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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五、日本出兵山东和济南惨案


  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国际间的阻挠,其影响不下于在战场上的北洋军。当时万县、汉口、广州、上海、南京都发生了极大的麻烦,而最严重的莫过于日本出兵山东了。
  日本出兵山东是田中内阁所经手,这是个极具侵华特性的内阁。
  日本田中内阁成立时,正是张作霖在北方准备登上第一把交椅的时候,由于张作霖左右有与田中关系密切的,所以奉张对田中组阁颇为寄望,可是田中上台后,所有表现都显示是一个具有强烈侵华意图的内阁。
  16年5月27日,日本田中内阁阁议通过,出兵进驻中国山东,保护日本侨民。
  27日9时半,田中入宫觐见日皇奏报:
  “以步兵第十联队及六十三队约二千人,与无线电信队五百卅名,自大连乘香港丸出发。部队长是步兵第卅三旅团长乡田兼安少将。前往中国山东省济南市保护日本侨民。”
  31日日军抵青岛,6月1日全部登陆,继即前往济南。
  5月28日日本政府发表出兵声明,全文如下:
  “兹征于中国最近之动乱,尤其征于南京汉口其他地方之实绩,当兵乱之际,因中国官宪不得充分保护,致侨居之帝国臣民之生命财产,蒙重大之危害,甚至见毁损帝国名誉之暴举。因而现下华北动乱迫切之际,难保无再发生此种事件之虞。今也前述动乱行将波及济南地方,就侨居该地帝国臣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危惧之念,有不能不措置者。帝国臣民居住该地者,达二千名之多,而该地为去海岸甚远之腹地,到底不能依在长江沿岸各地之海军力量以保护之。因此,在帝国政府为预防不祥事件再发起见,不得不以陆军保护侨民邦人之生命财产。然为前述保护派兵之布置,须要相当之时日,而顾战局正在刻刻变化,故应急措置,决即时自驻满洲部队派遣约二千之兵于青岛。前述依陆军力之保护,固不外为期侨居邦人之安全,自卫上不得已之紧急措置,不惟对于中国及其人民,无何等非友交的意图,而对于南北军任何方之军队,亦非干涉其作战,妨害其军事行动者。帝国政府因自卫上不得已之措置而派兵,但自始无长久驻屯之意图,至对于该地方之邦人无受战乱之忧之虞,当即将派遣军全部撤退。”
  日本出兵山东后,中国朝野为之大哗。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向日本驻沪总领事严重抗议。北京政府亦表示反对。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本出兵山东的抗议电文如下:
  “贵国此次出兵山东,声明理由为保护该地之日本侨民生命财产。查山东日侨生命财产有无危险,何属悬揣。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来,迭次宣言,对于外人生命财产,按照国际公法竭力保护。乃本政府北伐军队将到山东境内之时,贵国政府突有派兵山东之举,于公法上既无根据,于本国领土主权复有妨害;本政府不得不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如因此发生意外事故,贵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年来中日两国国民感情日臻融洽,倘由此次举动顿起种种疑感,足为好感之障碍,殊属可惜。应请贵国政府将已派出之军队即日撤退,是所切盼。”
  北京方面,5月30日下午4时,张作霖亲往日本驻华使馆拜访日使芳泽,询以出兵事件,芳泽即口头通知出兵原因。张云:“此事殊不好办,目下北方情形外侨并不危险,且汉口、南京方面发生大麻烦,日本都未派兵,却在本人势力下的北方派兵,极易引起误会。并足以使外间怀疑日本出兵系奉方所运动,故本人郑重请日本政府考虑。”
  当天下午5时,芳泽赴北京外交部正式通知“出兵事件”。略谓:中国时局不定,徐州以北已有随时发生变化之可能。前在宁汉事变,侨民受损实多。今兹情势亦有发生可能。查日本侨民在青岛者达两万,沿胶济路者约八百,在济南者约两千,在目前局势紧张之下,日本侨民殊有不能不从事防卫,且有采取有效之手段,因此日政府于满洲抽兵赴鲁,出兵目的纯系自卫,与南北军事无涉。如将来时局安定,日兵自必立即撤退,希望中国谅解。顾维钧当即表示:日本此次出兵有违常轨,易引起误会,且日侨现状平安,殊无增兵必要。芳泽告辞后,顾即命人预备抗议照会,6月1日北京政府向日使馆提出抗议照会,全文云:
