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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但学术界一直关注不够，除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和张俊才《林纾评传》之外，似乎乏善可陈。其实，林纾研究的重要性及复杂性，恐怕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近读吴俊编校的《林琴南书话》，我又想到这个问题。 编者在《叙略》中说："林琴南固以中国传统的礼法、伦理、人情来诠释（译述）西洋故事，同时，也因为西洋故事的写法、文意与左、马文章颇多暗合。……似乎他的译述西洋小说，除了打算有裨于世道人心而外，还有一种提供文章作法的用意。既然中国文章衰弱已极，倒也不妨学学洋人，再暗中塞入自己的私货。说来也有那么一点＇拿来主义＇和＇曲线救国＇的味道（他说过＇文运之盛衰，关国运也＇）。"这个说法很好，我们可以在这本《书话》第一辑"异域稗贩"所收录的各种"林译小说"的译序、评语中，得到证实。通常的说法，是把"林译小说"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分开来看待的，以为"林译小说"无意中成为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播下的"火种"。其实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林译小说"和《致蔡鹤卿书》联系起来看待，而必须看到其中复杂的历史环节。近代中国，世变之快，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以"善变"著称的梁启超尚且有"落伍"之叹，遑论林纾？翻译西洋小说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都是那一个林纾，也就是说，"林译小说"和《致蔡鹤卿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 当然，林纾也有变化的一面。《书话》第二辑"中土文录"中收有《御书记》一文。其中表现了林纾作为一个"遗老"的自画像："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于吾清相终始也。"这个形象很容易与人们心目中的《致蔡鹤卿书》作者形象相叠合。但是，问题同样有其复杂性。林纾并非一开始就以"遗老"面目出现的。林纾是1913年4月12日第一次拜谒光绪陵墓的。而在此之前，林纾对自己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出处，一直十分犹豫。辛亥年底，他在致吴芬的信中说过："罪大恶极者为那拉氏"。对于辛亥革命，林纾曾经是拥护的。他在致吴芬的信中说："共和之局已成铁案，万无更翻之理。……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打定主意作"共和之老民"而不是"满洲遗民"，并且振振有辞。不仅"洗心"而且"革面"，林纾甚至连"易服"这样的小事也想到了。他在给吴芬的又一封信中说："弟四海为家，久不作首丘之想。……新正当易洋装，于衣服较便。" 那么，什么原因使得林纾一改初衷，由打算作一个"共和之老民"而成为"满洲遗民"的呢？主要原因就在于辛亥革命后政局的持续黑暗、腐败。限于篇幅，兹不详述。 林纾的这种政治形象的自我设计及其变化，提醒我们应当注意他反对"新文化运动"、发表《致蔡鹤卿书》的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同样，我们亦应当注意"桐城缪种"这个口号对林纾的刺激性。本来。林纾很得意自己与"桐城派"的关系的，并不讳言自己的"桐城派"文体以及与"桐城派"末将的交往。其《赠马通伯先生序》云："当世之能古文者，承方、姚道脉而且见淑于吴公（挚甫），今乃皆私余。"但是，1922年，林纾在《〈震川集选〉序》中，却为自己脱离与"桐城派"的干系："辛酉五月，余晤康长素于沪上，长素曰：＇足下奈何学桐城？＇余笑曰：＇纾生平读书寥寥，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外，不敢问津。于归震川则数周其集，方、姚二氏，略为寓目而已。＇长素怃然。"这个说法，似不足信。因为我们知道，林纾一再说过："余固悉心于韩、柳、欧三家者，其余诸家，略一寓目即已"（《?欧孙集选?序》）；"余生平心醉者，韩、柳、欧三家"（?柳河东集选本?序》）。津津乐道韩、柳、欧，再上溯到班、马，又下及归有光，这个名单恰恰正是"桐城派"师承与推崇的"谱系"。之所以出尔反尔，死前还要申明与"桐城派"脱离干系，不正是"桐城缪种"这个批评的刺激的结果吗？此处所引，俱见《书话》，都是极好的材料。 《林琴南书话》收录了作者能够找到的所有"林译小说"的译序、评语等文章，在我有限的读书范围内，感觉是第一次汇集林纾的这类文章，既有可读性，又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果说有不满足的话，那么，第二辑"中土文录"既然收了《大学堂师范毕业生纪别图记》等文，为什么不收《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文科大辞典序》？贪多求全，读者通病，吴俊兄一笑了之可矣！ （转自chinare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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