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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府



  成都是府。
  成都是天府。
  天府的人好安逸。
  府,原本是储藏文书或财物的地方,也指管理文书或财物的官员。周代官制,设有“天府”一职,“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看来是给周天子守库看家的。所以后来,天府也泛指皇家的仓库。天子富有四海,富甲天下,皇家的仓库通国库,自然是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要什么宝贝就有什么宝贝。由此可知,一个地方,如果被冠以“天府之国”的称号,当然也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所在 《战国策》云:“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汉书·张良传》也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说法。不过,两书所说的“天府”,都不是指成都,也不是指四川,而是指关中地区。后来,成都平原的优势明显超过关中平原,“天府之国”的头衔,便几乎成了成都和成都平原的专利。
  说起来,成都号称“天府”,是当之无愧的。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约摄氏17度,平均降水量约980毫米,气候之好,是没说的了;一马平川,良田万顷,草木常青,渠水长流,地势之好,也是没说的 至于物产之丰富,生活之便利,在咱们中国,更是首屈一指。民谚有云:“吃在广州,穿在苏州,玩在杭州,死在柳州”,无非说的是广州菜肴好,苏州丝绸好,杭州风景好,而柳州棺木好。但要说都好,还是成都。广州、苏州、杭州、柳州的好处,成都都有,却无其不足。成都地方比苏州大,气候比杭州好,好玩的地方比广州多,好吃的东西比柳州多,何况夙产蜀锦、号称“锦城”,还怕没有好衣服穿?吃好了,穿好了,玩好了,便是死在成都,也是“快活死”、“安乐死”,是“死得其所”吧?
  更何况,成都的文化积累又是何等厚实 两汉的司马相如、扬雄不消说了,唐宋的李白、三苏也不消说了,王维、杜甫、高适、岑参、孟浩然、白居易、元镇、贾岛、李商隐、黄庭坚、陆游、范成大,哪一个和成都没有瓜葛,哪一个没在成都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章?武侯祠、薛涛井、百花潭、青羊宫、文殊院、昭觉寺、望江楼、王建墓、杜甫草堂,哪一个不是历史的见证,哪一个没有“一肚子的故事”?有如此之多文化积累的城市,天下又有多少?也就是北京、西安、南京几个吧?
  这就是成都。诚如王培苟《听雨楼随笔》所言:“衣冠文物,济于邹鲁;鱼盐粳稻,比于江南。”成都,确实是我们祖国积累文化和物产的“天府”。
  物产丰富,吃食就多;文化丰盈,话题就多。于是,成都人的一张嘴,就怎么也闲不下。成都人能吃也会吃,能说也会说,吃能吃出花样,说能说出名堂,而最能体现成都和成都人这一特色的,便是成都的茶馆。

               一 成都的茶馆

  有句老话:北京衙门多,上海洋行多,广州店铺多,成都茶馆多。
  这也不奇怪。北京是城,而且是京城。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国脉所系,中枢所在,自然衙门多。上海是滩,开埠早而摊子大,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五湖四海风云际会,欧风美丽浪打潮回,洋人多自然洋行也多。广州是市,以商为本,以贾为生,一天不做生意,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店铺能不多 可见,衙门多也好,洋行多也好,店铺多也好,都是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性质所使然。
  成都就不一样 成都不是京城,用不着那么多衙门;没有外滩,也用不着那么多洋行。成都当然也有店铺,但多半是饭铺、衣铺、杂货铺,少有广州那种财大气粗的银行、商号和当铺。因为成都毕竟不是广州那样的“市”,不想做也做不了广州那么大那么多的生意。成都是府,是富饶丰足的天府,而且“养在深闺人未识”,深藏在祖国大西南群山环抱之中,只有聚集没有耗散,只需享用无需奔忙。如果说,上帝亏待武汉人,有意安排武汉人吃苦(详《武汉三镇》一章),那么,他就厚爱成都人,有意安排成都人享福。成都和武汉一样,都是那种不东不西不南不北的城市:依长江划线,它在北;以秦岭为界,它居南;和武汉在同一纬度,离拉萨和上海差不多远。然而,两地的自然条件却差得远。武汉是冬天奇冷夏天酷热,兼东西南北之劣而有之;成都则冬无朔风劲吹,夏无烈日曝晒,兼东西南北之优而有之。它的天是温和的,它的地是滋润的,它的物产是极为丰富的,而这些物产的价格又是非常便宜的。生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成都人,自然也就用不着操那么多心,费那么多力,做那么多事情,只要消消停停悠悠闲闲地过日子就行
  那么,怎么过才消停、才悠闲 当然是泡茶馆。
  说起来,茶,原本是中国人的爱物。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只要是中国人,很少有不爱喝茶的。不过,最爱喝茶的,又数成都人,至少成都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不错,江浙有绿茶,云贵有沦茶,广东有早茶,西北有奶茶,闽南有乌龙茶,北京有大碗茶,但成都人都看不上:绿茶太淡,沦茶太粗,奶茶是以茶代饭,工夫茶是以茶代酒,早茶是以茶为配角,大碗茶则只能叫“牛饮”,只有成都人的盖碗茶,才既有味,又有派。有味,是因为成都的花茶,又香又浓又经久,一碗茶冲七八遍水也无妨;有派,则因为它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俱全的“盖碗茶”,而且是在茶馆里喝的。在茶馆里喝茶,和在家里泡茶,大不一样。在家里泡茶,谁不会 显然,只有爱上茶馆,才真正算得上是爱茶。
  成都人爱上茶馆。可以说,成都人是把“爱茶主义”理解为或者表现为“爱茶馆主义”的。事实上成都的茶馆也多得有如雨后春笋。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成都街巷计516条,而茶馆即有454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报载,成都共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达12万人之多,形成一支不折不扣的“十万大军”,而当时全市人口还不到60万。去掉不大可能进茶馆的妇女儿童,则茶客的比例便无疑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况且,十二万人进茶馆,一天下来,得喝掉多少茶叶,多少光阴?有如此之多的茶馆和茶客,成都,实在应该叫做“茶馆之都”才好。
  其实,即便在今天,成都的茶馆恐怕也仍是四川之最,中国之最,世界之最。在成都,闹市有茶楼,陋巷有茶摊,公园有茶座,大学有茶园,处处有茶馆。(图三十七)尤其是老街老巷,走不到三五步,便会闪出一间茶馆来,而且差不多都座无虚席,茶客满棚,生意好得不敢让人相信。究其所以,也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市民中茶客原本就多,二是茶客们喝茶的时间又特别长,一泡就是老半天。一来二去,茶馆里自然人满为患。难怪有人不无夸张地说,成都人大约有半数左右是在茶馆里过日子的。至于另外一半,则多半进了火锅店。看来,正如北京的城门是解读北京的“人门之门”,成都的茶馆也是解读成都的一把钥匙。

