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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门第门阀



               1·闾左闾右

  “闾右作威福”,明代宋濂《朱府君谒》的话。以“闾右”指代富豪,是由“闾左”派生出来的。司马迁写大泽乡的揭竿而起,留下许多典故,包括:“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
  闾,古代里巷的大门;又以门面而称谓整体,即二十五家为一闾,闾就是聚居的里巷。一闾之内,贫富不均,便有了“闾左”。唐代司马贞说这闾之左、右:“凡居以富为右,贫弱为左。”古代以右为上,富豪大户占了进阀门的右侧方位。这是关于“闾左”的一种解说。

             2.第:“出不由里门”

  如果说,闾左闾右有贫富贵贱之别的话,那么,进一步的话题是:闾里之内的等级差别,并不止左、右之分。
  《文选·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注:“《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门,而面大道者名曰第。”院门直通街衢,出入不走间里之门,这是王侯第宅才能享有的出入口。
  第,向街开门。这是等级标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淳于髡博闻强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齐王尊敬他,给予特殊的礼遇:在通衢大道上建造大门,筑起高高的第宅之门。
  《汉书·于定国传》,于定国的父亲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他自信子孙可望做更大的官。他所住里巷的闾门坏了,里中父老商议修闾门时,于公说:“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后来,于定国官至丞相。如果当年于公住在筑有通衢的城里,如果于公的自信很充分的话,那就不光是“少高大闾门”的问题了——丞相之家难免要在大街上开门的。
  古代城镇布局,以闾、里、坊为封闭的小区单位,设门。里门坊门,平头闾闾出入由之。那门昼启夜闭,便于治安防范。达官贵人们则可以不受此制约,把自家府第的门开到大街上。
  白居易《伤宅》设问:“谁家起第宅,朱门大道边?”诗中自答:“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大门漆朱已临通衢大道,这很是一种特权。
  《唐会要》卷八十六载,太和五年七月,左右巡使上奏文说:

  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构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闻。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

  唐代的左右巡使,负责纠察京城内外官员违法失职等事项。他们就宅第大门的开向问题奏了一本。这篇奏文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史料价值。首先,唐代时,三品以上官宦的宅第虽也被纵横的大街划分在城坊里,但那些达官显贵享有“向街开门”的特权,出入不经过坊门,不受坊门启闭的制约。其次,左右巡使为“向街开门”的事打扰皇帝,提出“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的建议,所针对的状况是,向街门户“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够不上级别者也要向街开大门,向街宅门多了,又不按时启闭,使得坊门的控制作用被削弱,造成治安问题。
  “出不由里门”、院门开在街上,在唐代依然是一种特权,并且,有人虽无资格享此特权,却硬是要把大门开在街道上。

              3.门的高矮大小

  左思《咏史》,“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峨峨,高貌。王侯哪去找?峨峨高门内。
  门楼高显,可壮观瞻。高大门楼立着,便是一种言语。《旧唐书·马周传》载,太宗时,监察御史马周上疏:

  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门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以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

