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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只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往她脸上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突然发现她的脸走了形。
  她那总是慈祥的、不长不方、挑不出任何遗憾的脸,突然让我感到窄长、歪斜,而又并非是真实的度量变化;两眼发直、发死;脸上的肌肉僵硬地绷着,放出一种不正常的光亮。
  我心里一惊。
  一九七六年,在报纸上看到老人家接见马尔他首脑的照片,我就有过这样的直觉,结果没过四个月老人家就离开了人世。
  我这才想,妈的昏睡、声音嘶哑、重听、干渴、多饮多尿、大便干结小便失禁、没有食欲,感情淡漠、反应迟钝、语无论次、视力几乎到零、迅速得让人感到毫无思想准备的衰老……可能都是病态。
  到底是什么病?
  其它的病不会有,凡是B超能检查的地方都检查过了,要是有病,就可能是脑子里的病。
  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因为她的嘴角常有口水渗出,就猜想过她的脑血管可能有问题。带她到宣武医院做过一系列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不但没有查出问题,给她做什么光栅检查的大夫还说她反应极快,由此说明她的身体极好。但我心中的疑虑还是没能化解。不然为什么会渗口水?
  一九九0年我们从美国回来后,通过市政协王毅同志的帮助,找到协和医院的中医顾问、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著名中医祝谌予大夫给妈看病。我以为对轻度的、西医也许查不出的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中医还是相当有经验的。此外我还想通过中医中药,把妈的身体调养得壮实一些。
  等到自己渐渐地将很多事情淡漠,懂得了只有妈的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实、最可宝贵的以后,便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更平实的想法,那就是让妈快快活活地多活几年,她能活着,就是我的幸福。
  首先想到的是一九九二年再带她到美国和唐棣团聚,同时我还决定,今后不论再去哪个国家,只要超过三个月,一定带上妈。既然一九八七年去奥地利访问带了先生,以后为什么不能带妈?更不要说是参加国内的各种笔会。这就要求妈有一个较为硬朗的身体才行。
  祝大夫一搭脉,就说了一句让我心里一疼的话:“老太太把全身的劲都使光啦!”此外,关于母亲的病情,他再没有说出什么。
  祝大夫的这句话,既道出了母亲的病根,也道出了母亲的一生,是不是他那时就看出母亲已是灯油耗尽,不论谁、不论什么办法,都是回天无力了。我也永远忘不了那间屋子里的灯光,突然间就昏暗得让人心无抓挠。
  我没敢搭腔,更不敢让大夫再说个仔细,我怕妈会想起她一生中许许多多、桩桩件件都得豁出全身的劲儿去对付的事情。可是妈却淡淡地,像是没有听见的样子。对于把她全身的劲儿都耗光了的往事,她已撂手,不再追念。
  药,从一九九0年冬吃到一九九一年春,口水还是照样地渗。二月二十六号我又带她到北大医院做了脑部的cT检查,虽然还是查不出为什么流口水,但却查出她有脑垂体瘤。才明白她的视力衰退不仅仅是白内障的原因。不过医生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就不必做垂体瘤的切除手术了。充其量,垂体瘤发展到最后影响的不过是人体的身高、视力以及内分泌。更何况这种瘤子发展的很慢,也许老人等不到情况最坏的那一天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这个病说得太简单了。特别是内分泌对人体的重大的影响。
  他建议再给母亲做一个加强的cT检查,不过这种检查要注射一种针剂,以使图像更加清晰。
  我当然没有把垂体瘤以及需要进一步检查的事告诉母亲。我只对她说,由于护士的疏忽,上次做CT检查时忘记给她注射一种使显像更为清晰的针剂,所以前次的检查等于白做,我们还得重新再做一次。
  我这样欺骗她的时候,却忘记了这样一件事:
  二月二十六号我带她做CT检查那天,见前面的人检查之前都先打一针,就问护士使用的是不是一次性针头?护士说不是一次性针头,使用一次性针头要多花钱。我说多花钱就多花钱。护士说,多花钱也没有,我正为这多花钱也没有的一次性针头发愁,怕多次性针头消毒不严再给妈传染上什么病的时候,护士又说妈的检查不必打针,我问为什么不必打针?护士说,那种针剂对老人和儿童有危险。
  显然妈听见了,也记住了,倒是我忘记了。