  茶馆其实是茶客造就的。
  

  成都的茶客,不但人数众多,堪称世界第一,而且,正如成都的球迷有资格自认为(同时几乎也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球迷,成都的茶客也有资格自认为是中国第一流的茶客。不错,中国人都爱喝茶,有茶馆的也决不仅止于成都一地。但似乎只有成都人,才那么酷爱茶馆,才那么嗜茶如命。对于他们来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个字,是要倒起来念的。正宗的老成都,往往是天一麻麻亮,便打着阿欠出了门,冲开蒙蒙晨雾,直奔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的茶馆。只有到了那里,他们才会真正从梦中醒过来;也只有在那里,先呷一小口茶水漱漱嘴,再把滚烫清香的茶汤吞下肚去,才会觉得回肠荡气,神清气爽,遍体通泰,真正活了过来。
  或许有人会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广州人和扬州人也一样爱吃早茶。正宗的扬州人更是和成都人一样,天一亮就直奔茶馆去过早茶痛。可是,广州人也好,扬州人也好,吃早茶时居然要吃那么多的点心,这就搞不清他们究竟是吃早茶,还是吃早点。何况广州人的早茶,居然还是在饭店酒楼里吃;而扬州人则只有早上才“皮包水”(泡茶馆),一到下午便改为“水包皮”(泡澡堂)了,哪像我们成都人,从早到晚,都对茶馆情有独钟,忠贞不贰。
  也许,正因为成都人是如此地挚爱他们的茶馆,古朴的、传统意义上的茶馆,才不至于在中国绝迹。可不是 老舍笔下作为老北京象征的茶馆,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了,北京的“茶文化”已经变成了“大碗茶文化”。上海的茶馆,据说也只剩下老城隍庙湖心亭一处以为点缀,还不知光景如何。各地现在当然也都有一些新的所谓“红茶坊”或“茶艺馆”,但大多装修豪华,设施考究,珠光宝气,高深华贵,且多半有几个所谓“小姐”在那里表演来路不明的所谓“茶道”或“茶艺”,收取价格惊人的“茶钱”。至于老茶馆的那种氛围和情趣,当然是半点也没有的。说白了,它们不过只是“蒙”老外的旅游景点而已,而且很可能还是“伪劣产品”。
  然而成都却很不一样。成都现在虽然也有高档豪华、专供大款们摆阔的新茶馆,但同时也保留了不少质朴简陋、专供市民们休闲的老茶馆。这些老茶馆,或当街铺面,或巷中陋舍,或河畔凉棚,或树间空地,三五张方桌,十数把竹椅,再加上老虎灶、大铁壶(或大铜壶)、盖碗茶具,也就成了市井小民的一方乐土。
  环境场地如此简陋、质朴,又有什么好处 正如林文询《成都人》一书所言:“环境随意,场地简单,来往之人也就随意。”三教九流,会聚一堂,不讲等级,勿须礼仪,大家便都很自在:或喝茶聊天,乱摆一气;或读书看报,闭目养神,互不干扰,各得其所。话可以随便说,水可以尽管添,瓜子皮不妨满地乱吐,想骂娘就大骂其“龟儿子”,岂不快哉!
  这其实便正是成都老茶馆大得人心之所在。本来嘛,喝茶,又不是上朝,何必要那么一本正经,行礼如仪?茶客进茶馆,原本是为了放松放松,休闲休闲,正所谓“忙里偷闲,吃碗茶去;闷中取乐,拿只烟来”。你弄些迎宾女盛装接送,服务生恭立伺候,害得茶客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嘴上怕出错,心里怕挨宰,哪里还能放松,又哪是什么休闲?而成都的老茶馆,可以说好就好在“随意”二字,因此为成都市民所钟爱。即便发了财,当了“大款”,也仍有不少人爱进那简陋的、廉价的、不起眼的小茶馆。
  不过,成都茶馆的氛围虽然是随意的,沏起茶来,可是一点也不随意。第一,茶具一定得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谓之“盖碗茶”。三件头好处不少:茶碗上大下小,体积适中,便于冲茶;茶盖保温透气,搅水隔叶,便于饮茶;茶船稳托碗底,隔热免烫,便于端茶。三件头的设计,可谓用心良苦。第二,倒水一定得是烧得鲜开的滚水,头道水只盛半盏,叫“养叶子”。等到干干的茶叶滋润舒展开了,才冲第二道。这时,滚烫的开水从长嘴大茶壶中飞流直下,舒眉展脸的茶叶在开水的冲击下翻身打滚,再沉于盏底,一盅茶汤,便黄绿喷香,诱人极 这,就是成都茶馆的功夫,成都茶馆的艺术。可见,成都的茶馆并非不讲服务,而是服务得十分到位,没有一点虚套套。
  有如此享受,又十分随意,这样的茶馆,谁不喜欢?

  但,这还不是成都人爱进茶馆的全部原因。
  我总以为,成都人之所以爱进茶馆,主要还因为在那里可以大摆其“龙门阵”。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有人说,只要是干活溜嗖、说话噎人、背书不打奔儿、一坐下来就神聊海哨胡抡的,一准是北京人。至于那些既爱吃又爱说,说不耽误吃,吃不耽误说,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说到哪儿的,则多半是成都人。反正不管北京人也好,成都人也好,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子的“话篓子”。有趣的是,他们也都爱喝茶,而且独钟花茶。这也不奇怪。因为吹牛聊天,断然少不了茶。没有茶,说得口干舌燥,兴味便会大减,甚至聊不下去。有了茶,可就大不一样 茶既能解渴生津,又能健脑提神,一盏清茶下肚,头脑也灵光了,舌头也灵便了,那原本就说不完的话,也就更加滔滔不绝。
  所以,北京和成都的茶馆,在中国也就最有名。
  然而奇怪的是,北京的茶馆终于衰落了(这是让许多热爱老北京文化的人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事),而成都的茶馆却久盛不衰(这是让许多钟爱老成都文化的人窃喜庆幸却又提心吊胆的事),这又是为什么 我想,也许就因为北京人和成都人虽然都爱说,但说什么和怎么说,不大一样吧!怎么个不一样 要而言之,大体上是北京人侃,成都人摆,北京人说大话,成都人说闲话。
  侃,有三个意思:刚直、和悦、戏弄。所谓“侃侃而谈”,就有刚直、和悦的意思;而所谓“调侃”,则有戏弄的意思。这三种意思,在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中都有,即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和滑稽幽默。事实上,只有那些满腹经纶、口若悬河而又风趣俏皮者,才有资格当“侃爷”;也只有那些高屋建领、滔滔不绝而又妙趣横生笑料迭出者,才有资格叫“侃山”。这其实也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性质所使然。北京是京城,是首都,北京的市民,也就差不多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嘛,一要眼界高,居高临下;二要城府深,沉得住气;三要口才好,能言善辩。居高临下,便理直气壮;沉得住气,便从容不迫;能言善辩,自然风趣幽默。有此气势、涵养和水平,当然连山也“侃”得倒,所以“侃大山”又叫“砍大山”。可以这么说,愚公移山,靠的是锄头;侃爷移山,靠的就是舌头
  显然,砍大山也好,侃大山也好,要紧的是一个“大”字,也就是要说“大话”。“话”怎样才能“大” 当然首先必须“话题”大,而最大的话题又莫过于政治。实际上,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便多半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来进行,只不过态度也多半有些调侃罢了,比如“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之类的“段子”,便最能体现“侃大山”的特征。
  这样的话,当然并不一定非得到茶馆去说不可。
  事实上,北京茶馆的渐次消亡,与北京说话的地儿越来越多不无关系。你想,现如今,北京有多少学会、协会,沙龙?有多少报告、讲座、研讨会?这些社团大多被北京人戏称为“侃协”,自然都是“侃大山”的好去处。运气好一点,没准还能到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或其他什么节目的演播室里,去当一名嘉宾或能插上一嘴的观众,那可比上茶馆过瘾多了,也比在茶馆里更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况且,这些地方、场合,一般也都备有茶水,或能自带茶水,而北京人对于茶水的质量和沏茶的方式又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一定要“三件头”或“鲜开水”,自然也就并不一定非上茶馆不可。再说了,茶馆里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哪能保证一定会碰上“可侃”之人
  更何况,能侃善侃喜欢侃的北京人,是有本事把所有的地方都变成或视为茶馆的。比如“的士”司机的茶馆,就是他的小车。茶嘛,他自己随身带着;座儿,当然更不成问题;而上上下下往来不绝的乘客,便是他的听众和茶客,只是不供应茶水而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这个小茶馆里,永远都不愁没有“山”可“砍”,哪里还用得着再上茶馆?

  成都人可就没有那么便当。他们的“侃协”,永远都设在茶馆里,也只能设在茶馆里。为什么 因为成都人不是“政治家”,而是“小市民”,并不像北京人那样,自以为“一身系天下安危”,可以“一言兴邦”。他们要说爱说的,是“闲话”而不是“大话”。即便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只是当作闲话来讲,过过“嘴巴瘾”就算 闲话是上不了台面的,爱说闲话的成都人也同样有点“上不了台面”。大多数成都人,别看平时能说会道,一张嘴比刀子还快还锋利,吵起架来天下无敌手,但真要让他上台演讲,便多半会结结巴巴,颠三倒四,这个那个,不得要领。到电视台去做嘉宾就更成问题:用四川话说吧,似乎“不对”(哪有电视台说四川话的);用普通话说吧,又难免“椒盐”(成都人从来就说不好普遍话)。别人听着别扭,自己也说不顺溜,哪有在茶馆里说得随意,说得自在,说得开心,说得过瘾?
  电视台去不得,的士里也说不得。《成都人》一书的作者林文询曾比较过北京、广州、成都三地的“的士”司机,结论是十分有趣的:北京的司机喜欢和乘客说话,成都的司机喜欢和自己说话,而广州的司机则几乎不说话。
  广州的司机为什么不说话 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广州人本来就不爱说话,没有北京人嘴那么贫,成都人嘴那么油;二,广州人说普通话比较困难,而乘客中外地人又多,交流不便,也就兴趣索然;三,广州交通拥挤,司机开车必须全神贯注,早已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开车时不说话的职业习惯。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在于广州是市,是商业性的国际化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早已习惯了依照契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也深知必须兢兢业业做好工作才能很好生存的道理。司机与乘客的契约,是安全快捷地送达目的地,而不是闲聊天。况且,上班时说闲话,是违反劳动纪律的,也不符合敬业精神。既然如此,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就没有这些观念 他不愿意把自己和乘客的关系简单地看作雇佣关系,更不愿意把乘客当货物运。如果一路同行半句话都不说,那多没有“人情味”?所以,他宁肯把汽车当作茶馆,把乘客当作茶友,而且“腰里掖着一副牌,见谁跟谁来”。更何况,北京的市民都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么,自然不会放过“做思想政治工作”或“发表政见”的机会。即便不谈政治,说点别的也行。开车又不用嘴巴,一张嘴闲着也是闲着,随便说点什么,好歹大家都能解闷儿。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大体上介乎二者之间:乘客不想说话,他也一言不发;乘客想说点什么,他也对答如流(但一般不谈政治)。上海是一个有着优质服务传统的城市,应乘客的要求与之对话,大约被看作了服务的附加内容之一,就像顾客买好了东西要代为捆扎包装一样。问题是乘客有无此项要求。如果没有,上海的司机一般也不会没话找话,多嘴多舌。
  耐人寻味的是成都的出租车司机。
  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既不愿意像广州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雇主或货物,也不愿意像北京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茶客或哥们,而他又憋不住要说话,没法等乘客主动搭腔。于是他便打开对讲机,和他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穷聊个没完,或者静听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开空中茶馆”,“打嘴巴官司”,等于自己和自己说话。愿意和乘客们聊天的,为数极少。这也不奇怪。“宰相门前七品官”,天府之国的司机嘛,谁还稀罕伺候你几个“打的”的主?
  说来也是,开车毕竟是工作,不是休闲;的士毕竟是工具,不是茶馆。只有茶馆,才如贾平凹所说,是一个“忘我的境界”(《入川小记》)。成都的茶馆,即便是最低档的那种,也都有几分清新(我怀疑来自那竹几竹椅和清水清茶)。坐在那茶馆里,捧一杯清茶,听四面清谈,满口清香,满耳清音,便没有谈兴也想说点什么 (图三十八)
  

  总之,只有茶馆,才是成都人的讲坛。只有在那里,爱说会说的成都人才如鱼得水,能够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口才”,把“龙门阵”摆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
  那么,龙门阵究竟是什么玩意,它又为什么要到茶馆里去摆?

