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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九月二十二号星期日是中秋节。我和妈两个人难得地在一起过了这个节。要不是妈生病住院,我还不能这么明正言顺地同妈在一起,过上这么一个实在是算不了什么节的中秋节。
  自从再婚以后,每到年三十先生和妈吃过年夜饭,就把妈一个人撂下,陪先生到他那边去住。
  也设想过妈和我一起到先生那边去,或先生在我们这里留下来。可是妈不肯到一个她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去和我团聚,先生也不愿意在一个他觉得不方便的地方留下来,我又不能劈做两半。
  最后还是自己的妈做出牺牲:“你还是跟他到那边去吧。”
  我只好陪着先生走了。并且自欺欺人的想,反正大年初一一早我就会赶回妈这边来;好在妈对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还有兴趣……她该不会太寂寞吧?
  我想妈懂得我的心,就是我不在她身边,她也知道我爱她胜过他人。
  我终日为他人着想,却很少为自己的妈着想,老是觉得“来得及,来得及”,妈的日子还长着呢,好像妈会永远伴随着我……我甚至荒谬地觉得,妈还年轻着呢。虽然我知道谁也不会永远活着,但轮到妈身上却无法具体化。
  所谓的为他人着想,不过是牺牲自己的妈,为自己经营一个无可挑剔的口碑。我现在甚至怀疑起一切能为他人牺牲自己亲人的人。
  可是妈先走了,想到那许多本可以给妈无限慰藉,欢愉的、和妈单独相处的时光却被我白白地丢弃了,那悔恨对我的折磨是永远平息不了的。
  更多的时候,我会怀疑起来,万一我想错了,万一妈不懂得我的心呢?我不敢想下去了。
  我甚至想到鲁迅先生写的“阿Q”。在强者面前微笑,在弱者面前逞强的势力、自私。
  妈虽不是弱者,却因爱而弱。在这人世间,谁爱得更多,谁就必不可免地成为弱者,受到伤害。
  每逢佳节倍伤情,可能是我和妈的一个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情结。
  本来人丁就不兴旺,更没有三亲六故地往来。从幼年起,就跟着妈住她任教的小学单身宿舍。在食堂开伙,连正经的炉灶都没有一套。馋极了眼,妈就用搪瓷缸子做点浑腥给我解解馋。一到年节,看着万家灯火,就会倍感那多盏灯火里没有一盏属于我们的凄凉。我们那个家就更显得家不成家。少不更事的我还体味不深,就是苦了妈了。
  渐渐地就不再枉存,或说是妄存过节的想头,不管人家怎样地热闹,我们则关起门来,早早上床、悄悄睡觉。
  后来发展到三口人的三世同堂,还有了带厨房厕所的单元房,像个家的样子了,也有了过节的兴头。可是,自从那年节真正的彩头、第一代人的心尖、第三代人唐棣出国以后,又剩下了两口。这比没有过三口人的鼎盛时光更让妈伤情。而我再婚以后,一到年节,简直连两口都不口了。妈一个人守着普天同庆、鞭炮齐鸣的年夜该是什么滋味?!
  我陪着先生走是走了,可心里连自己也不知道地就给后来埋下许多解不开的情结。凡是妈为我做过的、牺牲过的一切,在她走后都无限地弥漫开来,罩着我的日子。切,在她走后都无限地弥漫开来,罩着我的日子。

