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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丧母   英文、橘子、孽障、失恃


  新家在台北市松江路一二五号,是省政府新建的宿舍,一片整齐划一的绿色双拚木房。院子不大,但足够种些花草。右侧住的是名将白崇禧,左侧是前南京卫戍司令宫其光,与我家同栋的另一端,则住着当时的新闻局长张彼德。
  除了几排紧连的宿舍外,四周都被稻田包围着。向北望去,青葱葱的山一直延伸到东南角。台北市区则在西方的河谷平原上,离此大约有十几里路。
  记得母亲见到新居时,曾感慨地说: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但愿我能死在这里。”
  自从母亲住进自己的新家后,病情急剧恶化,躺在床上,再也不能起来。
  我的化名没有派上用场,不需要任何文件,我进了中正国小六年级。从此,十多年安定的岁月掀开了序幕。然而,这种安定只是外在的环境,只是政治局势的偏安。对我个人以及我们的家庭而言,真正的苦难磨折才刚开始。命运如同盘石压顶,不论怎样挣扎、奋斗,渺小的我们,始终无法解脱。
  一九五一年,父亲奉命筹组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因为受到政府重用,共产党便利用我们大家庭的矛盾,先后派遣二娘的女儿宁生、汉生赴港,要求来台,都被父亲严词拒绝。最后大娘的女儿敏生也到了香港,声明若不能到台湾,便打算死在当地。
  这时,彭孟缉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得知敏姐负有“任务”,特来与父亲商量,想利用敏姐将有关之“匪谍”一网打尽。一方面因母亲妇人之仁,力劝父亲接敏姐来台。另一方面父亲心中也觉得对大娘有所歉疚,所以便同意了。
  自敏姐来了以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家附近常有人身着风衣,日以继夜,晴雨无阻地徘徊在隐蔽处。也有好多次我被陌生人拦下,详细地打听敏姐的动静。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敏姐并不是所谓的政治匪谍,她只是受了共产党的教育,认为父亲对不起她们母女,心有不平,借着这个机会,来讨一个公道而已。
  悲剧往往不是人们刻意安排的,它的到来无声无息,它的消逝也无踪无影。每一个身历其境者都是受害人,而可怕之处,正是它的隐晦处正与人性的私欲息息相扣。从古到今,因果相循,在日光下不断地回放,将人间化为无边的地狱。
  初中被分到师大附中卅二班,我坐在第三排,右侧坐的是陈履庆,左侧是戚维义。班上多数是内地人,有些人甚至乡音难改,常被大家取笑。
  第一天上英文课时,老师自我介绍说,他名叫黄培根,和大哲学家“培根”同名。他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
  “英文不是人人都能学的,比如说,湖北人就学不会,你们班上有没有湖北人?”
  我听了,心中有点不服气,因为我客居香港时,常去附近学校玩耍。香港学校都教英文,听多了也懂得一点。为什么湖北人就不能学?事后我才知道,同班竟有五个湖北人。只因为我个性倔强,所以立刻举起了手。
  “你是湖北人?”
  “是。”
  黄老师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两个英文字汇: LINE 及 NINE, 然后对我说:
  “你念念看!”
  我没有学过发音,当然不会,他又说:
  “我先念一遍,你再跟着念。”于是他每个字念了两次,接着便叫我念。
  老实说,那种舌音鼻音的分辨,正是做老师的责任,他应该先告诉我。虽然当时我的确分辨不清,但那与我是不是湖北人丝毫扯不上关系。
  黄老师听我念完,笑着说:
  “我说湖北人不能学英文,是吧?”
  一时全班哄堂大笑,笑得我无地自容,我满腔愤恨,咬牙立下狠誓,就是不学英文。螳臂当车,其后果可想而知,不知不觉间,天边已聚集了一团乌云。
  学期终了,英文不及格,补考时老师网开一面,勉强过关。

  这时敏姐已经来了,父亲找了一位远房堂兄朱映斗来做管家。因为他曾经当过宪兵排长,在父亲面前夸下海口,对付一个小“匪谍”,简直易如反掌。
  映斗兄的个性鲜明,较鲁迅笔下的阿Q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为人正直忠诚,是非分明,自信心极强,做事丝毫不苟。而他的成见之深,使他深信普天之下,只有父亲略胜他一筹,父亲的话就是唯一真理。
  他满口道地的黄冈乡音,说起话来悠扬顿挫。加上那严肃认真的态度,每每令人忍俊不止。他称父亲为四爷,常说:
  “四爷那不用说,这个世界上,别的人没哪个比得上我!”
  最初我们以为他随便说说,后来才知道他所认知的“世界”,只限于他家乡方圆十里之地。由于他从小“进过学”(读过私塾),在“乡里”(也就是他对“天下”两字的谦词)是具有贵族身分的人物。过多的优渥导致他的思维固化,封闭执着,他所不愿听的话,一句也装不进耳朵里。
  他很像停留在时空隧道中的木乃伊,透过对这个活标本的剖析,可以认知人性的模式。所以我从小就喜欢以他作为观察分析的对象,且往往大有斩获。
  “那么你是怀才不遇了啊!”我也常调侃他。
  “在乡里人人称我圣人,”他很笃定,一本正经地说:“我读祭文,谁都会掉眼泪!”似乎别人丧失亲友的伤痛都是他的功劳。
  “读祭文算什么本事?”
