎说法不一。马吉牧师（一译马骥、梅奇——译者）（Rev. JohnGillespie Magee）（？）在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的情况说：在扬子江岸边有二万难民，他们要求前往城内的安全区（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一页。参照本书第一○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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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介绍一下亲自下令屠杀集中在下关的数千名中国兵的当事人的手记。十二月二十一日，当时担任南京地区西部（包括城内）警备司令官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其《进攻南京纪实》一文中，就昭和十三年一月五日的情况记述如下：“依次逮捕在城外近郊继续不听命令的残兵败卒。在下关予以处决者达数千人”（《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五页）。这难道不是一次就枪杀了数千名散兵吗？这一记录特别引人注目。

　　　　　　　　　　　日本人对十六日大屠杀的证词

　　上面所述是中国方面就发生在扬子江畔下关和草鞋峡的大量屠杀事件所提供的证词。应当认为，这些证词中也可能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所讲的死亡人数。颇有夸大之处。

　　关于十六H晚在扬子江岸边发生的严重惨剧，日本方面也有两、三个证词。一个是前面提到的《野战邮政旗》著者佐佐木元胜，他是在十六日下午进入南京的。他在这一天所记日记的最后部分写道（〔〕内所记内容，系新版时恢复的）：

　　　　回到中山门附近的邮局后，天已漆黑。山森事务官和梅森书记向不愿
　　意开车的司机兵塞了一些钱，要他朝下关的邮局驶去〔夜已很深，这辆卡
　　车的司机兵忽地回来了，说是下关情况严重〕。那天晚上，在下关邮局
　　〔停车场附近。——洞富雄注〕附近的江边，响起了激烈的扫射残兵败卒
　　的机枪声。航行在江上的驱逐舰点着了凄凉的灯，用机枪扫射企图在浊流
　　中逃跑的人（上册，第二一七页）。

　　佐佐木从下关的中国邮局回中山门附近野战邮局，大概途经中山北路附近时，看到有大批残兵败卒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其悲惨的情景，他描绘如下；

　　“大批苦力连续不断地走在黑暗的马路上，他们在荷枪实弹，并装上了刺刀的士兵带领下，排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他们就是俘虏。我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探出头来问那带队的士兵，据他说这些俘虏都是换上了便衣的士兵，已被一网打尽，共有三批。很多人佩有日本臂章。有的背负卷起的灰色毯子，腰挂饭碗。有的为了不使自己掉队，正急匆匆地赶路，他们三人一排，手挽着手，吵吵闹闹，犹如野游般地走着。有谁稍许走慢一点，便会不分青红皂白地遭到士兵的毒打。其中有十五、六个人，看起来像是勤杂工。皎洁的月亮当空升起，今夜如此一大群的俘虏可谓是空前的了。啊，亡国的悲惨！”（上册，第二一七页）

　　佐佐木全然没有说明他们去何处，这些俘虏恐怕是被带到下关——屠杀的地方——去的吧。

　　　　这天，佐佐木也在南京市东部麒麟门附近看到了大批俘虏，他写道；
　　“在麒麟门稍许前面一点，靠右手的工路试验所（原文如此——译者）广
　　场上，蹲着许多穿青灰色衣服的、看上去像是苦力模样的人。那是解除了
　　武装的四千名中国兵。在路旁也有很多中国兵。他们瞪着眼睛，流露出可
　　怕的目光。在储集弹药的马群镇，日本军对两百名残兵败卒进行了扫荡”
　　（上册，第二一五页）。第二天，十七日，佐佐木在紫金山参拜中山陵后，
　　在归途中又看到了大批俘虏的队伍，对此，他只是简单地写道：“在中山
　　门前又遇到了大批解除武装的中国兵。这是〔七千二百名左右〕大批乞食
　　者的行列，没有一个人可怜。”（〔〕内所记内容，系新版时恢复的。第
　　二二○页）

　　　　佐佐木一个人仅就十六、十七日两天所见的情况，认为被押赴遭屠杀
　　的俘虏，似乎也有一万五千名以上（十六日在城内所见的散兵，少则也有
　　四千名），对俘虏的屠杀是惊人的。

　　佐佐木关于屠杀中国兵问题所提供的证词，是根据传闻。另一个是目击十六日发生惨剧后的现场的随军记者（同盟通讯社）的证词。这个证词，如说它是传闻也可以。松本重治在其《上海时代》一书中记述了不久前从三位原来的同事那里听到的情况。他的同事曾以随军记者身份，在南京攻陷后即为采访消息而在南京呆了几天。他说：

　　　　三个人都说，自十二月十六日到十七日所直接看到的，首先是从下关
　　到草鞋峡，一路上沿江边一带都是焚烧过的尸体，约有两、三千具。大概
　　是经机枪扫射后浇上汽油烧死的……三个人都是相当老练的记者，他们说
　　似乎不存在几十万人的“大屠杀事件”，又说，死于非战斗的情况下的，
　　大概是一、两万人（下卷，第二五一至二五二页）。

　　上述同盟通汛社的三个记者之一前田雄二，最近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在战争的浪潮中——从华中到法属印度支那》。他就十六日那天的屠杀情况，这样说：