  “为照会事迭据驻日张代办报告,日本政府决定出兵中国北方,数约二千名,并准山东张总司令电称……等情。查山东内部极称安静。关于保护各国侨商,迭饬妥为办理,近数年来,青济侨商,实无因我国军事影响,而稍有妨害其生命财产之事,况济南青岛,与上海汉口等处有租界者,截然不同。乃日本政府突然派兵来华,不惟侵犯中国主权,且易引起人民误会,除派员就地交涉外,请向日使提出严重抗议,务使完全取消各等语。正核办间,续准贵公使来部面称本国政府为保护侨民起见,特派军队赴青岛,如有必要,并拟进驻济南,事平立即撤退等因。当以此种逾越寻常之行动实无理由。中国政府实难缄默等语,奉告贵公使在案。查青岛地方,自照华府会议协定交还以来,系属完全中国领土,义当切实尊重。且自贵国军队撤退以后,地方官维持治安,不遗余力。外侨生命财产,无不备受保护。近年虽各省时有军事,而在鲁外侨,从未受丝毫影响,殊无派兵保护之必要。此次贵国政府,不先征求中国政府同意,突然派兵来青,且欲相机赴济南,不能不认为违背条约,侵犯主权之行动,至深遗憾。现在山东地方民情已甚愤激。倘因此引起全国人民之误会,中国政府不能负此责任也。为此提出正式抗议,照会贵公使查照。请即迅予转达贵国政府中止派兵赴青,其已开到埠者应令勿遽登岸,从速折回,俾免引起纠纷,而影响于两国现有亲睦之邦交。切盼见复为荷,须至照会者。”
  这次日本出兵山东,停留时间并不久,16年8月中旬起即陆续集中青岛,准备撤退。8月21日先有日军300名搭台中丸回国,根据9月3日张宗昌的山东督办公署给外交部的咨文,叙述日军撤退经过文如下:
  山东督办、省长公署咨行事,据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呈称,窃据警察厅长王庆堂呈称:本年九月七日奉钧局第一零四零号训令内开,顷奉保安总司令张、代理省长林微电内开,东电悉,日军撤退,此间亦据日本方面通告,当即转电国务院外交部查照在案。嗣后青岛各国侨商,应即饬属随时加意保护,所有日军撤退情形,仰仍具报察核,特复等因。奉此,合亟令仰该厅转饬所属,嗣后青岛各侨商,务须随时加意保护。并将日军撤退情形详细具报,以凭核转,切切此令等因,奉此,遵查胶济路沿线所驻日军,于八月中旬,即节节移动,集中青岛,以备撤退,均经随时报告在案。
  八月二十一日,先有日军第十师团及第十四师团三十三旅团各部兵士三百余名,搭台中丸回国。
  八月二十七日,又有三十三旅团第十联队兵士七十三名搭台中丸回国。九月六日,第十师团兵士五百余名全副武装,携大炮八尊,子弹二千箱,大米二百包,马一百四十余匹,马车一百四十件,搭龙凤丸回国。
  九月七日,又有日军第十师团司令部长谷川中将,带随员八十七名,第八旅团司令部中岛少将,带随员十名,率领步兵全部计一千零九名,马五十一匹,由二号码头登台中丸。
  又有日本输送指挥官天野大佐,带第十联队全部官兵计一千零八十七员名,随带机关枪五架,高射炮一架,无线电机车三辆,马三十二匹,亦由二号码头登春华丸。所有给养物品,均系于本月六日经该军运输部用载重汽车由大港路山东仓库起运,分装该台中、春华二轮,计子弹各军用品、大米、马草等物约三千余件,于六日先期登轮。
  九月八日,又有日军三十三旅团六十三联队乡田少将,带随员步兵及铁道队、电信队、兵士共计一千五百一十名,马三十八匹,给养马草、子弹共约一千余件,由二号码头登原田丸回国。
  同日,又有三十三旅团六十九联队指挥官伊木少佐,带步兵八百七十五名、马三十一匹、并给养马草、大米、子弹共约一千余件,由二号码头搭神瑞丸回国。当各军登轮时,本埠军政各机关及日本商学各界约一千五百余人在码头欢送,并经厅长带同长警多名,在码头照料,均属表示亲善。现已撤退完竣,除通令各署对于各国侨商,随时认真保护,免贻外人口实外,所有日本陆军撤退情形,理合具文呈报。仰祈鉴核转报,实为公便等情,并据港政局报同前情,除分呈外,理合备文呈报,仰祈鉴核等情,到署。据此,除指令并饬特派交涉员查照外,相应咨请贵部查照为荷。
  督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张宗昌
  代理山东省长林宪祖