           ※        ※         ※

  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一。
  吃过晚饭,理发师来给妈做术前的备皮。
  我坐在灯的暗影下,看理发师给妈理去她从前世带到今世那千丝万缕的烦恼。不免想到,理去这千丝万缕的烦恼,手术前的事就全部结束了。好像所有的事也都跟着一了百了了。这景象何等的惨淡。
  我示意理发师,妈脑后还有一缕没有理掉的头发。理发师说,明天清早他还要再给妈刮一次头皮。
  从此以后到她去世,妈再也没有照过镜子。
  理完发以后,妈赶紧把前几天一再催我给她买的帽子戴上,我知道她不喜欢这种帽子,可是眼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帽子了,好在不会用上很久她的头发就长出来了。
  她问我:“是不是很像你老爷了?”
  我说:“是。”
  她说:“真糟糕。”
  见过我们三代人的朋友都说,妈是我们三代人中间最漂亮的一个。所以我和唐棣老是埋怨妈:“瞧您嫁了那么一人,把我们都拐带丑了。”
  妈听了不但不气,还显出受用的样子。
  妈的漂亮是经得住考验的。一般人上了年纪就没法看了,可妈即使到了八十岁的高龄,眉还是眉,眼还是眼。嘴唇红润、皮肤细腻、鼻梁高耸。好些人问过妈:“您的眉毛怎么那么长,不是画的吧?”
  或:“您擦口红了吧?”
  一想到妈那么漂亮的一个人,没等头发长出来就光着脑袋去了,我就为她委曲的掉泪。
  我想她直到去世再也不照镜子,可能是想为自己保持一个完美的自己吧。
  理发师走后我把折叠床打开,我和她的病床并排放在一起。我们躺下以后,我像往常一样拉着她的手,往往她就这样地睡着了。
  这天晚上,我以为她一定睡不好。过去芝麻大的小事都可能让她彻夜不眠。
  可是她的手,很快就从我的手里滑出去了。她睡着了,而且睡的很沉。
  明天妈就要进手术室了。
  可是妈再也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一句也没有。
  这是一个空白的夜。
  我和她之间的一切,似乎都在她交待后事的那个晚上,被她义无反顾地结束了。我觉得,我那连接在妈身上的脐带,这时才真正地切断了。
  我为她能安然地睡去松了一口气,也为她已经能这样淡然地对待生死、对待也许是和我的永诀而黯然神伤。
  她还是妈,可又好像不是妈了。
  人到一定时辰,难道都会这样吗?
  我尽力克制自己,什么都不要想。我怕一想,我的决心就崩溃了。这对妈好,还是不好?
  我只好硬着头皮挺下去了。这对妈好,还是不好?
  我猜妈也犹豫过,也曾想要改变过主意。可她是个好强的人,从不干那出而反而的事,医院和大夫都做好了手术的准备,她若中途变卦,不就白白折腾了医院和大夫吗?
  我既然是她的女儿,所谓的有其母必有其女,又何当没有这种考虑呢?
  那时她要是有一点表示,我立刻就会改变主意。可是妈一点这样的暗示也没有,矢口不再提手术的事。
  为此,妈就把命都搭进去了。

           ※        ※         ※

  九月二十四号,星期二。
  清晨五点多钟的时候,妈坐起来了。我问她:“您要干嘛?”
  她说:“我要收拾、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了。”
  我心里一惊,觉得这话很不吉利。便对她说:“您上什么路!您是去做手术,什么东西也不用带。”
  她才又躺下了,像个幼小的、听话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理发师又来给妈净了一次头皮,留在妈脑后的那一缕头发也就最后地消失了。
  七点多钟,那个姓周的护士来给妈插道尿管。我看见消毒包有两根道尿管,就对护士说:“请给我妈插一根细的。”
  因为有过插道尿管的经验,知道插细的要比插粗的痛苦少一点。可惜我只有这点经验,我要是能有更多的经验,妈就可以少受很多罪了。或我要是能把妈将要经受的一切先经受一遍,也就知道哪些事该怎么做,而不会留下那许多的遗恨。插过道尿管之后,给妈打了一针镇静剂。不论插道尿管或是打镇静剂,妈都很安静。直到进手术室,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我又把妈满口的假牙摘下,包好。七点四十五分,手术室的护士就推着车来接人了。我一个人无法把妈抱上推车,只好求助于那些像我一样陪床的男士。
  然后我一个人推着车向电梯走去。这情景可以说是罕见。哪一个去手术的病人,不是前呼后拥在满堂亲属,或是机关领导、同事的中间?
  有两个病人的陪床家属动了恻隐之心,不但送我一兜食品和饮料,以备手术时间过长我在手术室外饮用,还帮我推车。
  我看了看那一兜有备无患的食品,才明白我是多么没有打这种仗的经验。可是我不明白,这种时候人们还会有饥渴之感吗?
  可我那时谁也不需要,我只想单独和妈在一起。此时此刻,只有我和她。
  不论在这之前我考虑了多少,事到临头,还是觉得手忙脚乱,心里没底,什么也没准备好,可就是再给我多少时间,我照样会感到没有准备好,照样会感到:为什么这样匆忙?
  不过,我要准备的是什么呢?
  又“什么”是这样的匆忙?
  似乎有一种我不能理喻的力量,将我一分为二、又将我合而为一。那一个我、看着这一个我,这一个我、看着那一个我。谁也帮不了谁,谁也救不了谁,谁都觉得谁不是真的。
  唯一正常的感觉是我的心在慌乱地跳着。