  李世民玄武门杀兄,又逼父亲李渊让位,从而当上皇帝。马周上疏,是在这一切平息之后。他说李渊所居,关涉着“大孝昭乎天下”也就是皇帝的声望,并为此出谋献策——所言修高祖之宫,实在是为给太宗脸上刷色儿。马周指出大安宫尚欠气派,而他的建议是“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以高显”。门楼高显,为了给人看,以示太上皇仍在养尊处优,李世民也就“大孝昭乎天下”了。唐太宗采纳了马周的建议,修父亲的门楼,做关乎自己形象的文章。
  在等级社会里,宅门的高矮大小,同尊卑程度成正比。《新五代史·赵囗传》载:赵囗“幼与群儿戏道中,部分行伍,指顾如将帅,虽诸大儿皆听其节度,其父叔文见之,惊曰:‘大吾门者,此儿也!’及壮,善用弓剑,为人勇果,重意气,刺史闻其材,召置麾下。”这里,从孩子的游戏中,父亲看出儿子是统军领兵做大官的材料,一句“大吾门”,说的是使赵家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唐昭宗以陈州为忠武军,拜囗节度使”,——这是后话,赵囗真的实现了其父“大吾门”的希望寄托。
  以门的大小来体现地位尊卑,这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由此,本可高大其门的官僚,如若并不那样做,有时也就似乎成了美德。
  宋代周密世代为官,曾祖随宋室南渡,定居湖州。周密《癸辛杂识》称“大父廉俭”,说杨伯子到湖州作官,“尝投谒造门,至不容五马车”,杨伯子下车端详,感叹说:“此岂侍郎后门乎?”周密记此一笔,绝非是自惭形秽地讲门脸寒酸。
  容车之外,还有个标准:要能容轿子。对官宦人家说来,“门不容轿,世俗以为耻”。这在清代《茶香室丛抄》中有所反映。该书摘录的材料说,因门小,客人及门而下轿。主人出迎,笑着说:“父辈在时,并不这样。门不容轿,是因如今的轿子大于旧时。”来访者也笑着说:“轿子不过略大数寸,你的门扉是不是太狭了点?”言虽似谑,实是称赞其“不变于俗”,即不流俗。《茶香室丛抄》撰者说:“门不容轿,世俗以为耻,不知昔贤转以为美也。”
  贫富看大门,这种门脸意识,不仅属于上层社会,也是社会底层人们的一种生活经验。在尚有地主老财的年代,沿门讨饭的乞丐唱乞歌,流行于陕北的一段这样唱:“进了村,观吉祥,财主家门楼比人强。看门狗儿狮子样,叫鸣鸡儿赛凤凰……半天不给半个馍,我把这家歌儿为改过:进了村,不观祥,塌塌门楼烂垣墙。看门狗儿死不下,叫鸣鸡儿没翅膀……”
  乞讨先奉承,夸吉祥就从“门楼比人强”唱起;若这户人家竟无施舍,乞者也不是好惹的,把奉承的词改过来,褒变贬,仍从门楼唱起,变为“塌塌门楼烂垣墙”了。编这乞歌的人,聪明地运用了宅院大门的象征性。
  在山东鄄城一带,旧时民间房舍院大门有三种样式,反映着住户经济状况的三个档次。据1991年1期《民俗研究》载文,起脊门楼,富殷之家派头。门楼砖墙瓦顶,脊上置陶兽,脊中央插钢叉旗;两扇大门,上悬金字匾额。中等之家建“鸡架”门楼,已不求起脊门楼的壮观。垒两个砖垛,架上横木,上砌三行青砖,整个大门状若鸡架。两扇简易的黑色板门,用锅底灰染色。至于贫寒人家,院门采用“墙豁口”样式,土墙围院,豁口为门,编枝成扉。
  老年代里,北京人对于富实之家呼之为“大宅门”。这样的人家,不仅宅门大,并且通常设门房,有看门人。1937年东北《海城县志》:

  城中大门多盖门楼,圆杉列脊,上用瓦覆,门用木板,下包铁叶;亦有用角门者。大门之内,复有建二门、砌花墙,隔院为二进者。乡间编柳为门,上置横木,古谓“衡门”,亦有建门楼者,角门极少,以农家大车出入不便也。世家大门、二门多悬匾额。清制,如系进士出身,映壁用三台,上置钢又、吻兽,屋脊亦置之,门两旁树旗杆。举人亦树旗杆,但用单斗,进士双斗,各有差异。其有孝子节妇,或热心公益之人,则由官府题额褒奖,悬诸门上,亦古人表宅旌闾之义。

  在青海乡间,院大门被视为财力的象征,砖大门与土大门,门不当户不对。婚姻讲门户,当地的惯用语是:“砖大门对砖大门,上大门对土大门”。
  唐代《朝野金载》记,冀州长史吉懋要强娶南宫县丞崔敬长女为儿媳,崔敬因有事故不敢拒绝。花车到了门口,崔敬妻抱着女儿大哭:“我家门户低,不曾有吉郎。”女儿则躺着死活不起来。小女儿对母亲说:“父有急难,杀身解救。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说完,登车而去。这故事,颇有知难而上、见义勇为的味道。此味道所由来,在于面对“姓望之门”的姻缘,一家人的心理定势——“我家门户低”,尽管这还是县丞之家。门当户对是怎么回事,这个故事可做出解释。