  尽管后来检查室的大夫给我开了专为老人和儿童使用的、比较安全的针剂处方,妈也不肯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加上医生对垂体瘤的影响相当化险为夷、化有为无的分析,这件事就放了下来,也可以说是耽误下来。
  直到我发现妈的脸走了形,才想到那位医生的话不一定可靠。这次不管妈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一定要把她的病查清楚。
  便通过先生的关系,找到一位脑神经内科专家。他一看妈的CT片子,就说母亲的垂体瘤已经很大了,必须赶快就诊。同时他又指出母亲的大脑也萎缩得相当厉害。
  我问他脑萎缩可能引起的后果,他说:“无神智、痴呆、六亲不认和植物人差不多等等……”
  “还有救吗?”
  “垂体瘤还可以手术,脑萎缩是毫无办法的事了。”
  那一瞬间,像我每每遇到天塌地陷的非常情况一样,耳边就响起一种嗖嗖的音响,像时光、像江河的流转。我一直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现在我懂了,那是上帝给予我的一种能力,我听见的,其实是人世是一个既不可拒绝、也不可挽留的过程的暗示。
  大势已去,眼前就是一盘残局。
  我无助、无望、而又无奈。这一拳出手又快又狠,一下就把我打趴下了。可是我只趴了一会儿就站起来了,我折腾了一辈子,从不认命。
  我请求这位专家进一步的指点,他介绍我到天坛医院去找全国脑外科专家赵雅度先生。赵大夫看了CT片子后,让我赶快带着母亲去做核磁共振,以便更准确地了解病情。那时我才知道,除了加强的CT检查,还有这种不会对老年人造成伤害的检查。我除了责怪自己没有全力以赴、为查清妈的病情想方设法之外,也后悔过于相信北大医院那位医生的话,没有把垂体瘤对妈身体的危害考虑得那么严重。
  我深感自己生活经验的不足,更感到身边没有一个不说是全力以赴,哪怕是略尽人意的帮手。
  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刻,我只有单枪匹马、心慌意乱地硬着头皮上了。
  赵大夫当时就指点迷津他说,做核磁共振有两个去处,三0一医院和博爱康复中心。
  先去了永定门外的博爱康复中心,联系的结果是一个月以后才能排到我们头上,据说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我如何可以等到那个时候?
  铁路总医院的周东大夫很是帮忙,三天之内就帮我们联系上了一个机会。八月二十三号,星期五,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做了核磁共振的检查。
  那天早晨,我和妈在楼下等先生的汽车,妈穿了一件蓝色沙洗的丝绸上衣,一条深灰色的柞绸裤。天气很热,我们站在楼荫底下。
  因为少有坐轿车的机会,妈一直没有学会如何上小轿车。加之一九八七年得过黄胆性肝炎以后,腿脚已然显出老年人的僵直,扶她上车是不太容易的事。车门那里空间有限,我只能站在她的身后,尽力将她连推带托地挪进汽车。
  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妈曾想去厕所方便,可是医院的厕所没有坐桶,只有蹲坑。她怎么也蹲不下去,我扶着她,甚至架着她,她的腿还是抖得不行。最后她紧张他说:“算了,不解了。”
  我很发愁,这样凑合怎么行,好在她并没有显出不适的样子。
  一般来说,妈出门之前总是先上厕所,倒不是生理需要,而是有备无患的意思。这次要上厕所可能是为了准备做那长时间的检查。
  本以为上午就可以顺利做完检查,可是中途停电,不能做了。医生让我们下午再来。
  幸亏有先生的司机帮忙,否则那样偏远而又交通不便的地方,光出租汽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回到家里已近中午,我赶紧做了一顿简便的午饭草草吃下。吃完午饭,时间也就到了。还是妈先到厨房来叫我,那时我刚刚收拾完厨房,想来妈根本没有休息。她怎能静下心来休息!见我每日里活动得如此急迫,她大该也猜到事情不妙。
  到了医院还是等。检查进行得慢,每个病人的检查,差不多都需要一个或一个半小时,天气又热,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简直没有什么树荫可以在下面停车。我不过意让先生的司机久等,就请他先回家休息,等妈做完检查再打电话给他。
  下午五点钟左右才轮到我们,我搀着妈进了检查室。检查床并不很高,但我知道妈是上不去的。我用尽全力托着她,她还是迈不上检查床。幸好下面等做检查的一位男士和他妻子帮忙,一起把妈抬上了检查床。连我一共三个人,可还觉得相当吃力。妈自己也纳闷:“我怎么这么沉呢?”
  我假装没有听见她的话,躲避着她的话茬,也躲避着这句话的晦气,不然我如何回答她?这是一种闭着眼睛不看就算不存在的自欺,同时也是欺妈。我们都知道,按照民间的说法,病人身体发沉是不吉利的表征。