  “唉!你懂什么?”他那一副不屑的样子,真叫人觉得自惭,好象白活了一辈子:“祭文学问可大哩,那才是圣贤之道。”
  他来了以后,对我们家里的陈设诸多不满,倒不是嫌家具旧了或是少了,而是认为摆的方向不对,风水不好。比如说,饭桌绝对不能放在房子中央,因为上下有序,父亲的座位后面,要留出很大的空间,而我们小孩的“下座”则要靠墙。
  这种安排很不符合工作的要求,因为添饭上菜都是我这个“下人”的工作,而“下座”后面空间不足,每次进出都得挤来挤去,很不方便。
  他又说一进客厅,就必须要有一些屏障,这叫“财不露白”。我们家客厅并不大,放不下屏风,他则坚持至少要放一些象征性的什物,哪怕是一张椅子、一盆花,只要能挡一点,就少露一点。这又造成了不少困扰,父亲老嫌走路碍事,我们也常不小心,碰倒了这,打翻了那。只有他,为了不露白,任劳任怨地随时动手整理。
  后来,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种子,说那是“桉”,他把桉“压碎”、“平平”地铺在柜子顶上。于是,不再管露不露白,他宣称我家已经“岁岁平安”了。
  他这些小花样,和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禁忌,常弄得别人莫名其妙。如果有人无心中破了他的法,得罪了他,可得受他一辈子的埋怨。
  有一年大年初一,他拿了些水果,在客厅中折腾了一上午。最后,他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兴奋无比地向全家宣布,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高明的设计师了。
  谁也看不出屋子里有什么出色之处,他叫我们看案头的水果。那是三个盘子,中间一盘放了四个大橘子,两边则是瓜子。父亲摇摇头没有说话,别人也觉得无趣,都走开了。只有我这个楞人还不死心,一定要看出点名堂来。
  看了半天,除了有个欲望,想把那个放在顶上又红又大的橘子吃掉以外,实在领会不了他的微言大义。我只好向他请教,当然,免不了要忍受他那份优越感。
  他神气活现地说:
  “你当然不懂!这是国粹,只有四爷看得出来。”
  “你就教教我嘛!”
  “这和诸葛亮的八阵图大同小异,”他得意地踱着方步,侃侃谈来:“最上面的那个又红又圆的橘子,代表‘一元既始’……”
  “为什么不是‘一见就吃’呢?”
  “唉!你们小孩子,一点鉴赏力都没有!那两盘瓜子,在橘子两边,叫‘二龙争珠’。三个盘子是‘三元及第’,四个橘子,表示四爷‘四海扬名’,这五样东西,是指‘五子登科’,那六……”
  “哪里有五样东西?”我也跟着在数,这时忍不住打断他的话。
  “你这不是吹毛求疵吗?瓜子加橘子再加‘三’个盘子,不正是‘五样’吗?更何况瓜子里面还有‘子’哩,有‘五’又有‘子’,再把瓜子放在牙齿中一‘嗑’,那不是‘五子登科’是什么?”
  我们话不投机,懒得听他数到什么“十全十美”了。
  我仔细观察,家中来客,不论饱学之宿儒或是政府的显要,竟没有一个人能欣赏映斗兄的杰作。好在映斗也不以为意,他每次走到客厅,总要停下来,自我陶醉一番,由一数到十。数完了十全十美,才志得意满地走开。
  我一直在打那个大橘子的主意,希望那个“一元既始”永远停在那里。到了晚上,可就能满足我“一见就吃”的欲望。不幸的是来了一位熟客,一边和映斗聊着天,一边先下手为强,把那个又红又大的橘子,“一手拿去,二剥三剥,四口吃光”。
  不仅是我又急又恼,映斗的脸都气白了,两个铜铃般的眼睛直瞪着那位客人。显然那个橘子太好吃了,客人吃得赞不绝口,根本没有看他一眼。自后映斗兄把这位熟客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一提起此事,他就恨得牙痒痒地:
  “什么玩意!人心不古!真是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映斗兄的自信心也是一绝,有次父亲下班回来,他对父亲说:
  “四爷,动物园打电话给您老人家。”
  父亲一头雾水,怎么也想不通动物园有人会打电话来。大家七嘴八舌地瞎猜,都推不出道理来。
  最后父亲下结论说:
  “一定是你听错了。”
  映斗委屈得眼圈都红了:
  “四爷,我又不是小孩子,动物园三个字还会听错?”
  过一会,电话铃又响了,映斗接起一听,马上洋洋得意地对父亲说:
  “四爷!我没有听错!动物园又来找您老人家了。”
  父亲莫名其妙地接过话筒,听了一阵,哦哦连声。挂了电话后,映斗问:
  “四爷,是不是动物园请您老人家去演讲?”
  父亲一肚子气:
  “胡说!刚才是行政院政务委员董委员打来的!”