           ※        ※         ※

  我一面推着车一面对妈微笑着。一再对她说:“别担心,您最喜欢的甲大夫会一直守在您身边。”明明是危机四伏,为什么我却要满脸堆笑地这样说?那可不就像骗妈去死一样?
  我还自以为是地叮嘱她:“如果感到有些痛,尽量忍住。可不要喊,一喊大夫也许就慌神了,那对手术不利。万一大夫以为您忍受不了,再给您加麻醉药就不好了。”
  我不知世上有无探测眼底神色的仪器?如果有,我相信这时我眼底深处,一定让人惨不忍睹。
  到了手术室门口,手术室的护士就接过了我手里的推车,车子很快就拐进去了。当推车就要从我的视野里消失的时候,我鼓足力气发出信心十足、但愿妈听了也会信心大增的喊叫:“妈,您放心。”
  可听上去却是那么有气无力,像从远处传来的、一个回声的、飘浮的尾音。
  妈没有回答,手术室的门跟着就关上了。我的眼泪一涌而出,就剩下了我自己,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手术室外两个和我同样角色的女人,好意走上前来劝慰我:“没事,没事。”
  但愿妈能借上她们的吉言。可是有事没事全看上帝的旨意了。
  我潜下心来祈祷。
  妈进手术室不久,瑞芳就到了。她是特意来陪我的。那天要帮忙的朋友还有几个,我想来想去,还是请了瑞芳。她是儿女双全、家庭和睦的有福之人,我希望妈能借上她的福气,平平安安度过这一关。
  手术期间,承蒙手术室文学爱好者郭小明大夫的关照,我和瑞芳可以进入手术室的大夫休息室里等候消息。
  郭小明大夫本不上妈那台手术,可是每到关键时刻,就来报一次平安。“对病人家属来说,早一分钟知道手术安全也是好的。”她说。
  幸亏瑞芳来了。我总不能撂着瑞芳自己愣怔,便和她拉些家常挨时光。一拉家常,人就不得不回到实际生活之中。
  没想到罗主任请出了全国两个最好的麻醉师之一、天坛医院的麻醉室主任王恩贞给妈做的麻醉。
  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一个多小时就做完了,几乎没有出血。我曾对大夫说,万一需要输血,千万别输血库里的血,输我的。我怕血库里的血不干净,再给妈传染上别的病。
  因为要动手术,给妈测了血型,这才发现妈也是0型血。
  我听见她自言自语地说了好几遍:“咱们家都是0型血。”
  自言自语。
  她在慢慢地咀嚼这份验证。这种咀嚼显然让她深感慰藉。她总算找到一些可以和她引以自豪的女儿、外孙女的相提并论之处,以及再有多少次也不嫌多的、我们的确是她的骨血的验证。
  像我暗中祈祷的那样,瘤子很软。只用管子吸就把瘤子吸出来了,免除了用手术刀刮可能出现的险情。
  当郭小明大夫前来告诉我们,手术顺利结束的时候,瑞芳高兴地哭了。而我却感到懵懂:这是真的吗?

