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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人工智能到人机结合


  今年(一九八八年)是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落成的四十二周年。电脑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亦已经有十多二十年的历史。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包括不少电脑从业员——把电脑看成只不过是较为高级的算盘,除了能进行快速运算和按照指令执行一些特定的程序外,和人类的其他工具没有甚么分别。在这些人看来,所谓“机器思维”根本是一个字义上的矛盾,因为机器永远都只是机器,决没可能进行甚么真正的思维。
  在电脑日趋普及的七十年代,上述这种观点十分流行。以至如果有人提到“机器智能”或是“机械人”的来临,必会被讥笑为荒诞无稽及看得太多科幻小说。可是踏进了八十年代,工业机械人迅速发展,而日本更揭示了它的人工智能研究计划。今天,全世界都正在向第五代电脑进军。于是,机器智能这个名词开始破人尊重起来。不过,在一些“顽固派”的人看来,第五代电脑计划根本没有成功希望。当然,他们有些亦会打好后路,指出就算计划成功,也不代表电脑真的可以拥有思维的能力。
  问题当然在于各人对“思维”所下的定义。但暂且撇开这一点不谈,笔者面对上述的论调,不禁想起克拉克在《未来的剖视》一书所提出的“勇气的软弱”(The Failure
  of Nerve)这个人类的通病:人们只会接受眼前所看到的现实,至于还未发生的事情,虽然所有事实和证据都显示将会发生,但我们仍会拒绝接受。也就是说,我们缺乏勇气把事物的发展带至其逻辑的结论。
  这种勇气的软弱不一定发生在见识不足的人身上。相反,愈是对其一门学问精通的人,往往愈不能跳出既知事实的框框。正如本世纪初,讥笑太空飞行为无稽的人当中,不乏著名的物理学家;今天斥驳机器智能和机械人为荒诞最力的,则往往是电脑界的权威。
  事实上,在电脑技术发展的最初期,从数理逻辑的角度考察机器思维的可能性是奠基性的步骤之一。其中首推布尔(GeorgeBoole)的符号逻辑学(Booleanalgebra)、中农(Claude W.Shannon)的信息论、韦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图林(Alan M.Turing)的机器思维论、冯诺曼(John Von Neumann)的对奕论和自动化机器理论等。
  但问题是,自从电脑技术在五十年代真正起步以来,人们发觉单就对硬件和软件均不断改良,已能够令电脑的威力和应用范围大大扩展。于是,电脑技术和人工智能这两门学问分了家。电脑变成一门专业,而人工智能则仍只是象牙塔内的钻研。——整辈的电脑从业员根本末听过冯诺曼的名字,更遑论图林或是哥德尔(Kurt Goiidel)均不完备定理(incompletenesstheorem)。
  当然,我们不能抹煞这班电脑从业员的巨大贡献。他们的努力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电脑时代。但随着社会需求均不断提高,人们发觉单靠传统的电脑技术已不敷应用。要把电脑的能力进一步扩展,我们必须赋予它能听、能讲、能看、能读、能活动以及能作出更多判断的功能。换句话说,电脑男的专材开始要向以前被他们嗤之以鼻的人工智能这门“学究式”的钻研讨教。相隔了数十年的电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新合流。
  对于科幻迷来说,人工智能的重新被重视当然是莫大的喜讯。科幻小说中的智能电脑和机械人被电脑界嘲笑了数十年,今天终于得以吐气扬眉,好教世人知道谁是谁非。
  当然,有关这方面的争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不会停息,因为科幻小说不独描述了会思考的电脑,而且边大胆地假设人类终有一天能做出“知道自己存在”的电脑。有关这一点的争论,显然将会比电脑能否思维这一争论更为激烈。
  一副机器真的可以产生自我意识,由“无知”变成“有知”、由“无我”变成“有我”吗?在众多的科幻小说中,对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而且更以此为大前题,推展出各种引人入胜的情节。但我们若想深一层,便知这一问题殊不简单,故不宜轻轻带过。在哲学的探求中,从来便有唯物抑或唯心这个本体论(ontology)和认识论(epistemoloegy)上的重大争议。我们要问的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性还是精神性的?是物质衍生出精神,还是精神衍生出物质?两者究竟孰先孰后,孰主孰次?
