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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八十年代的出国人员流行过这么一句话:“寻找回失去的自我。”这句话说得还是很有水平的,首先肯定是有自我的,只不过失去了,现在要把它寻回。我想,他们是否寻到,现在应该是很清楚的了。可对我而言,甚至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出国留学只是一件相当自然的事,就像上完一年级该上二年级一样。

                             ——陈天舒
   
1 三个表姐妹

  十七岁前没有动人的故事。天舒记不起什么很深刻的事情了。记忆只因隔着岁月相望,那份遥远才变得美丽。人家说前十七年决定人的一生,想想自己前十七年的记忆如此单薄,她有些遗憾。
  外公有三个女儿:妈妈招弟、二姨弓陈和三姨来弟。即便如此,那个“弟弟”还是没有“招引来”,而三个女儿又给外公生了三个外孙女——阿晴、天舒和晶晶。
  外公像是不喜欢所有的外孙女们,可惜他没有外孙子可以喜欢。
  母亲招弟排行老大,却给外公生了第二个外孙女天舒,而且天舒比二姨引弟的女儿阿晴小了六岁。小时的天舒,对此大有吃亏的感觉。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结婚晚,她理应是长外孙女。她想做大,可以管着妹妹们,就像阿晴表姐常管着她一样。到小学毕业,大舒的心理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再也不喜欢长大了,她觉得还是做小的比较好。
  母亲晚婚与外公有关。外公一直不同意母亲的婚事,最后同意也是因为母亲年纪大了。
  母亲结婚时近三十岁了。外公不喜欢父亲有两个原因:一、父亲是山东人。外公不喜欢北方人,可怕的是外公把广东以北都列为北方,那他要不喜欢多少人啊;二、父亲出身不好。外公不希望母亲及母亲的后代因为家庭出身再受苦。
  阿晴没有父亲,从小与母亲引弟寄居在外公外婆家。她对外公外婆的言行举止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私下里曾对天舒议论过,最后的评语是:外公对外小心翼翼,外婆对内飞扬跋扈。天舒把阿晴对外公外婆的评语转告母亲。母亲听了,说,阿晴此话差矣,长辈终究是长辈,不要乱加评论。
  母亲的话外之音,像是有些默认。
  天舒只记得在她很小的时候,外公早上一定听一部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音量调得低低的,整个头凑过去,有时索性把小收音机放在耳边,听一些香港新闻,脸上的表情紧张又慎重。这样一直维持到国内的气氛相当的松弛,香港的电视、广播已经公开于广东及沿海地区。这以后,外公根本就不听新闻了,只听些天气预报。
  阿晴说,外公本来就是不关心政治的小男人,以前也不是关心,根本就是担心嘛。母亲说,阿晴这句话倒是对的。
  不担心的日子,外公像是反而过不惯了。不久,外公就去世了。那年,天舒七岁,阿晴十三岁,晶晶三岁。
  至于外婆,干干瘦瘦,颧骨很高,典型的广东女人。外婆像铁,阿晴如钢,两人不时磨擦出火花。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矛盾,又能深刻到哪里?想必都是女人的小心眼,小事化大事。
  二姨引弟终日不说话,像个深宫的怨妇。三姨来弟则是继承了外公的嗜好,爱听收音机,当然不再是先前的小半导体收音机。不过她不听新闻,而是热衷于电台的热线电话,小老百姓可以直接介入“党的喉舌”,发表意见、聊天、点歌,三姨牵着长长的电话线耐心地等待着,一旦打通了,受宠若惊,第一句话是:“喂,是我吗?是同我讲话吗?”最后点了首歌,说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似乎她多博爱一样。阿晴听了都心酸,三姨平时在家可没有这么好脾气。
  三姨的嗜好坚持到她出嫁,嫁人后就不打热线电话了,只是打电话给丈夫。三姨夫是个生意人,有钱。三姨每天打电话到他办公室以慰问为名,做些监督工作。
  外婆说过她们表姐妹三人,最聪明的是天舒。天舒觉得不然,她只是最会读书的那一个;阿晴表姐和晶晶表妹都比她聪明。
  小时候,晶晶与天舒玩捉迷藏,天舒常常大伤脑筋。不是找不到晶晶,而是太容易找到了。晶晶只知道藏在桌子底下,也只知道到桌子底下找别人。每次在桌子底下捉到她,晶晶就说:“姐姐好厉害呀,一下子就找到我了。”天舒索然无趣:“你就不能换个地方藏吗?”晶晶却说:“我担心换了地方,你找不到呀。”捉迷藏是小事,聪明人能在这种小事上就随便显露智慧吗?
