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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迷惘　　　移民、流亡、迷失、嬉皮

　　在我刚由巴西回国时，曾有几位农学院的同学，应巴西政府的邀请，到亚马逊河一带考察。临行前，他们曾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绝对值得一去。在巴西政府的支持下，以我们的人力及技术到那里去开发，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一九七零年，他们又来找我，说是已得到巴西政府的承诺，在北部的马诺良州，由东北开发局拨出可以“抵税”的开发基金一千万美金，另有卅五万公顷的原始森林供开采，并在马州首府提供一百公顷的建地，作为中国城之兴建。交换的条件只是初期几十万美金的开办费，以及技术人才的参与。这种优惠的条件，罕有的良机，在他们回国近两年的时间，竟然走遍豪门巨富，得不到任何反应。
　　我仔细分析研究，发现他们犯了三个大错误。第一，他们专找有钱人，在台湾有钱人不怕没有钱赚，绝对不愿冒险。其次，他们这些优惠的条件，如果提不出有力的佐证，以国人保守的个性，很难采信。第三，这种计划如果得不到政府的首肯，将来会有很多麻烦。因为有好几位颇具声望的人士，曾提出移民巴西，以减轻国内人口压力的计划。最后都因政府要保留人力，作反攻大陆的准备而不了了之。
　　原则上，如果政府能够谅解，再容许技术人员小量投资，成为股东，我相信以自己对巴西的认识，说服几十位技术人员参加，凑上十万美金，大概还不成问题。
　　但是他们却反对技术人员参加投资，怕因此分散了最初参与者的权利。考虑了很久，直到年底，他们已山穷水尽，迫不得已，才同意了我的建议。
　　他们实际的负责人是张耀如先生，比我大几岁，非常精明强干，口才好，又有容人的雅量，唯一的缺点是不够果断，顾虑太多。其余成员共有十位，目前一半尚逗留巴西。在台湾所见的则乏善可陈，有的过于事故，有的趾高气扬。给人的感觉彷佛是江山已定，只待将台高高筑起，立即裂土封神。
　　当时巴西有大使馆在台，驻华大使缪勒先生是这事的发起人，因之全力支持。经过他的奔走以及张耀如等的努力，侨务委员会原则同意了两千户的农民移居巴西，但是严禁对外宣传张扬。
　　同时我也找了十几位朋友，朋友再介绍朋友，共有四十多人愿意参加，以每人出两千五百元计算，共有十万多美金。他们共同的疑惑是，既然有一千万美金的开发基金，为什么还要这不足道介的投资？据我所知以及巴西大使馆所提供的资料，其原因在巴西政府为了经济平均发展，将亚马逊河流域列为特区，成立了东北开发局。有兴趣者先递上开发计划，并自备开办费用，等到计划批准了，即可成立公司，再到巴西各地募集资金，这些资金都可以抵税。一般说来，只要计划好，人人都愿意投资，不想白白缴给政府。
　　十万元并不多，如果能妥善运用，公司一旦成立，就可以筹募大笔资金，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巴西北部土地肥沃，气候良好，以中国农民勤恳耐劳的特性，有土地可资耕种，有森林以供开采。在巴西政府的协助下，不愁没有市场，又不必担心资金。人一多，中国城就可以兴建起来，士农工商，百业待兴。只要辛苦努力几年，这些成果不仅我们几十个人终生享受不尽，人越多大家成功的机会也越大。
　　等到我们在台北把人招齐后，发起的股东已经分成了两派。在巴西留守的不甘于割让既得的权利，反对新人入伙；在台北的知道良机不再，极力争取。好不容易双方妥协了，新进的股东又开始争吵，要占一半以上的股权。当然原股东都不同意，我也觉得太过分，为了公平，双方皆以实际投资额计，新股约值百分之二十。
　　我和张耀如成为两边的和事佬，有一次我甚至下跪，求他们顾全大体。说穿了，我不认为这个公司的权利有什么好争的，到了巴西，各人都有自己发展的机会。到那时可能没有人愿意留在公司为大家服务，现在闹得面红耳赤，又是为了什么？
　　假如不是自己多事，找来这些朋友，责任在身，无可推卸，我早就退出了。想来想去，成大事总难免要历经奋斗，只要巴西的公司成立了，让这些朋友能一展身手。到时我一定丢下一切，飘然而去。
　　本着这种信念，我们终于克服万难，在台北成立了“中马农林工商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仁爱路三段。次年一月，我带了美金支票三万多元，首赴巴西，与已在马诺良州的留巴先遣同仁会合。我的任务是立刻组成巴西的子公司，办理后续人员的入境手续。如果不能达成，即把所带去的钱，原封不动地带回台湾。
　　在离家之前，为了安顿继母的生活费用，煞费心机。我特别情商原来服务的台视电影部，将几十部影片交给我一口气先译妥，再委托同事代播。每月约有两千多元的收入，共有半年，由台视按月派人送到家中。
　　此外，偌大的家中，空空洞洞的，只剩下她一人，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也乏人照料。可是这事我费尽唇舌，不论她的或是我的亲友，竟没有一个人愿意住这栋免费的房子。不得已，我找到同是中马公司股东的江述凡兄，说好说歹，请他全家住到我家，当然有个附带的条件，就是照顾我的继母。
