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激情的延续(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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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的延续

　　今年春天刚过，一个作家去世了。在这之前刚病逝一位作家。前几天，我熟悉的一个本省青年作家也去世了。还有几个——他们都比较年轻，是青年或壮年。还有更多的作家艺术家正患着重病。好多好多。有生有死，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在文学界，谈起来大家都觉得在眼前晃动的这些熟人相继死去，真让人悲伤！由这些事情触发，能想好多问题。人们不由得会想，一个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短促，这样有限，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什么真是很难预料。这使人想起应该珍惜生命——一代代人都这样想过吧。
　　一个人的生命能延续多长时间好像是一个定数，每个人自己无力改变很多。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怎样更好地利用生命。一个人活着可以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尝试。迷恋文学，实际上就是确认了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人的一辈子再不打谱把主要精力放在别的事物上了，这个选择好沉重。
　　有多少生命在繁衍，生生不息。你观察生命的特征、它的奥秘！你看那个猫和狗，那些不太大，只有一两岁的猫和狗。它们几乎没有一分钟的安宁，总是那么跳，那么蹦。生下头一年的小猫一个劲地跳，在屋里把乒乓球撩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撩起来。它活得多么旺盛。这是它活泼的少年。再过些年以后它们就老要睡觉，就那么静静地躺着睡觉。这是大家都熟悉的现象。实际上关于生命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我想它无非就是心脏好。它的健康的器官刚长出来，心脏搏动得很快也很有力量，每一分钟都能把新鲜血液推到肢体的最末梢。脑细胞整个都很活跃，精力旺盛。道理都是一样。我觉得创作，作为人的艺术活动，无非就是来源于生命的一种激情，是生命能量的一种释放方式。我想，一个不间断的创作活动最起码可以看成是激情的一次次延续。
　　从这个角度看待创作，我觉得就有必要研究怎样运用自己的激情，怎样节省自己的激情，怎样使它尽量地伴随我们的生命延续、再延续。
　　整个人的一生就是一部作品。有时候这部作品写这么一个段落，那么一个段落；有时候也写一点闲笔。但人的整个一辈子，你回头看一下就是一部作品。一个人的创造能力到底能有多大？有时候真是惊人，令人难以置信。前几天我到书店看了一下，发现新出版的那套《列宁全集》在书架上整整摆了几层，可能是几十卷。每卷大约有三十万字。还有《高尔基文集》，现在只翻译了他的小说散文类，就大约有一千万字。这还没有包括他的书信、理论以及戏剧作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总创作量都相当惊人；有时我觉得很怪，一个人怎么能写那么多东西，看上去简直就远非人力所及！我常常在书架面前徘徊、想象，百思不得其解，深深地感到了震撼！一个人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生命的激情怎么可以延续得那么长，他的生命怎么可以使用得这么充足、这么充分。再比如肖伯纳，他一生写了五十二部大戏和一些著名的小说。单说这五十二部大戏，其中就有四十部是他五十岁以后写出来的。他到七十三岁那年——在我们这里有好多人到七十三岁就拄着拐杖慢慢行动了——写了著名的话剧《苹果车》。他的生命力是多么的旺盛，简直不可思议！
　　伟大的艺术家往往都是生命力特别旺盛的人。生命力旺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可能活得年纪很大，就是说他的生命特别抗折腾，没办法，他生来就是这么耐磨损。再一个就是他的生命在单位时间里爆发得特别激烈，特别壮观。像有的人活得虽然短促，却极其壮丽。比如莱蒙托夫、普希金这些人。莱蒙托夫留下了《当代英雄》和数不清的灿烂诗章。普希金简直就是一座永不倒塌的文学丰碑。在他们虽然短促然而却格外壮阔的生命河流里，翻动的浪花特别大。生命的激情，在他那里是以那种方式表现出来的。