  晶晶父母对她进行的是刺激性教育。考60分奖一百元,考80分奖二百元,考100分奖五百元,写一篇额外作文,奖五十元。晶晶常把那些额外作文转手给别的小朋友,从中赚了点批零差价。
  晶晶极有爱心,对她家的狗关怀备至。有一次晶晶就赏了它一瓶马爹利,那狗大醉三天。晶晶十分孝顺父母,为了给父母减少麻烦,寒暑假常常不请自到天舒家,祸水流人他人田。
  而表姐阿晴则是个尤物加鬼灵精。天舒有时与母亲周末回外婆家,她多是找表姐玩。大人聊天,天舒有时会插嘴,母亲就说:“大人的事,小孩子少管。”阿晴则是边玩边竖起耳朵听大人谈话,句句入耳,字字在心。
  阿晴比天舒大六岁,六年的差异对人生的前三十年就是时代的区别。当天舒是一个儿童时,阿晴已是少年,当天舒是少年了,阿晴又是青年。就是这么的永远追不上。天舒还在大院的篱笆下用泥土堆一个很高的城堡,并以此为荣时,阿晴已经知道为自己身体的变化而羞答答了。
  天舒十三四岁时,发育得不好,用手护着胸,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会掉下什么。而那时的阿晴,妩媚的狐狸脸,身体前凸后翘。别人都说她美。刚刚开始发育的天舒是体验不到这种美的,且为表姐深感惋惜:替表姐的狐狸脸遗憾,她认定圆圆的娃娃脸好看;更为表姐的丰乳肥臀害羞,觉得出卖了女人的含蓄美。
  渐渐发育成熟,也渐渐见了世面,尤其那个健胸器材——“做女人‘挺’好”,“女人有‘曲折”’,“人‘身’更精彩”的广告词铺天盖地时,天舒体会到了其中的妙不可言。
  阿晴常常带天舒去逛街。一次,阿晴看上了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对于这种有些俗气的、扬长而不避短的色调,阿晴试穿上,也能让人眼前一亮。卖衣服的老板娘说,这衣服好像就是为你订做的。当然,卖衣服的老板娘都会这么说。
  老板娘又加了一句:“你穿什么衣服都好看!”这是由衷之言。回家后,天舒将老板娘的话重复给母亲听,母亲抿着嘴说,是啊,阿晴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不穿衣服更好看。说罢,母亲自己偷笑了。天舒仿佛窥测出什么苗头,傻傻地跟着笑。天舒一直认为母亲是个大智慧的女人,三言两语就能概括出事物的本质。
  阿晴在天舒她们还是一群丑小鸭时,就已经是一只白天鹅了。有人曾经说过,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其实,这句话形容阿晴也是合适的,她就像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接着,天舒对表姐的美绝对崇拜起来。她的同学、朋友赞叹阿晴美貌,天舒就当成对自己的赞美一般,忘乎所以。
  有一个同学说:“阿晴她是怎么长的啊?”天舒竟回答:“哪里,哪里。”
  高中时,她曾喜欢班上一个很酷的男孩。这个男孩很受女孩欢迎。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天舒竟有意无意地告诉该男孩:“我的表姐长得可漂亮了。”只有十六岁天真无邪的年纪才会说出这种可爱的傻话。
  当然这种崇拜也没维系太久。天舒把对表姐的认识作为自己成长的标识。“阿晴,人一个。”天舒长大后说。
   
2 从小是个乖孩子

  天舒见过父母的结婚合影,像是两个志同道合的五四青年。天舒成长背景正常。父母恩爱与否不知道。因为母亲有一次抱怨说,她和父亲恋爱那阵子,每次在外面吃饭,父亲一定抢着去排队,让母亲先坐下。“结婚后全变了,在外面J吃饭,你爸自己先找个位子坐下,剩下全是你妈的事了。”
  母亲这样说。
  父亲则说母亲太爱逛商店了,他进去超过十分钟,头一定昏。母亲也不一定要买什么,有时根本就不买,看看、摸摸,感觉就很好。父亲显然理解不了女人的这种感觉,说:“不买,你看什么呀。口袋里明明没钱,还很大胆地跟人家讨价还价,折腾一番后,又不买,走掉了。”后来父母逛街通常这样:到了商店门口,父亲就对天舒和母亲说:“你们进去逛,我在外面等你们。”有的时候,父亲连等的耐心也没有,说:“你们进去逛,我站在外面等你们。”父亲故意把“站”字讲得很响,言下之意很明白——记住,我可是站着等,你们可得快点儿。
  家里气氛既不民主宽松,也不专制压抑。也就那样。
  父亲在研究所工作,是一个本分的知识分子,热爱知识,文革当中,也偷偷地学习。历史和良知告诉他,中国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总有一天需要知识。果然,改革开放后,父亲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作为文革后最早一批的留学生公派留美,几年后学成归国。
  八十年代初,关于留学生在外获得成功又毅然回国的报道层出不穷。父亲所里另一个公派留学人员老张,回国后十分风光,晚报专访,就写他“毅然放弃国外的别墅、轿车。
  高达三万的年薪,回来报效祖国“,结果评了先进个人,又提为研究员。
  许多年过去,中国对美国已经不再陌生,那些令人艳羡的故事也逐渐销声匿迹了。
  什么叫别墅?中国人眼中的一幢房子,美国几乎人人在住;轿车,美国没有车就像没有脚;至于三万元左右的年薪,在美国只能算是温饱有了保障。
  父亲回国,对外对内口径一致,年纪大了,孩子又小,再说毕竟是单位派出去的,能说不回来就不回来吗?
