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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宁深情忆夏衍


祝晓枫/文 侯艺兵/摄
  

沈宁在大六部口街十四号向记者讲述老照片。

  9月中旬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四的上午。我提前一刻钟步行来到北京音乐厅旁边的大六部口街,找到十四号沈宅。时间尚早,我就坐在院门口的台阶上,边看报纸边等侯艺兵。夏衍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他九十五年生命的传奇就是在这里结束的,这个院子留下了这位老人最后的梦想。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不知道,只知道讲故事的人是主人公最亲近的人。

  沈宁和旦华

  夏衍曾经用过“沈宁”、“黄子布”、“丁谦平”等名字在二、三十年代翻译了苏联电影摄制台本《生路》、电影艺术理论《时间的特写》、撰写了电影评论文章《苏联电影十七年》等,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苏联电影的翻译家之一。沈宁说,夏衍用“沈宁”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女儿的缘故。沈宁说,当年在重庆、上海,父亲每天做地下工作,名字经常换,她也不知道父亲每天具体干些什么,他当然也不说。也因为当年父亲做地下工作,所以很少照相。
  这张照片是1932年,夏衍、蔡淑馨和他们的女儿的合影,是老照片中很少的沈宁和父母的合影。那时,父母都正值壮年,沈宁也还是一个天真的儿童。如今,照片上风华正茂的那对伴侣都已走了,照片上那个可爱的孩子,也已是一位平和、慈祥的老人了。
  沈宁是夏衍的长女,今年已年近古稀,她还有一个弟弟旦华。沈宁是在上海读的中学,后来在香港入“新青”,解放前入了华北大学,所以算解放前参军。后来华北大学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沈宁本来想读外语,结果却读了政治经济学,后来还上了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留校了。1954年,她被派往苏联,继续念经济学,1960年初回北京,到中国社科院《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六十年代,她曾为《世界文学》设计过封面。
  “文革”中,因为夏衍的关系,沈宁也受到过严厉的盘问,但并没有遭到严重的冲击。她现在还记得当时被审查时要回答的“很奇怪的问题”——那些人问她,“解放前你父亲有没有被捕过?”“夏衍有没有晚上不回家的时候?”——“这些问题我当时都觉得很奇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文革”后,沈宁又回到《世界文学》,她退休前则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做翻译和编辑工作。夏衍晚年一直和沈宁、旦华两家人住在一起。沈宁说,父亲还是老辈人的观念,愿意一大家子住在一起。
  夏公爱猫是出名的,可夏公并不是什么猫都喜欢,他只喜欢黄猫。
  沈宁说,那时他们家的猫是最自由的,每天屋里屋外、房上房下地跑。
  旦华是学理科的。1975年,夏衍刚刚出狱时,旦华曾代表父亲向夏衍的老朋友吴祖光通报消息。这次采访不巧,没有见到旦华先生。
  沈宁和旦华也各有一儿一女,像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父母一样。

  方桌和皮鞋

  屋子正中的这张方桌看上去有些旧了,沈宁说,这是她在六十年代初买的。“文革”当中,有一次他们家被抄,房间几乎都已被封了。
  那天快到用饭的时候,父亲夏衍从屋中搬出这张桌子,说“你们可以用这张桌子吃饭”,那神态从容平静。沈宁说,父亲是老革命,老地下党,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镇静的人。他经历过那么多风雨坎坷,见过那么多大世面,遇到过那么多危险,确实能做到临危不乱。
  沈宁给我们看夏衍的旧物。她说,这是父亲生前穿过的皮鞋。这双鞋的一只右鞋底比左鞋底高出许多。两只鞋底不一样,是因为“文革”中,夏衍在监狱中落下终生残疾。
  1966年夏天,夏衍被游街示众。红卫兵用鞭子逼着夏衍唱“我有罪、我有罪”。夏衍实在唱不出口,便遭到了毒打。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汪洋曾写过文章回忆过这一段经历,他说,那一年八、九月间,他和夏衍被关在食堂门口一个小木房子里等着轮流批斗,夏公“可怜得连烟都没得抽。我把口袋里藏着的大半包烟,偷偷给了他”。
  1966年12月,夏衍被抓起来关押在北京卫戍区,后又转到秦城监狱,开始了长达八年零七个月之久的“监护”生活。“曾长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出生入死地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巧妙地躲避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追捕,从未经历过铁窗生涯的夏衍,却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十七年,被关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牢房。”(周斌:《夏衍传略》)“他那本来很健康的右腿,也是在狱中被踢打而致残的。令人发指的是,这些造反派把夏衍的腿打成骨折,竟连医院都不送,而是任其自行愈合,以致落下了终生的残疾。”(会林、绍武:《夏衍传》)沈宁说,当年父亲在狱中受了不少罪,那时每天上厕所都有时间限制,谁走得慢了看守就会在后面叫,有时还会踢打,对夏衍这位当时年已七十的老人也不例外。林彪垮台后,夏衍可以和家属见面了。沈宁现在还记得那一次见面的情景。因为和家属会面时都有看守在一旁监视,所以见了面夏衍也不能和家人多说什么,但他却偷偷塞给沈宁一张纸条。沈宁回到家里,才打开来,却原来是一小块草纸,上面用火柴头写着四个字:“不白之冤”。最近,沈宁又偶然找出了这张纸条,有朋友看到后,拿去复制了。