　　　　这一夜（举行入城式的十七日那天晚上。——洞富雄注），我们在野
　　战分局再次举行庆祝宴会。席间，深泽干藏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深泽
　　曾在傍晚独自一人去下关看看，得知就在下关长江下游有许多尸体，堆积
　　如山。他走去一看，那堆积如山的尸体绵延很长距离。据说，警备兵如发
　　现其中有人尚未死去而在动的话就立即把他们杀死。

　　　　第二天早晨，我和两、三个朋友驱车外出。途经挹江门，看到所有尸
　　体都已被清除掉，因此没有穿过地狱之门的恐惧感觉。驶过下关，的确像
　　深泽所说的那样，在扬子江岸边的马路上，大批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如山，
　　绵延很长距离。这些尸体像是被浇上了汽油，用火焚烧过的。“好像是用
　　机枪干的，”被川说，“而且好多啊！”

　　　　尸体超过了一千，也许有二千具，是一支部队士兵的尸体。我们目瞪
　　口呆了。无论说尸体堵塞了挹江门，还是说在该扬子江岸边死亡的部队士
　　兵怎么会有这种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回到城内，我们试着向警备队的参谋打听。他的说明是；为数不多的
　　日本部队在护送大批投降的部队时，途中反遭袭击，因而歼灭了他们（第
　　一二○至一二一页）。

　　深泽记者说，他在十七日傍晚看到尸体堆积如山，其中有的还在动，这也像松本重治所说的那样，可以认为是前一天晚上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第二天即十八日，前田记者等人外出后所目击的堆积如山的尸体，也许与深泽记者所见到的情况有出入。自十三日起，日本军在扬子江岸边几乎每天都进行大屠杀，可以认为日本军在十七日晚上同样也进行了大屠杀。从下关到草鞋峡，在漫长的扬子江岸边，肯定到处都是尸体，堆积如山。总之，我认为深泽和前田只是看到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的一部分而已。

　　如果十八日那天在扬子江岸边堆积如山的被屠杀者的尸体，果真仅如前田所看到的那样，那末，我在前面介绍的几个证词所说的情况可能多半是虚构的。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同盟通讯社的记者们说：“在非战斗的情况下死亡的，大概是一、两万人。”对这种说法，将在后面进行批判。

　　　　　　　　　　　　　扬子江畔的悲惨情景

　　在下关草鞋峡，有许多遭集体屠杀的中国军民的尸体被残忍地丢入了扬子江。到底有几千几万具尸体难以统计。但是在现场，还有大批尸体丢弃在那里。

　　扬子江岸边尸体成堆，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简直像今世的人间地狱。佐佐木元胜接收了下关中国邮局后，就把野战邮局迁到那里来。他对当时附近满是尸体的情况，描绘如下：

　　　　在江岸，残兵败卒遭机枪扫射后，尸骸成堆，在马路上、江堤下和江
　　水边，尸体重叠着。任何悲惨的情景也无法与之相比。除此以外，还有多
　　少具尸体被吞没在长江的浊流中，随波冲走，不得而知。我曾于关东发生
　　大地震时，看到了在本所（本所，日本东京市区内的一个地名，低洼地—
　　—译者）的绿町河岸堆积着许多死尸，但与此相比也是微不足道了。那些
　　夺去了人的生命的枪弹和刺刀，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尸体呈半裸状态。有
　　的〔浇上了煤油后被焚烧〕烧得焦黑。包有草席的酒桶被卸在旁边，堆积
　　如山，像庆祝胜利似地。军队站在上面放哨。这个场面是战胜国与亡国的
　　强烈对比（前引书，上册，第二二二页）。

　　大屠杀看来大多是通过机枪扫射来进行的，但似乎有时甚至也使用了毒气。从镇江出发沿着扬子江南岸向前进攻的山田支队（第十三师团属下）有个辎重兵，他说，“在南京城内还发生过更为严重的几件事”，“非常出名，但由于我未曾亲眼见到”，所以“不想说”。然而，当部队离开南京而要开赴安徽省时，曾集结在下关（南京码头地区），由于要渡江到对岸浦口，他们便在那里等候轮流渡江。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日本士兵在那里看到了悲惨的情景，他说：

　　　　更有甚者，我曾目睹了堆积在一个地方的数千名中国军正规部队士兵
　　的尸体。在此之前以及以后，我从未看到这么多正规部队的战死者的尸体。
　　他们死得十分奇特。看上去，他们没有外伤，其次倒下的位置像是正好爬
　　到下关的土堤下，待精疲力竭后才断了气的。也就是说，他们想朝长江方
　　向逃去，然而这种逃离的方向是不符合常情的。因此，只能这样推测，他
　　们不是为了逃跑才爬到江里去，而是要到江里饮水。

