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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毛主席语录
  认真搞好斗、批、改。
  申请书
  今有三队农工章永璘、黄香久,自去年结婚以来,一直感情不合,不能搞好家庭团结。长此下去,不利于农场的生产,也不利于个人的改造。经我们二人协商,一致同意离婚。离婚时的财产处理,由我们二人解决。今后,我们二人保证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个人的改造中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此申请望领导批准为荷!
  敬礼!
                  章永璘
                  黄香久
                  1976年3月

  我把这张申请书摊在曹学义面前。
  曹学义的眼睛避开我的目光,盯在这张申请书上,喝着嘴唇,微蹙着眉头,左看右看,一时拿不准应该怎样答复。
  我没有等他示意,便拉过一张凳子坐在他办公桌对面,背靠着墙,点燃一支烟。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摘下绿军帽,搔了拯板刷似的头发,又戴上。他的一条腿抖动起来,致使他的肩膀也随之摇晃。他的另一只手一会儿摸摸墨水瓶,一会儿摆弄一下面前的纸张,一会儿拿起笔,但在我以为他要签下他的大名时,却又放下了。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他终于喃喃地说。
  “听谁说的?”我有点咄咄逼人地问。“听黄香久吗?”
  “哪、哪里……不是!”他赶紧声明。“大伙儿都这么传嘛。”
  我不作声了,等着他。
  我原来料想他可能要在我使用这条牛头不对马嘴的语录上找点岔子,但是他却不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其实我早作好准备,如果他真的找岔子,我就要请教他,究竟有哪一条“毛主席语录”适合写在离婚申请书上。我要在离开之前发作一次政治性的歇斯底里,表示一点可怜而又可笑的愤怒。等他们来抓我时,我却戏剧性地跑掉了。但他没有给我这样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办公室外面阳光灿烂。窗前有一个人影走过去,他抬起头张望了一下。他现在盼着有个人进来打扰我们。而我偏偏选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时候连黄香久也在地里干活。
  “是不是——可以调解一下?”他捏着纸,歪着脑袋,慢吞吞地问我。
  “让谁来调解?”我问,“让场部来人吗?”
  他听出了这句话的份量,尴尬地笑了笑:
  “哪用场部来人嘛。咱们队上,有谁跟你们好的?黑子咋样?”
  “我看,还是不要有外人掺合进来的好。”我冷冷地说。
  “那也是,那也是……”他表示同意,“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我想操起桌上的墨水瓶砸在他四四方方的黑脸上。但这只是我一瞬间的冲动。我很惭愧;在“领导”面前能做出真正男子汉的举动,恐怕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把我逆向地“改造”过来。现在,我的话里面虽然有骨头,但坐的姿势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变成了弓腰曲背的了。卑微感已经渗进了我的血液,成了我的第二天性。忍耐点、忍耐点!我自我解嘲地想,我要等他签名,这份离婚报告主要是为了她的安全。他巴不得我们离婚,但又必须做出这种姿态。这是一出很短的过场戏。
  “黄香久同意了吗?”他沉吟了一番,又问。
  “当然同意了,”我肯定地说。
  “这好象不是她本人的签名。”他脸凑近纸看了看,仿佛在说,你看,我对你们多负责呀!
  “怎么?要把她叫来你问问吗?”
  “哦,那倒不用。”他无谓地笑笑,两手使劲地搓起来。“我记得去年的结婚申请也是你代写的。”
  “曹书记的记性挺好。”我说。
  他找着了根据,于是拿起笔。
  “要是你们俩都同意,领导就批罗。婚姻自由嘛,以后你们觉得还能凑合,再复婚也行。现在,离婚的多,复婚的也挺多。”
  领导就是他,他就是领导。说完,他一笔一划地签了自己的名字。
  我有一种丢掉了既宝贵又沉重的东西的失落感,本能地站起来,拿起那张纸。戳子、签名,决定我们命运的就是这些可笑的符号。我说:
  “我想搬回周瑞成那间房里去,行不行?”