  董政务委员是东北人,满口京片子,“董委员”与黄冈土腔“动物园”发音雷同,谁叫他不入境随俗?怎能怪映斗分不清楚!
  映斗是个绝对坚守原则的人,只是他的原则甚多,每一个都彼此泾渭分明,各自独立,绝不妥协。母亲过世后,映斗为了消解父亲的悲痛,经常怂恿大家陪父亲打卫生麻将,藉以消遣愁怀。
  在大陆时,父亲最反对赌博,每到一处,辄立禁令。可能是年纪大了,人间事也看开了。也可能是心里烦愁难去,所以常常欣然就坐。
  人人都知道这是陪老太爷消遣,也就故意放水。父亲赢了,不过哈哈一笑,把牌一推,钱都不算,皆大欢喜。
  有次因三缺一,映斗便披挂上阵,坐在父亲的上首。某一局中,映斗打了一张“七筒”,父亲正要“吃”,映斗忙说:
  “这张不能打。”立刻把牌收回,放在面前扣着。
  大概父亲以为映斗迟早会打,便一直等那张“七筒”和牌。而映斗就是不打,结果那一局被别人和去。父亲便问映斗:
  “你不是有张七筒吗?为什么不打呢?”
  映斗得意地说:
  “我晓得您老人家要和七筒,怎么能打呢?”
  父亲大怒,离坐而去,牌也不打了。人人都怪映斗不是,但他振振有词:
  “这怎么能打?一打四爷就和了!”
  人又问他:
  “我们来打牌是为了什么?”
  “陪四爷消遣呀!”映斗的头脑显然相当清楚。
  “那你为什么不打给四爷,让他老人家高兴呢?”
  “这怎么能打?”映斗理由充足:“一打四爷就和了!”
  十多年后,我们每次见面,第一个话题便是那张牌,而映斗的原则一直没有改变。不论我们以什么理由,用什么方法告诉他、讽刺他,说那时的主题应该是让父亲高兴,而他永远不能了解,为什么“一打四爷就和”的牌“可以打”。
  我的少年时期就在这样的背景以及这种人物的错综关系下渡过,我不相信偶然,每一桩人们认为是偶然的事件,实际上在这事件发生之前,早已种下了必然的因。我正好生长在这个时代的断层夹缝里,相信在同时代中,具有类似遭遇的人一定不少。所不幸的是在各种机率的组合下,我所面对的人、事、时、空恰好都处于极端而已。
  古老的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举凡社会形态、人物个性以及价值观念等,不仅早就凝固成型,且已僵化。二十世纪突然到来,在西方思潮猛烈冲击下,山河风云陡然变色,但却撼动不了深藏人心中的主观意识。只有我们这些幼苗,根浅干弱,激荡在巨大而无从抗拒的各种力量中。为了生存适应,不东不西、亦古亦今地渐渐成长。

  敏姐初来时,与家中上上下下相处尚称融洽,父亲为了防止她闹事,严禁她外出。不多久,她就忍受不住了,时常大吵大闹。我们都还记得她在黄冈喝红汞水的往事,而父亲公务繁忙,因此才找了映斗兄来监督。
  映斗一来,就开始与敏姐斗法。首先他检查敏姐的信件,有时用热水,有时用蒸气,信封是拆开了,但却没有一封能够还原得不露痕迹。他还买了碘酒,涂在信封信纸上,弄得脏兮兮的,无从辨认。据他说这样可以破密,别的我不敢说,但是却可以担保,如果信里真有机密,保证敏姐也认不出来。
  敏姐似乎不知情,而信件反而更多了,常忙得映斗不亦乐乎。但几个月下来,什么都没有发现。直到有一次敏姐与映斗发生口角,敏姐口齿伶俐,映斗完全不是对手。可是两个人各说各话,尽管声量越来越大,却是谁也没占到便宜。
  “你那一套,骗骗小孩子还可以,在我这里是此路不通!”映斗洋洋自得。
  “啊?你是诸葛亮啰?”
  “倒也差不太多。”
  “听说你受过情报训练的,是不是?”
  “当然,不然四爷怎么会三顾四顾地请我来?”
  “那么你一定会检查信件啰?”
  “那是小事,你哪里晓得?搞情报是门大学问。”
  “我不是匪谍吗?信上的机密,你有没有破呢?”
  “莫胡说!哪里有什么机密?要有,那还得了!”
  “每天三封信,每封信你要忙上一个小时,够你玩吧?”敏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胡说!哪里要一个小时?三分钟就够了。”映斗依然信心满满。
  “那么我从明天开始,一天寄十封怎么样?够不够?”
