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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的,也是典型的

作者:袁永庆

——也谈《公开的“内参”》中戈一兰的形象

  张笑天同志的《公开的“内参”》(下称《内参》,见《当代》一九八二年一期),以引人入胜甚至略带神秘色彩的情节,更以它触及到当代青年大学生最敏感的“思想解放”问题,引起了颇多读者的瞩目。而作者倾注了大量笔墨所刻画的女主人分——S大学学生戈一兰,不论读者对她持褒持贬,都不会否认这个形象的生动性与丰富性,比较之下,作者另外塑造的,与之相对照的两个正面女大学生——康五四和徐晴,却不免流于苍白而相形失色。
  对戈一兰形象的塑造,《内参》的作者,大概过于想收到“异峰突起”的艺术效果,在前面大半部分篇幅内,对戈一兰少了暗示、铺垫和伏笔,以致读毕小说,起初也的确有那种受了“愚弄”的感觉——怎么?这样集才识、聪慧、美丽于一身的当代女大学生,最后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女流氓?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过,当这种比较直观的初步印象过去之后,再回过头来咀嚼咀嚼,更深入地顺着作品的思想脉络来一番索隐探微,你又会觉得并不是这么回事了,你会以为戈一兰的形象是站得住的,也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作者并没有“愚弄”我们,而是在以一种严肃的态度,进行着用心良苦的创作。
  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世界是由无数对立而又统一着的矛盾组成的。而人的身上,似乎又可以说是集中了世上最丰富、最复杂、最微妙的矛盾。一切把人简单化的倾向必然会导致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一个人先天的禀赋如聪明、美丽与后天获得的才识、风采、辩才等等,它们本身虽只带有中性成份,却是不能游离存在的,必须附着于某一个活生生的灵魂上,作为社会性的人而言,可以向善,可以作恶;可以是进步,也可以是反动。换句话说,人的种种素质,是用来作恶或是向善,完全取决于那个人有怎样一颗心灵,也就是有怎样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好人固然可以是聪明、美丽的;坏人就未必不能是聪明、美丽的。好人可以有学问,有才识,坏人又何尝不能有学问,有才识?这种例证,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胜枚举的。我国封建时代,不是有那么一些以道德、文章相标榜的“学问家”、“道德家”,在关键时刻竟腼颜事敌,成为国家民族的千古罪人么?他们岂不是很有学问、很有才气、很有风度!就拿戈一兰而言,她的一切迷人的风采不过是金玉其外,而她那浸淫着资产阶级唯我主义毒汁的灵魂才是她败絮般的中核。只不过她生活在战胜了左倾路线肆虐的中国土地,有了可能以一个“解放型”的姿态欺世惑人而已。无疑,正如作者描写的那样,她惊人的美丽、敏锐,有才智,有思想,有头脑,她的某些议论甚至是犀利而精辟的。但这毕竟只是她表面的东西,有的是为了给自己“爱情多元论”披一件理论外衣,更多的则是作为达到自己特定目的的一种烟幕。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她的表象,判定她只能是一个探索者而不能是其他,我们岂不是也与那位记者一样,几乎要犯下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在戈一兰身上,既有着薛宝钗那种含而不露的城府(如她对记者的攻势,就采取了迂回包围的长期战略,使人难以察觉她的终极目的;在通信中寄一张丑女的照片并自题“无盐”,借以打消记者夫人的猜忌。)同时,又有着王熙凤那种敢于直言宣泄“从来不怕什么阴司地狱报应”式的赤裸裸的坦率,从而使这个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与诱惑性,进而至于使一个阅历颇深、具有全国名气的大记者,也一度为这种障眼法所惑,险些卷入一场可怕的漩涡。作者苦心孤诣所刻画的,正是这样一个表里不一,判若二人的性格统一者,而不是某些人所指责的前后不一,判若二人的性格分裂者。这种表里不一的形象可以在生活中找出无数个原型,因而这个人物是站得住的,也是可信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又会有人物前后不够协调的感觉呢?除了前面所说作者在创作上缺乏必要的伏笔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我们自己的心理惯性与欣赏习惯有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先入为主”的成见几乎是人人皆有的,正是戈一兰扑朔迷离的表象先吸引了我们,在头脑中已构成一个美好的定论,最后,当她“图穷而匕首见”,为了脐身上层文艺社会而不惜大耍流氓手段时,感情上才不可接受或不愿接受,怨作者和我们开了一次玩笑。(作者多半早已预料到这种可能,偏偏给小说最后一章的小标题,冠之以“这并不是玩笑”!)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十年浩劫中“八个战”的文艺桎梏,使我们的头脑无形中也模式化了:或者就是那种面目英俊、智勇双全、谈笑风生、临难不惧的打红光的好人;或者就是面目可憎,行动猥琐、语言鄙俗的打蓝光的坏人,表里倒是一致了,性格倒是统一了,可现实生活哪里如此简单!流毒所至,当作者为我订:提供了一个立体感的、多侧面的、里外不一的人物形象,反而使我们觉得头晕目眩,不能认识了。