  日本政府的撤兵声明如下:
  “帝国政府鉴于山东地方不靖之情形,为保护本国侨民起见,先行暂派军队,前往青岛。果然该地方将为南北交战之区,胶济铁路沿线地方扰乱之危险,日见切迫,故不得不令派遣军移驻济南。惟虽有此扰乱,所幸迄今能保护日侨,而不致于发生何项不祥之事案,是则为本国出兵之效果,山东地方之事态,略为安定,暂时无若日侨受战祸之处。为此帝国政府,应照当初声明,兹定即行撤兵回国,将来在中国各地方,不但山东地方,而日侨众多之处,若有治安不靖,战祸再波及日侨之虞时,帝国政府又不得不讲机宜自卫之措置,特此慎重声明。”
  北京政府外交部山东特派员陈家麟呈外交部文如下:
  “为呈报事,窃查前因鲁省时局不靖,日本政府竟借口保护侨民,特遣派日军分驻青岛、济南以及沿路各县,迭经交涉禁阻,迄未中止进行,一切详细情形,前已备文呈报在案。兹因日前虽有战事,但经我方当局竭力保护,所有日侨均获安全,并未受有若何之损失。刻下鲁省时局已日趋缓和,实更无驻兵保护之必要,经即迭向日领提出抗议,敦促退兵。九月一日始准该领正式函复,已允即日撤退。计自本月三日起至六日止,所有前派驻扎济南各日军,均已陆续退出。嗣复经详确调查,日前分驻青岛以及沿路各县各日军,亦均一律撤尽,除已分别呈报外,理合备文呈报钧座俯赐鉴察。实为公便。再前因分途调查,致稽时日,是以呈报稍退,合并陈明。谨呈外交部长王。
  特派山东交涉员陈家麟”
  当孙传芳率兵南攻时,日本以为革命军势不能再北攻,所以宣布撤兵,不料孙传芳惨败,蒋中正复职北伐,前后不过一年,革命军再度逼近济南。日本乃又借口护侨,先以驻华北的三个中队,占领胶济路,然后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派遣第六师团进兵山东。第六师团长福田,是个骄横的军人,他率领5000名士兵乘船由青岛登陆,于5月1日开进山东,山东重要城市青岛、济南、龙口、烟台均为日兵进驻。
  日军开入济南是5月2日,而革命军攻克济南却是先一天,于是迫使日军和革命军正面冲突,发生了最丑恶的“五三事件”,显露出日本军阀无耻万恶的罪行。
  五三惨案中,以日军残杀中国驻济南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最为可恨,蔡公时殉难经过,有他的勤务兵张汉儒从受害的行列中逃出后,所叙情形如:
  “五月三日晨,日兵在领事馆一带布置防线,交通即为断绝,九时许,有国军一队,进驻交涉署对面之基督医院内,为日军瞥见,即开枪射击,毙我兵士、伙夫各一名,该队为避开凶焰,乃停止搬运,纷纷藏匿医院之楼上。此时适有一日兵于涉署门首,向医院上射击,同时又四面发现枪声,而该日兵忽为流弹击毙,旋另一日兵赶来,意在救护该已死之日兵,亦被击毙,而各处枪声复大作,弹下如雨,全署员役均慑伏楼上不动,延至下午三、四时顷,枪声稍止。街衢发现类似各领馆之汽车,车前皆竖旗帜,驰驱往来,形似劝止日军停战,时枪声亦告沉寂,但见日兵满布街头,交涉署门前亦有日兵往来梭巡,我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因事出意外,命人出外探听,竟为日军所阻,当派员与之交涉,迄无效果,乃蛰居楼上,静候时机。延至天晚,日兵仍防止交署如故,全署人员,纷纷计议,始终不得要领。时届夜分,正各自就寝,忽捣门之声大作,势极凶猛,传令奔告日兵撞门,请示办法。蔡主任谕令开门延入,讵日兵不俟开门,已破门而进,计约二十余人,内有一佩指挥刀、一擎盒子炮之两军官,更有一着西服者,进门后,即指挥剪电灯、电话,全署顿成黑暗,而彼则携有手电筒探照,此时着西服者操中国语,大意谓予等为搜查械弹而来,实因日间被枪毙死两日兵,必系尔署内所为,故来与尔主管官理论。
  蔡主任闻言,即出为解释,大意为日间所毙日兵,确系为流弹误伤,我等外交人员,从不携带枪弹来办外交,贵部队似可不必搜查,免滋纷扰,讵彼一味蛮横不可理喻,坚持非检查不可,此时蔡主任既穷于抗辩,姑允所请。奈彼寻衅心切,又作进一步之强迫,谓必须将全署员役捆缚搜检。蔡主任以国体攸关,不予承允,乃彼竟恃强横,谓若不承允,将行强迫捆搜。蔡主任见其无理可喻,勉为应允,旋即郑重声明,谓如搜查后不获证物,仍应速请解缚,恢复自由,彼伪为许可。由是除蔡主任外,全署员役,均被捆缚,旋复翻箱倒笼,到处搜寻,但迄未获一枪弹,乃攫取署中公牍五大包,势将携出。蔡主任乃请彼如约释放所缚员役,讵彼反大肆咆哮,谓我等奉命而来,非奉命不能释放,言毕相率携公文而出,但不半时许,彼复来署,仍执前说,谓日兵确系署中枪杀,非交出枪弹不能了结。