           ※        ※         ※

  我留在检查室里照看妈,她好像睡着了。有时她的手蛹蛹地想动,我赶紧提醒她:“妈,别动。”她听见了我的叮咛,果然就不动。这又说明她没有睡着。
  做完检查差不多六点半了,总算中途没有停电让我们再来一次。
  之后我给先生的司机打了电话。回家的路上,他绕过公主坟的灯光喷泉,我振作精神,好像什么让人焦心的事情也没有,一再鼓动妈去欣赏她没有见过的这一景观,可是妈没有显出什么兴致。到了这种时候,我还能指望妈对这个纷繁的、也许和她已经无关的世界发生什么兴致吗?
  可能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和她都英勇地打起精神,准备扮演一个明知凶多吉少、却要显出对前途充满乐观精神的角色。
  回到家里,已是暮色苍茫、八点多钟的时分了,下车以后,妈没有让我搀扶,她说:“你去开门吧,我自己上楼。”我噔噔地跑上楼去,开了门后又下来接她。那时,她刚上了二楼的大阳台,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着,看上去和一般的老年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她的脚步里藏着勉强和虚浮,我觉得哪怕来一阵小风,她一歪就会躺下。也许因为天色已晚,她的脸色看上去灰暗暗的。
  八月二十五号,八月里最后的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唐棣和我们通话的日子。过去每到这个日子,妈总是早早地就守在电话机旁,但是这一次,她却身不由己地睡着了。
  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在另一个电话机里听见她同昏睡的挣扎。
  虽然妈什么也听不见了,但能听见唐棣的声音,对她也是莫大的安慰。特别在她就要住进医院的前夕。
  还没听唐棣说上两句话,她就要上厕所。我趁这个空档,赶快把妈的病情对唐棣说了说。那时还没到要动手术的最后时刻,惨痛的打击还只是一团不明性状的氤氲,没有形成具体的性状,更没有进入心的深处。我虽然十分焦虑,却知道不能吓着唐棣,免得她因为还在他乡、鞭长莫及地干着急。再者,就是我对她说得一清二楚、对事情又有什么帮助?她还太嫩,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虽然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可我毕竟是母亲,我不也心痛她吗!?
  这一次通话,妈更是什么也听不见了。她急得高声说道:“书包,你大声叫一声姥姥。”
  唐棣大叫了一声:“姥姥!”
  妈朗朗地应了一声:“哎。”
  想不到这就是和她最爱的人,最后一次、最后一句对话了。
  我相信冥冥之中,绝对有人为妈和唐棣安排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不论他是人、是鬼、是神,都会为妈对我们的爱所感动。
  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一,我到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去拿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然后再到天坛医院去找赵雅度大夫。他看了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意见是尽快手术。
  我不知最后是否按他的意见办事,但我知道应该先住进医院。
  我不曾考虑过在妈的合同医院手术,尽管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说他们能做这种手术,而且有四百多例手术经验,我还是不放心由他来做。
  他对妈脑萎缩的前景推断更吓得我满头虚汗,两腿发软。他说,就他所见到过的几个病例,发展到后期不但六亲不认,甚至吃自己的粪便,有一个还专门拣食垃圾等等。而垂体瘤的切除手术,据他说还会加剧脑萎缩的进程。

           ※        ※         ※

  多亏宋凡同志帮忙,通过北京市委出面疏通天坛医院的关系,不然像这样人满为患的专科医院,还不如要等到哪一天才能住进去。
  八月三十号,星期五。一大早谌容陪我到了天坛医院,在医院党委书记带领下到了综合二病房,也就是高干病房。和病房的主任大夫朱毅然讨论了母亲的病情,定好九月二号入院。
  之后,又和谌容回到北京作协,暂借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入院押金。唐棣的钱即使马上汇来也不能提取,美金汇款一定要在银行里压三个月才能兑现。
  北京作协这样一个穷单位,上哪儿去变一万元现款?幸好基建处当时有一部分为安装新宿舍楼电话准备的现款,经徐天立同志特批暂借给我。

