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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归途　　　美国、打工、雪地、父丧

　　我把能够变卖的都卖了，包括那支心爱的小喇叭。所有的钱凑起来大约有一千三百多块美金，还不够买回台湾的飞机票。幸好那时敏姐在美国洛杉矶，姐夫任职领事馆。我决定先去洛杉矶，找到敏姐再想办法。
　　九月初，我到了洛杉矶，由于事前没有通知她，加上多年未见，她几乎不认得我了。我说明了经过，她则认为家里这封电报必有隐情。因为几天以前还有朋友谈及家中情形，说父亲退休后，在继母的怂恿下，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居然开始做起生意来了。谁都想不到，父亲一生视财物为粪土，竟然晚年失节。
　　可是若父亲安好，那叫我回去做什么呢？敏姐认为既然要做生意，就要资本，她听说继母到处宣传，说我在巴西作画发了大财。如果专程叫我回去投资，我是绝对不肯的。必然是以父亲病危作为理由，先骗我回去，再设法说服我。
　　我先还不信，立即发了封电报，请父亲寄些路费来，同时写信给几位在台的亲友，请他们代我打听一下。
　　结果证明敏姐的判断完全正确，父亲来信说病已痊愈，叫我留在美国，不要回台。而亲友则一致表示父亲身体很好，只是为了做生意，到处借钱。在字里行间，每个人都暗示着对继母的不满。
　　敏姐看了父亲寄给我的信，她指出那不是父亲的笔迹。我记得大约在一年以前，父亲曾写信说明，因为他的视力不好，家信概由继母代笔。日子一久，我根本没想到这些代笔信很可能已不是父亲的意思，以至于在盲目冲动下，拋弃了在巴西的一切。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该怎么办呢？
　　回巴西吧？不论有没有必要，八百多块美金的机票从哪里来？再说，学校的退学手续已经办了，我好不容易申请到的一点助学金也没有了，以后的生活要靠什么维持？还有，我该如何面对艾洛伊莎？难道告诉她，我是个自由人，想走就走！现在，我需要她，想回到她身边，我就回来了？
　　回台湾是不用考虑的，国外生活再苦，却是海阔天空，心情畅快得很。大家都劝我留在美国，我也知道这是唯一的选择，只是我很不甘心。打从中学起，由于我恨英文，不仅不愿意学，而且还信誓旦旦，将来绝对不去美国。
　　考虑再三，我列出各种有利的理由，设法说服自己留在美国。工作、语言、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倒不是问题，甚至于，为了我追求的目标，更有深入的必要。好在在这个时代，美国不论在哪一方面，对人类社会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迟早我都要了解她，多少困难都必须排除，否则，我不够资格自命为人生真理的探索者。
　　孙振先是我在巴西认识的朋友，也是学农的，这时刚好他来找我姐夫办事，一见到我，他乡遇故知，立即邀我去他家住，并热心地帮我找工作。他太太叫露西，是实践家专毕业的，做得一手好菜，也非常好客。他们住在好莱坞区，在日落大道与高原街交叉口附近一所小巧精致的木屋内。
　　他所从事的工作是一种很特殊的服务业，专门为别人照相。客人只要打电话到他公司预约，定好时间，老孙便依约准时去拍照。这样也可以称为“工作”？我实在佩服美国人的生意头脑，只要有需要，就有生意，就有钱可赚，利人利己。
　　敏姐本已说好介绍我去一个加油站工作，但老孙极力反对，他说在美国找工作很容易，不妨找个比较理想、收入多的。所以当他去修闪光灯时，顺便问老板要不要工人？刚好工厂缺人，便叫我去考试，考完立刻录用。
　　由于事先没有准备，更没想到刚到美国就有了工作，如何上班立刻成为首要问题。我没有汽车，也不会开，甚至于根本没开过。然而在美国，尤其洛杉矶是有名的专为汽车族所设计的都市。这里的居民除了未成年的小孩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外，人人有车，有些人甚至还不止一辆。
　　第一天上班是搭公车去的，由住家的好莱坞到我上班的伯本区，开车不过十分钟，可是转两班公车，却花了我三个小时。老孙一再叮咛，说等公车很难，可是怎样也想不到，竟难到这个地步。
　　我决定要买部车，钱虽是问题，老孙还可以借我，麻烦的是要先学开车。在美国时间就是金钱，有什么方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同时解决买车、学车、开车三件事呢？
　　我的看法是，先买车再学开车，因为我怕麻烦别人。老孙不赞成，说在美国如不先学会开车，没考上驾驶执照，出了车祸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我争不过他，只好在他的指导下，先在一个公园里学了十几分钟，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但是老孙认为还差得远。