　　我携带的行李中有八大册的日记，是我一生的宝贵记录。留在家中我不放心，而这样东飘西荡，不知流落何处的生活，放在身边亦非良计。因此在路过洛杉矶时，我便委托老孙，请他代为保管。不幸他的工作也忙，那些心血在一次搬家中全部遗失了。
　　马诺良州的首府是圣路易市，人口约有十多万，整个城市好象仍沉睡在十九世纪的岁月中，殖民式的房屋，百年来除了披上一层层斑剥的外衣，一切都没有改变。
　　圣市位居赤道之南，位于亚马逊河出海处，面临大西洋，是典型的热带海洋气候。当地土壤之肥沃，物产之丰饶，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有一种经济价值极高的棕榈科植物芭芭苏，其种子可以提炼百分之七十的植物油，质地远比椰子、花生为佳。不仅可供食用，在工业上也非常重要。芭芭苏一年三熟，而且遍地丛生，毋需种植，只要在种子落地后，俯身捡拾即可。
　　基于市场的需求急迫，在五十年代，德国人首先来此开发，现代化的工厂耸立起来，海运网也无远弗届。然而到了开工的时候才发觉遍地的芭芭苏种子，却找不到人去捡拾。薪金低了，巴西人宁愿捡来自食也不愿工作。把工资提高了，工人赚到足够喝酒的钱以后，就一连几天不见人影。经过多年的努力，情况依然，德国人无计可施，只能勉强维持月产量八百吨，一年才装得满一船。
　　美国人不信邪，利用科学分析，采取心理战略，先在各地设立收购站以便利捡拾，情况仍然没有改善。进一步，美国人又在各地建造房舍，室内有水有电，冰箱、电视等设备一应俱全。只要巴西人捡拾芭芭苏种子若干，便可以住进去，享受文明之乐。
　　起初巴西土著因为好奇，确曾踊跃捐输过一阵子，等到新鲜感满足了以后，发觉得不偿失，又回到丛林中去了。
　　除了野生的芭芭苏，那儿还有很多椰子园，园主们终年只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到了收采的季节，买主一到，园主顺口估个价钱，即任人去采。至于没有主的椰子树，巴西人也懒得自行动手，他们训练猴子，让猴子爬到树上，只要做个手势，猴子自会把椰子摘下，丢到地上来。这样轻松的工作，还有人抱怨，怪椰子太重，树长得太高。
　　我一到圣市，那股潮湿而又燥热的空气，就令我感到呼吸沉重。再一看来接我的公司先遣人员满脸乌云堆积，我立刻跌入绝望的深渊。
　　公司在一个暂租的住宅里，设备简陋，人人打地铺，连床都没有一张。闷热的白昼让人提不起一点精神，无法工作。入夜后又因电力不足，灯光有似荧荧的鬼火，时明时灭。为了要办事，我们只好点上一盏煤气灯，那青白色的火焰，照着空旷的室内，更显得四周阴森森的，诡异迷离。
　　当地的股东有两位我曾在台北见过，魏先生约有五十多岁，曾任公路局工程师，是原考察团的团长，也是台北公司的董事长。另一位张上校曾留学西班牙，结识了一些南美军事将领，退休前是蒋纬国将军的副官。另外三位中，老萧是我的学长，他很有领导能力，头脑清楚，只是自视太高。小杨也是学长，他的私心极重，主意很多，从来不为别人着想。小廖则是学弟，他很少表示意见，一切唯老萧是从。
　　我到圣市的第一夜，在阴霾的气氛中，魏先生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我阐明了台北方面的观点后，一场惨烈的战争瞬即爆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宁日。
　　魏先生以董事长身份，命令我立刻把钱交出来；小杨坚决反对办理新股东的入境手续，而且认为台北的股权不应超过百分之十；老萧则认为巴西公司应为主体，台湾是分公司，一切应由总公司作主。我看得出这完全是权利斗争的问题，如果公司不尽早成立，在台的股东便不能来巴，也就得不到合法的地位。这边的人打着如意算盘，认为台北的股东只负责提供经费，而由巴西公司全权经营。
　　我当然不能妥协，只有期望魏先生能主持公道，而魏先生除了同意立即成立公司外，其它不参加意见。张上校则在一旁隔岸观火，他不是新股东，也非考察团团员，而是张耀如特别请来做公共关系的。他的立场非常暧昧，每次都说要保持超然，私下里又分别要求我们支持他，希望能将魏先生取而代之。
　　我费尽唇舌，天天与萧、杨两人周旋，却毫无进展。好几次我失望得承认失败，准备回台，但是又总觉得还有一丝希望。后来老萧不再坚持人员来巴的限制，我也妥协了，自行作主，同意以巴西为主，台北为辅，且将台北的股份降为百分之十五。小杨却毫不相让，宁愿全部计划泡汤，也不愿意给台北最近参加的人捡了现成便宜。
　　有一次，老萧和小杨私下向我表示，我们几个农学院的同学已经大权在握，眼看可以成就非凡的大业，为什么这样傻，甘心让台北的人来分一杯羹呢？我则说出自己的责任和想法，我认为这种事业绝不是几个同学就可以完成的，人多才是力量。
　　由于经验与历练的不足，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是在与萧、杨谈话后，便写了封信给在台的同学，一方面谈了些近况，一方面对两位学长颇有微词。信一发，我就觉得不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总算大家同意先成立公司，接着为了头衔、职位，又是风波连连。照巴西政府规定，董事长一职应由巴西公民担任，而且已指定了一位素有声望的退休将军。魏先生认为副董事长非他莫属，张上校凭着他在南美的良好关系，也自觉当仁不让。争了几天，张上校以我们公司财力不足，人事倾轧，要向巴西将军揭发为威胁，魏先生这才让步。由张上校任副董事长，他则担任总经理兼财务，老萧管生产，我管商务，另一位巴西人管行政。