  捐献

  沈宁因为要搬家,所以许多东西已经收拾起来,还有一些东西散在屋里,是因为这些是夏衍的旧物,准备捐献的。有夏衍用过几十年的一个半导体,从四十年代就开始用的几个南方的老式的羊皮箱,几个老式的书柜,也包括这双皮鞋在内。沈宁觉得,纪念夏衍的地方,如果摆上这些旧东西,也算有个比较真实的气氛。
  对夏衍的遗物,沈宁虽然觉得有些不舍,但也想到这些东西留在自己这里,终不是长久之计,“我和孩子还觉得这些东西有意义,可是再下一代就不会再看重这些了,所以不如给它们找个好的归宿”。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现代文学馆动手最快,拿走了一批夏衍的藏书,还有夏衍用过的一张床、一把藤椅、一张茶几和一个书架。中国电影资料馆也要走了一大批书。夏衍收藏的邮票和书画,主要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这在他生前大多都办完了。1989年10月,夏衍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纳兰性德诗翰手卷,他向浙江省博物馆捐献珍贵书画101件,其中“扬州八家”二十五幅,绝大部分都是稀世珍品,另外还包括三十幅齐白石作品,和吴昌硕、黄宾虹、沈钧儒、郭沫若的字画。1991年,夏衍又向上海捐赠一批邮票,其中有一套红、黄、绿色的三枚清代“大龙票”,是中国1878年发行的第一套邮票,价值连城。
  夏衍的故乡杭州方面也希望要一些夏衍的旧物。我10月12日最近一次到沈宅,听说杭州已经来人把东西拉走了。在这些事情上,沈宁还是觉得上海人做事快。就在国庆节前,上海左联纪念馆的张小红听说了消息,专门跑来一趟北京,拉走了一批东西。
  沈宁说,因为夏衍人缘好,所以他虽然不在了,可是大家都还很怀念他。

  夏衍的“新书”

  夏衍的著作“文革”后出版了很多,其中以《懒寻旧梦录》(三联版)最为著名,此书最近已由三联重印。成规模的结集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扩充、再版《夏衍选集》和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的四卷本《夏衍选集》(此书九十年代曾再版),二是由会林、绍武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的《夏衍剧作集》,三是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夏衍电影剧作集》。夏衍的传记,1985年6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会林、绍武著《夏衍传》,1994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周斌著的较简略的《夏衍传略》。
  今年是夏衍一百周年诞辰,还有夏公的著作即将出版,中国电影家协会编辑了《论夏衍》,中国电影资料馆编辑了《夏衍电影论文集》等。
  今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夏衍散文》,收有夏衍晚年的文章若干,是该社“世纪文存”之一种。同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夏衍的《包身工》和《上海屋檐下》,作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两种。新书刚刚运来一批,在书架上安静地或站或卧,望着这所老房子。不久,沈宁就要搬出这里了,这批新书也会和它们的主人一起告别这个院落,找一个新家。

  《中华读书报》   

1932年,夏衍、蔡淑馨与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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