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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初见鑫涛


  那年,我二十五岁。整整一年,我发疯一样的写作。
  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和庆筠,陷在彼此折磨的困境里。我生活的重心,只有两样:小庆和写作。
  我在五月份,就开始写《六个梦》。由于《六个梦》是中篇小说,我写了前三个梦,就又马不停蹄的开始写《烟雨蒙蒙》。《烟雨蒙蒙》一完稿,我又接着去完成了《六个梦》。我会这样拚了命去写,完全和《窗外》有关。我要证明除了我自身的故事,我也有能力写别的。《六个梦》首先在《皇冠》发表,《烟雨蒙蒙》接着在联合报副刊发表,都是平鑫涛安排的,那时,他是《皇冠》的社长,也是“联副”的主编。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和鑫涛见面。
  会和他见面,是因为我到台北去接受“电视访问”。那时候,电视还是很新鲜又很时髦的东西,能被“电视访问”是件非常难得又非常光荣的事。我人在高雄,要离开小庆三天,去接受电视访问,我很不愿意。鑫涛又是信、又是电报,十万火急。劝天下的夫妻,千万不要走相同的路!
  我到了台北,鑫涛亲自到火车站来迎接我。我们素昧平生,但已通过数不清的信。我那天穿了一身黑衣服,瘦瘦小小,自觉平淡无奇。杂在一堆旅客中走下火车,很惊奇的发现鑫涛站在那儿,很肯定的注视着我说:
  “你一定就是琼瑶!”
  鑫涛那年三十六岁。个子不高,方面大耳,站在那儿,却颇有种凌人的气势。他如此年轻,双鬓已经微斑,两眼却炯炯有神。看起来充满了精力,神采奕奕。那第一次会面,我们谁也没料到,日后我们竟会相知日深。命中注定,要共度一生。那时,我只是很惊奇,很惊奇他能在成群旅客中认出了我,我问:“怎么会认出我来?”“从《窗外》里认识的,从《六个梦》里认识的,从《烟雨蒙蒙》里认识的!”他笑着说,帮我拎起小旅行袋。“不止认识吧!是非常熟悉了!”
  后来,我才知道,鑫涛是个相当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第一次见我,却说了很多话。一直到今天,他都常常会问我:
  “我们第一次在台北火车站相见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电光?”“什么电光?”今日的我回答。“我听到雷响呢!轰隆隆,好大的雷,天摇地动。”“不开玩笑,说真的!”
  说真的,没有电光,也没雷响。二十五岁的我虽已结婚生子,又写了好些篇小说,仍然涉世未深。鑫涛的身分地位对我来说,是个“大人物”。他主宰我小说的命运,他是一个大杂志的社长,又是一家大报的副刊主编!还在广播电台主播“热门音乐”。(他是第一个把摇滚乐介绍到台湾来的人,他主播“热门音乐”时,用的是艺名“费礼”,他还用这艺名,翻译了《原野奇侠》和《丽秋表姐》。)他在我心目中,是个很奇怪的人。能编杂志,能写稿,能翻译,能广播,能懂“热门音乐”……简直是个“十项全能”!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会让我自觉“渺小”。我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仍然缠绕着我。我称呼他“平先生”,对于他会亲自跑到火车站来接我,深感“受宠若惊”。在这种情绪下,怎会有什么电光石火呢?但是,当他笑着谈《窗外》、《六个梦》、《烟雨蒙蒙》的时候,我却感到十分亲切,十分温暖。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全然没有陌生感。那天,因为有许多事要讨论,他请我先去喝杯咖啡。在咖啡馆里,他告诉我访问的内容,需注意的事项,和《窗外》发行的情形,读者反应的情况……他说了很多,我只是静静的所。那时,我有些着急,因为,这在台北停留的三天,我必须回父母家去住。而父母,对于我写《窗外》,仍然余怒未息。我真不敢回家去见父母,很想去住旅馆,但我身上却没有住旅馆的钱。(《窗外》一书的稿费,我用来买了一个冰箱,全部花光了。)我始终心不在焉,很想问一句:
  “平先生,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