                4.门的等级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高高在上、低低在下,尊早大小,各有名分。并且,于大门之外便见分晓——“天子诸侯台门。此以高为贵也”,《礼记·礼器》说得分明。这一篇儒家经典又说:“诸侯以龟为宝,以圭为瑞。家不宝龟,不藏圭,不台门,言有称也。”家,指卿大夫。相对诸侯,其等而下之。诸侯以龟为宝,他不能;诸侯以圭为瑞,他不能;卿大夫门前还不能设台门。台门,大门两旁筑士为台。台上起屋即是门阙。
  《古今图书集成》引《稽古定制》,在唐代规定官员屋舍,三品以上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五品以上含五品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六品七品以下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
  《明会典》载,洪武四年定出王城制度,如“王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四门、正门以红漆、金涂、铜钉”。后又规定,“亲王宫殿门庑及城门楼,皆覆以青色琉璃瓦”。甚至连门名也划一:“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虽为王府,也不许连制。明嘉靖二十九年,伊王府因多设门楼三层,“奏准勘实,于典制有违,俱行拆毁”,没有可商量的余地。
  宋代规定“非品官毋得起门屋”,即宅院大门只能建为墙式门。封建社会里的等级制度,于此可见一斑。
  富和贵的区别,则是等级制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1935年《阳原县志》讲当地的四合院:“若科第举人者,门前多置旗杆二,上下马石二;商人则不敢为之,分别贵富如此”。人前显贵与财大气粗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这在宅门前就有不同,走仕途者门前置旗杆,“商人则不敢为之”。商人不是没有那个财力,而是不敢立杆——怕的是舆论,在等级观念等级制度主导着社会的时代,硬要违反社会普遍认可的规范,无疑是会碰钉子的。
  这种等级观念,甚至对庙宇里的偶像也是一把尺子。历代礼奉关羽,不断加封号,清朝锦上再添花,衔封得更高了,使得关圣帝君庙的大门也升了格,——大门“易绿瓦为黄”,《清史稿》有载。门上黄瓦,帝王的待遇。

              5.从兰钅奇到门戟

  十八般兵器配上十八般武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等。单说这戟能勾能刺,集戈与矛的杀伤效能于一体,商代青铜始铸,至战国、汉晋而大盛,《史记·项羽本纪》“自被甲持戟挑战”,《后汉书·马武传》“被甲持戟奔杀”,楚霸王、汉战将,冲锋陷阵均以戟杀敌。这是戟做为兵器的辉煌期。这辉煌,还使戟成为当时仪仗的器物。南北朝以后,戟渐被枪所取代,由沙场上真勾实刺的家伙,演变为门前的摆设。做为兵器,戟不再辉煌了,但却成了显示官位品阶的符号。这就是门戟。
  《周礼·天官·掌舍》记有“棘门”,汉代郑玄解释:“棘门,以戟为门。”《墨子·杂守》讲城门守卫,“各四戟,夹门立,而其人坐其下”。坐于戟下者是卫兵,夹门而立的戟大约是需要兵器架的。这类兵器架,古人送它个名称:兰钅奇。
  门戟的由来,就形式来说,又同兰钅奇相关。兰钅奇:兰,用来放戟、矛、刀等,也可称其为兵兰、兵阑;钅奇,用来放弩。汉张衡《西京赋》道:“武库禁兵,设在兰镐。”洛阳纸贵的《三都赋》:“陈兵而归,兰钅奇内设。”关于兰镐,隋末唐初人张铣说:“兵架也。陈列于甲第之门,若今戟门。”
  