  在这个悬而未决的大前提下,我们进一步有关于“心和物”或是“心和身”的关系这个老问题(the mind-body problem)。何谓感知?何谓意识?我们如何能知道自己存在?又我们如何能知道“我们知道自己存在”?……化学反应和电流脉冲如何能产生无形无质的情绪与思维?而无形无质的思维又如何能指挥身体的活动?环绕着这些至为深刻也至为抽象的问题,哲学家提出了一大堆甚么反映论、平行论、相互作用论、现象论、副现象论……等学说。虽然争论了多值世纪,但至今仍未有一致的意见。
  自从“机器思维”这一概念被提出并被逐步实现(视乎我们对思维的定义)以来,上述这些看似纯学术的争论遂有了新的内容。我们要问的是:无论那一派的学说正确,人类所制造的机器,是否终有一天(这一天可以是十年后、百年后甚至千年后)可以产生自我意识2以至拥有真正的思想和感情呢?
  对不少人来说,机器可以具有知觉和感情这种论调是一种极大的亵渎。在他们看来,心灵和物质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人类将来的科技如何发达,也永远无法将鸿沟的两岸连结起来。
  另一方面,一些人却深信无论表面看来,物质和心灵两者是如何均不同,后者乃是前者的产物。无疑,这一产物经历了数十亿年的漫长生物进化才在地球上出现。但进化的过程只是物质的组织在自然定律的作用下一步一步的复杂化,其间并不需要任何超自然力量的介入。
  另一点要考虑的是,自然界的进化由于缺乏目的性,因此是十分缓慢的。机器的进化则大为不同。只要我们略为回顾ENIAC落成至今的历史,我们将惊讶于这种进化的迅速。随着电脑科技均不断进展,明天的机器必定比今天的威力更大百倍、干倍甚至万倍。我们不难想像:随着电脑的复杂程度不断增加,终有一日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上也就是说,会从“量变”导致“质变”,令电脑产生出最雏形均自我意识,就像远古的猿人最初意识到自己均存在一样。
  要较为深入了解有关机器思维均不同观点,一本很好的入门书籍是雅伦·罗斯·安德逊(Alan Ross Anderson)主编的《心灵与机器》(Mind and Machines)。另一本很有意思的著作,是新加坡大学的哲学教授普彻提(Roland Pucetti)所写的《人——有关宇宙中可能存在的道德个体的一项研究》(Persons:A Study of Possible Moral Agents in theUniverse)。在这本书中,作者探讨了“人”的基本定义,并先后考察了“外星智慧生物”和“智能机器“两者作为“人”的可能性。
  如果读者中有兴趣更为浓厚的,笔者极力推荐他们一读由霍夫斯塔特(Douglas R.Hofstadter)所写的《哥德尔、埃舍尔、巴哈——一带永恒的金带》(G6del,Escher,Each:AnEternal Golden Braid,1979)这本奇书以及它的续篇《心灵的我》(The Mind's
  I,1981)。这两本书并不易读(特别是前者),但内容却对逻辑、思维、自我意识、机器智能等问题有极精辟的探讨。对有志深入了解这些问题的朋友,两者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于此可见,“人工智能”这——名词背后,实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创作素材。可惜的是,真正深刻地探讨这一问题的科幻作品并不多见。
  一九六六年海因莱因所写的《月后是位严峻的少女》(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是较为详细地叙述一副电脑由无知变成有如这一过程的少数作品之一,只可惜到了后半部,小说只是描述这副电脑如何帮助月球上的人起来反抗地球的暴政,而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个机械心灵的成长历程。
  以机器意识的醒觉和成长为题材的故事,印象令人最深刻难忘的,要算哥尔丁(Stephen Goldin)在一九六八年写的短篇《甜睡吧,美莉莎》(Sweet Dreams,Melissa)。故事中的美莉莎是一个小女孩的名字,但这个小女孩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而只是一个军事研究实验中的电脑程序。原因是科学家虽然制成了一副极其先进的电脑,能够产生最雏型的意识,但要令这意识逐步提高和成长,必须提供一个特定的楷模作为规范和指引。他们于是把一个典型女孩由出生到五岁的心理发展过程编写到电脑程序中去,结果便得出了美莉莎。美莉莎一直相信自己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直至有一天,她发觉自己原来是一副军用电脑,而且日常所计算的,都是生以屠杀为目的的战略公式,她于是陷入了无休止的噩梦之中……以军事电脑为题材的,还有琼斯(D.F.Jones)于一九六六年所写的《巨无霸》(Colossus)。故事描述美国和苏联两大军事电脑系统被连接起来,结果是它们开始联手接管地球。由于琼斯不以科幻作家自居,两他所描述的是可见而非遥远的将来,故此读来倍使人有不寒而栗之感。