　　由此可以启发我们去思考一些创作现象、艺术现象。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生命就必然有艺术。所以，不热爱艺术、与艺术十分隔膜以至如何如何误解艺术家的人，往往都是不可理喻的人，是人类当中的一些劣质成分。你只要在心理上是一个健康的人，就没有必要试图和他们沟通。
　　狗和猫的心脏特别好，它就要跳要叫，叫出一种很好听的声音来。有土地、有阳光、有云彩，就会有闪电。当然不言而喻，有人类，就会有艺术活动。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
　　刚才人们更多的谈论到“新潮小说”。我想，不能过多地责怪它们，要责怪，还不如去争当你自己心目中的“新潮”。
　　这种小说我相信大概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开始都会非常注意，会有兴趣去读、去分析、去鉴赏，大概都是这个心态了。
　　我很喜欢也很爱惜真正的“新潮小说”和代表性作家的作品。
　　但是我自己不一定那样去写。有时很怪，你喜欢但不一定就能干得来。这与一个人的出身、教养、年龄、他吸收的整个文化营养有关。我觉得大家也不见得都去搞所谓的“新潮小说”。但也有人说他老是有个感觉，说从这几年来，从一开始出现“现代派”一直到如今，现代主义、先锋派作家的队伍好像越来越壮大了，壮大到让人不能信任的地步。他说总感觉他们不太真实，说将他们去跟那些所谓的“土作家”比一比，究竟谁更具有先锋性质，还值得考虑。这当然有他一定的道理，这些想法都不是浅见。不过我想他仅仅在说一小部分人罢了。而个别人的要害问题决不是文学问题，而是作为一个人的问题。当然，一个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人，还是会把主要的力量放到创造上，让它像闪电一样突爆，回荡起一种创造的旋律。如果这样，就不能容忍自己作品的灵性更多地来自模仿。把现代主义文学当成一种纯粹的技法，几近荒唐。
　　技法之类东西是很容易传授的，像编筐子编篓子，那个花边再复杂也学得会。
　　艺术等待创造，等待突爆，等待心灵的赐予。如果如今的艺术也变成了“手艺活儿”，那么这种艺术肯定是伪艺术。
　　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赞成那些对于艺术创新的本能的抗拒心理——这种心理是极其容易形成的。对于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艺术，你平静下来总会喜欢的。你打开艺术史上这最新鲜的一章，会发现它多么绚丽、多么灿烂！不错，我们仍在等待真正的大师，可是我们已经听到大师的脚步声了。当然，永远的模仿是不行的，我们一开始就讲这不是一个文学问题，因为涉及到一个人的尊严的问题。作为一个人他总有很强的自尊心，他不能一直那么老老实实地模仿着别人、跟在邻居的后面跑——他心里会受不了。
　　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不在模仿中吸收。任何一个大师也是从模仿的道路上走来的。不过有两种模仿。它们的本质区别就是，有人终究可以保持一个人的尊严，从他的作品中，你可以听到自尊的心跳：有力的、不愿屈从的那种搏动。
　　现在的各种手法已经很多了，用得眼花缭乱。你哪里还可以看到十几年前的那种呆板胶滞？这多么令人愉快！你仿佛看到一些精力旺盛的人在舞蹈。稿纸就是土地，时代的犁铧已经开动了。今天，一部作品要想征服别人，就必须有点真正的货色，就必须有力量、有内容。文坛上试验频繁，新军纵横。你成功的希望仿佛很小，可你面前的机会仿佛又很多。所以这时候就难免有一帮人耍点小聪明，他想走捷径，想招人议论。如果大家都搞起了招人议论的文学，而不是搞真正有内容的文学，那就会让人感到悲哀。这些小聪明其实是源于一种小市民的心态，源于那种小市民的机智和投机性。有些招致喝彩的小说将小市民的那种机智和投机心理体现得多么好。小市民总是有些聪明，模仿也很快，只是目光不会长远。真正的好作品不会是小市民创造出来的。将小市民和农民的心态比较一下，你们会看得比较清楚。农民相对而言显得闭塞一点，不容易接受新事物，排他性较强。可也往往是笨重有力。自己想写什么东西，就索性搞自己这一套，似乎不太在乎外界的各种干扰。这样就很坚定很有力量。他们缺少的是什么呢？他们缺少的是那种人的灵感和诗的境界。这样比较一下，两种倾向作家的优势劣势就很清楚了。有长处也必有短处。我想，从文学意义上讲，受这两种文化浸透而未得升华的作家，将来都未必能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学。有人说中国真正的现代派作家、真正的新潮小说代表人物尚未出现，时机还不成熟。仅仅这样讲缺乏分析，令人难以苟同。