　　台北得知公司组成后才同意付钱，于是我把带来的美金支票交了出来，不料因台北作业错误，支票不能兑现。更糟糕的是我那位同学竟把那封信公开展示，两边都群情愤慨，一时函电交加，互相责怪。这边说台北失信，台北则坚持要将老萧解职，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所幸老萧颇识大体，自动辞职，钱也及时汇到，才稍有转机。
　　到了三月，因为我不能达成任务，张耀如亲自由台北赶到，以解决人员来巴的关键问题，他到了之后才发现双方之立场很难妥协。一直谈到四月下旬，美国总统尼克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乒乓外交，巴西政府基于政治因素，准备撤消我们的计划。至此，我心里已明白，如果两千户农民不能移民来巴，空有土地也难以成事。
　　祸不单行，支持我们最力的巴西驻华大使缪勒先生，乘飞机由台湾赴香港时，竟然在台湾海峡坠落，全机无人生还。失去了缪勒的助力，就像失水的游鱼，希望更是渺茫。我们一再努力挣扎，甚至到巴西里亚去找马诺良州的参议员沙奈设法，但是，看他那一副敷衍的态度，我完全绝望了。
　　台北公司对我的表现很不满意，我也感到灰心万分，在七月底黯然地辞去职务。今后该何去何从呢？回台湾吗？又如何面对那些股东？这件事的错误完全在我，是我不自量力，又未看清真相，拉了这些无辜的朋友入伙。到了巴西后，明知事不可为，不能当机立断，以致泥足越陷越深，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后来听说台北还想挽救，又投下了不少资金，权利争夺更加剧烈。明知是个火坑，但因大家对我失去了信心，不论我如何劝阻，只换得冷言冷语的讥诮。这些无助的苦痛，都化为阿鼻炼狱，每当夜深人静时，便不断地在恶梦中出现。
　　平心静气的检讨，这件事完全是我咎由自取：
　　第一，经营企业本非我的志向，既未受过专业训练，又没有下功夫去思考研究，只为有利可图，冒然投入。
　　第二，我自以为了解人性，像这样庞大的计划，参与人数众多，各人都有打算，而我却想用自己的理想粉饰其表，不伦不类。
　　第三，这种跨国事业，人员分处在地球的两极，本就沟通不易。再加上两边的参与者泰半素未谋面，怎能期望大家同心协力，合衷共济？
　　第四，我们后参加的投资者，只以些许的资金，怎能妄想趁人之危，分享原来那些人既得之利益？
　　总而言之，我错了，我不应该强自出头，硬把一些无辜的朋友拉进这个是非圈中。我原有预定的目标，这一次实际上是在抄快捷方式，想把公司组成，大量移民巴西。满以为到时可以借助众人之力，不但解决了继母的问题，又能衣食无虑，再去追求我的理想。
　　目标的达成有其必然的过程，以及必然的后果。如果不事先彻底了解这些必然性，那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后，当现实呈现在眼前，才发现那并不是自己所要的，再想回头，光阴已逝，错误已然造成了。
　　我完全没有了解这一事件的必然性，我鄙视金钱，痛恨斗争，却把自己放在权利风暴的核心。当然，不经历这些过程，又怎能达成目标？然而后果是什么呢？万一运气好，轻易地度过了重重难关，一切顺利解决。再下一步，事业逐渐推展，在动态的人、事变化中，时时有新的情况产生，互为因果，又要到什么地步才算目标达成了呢？
　　我只是在追求幻想，而且把自己的幻想建立在别人的幻想上。综观我过去的所行所为，虽说是没有私心，但自认为有能力解决一切问题，每每强自出头，滥作主张，这又与有私心有什么分别？古人曾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我怎能在自己还是非不明，黑白不分之际，就开始兴风作浪？
　　痛定思痛，我知道错了，但错已铸成。如今唯有隐姓埋名，遁避天涯，让时间去洗刷我满身的罪业。
　　到哪里去呢？死不能解决问题，剩下的责任是把我犯下的过错，向天下人公开。此外我还要更深一层地追究，到底是什么因素，使错误一再地在人间蔓延？
　　回沙尔瓦多吧，至少那里还有音乐，虽然我曾是逃兵，看看能不能再逃回去。至于艾洛伊莎，我不敢想，也不够资格再想。我已经满身罪孽，没有任何理由再去谈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同时，我也怕见到她，不论她今天如何，情何以堪？
　　我用余款买了一部老爷小汽车，价钱与去沙市的长途车票相差不多。一部车能便宜到那种程度，它的情况和我倒正相匹配。其实这种车在巴西相当风光，名叫“可丁尼”，原是法国生产，在巴西组装。只是我这部太老了，已有二十多年车龄，原车主放置多年，无人闻问，所以才贱价让给我。
　　这车体积极小，比金龟车约短一、两呎，矮六吋。看她小得像玩具般，却有四门四座，内部设计得相当经济。有行家告诉我，“可丁尼”车早年的品质最好，后来越做越差，以致被金龟车抢走了市场。
　　临走前，在公司里打零工的小黑人也想搭便车南下去投奔朋友，有何不可，多一个司机更好。只是我囊中所余不多，仅够供加油之需，其余的都已买了面包与饮水。以两个人估量，应该够吃三天，所以必须在三天之内抵达沙市。