　　　　“那不是瓦斯中毒吗？”我们互相议论着。

　　　　“是啊，是这样的。”大伙几乎都同意这种看法（藤原审尔编：《众
　　所周知——中国妇女在百万中国派遣军手下蒙难》，第三十一至三十二页）。

　　如上所述，在扬子江岸边惨遭屠杀后的尸体成堆，但除此以外，还不知有多少尸骸当场被丢入扬子江里。日本军之所以要选择扬子江岸边作为进行集体屠杀的地方，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把尸体葬入于扬子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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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作家、评论家、画家、电影导演等多达一百十多个与新闻界有关的人们，或在攻打南京时随军入城，或在稍晚一些时候到达中国首都。当时，在这许多舞文弄墨的人所写的从军记中，没有一篇触及日本军在南京市内所干的大屠杀事件。我正当这样认为的时候，却在前年，看到第一个研究战争文学的高崎隆治发表在未来社机关杂志《未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杀》。从这篇文章中，我了解到诗人西条八十所写的见闻里有关于其目击到日本军进行令人厌恶的大屠杀后遗留下来的现场。西条受读卖新闻社派遣专事参观十二月十七日举行的“南京入城式”。他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出版的《谈话》临时增刊——《支那事变一年史》中，发表了一篇题为《盛大的南京入城式》一文，其中有一节叙述如下：

　　　　我们乘的驱逐舰“H——” 驶抵南京下关码头时，已是深夜了。至翌
　　晨九时，我们才获准上岸。很早起床的人都说是听到对岸激烈的枪声，遥
　　见火焰冲天。看来，在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前，为了清除马路上的尸体和扫
　　荡残敌，士兵们好像忙了一个通宵。

　　　　我们乘小艇先来到傍靠在栈桥边的军舰“A——”（中略）。

　　　　我边想着边举杯喝茶，一面透过船窗望着早晨的长江。宽阔的江面，
　　江水像隅田川（隅田川，经东京都市街地东部而流入东京湾的一条河流—
　　—译者）那样混浊，但没有看到浮尸。不过，一片油腻的东西漂浮在江面
　　上，闪闪发光。从未见过的黑色水鸟在军舰附近江面上，时而浮起，时而
　　沉下水。

　　　　我顺着舷梯下了军舰，上岸（中略）。

　　　　我出去一看，见码头斜对面有一座高高的板墙。墙内中国兵的尸体堆
　　积如山。我心想：“已渐渐开始啦。”

　　　　我一直往前跑去，来到宽阔的中山北路。那是白杨树覆盖的林荫道，
　　参加阅兵式的军队在不断地行进着。他们首先要穿过阴暗的挹江门。那里，
　　在厚得令人吃惊的铁门背后，堆起丁敌人的沙袋，像扬子江岸边装来的草
　　包那样，沙袋集中在一起。从这一带开始，一路上，看到横躺着很多穿着
　　当地居民衣服的中国兵尸体以及死去的军马。

　　对于文中所说“已渐渐开始啦”这句话，高崎解释说，西条八十看到“尸体堆积如山”后慨然地说“已渐渐开始啦”，这无疑意味着屠杀俘虏。这只能认为是西条八十根据自己的判断预料到将会发生这种事情，或是西条八十从谁那里听说到即将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屠杀决非偶然发生的事件，所谓“不幸”的事件，似乎只能说是出自于日本军队本质的有计划、有意识的残忍的屠杀。

　　在上述见闻中，还谈到了在举行入城式的当天，即在十七日凌晨，下关地区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西条八十把这一射击的情况说是“扫荡残敌”，其实，那是集体屠杀俘虏。

　　　　　　　　　　　在南京城内集体处决中国军民

　　集体处决中国军民的地方，不仅仅是在扬子江岸边的下关和草鞋峡。它遍于南京城内外各地，如果看一看后面列表介绍的关于遗弃尸体的掩哩情况，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红卍字会和崇善堂两个掩埋队所处理的遗弃尸体，合起来，城内有九千三百四十一具，城外有十四万六千零四十八具。就城内的情况来说，可以肯定，除上述数字外，还有不少尸体已为军队自己或市民所掩埋。自然，在这些被掩埋的尸体中，包括许多阵亡者。

　　下面就城内外（扬子江畔除外）被集体屠杀的情况，列举几个例子。

　　新岛淳良从南京涉外人员中听到这样一个事实：从城南光华门逃出来后为红卍字会和崇善堂两个慈善团体所收容的一万七千名难民，在那里被就地枪杀（《夺去三十万生命的“南京事件”》，载《东风新闻》，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号）。如上所述，在扬子江岸边也有难民集结所，说是那里收容了二万人（参照本书第一○三页），那或许就是新岛听说的收容所，但我现在已无法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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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西，集体屠杀的情况有如下几个例子。南京粮商伍长德曾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他在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一一九）中，概括地作证如下：“我当时担任警官，南京陷落后，我和三百名警官一起，把全部武器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然后走进当时作为难民收容所的司法部房子里，那里也有许多普通老百姓。十二月十五日，日本兵来到司法部，要把收容在这里的全部难民带到西大门去。我们一到门口，日本兵就将我们推出门外，每批一百多个人，共分十六批，依次进行枪杀。我想逃跑，便在机枪即将扫射前趴在地上。正当此时，我背后吃了一刺刀，但由于不是致命伤，我假装死去，才得以幸存。”（《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页）

　　此外，证人伍长德在南京地方法院也对此作证，他的证词收入在先前提到的该法院检察官的报告（检证一七○二）中，他在证词中的陈述是：在汉中门现场，惨遭杀害的人达二千多名（在法庭上宣读时，由于此处省略未读，因而未在速记的记录中记下来，现根据誉写的原资料补上）。所谓西大门，恐怕就是石城门的俗称。石城门，也叫汉西门（今汉中门——译者）。汉中门是在民国二十年新辟汉中路时设置的，在汉西门的北部，相距很近。所以，叫西大门（汉西门）外也好，叫汉中门外也好，这一带就在莫愁湖畔，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