                二 龙门阵

  俗话说,树老很多,人老话多。老人之所以话多,除老来有闲和害怕孤独外,也因为老人阅历广,见识多,有一肚子话要说、可说。同样,一个城市如果也很古老,话也会多起来。
  话多的人多半爱上茶馆。更何况,成都人的说话,不是说,也不是侃,而是摆。
  摆,也就是“铺开来说”的意思。一摆”这个字,原本就有铺排陈列之意。比如摆摊、摆席、摆谱、摆阔、摆架子、摆擂台,都非铺陈排比不可。蜀人司马相如和扬雄,便是铺陈排比的老手。他们的作品,叫做“赋”。赋这种文体,后来不行时了,但它的精神,却为成都人所继承,并在“龙门阵”这种民间形式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龙门阵就是成都市民的“赋”。据说,它得名于唐朝薛仁贵东征时所摆的阵势。明清以来,四川各地的民间艺人多爱摆谈薛某人的这一故事,而且摆得和薛仁贵的阵势一样曲折离奇、变幻莫测。久而久之,“龙门阵”便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专门用来指那些变幻多端、复杂曲折、波澜壮阔、趣味无穷的摆谈。
  显然,龙门阵不同于一般聊天、侃山、吹牛的地方,就在于它和“赋一样,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但作为市民的“赋”,则还要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而且还得没完没 即便普普通通的一件小事,也要添油加醋,摆得七弯八拐。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好随便在诸如出租车之类的地方向乘客们“发表”。至少是,短短那么一点时间,是摆不完的;而摆不完,则不如不摆。总之,摆龙门阵,非得上茶馆不可。
  事实上,成都茶馆的魅力,便正在于那里有龙门阵。龙门阵之所以必须到茶馆里去摆,则因为只有在茶馆里,顶尖高手们才有用武之地,听讲的人也才能真正一饱耳福。茶馆日夜开放,茶客多半有闲,时间不成问题,此为“得天时”;茶馆环境宽松,氛围随意,设备舒适,可站可坐可躺,时时茶水伺候,摆者不累,听者不乏,此为“得地利”;茶客多为龙门阵之“发烧友”,目标一致,兴趣相同,摆者有心,听者有意,一呼百应,气氛热烈,此为“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得,龙门阵自然百战百胜,越摆越火。
  龙门阵的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既有远古八荒满含秘闻逸事古香古色的老龙门阵,也有近在眼前出自身边顶现代顶鲜活的新龙门阵;有乡土情浓地方色重如同叶子烟吧哒出来的土龙门阵,也有光怪陆离神奇万般充满咖啡味的洋龙门阵;有正经八百意味深沉庄重严肃的素龙门阵,也有嬉皮笑脸怪话连篇带点黄色的荤龙门阵”(林文询《成都人》)。不消说得,新闻时事自然也是龙门阵的重要内容之一。新闻时事从哪里知晓?一是电视,二是报纸。新闻时事既然为成都人所关心,则成都的报业也就当然兴旺发达。有人说,成都有三多:小吃店多时装店多报摊子多。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成都人好吃,则小吃店多;成都人爱美,则时装店多。至于报摊子多,则因为成都人喜欢摆龙门阵,很需要报纸来提供谈资。
  成都人确实是很爱看报的。成都街头报摊多、报栏多,成都的报社也多。大大小小各种日报周报、晚报晨报、机关报行业报,林林总总据说有数十家之多。成都人看报,又不拘本地外地,全国各地的老牌名报,在成都也都拥有自己的读者和市场。成都的报栏(包括各报社门前的报栏)也没有“地方主义”思想,一视同仁地将外地报纸和本地报纸一字儿展开,让成都人大过其报瘾。所以,每天一早,报栏前就总是围满了成都人。
  过完了报瘾,就该过嘴巴瘾,摆龙门阵 上哪里去摆最过瘾?当然是茶馆。因为在报栏前摆,时间有限;在家里面摆,听众有限;在单位上摆,影响工作倒在其次,不能尽兴才是问题。还是茶馆里好。茶馆是成都市民的“政协”,每个人都可以参政议政、发表高见的。(图三十九)高见发表完了,手边的一张报纸正好用
  
来蒙脸,呼呼大睡。反正议论时事的目的是过嘴巴瘾,剩下的事情也就管不了那么多。可以说,北京人爱谈新闻时事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成都人爱谈新闻时事则是为了摆龙门阵。
  那么,成都人又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龙门阵
  一个简单的解释,自然是成都人爱说也会说。“重庆崽儿砣子硬(重庆人敢打架),成都妹娃嘴巴狡(成都人会吵架)”,成都人的嘴巴功夫是全国有名的。
  在成都,嘴巴功夫最好的,不外乎两种人,一是小商贩,二是女娃娃。成都小商有句行话,叫“赚钱不赚钱,摊子要扯圆”。摊子怎样才能“扯圆”?当然是靠嘴巴吆喝:“耗儿药,耗儿药,耗儿一吃就跑不脱”;“买得着,划得着,不买你要吃后悔药”。你说是买还是不买 女娃子也好生了得。你不留神踩了她的脚,她会说:“咦,怪事,你是三只脚吗咋个?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她要是踩了你的脚,也有说法:“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你说是和她吵还是不和她吵
  的确,成都人好像天生就会说话,天生就会“涮坛子”(开玩笑)、“冲壳子”(吹牛皮)、“展言子”。其中,“展言子”最具特色。所谓“展言子”,就是说话时讲几句谚语歇后语,而且藏头藏尾,让你去猜去想,在心领神会中获得乐趣。比如事情有点玄,就说是“癞蛤蟆吃豇豆”,意谓“悬吊吊的”;而你如果说话离谱,他则会评论说:“你咋个吃苞谷面打呵欠”,意谓“尽开黄腔”。诸如此类的说法,可真是“和尚敲木鱼”,——多多多。
  于是,简简单单一件事,到了成都人的嘴里,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即便骂人的话,也是一套套的。比如某人智商较低,或做事欠考虑,成都人不说他傻,而说他“瓜”。其实,这“瓜”不是冬瓜西瓜南瓜葫芦瓜,而是“傻瓜”。因为要“展言子”,便略去“傻”而称“瓜”。由此及彼,则又有“瓜娃子”、“瓜兮兮”乃至“瓜眉瓜眼”等等。说一个人“瓜眉瓜眼”,显然就比说他“呆头呆脑”或“笨手笨脚”要有意思多了,也有味道多
  又比方说,弄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就叫做“水”。其起源,我想大约与酒有关。因为卖酒要做手脚,无非就是掺水。所以,日常生活中,便多用“水货”这个词来指伪劣产品。推而广之,则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成都人便说他“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的说法也是这样。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棒”、“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看来,成都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成都人说话,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绊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黢黑”;香,要说“喷香”;臭,要说“滂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过什么瘾?当然是过嘴巴瘾。事实上,成都人说话,除了有事要说外,更多是说着玩,颇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派头。后面我们还要讲到,成都人是非常爱玩的。在成都,熟人见面,除问“吃了没有”外,多半也会问“到哪儿去耍”。但成都人的“玩”或“耍”,又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必须同时伴以“吃”和“说”。(图四十)不管是郊游远足,还是游园逛街,都必须有好吃的,也必须一路说将过
  
去。到了地方或走在半路,还要泡泡茶馆。如果走了一路,居然无话,那就只能算是“赶路”,不能叫做“耍” 如果居然又没吃没喝,那就无异于“苦差”,更不能算是“玩”。所以,无论什么豪华新鲜的场合,如果没有茶喝,没有好东西吃,不能尽兴聊天,成都人就不屑一顾。反之,只要能大摆其龙门阵,那么,不拘到什么地方,也都可以算是“耍”。事实上,说起“到哪儿去耍”,在成都人那里,也就多半是到哪儿去喝茶聊天的意思。总之,说话,是成都人玩耍的重要内容,甚至直接地就是玩耍。正如林文询所说,成都人的说话,“更多地是说着玩,把话语在舌头上颠来颠去地品味,欣赏,展示。犹如绿茵场上的好手,把一颗皮球在脚尖头顶颠来颠去颠出万千花样来一般”(《成都人》)。