  当时父亲那批留学生还不允许家属“陪读”。比父亲晚一些留学的父亲同事,携家带眷,回来的就少了。等二十年后,天舒到美国遇见父亲同事的女儿时,两个年轻姑娘只能用英语交谈了。天舒想:如果父亲当年留在美国,我也就变得跟她一样成了半洋鬼子了。当然这是一种假设。
  天舒曾经问过父亲,有没有后悔回国?父亲说,有得有失吧。谈物质生活当然是美国好了,但一个中国人要获得归属感、成就感,还是应该回国。他在国内可以感受自己的存在,能够为身边的环境带来一些变化。而且在一块土地上出生成长的人,应该对这块土地注人一份关心、负起一份责任。
  一年春节,所里发苹果,父亲比别人多一倍。父亲以为搞错了,人家说,这是从今年开始给归国人员增加的福利。
  父亲回家说:“回国这么久了,早不把自己当归国人员了,可人家还记得。”这么一点的关心,却让父亲感动了许久。
  父亲勤勤恳恳地工作,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峰。
  父亲总是在工作,一次电视里报道某位科学家废寝忘食,夜夜睡在办公室里。父亲听了,笑着嘟嚷了一声:“他就睡在办公室里呀,那我还没他努力啊。”母亲听了,愤愤地说:“你少了人家的前一句话——妻子去世后,我就睡在办公室里!”
  母亲是医生,中医。母亲十分推崇中医,她很霸道地说:“中医把人当人来看,西医把人当动物来看。”中医当久了,母亲讲话都是判断句。西医还会先询问再判断,中医看看气色、把把脉,往往问也不问就下了判断。母亲的句型常是:“你要……”“你应该……”母亲是个禀赋极高的女人,以她的智慧足以成就丰功伟业,可惜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了。天舒常为母亲不平。
  天舒上学早,五岁上小学。不是父母对她智力开发得早,实在是没人管孩子,就把天舒早早地送到学校交给老师管。
  天舒的整个童年乃至少年都是平淡无奇的。惟一的深刻印象是她才读小学一年级就会背诵《水调歌头。游泳》。这让她在几次特定的场合出了一丁点风头。当小朋友们在背“床前明月光”和“鹅、鹅、鹅”时,天舒脱口而出:“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椅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小朋友目瞪口呆,老师也刮目相看。其实原因很简单,她的名字取自此词,父母从小就教她。天舒对自己的名字很满意,她常说母亲和阿姨们的名字可笑,什么招弟引弟来弟,哈哈,俗不可耐,好玩。
  中小学出色的有两种学生,一种是学习成绩优秀的,另一种则是文体出众的。
  天舒在读书上从未叫父母操心过,偶尔也参加文体表演。小学四年级时参加广州市国庆游行,由于她长得比较高,被选去跳狮子舞。她兴奋地告诉父母,国庆节一定要去看,第七排右起第三只狮子就是她。
  父母带着表姐阿晴去看了。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经过广场,鲜花队伍、鼓乐队伍、彩车队伍等等都过去了,才轮到狮子队。
  上百只活灵活现、金光闪闪的小狮子在锣鼓喧天声中,右蹦蹦,左跳跳。父亲连忙问母亲,哪一只下面装着咱们家天舒呀?母亲说,我正在找呀。正说间,狮子队已经过去了。晚上,天舒红光满面地回家,问父母:“你们今天看见我了吗?”母亲立刻说:“看见了,就你舞得最好。”天舒咧着嘴笑:“我们老师也这么说的,那你们知道我是舞头还是舞尾的?”父母对视,天舒还在咧着嘴笑:“告诉你们吧,我是舞头的。老师说了,舞得好的同学才能舞头。”
  母亲说:“搞了半天,天舒只舞了半只狮子。还挺兴奋的。”
  阿晴说:“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天,连张脸也没亮亮,还只舞半只狮子,就高兴成这样,天舒真是天真。”
  父亲说:“孩子们的天真就在于此。你说哪个成年人会这样?这样也好,这种孩子单纯,好养。”
  天舒总的来说,算得上是一个好学生好孩子,要知道中国人对女孩子的要求有多严!尊重师长、团结同学、成绩优秀、待人礼貌,这些都是她成绩单上常见的评语。可以说,她没有让父母操过什么心。
  上学的时候,常听同学说“我和我们家老子大吵了一架”,口气中溢出的是一种光荣。现在流行“新新人类”,要酷,要反叛,要特别,要有个性,什么“男孩不坏,女孩不爱”,什么“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再不就是说坏小孩将来都有出息,而“表现佳”的孩子,将来最多做个银行职员;还说西方的孩子都这样。真的吗?现在的风气下,“乖小孩”倒成了另类,与时代唱了反调。天舒觉得她这个“乖小孩”走得也挺顺,没有什么不好的,更不觉得混灭了个性,你们都不乖,她乖,这就是一种个性。父母对她算是满意,会读书也听话,笑口常开,不满意的都是一些小枝小节,无伤大雅。比如,天舒只知道开灯,从来不知道关灯,母亲常常跟在后面关灯,嘴里喊:“等你以后成家了,我到你们家第一件事,就是把你们家的灯一个个都打开。”
