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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要设宴了。

  一般来说,将军们都喜欢慷慨设宴,可家宴的风格却因人而异。每一个曾经涉足于将军世界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差异,不同的宴席,反映出将军们不同的气质和脾性,以及不同的审美情趣。洪定国的家宴是非常实惠的,“一碗制”,快节奏,不管三七二十一,冷热甜接踵而上,甚至藕合、带鱼、面条也会端上来,“吃!吃!吃!”主人一个劲地相劝,唯恐你吃得不多。赵锡平的家宴则是另一番风昧,他也讲排场,也讲质地,也殷勤周到,但只是善于模仿而少有个性。在他的饭桌上,你会发现酷似某筵席的拼盘、热炒或如同某将军家的器皿。周伟成的家宴则以清淡著称:白花瓷器,极细的刀工,一律不用酱油的热炒和大菜,正如他那知识分子的本性,清高孤傲,难以入俗。

  而许基鑫的家宴,也同他的性格一样,可谓集中国将军家宾之大成。烤、溜、爆、炒均有,质、色、味、形俱佳,一应上等的景德镇青花瓷器,两碗(甜咸分开)、两杯(红白酒分开)、两筷制(公私分开)。

  宴会的节目也是独特而热闹的。拼成孔雀、蝴蝶或花篮的二尺拼盘一端上来,就标志着宴会开始,许基鑫口出个“请”字,大家便一齐捣毁了那绝妙的造型工艺。“不要紧,下次拼个更好的!”这是主人的口头禅。然后,五热炒五大案逐一而上,全是精心安排的。许基鑫一边吃一边绘声绘色地讲起每一样菜的来由和掌故。这时,一个个宜兴产的造型极为别致的小烟罐上来了,焖罐里放着令人惊叹的绝菜:大连的牡蛎,内蒙的驼峰,东北的熊掌和青海的裸鲤。“先猜,”东道主说,“猜着了我这一罐归他。”于是宴会进入了高潮,宾客们凭着各种灵感绞尽脑汁——很难猜中的,往往是苏立慷慨地说:“还是吃吧!”于是众口交赞,感谢这位主妇。最后,是甜食和点心,当上好的蛤上蟆、或银耳、或湘莲端上来时,宴会就要结束了,此刻,许基鑫必然大发幽默,仿佛随手拈来,讲上个笑话。这笑话大多不过是由民间笑话改头换面而来,只是这会儿再妄加在某宾客身上,就不免要逗得大家捧腹喷饭了。

  参加宴会的自然多是将军,久而久之,许家宴会的名声便超过了当地任何官方宴会。若是遇到了偶尔来A城恰巧碰上宴会。又被邀请参加了的人,则更是要绘声绘色地到处向人描述。其间自然不乏新鲜感受,但也少不了渲染夸张,尤其对于许基鑫,他那出色的表演渐渐被神化了,他成了许家宴会永恒的主题。

  只是,宾客们实在夸大了许基鑫的作用,正如夸大了电影中“主角”的作用,另一个人才是最主要的——这个人便是“导演”苏立。

  苏立永远属于女性的世界。她聪明,能干,倘若将全都才干用于工作,她理应有所建树。但她却象许多标准的东方淑女那样,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丈夫。她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丈夫,估价自己,一直到晚年,她对自己始终是满意的。

  元旦一早,她就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忙碌。她同炊事员定下拼盘的招法,商讨好焖罐里的惊人之作,又亲自去察看海参发得如何,银耳摘得是否干净。她永远是个事无巨细的总管,喜欢这样调遣和忙碌。当她上楼去拿鲍鱼罐头的时候,许基鑫还在梦乡。

  接着,她就坐在客厅里打电话了。她先找到周伟成,要他的炊事员明天一早来帮忙。十天前,在全区的烹饪大赛上,那小伙子精湛的刀功获得了第一名,苏立真心地羡慕他。

  她又用电话通知各位宾客,告诉他们宴会的确切时间,请他们准时到达、打完电话,她将客人的名字依照职务和级别高低的顺序写在一张纸上,一会儿保卫干事要来的,她要把名单交给他——明天饭后送客,将按这顺序安排先后。(这“名次学”在中国着实是一门学问哩)

  做完这些,她轻轻喘一口气,安心地靠在沙发上了。可是,她的手又触到了昨晚扔在沙发上的毛衣活,便拿起来赶织,那是为儿子织的。

  儿子进来了。他是被妈妈的电话吸引过来的。本来,他正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妹妹的女儿(他们一直在苏立身边长大),在隔壁的娱乐室里看电视。

  自从昨天下午和进进相约之后,他就揣了件心事,刚才听到妈妈在请客人,从头到尾果然没有赵锡平,尽管这是已知的事,可他仍旧感到失望。

  他静静地坐在妈妈身边。妈妈并不知道他的心思。儿子每次回家,总喜欢陪妈妈坐坐,不说话。可心里总是热的。

  只是坐着坐着,苏立不觉又想起了儿子即将来临的命运,心就微微颤抖。这样出色的小伙子,你一手带大的儿子,他就要到前线去了,下次,什么时候才会再见面?那时,儿子是比现在更老沉、更能干,还是……还是什么?