　　我心急如焚，等不及了，便去找姐夫，说是要考驾驶执照。姐夫以为我会开车，便带我去一个地方，说认识那里的考官，说不定比较容易过关。
　　因为姐夫是外交官，家里经常举行酒会，邀请一些“大人物”。以一个驾驶官而言，一辈子也没有几次机会可以和那些大人物来往。所以姐夫乐得送个人情，有酒会时，也顺道把这位考官请去，做做国民外交。结果两个人成为好友，也方便了我这个考生。
　　果然那位考官非常卖帐，尽管我的技术欠佳，所幸他手下留情，七扣八扣还得了七十多分。感谢姐夫和他的关系，我通过了考试，成为汽车俱乐部的新会员。有了驾照后，再以分期付款买了部流线型的“柯威尔”二手车。车一到手，第一件事便是以八十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了一阵子，享受一下“行动自由”。
　　那时已是深夜，等我想到该去姐夫家表达谢忱时，已在高速公路上失去了方向及距离感。直到买来地图，按图索骥找到姐夫家时，我才知道刚刚已经开到内华达州了！
　　那次的冒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就像一个未曾在刀山上失手的人，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在刀尖上打滚。
　　上班的伯本，是一个住宅兼工业区，位于好莱坞北方约十余哩，工厂及办公室林立。而我住的地方，就在中国大戏院旁边，刚好是好莱坞的商业中心。所以，每当上下班时，与车辆流向恰恰相反，高速公路上经常畅通无阻。
　　由于时间充裕，我又念念不忘往日未竟的梦想，便参加了一间著名的绘画函授班，按步就班地学画。但时间还是太多，再说音乐也好，绘画也好，其实我真正不能忘情的，却是电影。今天误打误闯，来到了好莱坞，为什么不乘机求教一番呢？
　　就在住处不远，我看到一家甚具规模的影剧补习班，宣传看版上，挂了不少电影界有名的人物。我决定去修习编导，明知道自己的英文很差，好在学的是观念和原则，所以硬着头皮，又做了老贡生。
　　由学习中，我发现美国专门培养技术人才，不论是绘画或是电影，都有一套一套的公式。照理，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长处，教者应该因材施教。事实上不然，在函授绘画班上，我很快就看出“对方”只是一种机构。我完成一部份课业，他们就寄来一些资料，内容与我的程度、学习的优劣无关。
　　以商业立场而言，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所函授学校标榜“因材施教”，说每个学生会有一个名画家亲自指导！我也选了一位名画家，且是一位中国人。我常在画稿旁写些意见，请老师指正，可是从不见回音。
　　电影班更好不到哪里去，编导班共有二十多人，由一位“名导演”（导过电视剧Smoking Gun ）授课。这位老师吊儿郎当，最喜欢指导亲吻的戏，常找些演员班的学员来实验，每每一堂课就在吻来吻去中结束了。
　　可是，我也有收获，那是这位老师无意中透露的。
　　记得是有位学员问他一个问题，我没有听懂，导演老师说：
　　“不必担心，这个有公式！”
　　那位学员又连续问了几个问题，答案都是：
　　“有公式！”
　　只怪我英文不好，难道是上数学课吗？
　　下课后，我去问那位同学，什么公式不公式的。
　　“我是问他系列戏剧与单一戏剧的发展技巧，他一讲我就懂了，他是说一切都有一定的公式，连单一剧都不例外。”
　　“戏剧是创作，怎能有公式呢？”
　　“现在是商业，要大量生产，所以只要会用公式就好了。”
　　“那他为什么不教这些公式呢？”
　　“啊，用不着，书店就有。”
　　“那我们在这里学些什么呢？”
　　“学什么？等机会呀！”
　　“等什么机会？”
　　他很奇怪地瞪了我一眼，才发觉这个东方人是个白痴。
　　“等他提拔呀！哪天他拍戏需要帮手，就会在我们这里找。”
　　原来如此，这一来，我也懂了，真要学电影，还不如上电影院。一部好片子，里面有学不完的宝贝，所有的艺术，都只能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去体验。因为艺术不是知识，只能依感官的观察与意识的表现，而不是可以藉概念的学习得到的。

　　我工作的地方虽号称工厂，其实是间小店，专门装配及修理各式闪光灯。店名叫“诺曼企业”，只有老板、一位女秘书、工程师及四个技工。当时所规定的最低薪资是每小时一元七角五分，我们工厂采用工时制，我每小时可得两元五角。工作多时，每月可以赚到八百多元，比老孙的收入还高。
　　人生是多么的不公平！同样的我，在巴西拼命工作，不过月入数十美金。只因国家富强，便人人沾光，为什么人们不先努力使国家富强呢？
　　工厂里熟练的技工，平均每天可以装配及测试一个闪光灯头，我一去就发现他们的工作方式很不合理。等我把各种情况弄熟了，便自行设计了一条生产线。一个月后，平均每天可以生产十个灯，甚至有一天我创造了生产十七个灯的记录。