  映斗听了,楞了半响,老神在在地说:
  “随便你,十封又算什么?反正不管有多少封,都别想过我这一关。”
  他们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深,敏姐骂起人来尖酸刻薄,而映斗屹立如山,声大气粗。两人往往吵得天翻地覆,声震遐迩。
  这只苦了我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朝夕受到他们的疲劳轰炸,尤其是敏姐话中带刺,指桑骂槐,不是骂贱女人,就是痛斥小老婆。连我这个人事不知的孩子都听出些端倪,更何况是母亲,因而咯血的次数日益频繁。
  有一个星期天,父亲开会去了,他们又开始了例常的叫骂。母亲痛苦不堪,叫我去把映斗找来,有气无力地对他说:
  “映斗,你就让她一下吧,不要吵了。”
  “四娘,”映斗气呼呼地说:“又不是我找她吵,她实在太不象话了,是四爷交待叫我教训她的。”
  “你不理她就是了,我身体不好,希望家里安静点。”母亲求着他。
  映斗说:
  “我才不屑理她!我不会跟她一般见识的!”
  映斗一出去,禁不住敏姐一再的挑逗,只听得他又狮吼起来。母亲掉下了眼泪,对我说:
  “你去把映斗拉开,我实在受不了。”
  我也很气,便冲出去对映斗大声说:
  “妈妈身体不好,请你不要吵了!”
  敏姐一听,顿时勃然大怒,声震九州:
  “你这个小老婆生的小杂种,你敢管我?老实说,这个家是我的。你娘把我爸爸抢走了,害得我们一家离散,我是来报仇的!就是要气死你们!”
  这段话是那么赤裸裸地,道出了全部事实和真相。我永生忘不了那一刻,只听母亲惨叫一声,我跑进去一看,一床一地都是斑斑滴滴的鲜血,母亲面色惨白,气息奄奄。
  敏姐发泄过了,也是后悔不已,哭着向母亲道歉,一时一家人哭成一团。
  父亲回来后,这件事谁也不敢再提。第二天,母亲便住进了阳明山肺病疗养院,家里反而安静下来。
  我记得去探望过母亲一次,群山环抱中,疗养院坐落在一处滑向山谷的斜坡上。一栋一栋栉比鳞次的建筑,掩藏在茂密的树木花草间,环境优雅脱俗。母亲的病房正对着院中一棵高大似盖的百年桂花树,远远就散放着沁人的清香。
  桂花,那金黄的粟粒,颤巍巍的散布在浓密的绿叶间。每当微风吹过,一阵花雨夹着花香,洒落在发梢肩际,有如经过了一番空灵的淋浴。
  记得在重庆南岸,曾有一个召灵人指称母亲是王母娘娘天庭中的一颗桂树,因故谪降人间。当时母亲把这件事视为笑谈,然而此时此刻,沉重的心情,令我呆立树下,久久不能释怀。可能是这种永不再返的记忆,使我对桂花特别偏好,终身不移。
  母亲知道疗养院的费用高得惊人,稍有起色便吵着要回家,记得她对父亲说:
  “我的病不可能好了,与其在这里记挂着家里,倒不如让我与你们多聚聚,早点死也好少受些活罪。”
  敏姐也真心改过,虽然与映斗争执难免,但已收敛很多。
  母亲自知不久人世,为了遵照医生嘱咐,以免把肺病传染给我,每天放学时,便叫我站在她的门口,上上下下地看个够,然后便把我赶走。我不是不懂,只是心有未甘,要传染何必等到今天?所以母亲每次叫我走,我立刻把头一掉,气呼呼地就跑开。
  那年的除夕夜,父亲为了解忧遣愁,特意请了很多客人,家中热闹非常。敏姐领着头,在一个房间里和我们七八个孩子,玩“十点半”。敏姐输了,开始玩些花巧,我毫不客气的拆穿,她立刻大发雷霆:
  “你自己耍赖却来怪我!”
  “谁耍赖谁先死!”我反唇相讥。
  “你咒我死?我孤身一个人,娘也不在身边,你还欺负我?”她越骂越气,一面哭着一面打了我一个耳光。
  这清脆的一声,惊动了全家大小,母亲先把我叫去骂了一顿。接着父亲又赶过来,拿着鸡毛撢子,没头没脑地向我全身抽打。
  难道这是我的错吗?为什么没人问问是非真相呢?我气得跑到街上,蜷曲着身体,蹲在墙角,眼看家家户户灯火通明,自怜自艾地冻到半夜。
  倒霉的事一件一件来到,学校的成绩单寄来了,英文不及格。父亲把我打得浑身青肿,母亲顾不得病,抱着我痛哭,一面说:
  “儿啊!你知道为什么为娘的命这样苦吗?只因为你外公没读过书,没有谋生的本事,你还不好好念书,给娘争一口气,你怎么对得起人啊?你要记住,娘不久就要死了,你以后只能靠自己了,你不好好读书,爸爸永远不会喜欢你的。但是,我不准你作假、作弊,头上三尺有神明,你只有做个好人,菩萨才会保佑你。”
  这是母亲给我的最后遗言,过年后,才开学不久,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操场上玩耍,姨爹身着军服来到学校。我一见到他,立刻知道母亲终于去了。

  如今回忆起来,母亲一直只是个躺在病床上,终年咳血的影子。除了孩提时期,她从不曾亲切地抚慰过我,没有殷懃地照料过我。但是当她在世时,我知道有人会保护我,一切不必担心,天塌下来有人担当,吃的穿的少不了我一份。