  父母对她满意的另一点原因是,她不给家里惹事,即使在容易反叛的青春期。当然天舒也有过不顺从,只不过全是“心理活动”,没有机会发作出来,等到她过了青春期,又觉得没什么可发作的了。她小时候在垃圾箱里捡到一只小猫,抱回家想养,母亲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养什么猫啊,我们养你都困难。”说完,就要丢回垃圾箱。这让天舒很伤心,换了其他“新新人类”,可能早在地上打滚了,天舒只在地板上跳了两跳,母亲仍然不理她,她也就作罢。
   
3 “寄托”的一代

  中国的教育是累积性的教育,万丈高楼平地起。天舒觉得自己到现在为止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读书,自发自觉地读书。有一次,母亲见她太努力了,说了一句:“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适当时候也要放松一下。”天舒并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只是觉得父母不可能说出这话。当时听完,第一个反应竟然是——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我是不是快死了?要不然,父母怎么会叫我放松呢?
  一次,母亲的病人来家做客,对母亲说,你女儿真是不错,书读得好,人也是眉清目秀。天舒听了,暗喜,刚想进房间照照自己是如何的眉清目秀,母亲说话了:“天舒这个孩子,漂亮倒还谈不上,会读书倒是真的。”
  高考那年,面对报名表,她极漫不经心地向母亲投出一句话:“哪所大学最远?”母亲也极随意地丢来一句话:“哈佛最远。”之后,大家都笑笑。后来,天舒报了中山大学,准确地说,是在父母的引导下报了这所离家最近的学校。报的是生化专业。那年计算机专业和生化专业都很热,都说二十一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是生命科学的时代。
  天舒的大学生活与中学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还是在同一座城市,还是住在家里,同样的读书考试……唯一不同的是:中学生拍拖有人管,老师、家长都阻止;大学生就没人管了,不拍拖反而让人觉得不正常。高三与大一只差一年,拍拖的后果就有了天壤之别。
  大学时代流行两件事:一件是“拍拖”,另一件是“考托”。
  大概大二的时候,周围所有的同学都在考TOEFL和GRE,同学小安每天都在学英语,看英语电影、听英语广播、读英语小说,学英语学到将中文彻底遗忘。有一次天舒与小安到小安男朋友宿舍,上楼前要先登记。
  “与被访者关系这一栏,一定要填吗?”小安红着脸问门房老伯。
  “是的,如实地填。”
  小安羞涩地填了两个字——“一次”。
  小安在天舒惊诧的目光下,头低得更低了:“噢,你也没有想到吧?”
  小安真是学英语学得太多了,她做梦都用英语。
  这种氛围下,不考TOEFL和GRE也成了异类,因为连食堂的师傅都卷入了。有一次打饭,有个广东学生要买包子,他“四”和“十”不分,北方师傅听了半天,还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要四个还是十个。师傅急了,叫:“FOURORTEN?”大家顿时一片哗然,买包子同学更是诚惶诚恐:“FOUR,PLEASE。”师傅点头:“OK。”
  师傅都非等闲之辈,不努力能行吗!于是天舒开始报名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速成班、强化班。其中一个是“王牌托福”,口号叫得很响,什么“考满分是应该,不考满分是活该”、“王牌托福,托福王牌”。姓王的老师很有意思,每次一讲语法部分,就说:“好了,又是我们中国考生得高分的时候了,这是我们的强项。语法部分长句子就是要缩句,缩成主谓句。定状补都是袜子,记住脱袜子,脱袜子。”
  一次讲急了说漏了嘴:“记住脱裤子,脱裤子。”惹得哄堂大笑。
  另一个姓李的年轻老师每次上课开讲前先介绍美国生活,什么鸟儿在唱,小松鼠四处跑,皮鞋穿了一个月也不用擦,空气非常干净清洁,所以挖出的鼻屎都是白的……这时几个文静的女生频频摇头,但更多的人是一笑置之。有时这位老师神聊不止,就有同学举手:“老师,今天还讲课吗?”
  又引得一阵大笑。
  他们在大学里可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在大学里问的是:“老师,还不下课啊?!”