　　可见，伍长德的证词似乎有某些错误。事件不是发生在十五日，而是发生在第二天，即十六日。被强行拉走的警官，在数字上也有出入。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十八日向日本大使馆提交的文件，说是早在十四日已从司法部这个收容所里强行拉走了两、三百个残兵败卒，然而至十六日，强行拉走了五十名穿制服的警官和四十五名志愿警官（并非三百名警官），并从这最高法院的收容所里也强行拉走了四十名穿制服的军官。当时，同时从上述两个收容所里强行拉走后被处决的，好像还有全部难民。附在上述文件中的、关于十七日那天的难民收容所一览表，其中所记这些收容所的难民数都是零（前引书2，第一三一至一三二页）。估计是该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在给其住在上海的妻子的一封密信中，对此情况记述如下：

　　　　午饭时，住宅委员助理里格斯（Charles H. Riggs，一译李格斯、林
　　查理——译者）悲痛欲绝地过来了。日本军把法学院和最高法院里的难民
　　全都强行拉走。他们的命运是可以想象的。我们的民警也被拉走了五十名。
　　里格斯虽提出抗议，但遭到了士兵们的粗暴对待，还被军官们打了两布。
　　难民都经过全身检查，看看有没有带钱，凡是藏在身边的东西，不论什么，
　　有时甚至连剩下的一条被褥之类的东西也被抢走。下午四时，职员们正在
　　开会时，听到附近传来行刑班的枪声。这一天的恐怖情景，对可怜的难民
　　或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无法形容的（前引书2，第三十三页）。

　　马吉牧师（？）又在信中写道，十五日晚，日本军从安全区内的一个收存所里强行拉走一千三百名难民，不知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处决了。对此，将在后面（第一二四页以后）连同有关资料一并介绍。

　　关于在汉西门外或汉中门外进行大量处决的情况，前面提到的汪良曾说过；“在汉两门外的沙地上，每天有数百人，多的时候有数千人被集体枪杀，他们都是被日本军从城内带出来的。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他就是现在还活着的见证人殷有余先生”（前引《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页）。新岛淳良也听说：“数万人分几次被埋入土中后窒息而死。当时幸存下来的伍长德先生，后来在东京审判时站在证人席上”（前引稿）。这里也出现了伍长德这个名字，只要是他的证词，也许得相信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中所说的情况，但又与汪良说的话有出入，因而关于数万人被害这个数字，从现在南京涉外人员所告知的情况来看，似乎可以认为稍许有点夸大。尽管这样，在西门外的屠杀是相当残酷的，这从贝茨博士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所写的手记里看到这样的文字而得知。贝茨博士写道：“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负责人请求我们去汉中门外，视察一下在那里的许多尸体……汉中门现在封锁着。掩埋队报告说，在那里有遗弃尸体三千具。那些尸体经大批处决后原封未动，或是成排地倒下，或是重叠着丢弃在那里。”（前引书2，第四十六至四十七页）

　　关于西门外的大屠杀情况，日本人也提供了一个证词。日本广播协会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八时题为《映像的证词“战斗的军队”》的广播中，提到过井之胁定二这个牧师。他曾参加了南京攻陷战。他说，当时，在南京西门外，有三十米左右宽的防坦克壕沟，全为尸体所埋没，马拉的辎重车在尸体上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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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岛又报告了这样一个传闻：“现在建立五台山体育场的地方，当时系一片荒地，在那里有一万名市民被枪杀了。”五台山位于安全区范围内。在难民收容所里听得见枪声的地方，抓来的便衣兵变成了牺牲品，许多普通老百姓被枪杀。这些情况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中也可见到许多，但这次被枪杀的人有一万名，这个数字似乎也是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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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南京的集体屠杀问题，我大约在十年前得知了惊人的事实。那是通过守山义雄的记录了解到的。守山义雄和今井正刚一样，当时以《东京朝日新闻》的随军记者身份，在发生事件时在场。德国哲学研究工作者樤原正瑛曾听到过守山义雄的谈话，他在发表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号《日中文化交流》上的一篇文章里，作了如下叙述：

　　　　在战争期间，我以留学生身份逗留在德国，当时，守山义雄（已故）
　　任朝日新闻社柏林分社社长，我曾从他那里听到日本军开进南京后发生大
　　屠杀事件的真相。守山是以《朝日新闻》记者的身份亲眼看到那些事实的。
　　据说，日本军占领南京后，曾一次把三万数千名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是
　　老人、妇女和儿童——赶入市区的城墙内，从城墙上投下手榴弹和用机枪
　　猛烈扫射，将他们全部枪杀。当时，在南京城墙内的确尸山高筑，长靴几
　　乎没没在血海之中。据悉，对此惨无人道的行为，甚至还必须以“皇军”、
　　“圣战”之类的谎言来进行报道。守山对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感到绝望，并
　　苦恼了好几天，想折断笔返回日本（《西方有纳粹主义，东方有军国主义》，
　　载《日中文化交流》，一五七号）。

