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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后汉纪》



“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后汉纪》是编年体的东汉史。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
  全书30卷,21万余字。
  《后汉纪》的作者袁宏(328—376年),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时代就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他曾作过桓温等人的幕僚,后来任东阳郡太守,49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也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后汉纪》、《三国名臣赞》现仍存世,《东征赋》、《咏史诗》、《竹林名士传》等都已失传。
  《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一些。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
  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
  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
  ‘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虽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宪名重于海内”。这里所写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史材料。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序》里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撰史观点:“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历史著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是指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说的。另一个就是扶明义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
  他认为对第一个作用,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而后一个作用,则发挥得相当不够,所以他要在书中弥补前人的不足,“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的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他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集中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的规律和永恒不变的准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夺汉家天下的行为,也作了批评。他指出汉朝还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他对汉魏替兴的看法与陈寿截然不同。他以名教观点看历史事变,对后来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操,实际上是在讽刺桓温。
  名教的另一个方面是规定一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宏在书中反复阐述了人们应遵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纲五常等人伦准则的思想,摆出了一副说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他强调天下形势就如同下棋一样,是变化多端的,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规,而应随时随地改变礼制、政策等。这样的看法,还是很难得的。
  袁宏还主张百家并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反对皇帝奢侈,反对酷刑和滥刑,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教为先,继承和发挥了某些儒家传统思想。
  《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对佛教教义作了宣扬。在史书中以正式记载的形式称颂佛教这是首例。袁宏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当时正宗学者的特点,反映佛教势力已经侵入了史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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