  老师鼓励大家在班上互相多接触多讲英文,一来提高英语水平,二来交个朋友,说不定将来在美国还可以彼此照应一下,都是中国人嘛。年轻的李老师不遮不掩地说,留学的男女生比例并不平衡,有一幅漫画,留学生们想开一场春节联欢会,结果是七个光头男生手拉手跳小天鹅。男孩子应该把握机会,增进感情。
  一个很油的声音飘出来:“速配吗?”
  老师笑笑,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夏娃问亚当,你真的爱我吗?亚当回夏娃,你认为我有得选择吗?男生到了美国,就跟亚当差不多了。你们多认识交流总是好事。”
  这一讲英文,英语水平不知道有没有提高,笑话倒不少。
  先是天舒问她同桌的男生:“EXCUSE ME,DO YOU HAVE THE TIME?”男生一脸的诧异,老师的话真是太立竿见影了,马上有一个如此清纯漂亮的美眉主动问他“有没有时间”。
  “有,有,我有的是时间。”
  轮到天舒一脸的诧异:“DO YOU HAVE THE TIME?我在问你现在几点了?”
  男生知道自己会错了意,表错了情,一脸的失望。
  课间,天舒想下楼到小卖部去买瓶水,电梯的门一开,又遇见同桌的男生。
  男生在电梯里问:“够淫荡?”
  天舒本能地向后仰了仰,吓得一句话没有。
  “够淫荡?”男生毫无表情地又问了一句。
  “你黍线啊!”天舒大骂。
  男生被骂得莫名其妙,眨眨眼睛,用食指比比上面,又指指下面,轻声地说:“你是GOINGDOWN(下去)还是GOING UP(上去)?”
  天舒知道误会了,可仍凶巴巴地叫:“你不会说普通话,说广东话也行啊!”
  男生苦思冥想终于明白了天舒发火的原因,十分抱歉地跑来赔礼:“对不起,我的英语发音太差了,英文说得像中文。”
  有一年暑假,天舒专程去了一趟北京“新东方”,竟再次遇见那个男生,原来同样是痛定思痛,决定更上一层楼。
  寒、暑假里“新东方”人满为患。在北京最传统的四合院宿舍里,住着一群群拼命想出国的青年人,像四合院中的大树拼命地往墙外生长一样。“新东方”的校训为“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言重了,对于他们这一代没有苦难经历的年轻人。留学对天舒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她的父亲八十年代初留美,现在她的表姐也在美国。
  在读得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天舒特别想去玩。说来惭愧,她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到北京。“不到长城非好汉”,她非常想去登长城。不过这个时候去,对她来说总感到内疚,后来实在忍不住,就带着“红宝书”跳上了火车。在车厢里她遇见好几个“新东方”的人,心里才放宽了些。
  苦读之中,也会有些调味品,桌前永远有几本像《留学美国》、《美国之旅》、《留学指南》之类的必读书。有些书写得极具煽动性——从美国大学排行榜、如何签证,到准备行李、留学注意事项,甚至还提到了灰狗的乘坐。一句话,包罗万象。当时天舒觉得在理论上已经完全掌握,只差实践了,再抬头望望墙上的世界地图,感觉实践也是指日可待的。
  这是寄托(GRE,TOEFL)的一代。当时一般认为,如果能拿出TOEFL在630,GRE在2100以上的成绩,各方面进行起来会比较容易。
  等天舒从北京回来,正巧表姐阿晴回国探亲。天舒与阿晴聊起美国,大至政治人物,小至娱乐界的花边新闻,天舒无不如数家珍。连克林顿家的狗叫BUDDY她都知道。确实,他们这一代对美国毫不陌生。看美国的卡通片《米老鼠和唐老鸭》长大,英语学的是美音,能‘溜学美国“是件对家庭有面子的事……这一代人全无一点”反帝反修“意识,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算是”前功尽弃“了。
  阿晴偷笑,对天舒的母亲说:“阿姨啊,以前我在国内时,你们老说我身在中国,心在美国。我看天舒他们这一代才是生下来就是为了去美国的。”
  天舒听了这话跳起来,像受了侮辱一般:“你可别这么说。知识归知识,认识归认识。不要讲得我像出国狂热分子一样。”
   
4 与父亲成了校友

  天舒六月份大学毕业,八月份就来美读书,中间只隔了一个暑假。当然,心理上远不止一个暑假的距离。