  他脸上掠过一丝警觉的神情,但随即表示同情地说道:
  “暂时不用忙嘛。那间屋子好久没人住了,一冬天没生火。天气暖一点再搬也可以。你们不是住两间房么?你们先一里一外住着咋样?”
  “我想还是早点搬出来好。”
  “那随你!”他摆了摆手。
  他的眼睛最后总算被我捕攫住了。这时,我才理解她去年在羊圈告诉我的话。但他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名,我还有什么资格与他计较?
  “随你去吧!”我心里也这样说。
  吃完晚饭,黑夜终于来临。这是一个阴郁的、令人失魂落魄的黑夜。白昼的光一点点地从没有涂漆的破旧白木窗框退出去,象生命一点点地离开肉体。而与此同时,料峭和春寒一点点地从破旧的窗框、从土墙的各处细小的缝隙中向里浸润,使屋里的空气渐渐凝缩起来,土房如坟墓般地阴森。田野中的那片树林,虽然还没有绽开绿叶,但树干已经灌满春天的浆汁,变得柔软了的枝条,在晚风中发出百无聊赖的飒飒声。这是一个既使人失望又给人希望的黑夜。我头枕着手掌,仰面躺在炕上,一只灰色的小蜘蛛,悄悄地在报纸糊的顶棚上爬行,仿佛象人一样,也在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语录”。原来,今天是“惊蛰”,各种小虫虫都要在今天爬出来。
  她在外屋洗完锅碗,掀开门帘走进来,随手拉亮电灯。屋顶上顿时投下惨白的、刺目的光芒。我眯缝着眼睛,但没有敢看她的脸。她一如往常,欠着身子半坐在炕沿上,不停地搓着两手。她刚擦了装在蛤蜊壳里面出售的润肤油。她爱修饰,并且注意保养,这和从小当农民的妇女迥然不同。如果不是失身而劳改,她恐怕是另一种命运吧。但是她竟劳改了,沦落风尘,这不也是她的命运么?
  她专心致志地擦着自己的手。我在思忖着怎样开口。
  女人的耐性极大,尤其有沉默的本领。我终于忍不住了,清了清嗓子,说:
  “今天咱们的申请批了。”
  我特别把重音放在“咱们”两字上。
  她仍不说话,边擦油,边仔细地查看自己的手指,好象必须在每一个指甲缝里都抹上油似的。这是一片布雷区,但是我要越过去才能达到彼岸。我坐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展开,放在她面前的炕沿上。
  她不动声色地向那张纸瞥了一眼,又擦了一会儿手,然后用两根手指刷地一下把纸拈起来,一折,撕成两半。
  “咦!”
  我惊诧地轻呼了一声,但又即刻停住。我不敢再往下说。这一片冷漠的冰层非常薄,稍一不慎我就会掉到里面,再也浮不出来。我提心吊胆地看着她的脸。
  她没有抬起眼睛,还是看着自己的手指,镇静地说:
  “要这玩意儿干啥?要结婚,谁也挡不住;要离,谁也捏咕不到一块儿去。既然没有感情了,就是不批,不照样分得开吗?”
  “当然,当然!”我连忙表示赞同。“可是咱们不是还要拿着这玩意儿到场部去办手续么?”
  “哧!”她鄙夷地斥了一声。“你这脑袋瓜子真好使!咱们结婚的时候到场部去办过手续么?”