　　老板名叫诺曼，年纪和我差不多，他很欣赏我的工作，每个月自动给我加薪一次。到了第三个月，已加到三元五角一小时。他告诉我，那是技工最高的工资了，以我的能力应该还可以再加上去，但是必须先通过工程师鉴定考试。我看了看考题，知道毫无希望，也就心安理得安分地工作下去。
　　诺曼又开始教我设计电源供应器，原先是由一位工程师负责，一个月只能设计一台，而且常常在测试时爆炸。最初我也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胜任，一个星期后，我完成了一台。测试之下，一切良好，那位工程师愤而辞职，此后即由我来代理。
　　我以为美国人讲究效率，加上诺曼做事合情合理，士为知己者卖命，我那个改不了的老毛病又发了。
　　我们的产品设计得很差，外形不美，而且又大又重。这种闪光灯多半是供应给一些流动的家庭摄影师，他们每天背来背去，巧拙轻重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我研究后发现，以现有的材料，体积至少可以节省四分之三，重量可以减轻五分之四。
　　哪知诺曼坚决反对，他说我不懂做生意的门道，顾客要求的是“货真价实”，只有做得又大又重，买者才肯出高价，我们才有利润。
　　同事们也对我抱怨有加，因为我们是计时论酬，工作效率提高了，工作时数便相对的降低，钱也就少赚了。叶落知秋，以一个小小的工厂，只有几个人，大家成败与共，才有安定的工作机会。老板不求改进，满足于现状，工作人员则只顾自己的利益，不为经营者设想。长此以往，怎能在市场上与他人竞争呢？
　　同事中有位名叫彼得的小伙子，个子很高，喜欢打篮球，和我兴趣相投。他每天装一个灯，慢条斯理，不慌不忙。有一个星期天，他邀我去打球，我们一矮一高，组成一队天龙地虎，倒颇引人侧目。
　　休息时，我正在喝沙士，突然听到他说：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在‘喝’碳酸饮料。”我以为他在教我英文，所以特别强调“喝”这个字的“现在进行式”。
　　“不，我是指在公司里。”
　　“啊，混日子。”我才知道又是老问题。
　　“如果你想多赚点钱，我绝对支持你，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我敢担保诺曼不会再给你加薪了。”
　　“我知道，我只是尽责任。”
　　“狗屎！你的责任是一天做一个灯。”
　　一来我不愿跟他争，二来我再有理，用英语也讲不出，只好说：
　　“可是我‘不会慢’！”我想说的是“慢不下来”。
　　“狗屎！‘不会慢’，没有这种事。”
　　“真的。”
　　“狗屎！狗屎！”
　　连续几个狗屎，把我惹毛了，我用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发起高论来：
　　“做得多，公司赚了钱，公司就会大，公司大，我们大家有好处。”
　　“你在做梦哩，公司再大，诺曼也不会多给我们一毛钱。”
　　“至少……”我不会说有“面子”，改口说：“有希望。”
　　“狗屎！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自己有钱。”
　　“怎么能自己有钱呢？”
　　“等机会呀！机会到了大捞一笔，谁不是这样？”
　　“可是国家……”我想说这样国家就很危险了。
　　“什么国家？国家就是要帮我赚钱的。”
　　不同的意识型态，加上我受限于语言，再谈下去只会伤感情。或许他的想法有点极端，但我所接触过的人，不论在巴西还是在台湾，这种论调好象是种流行的时尚。看来极端的应该是我，至少，我不合时代潮流。
　　美国的人口比中国少了五倍，可用的土地则大了十几倍。再加上他们没有历史包袱，没有不断的天灾战祸，又承袭了欧洲的工业文明。人在富裕之余有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原也符合人性。可是为什么中国人也有这种想法呢？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有能力的人只为自己谋利，那整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
　　美国人没有国家观念，是因为国家形成的时间短，又得天独厚，还没有经历到国破家亡的惨痛。就像人在青少年时期，不知天高地厚，一切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然而，一近中年，生老病死的际遇纷至沓来，双亲或尊长不是大限将到，便是病痛缠身。至于自己，不成家固然不可，成了家，各种负担宛似无止尽的梦魇。
　　美国目前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人正是时运当头。唯有等到国力耗尽、资源枯竭之时，才会重新整理他们的经验，认识到人间真相。

