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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八、陆徵祥超然内阁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于民国元年6月15日离京,27日辞职获准,袁世凯于6月29日发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出组新阁。袁想强调这个新阁是一个“超然内阁”,既不属于袁系,也不是同盟会或君主立宪派。陆徵祥字子兴或者为子欣,1871年(同治十年)6月12日生,江苏上海人,毕业于广方言馆和同文馆,攻读英、法、德、俄文,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此后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务,民国成立前,已升任驻俄公使。他在国内政治上是个超然的、无色彩的外交家,又对国内政情不十分熟悉,因此是一个最好利用的人物。
  陆徵祥的内阁,有四个部的总长获得连任,就是外交陆徵祥兼,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由于这四名阁员连任,所以不提交参议院征求同意。另外六个新阁员名单是: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孙毓筠、农林总长王人文、交通总长胡惟德、工商总长沈秉堃。决定这份名单以前,袁预定邀请同盟会会员的名单中,除了孙毓筠和沈秉堃外,还有的属意于胡瑛,曾派熊希龄及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分别去和孙、沈、胡接触。袁认为这三个人和周自齐都曾任过都督,于内政皆有经验,如能入阁,对于军民分治和内政统一均有帮助。至于内定交通总长胡惟德,是陆徵祥所主张,由于陆徵祥回国未久,对于本国政界情形多不熟习,所以要找一个和他关系较深的朋友来配合,胡和陆共事多年,服务外交,洞悉条约,交通部所掌事业多和交涉条约有关,故要胡惟德主交通。
  胡瑛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所派的山东都督,他循海路赴烟台,由杜潜率闽军三千乘海筹等五舰护送抵烟,成立都督府,委张学济为秘书长,连绍先为鲁军司令。但山东方面已有袁派的张广建自称山东都督,所以大家只好称胡瑛为烟台都督。他电邀在天津办报的胡鄂公来烟台,想请这位本家做鲁军总司令。胡鄂公问他:“你有多少枪?多少兵?”胡都督答:“尚待调查。”又问:“张广建有多大力量?”胡瑛亦摇头说:“不大清楚。”胡鄂公说:“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这战争如何打?”不久,胡瑛、张广建两败俱伤,袁乃派周自齐以度支部首领调任山东都督,另任胡瑛为陕甘经略使,其后再改为新疆、青海屯垦使。当胡、张互争都督时,在武昌的黎元洪,为了调停山东争督事,曾发出通电:“胡都督贤劳国事,奔走拘囚,自武汉起义,赞助外交,东南半壁倚为长城,元洪饮水思源,尤所深感,乃因蕲求统一,竟请取消重任,归隐故园,视富贵若浮云,爱共和若性命,此等人格,直当铸金事之。……至张都督内清伏莽,外固边防,而人地似不相宜,再四思维,惟有恳袁大总统将胡都督准予离职,张都督调离东任”云云。
  陆是于元年6月29日受任国务总理,7月18日经参议院以74票通过其出任总理。即日以总理身份赴参议院报告施政方针。由于陆颇有国际声誉,所以议员们认为必有高见,怎知陆演讲说:
  “徵祥今日第一次到贵院与诸君子相见,亦第一次与诸君子直接办事,徵祥非常欣幸。徵祥二十年来,一向在外,此次回来,又是一番新气象。当在外洋之时,虽则有二十年,然企望本国之心,一日不忘。公使三年一任之制,尚未规定,所以二十年中,回国难逢机会。然每遇中国人之在外洋者,或是贵客,或是商家,或是学生,或是劳力之苦民,无不与之周旋。因为徵祥极喜欢本国人。此次回来,本国朋友非常之少,尚望诸君子以徵祥在外洋时周旋本国人来对待徵祥,则徵祥非常荣幸。二十年间,第一次回国仅三个月,在京不过两星期。第二次返国,还是在前年,在本国有十一月左右。回来之时,与各界之人往来颇少,而各界人目徵祥为一奇怪之人物。徵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还有亲戚亦不接洽,谓徵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所以交际场中,极为冷淡。此次以不愿恭维官场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之人,居然叫他来办极大之事体,徵祥清夜自思,今日实生平最欣乐之一日。在外国时不知有生日,因老母故世颇早,此回实可谓徵祥再生之日。以上所说之话,不在公事之内”云云。