  母亲过世后,不只是病床上少了一个影子而已,少的是一份家人凝聚的力量,一个平衡调和的重心。家里一片冷清,父亲挂着一副严肃的面孔,经常把自己关在房中。映斗与敏姐的斗争变成了冷战,从此吵闹之声也消逝无踪。
  失去了母亲的庇护,才知道平安的生活珍贵难得,绝非理所当然。再没有人关怀我,欢笑、温馨成为空谷足音。以十三岁的稚龄,自己照顾自己,衣食住行样样都短缺不足。风刮过来,寒得刺骨,雨淋下来,浑身透湿。饱一餐,饿一餐,从来无人闻问。即使生了病,也是一天拖一天,好也罢,不好也罢,直到后来,弄得从头到脚浑身没有一处正常。而且拖得久了,成为慢性痼疾,以致我终生与病魔奋斗不止。
  除了学校规定的制服外,没有人会想到给我买件衣服,身体一天一天长大,旧制服越来越小。我想了不少办法,发觉若把裤管剪开一点,就勉强能绷在腿上。但是一到学校,教官却说我是太保。衣服破了,我设法用铁丝给连起来,每次女佣洗衣服,便咒骂不已。我干脆不交给她洗了,直穿到每件衣服都发出油亮亮的乌光。
  母亲在时,卧病在床,自顾不暇,而我又懒又不懂事,一直把洗澡与刷牙视为苦事。现在正好无人闻问,我乐得每天过盥洗室而不入,弄得身上又脏又臭,家人见惯不怪,习以为常。有一次家中来了个生客,在屋中东闻西闻,一口咬定说屋子里有死耗子的气味。我们把屋里翻了个遍,谁都想不到会是只“活耗子”。
  台湾雨量特多,尤其在台风季节,没有哪一天我身上干过。因为我没有雨衣或雨伞,又从来不敢向父亲要什么,父亲一向有人侍候,出入有车,他从来不明白生活中怎么会缺这缺那。我只要一开口,他就认定是我不知爱惜,不是弄坏了就是弄丢了。虽然这也经常是原因之一,但是等到父亲“机会教育”完了,又忙于他的公事,一切又都置之脑后。这种固定程序一再循环不已,既然要不到,我何必自讨骂挨?
  淋雨成了习惯,仗着年轻,反倒喜欢那种冰凉的刺激。特别是暑假时,天气又热又闷,一碰到下大雨,我就坐在防空洞上。顶头有个突出的漏水槽,雨大时,那股激流宛似一道飞瀑狂泻而下,恰好冲在我头上,顿感痛快淋漓。过了些时,我常觉得头皮发痒,抓起来感到非常怪异,彷佛隔了层什么东西似的。直到理发时,理发师在我头上揭起一张薄膜,才知道是在防空洞上享受时,屋顶脏水冲刷下来,长时期积累而成的污垢。
  那时年纪轻,什么都不觉得,然而病因已种,后来我终生都受到皮肤病及气管炎侵扰,任何药物皆不能根治。由十六岁起,曾有十年之久,我颈上长了顽癣,电疗、烧皮、贴狗皮膏药、服抗生素……,一切方法都用尽了,弄得又脏又臭,就是好不了。又因从未刷牙,常闹牙病,到后来补了四颗,拔了四颗,年纪轻轻就齿牙动摇。
  然而当时最糟的还是肚子,每天早上天一亮,我就开溜到学校去了。因为敏姐会赶在父亲起床之前,大声朗读英文,她读的永远是同一段。但父亲不懂,一听到她读书,便骂我不争气,也逼我去读。为什么一定要读英文呢?我恨英文,又不愿做假,只好开溜。
  早饭不吃没关系,中午是自备便当,如果前一天有剩菜还好,没有,就只好带白饭。再如果我起晚了,一听到父亲的叫声,我宁愿不带,背了书包就走。由于早饭没吃,午饭没有,常在饿了一天之余,一回家便到厨房中,不论生熟先塞个够。到了晚餐时,按父亲的规矩,吃饭是要定时定量,吃少了也要挨骂,所以我又撑得死胀。
  师大附中有很多遗族学生,他们无爹无娘,但却有个“大家长”蒋总统作靠山。我非常羡慕他们,不仅自由自在,而且吃的穿的样样都比我强。有时我真恨不得自己也是“遗族”,甚至打算离家出走,做个乞丐也心甘情愿。
  在家里,我正是只活耗子,不仅怕父亲,怕敏姐,连妹妹我都怕。我常常提醒自己,母亲曾吩咐我照顾她。可是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父亲把她当作心肝宝贝,客人来,她躺在父亲怀里;父亲出去应酬,她也随着前后飞舞。尽管父亲也很少买衣物给她,但是客看主面,父亲是陈诚面前的红人,来客为了讨好父亲,要巴结就得先投其所好。因此她的新衣、新玩具从没有断过,至于我,客人连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的都不多。
  我嫉妒,我忿忿不平。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总难免有争吵,妹妹动不动就向父亲告状,而我总是以挨打终场。最后我学乖了,尽量躲开她,躲开所有的人。幸而父亲太忙,我们全家见面只限于晚餐的十几分钟,熬过了那段提心吊胆的紧要关头,我就解脱了,立刻逃避到自己的小天地里。
  我家有四个上房,父亲一间,敏姐和妹妹一间,另外两间则住着投奔父亲的朋友。一位我没有印象,另一位姓曹,我们称他曹叔叔,为人非常正直,是个标准的道学先生。他也是我的克星,常常逼我读书,而且把我的劣行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