  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上,兰钅奇并不稀见,兵兰插列的兵器通常必有戟。如,河南唐河针织厂汉墓,墓门内壁两侧所刻兵器架;四川成都曾家包汉墓,壁画兵兰图;徐州青山泉白集汉墓画像石刻画的兵兰(图54)。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的兰镐石图案,架上间隔均匀地插放着两戟三矛,另有两弩分别挂在两戟、两矛之间。戟和矛头上套着囊套,囊套饰花纹并垂着流苏,表明其更多地着眼于摆设,而不是取用。并且,戟上套罩,古人称其为囗戟,具有仪仗意义。
  就内容的因袭而言,门戟是达官贵人出行时前导仪仗的凝定。《汉书·韩延寿传》说:

  延寿衣黄纨方领,驾四马,傅总,建幢囗,植羽葆,鼓车歌车。功曹行车,皆驾四马,载囗戟……延寿坐射室,骑吏持戟夹陛列立,……

  这是韩延寿的政敌搜罗的材料,说他出出进进摆非分的排场,以证他的上僭不道。那其中包括用戟。“骑吏持戟”,是兵器之戟。同时还用仪仗之戟——囗,颜师古释:“囗,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缯为之。”
  “持囗戟为前列”,倒不是皇帝的专享,可见《后汉书·舆服志上》。这里不再引述。
  说门戟,前引《汉书·韩延寿传》的材料更重要些。其涉及两种戟,兵器戟和仪仗戟。前者派生了后者,又经由后者,衍生出摆在门前的戟——用于行进中的前导仪仗,变为立于门前的身分标识,即《隋书·柳或传》所谓“时制三品以上,门皆列戟”,《旧唐书·张俭传》所谓“唐制三品以上,门列囗戟”。
  门设戟,做为一种显贵的象征而被社会接受,是隋唐以前。北周的达奚武“居重位,不持威仪,……外门不施戟,恒昼掩一扉”,《周书》为其立传特书一笔。意思是说,达奚武具备在自家大门外设戟的身分,却避开本该享受的待遇。这是南北朝时期的人和事。
  能设门戟而不设,是佳话,再来说一段。唐代时,三品以上官员邸院门前可以立戟。《旧唐书·崔从传》:“从少以贞晦恭让自处……阶品合立门戟,终不请。”终不请,用了个“请”字。
  “不请”是佳话,立戟更光荣。在唐朝,张俭兄弟仁均列囗戟,人称“三戟张家”;崔琳兄弟仨也以同样的形式光宗耀祖,被誉为“三戟崔家”。
  因是荣耀,有人请求京宅、故乡两立之,获皇帝恩准。见《唐会要》卷三一十二:
  玄宗朝,卫尉卿张介然为河陇行军司马,因入奏上言曰:“臣今三品,合立囗戟。臣河东人,若得本乡立之,百代荣盛。”上曰:“卿且将戟归故乡,朕更别给卿戟,列于京宅。”本乡立戟,介然始也。
  京官外放,也请求带着门戟赴任。唐长庆二年,礼部尚书韦绶,被任命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辞行之日,请门戟十二柄,自持赴藩镇。他的请求,得到应允。
  门戟陈列在大门前,难免日晒风吹雨淋,油漆褪色、缯衣失艳。开元八年朝廷定了个范围,给予“官易”的待遇,“其门戟幡有破坏,五年一易”。
  门列囗戟的数目,有严格的品阶规定,不可乱来的。《唐会要》载:

  天宝六载四月八日,敕改仪制,庙社门、宫殿门,每门各二十戟;东宫每门各十八戟;一品门十六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二品,散官光禄大夫已上,镇国大将军已上,各同职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护,门十四戟;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三品,上护军带职事二品,若中都督、上州、上都护,门十二戟;国公及上护军带职事三品,若下都督、中下州,门各十戟,并官给。