           ※        ※         ※

  我至今记得罗主任从手术室出来后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他的白外套敞开着,行走间一路飘拂着掩盖不住的喜兴,眉宇间也漾溢着手术成功的自得。
  一个八十老人的手术,毕竟是外科手术的禁忌。
  妈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神智是清楚的,眼睛是张开的。我急不可待地问妈:“您看得见我吗?”
  她点点头。眼睛里满是对她还能生还、还能看到已经告别过的这个世界的感激和难以置信,以及生怕一不小心、眼前的一切转眼就会消失的谨慎。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她的眼睛看上去清澈多了。不像手术前那样混混浊浊、老泪涟涟。眼睛周围那一圈暗紫色的红晕也淡下去了。虽然大夫说过,只要对视神经的压迫一解除,视力马上就能恢复。一但这种情况真的出现,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喜出望外。但是她的眼睛里却凭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惊魂未定的神色。
  上午十一点二十分,我们回到了病房。这次是病房里的护士,和隔壁陪床的小伙子把妈从手术室的推车上抬上病床的。我不敢碰妈,老怕碰伤了术后的她。
  当时就来了特护,不过她没做什么,因为妈一直在昏睡。
  妈的刀口没有全部缝上,头上还留有一个连接塑料袋的排液孔,用以排除术后脑中的积液。我看了又看那个已然接收了半袋鲜红积液的塑料袋,心里想,怎么一下子就是半口袋了?虽说需要排除积液,可这样流下去行吗?接着就避开自己的眼睛,不忍、也不敢多看那个接收积液的塑料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从妈体内流出的积液,在我看来就是妈的血。我身体里流动着的不正是它么,当时真有一种难言的切肤之痛。
  妈躺下不久,罗主任就来查房了。他立刻把放在枕下的塑料袋挪到枕上,说:“口袋的位置不能太低,否则积液就排出的太多了。”
  我想我大概有点特异功能,凡是让我心里一蹩扭的事,最后一定有问题。
  罗主任还提醒我把手术前给妈摘下的假牙戴好。
  把妈安顿好以后,我就开始给妈服用“片仔癀”。手术前胡容给了一丸,我又托她买了两丸。每丸分五次服用,一日三次。胡容介绍说,她做乳腺癌切除手术后,吃的就是这种药。对惊厥、痛疼、发炎、感染等症状有相当大的抑制作用。
  不过服了两丸之后妈就说:“那个药还别吃了吧。”她这样说,想必有她的切身体会,便马上给她停服了。
  但我觉得这药可能不错,妈吃了它,排出很多膜状的、韧性很强的东西。我猜想那可能都是妈多年便结,沉积在肠壁上的有害物质。
  下午先生来医院告知,唐棣的汇款已到,和先生商议后,决定立即将支票所有权转让他人,以期尽快兑换到现钞。
  晚上,被称为医院的“王牌护士”来值特护的班。我初到医院就了解了她的能力,早已私下和她约谈,也特别向护士长提出请她特护的要求。见她能在妈手术后的第一个晚上值班,放心多了。妈还在昏睡之中,一夜平安无事。就是双手老在胸前缓缓地,不停地绕着圈子,双脚也在被子里乱蹬乱踹。我们怕她乱抓手背上的输液针头,不断从椅子上站起来去按她乱动的手,最后只好把她的手用绷带固定在床栏上。可她还是蹬掉了脚背上的输液针头,也拧下了手背上的针头,蹭得被单上都是血。幸亏特护的技艺高超,没让妈受什么痛苦又把针头扎进了静脉血管。
  仅仅为了这个,除去规定的酬劳我又多加给她一百块钱。
  妈的血管本来就细,特别肘关节内侧,正是静脉注射的常规部位。年轻时做静脉注射就很不容易,上了年纪血管发脆以后做起来就更难了。常常会把静脉血管扎穿,注射的部位就会红肿瘀血。
  刚进医院的时候,周护士给妈做静脉注射,在肘关节内侧找不到清楚的血管,只好改用手背上血管,但还是扎穿了。妈的手背不但肿起很高,还大面积地瘀血。当时我不在医院,事后隔壁陪床的大姐相当郑重地提醒我注意。
  我明白那位大姐的好意,可是我没敢追询,这是经验使然。这种无关宏旨的事如果件件纠缠起来,到头来还是妈身受其害。何况周护士还有些内疚,以后再来发药、量体温、打针什么的,总是找些话来搭讪。
  都以为妈受病的影响,糊里糊涂地分不清什么,护士们对妈说话,难免像对弱智儿童。有一次周护士也这样问妈:“你还认识我吗?”
  妈不说认识、也不说不认识,等周护士走了以后妈就爆了个冷门:“我还能不认识她!”
  反过来说,要是我的手臂被人扎成这个样子,不管后果如何,妈非先就这件事情表个态不可。
  妈比我有主意。一九八七年患黄胆性肝炎住院的时候,每天都要输液。护士总是拖到十点以后才给她输,每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还输不完,她就没法起来打饭。而我一般下午才到,她不得不经常麻烦病友,为此妈要求护士提前给她输液,以便赶在午饭前输完。
  护士不理会她的要求,她就来了个绝食,这才引起护士长的注意,不但提前了输液的时间,态度也好多了。