  此外还有在车库旁加盖的两间下房,分别由映斗及佣人占用。所以我只好睡在客厅里,就在饭桌上做功课。那时家中牌局很多,父亲由反对进而旁观,最后成了领衔主角。
  一到打牌,我立刻开溜,我有个“秘窟”,是车库外搭建的“防空洞”,那是政府为了怕共军轰炸,规定大家兴建的。洞里是个横放的水泥圆筒,又阴又湿,谁都不敢进去,正好供我避难。由经验中我知道,只要不露面,不会有人突然想到我的。
  尽管如此,我挨打的机率还是很高。父亲只打头,他惯用反手,四个指节一敲下去,我的头上立刻冒出一排小丘。那时的中学生一律要剃光头,每次的战果在学校都为我带来许多羞辱。为了掩饰,下课时我常把红色的童军领巾包在头上,大玩“红巾贼”追逐的游戏。
  最初同学们围观我濯濯童山上的突起时,确令我难过异常。渐渐习惯了以后,哪天头上没有新的成绩,得不到大家的关心,倒反而使我觉得备受冷落。所以在潜意识中,总想找个机会挨顿打,在心灵的慰藉与肉体的折磨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我们班上只有三个女生,有一位叫马湘君,由于自惭形秽,我从来没有面对面地看清楚她的容貌,但却偷偷地仰慕着。祗缘在一次满头累累的伤痕下,我瞥见她投过一道充满同情与怜悯的目光,那是任何人都能体会的母性情操。剎时一股暖流由脚心浮上面颊,我红着脸,逃到厕所,任凭泪水滚滚畅流。
  那一剎,我突然想到峨姐,这是自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如果她还在世,我的遭遇也不至于这般不堪。当然,这些假设完全不能成立,可是另一个期望却油然而生。马湘君很可能就是峨姐的化身,至少,在心底我把她当作我的庇护神。
  除了英文外,我的功课并不算差,我最喜欢代数,只要按照一定的方法推理下去,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只是我很粗心,又过于有把握。任何题目我都会解,但答案却常是错的。老师每次都对我的考卷摇头,说:
  “朱邦复,你叫我怎么打分数?说计算过程,你都对,而且常有创意。可是答案却错得离谱,为什么呢?”
  等我知道为什么时,学习的时机已经过了。在学习过程中,首先是了解,然后要不断的反复练习,将所知的化为直觉反应。除非有直觉反应的辅助,大脑中枢不可能同时处理两个以上的问题。当大脑在处理一个问题时,浅层记忆区必须调用一些相关的资料,这时原来暂存的其它问题,便自动地被清除了。如果我们勉强地将各种问题都记住,则在考虑问题的同时,随时都得分心回忆,这样一来便造成极重的负荷。
  如果浅层记忆神经的负荷太重,就容易疲劳。一疲劳,大脑功能就降低,容易产生“错误”。如果强迫它继续工作,生理的本能会提供一种信息,以防止器官因过度疲劳而造成伤害。这种讯息对人的心理而言,便是所谓的“痛苦”。人都厌恶痛苦,因而直觉地排斥思考,连带着对所思考的问题失去了兴趣。
  年轻人最大的弊病,就是自以为懂就够了,不喜欢反复的练习。不练习,直觉反应就不能形成。一到处理问题时,不是顾此失彼,就是茫无头绪,无从着手。
  因为家里的环境与气氛,使得我只能躲躲藏藏。学校的作业很简单,既然都会,又何必花功夫去做?由于我很少做家庭作业,失去了练习的机会,所学也无法正确的应用。而不经常应用,久而久之,就渐渐遗忘,从“会”再回到“不会”。
  我认为,教育的真正目的,绝不只是填一些“死的知识”在学生头脑中。而是提供一些必要的工具,人掌握了工具后,就可以在各种随时发生的情况下,灵活地应用。学习“知识”,实际上就是学习面对一种新的情况。知识的累积可以加强“工具”的功能,使人更能适应未来所不能预料的各种情况。
  这种工具,就是了解“为什么”,而不是“什么”。不了解“为什么”,“什么”便是僵化的、死的“知识”。中国文字的奥妙,很可以在“知识”两字上看出来,“知”就是“了解”,“识”指的是所察觉的、感受的事物。“了解所察觉的事物”,在静态上可以看做一种结果,那就是“什么”。
  一般人把“什么”就当作知识,而我则认为“什么”只是“静态的、死的”资料。因为各种事物都是动态的,人要了解就必须不断地去“观察”,把静态的资料结合起来。这样所了解的,便是“为什么”,也可以说是事物的“道理”。
  中国文化之光辉伟大,是很多圣哲孜孜不倦地追求“道理”积累的结果。今人误以为静态的知识本身便是“道理”,只要装进脑中即可。所以虽然“知识”随着时间、空间与日增进,却与“道理”相去日远。
  不记得是谁教过我一种检验答案的方法,在应用乘法时,其积会有一种等量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化为个位数。方法是把“数字”皆视为个位值,凡超过个位值时,则将数字相加,其结果必然有一全等的个位数值。我试了又试,的确完全符合,这件事不禁引发了我的好奇心,为什么运算数值会与其最终之个位数值有关系呢?