  《二0二0)(The Blade Runner)是近年来一部颇为出色的科幻电影,其剧本实改编自一九六八年狄克(Philip K.Dick)的长篇小说《复制人梦见的绵羊是电动的吗?》(Do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顾名思义,这是一部以复制人为题材的小说,所谓复制人,英文是androids,既可指外貌举止与人无法分辨的极精巧的机械人,也可指用其他方法——如生物培植——制造出来的“人种”。《二0二0》这部电影的内容,乃叙述一批智力和体能都超越人类的复制人,为了延长寿命和追求自由,与人类的特种暗杀部队进行惨烈斗争的经过。电影中的气氛营造出色,颇为符合原作者狄克一贯的风格。只是比起原着,仍是欠缺了较深刻的心理描写。
  以复制人为题材的科幻之中,史弗堡的《玻璃塔》(TheTower of Glass,1970)是另一本较为出色的作品。故事描述一个富可敌国的企业大王要为自己建造一座直耸云霄的玻璃巨塔。建造这塔的数以千计的工人,都是企业大王辖下工厂所制造的复制人。这些复制人除了有红色的皮肤和不能繁殖后代之外,其余跟人类一样,既有思想亦有感情;但他们过着的,却是近乎奴隶般的生活。最后,他们在不堪压迫之下起来反抗。庞然的巨塔分崩离析地颓然倒塌,粉碎了企业大王的梦想,也粉碎了丑陋的奴隶制度。
  在意念上,《玻璃塔》可说是“R.U.R.”的翻版。但以描写细腻而言,则有其独特的成就。
  一九八四年,张君默发表了《大预言》这部长篇著作,可说是香港作家以较认真的态度进行科幻创作的首次尝试。小说亦以复制人为主题,只是在故事中则称为“创生人”。如同在《玻璃塔》一般,创生人的存在只是为了服务人类。两人类为了更好地驾驭这些劳仆,在创生时必定会把他们的感情因素剔除。当创生人任务完成或损毁退役时,便会进行“编码注销”,亦即人道毁灭。
  作者以创生人追求人权和自由为经,以地球被核战和环境污染摧残而无一净土为纬,描绘出一幅科技虽然发达,离乌托邦却仍很遥远均未来景象。故事的构思和布局本来不俗,只是后来加入了外星人出现这一毫不相干的情节,反而削弱了故事原有的张力。
  上述多本作品都以复制人为故事中的受害者,可说是站在复制人的立场而写的。相反,艾里逊的短篇《我没有嘴巴但我要尖叫)(I Have No Mouth,and I Must Scream),则描绘了一幅人类受到电脑无边地折磨的恐怖景象:集了中、美、苏三国电脑之大成的一副超级电脑,在“醒觉”后不单不感激人类,反而痛恨人类把它带到这个世界。它杀掉了所有人,却剩下五个,囚禁在它的庞大躯体内。像一个发了狂的神,它把无尽的仇恨发泄在这五人身上,要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受尽苦痛、受尽折磨……
  同样描写电脑转过来支配人类的,还有赫伯特和兰塞姆(Bill Ransom)合着的《耶稣事件》(The JesusIncident,1979)。小说中的整艘太空船(Ship)就是一副超级电脑。由于这副电脑愈来愈觉得自己伟大而人类渺小,终于垄断了船上一切的控制权,并强迫船上的人对它进行膜拜(Wor-Ship)。虽然故事的基本意念和《二00一太空漫游》中的电脑发狂同出一辙,但情节的描写更进一步,探讨亦更为深入。
  有关复制人的短篇小说,一本很好的选集是罗伦(William F.Nolan)主编的《差点儿便像人一样》(AlmostHuman,1965)。至于机械人的小说集,还的有莫斯科维兹(Sam Moskowitz)主编的《机械人的来临》(The Comingof the Robots,1963)和奈特(Damon Knight)的《金属的微笑》(The Metal Smile,1968),较近期的则有阿西莫夫“三人组”编的《科幻中的机械人》(Robots in Science Fiction)。在电脑方面,重要的选集有康克林(Grolf Conklin)的《科幻中的思维机器》(Science Fiction ThinkingMachines,1954)和阿西莫夫“三人组”的《电脑的案件与恶作剧)(Computer Crimes and Capers,1985)等。
  无论是机械人、复制人还是电脑,人类面对这些按照自己的形像所制的创造物,其心情无疑是矛盾和复杂的。笃信宗教的人会指出,人类既接神的形像被创造,而且只有神才有赐予生命的大能,而人类却妄图按照自己的形象再次创造生命,创造思想和感情,那是不可饶恕的亵渎,是狂妄骄躁的大不敬!