  于是,我们便大体上知道成都人为什么爱说会说了:好玩嘛!
  成都人确实爱说话玩儿。对于成都人来说,最惬意的事情,除了上茶馆摆龙门阵,就是酒足饭饱之后,在自家当街门口,露天坝里,拖几把竹椅,摆一张茶几,邀三五友人,一人一支烟,一杯茶,前三皇后五帝,东日本西美国,漫无边际地胡扯闲聊,直到兴尽茶白,才各奔东西。至于谈话的内容,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碰到什么就是什么,就像成都菜一样,随便什么都能下锅,随便什么都能下嘴。因为说话的目的不是要研究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是要玩。因此,只要说得开心,说得有趣,就行。
  既然是玩耍,就要好玩,不能像白开水,得有味道,有名堂;而玩得多了,自然能玩出花样,玩出水平。成都人说话特别有味道:形象生动,节奏鲜明,尤其注重描述事物的状态。比如一个东西很薄,就说是“薄飞飞”的;很粗,就说是“粗沙沙”的;很脆,就说是“脆生生”的;很嫩,就说是“嫩水水”的。又比如一个人很鬼,就说是“鬼戳戳”的;很呆,就说是“木痴痴”的;很凶,就说是“凶叉叉”的;很软,就说是“软塌塌”的。至于傻,则有“憨痴痴”、“瓜兮兮”和“宝筛筛”三种说法。总之,文章都会做得很足。
  注重状态就必然注重表情,而最富于表情的眉眼也就当然是大做文章之处。所以,成都人说话,一说就说到眉眼上去 比如:贼眉贼眼(贼头贼脑)、鬼眉鬼眼(鬼鬼祟祟)、瓜眉瓜眼(傻里呱叽)、假眉假眼(虚情假意)、烂眉烂眼(愁眉苦脸)、懒眉懒眼(懒洋洋地)、诧眉诧眼(怯生生地)、直眉直眼(发愣)等等;而吝啬、爱喳呼和没味道,则分别叫做“啬眉啬眼”、“颤眉颤眼”和“白眉白眼”。看着这些词,我们不难想见成都人说话时的眉飞色舞。
  总之,成都人说话,就像他们喝酒吃菜,讲究劲足味重,凶起来凶过麻辣烫,甜起来甜过三合泥。讲起怪话来,更是天下无敌手,相当多的人,都能达到“国嘴”级水平。比如“文革”中流传甚广,讽刺当时没有什么电影可看的“段子”:“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旧本电影,内部卖票”,据说“著作权”便属于成都人。还有那个讽刺公款吃喝的“段子”:“过去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据说“著作权”也属于成都人。不信你用成都话说一遍,保管别有风味。
  的确,成都人是很会损人的。这一点很像北京人。不过,两地风味不同。成都人损起人来,要“麻辣”一些,比如把执勤队叫做“二公安”,把某些喜欢赶时髦的人称作“业余华侨”就是。当华侨没有什么不好,但“业余华侨”则有假冒伪劣之嫌。成都人天性中有率真爽直的一面(尽管他们也要面子爱虚荣讲排场),因此特别讨厌装模作样。一个人,如果在成都人面前装模作样,而这个成都人对他恰恰又是知根知底的,就会毫不客气地说:“哟,鸡脚神戴眼镜,装啥子洋盘嘛!”鸡脚神不知是什么神,但其所司不过鸡脚,想来也级别不高。如果居然也来摆谱,当然也就可笑。所以,跟在后面的往往还有一句:“不晓得红苕屎厨干净了没得。”
  成都人当然并非只会损人。他们也会夺人、捧人、鼓励人,会替别人辩护,或者声张正义打抱不平。比如“吃酒不吃菜,各人自己爱”,或“大欺小,来不倒(要不得)”什么的。反正不管说什么,成都人都是一套套的。而且,这些套套还能不断创新,比如“你有‘飞毛腿’,我有’爱国者’,小心打你个萨达姆钻地洞”之类。
  这就是功夫 功夫是要有人欣赏的,嘴上功夫也不例外。武林中人要别人欣赏自己的武功,就摆擂台,开比武大会;成都人要别人欣赏自己的嘴功,就摆龙门阵,而茶馆则是他们显示嘴功的最佳场合,所以成都的茶馆便久盛不衰。显然,摆擂台也好,摆龙门阵也好,都是一种展示,一种显摆,也是对自己活法的一种欣赏。
  那么,成都人又是怎样一种活法

               三 小吃与花会

  成都人的活法,一言以蔽之曰:安逸。
  和前面说过的厦门一样,成都也是中国少有的几个特别好过日子的城市之一。除了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外,成都还有两大优点:服务周到和物价低廉。因为成都东西多,人也多。东西多,物价就低;人多,劳动力就便宜。所以,成都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东西和服务。这些都比厦门强。再说,厦门毕竟还有台风,成都有什么天灾 没有。
  因此,成都人也和厦门人一样,活得舒适而又悠闲。而且,他们也都嗜茶,都爱把自己的光阴泡在茶里。更有趣的是,他们也都和“虫”有些瓜葛:厦门属闽,是“门中之虫”;成都属蜀,是“腹中之虫”。三国时,蜀臣张奉出使东吴,在孙权举行的宴会上出言不逊,东吴这边的薛综便讽刺说:先生知道什么是“蜀” “有大为犭蜀,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人其腹。”这当然是笑话,因为“蜀”的本义并非“腹中之虫”,而是“葵中蚕也”。但不管怎么说,厦门人的确比较“恋家”(与门有关),而成都人则比较“好吃”(与腹有关)。
  成都人的“好吃”,是连成都人自己也不讳言的。你和成都人聊天,只要说到吃,即便再木讷、再疲惫的人,也会立马来了精神,眉飞色舞,如数家珍,而且恨不得立即拉你上街去吃,或者立即做出来给你吃。的确,成都街面上饭馆小吃店之多,简直多如牛毛;成都人烹调手艺之好,也可谓举世无双。如果说同样“好吃”的广州人“人人都是美食家”,那么,“会吃”的成都人便“人人都是烹调家”。成都的家庭主妇,几乎无不人人做得一手好菜,男人们则往往也有一两手“绝活”。因为在成都,一个人,尤其一个女人,如果居然不会做菜,那是很丢人的;而如果手艺出众,技压群芳,则足可引为自豪。我曾在成都人家做客。女主人每天上班前,都要为我们做好早饭,餐餐四菜一汤一点心,而且一个月下来,居然天天不重样,让我感动之余,也叹为观止。早饭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一家一户如此,其余也可想而知。
  事实上,成都人的家常饮食是毫不马虎的。他们可不会像北京人那样一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就打发一餐。上班族的早餐午饭可能要将就一点,但晚饭决不将就。而且,正因为早餐午饭凑合了(也就是成都人自认为凑合而已,其实并不会太差),晚饭就更不能含糊。“堤外损失堤内补”嘛!所以,一到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家家户户就会锅盆齐响菜香四逸。
  这还不说。他们隔三岔五还要上街去“打牙祭”。“打牙祭”原本是贫穷困难时期的事。那时,难得有点肉吃。天天萝卜白菜、白菜萝卜,嘴里都要淡出鸟来,无用武之地的牙齿也有意见,因此得弄点鱼肉,祭一祭它。然而现在成都人的爱上餐馆,却纯粹是“好吃”。在他们看来,家里饭菜再好,也比不上餐馆(否则要餐馆干什么)。餐馆里,花样多、品种多、水平专业,价钱又不贵。如果不隔三岔五进去吃吃,就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餐馆。
  所以,成都人便总能为自己找到进餐馆的理由:下班晚了啦,忘了买菜啦,逛街逛累了啦,甚至懒得做饭啦,都行。如果来了客人,那就更要到餐馆请吃 人家好不容易才来成都一次,不陪人家去吃吃,怎么说得过去?
  由是之故,成都的酒楼、饭馆、小吃店、火锅铺,便总是生意兴隆,人满为患。(图四十一)对于成都人来说,吃,早已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一种生活享受和
  
生活方式。因此,不能仅仅满足于吃饱,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吃好。成都人的所谓“吃好”,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内容丰富,品种繁多,风味独特,花样翻新。只吃一种东西是不能算吃好的,只在一个地方吃也是不能算吃好的。这就非上街满城去吃不可。甚至不少人即便在家吃过了饭(当然一般是指晚饭),也仍要上街去,随便买点零嘴,弄点小吃,或者坐到街边店的摊摊上,烫他几把竹签穿着的“串串香”吃吃。可以说,爱不爱上街吃,是区别成都人和非成都人的紧要之处,而最正宗的成都人,则还会在家吃了也上街。他们上街,也许原本只不过随便逛逛。但只要上了街。就会忍不住吃点什么。这也不奇怪。“吃在成都”么。在成都,不吃,又干什么?