           ※        ※         ※

  妈手背上的大块瘀血,是不是早就预示她的凝血机制不够健全?我那时要是能预见这个信号带来的后果,就不会同意手术了。

           ※        ※         ※

  所谓特护,并不是医院里专有一批干这个事情的人,而是护士们的第二职业,全靠自己挤时间干。白天不能耽误正常工作,晚上还要值特护的班,几乎是三十六小时连轴转,人是很辛苦的。
  我们这位特护虽然不断冲盹,但都能及时清醒过来,给妈量体温、量脉搏、查看各方面的体症。尽管查下来的情况都很正常,我还是一点不敢懈怠,眼睛连眨也不敢眨地注视着妈的动静。
  按理有了特护,我就可以大撒手了。可我觉得让她服侍妈的大小解总是不妥,还是由我亲自动手为好。
  按照妈的脾气,我本以为她会拒绝他人、包括我在这方面的服务,没想到她什么异议也没有。大概到了这种身不由己的地步,也只好听人摆布了。
  这一夜算平安地过去了。特护交班以前,说是要给妈换上干净的被单,因为被单上粘了不少妈的血。我问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换,她说妈用不着起来。只见她一个人把妈翻过来又翻过去的就把被单换好了。真不愧“王牌护士”之称。那个早晨,是我记忆中一个非常明媚的早晨。九月二十五号换了一个特护,不可能老是“王牌”一个人盯着,她还有她的本职工作。下午,我发现连接道尿管的口袋里尿量很少,心里一惊,以为妈的肾功能出了问题。后来才发现是妈把道尿管蹬下来了,漏了一床的尿。我知道这个特护是外院来进修的护士,怕是做不了什么主的,只好先在床上铺一块塑料布,塑料布上再垫上厚布垫,不过妈还是等于睡在尿坑里了。
  这个晚上,妈的两双手还是像绕毛线似的在胸前绕来绕去,我们又用绷带把她的手固定在床栏杆上。迷蒙中妈也曾想把手从绷带里挣出来,但我们总是给她绑了又绑。
  这一夜,也算平安地过去了。
  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四。白天没有给我们安排特护,护士长说抽不出人。完全由我这个没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顶班。白天还好说,大夫护士全在病房。到了晚上怎么办?护士站又只有一个值班护士。我一再请求护士长晚上给我们安排一个特护。
  这天,妈的神智渐渐地恢复过来。我问她头疼不疼?她说不疼。又问她头晕不晕?她说不晕。又不断伸出手指考问她:“这是几个手指?”妈都能做出正确的回答。妈就不只是高兴,而是兴奋了。虽然她不说什么,我却看得出来。
  比如手术后本应多睡,就是她自己不想睡,她那经过大手术的身体也会自然调节她的睡眠。
  可她居然就睁着眼睛。她是舍不得睡呀,那等于是死而复生的体味她一分钟也不想放过,更何况她做的本是别一番准备。

           ※        ※         ※

  晚上,“王牌护士”又来护理妈了。
  幸亏是她来了。
  我立刻告诉她妈睡在尿坑里的事。她马上就找来干燥的褥子和干净的床单,甚至还有被套、枕套。为了大换卧具,我们把妈从床上抱起来,让她靠坐在太师椅上。这时我才看出这次手术对妈的影响之大。她力不能支地瘫靠在椅背上,颈子软软地歪着,全身都显出在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将一切丧失殆尽后的了无生气、颓唐和烦恼。
  待卧具换完之后,妈才又睡在了一个舒适的床上。
  由于前两夜都平安无事,我想第三夜更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何况还有“王牌”特护,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我把折叠床撑在阳台上,想要休息一会儿。
  我很快就被惊醒了。
  妈不安地折腾起来。
  持护又是给她量血压,又是给她量脉搏。我紧张地查看妈的全身,发现妈的刀口出血了,而且越出越多,把包扎在头上的绷带都湿透了,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特护,她赶紧把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找来,王大夫打开头上的绷带,我看见妈左半边刀口对接得很好,缝得很光滑,针脚很小也很匀称。不过两天半的时间,已经长牢了,果然如妈所说:“我的皮子可合了,很容易长上。”
  这半边刀口是Y大夫缝的。
  右半边的刀口不但没有对接好,缝得也很马虎,以致刀口两边的头皮向外翻着。鲜血正是从这里的每一个针眼往外直冒。我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吓得两腿发软,趴在床栏上哭了起来。
  这半边刀口是Y大夫缝的。
  王集生大夫只好又在妈右半边的伤口上补缝了几针。
  如果说妈最后是因为凝血机制的紊乱,引起某个要害部位出血从而造成猝死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凝血机制的紊乱呢,会不会是由于右边伤口没有缝好、再次出血的打击造成的?
  也许不能这样说,但也不能不这样说。
  上帝一定知道,可是它却不告诉我。
  我的朋友人民医院的张主任说,这个晚上的刀口出血,无论如何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不祥的信号。