　　立妹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心理学，寒假时邀我去玩。多年不见了，她结了婚，生了个乖巧的女儿。往事好象天边的浮云，虽然是亲兄妹，基于特殊的家庭状况，我对她的了解却是模模糊糊的一片迷雾，连想象都着不上力。
　　我乘着灰狗巴士，横跨了加里佛尼亚、内华达、亚利桑那三州，沿途见识到美国的峡谷与大漠。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人在种种原因下，宛如世纪初的犹太人，天各一方、骨肉飘零。我心中感慨万分，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与她叙旧。
　　那时车外下着大雪，一望白茫茫无际的大地，心中冉冉浮起幼年时的北国风情。母亲在我的心底，一直是一个枯瘦如柴的影子，成年躺在病床上干咳。那种咳声断断续续，有气无力，既夹杂着无比的痛苦，又代表着无助的挣扎。
　　由于台湾没有雪，失去了联想，回忆之窗也就紧紧地关闭着。这时，在灰沉沉的天空中，一些轻灵细白的雪花，缓缓地游移到眼前。甫接触到车窗上的玻璃，就依附不去，由一朵朵六角形、伸展着纤毛的小精灵，顿时化为一片半透明的光影。
　　透过光影的芒彩，一幅一幅鲜活的景像，突然跃入眼帘。
　　记得在北平时，母亲完全不像是个病人，她常带着立妹与我去北海公园溜冰。还有一个瘦长的身影，也同时出现在回忆里。我们叫他三舅，他很会唱歌，我记得最清楚的，也是他经常唱的一首：
　　“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那静静的黑夜里，想起了我的故乡……”
　　一样的是雪花飞舞，不一样的，却是那一去永不复返的温馨。
　　我们在北平的家，记得是当时市长徐惠东先生借我们暂住的，我们住在前院，后面还有一进，徐市长的三位舅子就住在那里。
　　二舅喜欢喝啤酒，我不喜欢那香涩而辛辣的感觉，但为了找他们要小说看，经常要小小的忍受一下。三舅也喝酒，他一喝就唱，一唱就被撵出去。
　　永远是白皑皑的雪地，永远有三舅的影子，似乎和母亲冻红的双颊、无声的缄默密切得分不开来。
　　在那神秘的回忆之窗中，唯一的例外是一团炉火，母亲紧紧的抱着立妹与我，三舅则靠在窗棂上。静静的，正如同封冻的、停驻在我眼前的光影。
　　三舅的歌声响起了，永远是同一首，他低低的哼着，我好象也听到了母亲的哼声。一片暖意，一种我很少感受到的祥和，渐渐地化为虚无……
　　接着，一片茫然，我搜竭枯肠，却再也记不起什么了。巴士到了新墨西哥，一见到立妹，别的还没说，我开口就问她：
　　“你记不记得，我们住在北平时，有位三舅……”
　　“当然记得，他很会唱歌。”
　　“后来呢？为什么我想不起后来怎样了？”
　　“后来他从军，打日本人去了。”
　　我在立妹家住了两天，好象去过白沙空军基地以及一些名胜。但是我却什么都不记得，对妹夫的印象也很淡。因为那寒得彻骨的风雪，早已把我召回过去的岁月中，回忆像一团浓雾，黏黏地、绵绵地占据了我整个的心。

　　电影及绘画函授目前都是纸上作业，为了充分利用在美国的学习机会，我急需一些实际经验。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又参加了一个业余的戏剧团体“东西剧社”(East West
　　Player)，是由一些爱好电影艺术的东方人所组成。他们在洛克斐勒基金会的支持下，经常在一个教堂中排练，并在各处演出。
　　东西剧社的成员不多，大约有二十余位，因为相处不久，名字都淡忘了。只记得负责人有三位，日本籍的麦可，一位中国女仕及一位韩国人。在我离开以后不久，他们几个都到好莱坞跑龙套、演电影去了。
　　我才加入就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不过是想打入美国的娱乐界而已。由于美国社会的结构，白种人主导所有的利益集团，好莱坞自不例外。但是各族群的自主意识不断的升高，急于参与白人社会。为了安抚他们，美国政府制定了一些律法以保护少数民族。这些保护法规不是针对个人设定的，东西剧社的成立就是想以团体的力量，来分享一些保护的利益。
　　我曾向麦可建议，与其只是参加好莱坞的演出，不如提供一些素材，让他们重视东方传统的文化，大量生产有关的产品。麦可不同意，他认为凭表演我们还有机会与之一争长短，谈文化则美国已经到达了世界顶峰，东方是望尘莫及。
　　我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是一个“东西方服装展览会”，场面相当盛大，有不少中、美“明星”助阵。到了现场我才发现这个活动完全是某一服装公司，利用东西剧团的名气，推销自己的产品。为什么一个有志于戏剧艺术的团体，经费已经有了着落，却不务“正业”，甘愿为五斗米折腰呢？