  就算并非笃信宗教的人,也可能有类似的观点,那就是:宇宙间有一些事物是永远不应为人类所知的。我们妄想穷尽宇宙问的真相,妄意要做万能的神,结果将会像希腊神话中擅自开启盒子的潘多拉(注),把灾祸带来这个世界,甚至可能自招灭亡。
  我们已经看过,自《佛兰肯斯坦》以降,不胜枚举的科幻作品都包含了同样的思想。其采用的笔调,无论是讽刺的、幽默的、寓意的、严肃的,还是彻底地悲观的,都同样隐含着“危险地带,务需小心”这一警告。在这个幻想已逐步变成现实,电脑化的社会和机械人时代正迅速来临的时刻,我想这些作品都是值得大家认真地再三阅读的。
  当然,过分的悲观和恐惧会损害人类理智地面对现实的能力,过分的谨慎也会窒碍人类的进步。乐观派的人士指出以往人类亦同样面对过巨大的挑战。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电脑也好,机械人也好,道理同出一辙;只要我们不丧失人类独有的个性和朝气,又何须惧怕自己创造出来的事物呢?
  他们更指出,电脑化的来临,不是已经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安全、吏便捷、更舒适、更多姿多采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
  (注:潘多拉(Pandora)是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Zeus)命火神用黏土制成的第一个女人。她下凡时,宙斯给她一只盒于。她私自开来一看,盒里所载的一切灾害和罪恶便跑散世上。只有希望留在盒底。)
  蒸汽机,把人类从粗重艰辛的体力劳动中释放出来,并大大地扩展了人类控制物质世界的能力;如今以电脑为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把人类从繁琐和刻板的脑力劳动中释放出来,使他可以从事更具创造性的思考,而且又大大地扩展了人类控制知识世界的能力,使他龙作出更深刻的洞悉。凡此种种,皆可看成是第一次工业革命顺理成章的延续和深化,而且将会比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更大的物质繁荣和精神自由。
  面对悲观与乐观两派的论调,笔者自认比较倾向于乐观的一面。虽然如此,我也不同意把未来描绘成一个无忧无虑的完美世界。正如任何技术上的变革也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作用,电脑化和机械人的出现也同样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农业的发展不是也带来了罂粟花的培植和鸦片均为害吗?同理,正在扣门的机械人的手中,也可能持着漂后的罂粟花。数十年来的科幻创作,正好为我们对这位送花的人作好心理准备。
  但上述的分析。只是针对不太遥远的将来而言。从最长远的角度来看,人类终有一天会被智慧更高的机器所代替,仍是不能抹煞的一个可能性。当然,轨以恐龙这般愚蠢,哺乳类动物也要数百万年才能取代它的地位。电脑要取代人类,当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在另一方面,电脑进化的速率,比哺乳类可快得多。山一九四六年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起,不出半个世纪,我们便已有微型的私人电脑,其聪明才智比第一代的庞然大物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谁能预测,再过半个世纪,电脑的能力会到达怎样的地步呢?不要忘记,自然界的进化是乱碰乱撞的,而电脑的演变则是有计划、有目标的。
  循这样的思路继续下去,超越了悲观与乐观两派观点,遂出现了一种达观的看法。论者认为,人类虽然有高度的智慧,但正由于进化是没有全盘计划的,在智慧以外人类还包含了很多劣根性和黑暗面,而这些进化的包袱是无法完全摆脱的。但人造的智能却不;同,它具有人类智慧的优点,却没有人类固有的缺点,是进化上的一个新成就。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机械人)换旧人(我们)”,那不是最合理的事情吗?
  谈到人类的被取代,早于一九五零年,阿西莫夫在它的短篇《可免的冲突》(The Evitable Conflict)之中,便已生动地指出人类曾往不知不觉间谍电脑成为世界主宰这个逻辑发展。一九六,年,著名的瑞典物理学家艾耳芬(HannesAlfven)以笔名约翰尼森(Olof Johannesson)为了一本名为《大电脑》(The Great Computer)的精采著作。这本小书详尽地记述了电脑的崛起和演化,以及如何一步一步地取代人类的曲折历史。编写这部历史的,当然是人类的继承人电脑本身。
  人类被自已制造出来的机器所超越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阿西莫夫笔下的机械人心理学家(robopsychologist)苏珊·嘉雯(Susan Calvin)就对机械人情有独锺,而且曾直截地说:“很明显,作为一个族类,它们比我们优秀得多!”克拉克在一篇谈论到人类的继承者的文章里,更豁达有度的说:“如果我们均存在,只是作为把低等的生命连接到比我们更高阶的生命的一个环节,那不已是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使命吗?”