  但儿子在想别的事。他是那么沉静,那么安详。前线,对于他仿佛不是什么险境而是衷心向往的热土——这是他爸爸遗传给他的,那种标准军人的血液。

  标准军人——因为战争,因为日本鬼子的侵略,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那一代许多女兵一样,将名字改成单名(她原名叫苏立云),于是,她的一生,就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军人紧紧相联了——她和许基鑫的婚姻也是标准军人式的。那时,因为这批女兵的到来,二四八团们(二十四岁,八年党龄,团级干部)掀起了恋爱结婚的热潮,当赵锡平连蒙带唬将她带到许基鑫面前时,她不过十七岁呀。可现在,已是花甲之年了。

  “我这几天总想起以前的事。”她向儿子讲起,似乎还有些腼腆,“真快,我第一次看见你爸爸是在四0年元旦,他给我们这群新兵讲话,一晃已经四十五年了。那时候,我们刚分到他的旅,一见到他大家都害怕,他一天到晚绷着个脸,吃相真难看,还喜欢骂人。”

  “可你还是嫁给他了,妈妈。”儿子说。他愿意听妈妈说话,因为妈妈一向说话不多,尤其难得谈起她和爸爸的事。

  “是啊,”苏立微笑着,“还不是赵锡平拉的皮条。”

  “是吗?”儿子很吃惊,没想到妈妈会主动提到他。

  可苏立提到他多半没有目的,要说有,那也许是在昨天遇上进进之后,对明天请不请赵锡平闪过一念,但她马上打消了那念头——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天,”苏立一边织毛衣一边向儿子诉说,“赵锡平突然叫我,说是组织上找我谈话。我以为什么大事,一路走一路紧张,谁知一进那屋子,赵锡平关了门就退出去。”她从来没向儿子讲过这些,今天破例谈起,也许是因为儿子要走了,她有些激动,并由此想到了这个家庭的形成史,“我一看,是你爸爸一个人在里面,他一脸胡子,两手搓来搓去不知道要干什么。突然他就冒出一句话;‘怎么样,我们结婚?’我吓了一跳,我说我是来打鬼子的。你爸爸以为我没听懂,又重复一遍:‘我是说我们结婚,你愿不愿意?’我说不愿意。谁知他一听就火了,拔出手枪说要枪毙我。我一看,干脆豁出去说:‘旅长,枪是打鬼子的。’没想到这话还真顶用,他真的收起手枪,说了句“走吧走吧’,就自顾看地图了。我拔腿就跑,边跑着才感到害怕。”苏立笑起来。

  儿子也笑起来:“妈妈,你们那个时候根本不懂谈恋爱吧?”

  “就是,要么愿意,要么就不干,你爸爸他们那些人,想法就这么简单。”

  “可后来你还是跟他啦,”儿子说,“是不是赵锡平后来又拉皮条了?”

  “哪里,再没人对我说过他,他也再没来找过我。过了一年,打陈庄时,他左腿负伤,送到后方医院(其实就是老百姓家)治疗,恰好我管他。我听说他是因为深入到前线才挂的花,又听到了好多关于他英勇善战的故事,心里对他挺敬重;看他手术、换药时,连哼也不哼,想起上次的事,更觉得过意不去。他一开始还不理我哩,装作不认识我,后来见我对他照顾特别好,渐渐地火气也消了。有一天,我去给他换药,他突然掏出一支‘51型’钢笔说:‘喂,你们知识分子用得上,拿去吧!’我一听,顿时就翻肠倒肚了,我问他:‘许旅长,你可有对象了?’他摇摇头,我说:‘要是你还愿意,我……我也愿意。’他楞了,说:‘真的啊?你不怕我成个瘸腿佬?’我说不怕。”

  苏立的故事打动了儿子,爸爸妈妈也有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啊,尽管简单,却很真挚。

  可苏立戛然而止,以后的事她不再讲下去,那些事仿佛不该再对任何人讲,只该存在心里——当时,许基鑫一听她的话,便用那粗大的手紧紧地将她的手攥住了。他说:“我早就讲过,我是非你不娶的。这钢笔我从那一次一直揣到现在。”