　　根据上述传闻，这以老人和妇女、儿童为主的三万数千名中国人是从城内逃向郊区避难的市民呢，还是郊区村庄的居民，情况都不清楚。但他们被赶入城墙内后全被枪杀。这起事件实在是令人可怕。如果正像樤原所听到的那样，这种大屠杀在城内一处发生的话，其屠杀的地方估计是在太平门——位于空旷且向东南突出之地——或中山门附近。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认为，这些被害者是住在紫金山后面和幕府山前面的居民，或者是在该地区避难的南京市民，他们是从太平门被赶入城内的。然而，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对这一带三万多名中国民众被集体屠杀事件没有提出证据。为什么就这起事件提供情况的人，除提供间接证词的守山外，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人呢？人们觉得奇怪。守山的谈话是关键的，但他已离开人世，因而现在无法质疑，令人遗憾。

　　虽不能确切池说明，而中国方面也没有这起事件的有关资料，这或许是已为大家所熟知的事件的一种误传。在此，我们想起了前面提到的一个事实：在幕府山附近收容的五万七千余军民在扬子江岸边遭到枪杀。所以可以这样认为，事件是发生在离太平门外不远的地方，但似乎被误传为发生在太平门内了。

　　然而，即使没有旁证，还是应该认为，它像修原所听到的那样，事件的发生也许实有其事。那是因为，尽管这是三十年后作的笔记，但却是在直接听了参与屠杀的人谈实际体会后写出来的。尽管如此，应当认为三万数千名被害者并非全是无辜居民，其中包括很多俘虏，而且三万数千名被害者这个数字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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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传闻中可以认为，事件是发生在太平门、中山门之间城墙里面的空地上。对可怕的大屠杀的事实已经作了介绍的还有一个人，即《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他亲眼见到：十二月十三月，日本军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曾对俘虏进行了集体屠杀。铃木是在南京陷落时入城的，他在城内呆了四天，目击了日本军的许多残酷屠杀的行为。对于上述发生的惨剧，他说；

　　　　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惨的大屠杀。俘虏在二十五米
　　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一个个被刺刀刺落到城外。

　　　　在城墙上，许多日本兵举起刺刀，使劲地吆喝着，在向俘虏的胸膛和
　　腰间刺去，只见鲜血飞溅，阴森森的气氛使人毛骨悚然。

　　　　在那里，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励志社（今迎宾馆）
　　把我错当成是中国人〕企图刺杀我的一副凶相，我目睹那种惨剧，不久就
　　茫然若失，当场就呆住了。

　　　　可是，就在这一残酷屠杀的情景中，出现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使我无
　　法忘怀。那就是被刺后跌落下去的俘虏们的态度，他们的表情。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期待着“死
　　亡的到来”（《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
　　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专辑）。

　　对于铃木这份手记，山本七平提出了恶意的批评。对此，我代铃木作详细回答。

　　关于在中山门附近屠杀俘虏的问题，有一个士兵在他写的信中也提到了这起事件的目击情况，这封信被收录在数年前岐阜县郡上郡白鸟町教育委员会出版的《白鸟町阵亡者的信》中。我认为，这封信与前面介绍的担架兵外贺关次的日记一样，应作为同时代的资料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封信估计是在第十六师团当辎重兵的已故仲（左火右田）靖七写给他的弟弟的，发信时间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信中这样写道：

　　　　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城门四道，有一尺左右厚的铁门，堆积了数千袋
　　土包，六八（原信如此）要搬走它后进入城内，那是要付出很大力气的。
　　在门外，有五十、一百个中国兵倒在那里，似乎是一百五十余名俘虏兵头
　　并头池排在一起，被日本军用机枪扫射死的。其中好像混入了中国高级官
　　员。这好像是九师团干的（第二○八页）。

　　随着攻打南京面发生的对俘虏和残兵败卒的屠杀，至十二月中旬大体上结束。但是，这些俘虏属于什么性质，情况并不清楚，不过在翌年四、五月间，南京还在处决这些俘虏，有人目击了这些情况（森山康平编：《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六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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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根据高崎隆治所编近作《非战之歌》，介绍两首诗，诗中歌颂了在南京攻陷战中死亡的中国军民。

　　　　眼前尸体堆积如山，二万生命遭难，毛骨悚然。

　　这首诗的作者是三田零人，该诗载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号的《短歌研究》上（第七十八页）。他目击了枕藉在那里的二万余具尸体，他们是在日本装甲部队——曾痛击丢下武器后溃逃的大兵团——的机枪扫射下被歼灭的呢，还是日本军对毫无抵抗的俘虏和残兵败卒进行大屠杀？高崎认为是后一种情况。即使是死于前一种情况，这在中国方面来说，也理解为是“屠杀”。不管死于什么情况，它可以看作为大屠杀的一个例子。

　　另一首诗，是当时的南京宪兵队崛川静夫所写：

　　　　弃尸八万，令人惊叹，有口难言。

　　这首诗收于昭和十五年出版的《南京》这部诗集里（第七十九页）。高崎就这首诗说：“认为只要未在南京投掷原子弹，就不可能有‘八万’死者等，这是对屠杀的否定，他们说这位宪兵大尉与大宅壮一一样，也是‘撒谎’。如果说他是‘撒谎’的话，那只是他把实际的数字估计得过低而已。”