  她一共收到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S大学是最后一所。一拿到S大学的通知书,别的学校就不考虑了。不仅S大学是那五所大学中最好的,而且它还是父亲的母校。天舒觉得这就是缘分——她与父亲要成为校友了。
  他们家走的不只她一个,十七岁的表妹晶晶几乎在同一时间也去了美国。晶晶今年没有考上大学,家里有的是钱,就把她送到美国洛杉矶上大学。
  出国前那段日子,天舒做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补牙洗牙。母亲在医院工作,带天舒去检查牙齿。补了一颗牙又洗了一口牙,事毕,医生拿镜子给她,照出她洁白的牙齿。天舒觉得她已经为自己省下了一笔钱。美国,她是有备而去的。
  临行前的晚上,父母照例叮咛了几句,天舒频频点头,回房间收拾行李,母亲已经细心地替她准备好小礼物和她要求买的国货。突然间,眼泪不争气地落下来。这个暑假,她很少在家,对母亲精心准备的晚餐,常常是一个“不回来吃饭了”的电话让母亲自忙活了一整天。她经常与朋友、同学在一起,且为自己呼风唤雨的人缘暗喜于心头。好不容易呆在家里了,又是没完没了地打电话。有一次父亲问,家里的电话是不是坏了?他在单位打了几十个电话都打不通。母亲说,是你女儿在堡电话粥。父亲说,那她打了多久?母亲看了看沙发底下一堆垃圾,说:“大概是两包话梅、两包开心果、一根香蕉、三根雪条的时间吧。”父亲摇摇头对母亲说:“她出国,不知道是与家人告别,还是与同学告别?”天舒没往心里去,想,父母嘛,都这样。
  现在要走了,才知道自己不应该。她起身走出自己的卧室。
  父亲坐在书房里。书房没有开灯。天舒与母亲比较亲近,父亲一直忙于工作,而且父亲出国多年,天舒和父亲并不像和母亲那般的亲近。父亲讲话,她常常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听人说,挑剔父亲的女孩子将来会挑剔丈夫,是找不到好丈夫的。天舒大恐,于是决定收敛自己,尽量不挑剔,学会宽容与接受,让自己有教养。可每当她看到父亲的身影在她房间门口出现时,心里就又筑起一堵围墙,将父亲远远地挡在外面。
  夕阳透过窗户将余辉洒人屋内。天舒站在门口,看不到父亲的表情,只看见一缕缕的青烟从面部升起经过头顶再弥漫至整个书房,仿佛营造了一个王朝。
  天舒感到此时是父亲驾驭着时代,而不是时代驾驭着父亲。父亲仍坚守着自己的王朝。天舒顿时明白,她可以尽量体会父亲,可是她无法走进他的王国——原来父亲对于她是这样的陌生。天舒鼻子发酸。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后,她好像再也没有接触过父亲的手。此刻,她真想用她年轻的双手握住那双不再年轻的手。
  父亲看见了她:“噢,东西收拾得怎么样了?”
  “收拾好了。”
  “到美国后要尽快进入状态……”
  天舒坐在小凳子上,双手支着下巴,睁大双眼,一脸的崇拜与天真。
  天舒认真地聆听着,开始接受父亲和父亲的种种批评。
  父亲很少表扬她,常常以粗线条方式批评她,现在她发现许多男人都是以这种方式表示爱的,以免显得自己娘娘腔。父亲很自豪,而天舒愿意让父亲自豪。前三十年看父爱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她马上就要到S大学读书了,一种很特殊的情感溢了出来,甚至有些神圣和庄严。
  母亲进来了:“重要的文件再检查一遍,机票、护照、录取通知书什么的。”
  天舒点点头。
  “那就早点休息吧。”
  天舒离开书房,走了几步,回过身说:“谢谢你们把我养得这么好。”天舒想说的是,感谢父母这样呵护培养她。
  可是由于害羞和紧张,说得有点莫名其妙。
  父亲自然明白,却只笑笑:“我们也就给你一碗白饭和一点肉松,是你自己长得这么好的。”
  终于到了分别的那一天。天舒与父母都很平静,三个人在白云机场留了个影。帮他们照相的也像是一位留学生,用英语对天舒一家人说:“CHEESE。”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天舒有点反感,她宁愿别人对他们说“笑一笑”或者说“茄子”,现在人家说“奶酪”,她笑得很不自然。这张照片以后一直跟随着天舒,只是照片上三个人的表情都很死板,相似地笑着。
  机场人流如潮,天舒想,中国每年走那么多人,人怎么。
  还这么多?