  啊!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来:去年,黑子把曹学义的批复给我们拿来以后,我怕夜长梦多,连队批了,场部的干部还可能从中作梗,征得她同意,就没有去场部办手续。反正山高皇帝远;谁家结婚的时候,来宾进门也不会先索取结婚证检查一番,这样,我们就“结婚”了。
  我不禁发出一声神经质的怪笑。原来,我这个被“群众管制”的人竟和她过了一年非法的夫妻生活!承认我们是夫妻的不过是群众,是时间,是我们的感情和习惯。到后来,连我这个当事人也忘却了我们还没有履行法律手续。这样说,我这些日子所费的心机纯属多余,要走,我满可以拍拍屁股就走。
  我忘却了,她却记得。她向我投来十分憎恨的一眼,厉声说道:“哼!你当初跟我结婚就没诚心!”她轮廓丰满的嘴唇突然变薄了,露出雪白的门齿。“你满肚子鬼心眼!我今天才把你看透了!”
  她的话象冰雹一样打在我的脸上,我沮丧地说:“你别误会。当初我是诚心的,决不是要花样。我笑,是因为这事情很滑稽。黑子说过,没有道德的日子好过,我看,没有法律的日子也很方便。”我叹息一声,“我们真象场戏,真象场梦!”
  “我是做梦做醒了。”她说。
  醒来的应该是我,而现在她也说自己醒了。我迟疑不决地停在薄冰上,不敢再迈出一步: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想的,会说出什么话来。是不是夫妻两人决不能清醒,清醒了就会分道扬镳呢?
  夫妻生活就是梦。不是美梦便是恶梦。千万不要清醒!
  她象是想起了什么,兀地站起身,掀开箱盖,一件一件地把我的衣裳拿出来——这些衣裳没有一件不带有她的气味。她很冷静、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对于离婚,她好象已经熟于此道了。
  “人穷也好,穷人离婚简单;你的、我的,一分就完了!”她居然还有这么一份幽默感。最后,她把半导体收音机也放在我的衣裳上,说,“这个也给你,当特务离不了这玩意儿。”
  我无可奈何,撇了撤嘴。现实摧毁了她的生活,摧毁了她的一切,但她又把任何要反抗命运的,要在严酷的现实中去寻找一点供氧的罅隙的行动却都当成是“反革命”。必要的时候,她也会捏着小拳头喊叫:打倒这些反革命。我干巴巴地说:
  “这个东西是你买的,我不能要。”
  “有啥不能要的呢?”她故作惊诧地摊开两手,用冷冰冰的语气说,“这些东西,你拿去;屋里搬不走的,你给我留下。我不是傻子,不会让自己吃亏的。”她继续在敞开的箱子中掏着。这只神秘的箱子仿佛有掏不尽的东西。她从一块小手帕包中拿出一叠钞票,很熟练地点出二十张。“还有,这二百块钱,你也带上。”
  “咦!”这时,我是真正惊诧起来。“你还给我钱干什么?我们……我们生活这一年又没存下钱,我心里有数的。”
  忽然,她支持不住了,象一个孩子精心搭置起来的积木在一刹那间全部倒塌,她冷漠的、冰凉的、严厉的表情陡地垮下来。她用拳头堵着嘴,呜呜地哭道:
  “我说,你章永璘,你生就了一副狼心狗肺!你走就走,跟我耍这些花样干啥?……其实你根本不用跟我要这些花样!你说一声:‘我要走’,你就走好罗!谁也不会拦你,谁也不会拉你……”
  她的头无力地垂着,语句断断续续的,耷下来的肩膀一耸一耸的,一副被悲痛压倒的模样。她捂着脸,站在箱子旁边,宛如从箱子里钻出的向我索命的鬼魂。那姿势分明召唤着我去安慰她,去把这一笔孽债算清楚。我犹豫着。我知道我无法跟她解释明白,我不能把既是为了她,而又是为了解决我复杂的感情的这一举动——离婚,说成是单纯为了她的安全,或是说成单纯是我对她已失去了感情的结果。她的脑子只能理解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灰色的事物、模糊的事物,对她来说是太费解了,对我来说又是太难表达了。理性不能代替感情,理性更不能分析感情,在心灵相互不能感应的关系中,任何语言都无能为力。而维系我们的,在根子上恰恰是情欲激起的需求,是肉与肉的接触;那份情爱,是由高度的快感所升华出来的。离开了肉与肉的接触,我们便失去了相互了解、互相关怀的依据。
  但是,我还是走了过去,伸出胳膊搂住她的肩膀。“你怎么知道我要走的?”我问。
  “我咋不知道?你肚子里有几根蛔虫我都知道!”她乖乖地偎在我的怀里,哽咽着说,“你当是我看不出来?你不走,能跟我离?你呀,劳改了二十年还是个少爷胚子,要人侍候你吃,侍候你喝。老实说,我是放你一条生路,让你去寻你的主子,不然,我不吐口跟你离,你能离得掉?你是去投靠美帝苏修也好,是去投刘少奇邓小平也好,你放心,你反革命成功了,荣华富贵了,我决不来沾你的光,你何必跟我耍这样的花样!”