           ※        ※         ※

  妈对王集生大夫在她头上的操作不但没有任何反应,反倒胡言乱语起来。
  “你们要秉公办事!我就这一个后代……”是横下一条心血战到底的气势。听这话音,好像是我遭了什么难,妈正不惜牺牲地为我伸张正义。即使在她昏迷状态,为我牺牲自己也是在所不辞。世上唯有这份真情,才叫做溶化在血液中。
  又说:“你还是我亲生的女儿呐,怎么就把我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大马路上,让那么多人站在两边看我……”
  “你们这是骗婚……怎么扔给我一个红裤衩……”

           ※        ※         ※

  补完这几针,流血才止往了。但是王集生大夫很不放心,他担心血会回流脑膜,再从刀口进入颅内。嘱咐我明天一早一定去做一次CT检查,看看颅内有无血肿。
  血虽然止住了,快天亮的时候妈的心率开始加快。快到多少,我不清楚,幸亏特护很有经验,又把内科的值班大夫请来了。值班大夫正好是内科主任。张主任听了妈的心脏,说没问题。护士们也说,张主任要是说没问题,那就真是没问题。我想既然护士这样说,说明张主任一定是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大夫,就没再把心率快的事放在心上。
  比起妈对我的恩情,我对妈的关心太不够了。当时我为什么没再追问一句:既然没问题,为什么心率会快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当时最应该问清楚的问题吗?
  如果当时我能追问一句,也许就会引起大夫更多的考虑,没准就能及早发现妈的问题,也许就不会酿成后来的大错。
  可能就像人民医院张主任所分析的,那一夜就是不幸的开始。

           ※        ※         ※

  九月二十七号,星期五。一早就推妈到CT室去做检查。没有帮手,还是得求助于隔壁那个陪床的小伙子,可我们两个人还是没有力气按照大夫的要求,把妈的头送到指定的检查仪器的凹槽中去。我伏身抱着妈的头,又要使劲把妈往仪器里挪,又怕过于使劲把握不住平衡,哪只手不小心碰了妈的伤口,或哪只脚落空一个跟头摔下去,两手一乍摔了妈。所以要特别注意保持平衡,并且由于这样努着劲而紧张得浑身发抖。
  我仰起满是汗水的脸,恳求站在我身旁那个戴眼镜的、好像是姓w的大夫:“大夫,谢谢你了,请帮我们抬一抬吧。”
  w大夫一动也不动,两只手潇洒地插在白大褂的中袋里,眼睛直直地、连回避也不回避地看着我那满是汗水的脸。我甚至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丝快意,让我不得不检点自己:以前是不是在哪儿伤害过他?而他一直没有得到报仇雪恨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终究来了。
  我不敢说什么,更不敢埋怨他,我知道,要是我说点什么只能是妈更加倒霉。好比说妈脑子里明明有血肿,就冲我难成那个样子,他能一个手指头都不伸,他就敢说个没有血肿,等等。
  我只好拼却全力抱着妈的身子,一点一点把妈的头往仪器那个凹槽里挪。我担心位置不准确影响检查的效果,那就可能误了大事。可是我再也挪不动了。当时我那个心呐,真是苦透了。
  w大夫也就那样马马虎虎地拍了。
  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妈头内没有血肿。王集生大夫说,幸亏妈出血的部位是在脑膜切口的另一侧。
  下午,妈清醒了。说她晚上做了很多梦。并且一字不差地把梦中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她梦见有人把我拉进了一个帐篷之后,又扔给她一个红裤权,她觉得那种情况很像骗婚,就冲上去和那些人理论,并且上诉到有关部门……
  又梦见我把她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马路上,大夫们在马路两旁站成两排,看着她赤身裸体地躺在马路中央。这可能是手术给她的刺激。
  我说:“做这样的手术都得把衣服脱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需要抢救的情况,说不定要在什么部位做应急的处理,到那时再给您扒衣服就来不及了。”
  尽管做了这样的解释,妈对把她赤身裸体地放在手术台上还是很不高兴。她不是不高兴大夫,她是不高兴我。她觉得我作为她的亲生女儿,竟然让她出那样的丑,很有些伤心。
  虽然她这是刚刚恢复神智,对进来照看她的大夫和护士,一律都能说声“谢谢”。
  古人云:过兮福所至,福兮过所依。
  妈的手术,和手术后的一切反应都太顺利、太正常了,一般人脑手术后常有的水肿、血肿、感染、发烧,妈一律全无,最高一次体温不过三十七度五,而且很快就降下去了。
  我、大夫、包括妈自己都太乐观了,真正是乐极生悲。
  要是妈手术后哪怕发点烧,也就会引起我和大夫的警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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