　　在老孙的介绍下，我也见识到了这里的“留学生社会”，我之采用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是很特别的一群。他们既不能溶入美国社会，又与早先来美的“老华侨”泾渭分明。基本上留学生都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拥有理想的职业，生活条件相当优渥。但是在心理上却是矛盾深重，对自己的国家以及美国社会，都是既爱又恨。
　　他们最难以忍受的，是子女们在美国社会的成长过程。自由放纵的社会对孩子们而言，正是如鱼得水。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既无力也不能干涉。
　　美国人的社会表面上看来很开放，其实他们极其孤独。每个人在工作之余，除了家庭就是一些私人的交谊，外人很难介入。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养成了独立的精神，认为个人的自由大于一切。
　　中国人一向过惯了团体生活，经常要串门子、闲话家常。即使到了美国，这种习惯一时也改不过来。结果是一到假日，“老中”们总要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或打麻将、或结伴出游。自然而然，父母也希望孩子们能打成一片。
　　可是，孩子们却很难适应，他们最怕的是讲中文，加上年轻人的特殊文化与社交，使他们与父母的距离日行日远。
　　我所认识的朋友中，有两家人正好是两种典型、一样心理。一家姓史，一家姓李，先生们都在一个石油公司任职，且都入了美国籍。史先生认为在美国的生活是临时的，迟早有一天会回到自己的国家，所以很强调孩子们的传统教育。而李先生一方面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却又希望儿女知道自己的根，以免成长后迷失在西方社会中。
　　那时我们的话题常绕着ABC 打转。所谓ABC 是指“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据他们说这样的孩子在成长后，既不能被美国社会认同，又不愿承认中国的背景，心理上极不正常。所以对如何让下一代幼小的心灵中，建立起自尊自信的认知，谁都没有答案。
　　由史、李两家的问题，我更体会到国家的重要性。更明确地说，应该是文化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国家赖以存续的思想文化，才是人们生活的泉源。
　　什么是国家？美国难道不是国家吗？为什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做了美国人之后，却希望他的子孙保留中国文化思想呢？
　　我不认为一个国家的政体有多么重要，除了政客们拥权自重之外。国家实际上是一群拥有共同文化认知之个体所组成，人与生活习惯是主体，政体只是权与利角逐的结果。能令人民团聚在一起的，只有思想文化。
　　只是我们这可怜的一代，在政体长时期的斗争下，外力入侵，文化破产。人民对国家民族失去了信念，只得追求一己的幸福，终至飘流海外。到最后，连期望在子女身上保留那一丝的怀念，都困难重重。
　　美国是个朝气蓬勃的社会，以个人能力或才智而言，美国人、中国人或巴西人并没有多大的分别。然而美国有先天优良的条件，社会制度又让人民得以充分的自我发挥，再加上各代的移民大半都经历过原来社会的排挤或迫害，所以很能珍惜这种难得的机会。
　　但是，我也看到了美国的隐忧，新生一代的美国人，把自由视作理所当然的“人权”，把自然的资源视为私产，恣意滥用，挥霍无度。在好莱坞的日落大道上，每天都有成群的年轻人，穿著怪异，或驶飞车呼啸而过，或麇集在酒吧间，以麻醉品互娱。不错，那是他们的自由，在不需要奋斗的生活中，无法体验真正的痛苦，他们需要快乐，却不知道快乐是什么。
　　此外，在饱暖富足之余，人们淫欲的念头油然而生。商人为了谋利，大量利用声色广告，极尽挑拨诱惑之能事。借着自由之名，人人放纵于肉欲，而且津津乐道。不要说一般人，连自制能力一向很强的我，也禁不住心动神摇，方寸大乱。

　　有一段时期，我常常后悔轻易的离开巴西，与艾洛伊莎失之交臂。美国社会既有人种歧视，又有语言隔阂。不仅生理的压力难以解决，生活上的紧张也无法疏解，每天只是工作、学习，环境把人紧紧的控制着，容不得任何人自行作主。
　　我原以观光名义入境，在此是非法工作。不论我是否打算长期留在美国，都必须先取得居留权。根据律师分析，我学的是农，又没有足够的农场经验，因此希望非常渺茫。有人建议我去办假结婚，只要一千多元就可以，这种事我也做不到。
　　有一天，无意间在杂志上看到一则计算机做媒的广告，我心中一动，正如同艾洛伊莎所说的，普天之下绝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符合我期望的人，更别指望谁会在哪里等着我。如果决定留在美国，何不干脆与美国人结婚算了？既然我没有时间及机会交女友，唯一的良策就是请计算机作媒了。很可能有一位与我一样的女怪物，不仅与我想法、观念、兴趣雷同，至今也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再如她也想利用计算机找一位知心怪物，那岂非大好的良缘？