           ※        ※         ※

  妈去世后听对门邻居俞大姐说,星期天,也就是九月一号这一天,妈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说:“我想见见你,跟你告告别。明天就要住院了,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想不到后来果真中了这一戏言。
  俞大姐放下电话赶紧过来看妈。妈倒没有什么悲戚之情,俞大姐劝慰着妈:“您别这么说,很快就会好的。”
  妈自己也说:“我这是小手术。”
  俞大姐又问起我们要搬去的新房子,妈说:“挺好的。”
  俞大姐问:“您去看过了吗?”
  妈说:“没有,等我手术完了就直接搬进去了。”
  那时我刚刚换到新房子,我老是想,等我把新房子装修完毕,再带妈去看房子。这样会与旧房子有个强烈的对比,可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我一直后悔没有带妈看过新房子,虽然她的骨灰就放在我新房子的卧室里,我仍然会想,要是她的灵魂想回家看看,不认识路怎么办?
  奇怪的是自妈去世后很难入睡的我,突然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号,妈八十一岁生日那天早晨七点多钟的时候打了个小盹,梦见我牵着妈的手,进了新家的大门,然后我给她脱下住在二里沟的时候、她常穿的那件蓝色皮猴,挂到二门外的衣架上去,刚要拉着她走进二门,就醒了。我想妈到底还是回到新家来了,不过我又想,她没进二门我就醒了,到底来了还是没来呢?

           ※        ※         ※

  妈像了却最后的心事,周到地表示了对俞大姐的感谢:“张洁太累、也太苦了。我尽量不麻烦她,有什么事净找你们帮忙了。”
  这话千真万确。
  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妈从不愿意求人什么、欠人什么。可是为了疼我,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干她不愿意干的事了。
  这些年我常常不在国内,即使在国内,也经常是忙着照顾我的先生,常常苦于没有分身之术。特别在我和妈从美国回来以后,对先生的照料更是鞠躬尽瘁。总觉得我和妈在美国尽享天伦之乐,先生却孤守北京,似乎很对不起他,便想加倍偿还这份心债,更何况我还欠着先生的大情,妈能如愿以偿地去美国和唐棣团聚,全仗先生办理的一应手续,如果没有先生的帮助,妈又怎能如愿以偿?
  如此,每当我不在身边,又发生了小阿姨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妈总是求靠邻居。幸亏我老是碰见好邻居。
  妈无法回报人家的情义,往往在我出国或去外地时开列清单一张,要求我按清单携带礼品,以答谢大家的帮助于一二。
  我也同样欠着一屁股的人情债。自我再婚以后,妈自知之明地不再操持家务,我就成了一家之主,何为一家之主?就是样样都得操心,样样都得操练。开门要是真的有油、盐、柴、米之类的七件事,也太便宜我了。
  到底哪些事?不说也罢。先生又是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怎能让他劳动?而那桩桩件件、总有我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不照样得求人,日子才能如常地过下去,所以我也有一个单子。这就势必造成我在回程的时候像个驴子。难免就向妈报怨,甚至嫌妈事多,摆出一副被她添了麻烦的嘴脸、也不想想,那些原该是我干的事,我却没干,妈只好求人。求了别人,回过头来还得求我。妈好难!
  俞大姐说:“没事,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妈又说:“张洁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净得罪人。以后你们多劝劝她,让她说话注意点。”
  妈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再也无法呵护我了,不知把我这个永远也长不大,老是让人坑、老是让她操不完的心的老孩子托付给谁才好。