  她落泪了:“你伤好了我们就结婚,”她说,“我会对得起你的。”

  可是许基鑫只做了两天的郎君就又上前线。去了,分手的时候连头也没回。从此,他再也没有温存过她,只是偶尔才想起让警卫员给她送点战利品,或者偶尔在行军路上遇见她,塞给她一把不知能不能用的边币。倒是赵锡平常常问寒问暖,让警卫员送衣物,把她当嫂嫂待……

  “妈妈,”儿子打断了她的思绪,“要是明天赵锡平叔叔和她的女儿都来该多好。”

  苏立有些吃惊,儿子正和她想着一个人,可儿子居然又一次提到要请他们赴宴。她迟疑了一下:“还是尊重你爸爸的意见吧。”

  “爸爸为什么不能改变态度呢?”儿子又进了一步,“妈妈,你应当说服他。我就能原谅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有过错误的人。”

  “你看你看,只顾讲话了,针都织错了。”苏立开始自顾数毛衣针了。

  可她总是数错,来回敬了好几遍还是不对,索性让儿子帮着数。儿子真的就替她数针。她呢,却因为儿子方才的一句话,想起了文革中的事。

  是啊,儿子的话也许有道理,“文化大革命”是个非常时期,谁若说自己十年前早知道,那是吹牛。但它的确又是块试金石,每个人都会在它面前显出本来面目。有些人,也许一生都在准备迎接一个这样的关键时刻,可在一瞬间却迈错了关键的一步,从而失去了友情、信任、人格……比如她苏立,她似乎从没有想到自己会经历这样的考验,可她经受住了。她对丈夫的爱得到了日报……

  那是一九六七年第一次批斗许基鑫的大会上,造反派将她也拉上了台,那场面回忆起来真叫人啼笑皆非。有个叫吴涛的科长站在台上,吓得连语录第一页第一段都背不出了。造反派追问他一封“反革命信”,是谁指使他写的?他开始低声答道是他自己写的。但禁不住会场一片喊叫和打倒许基鑫的口号声。等造反派再追问时,他便改口抖抖瑟瑟地回答是许基鑫指使的。

  “这小子怎么吓成这样!”站在一旁的苏立心里说。

  一会儿,造反派要她揭发。她把头一抬,声音同平时一样镇定:“我没什么好揭发的。我就知道许司令会打仗。”

  “不许你放毒!”台上台下顿时一片喊叫。有个打手几步窜上来,一巴掌将她打翻在地。但她很快就站了起来。撩撩头发,还是把头抬得那么高,不管造反派再问什么,再喊什么,再拳打脚踢,她一个字也不说了。

  晚上回到家里,她替丈夫洗去脸上的墨汁、颜料,换下身上的脏衣肌,替他揉搓浑身疼的关节:“不要紧,老许。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跟到哪里,大不了回你老家种地。我年轻,我千得动,我来养活你。”许基鑫一听这话,一把抓住了苏立的手——这是他自从送给她那支钢笔以后,第二次这样深情地拉她的手。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就这样手拉手坐着,久久地,久久地,谁也说不出一句话。

  但苏立没法陪着丈夫了,第二天,造反派勒令他俩分开。还住在这个家里,只是能闻其声,却无法见面。再后来,许基鑫被关起来,最后,又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押送到遥远的边疆去了。

  一九七五年元旦,许基鑫衣衫褴褛,瘦骨嶙峋,重返A城。苏立一见他,泪水便止不住地淌,第一顿饭,他吃了满满一大碗米饭,满满一大盘红烧肉。哦,这就是她的丈夫!

  从那以后,许基鑫对苏立明显地温和了,有事总同她商量,而且常常让她拿主意。“你们哪一个都要爱你们的妈妈!”他对儿女们说。

  但苏立一如既往地敬重丈夫,尤其尊重丈夫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儿子把毛线活递给母亲,不再发问。

  “铃——”电话铃响了,苏立拿起听筒。总机告诉她:军区总医院高干病房,洪定国找许基鑫。

  “你请他等一下。”她对总机说,并不与洪定国直接通话,而是将话筒放在一边,支使儿子:“上去看看你爸爸醒了没有,要是醒了,就告诉他洪定国来电话。”

  许基鑫睡得太晚了,所以起得也迟。其实,他醒了有好一阵了,只是仍在闭目养神。直到儿子进来,他才睁开眼。

  一听说是洪定国来电话。他忙要总机将电话转到楼上来。洪定国说有急事找他,他立即表示马上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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