  第一次见面,这句话始终问不出口。最后,公事都谈完了,鑫涛送我回父母家。我站在那日式房子的门口,迟迟疑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等鑫涛走掉之后,还呆呆的站在那门口,想不出见了父母要说什么?认错?不,我不觉得我有错。直到如今,我都不觉得我写《窗外》有什么错。我呆站在那儿,冬天,天气好冷,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在门外徘徊,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足足磨到天色全黑,这才鼓勇按了门铃。后来,鑫涛告诉我:
  “你知道吗?那天送你到家门口,你看起来好奇怪,所以我并没有走,我在巷口偷偷看着你,想等你进门之后再走。那知道,一等就等了二十分钟!真想跑过来问你,到底你有什么为难之处,又觉得跑出来会太冒昧了!后来,好不容易看你进了门,我才放下心来。”隔了许多年,他又提起那天,他说:“你小小的个子,穿着一身黑衣服,在冬天的冷风底下,走来走去的。我觉得,好像有好重好重的压力,压在你的肩上,你那种‘不胜负荷’的样子,让我终身难忘。”
  原来,他那天目睹了我的徘徊。
  但是,我还是进了父母的家门。父母毕竟是父母,不论他们对我多么生气,他们仍然没有拒我于门外。我怯怯的看着他们,等着他们骂我。可是,他们只是对着我,轮流的叹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可怜的父母,当我一无所成的时候,他们失望伤心。当我终于《写作出书的时候,他们又害怕担心:不知道我的笔下,对父母家庭,会不会造成伤害?看到他们这么难过,我也难过极了。顿时体会到,“写作”要付的代价,岂止是青春年华的默默消逝,它还会让你“孤独”。不止在写作时的“孤独”,还有写作后的“孤独”。瞧,我为了写作,失去了庆筠的爱,又为了写作,失去父母的爱!这代价真的太高了!第二天,我接受了电视台非常隆重的访问,第一次面对摄影机,第一次面对访问的人,第一次用“现场直接播出”,我心里好紧张。鑫涛始终在电视公司陪着我,访问前,就一直给我打气。访问后,他说我讲得很好,保证我并没有失言或失态。那时还没有录影机,我自己无法看到自己在荧光幕上的样子。电视访问完了,我又接受了中广的访问。好忙碌的一天!访问都结束后,鑫涛请我去他家里吃饭,于是,我见到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孩。鑫涛的妻子非常美丽,三个孩子活泼可爱,最小的一个儿子比小庆只大几个月。我看到一幅幸福家庭的图画,心中深受感动。看着他的儿子,想着小庆,我自然而然的谈起我的家庭,我的写作,我的父母,我的儿子,和我为了《窗外》,所受到的种种压力。我没有强调什么,只是淡淡的说。鑫涛这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并不知道他前一天曾目睹过我的徘徊,只感觉到,他听得好认真。
  然后,鑫涛也谈起他自己,和他办《皇冠》的经过:
  “你知道吗?我离开父母,一个人来台湾的时候,身上只有二两黄金,是我全部的财产。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台湾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只好在同学家里打游击!”
  我听得很入神,因为他来台的情况,和庆筠很相似。
  “后来,在同学的介绍下,进入台肥六厂去当公务员。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里。当时,有三个朋友和我志同道合,大家决定要办一本综合性的杂志。于是,四个人聚资,拼拼凑凑,勉勉强强的出了第一期。那一期里的翻译稿、创作稿……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写的,跑印刷厂、装订厂……都是自己去跑的。第一期印了三千册,把我那间单身宿舍堆得满满的。我们四个人挤在小屋里,人手一册,自己欣赏自己的稿子。”
  很亲切的话题,我了解那种“自我陶醉”的滋味。
  “然后,我们要设法把这些《皇冠》卖出去。我骑了脚踏车,载着《皇冠》,到一个个书摊去,请他们寄售,他们连寄售都不肯!有几家勉强接受了,却把《皇冠》丢在地上,用许多别的杂志堆在它上面。这样人家根本看不到《皇冠》,我就去把它从书堆理挖出来,请书摊老板把它放在上面。老板瞪了我一眼,生气的说:‘这种破杂志,没有人买的啦!’我听了真伤心。一个月后结算,只卖掉五十七本!我们四个合作的人,合作不到三个月,赔得惨兮兮,三个都退出了,只有我坚持。每个月都骑着脚踏车自己发书,书太重了,骑到后来,大腿两边的淋巴腺都肿了起来!”