　　我认为评价这个时期的现代主义思潮，尤其需要冷静下来。
　　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运动是令人激动的。当然，今天的世界上还没有产生过十九世纪以前那样的伟大作家。比如说托尔斯泰、歌德这一类的人物，这种量级的作家还没产生。好像二十世纪以后产生过一些大作家，但是很难再产生像歌德、但丁、拜伦这一类巨人了。你不论写得多么巧妙、哲学上多么高明，仍然让人觉得分量不够。毛病出在哪个地方？
　　这需要好好探讨。要探讨，就要说到生命，说到生命的性质。
　　好像我们这个星球在进入本世纪以后已经悄悄地改变了什么。比如污染问题——它来自各个方面：噪声污染、化学污染，各种各样的污染，使我们这个星球在品质上已经改变了许多。不言而喻，我们这个星球上产生的生命就和十九世纪以前那时候不一样了。环境改变了，生命的性质就要改变，创造的力量也必然改变。用来创造的生命的激情改变了，于是作家的量级也就随之改变了。显而易见的是，首先是作家们关怀的事情发生了变化。那个时期的作家好像更多地关心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关心一些本原的东西。像这个世界的来龙去脉，生活的终极意义，整整一个民族的去向……这你可以从一些存留的古典作品中很清楚地看出来。你可以重温屈原，重温古希腊史诗。那种强烈的古典气，那种无与伦比的伟大感，不是很清楚吗？后来的作家尽管写得很技巧化，也不乏主义和哲学，都不约而同地跟哲学家结缘了，但你仍然感觉他们缺少点什么，分量轻。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要害的问题在哪里？分析到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生存的环境上来。
　　这好比一块变化了的土地，已经长不出原来那种苗了。你没办法。靠每个个体的努力很难超越。我觉得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思潮，最终还是这块土地的性质决定了的。我们的作家总的看变巧了，也变小了，即便从创作规模上看也是这样。比如司马光的巨作，司马迁的《史记》，都浩浩荡荡。比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写那个《追忆逝水年华》，一口气就写了近三百万字。这是一部小说，可是摆到书架上有长长一排！他们就是能干。你看俄国那个地理学家写那个《在乌苏里葬林中》，随便一写就是上下两大卷。现在的作家写长篇，都是十五万字、十九万字、二十万字，就搞那么长个东西，再长了就得往里兑水分，弄得很淡。一个人进门啦，这个人怎么进的门，怎么握手、怎么讲话、坐下又怎么，毫无意义地写了好几页。
　　就用这个办法去扩充自己的篇幅，所谓的多卷长篇。我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我想要追溯到一个本质，即人的生命力问题。作为一个人，他的生命力减弱，他创造的激情就要消退，那么关怀的事物就会缩小，劳动的数量就会下降。他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抱负和气力了。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这块土质的改变，你饮用水的水质不行了，泥土上长出的参天大树也越来越小了，再没有一个很好的自然环境保养你，滋润你。你得不到长久的培植，怎么能长成为参天大树呢？
　　所以，我还是要回到一开始那个话题，回到人的生命力，回到人的激情上来。讲到那些模仿之作的不尽人意，那个道理也还是一样，就是他的生命力不够强盛。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们不能用火一样的炽热去熔化所接触的艺术品。肖伯纳成名以后，就像有人评论的那样：“财富像潮水般涌来，荣誉堆满双肩。”这些东西如果落在一个平庸的作家身上，那就把他压垮了。他的膀头不够宽。那个肖伯纳就可以承担，并不被荣誉和财富所累。他本来长得很细、很高，只穿棉毛织物，早晨到海边去打拳，去锻炼身体，只吃素食。他养了一副好身体，精力旺盛。各种荣誉，包括各种劣境，他都宠辱不惊。世上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压得垮他。平庸的作家陷入窘境不行，出了大名也不行，因为成就也可以把他压垮。