           ※        ※         ※

  九月二号,星期一。小阿姨和我带妈去住院。
  临行前妈问我穿什么衣服,我拿出她银灰色的毛涤裤子,灰色丝绒背心(虽然谁也看不见谁里面穿了什么,我还是喜欢配色),和上有灰蓝色细条纹格子的米色襟衣,一双蓝色软羊皮的浅口皮鞋。我深知妈不论什么时候都讲究体面。连我自己也挑了一件略具意大利风采的连衣裙,和一双白色的、适合跑路的低跟皮鞋。我暗暗地希望这件讲究的连衣裙,在注重包装的现而今,给我一些办事的方便。但我这份可怜的用心,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照旧得豁出脸面磕头作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连衣裙上也就浸着我的许多汗水。这件连衣裙到现在也没有洗过,我就这样收着它,好像收着与妈相关的最后一点可以摸得着的东西。
  那件衬衣妈一次也没有穿过。
  从美国回来以后,着实给妈做了一些衣服。因为我们发现,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老年人很不容易买到称心的衣服。妈到美国之前在电话里问我,应该带些什么衣服。考虑到我不在她身边,而是托朋友把她带来美国,她自己能安全抵达就不错,不敢让她再有别的负担。便豪迈他说:“什么也不要带,衣服到了美国再买。您就背个包,里面装上您的护照、机票就行了。”
  她也多次对我说:“进关的时候那个美国人上上下下打量我,挺奇怪地问我,你就带这一个小皮包、没带任何衣物?我说,是呀,我外孙女怕我旅途不便,不让我带。到那儿以后,我外孙女给我买新的。”她的意思并不在于在什么地方买衣服,而在于所有的旅客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她那样享有外孙女的这份体贴。这可不就是对她一生的最好报偿?
  没想到在美国去了几次商店,也没有选到对她合适的衣着,她只好跟着我们一起穿球鞋、运动服。为此,我始终觉得自己说话不兑现,好像欺骗了她。不仅如此,由于我的不兑现,她在进关时说的那些话,似乎就变成了吹嘘(尽管她此生再也不会见到那个海关人员)。因此上,她为之炫耀不已的亲情似乎也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这岂不是更惨?
  所以一回国我就张罗着给她做衣服。城里的大缝纫店,是不会接受老年人的活的,而妈进城量体裁衣也不方便,只好就近在个体户的缝纫店里量体裁衣,个体裁缝大都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做出的成衣非长即短、非瘦即肥,且手工毛糙。还赶不上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为她手缝的那些衣服合体。
  我写小说以后,妈几次让我给她裁剪衬衣,我不是今天推明天,就是明天推后天,到了也没给她裁过。后来拣点妈的衣物,发现一件绸衬衣的两侧,有圆珠笔划线。沿着这两条划线,是两道歪歪扭扭的手针缝线。可能那件衬衣肥得让妈实在无法将就,只好自己动手把它缝瘦。而妈的视力不好,只能缝出这样的针脚。
  我不是太委屈她了吗?

           ※        ※         ※

  妈入院时穿的这套衣服,我收了起来。将来,不管由谁来给我装殓,千万给我穿上,不管春夏,无论秋冬。还有一件蓝色海军呢的长大衣,和一条纯毛的苏式彩条围巾,是一九五八年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当小学教员的妈给我买的。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言,这笔开销可谓惊天动地的壮举。
  为了我,妈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有半点犹豫。
  我猜想妈之所以给我置办这套行头,可能觉着我已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老穿补丁衣服会男朋友怎么能行?!可见她对可能加盟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抱着何等美好的愿望。她的这份心意,难道不也是为着那一个人的么?我的傻妈!
  任何一个母亲,一旦轮到自己儿女谈情说爱的时候,这辈子似乎就算过去了。
  从此她更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后来我有了经济能力,却没能像她考虑如何装扮我那样尽心考虑过如何装扮她。其实一个女人,不管老到什么地步,也不会忘情此道。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最贵重的衣物。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是自己花钱买的最贵重的衣物。
  给我办丧事的朋友,请你们记住,这件大衣和这条围巾到时候也要给我戴上穿好。我要把妈给我的爱一点不剩的全都带走。
  至此,我已将后事交待完了。