  吃在成都,也可以理解为“在成都吃”。
  在成都吃,确乎是一件惬意的事情。一是方便。成都的大街小巷,到处是酒楼、饭馆、小吃店,随便走到哪儿都不愁没有吃的。二是便宜。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吃饱吃好,真真正正的“丰俭由人”。三是精美。成都的菜肴也好,小吃也好,都相当地讲究滋味和做工,并非一味以麻辣刺激青苔。成都的厨师,心灵手巧,善于思索,勇于借鉴,肯下功夫,做出来的吃食自然精美异常。光是汤菜,就有“无鸡不鲜,无鸭不香,无肚不白,无肘不浓”的讲究。最讲究的餐馆,则不但讲究“美食美器”,而且讲究“美景美名”。坐落在成都西门外三洞桥旁的“带江草堂”,小桥流水,翠竹垂柳,竹篱茅舍,野趣盎然。其名,系取自杜诗“每日江头带醉归”;其肴,则有烷花鱼、龟凤汤、软烧子鲢等等。坐此堂,临此景,食此肴,真会顿生“天子呼来不上船”之意。
  当然,在成都吃,并不一定非上这些名店不可。成都可去的地方是何其之多,好吃的东西又是何其之多 光是小吃,就品种繁多,数不胜数:油茶、麻花、撇子,凉粉、肥肠、醒糟,担担面、铜锅面、师友面,蛋烘糕、蒸蒸糕、豌豆糕,三大炮、叶儿粑、鲜花饼,珍珠丸子、小笼包子、糖油果子,你便浑身是嘴,也吃不过来。
  更何况,这些吃食的内容又是何等丰富 比如蛋烘糕,用糖就有白糖、红糖、蜂糖几种,包馅则有芝麻、核桃、花生、樱桃、肉、菜等多种。所以,光一种蛋烘糕,就够你吃一阵子的 而且,即便是小吃,制作也十分讲究和精美。比如春熙路龙抄手,就有原汤、炖鸡、海味、清汤、红油多种,而担担面则需用红油、花椒、芽菜、葱花、酱油、味精、醋等作调料,再加“饣召子”,好吃极 一锦城小吃甲天下”,这话一点也不假。
  成都的吃食,除小吃极多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讲究字号和品牌。成都有不少老字号,各有各的拿手好戏,比方说洞子口凉粉,铜井巷素面,矮子街抄手,金玉轩醒糟,三义园牛肉焦饼,长顺街治德号小笼蒸牛肉等。人们要吃这些东西,多半会认准了这些字号。即便不过是小吃,也有品牌,比如龙抄手、韩包子、谭豆花、郭汤圆、二姐兔丁、夫妻肺片等。有的在品牌之前,还要再加上街名地名店名字号,以示正宗和郑重,如总府街赖汤圆,荔枝巷钟水饺,耗子洞张鸭子等。似乎如果不是“张鸭子”而是“李鸭子”,或这“张鸭子”不是“耗子洞”的而是“猫儿洞”的,就吃不得。显然,只有成都人,才会吃得这么仔细、认真。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吃食的品牌,多以创作者、发明者或制作最精美者的姓氏来命名。比如赫赫有名的“麻婆豆腐”,就是一位脸上微麻的陈姓妇女所发明;而“夫妻肺片”,则是郭朝华、张田正夫妇所创制。此外如邹鲢鱼、赖汤圆,也因邹瑞麟师傅烹制的鲢鱼、赖源鑫师傅制作的汤圆特别精美而得名。当然,别的地方,也讲字号,比如北京有全聚德烤鸭,上海有社六房酱兔。但以厨师姓氏来做品牌的,似乎只有成都。这说明什么 说明成都人既好吃,又讲义气。因为好吃,所以精于辨味;因为重义,所以不忘人恩。可以这么说,不管是谁,只要他为成都人发明了制作了好吃的东西,好吃而又重义的成都人都不会忘记他的功劳,都要充分肯定他们的“发明权”和“著作权”,而无论其名气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比如“东坡肘子”和“宫保鸡丁”的始作俑者一个是大文豪(苏东坡),一个是大官僚(挂“宫保”衔的四川总督丁宝桢),而“麻婆豆腐”和“夫妻肺片”的创制人却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发明“龙眼包子”的病胡子廖永通和发明蛋烘糕的师老汉,也是普普通通的平民。这又说明成都人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至少做到了“味道面前人人平等”。
  成都人是讲吃的,成都人是懂味的,成都人也是尊重厨师劳动的。

  成都人好吃,也爱玩。
  成都人的爱玩好要,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史书上屡有成都人“勤稼穑,尚奢侈,崇文学,好娱乐”,或“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喜虚称”的记载。陆游诗云:“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至浣花溪。”所写即成都人游春之事。可见成都人春来踏青的传统,也是古已有之。成都人喜欢户外活动。他们甚至是会把自家屋里的饭桌都开到露天坝里来的。至于郊游,便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成都人既然一年四季都爱户外活动,风和日丽的春天,自然不可放过。据史载,每年春夏之际,光是游江,就要游两次。第一次是二月二,俗称“踏青节”。届时,由成都最高行政长官领头,率官吏幕僚眷属,分乘彩船数十艘,以乐队船为前导,浩浩荡荡,顺江而下,城中士女云集围观,号称“小游江”。第二次时为四月十九,系“烷花夫人”生日。是日成都官民,倾城而出,自烷花溪乘彩船,顺流而下至望江楼,上下穿梭,往来如织。锦江之上,“架舟如屋,锦似彩绘,连墙街尾,荡漾波间”,萧鼓弦歌,不绝于耳,号称“大游江”。不难想见,那可真是“人民大众开心的日子”。
  正因为成都人爱玩好耍,所以他们为自己设计的娱乐游玩的节目也特别多。即以正月为例,就有鸡日(初一)游庙,牛日(初五)送穷,人日(初七)游草堂,十六游城墙等说法。正所谓“说游百病免生疮,带崽拖娃更着忙,过了大年刚十六,大家邀约上城墙”。最热闹的则是正月十五。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正月十五闹元宵”,举国同庆,成都人自然不会放过,便在青羊宫大办其“灯会”。成都的灯会,自唐代起便很有名,至清代更是盛况空前。清人李调元诗云:“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圆”,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成都灯会这样一幅民俗风情画。
  有如此之多的节目,于是一个“正月”,便几乎成了“玩月”。但成都人还嫌不过瘾,又在一个月以后的二月十五,以这一天是百花生日(俗称“花朝节”)为由,大办其“花会”。“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红紫万千披锦绣,当劳点缀贺花神”(清人蔡云诗)。有此“正当理由”,再加上这一天“碰巧”又是道教始祖老子的生日,成都人便比自己过生日还要高兴,一个个都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地直奔那两神并祭的青羊宫而来。
  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成都人一样,广州人也讲吃、嗜茶、好玩、爱花,因此广州也有早茶和花市。广州的花市和成都的花会,无疑都体现了两地市民对生活、对春天、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但又多有不同:广州的花市在春节前,成都所花会则在二月份;广州人赴花市的目的主要是看和买,成都人赶花会的目的则主要是吃和玩。所以广州的花市是花儿们唱主角,成都的花会却是“百花搭台,吃玩唱戏”。盆栽根雕、花种草籽、竹编泥塑、糖马面人,纷纷登台献艺;三大炮、拌凉粉、卤肉夹锅盔、芥末凉春卷,样样美味诱人。临近县份的名小吃,如崇庆黄醒糟,郸县唐场鸭,双流肠肠粉,怀远叶儿粑,新都桂花糕,灌县丁丁糖,也都赶来凑热闹。成都人在这花会上,边逛边看边吃边玩边摆龙门阵。吃够了,玩够了,说够了,再每人买一个风车车带回去,实在是惬意极
  这可真是所谓“借花献佛”了,只不过这“佛”就是成都人自己而已。事实上,在吃与玩两件事上,成都人是从来不会亏待自己,也从来不会落于人后的。许多外地人都发现,成都市内和周边,都有不少好玩可玩值得一玩的地方。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成都人开发出来的,而且成都人还在继续开发。这似乎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时尚”,——发展“旅游事业”。但是,别的地方开发旅游景点,主要是为了吸引外地游客,赚外地人的钱;而成都人开发旅游景点却首先是为了满足本地需求,赚本地人的钱,因为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比成都人自己更爱玩。那么,管他赚钱不赚钱,咱们自己先玩一把再说。