  蔡主任对之复解释如前,且云署中已经搜查,绝无凶器可以证实,我国决无枪杀贵国士兵之嫌疑,贵部队应考查其真象。言毕仍请如前约释放员役,以敦睦谊。讵彼全不理会,并令将蔡主任一并捆缚。
  至此蔡主任忍无可忍,乃操日语谓:‘汝等不明外交手续,一味蛮横,此次贵国出兵济南,原系保护侨民,何得借隙寻衅,肆行狂妄,作种种无理之举动,实非文明国所宜出此。至如已死之日兵若果系敝署所为,亦应由贵国领事提出质问,则敝国自有相当之答复,何用汝等哓哓不休耶?若汝等果系奉贵国领事之命令而来,则本人即至领事馆交涉,亦无不可。’语毕,日兵即大哗,旋复将捆缚之员役,排列为一半圆形,而惨无人道之日军官,即今日兵以刺刀对所缚诸人之头部肆行砍剥,须臾,诸人断鼻缺耳,血肉模糊,其状惨不忍言。蔡主任目击之下,大声呼号:‘日人枪杀我们了,此种国耻何时可雪?’言罢泪涔涔下,同人闻言,均放声大哭,群相痛骂,日兵益怒,更刀枪拳足,交相并下,尽力侮辱后,复将诸人分三四组拽出屋外,执行枪决。”
  以上是张汉儒所目见,当时蔡公时与张麟书及周某、姚某等为第一组,首先殉难,而缚于第二组的勤务兵张汉儒,在忙乱中由案上跌地,拾得剪刀,乘黑暗剪断束缚,乘机逸出,奋勇登高,连越四墙,才落在一个空地上,该地有一空水桶,张于惊惧之下,即伏桶内,不久天明,张正无计逃出防线,遥闻小车声远远而至,伸领探视,系一推水之苦力,乃待其近前,张即对之略述昨夜之经过,求为援救,苦力亦泪滢滢允为设法,张探手衣袋内,尚有五角,以授苦力,易其短衫一件,更换血衣,始出桶外,冒充推水的人与苦力拉车,绕道混出防线,即奔往各官署,报告蔡公时被难情形。总司令部闻讯后,即为张摄制受伤照片,以作日后交涉的证据。
  日军惨杀中国外交特派员及其随员后,又转向中国外交部办公处行凶,勒令中国军队缴械。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亦在济南,蒋中正即嘱黄就近交涉,毫无结果,黄郛随从护兵所携带的步枪26支亦被缴去。黄郛乃急电日本外务大臣田中,请立即制止日军暴行,并撤退驻兵。5月4日上午英、美驻济南领事出面调停,形势略转缓和,可是到了晚上,日军复行射击,福田师团并由青岛增防济南,更不断以飞机大炮轰击济南驻军和无辜人民,革命军驻扎五大马路纬一路广东会馆之第四十军第三师之第七团,及驻小纬路四路之第卅七军第一团,与纬一路北首王店,津浦路第一区警察全被日军缴械,被俘徒手官兵1000余,拘禁正金银行,断绝饮食,不准坐卧。至5月7日,福田更向革命军提出如下之条件:
  一、国民革命军须离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以外。
  二、中国军队治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之排日运动。
  三、与骚扰及其暴虐行为有关之高级军官,加以严重处罚。
  四、在日本军前面与日本军抗争之军队,解除其武装。
  五、为监视实行上列各条件起见,将辛庄、张庄两兵营开放。
  上述条件,日方限当晚12时前答复,否则即行攻城。蒋中正以条件太苛,遂于5月8日晨,交由战地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派员向其交涉,申明所提离开铁路沿线一条,影响北伐军之行动,难以接受外,余可考虑协商。交涉卒无效果,复于当日上午派熊式辉、罗家伦遄往日军司令部谈判,亦无结果。福田旋即开始攻方医院与其他各处疗养之伤病官兵,抢劫公司商店,破坏黄河铁桥及新城兵工厂,并向革命军泰安总司令部轰炸。5月9日蒋再派何成浚全权代表赴济谈判,几经波折,始抵达济南,福田仍坚持前提五条,且扩大对中国军民之屠杀与轰击。因此留济南警备的革命军,乃于5月10日夜11时半,在被迫状况下,暂时退出济南。在这次惨案中中国伤亡军民约110062名,新城兵工厂之损失,在600万元以上,其他更无法统计。(此案一直延至民国18年元月23日,日使芳泽来华,经过五次之谈判,始正式签订协定撤退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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