  一直想出国连做梦都说英文的同学小安却被拒签了。她送给天舒一张卡片,上面写了一段慷慨激昂的话,满是“理想”、“追求”这样的字眼。最后一句是“美国将有一片更广阔的天空等着你”。大家不过二十上下,又未经沧海桑田,人年轻,心也年轻,有的就是这种可以挥霍的热情。天舒更是心潮澎湃,还真当美国这个高度发达、人才济济的国家就等着她这个小丫头去创造发明点什么。
  飞机上,天舒左边的邻座在努力地睡觉,右边的邻座在看电影。突然,看电影的美国老头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睛都不见了,大肚子一颤一颤。天舒有点纳闷,因为她长那么大,还没见过人这么开怀地大笑,她想美国人笑得就是比中国人痛快。
  没过多长时间,已经从一个时区跳到另一个时区,机上的乘客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们只是设法让自己睡着。天舒去卫生间时,发现几个空姐也坐在座位上打盹儿。天舒像是精神很足,睡不着觉,主要是睡得很不安稳,在座位上调整着,试图给自己找个舒服的姿势。就这样,十几个小时过去,天舒半睡半醒中从一个国度到了另一个国度。想起父亲在临别前夕的晚餐上说,像今天这样团圆的日子也不多了。当时她十分不以为然,心里还笑父亲儿女情长,现在体会到时,她已经在大洋彼岸了。
  刚下飞机,人有点累,周围又吵,天舒好不容易等到自己的两个箱子。她一直担心行李会丢了,说是“细软”也罢,“行头”也罢,“生活用品”也罢,这两个箱子现在就是天舒的一切,里面有很多的药:三九胃泰、保济丸、百服宁、邦迪、红花油……光风油精就带了好几瓶,中国人什么都用风油精,美国人什么都用TYLENOL。天舒说,我哪里用得上这么多药。
  母亲说,用不了更好,说明你健康。
  临行前,母亲用白色的跌打风湿膏胶布写上天舒的中文名字英文名字、中国地址美国地址,贴在箱子上。领行李时,在大同小异的箱包中,她就专瞅那块白色的胶布。终于看见一块白色胶布天真地丑丑地亮相在某个箱子上,她远远就断定是她的家当了,近了,她迅速地搬到推车上,惟恐别人多看一眼。又等了一会儿,另一个箱子也从转盘上被拎了下来。
  天舒推着车子从里面一走出来,就看见自己的名字“TIANSHUCHEN”在一块大牌子上,与自己箱子上的那块白胶布比,显得很是大方气派。
  天舒仔细看了一下举牌子的人,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不像拐卖人口的。
  “感谢上帝,我终于等到你了。我一直在等待着你。”
  举牌子的老太太是系里的秘书。
  后来才知道,这位善良的美国老太太足足等候了两个小时。用她的话说,一直为天舒祷告着。她还不敢走开,哪怕上个卫生间,担心天舒见不到人会着急。天舒很受感动,因为她长这么大,好像还没被别人这么尊重过。
  后来又知道,这位老太太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打这起,天舒对基督徒的印象很好,认为他们有爱心。也让天舒对美国人民有了好感。
  天舒来美国几乎谈不上什么深刻的第一印象或第一感觉,甚至没有身处海外之感。当阿晴表姐问她感觉如何,她说:“没感觉。我不觉得自己出国了。美国不过如此。”。
  相比之下,父亲的第一印象则深刻多了。八十年代初,父亲被公派赴美留学。他对美国的第一感觉是:怎么这么多车啊!他想起以前读到的一篇英文课文《AMERICAISONTHEWHEELS)),果真如此。父亲对美国非常好奇,洗衣服不用晒,有烘干机;连商店里可供顾客随手取阅的小广告画册也让父亲大开眼界,收集了不少,准备带回国给天舒玩。而那些让父亲好奇的小广告画册,就是现在每天都会收到的让人讨厌的“垃圾邮件”。
  父亲的美国第一印象是天舒这一代新留学生再也体会不到的了,当年让父亲好奇乃至吃惊的“美国印象”再也引不起现在的留学生好奇,也许只会觉得好笑。
  这些感觉上的差异来自时代、年纪的不同,更来自中国这二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
  5小资产阶级情调由于学校有人来接天舒、阿晴表姐没有亲自去机场,但天舒在美国的第一个星期是在表姐家里过的。
  天舒到美国的第二天就见到了已经来美八年的阿晴表姐。
  不得不提她的表姐,阿晴是在哪里都很能折腾的人。
  记得小学六年级时,天舒看到一张报纸大谈什么“小资产阶级情调”,就问母亲:“这里提到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什么意思啊?”
  母亲想了想,说:“噢,那就差不多是你表姐那样。”
  母亲说阿晴是一个“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小女人,从人到文。
  那个晚上,天舒随母亲口外婆家,天舒去找表姐,阿晴躺在破旧的竹榻上,倚窗,听着港台流行歌曲,手里捧着张爱玲的《白玫瑰红玫瑰》。
  “姐姐。”天舒叫。
  阿晴婉约回首,淡然一笑:“来了?”