  我听了,实在非常震动,原来这本已十分成功的杂志,是如此艰辛创办的。假若没有过人的热情和毅力,大概早就收兵了吧!怪不得年纪尚轻的鑫涛,已经“早生华发”了。然后,我们又谈到《皇冠》杂志的现状,说也不信,这本杂志已发行了快十年,仍然非常艰苦,由于利润太少,始终都是“惨澹经营”。鑫涛手下,只有一个职员,厚厚的一本杂志,从看稿、编辑、美工、印刷,到校对,他样样都要做。说着说着,他就笑了起来:“真不容易,现在已熬到第九年,我们终于遇到了一个琼瑶!或者,皇冠是真的要起飞了!”
  很大的恭维,我笑了,满怀温暖。那一夜,真是很温馨的一夜。第二天,我就乘火车回高雄,鑫涛仍然到火车站来送我。我上了车,他递给我一个很大的牛皮纸口袋,说:
  “一点小礼物,回家以后再拆!”
  我拿起来,沉甸甸的,像是一本大开本的书。我收下了,一路都没有拆封。回到家里,庆筠迎了过来,满脸困惑的对我说:“嗒!好奇怪的事,有人送来一架落地电唱收音机!不知道是不是送错了地址!”我奔过去一看,好豪华的一架落地电唱机,四声道身历声的,简直太奢侈了!自从我的小破收音机被小偷偷掉以后,我就和音乐绝缘了。此时看到电唱机,实在惊讶极了。电唱机上没名片,没卡片,什么都没有。我突然想起鑫涛给我的牛皮纸口袋,匆匆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叠唱片,有柴可夫斯基,有贝多芬,有史特拉文斯基和莫札特!我翻弄着唱片,一张小纸条掉下来,鑫涛那天马行空的“草书”,草草的写着:
  
  “知道你写作的辛劳后,深觉惭愧,稿费一直算得不高,因《皇冠》也撑持得相当辛苦。一架落地电唱机,是从闲谈中,得知你们家庭中所需要的,请看在特意让高雄朋友代劳的一片苦心中,笑纳吧!”
  

  我衷心感动,不止为了唱机,还有我手中的唱片,如此细心的安排,实在是个有心人。(事隔多年以后,我笑着问鑫涛:“第一次见面就煞费苦心的送唱片,送唱机,有没有心怀不轨呀?”鑫涛正色回答:“别冤枉了好人!知道你写作得那么艰苦,觉得太抱歉了,想补偿你一些稿费,又怕伤了你的自尊。后来听你说不喜欢热门音乐,比较爱古典音乐,我才好不容易,想出送唱机的点子!”然后,他又笑笑说:“虽然没有‘心怀不轨’,倒的确是‘用心良苦’呢!”)
  就这样,我们家里有了唱机,我可以一边写作,一边听音乐,写作时不再那么孤单了。我也有了冰箱,可以一星期买一次菜,节省了不少时间。《皇冠》和《联副》的稿费加起来,已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眼看生活的困窘,即将成为过去。但是,庆筠的落寞和失意,却与日俱增。我越忙于写作,他就越孤寂,我的稿子发表出来,他不再有笑意。一天,他苦恼的凝视着我,说:“我应该到‘清水’去的!”
  “清水”是台中附近的一个穷乡僻壤,庆筠在刚到铝业公司上班未久时,忽然想转行去教书,“清水”有个中学给了他聘书。他认为,“隐居”到“清水”,可以逃掉都市里的诱惑,可以埋头写作,那么他就能写出不朽名着。这个“去清水”的决定,被我推翻了,我不肯跟着他一再搬家,也不认为“写作”与“清水”有什么大关系。再有,铝业公司待遇好,“清水”待遇低,也是我考虑的一大因素。自从推翻去“清水”的决定后,庆筠每当最失意时,就会提到“清水”。
  “只有到‘清水’才能写作吗?”我问他。“那么,你就去吧!这次我不拦你了!”“你已经‘拦’过了!”他忧郁的说:“你拦住了我,然后你自己可以平稳的走下去!我给了你一个写作环境,你却从来不给我写作环境!”他紧紧的盯着我,沉痛极了。“你现在已经得意了,报纸、杂志,大家抢着要你的稿子,可是,我呢?我在哪里呢?我在哪里呢?”
  他悲怆的说着,落寞的,头也不回的出去了。
  那夜,我抱着儿子,对着窗外黑暗的穹苍,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我要放掉庆筠,我要给他自由,我要让他从家庭的束缚里解脱出来!我再也不要拖累他,不止我不要,儿子也不要!如果没有我和小庆的羁绊,说不定他还有很灿烂的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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