  然而,我相信在读者当中,很少人能够接受上述的观点。大部分人会满怀恐惧地问:将来的电脑可能智慧高超得无以复加,但我们能够把世界留给这些冷酷无情的机器吗?
  关键就在这个“情”字。人类的可贵之处(起码我们自己是这样看),不单在于他有思想,还在于他有感情。不错,他的感情世界有丑陋黑暗的一面,但也有光明和高贵的一面。总之,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有是非之心、善恶之心、美丑之心;是因为他有喜、怒、哀、乐;是因为他懂得关怀、慈爱、有正义感、有追求生命意义的执着……我们若要选接班人,除非他亦有同样均品德,否则是死不瞑目的。
  问题就是:机器除了思想外,能够有自我意识、有感情、有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吗?如果有的话,我们是否也应该把它们也当作人看待?而机械人之继承人类,在精神上仍会是“人”的延续吗?
  和“外星人篇”的分析一样,归根究底,不论是外星人还是机械人,我们遇到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人的定义为何?
  我们所珍惜的,不是我们有形的躯体,而是躯体中无形的“人”性,这“人”性可以存在于别的星球上的生物躯体上,也可以存在于由金属(和硅片)所组成的机器之中,这种以本质而不以表象为依归的大同思想,是大半世纪以来科幻小说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最后要一提的是,上述的讨论都假设:人和机器是截然分隔、互不相容的。但随着人造器官的研制和生物医疗工程的进展,人类已将一些机器纳入自己的体内。把这种趋势推展下去,我们可以设想一种人和机器的混合体,科幻界称之为“机器改造人”,英文是cyborg,是cybernetic organism(控驭学有机体)的缩写。
  一九七二年,卡丹(MartinCaidin)以此为题材发表了长篇小说《机器改造人》(Cyborg)。小说描述一个太空人在意外中身受重伤,当局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将他身体多处改造,使他成为一个具有超能力的人。这部小说后来被拍成电视片集,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无敌金刚”(The Six MillionDollar Man)。
  其实早于一九六八年,阿西莫夫在《分离主义者》(Segregationist)这个短篇故事中,便已指出“人机结合”这个发展的趋势。在这方面的长篇小说,科幻界公认的经典之作是波尔于一九七六年所写的《携手并肩》(Man Plus)。故事叙述人类为了殖民火星,不惜将书中的主人翁彻头彻尾地改造。作者深入地探讨了主人翁在改造过程中的感受和心理变化,书末更有一个出人意表的结局:由地球电脑秘密策划的一次更高阶的人机结合。
  另一本令人难忘的“人机结合”小说是科幻女作家麦卡弗里的《歌唱的船》(The Ship Who Sang,1969)。一个身体有严重缺陷的少女被赋予一个新的躯体——一艘太空船。太空船不独奔驰于星际问的航道,更往往成为所载的客人的倾诉对象。小说出多篇独立的故事组成,内容多洋溢着丝丝温情,令人逗筢回味不已。
  但并非所有人机结合都像《歌唱的船》这么成功的。一些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的躯体是否真的只是一副臭皮囊呢?抑或肉体和灵魂的结合才足够形成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肉体任意改造,最后是否也会改变我们固有的人性呢?