           ※        ※         ※

  先生的司机李志达送我们到天坛医院。本以为经过上周五的联系,就能顺利地办好住院手续。没想到医务处说有钱也不行,非得有局级干部的蓝色医疗卡才能住进高干病房。不知高干病房里住的那些港澳同胞是不是都有蓝色医疗卡?
  妈怎么好住室内没有厕所间的大病房呢?那她只好上病房的公厕。公厕里没有坐桶,她又不能蹲,也许还免不了排队等候,她的病情越来越重,对厕所的依赖也越来越大。没有一个可供她随时使用、并不受时间限制的厕所怎么行?再说,大病房里有我陪住的地方吗,妈离了人是不行的。
  我便楼上楼下地找人疏通关系。妈坐在高干门诊室外的轮椅上,病恹恹地、愁容满面地看着我跑上跑下地奔忙,心痛地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还算有点地位的人,办起来还这么难,没地位的人怎么办?住个医院真难呐,把你张阿姨累坏了。”
  整整跑了一个上午,到十一点多钟,总算住进了综合二病房十六床。
  妈病重以后更加尿频,可是那个上午,她一次也没有提出去厕所的要求。过后我问她一个上午没上厕所有没有困难?她说没有。肯定是她见我当时那样为难,不忍再给我添乱。为了心痛我,她连这个也能忍。
  虽说是高干病房,洗澡间还是很脏。想到妈走路已经必得扶墙,而厕所的墙上,混着很多令人可疑的斑点,上面有没有细菌?会不会让妈传染上别的病?同时我也怕妈会蹭一手脏。把妈安顿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厕所。根据妈扶墙时可能触到的高度,先把那一圈墙面,还有洗脸盆、洗澡盆擦洗干净,留下其它的地方,等我歇过劲再慢慢地擦。
  谁能想到入院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住进病房已是开过午饭的时间。我没敢麻烦护士为我们备饭,就是对晚饭也没敢寄托希望,因为病房里的饭一般说来都是两天前预定的。临时添丁,恐怕也是强人所难。这一天只好先用点心对付过去。
  刚住进医院的时候,妈一大早就起床,把被子叠好,然后就坐到房间里的那把太师椅上去,她一辈子拘谨,自律极严。病成那个样子,还想着医院不是自己的家,凡在不是自己家的地方,就习惯地克制着自己,居然可以做到不昏睡的地步。朋友们来探望她的时候,她还问我:“我怎么办?坐在沙发上还是怎么地?”
  我说:“您当然躺着,您是病人,怎么舒服怎么做。”
  她这才像在家那样,躺到病床榻去。
  陪妈住院以后,因为老是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就嗅见她身上有股没洗净的汗味。我才想到,靠小阿姨给她洗澡是靠不住的。可见其它方面托靠小阿姨的结果大概都是如此,我更加为自己把妈大撒手地撂给小阿姨就走而自疚。
  从我一嗅到这股味道起就下了决心,我对妈说:“以后我再也不让小阿姨给您洗澡了,我给您洗。”
  她好像很满意这个安排,从这个安排中她大概感受到了人们常说那种“老来福”。以后,小阿姨再要给她洗澡的时候,她也不说不让她洗,她说,“等你阿姨给我洗吧。”
  给妈洗澡,是我们共同的享受。每当我洗出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妈,给她擦干净身上的水、换上干净的衣服,我就感到一种宁静的愉悦。
  趁着这个日夜相守的机会,料理了平日早该为她料理、却没有认真为她料理的一些琐事。比如更换内裤已经失去弹性的松紧带;按照“脚垫净”上的说明,为她治疗脚垫等等。
  手术后妈奇怪地问:“我的脚怎么不疼了?”
  过去她一走路脚垫就硌得她脚疼,这回我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用法,按时给她贴药换药,她的脚垫果然一天比一天小,最后竟完全消失了。
  我本来以为妈的脚垫是治不好的,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也曾用美国治脚垫的药给她进行过治疗,却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家里还剩有妈那时没有用完的药,和她的一些遗物放在一起。
  看来不是治不好,而是没有认真地给她治,让她的脚白受了多年的罪。
  我不能说美国的药不灵,只能说中国人的脚垫和西方人的脚垫可能大不相同。他们走的是什么路,我们,以及我们的母亲走的是什么路?他们的脚遭过什么样的罪,我们的脚又遭过什么样的罪?他们的医生只能根据他们的脚设计适合于他们的药,他们的医生怎么能理解我们的脚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既然不能,怎么能指望他们设计的药能治好我们的脚垫?
  平时从没有拿出过这么多时间陪妈,只有在妈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才想到好好守着她,以为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过的妈,只是,晚了!
  等到她无时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厮守的时候来了,她却抑制不住地昏睡。住院以后,每天只有吃过晚饭到七点多钟这两个小时是清醒的。
  不但昏睡,对身边的事物有时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医院说成学校,把大夫说成老师,还把我们的病房说成是家里的客厅。我想这是因为她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缘故。她好像知道自己的意识已经不甚清楚,就更加反复地说到医院和大夫,而一旦出口,却又变成学校和老师。可是我不能纠正她,我不愿向她证实,她的疑惑可不就是真的。
  只有对我们的爱,是永远清醒着的。
  她的生命即使到了靠这最后的孤注一掷,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还在为我着想。
  朱毅然主任打算再给她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时候,她掉泪了。瘪着嘴说:“又要为我花钱了。”
  再一次掉泪,是因为听说我向机关借了一万块钱付医院的押金。她说:“为了给我治病,你都倾家荡产了。”
  那时她虚弱得几乎哭不动了,恸到深处,也只能是几滴清泪罢了。
  那几滴衰老的泪,挂在她被疾病折磨得变了样的脸,让我倍感伤情。我强做欢颜他说:“瞧您说的!何至于倾家荡产?您又发挥您的想象力了,我看您才应该当作家呢。再说了,买条人命才一万块钱,比买间房子便宜多了。我们现在为您花的钱,怎么能抵得上您当初吃糠咽菜、等于乞讨为生,拉扯我们长大时花的哪怕是一分钱!更不用说您每月还有一百六十多块钱的退休养老金呢,您根本花不着我们的钱。”
  这可以说是妈一生中的最后两次泪,从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几日可以盘桓,并且不动声色地独自怀揣着这个惨痛的隐秘、走完她最后的人生时,再也没有流过泪。