  这一刻,天舒似乎看见一个富裕优雅、旗袍盘发、麻将香烟、宴会舞厅的小女人向她走来,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女人。母亲真是绝顶的聪明,她通过阿晴让女儿理解了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又通过这个概念让女儿了解难以形容的阿晴。
  后来,天舒读了一些阿晴发表的散文,更是对母亲佩服得五体投地了。阿晴的文字是纯粹的小女人文字,还是那种有钱有闲的粉领一族,那种卧在家里写独白的女性。阿晴说,我哪里是什么娇生惯养之辈,我十岁就做全家人的饭了。那么惟一的解释只剩下受“小资产阶级情调”影响太深了。
  阿晴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女人都不够女人,以前的上海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
  如今的阿晴已经生活得相当有面子,住在寸土寸金的海湾边,这里的房屋没有低于百万元的。阿晴开的是BMW车,还有游艇。如果说美国汽车的普及程度相当于国内的自行车,那么有游艇相当于中国有汽车的人,算是有那么些钱吧。只是阿晴年轻的外貌与殷实的家当之间的反差,给不少人实在留下了无穷的想象。因此,她不太交中国朋友,不是有意避开中国人,只是想躲过那些闲言碎语。
  阿晴至今未婚,男朋友却不知谈了几个,天舒谁也没拿着当真。偶尔表姐冒出个人名,她才知道,改弦易辙又换人了。现在表姐与男友老金合开一家电脑公司。
  许多年后,“小资产阶级情调”已经由带有政治色彩的话语转变成调侃的一句戏言。而天舒在北加州见到阿晴,仍认为这是对阿晴最好的描绘,天舒这么觉得。那么母亲不是聪明绝顶,是什么?
  阿晴家里到处都挂着自己的玉照,连天舒住的客房也满是阿晴的照片。天舒觉得,她表姐虽然满不在乎,随心所欲,但骨子里自恋得很。
  阿晴与男友同住,这一点在国内是无一人知道的。天舒刚到北加州,就知道了这事,还以为抓住了表姐的什么小辫子,关键时刻可以拎出来甩甩:“哦,你呀……我知道的……”不料得到的只是阿晴式的微笑——嘴角微微上吊,吊着讥讽与调教,似笑非笑:“小孩子家的,玩这种花样,还自以为是。”
  阿晴家宽敞的房子寂静得很,连他们家的猫都是寂苦型的,这是天舒说的。阿晴家里养了一只黑色的猫,走路、吃饭都异常的安静,典雅得像个淑女,从来不叫,惟一的嗜好就是蹲在窗边,数小时一动不动地看着外面,一副言情小说中“怨妇”的神态。天舒观察了几次后,说:“你们家的猫用几号电池?”
  阿晴大笑。这也是为什么阿晴喜欢天舒来住的原因,家里有了生机。阿晴说:“它就是这样的,买来就是这样。我发现美国的猫好像都不如中国的猫好动。”
  “它要是遇见老鼠,也不知道谁怕谁了,可能当场被老鼠吓得五脏碎裂。”
  “我没有打算培养它捉老鼠的技能。”猫狗是宠物,已经从根本上变性了。猫不捉老鼠,狗不吃屎。美国的宠物享有和它们主人同等的福利,像私人医生、心理辅导、美容美发等等。
  “多少钱买的?”
  “六千块。”
  天舒愤愤地说:“那你还不如养我呢。”
  接着,天舒不失时宜地对小资产阶级表姐进行教育,你要知道中国有多少失学儿童呀,你这只猎足以改变十个以上失学儿童一生的命运。阿晴后来也说,是呀,别说那些失学儿童了,就是我小时候也穷得很。天舒说,忏悔吧!
  的确,阿晴与美国校园里四处可见的中国女留学生不太一样。
  阿晴的动作非常“外国”,耸肩摊手不在话下,更多的是在一些语言中夹带着小手势。不过她做得非常得体,在举手投足之间自然、顺畅地施展出来,没有别人身上由于模仿而留下的婢作夫人之嫌。加上她身上的衣服常是丝绸这类非常有特色的东西,直让人觉得她有味道。
  阿晴喜欢去酒吧。中国学生由于长时间一贯性的学习生涯,对这类酒吧没有大大兴趣,去也是带着“侦察员”的身份去了解、看看的,只有阿晴是定期去,喝酒、聊天和跳舞。她可以妩媚地坐在一个陌生人的旁边,挑逗说:“一起喝一杯吧。”
  这种事在中国女学生中没有普遍性。
  阿晴带天舒去酒吧,天舒想见识一下,就跟着去了。
  一个有酒、有笑、有叫、有人跳舞、有人聊天的地方,与国内的酒吧没有多大的区别。天舒和阿晴坐在一张桌边,看着大家闹。阿晴问天舒要不要跳舞,天舒说没兴趣,阿晴也说今天没心清,于是两人就坐在一边喝着、看着。
  这时,一个美国青年男子过来,“HI,我叫……”
  阿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他就接着说:“我在后面的桌子观看了你们很久……”
  “那你就回去接着观看。”阿暗淡淡地道,满是一个交际女子的老练与自卫。
  那个男子讨了没趣,也知道遇到了对手,识相地走了。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有一次,阿晴带天舒参加一个商务派对,听见几个美国人用歧视的语调谈论中国,阿晴对天舒说:“他们美国人懂什么中国?凭什么对中国指手画脚?
  真是‘知少少扮代表’。“这是一句广东话,指只知道些皮毛,却充当内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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