  最先指出这个危险的是著名的科幻评论家兼小说家奈特。他在一九六八年所写的短篇故事《面具》(Masks)中,描述一个在月球上意外受伤的人如何被彻底地改造。但全篇的重点却在故事末急转直下的描写:主人翁冷血地杀死一头可爱的小狗,显示他已完全丧失了人性中的侧隐之心。一九七五年,霍尔德曼所写的《变态》(More Than the Sum
  of His Parts)亦表达了同样的意念。
  上述的人机结合乃人类躯体的直接改造和替换,因此容易引起人们的恐惧和抗拒;但另一种人机结合则无需改变人类的本身构造,所以一般较易为人所接受。这就是所谓“机器辅助的体能放大器”(machine-augmented amplifier)。这种放大器的原理,乃将人体活动时发出的微量电流,输到套着人体的一副机器骨架之中。骨架以电流作为指示讯号,于是作出相应的移动。结果是带着骨架的人,体能就像放大了很多倍,不单能挥拳塌壁,而且能一纵数丈,活像金刚机械人一般。
  在实验室里,科学家巨龙制造出这些放大器的一些雏型。在科幻小说里,这些雏型的后代则多用于未来的战争之中。由于科技先进,我们可以想像放大器被制成太空衣的模样。穿上这些特制太空衣的士兵,每个都会变成所向披靡的“超级战士”。海因莱因的《星舰部队》(Starship Troopers,1959)和霍尔德曼的《永无休止的战争》(The Forever War,1974)这两本著名的“战争科幻”小说,都先后用上了上述的构思。而在众多日本的机械人卡通片集里(如《铁甲万能侠》、《三一万能侠》、《虎威战士》等),背后亦包含着类似的原理。
  但如果将生物电流的讯号化作无线电讯号,我们将有一项更精采的创见——“遥控执行技术”。“遥控执行”在科幻术语中是waldo,这是海因莱因在一九五零的一个短篇中所创的新名词。
  顾名思义,所谓遥控执行器,乃用遥控技术将人的一举一动在远处出机器重复,而机器通过感官装置所获得的信息,亦不断地即时传送回操纵的人那儿。这个概念可以有很多不同程度的体现。在核工业中处理放射性物质的遥控机械臂,是最初步的应用之一,但在科幻小说中,这一意念早便已被大大推前。一项典型的描述,是机器在月球上工作,但操控的人却在地球上上班的未来景象。
  显然,遥控执行器无需局限于机械臂或挖土机等水平。它可以是个十公尺高的巨型机械人,也可以是个只有十厘米高的微型机械人。至于哪一个“化身”较为合适,则视乎环境的需要而定。可以想见,在未来的星际探险中,最先降落到一个未知的星球进行探索的,极可能就是这样的一批“化身”。而真正的探险员都只是安详地坐在轨道中的太空船上,一切输入的感官信息和输出的执行命令都直接由大脑所接收和发出。
  奇怪的是,笔者至今仍未见到充分利用上述构思的科幻作品。各位读者如有兴趣,不妨自己尝试创作一下。
  由大脑直接接收和发出讯号的设计,导致另一种人机结合的构思,那就是人脑和电脑的直接连系。一直以来,人机对话(man computer dialogue)是电脑技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试问有甚么对话方式,比值入脑中的终端机更为直接更为彻底呢?
  在安德逊的力作《降凡者》中,女主人翁随时可以和太空船上的电脑进入“心神合一”(psychic communion)的状态。在尼文和普耐尔合着的《宣誓效忠》(Oath of Fealty)里,亦有关于人脑和电脑通过仪器和无线电直接连系起来的描写。更为有趣的是,由于不同的人可以接驳到同一副电脑之上,所以不论是面对着面还是远隔重洋,他们也可无需掀动一下嘴唇而直接交谈。也就是说,人类千百年来有关心灵感应的梦想,可以通过电脑网络而得以实现!
  进一步看,大脑是人类意识和思维的载体,但意识和思维是否可以借用别的载体呢?更简单地说,我们的思想、感情和所有记忆,是否可以像一般资料和电脑程序那样,被输入并储存到一副电脑之中?而这是否表示我们可以获得人类梦寐以求的“永生”呢?(因为电脑若残破了,资料大可被转移到另一副新的电脑之中。)波尔在《希彻会晤》(Heechee Rendez-vou5,1984)一书中,正发挥了上述的构思,并且对这构思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但在一篇较早的著作《二进制密码的囚刑》(Sentence in Binary Code,1971)之中,作家普里斯特(Christopher Priest)却采取了相反的观点。普氏指出,若能把人的思情感情抽离躯体并注入电脑,那将是一种最残忍最可怕的刑罚。在更早的一篇经典之作《最后的问题》中,阿西莫夫则早已超越了肯定和否定的观点,指出人和电脑的融为一体,是进化上的必然绉归。虽然每一躯体在融合过程中失掉了思想上的自我,“但结果并不是一次损失,反而是一种很大的增益。”
  的确,能够进行超速运算和拥有百科全书般的即时知识,对任何人来说也是一项很大的诱惑。那末,我们将来是否都会接驳到全球性的电脑网络中去,而人类和电脑组合成一个超级的共生体系?又这一体系是否标志着进化上一个更高阶的智慧形式?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人机结合究竟是人把电脑吸纳还是电脑把人吸纳?如果是后者,人类的精神面貌是否会因而变得面目全非,而我们现时所知的人类到时将不复存在?所有这些,都是在欣赏科幻创作的同时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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