　　由此到沙市约有二千公里，道路崎岖难行，其中有八百公里不是泥土，就是石块。更可怕的是这一段人烟稀少，虫蛇出没，是个十足的蛮荒地带。巴西人听说我要开那部老小爷车去，几乎都笑破了肚皮。同事们也都劝我，但我决心如铁，毫不动摇，就当作探险吧，如果老天真要召我回去，我也无词推托。
　　我们是晚上起程的，因为这一段是高级柏油路面，小黑人在公司刚学会了开车，正好我先睡一觉，让他开一程。
　　我在一种怪异的情况下醒来，原来那柏油路面比地平面约高十公分，小黑人把右侧两只轮子开到路肩下，轮胎恰巧擦着柏油路凸起的边沿，整个车胎同钢圈都磨损了。这还不说，因为磨擦力太大，引擎负荷过重，水箱及循环皮管也裂了！
　　还没走五十公里，怎么办？生死事小，流落在几百里内没有人烟的半途，那才叫生不如死哩！小黑人见闯了大祸，脸都吓白了，我问他：
　　“你想不想回去？”
　　他拚命摇头，我又说：
　　“你要知道，我们可能死在路上啊！”
　　他还在摇头，说得很慷慨：
　　“反正回去也是饿死！”
　　我把备胎换到前面，又将后胎正反面调整过来，只要能够动就行。至于水箱，现在没法子补，让它漏吧，时时加水就是。皮管我则用塑料纸先缠上，再以破布一层又一层地包得紧紧地，只要能熬到修理站就行。
　　我不敢再给他开了，算算柏油路有一千多公里，每小时以八十公里的速度，一天开十六个小时，应该应付得了。最难的八百公里石头路，我打算以两天的时间来开，虽然慢一点，但还在预计之中。只是车子的情况如何，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一直开到柏油路的尽头，大约离圣路易市约二百公里处，有个小镇，隐藏在丘陵之间，看去只有几户人家。我们这部小车一到，就像外层空间来的不明飞行物一般，剎时，镇上居然冒出男女老少几十个人来。
　　他们的穿著仅能用“蔽体”来形容，小孩多半光着屁股，眼睛睁得老大，一面打量这部怪车，一面琢磨着我这个中国人。
　　所幸真有一家修车行，也是镇上唯一的商店，什么都卖，不过什么都没有。
　　我找老板来看车子，其实不用找，他已经在那里研究起来了。相信在这种穷乡僻壤很难得见到这种小车，再如这样老旧的，恐怕连大都市都难见到，我是说除了博物馆以外。他看了半天，问我：
　　“你去哪？”他个子干瘦，饱经风霜，但目光炯炯。
　　“巴伊亚。”
　　“巴伊亚！”他笑得好可爱，回头大声对围观的人说：“他要去巴伊亚！”
　　大家都哈哈大笑，笑得连跟我来的小黑人都忍不住了，大家笑成一堆。
　　“只是水箱破了。”我解释说。
　　“他的水箱破了。”他笑得更厉害，腰都弯了下来。
　　“你能不能修？”我等他笑完了，耐着性子问他。
　　“我能不能修？”他又笑起来，我可火了，对小黑人说：
　　“他不能修，我们走吧。”
　　这一下，他不笑了，奇怪地望着我说：
　　“你是不是疯了？我这一辈子没有见过这么烂的东西，能走这段石子路！”
　　“总有第一次吧！”
　　“你真的要去巴伊亚？”他还是不信。
　　最后他终于相信了，修好了水箱、水管，还招待我们吃了一顿。我事先已经和他说好，身上没有钱，他收下了我的手表，外加一把折式女用阳伞。
　　我们走时，他在光天化日下，撑着我送他的女用花伞，对我说：
　　“到了巴伊亚，对那边的老乡说，这车子是我修的。”
　　老天垂佑，一路上倒是平安无事，但是“生死之间，间不容发”却是贴切无比的比喻，那种经历，令我终生难忘。
　　虽然在乡下有着捡不完的芭芭苏，一般人却死赖活赖地守在都市里，不愿回去干那种苦活。小黑人从小到大有一餐没一餐的，难得吃饱。即使到我们公司来打零工，也不过给他些残羹剩饭，略为赒济而已。中国人一向待己宽而待人严，同事们认为给他饭吃，就已经是他“狗运亨通”了。
　　他愿意跟我出来，是因为我常偷偷塞些钱给他，虽然不多，已经让他感激涕零了。他相当诚恳，也极好学，开车是我教的，原打算等公司有了收入后，就请他做司机。
　　想不到第一天休息时，我发现面包都没有了，我叫他找一找，他承认吃掉了。
　　“老天，你没有撑死？”
　　他满意地摸着肚皮，笑着说：
　　“还好，如果有牛油，我还可以多吃些。”
　　我真是哭笑不得，问他：
　　“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三天的粮食？”
　　“我知道。”
　　“那么以后几天就没有吃的啰！”
　　“我知道。”他蛮有自信。
　　“会挨饿哟。”
　　“我知道。”
　　“那我吃什么呢？”我知道这是狗对猫叫，他早就挨饿成习了。
　　他老实地摇摇头，一副充满怜悯的模样：
　　“我不知道。”
　　第二天，我们一直在乱山中弯来弯去，好在肚里空空，不然那种颠法，连胃肠都会吐出来。没有见到一部车，也没见到一户人家，幸得油料早已备妥。我以五十公里的速度，在大小石块上蹦跃弹跳，车过处每每卷起十丈黄尘。
　　这段路正好贯穿北中部的荒原，面积约有一万多平方公里，年雨量不到一百公厘。所有的山都是光秃秃的，裸露的石头则是深褐或黄色。
　　四周见不到一点绿意，白天车内燥热，却又不能开窗。尽管如此，我们的身上、脸上，早已铺了一层细密的灰尘。化油器堵塞了好几次，防尘罩也变成了石灰墙，因为找不到树荫，只得在那灼人的烈日下，清洗化油器。
　　好容易盼到了夜晚，摸黑在山中转来绕去，彷佛是一段永无止境的征程。我已经疲累不堪了，算算看已经走了六百多公里，苦难最多不过再几个小时，撑一下吧！