　　讲到这里，我觉得问题很严重。严重就在于我们当代人难以超越那一切。你知道了这个，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力达到了这样一个定数，就会感到悲哀。但我们又不能丧失了希望——你选择了文学，就是选择了人生，你得好好干，因为文学对我们来说是一辈子的事业。要用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去工作。那些真正勤奋的作家，从来不依赖灵感，每天按时去工作，只要有时间，吃过了饭，喝点茶，就坐到工作室里。如果激动了他就写得好一点，如果不激动就写得慢一点。他们是这样对待创作的。一个有眼光的人，平常总是尽量地注意身体。如果觉得真正有价值，就是挫伤自己的身体也勇往直前。比如为一种正义的事业而斗争，往往要冒极大的危险。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勇敢。除此而外，就必须回避无谓的争执和繁琐。保护自己的精力，就是保护生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激情延续得更长一些，使你写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要不停止地工作。好多人把“灵感”看得玄而又玄，其实这个东西不可靠。它是什么？我觉得一些懒惰的人才更多地依赖“灵感”。我觉得所谓的“灵感”如果真有的话，也就是那一段的身体搞得很不错，心情也好，由于勤奋劳动，在一段时间里，各方面都很顺手就是了。一个作家，你宁可相信没有什么“灵感”，只有生命力，只有依靠勤奋的劳动。
　　我刚才谈过，有些作品的毛病，主要是他没有打破模仿这个外壳，还是一种简单的制作。当你的创造力旺盛的时候，你就不能容忍这种制作。你不会老老实实按着一个什么路子走下去，你忍不住就要创新，就要突破，就要打碎形式的外壳！学习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创造。艺术的本质是诗、是幻想；每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都是一次生命的激情的喷吐，就像闪电一样。
　　一个人怎样才能使他的这种激情持续长久而不至衰竭，怎样使其尽可能地得到延续？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命题。每个人的精力、寿命等等差异很大，有的人可以搞出很多、很好的作品，有的人就不能。这里面有天生铸定的那一部分，有生理方面的原因，但也有其他的，比如生活方式、世界观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一个人。有好多人在生活当中十分容易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今天干点这样，明天干点那样；今天模仿一下这个作家，明天模仿一下那个作家，为一些根本不值得激动的事情而激动。这就浪费了自己的感情。一些优秀的作家为什么活得非常放松？他为什么要追求简朴的生活？为什么要回避世俗的纷争？一句话，他为什么要回到淡泊和安宁？说白了，都是为了节省自己的情感。他要把这份情感最有效地使用到最值得、最有意义的地方去。很清楚，一个人如果做到这一点，就能够使自己做成更多的事业，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生命，实际上一个作家如果不尽量地放松自己，也很难使自己的创造达到非常高、非常好的境界。我有时候看到的不太成功的作品，觉得它的一个要害问题就是作者写作时很紧张。他老忘不了自己要搞个什么创作，要写个什么东西。他不够放松。创作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在这种生活当中要冷静下来、放松下来。你在这种状态中考虑一下到底想写点什么、有多少可以写的？这就好了。它像过日子一样，最好还是从容不迫一点，从长计议。如此下去，有时就能出现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很有意义的想法。
　　一个作家尤其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一蹴而就。你如果能坚持一种质朴的、一种很勤奋的劳动态度那就行了。我们想一下，一个农民种了一块地，他整天起早贪黑地到地里去耕耘，仔细而精心，不焦躁也不气馁，多像一个好的作家。实际上正是这样。你不能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机遇和某一部作品上。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多地相信自己的劳动，这才可靠一些。坚持不懈地写下去，这篇写不好，下篇力争写得好。如果觉得知识少一些，那就发奋读书。一辈子这样坚持下去，结果肯定会好。