  她笨得可爱,又聪明得可笑。好象我劳改的二十年中她都一直侍候着我似的,并且,她又有她对人和世界的理解——拾到篮里的都是菜;凡是和当前“革命路线”对立的,不分青红皂白一揽子是“反革命”!
  而她却爱着“反革命”。
  我不禁哑然失笑,摇了摇头说:
  “什么荣华富贵!很可能是凶多吉少,所以我才……”
  “哼!”她鼻子一皱,用泪眼柔情地看着我的脸,却撇着嘴狠毒地说,“那是没准!你肯定不得好死!因为你亏了心了。”
  “是呀,”我凄然地一笑。“是亏了心了。”
  她似乎稍稍平静下来,头靠在我的肩上,叹了口气说:
  “本来,我是想跟你大闹一场的,去检举揭发你,叫你再去蹲劳改。可后来一想,你也可怜,一肚子才学,窝在这儿受人欺负;你有你的苦楚……还是好离好散吧,都给各人留下些可想的地方。我告诉你,不管你以后多荣华富贵,有多少漂亮的女子围着你转,象我这样心疼你的女人,你一个也找不到!我呢?我也想开了,马老婆子一个人也过了一辈子,还是乐呵呵的,我还不能象她一样过么?……”
  “哪能……你还年轻,找一个比我合适的……”我违心地安慰她。
  “算了吧,少跟我卖片儿汤了!”她擦干脸上的眼泪,红红的小鼻头噏动着,扇子般的睫毛上还沾着泪水,象湖塘上蒙着的一片湿雾,令人心醉。她说:“我以后再不找了,真的不找了,狗跟你说谎!还找谁呢?我命里不该有好男人。找着一个好男人还拢不住,要跑。那个钱,你带上,路上好花。我前两次离婚,都拼命向人要钱,要东西,打官司,这次跟你离,我心甘情愿送给你。你拿着好了,我还有三百块哩!”
  说完,她拧过身来,把富有弹性的乳房紧贴在我的胸口上,用一种仿佛准备决斗的火辣辣的语气说:
  “上炕吧!今天晚上我要让你玩个够!玩得你一辈子也忘不掉我!”
  月亮升到当空。房里的灯一灭,月光陡然象瀑布一样向小小的土屋中倾泻进来。她的细声碎语在月光中荡漾。
  “……我告诉你,你将来是准不得好死的,因为你亏了心了……可是,不管有多少人给你送葬,送花圈,心眼里真正哭你的就我一个,你信不信?……以后,每到清明,我不管在哪儿,都给你烧纸,你就到我这儿来拿钱花好了……来吧,快脱了,还愣在那儿干啥?”
  我感到有两条火烫的胳膊将我紧紧地搂住,把我拉下去,拉下去……沉到月光的湖底。耳边,又响起从水底深处浮上来的声音。
  “……你别忘了,是我把你变成真正的男人的……”
  啊!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女人!
  但是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
  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
  有一个小虫子在墙角沙沙地爬。啊,春天来了!再有一个月便是清明。
  我是不是要回到她身边来领受祭奠呢?
  好大好圆的月亮啊!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原载《收获》198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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