           ※        ※         ※

  入院初始不过是做各种检查,检查结果是各部器官都没有问题。我那时很乐观,妈也很乐观。以为不过就是垂体瘤的问题,只要抗过手术,我们还会有不算短的一段好日子。我还得寸进尺地想,经过这次手术,消减了这个隐患,她的身体可能会更好一些。
  医院里晚饭吃得比较早,通常是下午五点钟就开饭了。我们虽然自己弄着吃,但也遵守这个规矩。吃过晚饭,我就搀着她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
  病到那个地步,并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难卜的手术台了,妈却没有流露半点要我安慰、开导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几次,她甚至甩开我搀扶她的手,自己甩开膀子做正步走。我捧场地说:“妈还真行。”
  听我这样说,她浅浅地、亦庄亦谐,甚至还有些调皮地笑笑,说:“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是教我们这样正步走。”
  那一阵,或者从那时开始,不,也许是从一九八七年妈得甲型肝炎后,我觉得我变成了妈的妈,而妈变成了我的孩子。
  这期间,我曾寄希望于妈的垂体瘤会像大夫所期望的那样,属于密鲁素瘤,那就不必手术,有一种进口的针剂就可治愈,可化验的结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绝我了。
  主任大夫拿了妈的核磁共振片子,请王忠诚院长看过,王院长认为从病情出发,是非手术不可了。
  从核磁共振的片子上还看出,妈的神经中枢上有一个小囊肿,这可能就是她经常渗口水的原因。但医生表示,这个囊肿没有办法解决。或即使办法有,但是太危险,仅仅为了解决渗口水的问题没有必要冒那个险。
  九月十六号,星期一。大夫酝酿了很久、我也期待了解的最后方案终于出台了。
  下午近四点钟的时候,神经外科主任罗世祺找我谈话。
  他开门见山地说:“不论从你母亲的病情、年龄、身体状况,或从手术准备情况来说,都是你母亲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但以她八十岁的高龄来说,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我说:“从我母亲入院后的一系列检查来看,她身体各部器官的功能不是很好吗?平时身体也不错,没有生过什么病。一九八七年得过一次黄胆性肝炎,治疗了一个多月各项指标就恢复了正常,比很多年轻人恢复得都快、都好。”
  他说:“这不等于她经得起手术的打击,谁也不知道手术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比较容易经得起手术的打击,对老年人就很难了。所以我们一般不考虑接受八十岁以上老人的手术。”
  我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手术的打击”,以为就是手术中的硬伤而已。只要有一位高明的主刀大夫,又有适当的麻醉,还有什么经得起、经不起的问题呢?没想到后来果然就如他所料。
  又说:“老年人的脑子,软得都像豆腐渣了,手术中需要把额页托起,这一托,也许就能把脑子戳出两个窟窿。
  “麻醉这一关也很难过,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抬起额页的时候,也可能对大脑造成损伤,手术完了人也许就没意义了……当然,在脑外科手术中,切除垂体瘤手术算是最小的手术了,和普通外科手术中的切除盲肠差不多。你要考虑好,如果你坚决要求手术,我们还是可以给她做的。”
  我立时心乱如麻:“如果不做手术还能坚持多久?”我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日子。
  他说:“一两个月吧。”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掉了下来。世界上还有什么打击比这更为沉重?当你知道你所挚爱的人还有两个月就要与你诀别的时候。
  妈去世后我向他多次探询过可能造成妈猝死的原因,在一次谈话中才知道他说的“一两个月”指的是妈的视力。
  造成这个误会是我的怯弱。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就被吓住了,连追问一句的勇气也没有:一两个月究竟指的是什么?