  戈一兰的形象除了她的可信性,我感到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有着强烈的现实性,而不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缺乏典型意义。只要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如果没有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来的那场“解放思想”运动,冲决各个左的禁区,把各项工作引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今天整个国家的局面是不会这样好的。然而,解放思想,作为中国七十年代末特定社会条件下,带有某种启蒙性质的运动,毕竟只是一种手段、一个起点,而不是目的、不是终结。问题的症结在于解放什么,怎样解放?解放到哪里去?正是这个关键的一点,成了真解放与假解放的试金石。戈一兰式的“解放”,无非是利用我们党相对的开放政策,多读了一点(也许只是多知道了一点)原先的禁书,利用我们的社会从几千年的封建中延续而来,又受了长达十年的严重创伤,必然无法在一夜间克服全部弊病,故意做出那种愤世嫉俗、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高谈阔论。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暗中却拼命猎取着一己的利欲。她就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色相在豪华的饭店,在出租汽车司机面前左右逢源,甚至与一个家资过万的老头子,与可以帮助她出国的“朦胧诗人”安路路保持暧昧关系,表面上又装得那样清高,嘲弄金钱婚姻与没有爱情的法律婚姻。现实中虽然并没有那么多如戈一兰那样的美人,但不是确有一小部份青年,成天开口萨特,闭口弗洛伊德,甚而至于把肢解了的革命导师的某些言论也攫为身上的羽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时髦的“解放型”?他们并没有为国家兴亡而探索的兴趣,甚至没有起码的作人的公认道德准则,在灵魂深处,只有一个无限扩张了的自我——我的价值,我的利益。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冯大兴不是因杀人抢劫而过早地断送了自己么?不是还有个别大学生为他抱不平,在报导这个消息的新闻稿上妄加评议,而为之大唱赞歌。挽歌么?(还应该说,那评议也写得颇有文采,颇有才气呢!)不是有被视为“好学生”的大学团委委员,在“性解放”的浊流冲决下,接连诱好了好几个农村青年妇女而被开除学籍么?不是有待分配的毕业生,夜晚闯进校长卧室,扬言:分得不好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宁愿在大城市坐牢,也比去边区吃苦强么?(以上例句,均见年内各地报刊。)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正与任何一场深刻的变革一样,难免泥沙俱下,前一段时间,我们又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在部分大学生中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这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作者适时地为我们反映出这样一个侧面,提供了戈一兰这样一个畸形的形象,借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警觉,正是表现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犯难的勇气。
  这个形象,对当今占绝大多数的真正求索者们,为中华的崛起而着力思考、孜孜以求的人,为不断追求真理而使之更加完善的人,仍然不无一定的规戒与借鉴作用。对他们来讲,更大可不必对号入座,象鲁迅先生指出过的那样,硬把自己划入作品中的某一类,好象作者写了一个所谓的“解放型”,就是诬蔑了所有的“解放型”,就是诬蔑了自己。这样过于“解放”的联想,与作者的本意就相去太远了。诚然,象戈一兰这种类型的人在当代青年中绝不可能是多数,但典型的意义并不是以多寡来分的,而应该是较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的表现。选取一个尖锐的、也许并不多见的形象,正是表现生活矛盾与典型实质的更有力的手段。作者正是在这样一个极端个别的人物身上,含容了普遍意义的社会内容,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而被赋予了一定的典型意义。
               (愿载《文谭》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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