一个人的生命像一条河，到最后就看哪一条河流得更急、浪花翻得更大；哪一条河更宽、更长，无非就是比这个，而不仅仅是比你哪一部作品写得怎么样。那些一般的作家、平凡的作家往往是从一部作品和一段创作来相比较的。而比较大的作家从来都是以自己的一生来相比较的。笑得早不如笑得好，笑在最后——一位军事人物好像这样说过。我想每一个搞创作的人也都应该牢牢地记住最后的笑。现在有些作者也像某些搞经济的一样，短期效应、短期行为很严重。有时就拚一股劲儿，三步两步干上去就行了，过了这三步两步那再另讲。于是你就会看到一个懒洋洋地躺在一部作品上的人。这有什么意思。一个作者应该永远从零做起。无论这个作品写得好还是写得坏，要牢牢记住这只是我刚完成了的一次劳动。活儿还很多，我还得继续往前干——这种心态就好了。一个作家的成就和经验一样，都等待积累。现在这种“积累型”的作家越来越少，而“突爆型”的作家又一下子太多。一会儿出来个新作家，一会儿又消逝了，不停地轮换。这些作家能不能更稳定，能不能把自己那种出色的表现稳定下来，使它进而化为一种不断的延续、不断的延伸？这是难而又难的。谁能把这种出色的创造活动化为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那就了不起，那就很令人佩服了。
　　像美国的福克纳，这位作家几乎是足不出户。他借作品中的人物说：上帝如果打谱让一种东西走的话，他就把它造成长的。如果上帝打谱不让一种东西活动，他就把它造成高的。你比如这树木，很高；还有烧锅炉的烟囱，它很高。上帝不想让你走的东西都变成高的，人呢？人就是高的，这种东西是不适合乱跑的，活动多了不行。总之该走该停，上帝早已经做好了标记。像马车、火车，还有牛马，它一定要走，它是长的。这当然是幽默的艺术，但这毕竟源于一种哲学思考，包含了更深的意味。福克纳是一个乡土作家，他有时非常保守。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大作家，成为美国的“先锋派”。最早的时候，看来真正的先锋派还是在那块土地上一点一点地感悟渗透，把这种探索精神贯彻到底。如若不然，就只会是一种学习和模仿，缺乏一种原生性，就不是血液里产生的东西，不是真正的先锋派。福克纳长得很矮，他就整天在家里，一会儿干点零碎活儿，一会儿写点东西。他坚持数十年如一日，一个劲地写，结果创造了一个广大的世界。最后这个老人活了六十多岁，骑马摔了一下，犯了心脏病去世了。他光长篇就写了十八部。你别看他干得似乎很缓慢，他不断地在那里干。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都好像比福克纳能干，但坚持下来，放长了看，就有些不行了。福克纳很保守，保守的人往往是非常可怕的。我很重视保守的人。文学上真正保守的人他有几大特点，第一个他不跟着潮流跑，有自己的主意。第二个呢？保守的人都慎重地对待新生事物。第三个是他在反对新生事物和反对新潮的同时，产生了真正的新潮思想。而中国真正的现代派就很可能产生在所谓的“保守主义者”手里。我还想起了哈代。中国诗人徐志摩到哈代家里去拜见他，一推开那个小门，哈代出来了。他是一个矮极了的小老头儿。他的头颅像儿童一样，腿屈曲着走出来。他一点一点出来了，跟徐志摩谈了一会儿话，临别送他一朵小花。多么有意思的举止！这个伟大的作家原来极质朴、平凡，也很少出门。他甚至也给人保守、内向、闭塞、羞涩等等感觉，他却是真正的伟大作家。你看伟大的作家到底该是怎样？
　　值得研究。十九世纪之前的作家和现代派作家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也值得研究。
　　这些问题都是客观的，是一些大问题。那么它对于刚刚踏上文学之途的人会有什么作用？我想，它的作用就在于，凡是事物的本质方面一定要经常寻思，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使你不断地向前，使你长得比较高大。
　　我觉得一个作者无论怎样工作，有一点他是十分明白的。
　　他的作品只要写得好，那就是源于一种深深的爱。搞文学必然是这样。搞艺术会搞得很累，像一开始讲的，好多人都早早死去了，他们那是把生命耗尽了。我觉得干任何一种事情，只要干好了，进入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上，都是艺术。毛主席搞军事和政治不是艺术吗？那简直是艺术家。湖南起义、延安的巩固，几场斗争，那是艺术。所有的具有一定量级的历史人物往往都是艺术家。像秦始皇，他的上升时期就是一次次成功的艺术活动。他把众多的国家吞并了，修起了长城，那是何等的气魄和想象能力！他到后来还想永生，派人到海上去找长生不老药……艺术是一种开阔的、宏大的、充满想象力的、充满了生命力量的。所以秦始皇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大的艺术家。这种人往往生命力都很旺盛，他们经得住磨难，始终热情而且狂放。可见干什么都一样，都得有旺盛的生命力，都得有激情。有了这个，就会胜利，就会最终完成一次辉煌。