           ※        ※         ※

  既然妈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而手术这条路也许有希望挽救妈的话,我为什么不背水一战呢?
  这个错误的理解,也是后来下决心手术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安慰我,又说:“也可能是一两年。不过不做手术也没有什么大关系,顶多就是失明。”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每位大夫在和病人家属谈判手术问题时的套话。这也难怪,见我那样提问,他的回答只能模棱两可。万一将来手术出了问题,我要是赖上他们怎么得了。我说:“您这么吓唬我,我不敢签字了。”他问:“难道你没人可以一块商量商量吗?”我说:“没有。”甲大夫在一旁说:“她只有一个女儿,还在美国。”我不是没人可以商量,朋友们、还有先生,都可以提出他们的建议,但是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问题是我拿不了!我在人世间闯荡了五十四年也从没感到、或者不如说从不在乎的孤独,就在那一刻猛然地袭上我的心头。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叫孤独!它一上来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让我生出无法抵挡的恐惧。
  “看来我只能和她本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罗主任说:“你怎么可以和病人谈这个问题呢?”
  我说:“我妈行。”
  我不是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到如今,我不和妈讨论还能和谁讨论?谁让妈生了我这么一个到了这种节骨眼上,还得让她自己来拿主意的女儿呢?不但不能像一般人在这种时候常做的那样,对病人隐瞒起真情,让病人情绪稳定以利治疗,反倒让她自己拿起笔来,在吉凶难卜的生死簿上给自己画个钩。
  我不能老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个不休。我得赶快找个地方先把无法收住的眼泪排泄一下,不然我就没法回病房去见妈。我拿起母亲的核磁共振片子,说了声:“谢谢大夫。”就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我料到妈会在医生办公室外等我,她若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水,那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我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向综合二病房外走去。我用眼角的余光向后瞥了瞥,果然见妈站在她的病房门口等我。
  我没走几步就被她叫住了。也曾闪念,是不是应该拔脚就跑?可是那和让她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有什么不同?我只好站住。
  她到底看见了我的泪。
  回到病房,妈就盘问起医生和我的谈话。

           ※        ※         ※

  入院后,妈对自己的病情、治疗,一直不闻不问,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样。是对我的无限信赖吗,把她的性命全权交付给我?或许她也明白,探讨这个问题令我痛苦难当?抑或她知道自己的寿数已尽,问又何用?
  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系,顶多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夫说在脑手术里这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险呢?”
  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么活着。你不签字,我自己签去。”
  我说:“您签字不管事。”
  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
  妈要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妈的话,尔后的事实证明,都是我错了。
  前不久我还就一生的婚嫁哭着对妈说:“妈,我从没有听过您的话,现在证明,都是我错了。”
  妈辛酸地劝慰我:“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
  这次该不该听?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结果,都证明不听她的话是我的错,这次就应该听她的活。
  可要是这一次偏偏就听错了怎么办,
  也许我还是应该坚持不听她的话?
  万一又是我错了怎么办?
  这真像押宝,不论押在哪一点都险象四伏。
  妈说:“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这种时候,还是妈来充当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
  我拉着她的手向医生办公室走去。
  刚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正巧甲大夫出来,我们便站在走廊里谈话。
  妈的手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在这抖动的颠簸中我慌乱地迷失了心智。我迷乱地牵着她的手,像牵着一根系在我和妈、或是妈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论怎样小心翼翼、也难保不会随时飘扬而去的游丝。
  身材矮小的妈仰着头对甲大夫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她的声音不大,但头脑清楚、咬字清晰。从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结果,就在那一瞬间,我心慌意乱地朝她全身看了一眼。
  看上去,妈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浅、自尊自爱的老夫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样面对人间的万千风景?
  她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中间开口的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回去,时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和姥姥相近的感觉。贴身是一套我们从美国回来后新给她买的睡衣。要不是因为住在医院,我从家里给她拿什么她只好穿什么的话,这些衣服她还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着,攒着,准备再到美国去看唐棣的时候穿。不过自从她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愿。有了一种万事皆空的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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