　　夜凉如水，一点都不错，四外黑黜黜的，只有眼前一团亮光，有如是“管中窥地”，除了那方圆数尺地外，其它的世界好象都被黑暗吞噬殆尽。
　　腹中饥饿不堪，不要说没有食物，连水也不多了，旁边的小黑人，睡得甜甜的，居然还打起鼾了！
　　应该只剩下几十公里的苦难了，人言：“行百里者半九十”，最难熬的经常是最后这一段。就算是我刚刚出发好了，再开几个小时又算什么？不久就回到沙尔瓦多市了，美丽的艾洛伊莎，她应该结婚了，新郎会是谁呢……
　　就像半夜梦中醒来一般，四周一片漆黑，我坐起身，正打算开灯……
　　不对呀，我在做什么？脑中也是一片黑……
　　这是哪里呢？是不是在旅馆里？
　　记得刚才还在开车呀！怎么好象到了沙尔瓦多呢？不可能！
　　管它呢！我太累了，先把车停下来，睡一下，明天再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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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我感到一阵寒意，醒了过来，感觉好象做过一场梦，还梦到了艾洛伊莎。
　　天色微明，眼前一望无际的黄土山丘，这是哪里？突然我神智一震，不对，昨天我在开车，但前面没有路呀！是否？我向下俯视，连亘的山峰竟然无尽地向天边延伸！我忙侧首向左边一望，原来那边才是马路！
　　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我明白了，昨夜我睡着了，车已驶离了路面。幸而在不知不觉中把车停了下来，否则一直冲下去，早就粉身碎骨了。
　　是不是我已经死过了呢？那一剎的黑暗，是否就是死前的感受呢？
　　我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看到了坚实的土地，下车一看，果不其然！我的车正好停在一个悬岩的尖端，只差一公尺，生死立判。
　　我没有死，苦难还未终了，没有什么值得庆幸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悲哀的，生死的权力原本就不是自己所能掌握的。

　　第三天，我又饥又渴又累，真可以说是经过了千山万水。出生入死之余，终于，沙尔瓦多的标志，像是拯救者（“沙尔瓦多”之意即为拯救者）一般出现在眼前。即将脱离苦海了，我打起了精神，先把小黑人送到他的一个朋友家，略事休息，就去找老马。
　　老马是我在学音乐时所结交的朋友，他也是个绝人，颇值得大书特书。他毕业于中原理工学院，父亲是位“万年国代”，一辈子克勤克俭，骑着脚踏车上班，把毕生所有的积蓄，一文不少地投资在儿子身上。
　　偏生儿子英俊倜傥，除了交女朋友外，样样稀松。最后他竟掳获了“中原”人人称羡的校花的芳心。结婚后便带着娇妻，远到巴西来垦荒。
　　我第一次认识老马，是在圣保罗的一个华人聚会中，有个落拓不羁、满怀嫉妒的朋友，指着场中一位端庄而美丽的女仕说：
　　“你应该认识一下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如果不是她，我早对中国传统失去了信心。偏偏也是她，害得我这一辈子讨不到老婆！”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她的身材匀称，穿著得体，最令人神往的，则是她那柔和、安祥、向上微翘的嘴角。清秀的面容，端正的五官，不仅美而不艳，而且庄重大方，令人感到难言的温馨，的确令人油然而生仰慕钦羡之心。
　　他接着说：
　　“最气人的是，一朵鲜花却插在牛粪上，她曾是中原的校花，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一个天下最无耻的混帐家伙骗到手了。”他又指着一个在人群中高谈阔论的男士说：“喏，那就是他先生，老马！除了会花言巧语外，真不知还有哪点好处？”
　　我与老马成为朋友，是到了沙市以后的事，马大嫂很令我心仪，但老马也有过人的长处。不错，他有寡人之疾，但他的好处是绝对诚实。经常有人开他玩笑，说要去打小报告，老马总是笑着说：
　　“快去！快去！我正想找人通知我老婆哩！”
　　也真的有人想看笑话，谁都想不到，马大嫂静静地听完了，笑着说：
　　“不错，这就是老马。”
　　“怎么？你这样纵容他？”
　　“有哪点不对？你们男人有几个例外的？”
　　老马也好赌，可是很能自制，他们有一间舶来品商店，由马大嫂负责一应事宜。他则整天游荡，不务正业，但是，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我们吃这碗饭，主顾全是巴西待嫁的女孩子，我能整天跟她们混在一堆吗？”
　　然而朋友总会有意无意地揶揄他几句，老马也不以为忤，他常说：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我的命特别好，年轻时有个好老子，一辈子省吃俭用，把钱攒下来给我做生意。我又讨到一个好老婆，人人嫉妒，都希望我早点离婚，偏偏她又对我特别好。现在，我又有个好儿子，从生下来第一天起，就没有教我烦心过一次，那有什么办法呢？天下有人受苦，有人享福，我就是活标本！”