  议员们听了陆这篇演说为之大哗。第二天参议院投票表决陆所提的阁员同意案时,遂主张以不信任总理而悉数予以否决。不过也有主张让陆一试,其理由为:(一)陆在参议院的演说,系说明提出阁员的理由,并非发表政见;(二)当前局势有政府总比无政府好,陆组阁还未成,未经考验,无从分别其好坏;(三)陆叙其生平不赌博不做生日,正见其人不矫饰不欺人;(四)袁事后对人表示,即使不擅长演说,亦不见得不足以担任总理。俾斯麦一到议会便面红耳赤,然俾斯麦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五)陆徵祥在参议院获得74张同意票,今若因一席谈话便推翻其总理,则当日之74张同意票岂非盲举。
  尽管袁和部分参议员有上述主张,可是参议院仍然予陆以极大的难堪,在不给陆总理面子的原则下,一口气把陆所提的六位阁员名单全部否决。陆徵祥还未过了国务总理的瘾便先尝到当总理的苦头,吓得只好称病住进医院,其实也是无脸见人。他住进医院后,抵死也不肯出来。
  自参议院否决了陆内阁新阁员名单后,同盟会的议员们认为袁世凯的“超然内阁”路线走不通,于是大家又唱出“政党责任内阁”。拥宋派主张由宋教仁组阁,亦有主张由黎元洪组阁,其下由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联合参加。这个酝酿并且见诸行动,是在什刹海的集贤堂公开讨论,由唐内阁秘书长魏宸组提出,宋教仁极力赞成。还有一派主张由蔡锷组阁,因蔡是统一共和党人,而其主张又和共和党接近。同盟会对蔡亦引为同志,蔡锷出来组阁,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都会全力支持,共和党亦无从反对。
  当组阁问题正在酝酿时,国际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日俄同盟条约》签订,过去日俄对立,在侵略中国行动上互相监视,于中国是有利的,这是李鸿章外交上的大原则。日俄同盟,联成一气,可以同心协力瓜分中国,于中国是大不利;另一事是英国宣布在西藏有绝对自由行动的权利。由于这两个外交事件的刺激,使陆徵祥组阁化险为夷,因陆长于外交,正符现实需要。
  同时参议院中部分议员亦认为应该委曲求全,其他如孙毓筠则认为总统可以解散参议院,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北京各报亦赞成孙的提议。
  对议会的反感可由章炳麟、张绍曾、孙毓筠、王赓等致武昌一则电报表露无遗,电云:
  “武昌黎副总统鉴:借款不决,东使西行,处分支那,已在商议,往返四月,势即瓜分。原其借口,在中国政府之无能力,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财政部制议二月而不成,陆总长名单以众炉而反对,裁兵之案延宕逾时,省制之文磋磨累月,以致政务停顿,人才淹滞,名曰议员,实为奸府。时不待人,他族入主,当是时,议员各鸟兽散矣,尚能为国民负责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迩来南北智士,金谓改定《约法》,尚待来年,急在燃眉,岂可坐俟?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附,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为议员者亦当重国家,暂舍高权,总己以听,此盖众心所同而未敢冒死以争者也。某等辁材绵力,人微言轻,以公首倡大义,勋业格天,一言之重,逾于九鼎,为此冒死直陈,不避斧钺,敢请昌言建议,并与各都督协商,速振纪纲以救灭亡,不胜煌悚待命之至。”
  另有武昌军界首领前鄂军第四镇统制邓玉麟、军务部长阎鸿飞、军政府军咨官方兴等,联名致函参议员,全函略云:“参议院诸君惠鉴:诸君非代表全国,自负为忧时爱国者乎?亦曾思廿世纪为何时代?中国所处地位为何地位乎?自第一期内阁推翻,新内阁组织月余,尚未完全,列强对于远东政策为之大变。外交团借债决裂,日皇亲临议会,西藏风云日形紧急,库伦之兵进攻科布多,瓜分惨祸悬诸眉睫。其所以迟迟未发者,盖一二野心国欲肄鲸吞独占优胜,均势之局尚未协议妥洽耳。今则桂太郎业已首途西游矣,日俄同盟业已腾播世界矣。当此万钧一发之时,诸君即协力同心,消融一切,孜孜焉讨论大计,力图补救尚虞不济……竟于日昨政府提出之新国务员六名,概以不同意否决之,似此视国事如儿戏,腆然糜月薪二百元,真全无心肝,不知人世何者为耻辱!无论该六员中若沈、王、周之久历封疆,夙著成效,即胡、孙、章,亦为近今人材。诸君于其中二三人不能满意,尚属情理,今概以否决了之……玉麟辈嫉恶如仇,不知忌讳,今与诸君约,苟能痛改前非,以国家为前提,则宽其既往,予以自新,以观后效;如仍怙过不悛,则玉麟辈一介武夫,为国家起见,惟知以武力判断,虽受破坏立法机关之痛骂,亦所不计。……良言止此,听则国民之福,不听则努力自爱,各行其是,逆耳之言,惟希亮察!”