  我开始潜心研究,才知道所谓十进制就是十个数值的延伸。任何一数值在化成个位数以后,只有十种基本值。乘法只是将数值成等差级数倍增,而其基本关系不变。在这种做法下,数字的顺位毫无关系,故其精确性并不高,只能供我这种懒人参考。
  我想找出比较精确的方法来,比如说,仅凭个位值可以看出是单数或双数,说不定能根据所有基本值,找出一切数的关系。于是我列了一张大表,由个位数之乘值,一直做到百位数之平方值。当然我找到了一些关系,但都很麻烦,不如重新计算一遍简单。
  此外我发现如果不用十个数,只取九个、八个,也可以进位,只是不如十进制方便。为什么呢?想来想去,我的结论是因为我们有十只手指,习惯了而已。
  这种进位的观念,就是“数系”,一般人仅把数系当作不同的运算方式。可是对我却不然,在我找到的数系关系中,每种都有其各自的重复规律。这些规律是不是有其它的意义呢?否则彼此不同的数系,为什么能共享其中一些较小的数字呢?
  我把这篇不成熟的研究给父亲看,满心希望得到夸赞,但父亲只淡淡地说了声:“很好。”这已是我从未得到过的赞美了。我志得意满,又拿到学校,趁着下课时的空档,战战兢兢的请代数老师指导。
  老师一看,不耐烦地说:
  “谁叫你做这个的?”
  我的一颗心早已跳到了喉头,再看看他的脸色,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教的是代数,不是小学生的玩意!”
  碰了一鼻子灰,我懊恼不已,连带着对数学也失去了兴趣。
  这件事一直搁置了四十多年,后来在我研究《易经》时,才发现数系是一种同中有异的分类方式。在数学上用处不大,因为数学在运算时,必须有统一的单位。单位是一种相同的分类限制,同一的单位就意味着相同的性质。
  在真实世界里,是没有独立存在的“单一性质”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比如说,苹果是个完整的个体,适用于任何数系,其性质的介定,可以用“个”,也可以用“堆”、“块”、“片”等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单位代表不同的自然性质,个、堆、块、片等可以介定苹果的属性,与数系无关。但是,人所认知的自然界中,有些本身就带有数值的定义。如一个星期有七天,每一天可分别以星期一到星期日代表之;一年有四季,各以春夏秋冬表示;一年又有十二个月,分别订为一月到十二月。
  数字只是数系中先后序位,在同一数系中,数系即是最大的序位。当序位最大时,就代表进位,即该数系的一次完整循环。十进制的十三,代表一次循环后,另一次开始的第三位。也就是说,循环一次为十,十三等于十进制的一次循环后,再加三。
  在十进制数系下,数字“十三”意味着什么呢?对苹果而言,若以个为属性,则有十三个。以片为属性是十三片。“星期十三”呢?由于我们没有采用七进位,所以需要转换。十三除以七相当于一个循环后的星期六。同理,“季十三”为第三年后的春季;“月十三”为第二年的一月。
  这样转换太麻烦了,但是我们必须如此,人们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其中一条路是学习很多不同的数系运算,另一条路则是统一采用十进制数系。
  我当时只能了解到这里,但是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心中,等到学《易经》时,我突然大惑得解,原来这就是宇宙的真实结构!(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第四集<金秋>第九章中有关《易经》的说明。)
  不妨在此先举一个例子说明,假定有一数“甲”,在二进制时代表电性“正、负”的性质(当然还可以代表其它不同的性质,但为易于了解起见,仅介绍一种)。在三进位时代表“大、中、小”,在四进位时代表“春、夏、秋、冬”,在五进位为“金、木、水、火、土”。(请注意,这些进位都应以零为始值。)
  再假设我们有一数11,在前面的假设下,此数分别象征:
  二进制除以二,相当于第五循环的“负”。(正为始,为零。)
  三进位除以三,相当于第三循环的“中”。
  四进位除以四,相当于第二循环的“秋”。
  五进位除以五,相当于第二循环的“金”。
  由此可见,此一数字在不同的数系中,有不同的象征意义。这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方法,以最简单的结构来代表最复杂的现象。中国的老祖先居然在五千年前就发现了,至于此象征意义代表什么,请细读第四集<金秋>。

  学期终了,我知道英文一定不会及格,代数也可能有问题。
  怎么办呢?我想到母亲曾经说过,只要我做个好人,不逃学,不作弊,菩萨自然会保佑。早在母亲殁后,我就自设了个小小的灵位,每天膜拜。现在我不仅拜母亲,还拜观世音菩萨,烧香外加叩头,乞求神明保佑。