　　不过，他也有个隐忧，就是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好命，由抽大麻到吸食海洛英，渐渐地染上了毒瘾。马大嫂口中不说，心里却愁急万分，有一次她对我说：
　　“小朱，别人我都信不过，你能不能帮我劝劝老马。色不可怕，大不了他把我休了。赌也没什么，钱还可以赚回来，就算没钱也不过苦一点。只有吸毒我最担心，上了瘾，能改变人的性子，尤其像老马这种人，一生没吃过苦，要他断掉很难。”
　　当然我也尽过力，而且不厌其烦地劝说，老马总是信心满满，一副不在意的德性：
　　“我会上瘾？开玩笑，你等着看吧。”
　　“我答应过马大嫂，决不容许你当我的面吸毒。”
　　“放心，哪天你看到我吸的时候再说，我让你打，让你骂，可以吧！”
　　我喜欢与马大嫂聊天，但是从来没有刻意地找她聊，正因为老马很相信我，马大嫂又值得敬爱，我一直把她当大姐看待。
　　有一次，老马请了很多客人，还安排了两桌麻将。我本来就不想打，再看马大嫂一个人忙进忙出的，也不安心，便干脆到厨房帮闲。
　　我一边工作，一边好奇地问她：
　　“相信很多人都问过你，为了我的理论，我还是想亲口再问一遍，倒底是什么因素，使你对老马百依百顺？”
　　不知她听清楚没有，只觉得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开口，我因为专心于手上的工作，起先还没有注意。无意间抬头一看，她正在悄然擦泪。
　　我惶然了，知道无意中刺伤了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你是学音乐的，应该知道。”她镇定了一下，平静地说：“人生哪有快乐呢？美丽的音乐总是叫人伤感的。”
　　想不到她竟然是个哲学家，我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母亲笃信宗教，经常教我不要计较，我觉得很有道理。”她接着又说：“我父亲也一天到晚教我三从四德，别人怎么讲我不管，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像你，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你不也是在做你认为应该做的事吗？”
　　我们之间单独的谈话并不多，但是语言有时反而是多余的。我一看到她慈悲的情怀，包容的度量，就觉得自己相当渺小。人世之可贵，正是因为有着无数伟大的灵魂，让人向往、珍惜，以至于追寻、效法。

　　多年未见，老马消瘦了许多，然而马大嫂却一如往昔，见到他们，真有隔世之感。他们一再的安慰我，留我住下来，鼓励我重新出发。并在当地帮我找到一个中国餐馆的工作，有时做做侍者，有时帮大师傅烧烧菜。
　　这就是我的归宿吗？麻木不仁的生存下去并不难，难的是当第二天由恶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还要面对这无尽的未来，那一剎才真是心惊神颤。我可以欺骗任何人，但却骗不了自己，三十多岁了，真理尚未找到，却惹了一身俗世的腥膻。
　　为了解除内心的压力，我开始作画。每天清晨在餐馆工作尚未开始时，我便到海边，支起了画架，调好色彩，去捕捉那唯一能让我忘却烦恼的、大自然的杰作。
　　露西亚从医学院毕业后，开了一间私人诊所，我只是在门外张望了一阵，并没有进去拜访。彼此都是人间过客，知道她们生活有了改善，我放心了。
　　音乐院人事已非，威德曼退休了，瑞纳多去巴西里亚教课了。昔日的乐友们早已物换星移，看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新面孔。福利社的老黑人倒还认识我，他说：
　　“中国人，这几天你怎么没来光顾？”
　　意料中的是，艾洛伊莎嫁了，想不到的是，竟然嫁给她的钢琴教授。我的心情苍老了许多，把过去埋葬吧。曲终梦回，抚今追昔，真令人有着说不出的感慨。
　　振作起精神，我每天抱着画具，走到海边。但回来时，画面始终是一片空白，心中更堆满了迷惑、彷徨与怀疑。
　　一九七一年就在自作自受的痛苦中挣扎逝去，求生的本能还坚持着，一天混过一天，不折不扣地一具行尸走肉！以往的理想与抱负，难道这样轻易地就无影无踪了？
　　令我不能释怀的是对不起那些朋友，是我害他们把钱拿出来，害他们血本无归。如果我能原谅自己，那么天下人的过失，又有什么不能原谅的？我既然错了，就应该自食恶果！不能让时间冲淡它，不能让自己放过自己！
　　二月中旬是巴西的狂欢节，对巴西人说来，这是他们天天期待的、一年之中最兴奋的日子。记得在那段埋首音乐、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中，每逢狂欢节到来，我也曾尽情地投入。如今我只是个残存的行尸，青春消逝了，理想破灭了，希望不再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依然苟且偷生。
　　在狂欢节期间，巴西人纷纷拥向街头，一个个随着森巴乐队，不住地唱着跳着。累了，不论男女，随地一倒。触目所及处处是人，欢乐的声浪洋溢在每个角落。