  的确,玩,在成都人的生活中,是相当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可以说,成都人大多是些“顽童”和“顽主”。为了生存,他们当然也要工作。而且,和大多数四川人一样,成都人既聪明能于,又勤劳肯干。干出来的活,就像他们做出来的菜一样,既中看,又好吃。但是,在成都人当中,却很难找到什么“工作狂”。要他们像日本人那样为了工作而放弃娱乐,那可比登天还难。他们宁肯少赚钱甚至不赚钱,也要玩。如果你一定要他们工作,则他们便很可能把工作也变成了玩。
  事实上,成都人是有本事把几乎一切事情都变成玩的。比如办丧事,在别的地方是很苦的事,在成都人这里却是好玩的事。灵堂,一定要扯到露天坝里;音乐,自然是不可或缺;因为守灵要熬夜,便“只好”多开几桌麻将;因为吊丧太辛苦,“当然”要备酒答谢,而且还要开“流水席”。于是,成都人的丧事,便在鞭炮声中、麻将声中、猜拳劝酒声中和一哥哥妹妹”的情歌声中,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比过年还热闹,还好玩。
  又比如炒股,也被成都人当作玩:赚了钱趁机摆宴请客大吃一顿,赔了本便把自己的遭遇当作龙门阵拿到茶馆里去摆,反正赔了赚了都好玩,也就不玩白不玩。事实上成都人的热衷于炒股,也因为好玩。据林文询《成都人》一书云,成都的股市,最早设在一条名叫“红庙子”的小街,其景观有如集贸市场,闹哄哄的,极不正规。但惟其如此,才格外吸引成都人。更何况街两边都被街坊们改造成了临时茶馆,股民们在这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观赏股事风云,快活死 后来,证券交易所正式建成,炒股成了正儿八经的事,不好玩了,据说股市便冷清了许多。看来,股市,在成都人眼里,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花会”而已。
  这就实在颇有些“成都特色” 有谁会把炒股当作好玩的事 成都人就会。在成都人看来,赚钱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生活的目的。成都人总爱说:“钱是赚得完的么?”当然赚不完。然而日子却是过得完的。谁也不可能真的“万寿无疆”,有限的光阴显然比赚不完的钱更值钱。因此,应该抓紧时间享受生活,而不是抓紧时间赚钱。钱嘛,有一点够用就行了,享受生活则没有够,因为那要到生命结束的一天。
  所以,为了玩,成都人舍得搭上时间,也舍得花钱。一个成都人对我讲,有一次他们几个成都人到上海去,看了外滩又想看浦东,便去“打的”。没想到的士司机说,到浦东用不着打什么“的”的,摆渡过去就好,省钱多 上海的这位的士司机显然是一片好意,可成都人却不领情:“安心要耍,省啥子钱么?”
  于是我们一下子就看出了两地文化性格的差异:上海人精明,成都人洒脱。这其实也是两地城市性质的差异所致。成都是一个闲适的城市。成都平原很富庶,所以赤贫者不多;四川盆地很闭塞,所以暴富者也不多。成都的消费主体,是一些不太富也不太穷的小市民。他们不用费太大的劲,就能赚到几个小钱,过上还算过得去的小日子,当然也就希望不必伤太多的脑筋费太多的事,就能享受生活。这正是那些成都小市民虽然赚钱不多,却仍要光顾茶馆火锅店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赚了钱就要花,花完了再去赚就是。但只要够花了,就行,不能为了赚钱耽误享受,也不能为了享受丢掉洒脱。因为洒脱和闲散,才是真正的享受。(图四十二)
  

  因此,我们在成都,常常不难看见满街都是闲人,至少是让人觉得满街都是闲人。因为走在街上的人都是步履悠闲的。他们一边走着,一边聊着,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四周看着,不时在衣店鞋摊摸摸翻翻,在杂食店小吃摊买些零嘴吃着。总之,这个城市的节奏是慢悠悠的,和同为川中的重庆正好相反。成都人总是这么嘲笑重庆人:“翘屁股蚂蚁似的,急急忙忙跑来跑去,不晓得忙些啥子!”在成都人看来,人生就像是踏青,不能“一路上的好风景没仔细琢磨”,而应该“慢慢走,欣赏啊”!如果说,武汉人是把他们的艰难人生变成了“生命的劲歌”(详下章),那么,成都人则是把他们的闲适人生,变成了可以一路走一路看,值得慢慢欣赏仔细琢磨的“生命的画廊”。
  他们当然也会把股市变成花会

               四 朴野与儒雅

  对于成都的花会,《成都人》一书的作者林文询有相当精到的分析。他认为成都之所以有花会,就因为“成都人喜欢都市的热闹,也留恋乡野的清新,花会恰恰将这相悖的两方面融成了一片,自然能恒久地讨人喜欢”。说起来,成都人的这种性格,其实也正是成都的城市性格。成都是一个“田园都市”和“文化古城”,因此成都的民风,诚如万历九年的《四川总志》所言,是“俗乃朴野,士则惆搅”。也就是说,既朴野,又儒雅,既平民化,又不乏才子气。
  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成都与广州。
  成都与广州,大概是中国最讲究吃的两个城市,因此有“食在广州”和“吃在成都”两种说法。不过两地的吃法并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各有千秋却又都登峰造极。大体上说,广州菜重主料而成都菜重佐料。广州菜对主料的选择是极为讲究的:一是贵,鹧鸪、乳鸽、鹌鹑、豹狸、石斑、鲈鱼、龙虾、对虾,什么稀贵来什么;二是广,禾花雀、果子狸、过树榕、金环蛇,什么古怪来什么;三是鲜,讲究“吃鱼吃跳,吃鸡吃叫,各大酒楼、宾馆、饭店、摊档,都在铺面当眼处养着各种活物,即点即宰即烹。因此,广州的名菜,不少既名亦贵,如胶笋皇、满坛香、一品天香、鼎湖上素、龙虎凤大烩、菊花三蛇羹,光听菜名就觉好生了得。有的用料也许并不一定很贵,但一定很新鲜。厨师的功夫,也主要体现在保持优质原料本色原味上,要求做到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另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哪怕很普通的菜,菜名也多半很堂皇。比如所谓“大地艳阳春”,就不过是生菜胆烧鹌鹑蛋而已。
  成都的名菜就朴实得多,通常不过东坡肉、咸烧白,甚或回锅肉、盐煎肉,普通极了,也好吃极 贵重一点,亦不过红烧熊掌、干烧鱼翅、虫草鸭子、家常海参之类。可以说,大多数成都菜,主料都不稀贵。然而,配料、做工,却毫不含糊。比如盐要井盐,糖要川糖,豆瓣要郸县的,榨菜要涪陵的。而且,用法也颇为多样,光是辣椒,便有青辣椒、干辣椒、泡辣椒、渣辣椒、辣椒油、辣椒面等多种。因此,成都菜的滋味,极为丰富多彩,据说竟有咸甜、麻辣、椒盐、怪味、酸辣、糖醋、鱼香、家常、姜汁、蒜泥、芥末、红油、香糟、荔枝、豆瓣、麻酱等二十多种,真是极尽调和五味之能事。有人甚至不无夸张地说,你就是给他一块干木头,成都的厨师也能做出一道有滋有味的好菜来。
  显然,广州菜多清淡,成都菜多浓郁;广州菜较华贵,成都菜较朴实;广州菜更排场,成都菜更实惠;广州菜主要“为大款服务”,成都菜主要“为大众服务”。在广州,无论你开多大的价,厨师都能给你开出席来;而在成都,则无论你的钱多么少,小吃也能管饱。当然,广州也有面向大众的大排档,但只有成都,才把小吃做成了套餐,当作宴席来摆。也只有在成都,你能大快朵颐却又花费不多。因为成都菜的特色,主要不在选料而在烹调。比如人人爱吃的“夫妻肺片”,主料不过是牛心、牛肺、牛肠、牛肚、牛蹄、牛舌、牛头皮等“下脚料”;而赫赫有名的“麻婆豆腐”,则用的是最便宜又颇有营养的豆腐,却又是席上珍馐。所以,外地人一般都有一个共识:讲排场请吃粤菜,讲实惠请吃川菜。
  这其实也是两地城市性质所使然。广州是“市”,是“市场”。广州的吃食菜肴,不可能不商业化,也不可能不奢侈豪华。成都是“府”,是“天府”。成都的市民,大多是没有多少钱也懒得去赚钱却又穷讲究的“天府闲汉”,当然就只好在配料做工上多做文章
  的确,成都人的生活是相当平民化的。比如他们最爱吃的“回锅肉”,便是典型的平民菜肴。回锅肉味重,好下饭;油腻,易饱肚;煮肉的汤加上萝卜白菜又是一吃,实惠极 然而平民百姓爱吃,达官贵人也爱吃。当年四川总督岑春暄在接风宴上品尝回锅肉,就曾引出一段故事,成都不少人都会摆这段龙门阵。即便是一些名贵菜肴,成都人也不给它起什么吓死人的菜名。比如成都最有名的餐馆“荣乐园”有一道做工极其讲究的名汤,菜名竟然就叫“开水白菜”。试想,天底下还有比开水白菜更普通的 可又偏偏是名肴。(图四十三)
  