　　　　　　　　　　长勇夸口说他下令屠杀俘虏三十万

　　前面介绍了集体屠杀俘虏和残兵败卒的各方面资料，现在必须谈一谈曾夸口说他下令屠杀三十万名俘虏的一个人物。他就是长勇中佐（翌年升任大佐），他在占领南京时，是上海派遣军的情报主任参谋，兼任华中方面军参谋。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田中隆吉大佐（在事件发生时任关东军参谋，中佐）曾听长勇这样说过。田中在他战后写的《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一文中，谈到了这些情况。文章稍许长了一点，却是个重要的证词，因此将有关部分全部引录如下：

　　　　昭和十三年四月初，当时我担任朝鲜罗南的山炮二十五联队长。一天，
　　由于三月发生人事调动，在成兴的步兵七十四联队长长勇大佐来看我。他
　　来罗南，是为列席师团司令部例行召开的团队长会议。

　　　　长勇是我的同事，曾在参谋本部的一个课里和我一起工作过，相互熟
　　悉。他实际上是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中心人物，他是个赫赫有名的无比
　　蛮横的人。他的性格却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豪放，对世间的毁誉褒贬极为
　　敏感，颇有强烈的功名心。他最大的缺点是不管正确与否，总自以为是，
　　什么样的恶毒手段都施得出来，毫不反省自己，是个行动家。长勇对我总
　　要让一步，主要是他在年轻时曾迷恋于女色，我曾帮了他一把。还有，我
　　的腕力也远比他强。用此，他不大敢在我面前信口雌黄。

　　　　团队长会议连续召开了三天。在会议期间，长勇住在我的官员住宅里，
　　我和他生活在一起。我在这段时间，从他口里听到了令人吃惊的事实，那
　　就是震撼世界的、在南京附近大量屠杀中国人的真相。有一天，他对我说：

　　　　“在攻打南京时，我在朝香官指挥的兵团里任情报主任参谋。我军在
　　上海附近的战斗中经艰苦奋战后逐渐取得胜利，转向进攻，向镇江附近挺
　　进。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
　　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军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
　　最大的问题。在事变开始时，我很高兴，认为对在通州杀害日本人事件进
　　行报复的时机到来了。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
　　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
　　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然而，其中也有逃亡的人，
　　不能说全都被杀掉。我相信，我不仅由此对通州的屠杀进行了报复，而且
　　得以告慰已牺牲的无辜在天之灵。”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并认为长勇所说的话是长勇在胡言乱语，对此并
　　不相信。

　　　　停战后，我从各方面了解到日本军在南京附近进行屠杀的全部情况。
　　而且试对如何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屠杀的问题作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
　　不得不肯定长勇在朝鲜罗南说的话是真实的。原因是，如此大量的屠杀，
　　如果不是在军队的统一指挥下采取集体行动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
　　而且这种集体行动只有遵照上司的命令才能进行。此外，友军柳川平助的
　　兵团并没有任何屠杀行为，这就证实了长勇谈话的真实性。

　　　　长勇是昭和六年三月事件的中心人物，第二年夏天，他来上海看我。
　　我当时任公使馆武官。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谈起了屠杀事件的情况，同时”
　　他以法国大革命中马拉[1]和丹东[2]自诩。我认为，长勇是个极端爱耍花
　　招的人，另一方面又十分残暴，在性格上，同马拉、丹东等人是一脉相承
　　的，这是事实。
　　--------
　　[1] 马拉（Jean Paul Marat， 1743～1793）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政治家、学者。1793年5月参与领导和鼓动人民起义，推翻吉论特派统治，建立了雅各宾派专政，同年7月被暗杀——译者
　　[2] 丹东（George Jacque Danton，1759～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活动家，公开反对雅鲁宾派政府的革命恐怖政策，1794年被捕，不久被处死——译者

　　　　对镇江附近的俘虏所进行的善后处置，即使人数是大量的，如果冷静
　　对待，也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没收他们的武器，释放回乡。因为战场是
　　中国的领土，这样做非常容易。可是，长男十分残酷，他借口要对通州事
　　件进行报复，以致进行大量屠杀。尝过一次血味的人，只把杀人当作家常
　　便饭，往往与猛兽没有两样。这些官兵在镇江附近吮吸了大量鲜血，他们
　　在进入南京的同时，其残暴性有增无减。总之，当时震惊世界的南京屠杀
　　事件，是长勇一个人独断独行引起的悲剧（第四十四至四十八页）

　　就是这样，田中隆吉大约在事件发生后四个月，从长勇大佐那里亲耳听到屠杀三十万俘虏之事。诚然，长勇大佐这个人的性格大概是异乎寻常的，可以认为，这些事，他是做得出来的。然而，尽管他多么反常，能相信一个微不足道的参谋可以不通过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随便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向所属师团长下令全部枪杀俘虏吗？他胆敢这样说，也许是企图把屠杀俘虏的责任由自己一人承担下来吧。不管怎样，以军司令官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屠杀俘虏的命令，我想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田中隆吉听长勇讲，长勇自己独断独行地发布军令，要属下大量屠杀在镇江附近被俘虏的中国兵。田中隆吉说，当时他把这看作为是长勇惯常所说的大话，并不在意，但在战后通过各方面了解到日本军在南京附近进行屠杀的全部情况后，不得不肯定长勇的话是真实的。而且，他断定，在镇江附近吮吸了大量鲜血的那些官兵，在进入南京的同时，其残暴性有增无减，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屠杀事件。这样看来，田中似乎在战后才知道许多中国兵早在南京陷落前当了俘虏并被屠杀的事实。尽管如此，我认为屠杀三十万俘虏是过分夸大了。而且大量俘虏出现在镇江附近，似乎也不符合事实。这恐怕是团中听错的。在南京陷落前的大量俘虏被杀情况，主要在下面介绍，一般认为屠杀发生在乌龙山以西、南京城内各处、扬子江沿岸各地。