　　餐馆的生意也很忙碌，来吃饭的不多，都只是喝些饮料、趁便休息的客人。一个下午，店中挤满了人，汗酸夹杂着狐骚味，闷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溜了出去，在人堆中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那里已经坐满了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有的化了装，有的索性脱了上衣，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
　　在一棵树下，有几个嬉皮静静地盘坐在那里。他们像是遥远的族类，抽着烟，呆滞而茫然地凝望着那些声嘶力竭的人们以及不停蠕动的肢体。
　　其中有两位我曾在餐馆见过，男的名叫尼奥，是意大利人，女的是琉球出生的日本人秀子，他们都是从阿根廷专程来此，想见识一下本地狂欢节的风光。
　　见到我，他们邀我坐下。尼奥打扮成妖娆的女人，以浓重的西班牙口音的葡萄牙语对我说：
　　“你觉得我美吗？”
　　“不，我觉得恶心。”
　　“化装只是为了增加情趣，不要认真。”
　　我不想多说，没有理他。秀子没有化装，却穿著比基尼泳衣，她问我：
　　“你不喜欢化装？”
　　“我不习惯这种伪装。”
　　“你生了病不吃药吗？”尼奥问我。
　　“当然要。”
　　“化装是为了调节生活上的枯燥病。”
　　“可是我没有这种病。”我有的是生活绝望症，而不是枯燥。
　　“不错，你们东方人平常就很重视精神的调剂。”尼奥很感慨地说：“中国人很了不起，是用思想的民族。不像巴西人，他们没有深厚的文化，没有可资寄托的传统，所以必须借着这种原始的形式，以摆脱现代文明的桎梏。”
　　想不到他能说出这种话来，我反问道：
　　“你认为现代文明是种桎梏，为什么中国文化又不是呢？”
　　“所谓的现代文明，只是货品与金钱累进的循环，机器大量生产货物，货物刺激人们消费，消费又驱使着人再去生产。人类只是这种循环过程中的劳动力，说穿了，是推动这个系统的奴隶。如果人类觉醒了，返身追求自己存在的价值，就会发现这些货物实在毫无必要。这样一来，整个系统就会崩溃，所以我说现代文明是一种人性的桎梏。但是你们的文化不一样，你们所追求的本来就是人与大自然间的和谐关系。”
　　“那只是古老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已经变了。”他说的不错，我很有同感，可是人自愿套上桎梏，又有什么办法？
　　“为什么呢？西方已经走到了尽头，你们为什么还要步我们的后尘呢？”
　　“谁知道？地球是圆的，一直走下去，总有一天会碰头的。”

　　晚上，餐馆的生意更好，一直忙到午夜，客人才渐渐散去。我正想休息一会儿，好准备打烊。谁知门开了，又进来一对客人。
　　我认识那位大胡子东尼，尼奥与秀子就是他带来的。他是店中的常客，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漂亮女伴陪着，这次也不例外。那位女郎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有着脱俗的神采，清俏的面庞，配上短短的褐发，一件运动衫，一条短裤，脚上踩着一双拖鞋。
　　东尼点了菜，向我介绍他的女伴：
　　“这是我的未婚妻，凯洛琳。”
　　我问了好，她微微笑，没有开口。
　　东尼又用英语对她说：
　　“他是中国人，去过美国，你可以跟他说英语。”
　　我不能不服气，东尼虽然其貌不扬，却能说会道，满口流畅的英语，自不难获得这位美国女郎的欢心。她看来很年轻，眉宇之间有着一种独特的甜美，也有着自然无邪的纯真。相比之下，东尼这个花花公子，一身奇特的衣着，身材矮小，脑袋微秃，连腮的大胡子乱蓬蓬的占了半个面庞，她怎么会是他的未婚妻呢？
　　饭毕，我送上茶，见凯洛琳低着头，东尼把她的手按在桌上，好似在温言相劝。等我走近时，凯洛琳忙把手抽回，头则扭向一边，在灯光的照映下，我瞥见她睫毛上闪着晶莹的泪光。东尼倒是落落大方，顺势用手指敲着桌面，对我笑笑。
　　他们走时，东尼伸手去搂她的纤腰，她很技巧的闪开，直接走出门口。我的妒念加上怀疑，想到平日对东尼的了解，更难相信她会是他的未婚妻。
　　日夜不休的几天下来，狂欢节到了尾声，人人都筋疲力竭，兴奋变成了挣扎，快乐只是挂在脸上的装饰。地上躺着的人，比用两脚移动的还多。可是彷佛是大旱之将至，人人都要喝光这已经见底的欢乐之泉。
　　我想到尼奥与东尼相识，出于好奇，便打算找尼奥聊聊。结果尼奥没有找到，却在嬉皮口中，得到了一条周游世界的明路。
　　这些嬉皮身上不名分文，却终年四出游荡。运气好时，可以搭便车打零工，睡车房、马厩。但多半时间是徒步而行，饱一餐饿一餐，草根野果，什么都吃。入夜，用毯子把身体一包，以天为帐，以草为席，露宿一宵。
　　这些我自信都做得到，但他们没有签证的困扰，身为中国人，最悲哀的就是因为政治因素，只容许在国内做个顺民。嬉皮又教我一个方法，就是参加圣本托修道院的修练，结训后可以持用他们的证件，住他们的招待所，旅行世界。
　　如果我早年生长在中国大陆，说不定如今也已经出家做了和尚，云游那五岳八荒、天池雪海去了。这样说来，圣本托教会也有着与我国游方一样的规矩。至于天主教我已经不再排斥，只要能得到解脱，信奉真理原是我梦寐以求的。
　　又燃起了一丝对人生的期望，我振作起精神，回到餐馆，愉快地做完晚班。正打算结帐，突然眼前一亮，凯洛琳出现在门口，她带着甜美的笑容，像阵春风，我沉寂已久的心池又吹起片片涟漪。
　　东尼、尼奥、秀子尾随着她走进来，我忙过去招呼，一切侍候得妥妥当当。上菜完毕，东尼对我说：