　　谈到文学和生命力的关系，有人可能想到那些更年轻的人，他们生命力强啊，他们有激情啊，怎么搞不出好的创作？
　　谁说搞不出呢？一个人在十八九岁的时候特别有激情，容易碰撞，恋爱时激动得要命，好几宿睡不着觉，有的信誓旦旦剁去了手指——这种强大的激情用来搞创作不好使吗？当然好使。但为什么他们又往往写不出成功的作品？那是因为除此之外还需要修养，需要经验，需要在一学科方面的造诣。一旦他的修养上去了，就会出现好的创作。因为人的生命力是任何技巧的东西都不能够取代的，你看歌德，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就写出了《少年维特的烦恼》，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古往今来有多少写爱情的？又有多少超越了歌德？那种强烈的爱，爱得手都颤抖。那是一个涉世未深的、一个没加雕凿的生命爱上了一个少女，那种炽热的情怀非常真实，非常感人，写出来就必定是好文章。他没有什么现代派和什么哲学什么主义——原来其他的一切比较起来都是不重要的了。最重要的还是生命力的那种爆发、那种突破，那才是不朽的。再像普希金，很早就写出了灿烂夺目的作品，他依赖什么？他依赖的也还是激情。
　　这样理解问题，就与一切依赖技法的纯形式主义的东西相对立了。这是必然的，不能通融的。我们谈的是事物的本质，谈的是艺术的根本东西。热衷于形式主义的就不会讲这种原理。一些单纯热衷于技巧的作品也不能说得一无是处，不过我想它有点像大学里学生们考的那个学期分数。高分数往往不是最优秀的学生刻意追求的；可是太笨的学生想要又要不来。有的作品，只能让读者承认他的聪明，他的技巧，他驾驭文字的能力。不过如今聪明的人要找起来就太多太多了。
　　我们要求于艺术家的，当然还有远比聪明更重要的那一切。
　　有人不止一次指出：所有与世隔绝的、闭门造车的、不能够直面人生和直面生活的作家，都只会是二三流的作家，这好像是危言耸听和老生常谈，但实在是包含了深刻的道理。那样搞，无论如何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的。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的问题，就是怎样追寻事物的本质。当然，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生命力，依赖自己的创造激情。应该始终关心那些可以改变一个民族、改变一个国家，可以改变人类的重要而巨大的事物。一个好的作家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但这种意味不是肤浅和粗陋的，而是一种深度和境界，你不如说那是一种哲学。你如果能始终关怀一些最根本的东西，关怀人类的命运，那么你刻意追求的很多东西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当然一个作家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的作家口若悬河、周游世界、精通好几国外文，你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天才；也还有一种作家，就像我刚才讲的哈代、福克纳这一类，就有些相反，海明威可以去钓鱼、开快艇，到海上侦察敌人，富有冒险精神，而别的作家可能又有另一种样子。
　　所以说，有时候又要认识一个人在表达和表现上的特点，不能强求一律。比如语言吧，有的语言气势汹汹，一路冲刷下去，汹涌澎湃。还有的作家用语简约、很艮，翻译过来也还可以看出他们原来语言的一些特点、特质。像海明威的语言是电报式的，基本上把修饰部分和形容部分全都去掉了。他很简单、很直接。你看完了以后会觉得蕴藏在文字下面也有股澎湃的激情。可那些文笔很华丽的作家，往往把这些东西都搁在外表上。
　　总之，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去选择、去判断。在判断的时候需要冷静。你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方式，怎样贯彻自己的创作宗旨，怎样走自己的创作道路，都需要好好地判断。但这一切说到底，仍然是要依赖你的生命力，依赖你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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