　　就算我不打算留在美国，若能找到一个知心的人，又有什么不好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理想的对象，不必管对方是中国人、巴西人或美国人。不去找，永远不可能得到，若要找，就要用一个有效率的方法。
　　通过朋友介绍，接触的范围及选择的条件都有限，我虽然不知道计算机作媒可行性如何，但是参加的人多，选择的机会一定比较大。再说，见识一下这最时髦的新玩意，不论成败如何，总会得到一些经验。
　　花了一百多元，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填了一大张复杂的表格，我参加了一家计算机做媒俱乐部。一个多月后，计算机通知我已找到了理想的对象，我约她共进晚餐。一见面，她开口第一句话就问我是不是一定会跟她结婚，我说一定不会，她听了，回头就走。
　　第二次则是连面都没见就吹了，在电话里，她一直纠正我的文法，我当然希望有个认真负责的英文老师，但是面都还没见着，谁知道她下一步要纠正我什么？
　　我到俱乐部去抱怨计算机不灵，他们说是我资料填错了。重填资料时，我才发现那些条文式的内容，都是些具体的数字以及简单的说明。
　　比如说：“你是不是希望对象很美丽？”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说“不”的，但计算机又如何去判断一个人美丽与否呢？再如另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不是有吸引力？”该怎么回答呢？难道也有人说“不”吗？
　　至于我所关心的文化素质，偏偏在问卷中找不到影子。虽然有下类的问题：你喜欢音乐吗？喜欢艺术吗？喜欢运动吗？但这些话能代表什么？音乐学院里的同学没有一个不喜欢音乐，可是我一见到佐治，就受不了。
　　除了这些是与否的问题外，还有的就是一大堆数字，如身高、体重、胸围、臀围等等。总之，问题是不少，却没有一项能代表我这个怪物所要知道的。
　　要想根据这些来决定婚姻大事，岂非缘木求鱼？我当初居然信以为真，甚至在第一次填资料时，还真以为这是所谓的“科学方法”。
　　反正已经上了贼船，我决定再试一次，计算机挑了两个月后，又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在那个周末早上，我便打电话与她联络。对方好象很惊讶，我首先告诉她，我是中国人，是计算机介绍来的。她立刻说好极了，约我马上去她的公寓，见面再谈。
　　到了她的公寓，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个小男孩，我说：
　　“我来找XXX。”
　　“就是我呀！进来！进来！我先去换衣服。”
　　她进了内间，我环目四顾，沙发上、地上、架子上到处是书，都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哲学、思想等有关。这倒不错，我们应该不愁没有话题。此外，她还有个非常昂贵的音响，只是我看不到一张古典音乐唱片。
　　不一会儿，她换了女装出来，短头发上还夹了一些发卷。她身上散放着浓烈的香水气味，令我头昏脑胀。
　　“走，你会打保龄球吧？我带你去。”
　　“我不会打保龄球。”
　　“啊？”她好象不相信似的：“没关系，保龄球馆就在附近。”
　　“开谁的车？”
　　“你开，我会告诉你怎么走。”她说话时截金截铁，动作也颇有男人之风。
　　我知道当时在美国有所谓的女权运动，因为我不了解西方社会的背景，无法表示意见。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女性确实没有社会地位。民国以后风气渐渐开放，虽然难免有工作及待遇的区别以及基于生理、心理的顾虑外，实际上并没有刻意的性别歧视。
　　人的性别决定于大自然的排列组合，为了争取女权，连动作行为也效法男性，我不能表示赞同。异性之间的吸引力，多多少少是来自不同情趣的调剂，我怎能接受自己的女朋友和男人一模一样？这一剎，脑海中又浮现了艾洛伊莎那千娇百媚的神情，深恨自己跑到美国这种地方来。
　　上了车，我还在暗自盘算，应该用什么方法，将话题导引到彼此都有兴趣的事物上时，她已先开口了：
　　“你多大年纪？”
　　“今年三十岁。”
　　“你学的是什么？”
　　“农艺。”
　　“大学毕业没有？”
　　“有。在台湾读的。”
　　“你生过什么病没有？”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淋病不好意思启口，也不知英文怎么说。事实上，不管哪一种病，我都不知道英语字汇，这不能算是欺骗吧？
　　“没有什么严重的病。”
　　“好，你结过婚没有？”
　　“没有。”
　　“很好。”她满意地说。我发动了车，正想问她要怎么走，她又问：“你家里有几个人在这里？”