  这批军人的公开指责,毫无问题是袁指使的,袁透过一批武昌将领出而挑衅,比由北洋军人出面高明得多了。
  由于参议院否决了陆内阁的六名新阁员,爆发了国会和政府的大危机,各方对参议院的行动多有微辞,袁世凯也用尽方法对参议院施加压力,军警会议发表公开电就是袁的法宝。袁同时招待全体议员,宣布国际间的危机,以及无政府的危险。这时出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通电和传单,有谓要杀议长吴景濂及谷钟秀,有谓要用炸弹对付议员,有匿名电话给议院说军警要暴动,这都是初期民主政治的怪现象。由于这千奇百怪的威胁,许多寄居财政学堂的参议员竟偷偷地搬了出去,同时不敢出席参议院。
  军警会议公所除了发表公开电而外,还召开特别会议,中级以上的军警官佐都出席,会场中情绪甚为激烈,认为参议院误国,应用武力解决之,最后决议:(一)请大总统再规劝参议院;(二)公推代表往谒陆总理,请其打消辞意;(三)如参议院仍顽固不化,仍不投同意票,则请大总统解散参议院。最后还发表一项声明,说是明知军警不应干涉政治,但为了国家前途不得不出此。第二天军警代表四十余人趋赴国务院谒陆。陆徵祥着燕尾服,一副外交家派头和来宾握手、问姓名、寒喧。军警代表余大鸿首先致词说:当前外交危急,非总理维持不可,外间虽有阻力,但请总理千万不可求去,这是我们军警界全体的意思。本来我们军警界并不想干预政治,不过我们亦是国民一分子,国家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本于国民天职,不能不有此一来,何况南北之能达到统一,就是由于南北军人以国家为前提,不忍兵戎相见,使国家纷乱,同胞受苦。今天如果总理一去,国事瓦解,外患相侵、战祸必不能免,所以我们才来见总理,请你打消辞意云云。
  陆徵祥答辞说:我自十多岁作学生起,原想牺牲一身为国家尽力,数十年如一日,直至今天,此志不变,所以在唐内阁时代虽曾屡次辞职,仍奉命留职至于今日,即是由这种思想演变而成。现在承各位的好意,我是非常感谢的。我在外国多年,还没有见到军人对国务员有如此的诚恳和善意,使我不仅感激,而且十二分感动。今后无论如何必将尽全力服务,即使牺牲名誉,牺牲地位,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请各位把我的意思转达全体军警界的同人,我非常谢谢云云。
  这一幕演得很动人,据一位代表事后追忆说,这位通洋务的总理,态度倒是非常诚恳,不过他的讲话实在不敢恭维,怪不得参议院有反感,他的话不脱上海土音,声音又低,而其文法又是外国语文组织,因此如果不仔细静听,则无法洞悉其全部意思。
  在参议院第二次投票同意陆阁阁员前,北洋军系的四位巨头:毅军总统姜桂题、直隶提督马金叙、执法处长陆建章、拱卫军司令官段芝贵,约请同盟会会员陈策,假安庆会馆宴请参议员、新闻记者和政界人士。其中还邀了一位女领袖,是革命军女子北伐队队长沈佩贞女士。首由陈策致辞,他说:“今天主人有军界的四巨公,由于鄙人和各位先生较熟,所以邀鄙人同列为主人,以资介绍。现在想请孙少侯先生为临时主席。”孙少侯即是孙毓筠,他起立致辞,谢主人的盛情款待,同时希望这类联络感情的聚会应该多举行,既可沟通各方意见,又可免除许多不必要的误会。接着便由主人之一的陆建章演说。陆很会说话,说得很动人,他说:
  民国成立以来,大家都忙,因此各方很少能共聚一堂,交换意见,敦睦感情;由于缺少这种联系,所以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我们很久以来便希望邀请各界联欢,借得机会请教一切,今日之会就是这个目的。不过因主人都是军界人士,可能外面又会生出两种误会:一是以为今日之会在调和党见。各位先生各有其党,各持自己的党见,这是民主,用不着调和,更不需要军人调和;二是认为我们干涉政治。这就更严重了,身为军人而干涉政治,我们虽然愚顽,还不会出此下策,亦没有胆子敢如此作。然而我们既不调和,又不干涉,则有何打算呢?