  一个暑假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为了怕父亲看到学校的成绩单,我主动地拿信拿报。早上敏姐一读英文,我也跟着大声念,父亲一上班,我们同时丢下书本。
  敏姐高明之处在于她不论做什么,很少会被父亲抓到把柄。当映斗及另一位客人搬离我们家后,曹叔叔也不大管她,家里大权就落到她手中,大大小小完全听她指挥。于是,父亲前脚走,她后脚溜,父亲下班回家时,老远司机就开始按喇叭,通知她赶快回家,并且在父亲进门之前拿起书本来。
  后来她胆子越来越大,晚上不到八点就要睡觉。父亲老拿她作我的榜样,说她早睡早起,随时在读书。实际上她只是把蚊帐放下,床前放双鞋子,烟幕布置妥当后,便越窗而出,往往要到天亮了才回来。
  我不愿向父亲告密,但心有未甘,便常在她晚上进门的入口,布置了各种障碍。她一进来,不是摔倒便是杂物纷飞。可是,人人都醒了,只有父亲安眠如常。
  敏姐开始带些糖果回来给我,吃得口里甜甜的,为了贪图下次的小惠,我居然也变成了她的小佣人。帮她掩饰,为她开门,当然再也不捉弄她了。
  有次,她道了晚安进房后,父亲突然想到一件事,却叫她不应。父亲叫妹妹去叫,妹妹不肯,父亲便亲自去敲门,半响无人。把门打开一看,床前拖鞋平排,蚊帐高挂,被中有物坟起。显然是敏姐好梦方酣,父亲连忙闪身退出,把门一关,大声叫着:
  “你是病了还是死了?为什么不起来?”
  妹妹忍不住说:
  “姐姐出去了。”
  父亲恍然大悟,气得暴跳如雷,把家里每个人都痛骂了一番。然后搬了张椅子,放在敏姐门口,就在那里批阅起公文来。
  我连眼也不敢阖,等到父亲在椅子上睡熟了,忙溜到马路上去等敏姐。当然是希望能讨个大赏,但主要的还是怕父亲怒火高升时,拿我来出气。
  敏姐悠哉游哉的回来了,我把情形告诉她以后,她却胸有成竹,说:
  “没关系,我爬窗子进去就是,保证没事。”
  “爸爸呢?他还睡在椅子上呢?”
  “活该!让他睡到天亮。”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待父亲,建议敏姐到朋友家去住,打个电话回来就是。敏姐理都不理,只催我快蹲下,她便踩着我的背,从窗子爬进屋里。
  见到父亲弯着身体,一只臂膀“挂”在椅背上的样子,心中很不是滋味,可是我自顾不暇,又能怎样?
  一夜我都没睡好,常爬起来偷看,最后父亲竟然蜷缩在地上。好在天气炎热,不盖被也没关系,相信还不至于生病。
  第二天早上,一听到声音,我就醒了,这时父亲又睡回椅子上了。一直挨到八点,敏姐身着一件薄纱睡衣,一面开门,一面故意对妹妹大声说:
  “立立,你也该起来了!”
  只见父亲霍然跃起,敏姐忙用手遮住身子,惊叫道:
  “爸爸,你在这里做什么?”
  父亲头脑清醒了些,这才发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铁青着脸,一句话也没说,进房去了。
  事后,父亲买了一把大锁,向全家宣告:
  “从今以后,谁不想呆在这里,可以自己走路。如果要出去玩,晚上十点钟以前回来,十点钟锁门,锁完门,钥匙交给我,谁也不许开。”
  这并没有难到敏姐,因防空洞在墙边,洞顶是斜的,从外面可以走到顶上。而墙内防空洞的木门,上面有格子,可以当做云梯,敏姐依旧来去自如。
  总算父亲认清了一个事实,把敏姐关在家里不是上策。这时警总已对敏姐做了详细调查,发觉她并没有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所以同意让敏姐去读书。
  敏姐当然想上大学,但碍于没有文凭,只好报考台北商职。据悉父亲与某方面已有了默契,只要成绩不太差,便可以通融过关。

  放榜时,父亲不放心,叫映斗陪她去看。一回来,只见姐姐兴高采烈的说:
  “我考了备取第六名。”映斗也在一旁证明无误。父亲立刻打电话去问,对方说备取已决定录取十名,所以绝无问题。
  一直到快开学了,学校还没来通知,父亲又去问。对方一查,十名之内并没有敏姐的名字。父亲不相信,追究之下,才发觉原来她是备取第卅一名。
  “我绝对没有看错,是第六名,而且就在顶头第一行。”敏姐指天发誓。
  “四爷!一定是学校搞错了,我怎么会连第六名都看不出来?”映斗也振振有词。
  其实看过榜的都知道,榜单的顺序是由上而下,由右而左,一般每行有六名。如果是第六名,就应该在最下面。而在顶上的第六行,其实是第卅一名。
  最后,当局找了一个理由,因敏姐的国文考得比较好,学校宣布为了发扬中华文化,特在后补名额中,加收一班国文成绩最优者。这一来不仅敏姐的学籍解决了,不少名落孙山的学子也沾了光,敏姐大出风头,当选为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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