　　“没有。我们怎么走？”我怕插不上口，忙抢着问她。
　　“什么？啊！很好。向前一直走。”几件事一气呵成，她显得很有魄力。
　　我最怕这种调查式的问答，想改变一下话题，便说：
　　“你对社会学很有研究吧？”
　　“现在不谈那个，你喜欢旅行吧？”
　　“是的。”我很识趣，谁知道？说不定她真是在做调查工作呢！
　　“很好。你喜欢音乐吧？”
　　“是的。”
　　“很好。你喜欢……”
　　不等她说完，我必须求证一下她所说的音乐是否与我所说的相同：
　　“慢着！我指的音乐是古典音乐，是二十世纪以前的。”
　　“啊？那些老古董？”她不屑地说。
　　“是的，我是老派的人。”我必须让她知道这一点。
　　她想了一会儿，决定撇开这个讨厌的问题，又问：
　　“你每个月收入多少？”
　　“大约八百元。”
　　“嗯，好。你工作多久了？”
　　我实在厌烦于这种谈话，怎么办呢？她想了解我，这是她唯一熟悉的方式，我没有理由拒绝。即使以后不再见她了，为了礼貌也应该应付下去才是。我想到车已开了很久了，不如先到保龄球馆，打打球也比这种采访有趣，于是问她：
　　“球馆到了没有？”
　　她蓦然醒悟，四下张望了一阵，说：
　　“过了头了，转回去吧。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哩！”
　　我实在受不了了，她仍然咄咄逼人地追问不止，我们在同一条街上转了三圈。最后我干脆把车子停在路边，不耐烦地说：
　　“现在你问吧！”
　　她可能自知有点失礼，便说：
　　“我很满意，该你问了。”
　　“我没有问题。”
　　“什么？你没有问题？你不想了解我？”
　　“这样的问答又能了解什么呢？”
　　“难道你不觉得这样最有效率？”她大为惊讶，天下居然有我这种笨人。
　　我无法回答，效率？难道我们在做生意吗？这时，街头有游行队伍经过，我看得出是反越战的活动。我突然灵机一动，她的政治立场应该是自由派，在那时，美国近代的政治人物我只知道一个尼克森，那是台湾舆论界最推崇的一个。如果她喜欢，我便表示反对，反之亦然。以她的个性看来，不大可能妥协，于是我问她：
　　“你对尼克森的看法怎样？”
　　“尼克森？哼，他是个失败者！”
　　好极了，我极力反击，我说他是英雄，世界的救星。我们和谐的关系彷佛冰山一样，瞬间就崩塌了，争了一会儿，她说：
　　“你送我去前面那间美容院吧，我要去洗头发。”
　　“好的，我在外面等你。”
　　“不必了，我会找朋友来接。”
　　感谢尼克森，否则我真不知道要怎样脱身。

　　到了八月，家里又来信，说父亲垂危，临终前想见我一面。
　　这是团结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父母如果不能在去世前见到他们的儿女，可以称之为死不瞑目。当然逝者已矣，谁也不知道瞑不瞑目有什么分别。但是做子女的，长期在“百善孝为先”观念的灌输下，总不希望在脑海中存着一副永远睁着双眼、憋着最后一口气，老态龙钟的亲人的模样。
　　在一般人的眼中，我父亲待我太过严厉，使我丧失了童年快乐的时光。可是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不幸的遭遇、苦痛的过去，正是我一生中最丰富的资本。在当时我确曾怨天尤人、痛哭流涕，深恨命运对我不公平。到如今，我亲眼见到很多在父母呵护下成长的青年，一旦面临了无情的、竞争惨烈的社会，在没有心理准备下，弱者被强者残酷地欺凌，强者与强者则无休无止地做殊死战斗，以往赖以依仗的庇护呢？而今又在哪里？
　　历经了幼年深巨的痛苦磨练，我才成为真正的强者，除了我自己，天下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撼动我分毫。这种坚强的心理建设，不正是父亲的恩赐吗？不正是中国历代的先贤大德，累积了几千年的宝贵经验，赋与传统文化的精髓吗？
　　从功利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一无所取，没有金钱、地位、事业，甚至连家庭都没有。然而，那些并不是我所要追求的，从古到今，人生生死死，又有几个勇于摆脱世俗的牵绊，禀持着明确的原则，迈向理想的未来？
　　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缺点，有时候也会迷失方向。但在黑暗里，在迷雾中，我总能借着过去痛苦的经验，找到一线光明。也能利用千锤百炼的理性，克服自己，继续前进。
　　直到这一刻，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唯一所能禀持的原则，就是不断地观察、学习。此外，更要摒除私心，顺应环境变化，最后希望能找到一种放诸四海皆准、有助于所有人类、彻底解脱痛苦烦恼的方法。
　　既然父亲要见我最后一面，不管目前情况如何，我都必须回去。
　　我向诺曼辞职，他大吃一惊：
　　“你是不是嫌薪水太少？我可以给你加薪，我们的工厂正在扩充，忙得要命，所以忽略了你的问题。”