要知道,我们军界人士亦有国家观念,当今外患日迫,财政愈危,我们希望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而就急,今日内阁人员所致力的急务是外患和财政,如果长期没有政府,亡国的责任应在何人身上?近日外间有个传说,说是军人将干涉参议院,我们四位主人各有统率的军队,我们敢向各位保证,绝对没有其事,我们愿意请各位查一下,如果有证据证明军人真有此动机,我们甘愿受国法制裁,希望各位参议先生勿听谣言,以国家为重。今天在座还有新闻记者先生,我们知道,这次推翻满清,成立共和,新闻记者最有大功,因为报纸上每天的报导都说南军如何精强、如何凶猛、如何众多,铺张扬厉,皆系为了鼓吹共和,这不能算是造谣。如今民国告成,各位记者先生何妨用这种生花妙笔为国家鼓吹,如:今日财政虽十分困难,诸位记者先生何妨在报上说还能支持应付;当前党见虽有异同,各位何妨在报上强调并无党见;国内形势虽然还不十分统一,诸君何妨说已臻统一了。新闻记者是时代的领导,你们说在前面,大家就会跟你们说了。
  陆建章的话,颇使听者为之动容,与会人士偷偷说:如果国务总理的那个姓陆的(指陆徵祥)有这个姓陆的口才,则参议院绝对不会印象如此恶劣,也不会发生这次政府危机的。
  民国元年7月26日,袁世凯再以咨文给参议院,略谓:时局阽危,朝不保暮,阁员悬旷,百务废弛,中外共瞻,险状何可思议。前次提出六员,既经贵院否决,兹特重行遴选,拟任周学熙为财政总长,许世英为司法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陈振先为农林总长,蒋作宾为工商总长,朱启钤为交通总长,依照《临时约法》第卅四条咨请贵院同意云云。这个咨文事先很秘密,提交参议院时,各方预料可能仍有一半或过半不能通过,结果出乎意外,只有工商总长蒋作宾未获通过,改由刘揆一递补,获得参议院同意。这一天出席参议院的议员91人,会场秩序甚为静穆,投票进行时,有一位议员拈了一张条子给隔邻的议员。旁观席上的记者用望远镜透视会场情形,看见这张条子上写着四个字,是:“议员无骨”。
  自6月27日唐绍仪辞卸国务总理后,僵持了整整一个月的无政府状态乃告结束。
  在政府真空状态中,袁世凯发表了各省都督名单:黎元洪兼领湖北都督,谭延闿为湖南都督,孙道仁为福建都督,朱瑞为浙江都督,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尹昌衡为四川都督,张凤翙为陕西都督,胡汉民为广东都督,陆荣廷为广西都督,冯国璋为直隶都督,赵尔巽为奉天都督,陈昭常为吉林都督,宋小濂为黑龙江都督,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柏文蔚为安徽都督,周自齐为山东都督,张镇芳为河南都督,阎锡山为山西都督,赵惟熙为甘肃都督,杨增新为新疆都督,蔡锷为云南都督,唐继尧为贵州都督。
  同时在总统府内设立财政会议,每星期一开会一次,由袁世凯亲自主持,出席会议的人几乎全部和借款事有关连,计为:梁士诒、叶恭绰、梁如浩、胡惟德、施愚、熊希龄、周学熙、赵秉钧。
  中国银行则于元年8月1日正式营业。前面已提到,中国银行的前身是大清银行(光绪卅四年成立)资本1000万两,官商股各半。辛亥起义后,营业停止,损失甚巨。其后改为中国银行,被官定为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由吴鼎昌任监督,旧大清银行的商存各款1000万两,及商股500万两,均改为中国银行的存款,由银行分笔摊还。
  中国银行成立后,发行兑换券一元、五元、十元三种,由财政部分咨内务部、交通部及各省都督指令商民及邮电、路、轮、税、厘各公司机关一体适用,不得留难折扣。
  陆内阁难产,但终于呱呱坠地。这位被各方尊为外交长才的陆徵祥,在外交紧张空气中登台,不料他上台后首先碰到的,不是外交问题而是内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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