  不过,最能体现成都人生活平民性的,还是火锅。
  中国人都爱吃火锅,而成都火锅品种之多,实在令人瞠目。什么羊肉火锅、海鲜火锅、鸡肉火锅、药膳火锅、黄辣丁火锅、酸菜鱼火锅、啤酒鸭火锅、花江狗肉火锅等等,不一而足。当然,和四川各地火锅一样,也少不了“麻辣烫”。你不可小看这麻辣烫。有此特别刺激味觉的麻辣烫,便一俊遮百丑,什么死猫烂耗子都可以烫来吃。有钱的,不妨烫山珍海味,黄喉蟮鱼;没钱的,则可以烫萝卜白菜,猪血豆腐,反正都二样麻辣烫,都一样好吃。这样一来,贵贱贤愚、贫富雅俗,在麻辣烫面前,也就“人人平等”;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苦闷烦恼,也就在唇麻舌辣中统统消解
  认真说来,麻辣烫火锅并非成都特产,它是从重庆传过来的。其实,重庆也未必就是火锅的发源地。据我猜想,它多半是川东一带山民的爱物,只不过当初比较简陋,是重庆人让它登上了大雅之堂。山地寒冷潮湿,须用滚烫来祛湿御寒;山民生活贫困,要靠麻辣来刺激味觉;而麻辣烫又有去除野物腥味的功能;杂七杂八一锅煮,也较为简单易行。事实上川黔一带的山地边民都吃火锅,只不过四川多麻辣,贵州多酸汤而已。总之,嗜吃火锅,实不妨看作朴野民风的一种体现。李(吉力)人谓吃火锅“须具大勇”,便正是道出了麻辣烫火锅的“野性”。
  不过,成都菜虽然朴素、实惠,却并不简陋、粗俗,而颇为讲究甚至还有几分儒雅。成都的菜馆,就更是儒雅得好生了得,比如“小雅”、“朵颐”、“味之腴”、“不醉无归”等。这些店名不少都有来历。比如“盘飨市”,取自社诗“盘飨市远无兼味”;“锦江春”取自杜诗“锦江春色来天地”;“寿而康”取自韩愈文“饮其食兮寿而康”。坐在这样的饭店菜馆里,你无疑会有一种“吃文化”的感觉。但如果你认为这都是高档饭店,那就错 其实,“盘飨市”不过是华兴街上一家买腌卤熟食的馆子,而“不醉无归”则是“小酒家”。
  这其实也是成都店名的特色。成都不少店铺,店名都颇为儒雅。比如有浴室名“沂春、,显然典出《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圬,咏而归。”又有茶馆名“漱泉”,名“枕流”,则典出《世说新语》。据《世说新语·排调》载:晋代名士孙楚(子荆)年少时想隐居,便对王济(武子)说“当枕石漱流”,结果不小心说成了“漱石枕流”。王济便反问他:“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楚将错就错,借题发挥,说:“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一句错话,竟反倒成了名言。成都人以此作为茶馆之名,自然儒雅得很,也符合成都人闲散洒脱的性格。
  成都有的店名,表面上看似颇俗,其实俗极反而大雅,比如“姑姑筵”即是。所谓“姑姑筵”,也就是“摆家家”。成都俗云:“小孩子请客,办姑姑筵。”然而这“姑姑筵”却是首屈一指的大酒家。后来,“姑姑筵”老板的弟弟得乃兄真传,也开了一间酒店,竟然干脆取名“哥哥传”,同样俗极反雅,颇受好评。更为难得的是,有这样雅号的,不少是小店。比如“稷雪”是做点心的,“麦馨”是买面点的,“惜时”是一家小钟表修理店,“世味”则是专买胡椒花椒的调味品店。调味品店可以叫“世味一,则照相馆便真可以叫“世态” 最绝的是一家专买牛羊肉泡馍的回民清真馆,竟名“回回来”,既有“回民来吃”之义,又有“每回都来”之意,一语双关,妙不可言。还有一家小吃店,店名竟是三个同音字:“视试嗜”,意谓“看见了,尝一尝,一定喜欢”,亦可谓用心良苦。
  更可人的是,这些市招,又多为名家墨宝。比如东大街的“老胡开文笔墨庄”是谭延阎的字,三倒拐的“静安别墅”则为岳宝琪所书。即便普普通通的小店,那市招也多半是一笔好字,甚至帖意盎然。一些并不起眼的夫妻店,也每每弄些字画来挂在店里,虽不多好,也不太低,多少有些品味,里里外外地透出成都人的儒雅来。
  这便是成都:能雅能低,又都不乏巧智。

  如果说“麻辣烫”表现了成都人朴野的一面,那么,“(火巴)耳朵”则无妨看作是儒雅的一种变异或延伸。“(火巴)”这个字,是成都方言,音pa,原本用于烹调,指食物煮至烂熟软和但外形完整之状。比如汤圆煮熟了就叫“煮烟了”,红薯烤熟了就叫“(火巴)红茗”。引而申之,则软和就叫“把和”,软饭就叫“把饭”,柔软就叫“烟漉漉”。用到人身上,则有“(火巴)子”、“(火巴)疲”、“(火巴)蛋”、“(火巴)(火巴)儿”等说法。“(火巴)子”系指得了软骨病的人,“(火巴)蛋”则指软壳蛋,而以强凌弱,也就叫“半夜吃桃子,按倒(火巴)的捏”。
  不过,“(火巴)耳朵”,却是一个专用名词,特指怕老婆的人。有道是:“成都女人一枝花,成都男人耳朵(火巴)”,成都男人的怕老婆,也和成都的茶馆一样有名。成都男人怕老婆的故事之多,在中国大约数一数二,而且是成都人摆龙门阵的重要内容之一。更重要的是,别的地方虽然也爱讲这类故事,但多半是讲别人如何怕老婆,而成都人摆起龙门阵来,则多半讲自己如何怕老婆。不但讲的人争先恐后,而且往往还会为争当“(火巴)协主席”而吵得面红耳赤,比西方人竞选议员还来劲。因为在他们看来,“怕老婆”在本质上其实是“爱老婆”、“疼老婆”。这是一件光荣的事,当然非炫耀不可。
  其实,“(火巴)耳朵”这个词,和“气管炎”(妻管严)、“床头柜”(床头跪)之类,意思是不尽相同的。“气管炎”等等重在“怕”,“(火巴)耳朵”则重在“(火巴)”,即成都男人在老婆面前心酥骨软、稀松和的那种德性。这种德性,骨子里正是对女人的心疼怜爱,是那种恨不得含在嘴里捧在手心百般呵护的心疼劲儿。这种心疼劲儿,实在只能名之曰“(火巴)”。
  成都男人的(火巴)(或曰爱老婆、疼老婆),并非只是嘴上功夫,其实还有实际行动。其中,最能集中体现成都模范丈夫爱心的,就是满街跑的一种车子。车很简单,不过自行车旁边再加一个车斗罢了,本应该叫“偏斗车”的。但因为这车的发明,原本是为了太太舒服省力,那舒适风光的偏斗,也只归太太享用,于是成都人便一致公认,应美其名曰“(火巴)耳朵车”。这种车极为灵巧方便,一马平川的大街可走,曲里拐弯的小巷也能串。所以有人便用它来当出租车用。这样一种平民化的出租车,就理所当然地叫做“(火巴)的”。据说,“(火巴)的”现在已被取缔了,但专供太太们使用的“(火巴)耳朵车”,则仍在通行之列。(图四十四)
  

  看来,成都男人的怕老婆或疼老婆,是颇有些水平的 这也不奇怪。因为成都人原本就有几分儒雅,或者说,有些才子气。才子么,多半怜香惜玉,心疼女人。不信你看戏曲舞台上那些才子,哪一个在女人面前不是“(火巴)漉漉的?不过,成都的这些“才子”们是平民,大多不会吟风弄月,却也不乏创造性。“(火巴)耳朵车”,便是他们怜香惜玉的智慧体现。
  成都男人如此之(火巴),自然因为成都女人在他们的眼里可爱之极。天生丽质的女娇娃,原本就是成都这个城市的“盖面菜”(成都人把席间最端得上桌的菜和家庭群体中最能光耀门庭的人称作“盖面菜”):白净水灵,婀娜秀丽。做了少妇之后,有男人的爱滋润呵护,便更是出落得风情万种,妩媚百般。不过,成都娇娃是“娇而不嗲”,反倒有些“麻辣”。尤其一张嘴,伶牙俐齿,巧舌如簧,得理不让人,不得理也不让人,常常是不费吹灰之力,嘻嘻哈哈轻松撇脱地就能把人“涮了火锅”,真是好生了得。这种嘴上功夫,是要有练兵场所和用武之地的。其最佳选择,自然是她们的男人。她们的男人,也乐意做她们的“枪靶子”。在成都男人看来,自己的女人既然“不爱红装爱武装”,那就随她们去好 娇小玲珑柔美秀丽的女人有点“麻辣”,不但无损于她们的可爱,反倒能增添几分妩媚。
  成都女人既然已经选择了“麻辣”,成都男人就不好再“麻辣” 如果老公老婆都“麻辣”,岂不真成了“夫妻肺片”?于是成都男人便只好去做“赖汤圆”:又甜又圆又(火巴)。再说,成都妹娃虽然嘴巴厉害,心里面其实是很把和的,怎么舍得对她们大喊大叫?家庭毕竟不是战场,实在也用不着叱咤风云。所以,把耳朵先生们的(火巴),便不是窝囊,而毋宁说是儒雅。