　　关于长勇大佐的谈话和田中大佐之“柳川兵团” 云云，希参照第7节（第二二六至二二七页）的记述。

　　　　　　　　　　在东京审判时未曾提出的大屠杀事件

　　那时，在作为一个行政区的南京市内，离南京城很远的地方，也曾发生了几次大屠杀事件，具体时间不清楚。中国方面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过此事。我对真相不明，但对这些事件的传闻情况，为方便起见，介绍如下。

　　在南京市的东北部有座乌龙山。该山坐落扬子江江畔，山下设有炮台。炮台于十二月十三日为第十三师团的山田支队所占领。山田支队以前面提到的会津若松第六十五联队和山炮兵一大队为基干，是由第一○三旅团长山田丹二少将指挥的一支部队。据说，可能是在占领炮台后不久，在面对扬子江的乌龙山麓，曾发生了屠杀事件。

　　该事件在日本方面有所传闻，却未从中国方面听到与此有关的资料。日本方面的资料，是由“负责清理数万具被杀于乌龙山麓的尸体” 的山田支队一个辎重兵（三十三岁）提供的，他就事件所说的详细谈话，收录在藤原审尔编辑的《众所周知——中国妇女在百万中国派遣军手下蒙难》（一九五七年四月，春阳堂出版）一书中，题目是《众所周知》。这是一篇匿名文章，似乎多少经过藤原加工。这里，有关对尸体处理问题感到棘手而擅自停止处理工作的长篇记述一概从略，仅就记述屠杀情况部分，引录如下：

　　　　去什么地方？目的是什么？一概不得而知，就这样走了两里路左右，
　　突然被带到乌龙山进行屠杀的现场。到达的时间可能是十时左右。

　　　　那里的地势，一边是乌龙山麓的高地，从沿山的公路下来到坡地，直
　　至扬子江江边，是缓缓起伏的一大片沙滩。在整个沙滩上，到处展现了活
　　生生的地狱图——前半夜发生的惨剧。对于死人，我们照理已司空见惯，
　　满不在乎了。然而，我们都吃惊地呆住了，以至于一动也不动。

　　　　有的说这里烧死了二万人，也有人说烧死了四万人。他们不是南京城
　　内的市民，而是全无战斗力的难民——为避战祸从市区外围聚集于城内，
　　日本部队迫使他们集结在沙滩地带，有一个多星期切断粮食供应，一次也
　　没有供应粮食和水）在我们清理尸体的前一天晚上，两个小队——机枪队
　　奉命出动，从公路上向下面沙滩的难民扫射。发出上述命令的高级军官认
　　为，对手们毫无防备，他们已一星期没有进食，因而体力已经消耗，只消
　　用两个小队的机枪就足够了。但是，他们无视人们在垂死挣扎时发出来的
　　一股异常大的力量，这是一种估计错误。滴水未进的二万人群，对日本军
　　发出愤怒的力量是多么厉害啊！这一点，对于刚取得胜利而得意忘形的军
　　官们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机枪在黑夜中发出吼鸣声，积郁在难民们心中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
　　他们瞬间意识到机枪喷出火来意味着什么，便高声呐喊，像雪崩似地冲向
　　机枪小队。总之，涌过来的是一大批人群，足以挤满皇宫前的整个广场。
　　人们满腔怒火地冲了过来，因而两个小队——机枪队转眼间全被挤垮了。

　　　　汽车队从稍高的公路上看到了这种情况，不得不随机应变采取措施。
　　他们丢下了装在车上的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点起火柴并向那里扔
　　去。

　　　　汽车队的任务原是为了掩盖罪迹，在应由机枪队独力干完的堆积如山
　　的尸体上普遍浇上汽油，使尸体彻底焚毁，但事实并非如此。可是，这种
　　以瞬间的果断蜂拥而来的人群，很快被燃烧起来的猛烈的火篱笆压了下去，
　　逃也逃不出，结果全都被杀害了。另一方面，据说友军的两个小队也成了
　　他们的伙伴。这些话，是当天从一个士兵那里听来的，那天晚上，他就在
　　这个汽车队里（第二十六至二十八页）。

　　关于上面所说二万或四万被害人数，似乎有点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所写的时间有种种可疑点。山田支队奉命参加南京攻陷战，十二月十二日田镇江附近出发；十三日先遣部队占领乌龙山炮台；十四日占领离南京城不太远的幕府山炮台，在幕府山下俘虏了一万五千名；十七日举行入城式，那天晚上将上述俘虏全部杀害；二十日从下关渡江到对岸浦口。这就是当时山田支队的行动。从这个行动的时间表看，似乎难以想象山田支队为迫使非战斗人员集中到乌龙山麓的沙滩上，在一星期时间里不供应粮食，并对他们进行监视。而且，战斗人员自不待言，就是难民等，可以认为山田支队也对他们无暇顾及。