　　“谢谢你，是因为我父亲病重，要见我最后一面。”
　　“见你一面？见到你，他的病就会好？”
　　“我想不会，他已七十九岁了。”
　　“那你回去干什么？”
　　“这是我的责任，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那你要去多久？”
　　“很难说，可能回不来了，未知的因素太多了。”
　　“我不懂，你自己想想，这样做太冒险了。”
　　“我没有选择。”
　　“当然有，你不必回去，你看，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在成长，将来也有你一份。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哪里有只为了回去看看他，而不顾自己前途的事？”
　　他不了解中国人，就像我不了解他一样。最后，他只好摇着头，送我两百元美金作为路费，还加了一个脚注：
　　“就因为这样，你们中国不可能强大起来。”

　　一回到台北，我就赶到医院，父亲已经又瘦又干，双目深陷，但却睁着双眼，躺在病床上，一动都不动。我走到他面前，说：
　　“爸爸，我回来了。”
　　彷佛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历经艰辛的跋涉，他缓缓的把呆滞无神的眼珠移向我这边，注视了很久很久。突然，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燃起了，干涩的眼眶中泛起了一丝泪痕，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他颤抖着乌黑的嘴唇，用着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
　　“吃过饭没有？”
　　我大声说：
　　“爸爸，我吃过了。”
　　他仍然看着我，苍老而枯皱的脸上，显出无比的劳累，却又平静而安祥。他可能有很多话要说，也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总之，在这一刻，一切都显得多余。渐渐地，他疲倦地阖上了眼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睁开来。
　　我们把他接回家中，他如同植物人一般，不吃不喝，全靠点滴维持生命。一个月后，终于与人世永别。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他赋与我生命，教育我以文化，最后，他却成了一具枯骨。我是否也将步着他的后尘，在昏黄的晚景中期待着游子，一代一代地就此传衍下去？所传的又是什么？是生命？是文化？抑或还有其它我尚未了解的？
　　我们两代之间有一道很深的鸿沟，那是时代在人际关系上所刻下的痕迹，没有是非对错，只留下淡淡的惋惜。
　　父亲没有留给我一文钱、一片土，但是那看不到摸不着的影响以及人生的价值观，却如同生命的本质一般，与我同存。他并没有死，“死”只是一个很通俗的概念，代表一种生命力的移转。当毛虫结成蛹后，会变化成蝴蝶；当蝴蝶羽化了，又变成一粒粒精巧透明的卵。生命从来不曾“死”过，只是不断地开展。
　　人的生命期比较长，除了生命的更续之外，还有在生命过程中累积的许多认知。这些认知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也不是书本中可以提炼出来的。唯一的管道，即是每一个人自己亲身的体验。
　　“死”只是代表一个过程的终止，人体虽然化为尘埃，人的经历却永远存留。环境永远在变化，而生命需要生存，生存的经历便是生命生存最有价值的借镜。
　　人类千万年来所积累的认知，在一代一代之间不断地传衍，汇为长河、巨流，难道这不是一种生命，难道只有与草木同朽的身体才算是生命？
　　生命到底是什么？如果用逻辑来推论，正因为人“有”生命，所以人一定“不是”生命。人只是一种具有生命的机体，机体当然与生命有别。再进一步看，人有生命，人又有认知，是否“生命”与“认知”同是“人”的属性呢？
　　如果是的，那么在认知的立场，生命的意义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在大自然的进化中，许多现象基于环境的变化，随起随灭，消逝得无影无踪。唯有能永存在大自然中的现象，可视为“有意义”。而生命需要知识以增进延续生存的机率，所以，生命的意义可以说就是不断地追求、传衍所获得的认知。
　　目前，我的认知是：父亲的责任告一段落，以后就轮到我了。
　　办完父亲的丧事，我才发觉当前的第一个责任，就是维持家计。不管我愿不愿意，这个责任已自动地落在肩上，再也潇洒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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