　　“坐下来，陪我们聊聊。”
　　“不行，我还要招呼客人。”
　　“还有什么客人？”他指着空荡荡的桌椅，笑说：“难道你还要侍候它们？”
　　我正想向他们探听圣本托教会的事，便老实不客气的坐下，趁他们在吃饭时，详细地说明了前因，并问是否真有此事。
　　尼奥一直注意的听，等我说完，他问道：
　　“你是想去修道，还是想去旅行？”
　　“都想，最主要的是想摆脱过去，寻找未来。”
　　东尼也放下了筷子，插口问道：
　　“你对宗教有什么看法？”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个无神论者，我绝对相信宇宙中有个至上的、超然的力量，但却不能同意一般宗教的看法。”
　　东尼兴奋地搓着双手，用英语对凯洛琳说：
　　“你看，我说得不错吧？连中国人都这样想。”他又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
　　“不知道。”
　　“我们在追求人生的真理。”
　　“什么？”我不大相信，尤其是从这位花花公子口中出来的话。
　　“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研究宇宙的真相。”尼奥解释说。
　　“研究什么？”这些人是在讽刺我吧！可是他们不认识我呀！
　　“你是中国人，应该知道寒山与拾得吧？”这句话其实是猜了半天才听懂的，因为他们把“寒山”、“拾得”四个音，拚得非常怪异。后来尼奥干脆拿出一本小册子，上面写了这两个人的中文名字，我才蓦然想起。
　　这两人据传是江苏寒山寺的和尚，很有文才，道行高深，经常游戏人间，行为惊世骇俗。最初人们对他们很不谅解，后来有另一位僧人“丰干”，向信众宣称，两位竟是文殊与普贤菩萨转世。
　　寒山与拾得知道了，说声：“丰干饶舌！”随即飘然而去，不知所终。
　　可是他们研究寒山与拾得，又与宇宙真相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是寒山与拾得的追随者，你是中国人，一定对中国文化有研究。”尼奥见到我的神情，特别加以解释。
　　“你们怎么研究呢？”我还是不懂。
　　“你要是真有兴趣，等一下到我们那里去看看就知道了。”尼奥很诚恳地说。
　　后来我才知道，嬉皮以反对社会现况为诉求，有一位美国学者很推崇寒山与拾得的风格，认为他们是社会反叛者的先驱。因此，嬉皮就把他们两人奉为鼻祖。
　　他们吃完已是十二点多，打了烊，我随着他们，走到上城与下城交界的斜坡旁、一栋约有百年历史的楼房前。那楼房年久失修，砖土残破不堪，左右双拼，各有三层。在夜色中阴阴森森的，看上去有如鬼域。
　　大家鱼贯上楼，我走在最后，凯洛琳在我之前，她一再提醒我要小心。黑暗里只感觉到那楼梯角度奇陡，且木板都已腐朽，踏上去摇摇欲堕，令人走来不禁捏把冷汗。
　　到了三楼，东尼燃起蜡烛，打开门，进入左侧房间。一进门就是一条走道，墙壁上画的竟是一个太极图，阴阳两面各以一个箭头分别指向前后方，其中阴指向后，写的是葡文“爱”字，阳向前，写的则是“工作”。
　　凯洛琳和秀子走到黑暗的后间去了，东尼则把我带到前间，在微弱的烛光下，隐隐见到墙上画着不少图案，其中有八卦、卍形、犹太的六角形标志、基督教的十字架，以及许多我不认得的符号。正当中写的是个斗大的“静”字，不论图、文，画得很见功力。东尼压低声音，对我说：
　　“这里是我们的圣坛，一般人不许进来，你是例外。”
　　房中没有任何家具，墙边堆着不少书籍，正中央有一个典雅的小香案，上面放了两个碗，一个空着，一个装满清水。
　　待我看完，他们又带我到后面的娱乐间，凯洛琳和秀子围着一支蜡烛，正坐在一张大地毯的中央。靠墙还有两个嬉皮，正垂目打坐。房间不大，环堵萧然，什么都没有。
　　屋顶没有天花板，屋瓦也年久失修，这时月亮当头，月光点点滴滴的，漏了一地。
　　我们就地坐下，幢幢人影在四壁上游移晃动，连东尼的声音也显得神秘起来：
　　“我们这里有很多特别的规定，要请你原谅，白天是我们神修的时间，只有日落以后才能会客，欢迎你常来玩。”
　　接着，秀子在她身旁取出一些画来。她的画都是超现实派的风格，尤其在烛光和月光交错之下，用色和线条都显得非常的怪异。而且主题总脱不开兽头和人的躯体，我完全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意境。
　　我顺口敷衍了一回，便问道：
　　“由你的画风看来，壁上的画该是另外一个人画的了。”
　　“是我画的。”东尼说。
　　想不到他们都是些艺术家，我又问：
　　“你们的画卖吗？”
　　“尼奥的手工下次再给你看，我们就靠这些维生。”东尼说。
　　我本来还想多问一些，但见凯洛琳静静地坐在一旁，已经打了两个呵欠。我知道时间太晚，只好告辞，约好过两天再来。
　　我一向对嬉皮有些误解，认为他们都是些好吃懒做，或是逃家出走的年轻人。这次所得到的印象却与以往大不相同，尼奥很深沉，但是言必有物。东尼很有才气，又有语言天分，连秀子的画都有一手，只是不知凯洛琳会什么？这些人说来都不是泛泛之辈，我倒不能不相信他们真的是在追求人生真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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