  成都这个城市,确实是很儒雅的。成都人呢,尽管开口“龟儿”闭口“狗日”颇有些不那么文明礼貌,也不乏儒雅的一面。成都人爱玩风雅。琴棋书画,弹唱吹拉,养鸟种花,都是成都人爱做的事情。在成都,凡有人家的地方就有花草,就像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火锅一样。庭院里,阳台上,到处是幽兰芳竹、金桂红梅,使人觉得成都到底不愧为“蓉城”。成都人就是这样,用自己爱美的心灵和勤劳的双手,把这个城市打扮得花团锦簇。
  成都的街道和建筑也洁净可人。漫步成都街头,在绿树婆娑、飞翠流花之中,常常会闪出一间间优美精致的小屋,那就是成都的公共厕所。不少外地人都误以为那是街头的园林建筑小品。我就曾把其中的一个误认作人民公园的侧门。后来,每到一间厕所,我女儿都要笑着说“我爸的人民公园到了”。公共厕所修得这么雅致,真让人对成都人的爱美之心肃然起敬。
  厕所尚且如此,则真正的公园便可想而知。成都的公园,不但园林清幽,风景别致,而且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蕴涵,如文殊院、昭觉寺、青羊宫。尤其是武侯祠、草堂寺和薛涛井所在之望江公园,更是里里外外都透着儒雅。杜甫草堂有联云:“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词堂,一样大名垂宇宙;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望江公园内虚拟之“薛涛故居”也有联云:“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批把,何处是校书门巷;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月,要平分工部草堂。”诗圣与武侯“一样大名垂宇宙”,薛涛与杜甫“平分秋色在成都”。成都人的风流、儒雅,由此也可见一斑。成都,实在也应该叫做“文化之都”的。
  成都拥有这样一份儒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巴人尚武,蜀人重文,何况成都历来就是一个出大诗人和小皇帝的地方。诗人大而皇帝小,自然豪雄霸气不足,风流儒雅有余。这也是成都这个城市的特性。成都在历史上确实很出过几个自封的皇帝,却几乎从来没有成过气候。他们的后代,包括只会种花的孟昶和什么都不会的刘禅,就更是成不了器。孟昶投降后,赵匡胤问他的爱妃花蕊夫人何以被俘,花蕊夫人当场口占一绝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成都这地方,似乎从来就阴盛阳衰。
  的确,成都这个城市,是没有什么帝王气象的。我们总是很难把它和王气霸业之类的东西联系起来。有人说这是因为成都这地方实在太安逸 不管是谁,只要得到了成都和成都平原,就会安于乐蜀,不思进取。此说似可聊备一格。反正,当我们漫步在成都街头,看着成都人不紧不慢的步履和悠闲安详的神情,就会觉得这里不大可能是什么翻天覆地革命造反的策源地。
  成都没有王者气象,却不乏画意诗情和野趣村风。成都这个城市的最可人之处,从来就不是过去的殿堂庙宇,今天的大厦高楼,而是和城外千里沃野纵横田畴相映成趣的小桥流水、市井里巷、寻常人家。成都最诱人的吃食也不是酒楼饭店里的高档宴席,而是民间小吃和家常菜肴,如干煸豆角回锅肉、夫妻肺片叶儿粑,还有那遍布成都大街小巷的火锅和“串串香”。所谓“串串香”,就是用一根根竹签将各类荤素食品串起来,像烫火锅一样放进红红的辣椒锅里烫着吃。一串食物,不论荤素,一律一角,爱吃多少吃多少,爱吃多久吃多久。成都人三五成群坐于街头,七嘴八舌围定火锅,不必正襟危坐,无需相敬如宾,饮者豪饮,吃者猛吃,不知不觉百十串下肚,酒足兴尽快意而归,把这个城市的朴野风格挥洒得淋漓尽致。
  成都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如果说,北京是帝王贵胄、文人学者、市井小民共生共处的地面,那么,成都则更多的是平民的乐土。在成都,往往能比在别的地方更接近平民贴近自然。成都人民是那样地热爱生活和善于生活。他们总是能把自己普普通通的生活变得意趣盎然。听听成都的竹枝词吧:“桃符半旧半新鲜,阴历今朝是过年。邻女不知春来到,寒梅来探依窗前。”(贴春联)“把户尊神气象豪,虽然是纸也勤劳。临年东主酬恩德,尽与将军换新袍。”(换门神)“梅花风里来春阴,尽向公园品碧沉。人日好寻香艳在,环肥燕瘦总留心。”(游草堂)“青羊宫里似星罗,乘兴家家载酒过。小妹戏呼阿姊语,今年人比去年多。”(逛花会)“龙舟锦水说端阳,艾叶菖蒲烧酒香。杂佩丛簪小儿女,都教耳鼻抹雄黄。”(过端午)“九日登高载酒游,莫辞沉醉菊花秋。闹寻药市穿芳径,多买茱萸插满头。”(度重阳)无疑,这里面难免有文人的加工和想象,但那浓郁的生活气息仍扑面而来。这些既有几分朴野又有几分儒雅的竹枝词,难道不正是成都和成都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五 成都,雄起

  也许,这就是成都了:朴野而又儒雅。这就是成都人了:悠闲而又洒脱。因为成都是“府”,是古老富庶、物产丰盈、积累厚重的“天府”。远在祖国大西南群山环抱之中,躲避了中原的兵荒马乱,却又享受着华夏的文化福泽。那崇山,那峻岭,那“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并没有阻隔它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也没有使它变得褊狭怪异,只不过护卫着它,使它少受了许多磨难少吃了许多苦头。那清泉,那沃土,那一年四季温柔滋润的气候,则养育了一群美滋滋乐呵呵的成都人。老天爷之于成都,实在是厚爱有加。
  于是,成都便成了一个标本,一个在农业社会中生成的“田园都市”的标本。北京虽然也有“田园都市”的性质,但北京并不适合作这个标本。北京的地位太特殊,也太政治化了,而西安又多少有点“垂垂老矣”。西安总让人觉得是“过去时”的(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半坡、秦俑、碑林、城墙、大雁塔、华清池,离现在最近的事情也在唐朝。何况西安的“王气”太重。浓浓的王气笼罩在西安的上空,挥之不去,很难让人把它看作一个“平民的都市”(尽管事实上西安其实是不乏平民风情的)。做过古都的都不宜做这样一个标本,包括南京、杭州,而扬州等等虽然在历史上也曾繁华一时,可惜又“好景不长”。其他城市,或太穷,或太小,或者并非“田园都市”。只有成都,才既大且新、既繁华富庶又保持着朴野的民风。看看成都妹子吧,不管怎么新潮洋派,也仍不失村姑本色,有着村野的清纯。看来,只有成都,由众多小坝子、小院落、小家庭、小作坊、小摊点、小饭铺、小茶馆和小生产者、小生意人组成的小桥流水的大成都,才能让我们领略到农业社会中的市民生活。
  然而成都的问题也许正在这里。尽管成都现在已经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自北向南延伸的人民路和一环路两侧建起了许多摩登高楼,老店林立的春熙路也翻修一新,城市规模更是扩大了许多,但文化心理的改变却不是一日之功。毕竟,成都历来就是一个富庶安逸的城市,成都人也历来就是自得其乐过小日子的人。道路的拓宽和高楼的崛起并不能改变这个城市悠闲安逸的气质,正如新潮的服饰和豪华的装修并不能掩盖其朴野粗爽一样。面对似乎好得无可挑剔的成都,我们总觉得它缺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当然,它没有北京大气,也没有北京醇和;没有上海开阔,也没有上海雅致;没有广州生猛,也没有广州鲜活。不过这些也原本就不是它该有的。除了这三个城市独一无二的特殊气质外,“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余秋雨《文化苦旅》)。那么,它到底缺少什么
  也许,它其实就是少了点苦难缺了点磨洗。磨洗是最好的教育而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受过这种教育和没受过这种教育,拥有这份财富和不拥有这份财富,是完全不一样的。成都缺少的正是这个。它实在是太安逸 只要拿成都和南京、武汉比较一下,就会觉得它们的分量很不一样。南京、武汉是沉甸甸的,成都就轻了点。其实,论城市大小,论人口多少,论历史长短,论积累深厚,三地都差不太多。成都之所以较南京、武汉为“轻”,就因为成都少了点南京的苦难,缺了点武汉的磨洗。南京是屡遭虫洗劫后余生的,武汉是艰难困苦生存不易的。惟其如此,它们才有了一种特殊的气质。南京有一种悲壮情怀,苍桑感特别强,武汉则有一种“不信邪”的精神。因此,走进南京,你会肃然起敬;久居武汉,则会变得硬朗。那么在成都 刚开始自然是“乐不思离蜀”(不是“乐不思蜀”)。但住久了,就会被弥漫于这座城市的悠闲舒适气氛所陶醉,觉得连骨头都(火巴)
  幸而成都人自己对此也有警觉。他们用麻辣来刺激自己,用足球来激励自己。成都的球迷无疑是中国第一流的。成都人对足球的痴迷,真称得上是“人无分男女,地无分南北”,不管哪里有球赛,成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们甚至还会组织团队包了专机到外地、到外国去为四川队呐喊助威。这实在是一种豪举。成都人呐喊助威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不是喊“加油”,而是喊“雄起”。所谓“雄起”,据流沙河考证,系与“雌伏”相对应者,并非一般人望文生义的那个意思。但不管怎么说,总归是阳刚气十足吧!因此,当球迷们站在看台上大喊“雄起”时,我们依稀感到了成都的雄风。
  然而看球毕竟不是踢球。尽管足球是最男性化的运动,但城市并不是足球。何况,如果仅仅只是爱看,也还是爱玩,只不过玩得比较有气势罢
  成都人,什么时候能把自己的城市也变成球场,把自己由观众变成球员
  换句话说,成都人能不能在活得悠闲自在的同时,有更多的积极进取
  因此,我们很想说一句:成都,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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