　　然而，也不能断定长达三千字的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述，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可能也有某些事实根据。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有中国方面的旁证材料。但是，我们还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材料。如果第六十五联队也留下了一份详细的战斗报告，那末，有无事实的问题是可以弄清的，但是否存在这份报告，还不知道。关于该部队的详细的战斗报告，将在本书第二编第2节叙述，希参照。

　　下面所谈，是发生在大致位于乌龙山与南京城之间的扬于江畔的名胜之地——燕子矶及其附近观音门一带地方的屠杀事件。就我所知，这方面的资料只有一个，那就是前面提到的汪良在一九六五年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访华代表团所说的情况。他所说的被害人数及其真伪程度也存有疑问，但这点姑且不谈，先听听他所讲的：

　　　　燕子矶是扬子江岸边有名的名胜之地，这里，曾汇集了约十万难民。
　　日本军从三方面追赶而来，用十挺机枪将他们包围，几乎把他们全部枪杀
　　了。据仅有的、幸免于难的人说，当时扬子江的江水变得血红，留在江岸
　　的尸体，一直放到翌年春天，臭气熏天，散发到几公里之外。附近一带都
　　可闻到这种气味。

　　　　从南京城往北二十公里，有个地方叫观音门。国民党的士兵和难民约
　　三万人在日本军的驱赶下，逃到了中央大学后面的树林中。这是死亡的集
　　中营。由于日本军对他们断绝粮食，所有的人几乎都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
　　死去。后来，日本军一把火点燃了树林，焚毁了尸体（前引《访问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九页）。

　　这是根据谈话记录下来的，由于不熟悉地理惰况，他把燕子矶和观音门完全写成两个地方，其实两处相隔只有半公里左右，自然也可以视为一个地点。还有，观音门是建于明代洪武中的十六个外围门之一，它与南京城的距离，从和平门算起有七公里左右，从太平门算起也不到十公里，说从观音门到南京城有二十公里，那是错误的。

　　由于事件是发生在离南京城墙西里内外的地方，应该把它看作南京屠杀事件的一部分较为妥当。而且据说在江岸的燕子矶被枪杀了十万人，在其附近观音门外的观音山上饿死了三万人，因而如果这些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话，自然可以说是一起被害人数最多的事件。在被害者中，饿死的另当别论，可以推断，被枪杀的人多半是俘虏。因为要杀害如此众多的民众，那是无法想象的。

　　这一大屠杀事件，为什么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这使人觉得十分奇怪。但不能认为这是编造出来的谎言或误传。不过，说什么十万人或三万人，在数字上可能有些问题。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要确认这一事件，需要旁证。

　　那末，要是发生过这种大屠杀事件，应是哪个部队干的呢？如果是在南京陷落前后，当然就是前面提到的山田支队干的了。可是，如在叙述乌龙山事件时所谈到的那样，山田支队自然没有时间去干这种事。不，也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小部队不是也可以这样干的吗？但如汪良所说的那样，用十挺机枪有效地扫射数万人的庞大集团，那是不可能的。要是这样的话，这一事件会发生在南京陷落以后。那时，必须提到引人注目的第十六师团。可是，现在对此还没有任何证据材料。

　　总之，我认为在燕子矶和观音门也曾发生过大量屠杀事件，这是无法否定的。然而再说一遍，说是被害的人有十余万，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燕子矶所发生的大屠杀事件，铃木明批判说不可能有这种事实。对铃木的这种说法，我试在本书第二编第2节（第三三五页以下）进行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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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可以知道，在离南京城以外的地区，还发生了两起大屠杀事件。一起发生在燕子矶和乌龙山之间的巴斗山附近，另～起发生在靠近南京城的幕府山背后的沙州。据《首都志》记载，巴斗山位于燕子矶之东，但其间的距离不清楚。现在台湾的郭岐将军当时曾目击该地发生惨剧后的情况。郭岐是南京守军的军官，他在十二月十三日首都陷落后，曾在南京隐蔽下来，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乘渔船逃离南京，前往上海。在航行途中，离南京城二、三十里（华里）左右，船驶过巴斗山后面，他立即上岸，这时目睹惨状，郭说；“遍地都是尸体……臭气四溢，令人作呕。这些死尸都是军人。”这一记述。见于《危城脱险记》，收在一九七九年在台北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台北市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在该书的主要部分《陷都血泪录》（旧著翻印）中还这样记述，这些死尸“多达二万余具”，尤其是“从下关到镇江的扬子江沿岸这一带偏僻地方，全是这些死尸”（第五十一、二○六页）。

　　关于发生在幕府山背后扬子江岸边的惨剧情况，南京守军军官钮先铭也有叙述。在他写的《还俗记》（一九七三年，台北市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中，就当时在上元门永清寺（后改名为鸡鸣寺）当和尚进行避难的情况，作了详细叙述。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了解到新的事实，那就是在大湾下的沙州（幕府山背后）——从永清寺起至扬子江支流过去一、两公里——曾有二万俘虏被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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