  可见门前列戟,宫门最多,为二十戟,以偶数递减,最少为十戟。门戟的有无,是显贵与否的标志,门戟的数目,则将官阶几品表现在门前了。
  五代时,后晋天福三年五月皇帝下诏:“应中外臣僚,带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及诸道节度使,并许私门立戟,仍并官给及据官品依令式。”见《五代会要》卷六。官员们在自家门前立戟,要“据官品依令式”,因为门戟本来就是官品的标志。
  宋代门戟定制,见诸《宋史·舆服志二》:

  门戟,木为之而无刃,门设架而列之,谓之囗戟。天子宫殿门左右各十二,应天数也。宗庙门亦如之。国学、文宣王庙、武威王庙亦赐焉,惟武成王庙左右各八。臣下则诸州公门设焉,私门则府第恩赐者许之。

  武成王即姜太公吕尚。唐代追封其为武成王,列入祀典。宋时依然祀奉,与文宣王孔庙并列。因为其掌武事的缘故,庙门立十六戟。这说明,尽管门前戟早成为礼仪的符号,木质无刃,摆设而已;可是,人们毕竟没有忘记它的当初,它是冲锋陷阵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它属武。据清《国朝宫史续编·宫殿二》,社稷坛戟门“列戟七十有二”。
  门戟之为用,正在于天子宫门需要威加四海的帝王霸气,达官显贵需要抖一抖门前威风。

                6.表闾

  周武伐纣,克殷后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民心的措施,其中之一是《尚书·武成》所说“式商容闾”。此事,《史记·周本纪》记为“表商容之间”。司马迁并且介绍其人:“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一个受到百姓爱戴的人,为商纣所不容。周武王反其道而行之,以表闾的方式来表示礼贤之意。
  从司马迁写下表闾开始,旌表门闾的记载不绝于史。
  如何表闾?《后汉书·百官五》:“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旌表的对象及方式均涉及。“扁表其门”,形式并不很复杂。表闾方式,还见《南史·周盘龙传》:“孝子则门加素垩,世子则门施丹赭”。南朝虽多战乱,但《南史·孝义传》记榜门表闾之事却并不少。如:

  董阳三世同居,外无异门,内无异烟。诏榜门曰“笃行董氏之间”,蠲一门租布。
  严世期,会稽山阴人也。性好施,……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门曰“义行严氏之门”。
  益州梓潼人张楚,母疾,命在属纩,楚祈祷苦至,烧指自誓,精诚感悟,疾时得愈。见榜门曰“孝行张氏之间”,易其里为孝行里。
  霸城王整之姊嫁为卫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欲嫁之,誓而不许,乃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节,乃起楼于门,题曰“贞义卫妇之间”。又表于台。

  依上所记,受朝廷表彰的人家,除了门加素垩、门施丹赭,还有“义行严氏之门”、“孝行张氏之间”这类的标榜,且可起门楼,建高台。
  到五代时,大概因为表闾的形式越来越奢华,搞得过了头,后晋王朝的户部官员上奏皇帝,就表闾的样式问题,讨个可以因循的章程。此事见《五代会要》卷十五:

  晋天福四年间七月,尚书户部奏:“李自伦义居六世,准敕旌表门间,当司元无令式,只先有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厅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桷黑漆,号乌头,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举此为例,又不载令文。”敕:“王仲昭正厅乌头门等事,既非故实,恐紊彝章,宜从令式,只表门间。于李自伦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门,安绰楔。门外左右各建一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台之形,圬以白泥,四隅染赤。行列植树,随其事力。同籍课役,一准令文。”

  户部的奏本举了个例子,是登州表彰六代同居的“义门”的,门前设影壁,立阀阅,筑双阙,树木成行。这规模大了些,规格高了些,奏本说找不出依据来。当时的皇帝是名声欠佳的石敬塘。敕令下来,“宜从令式,只表门闾”。所批准的表闾规格样式也是挺醒目的,要高大其门,大门外建双台,污白染赤,门前植树成行。
  如此这般,比周武王时代的表闾气派多了。表闾的主旨也早就完成了质的改变。周武王表闾,礼敬社会贤达,做出一种政治姿态;而后世的表闾,表彰贞节孝义等等,传达着封建时代的社会价值取向。
  表闾很荣耀。得此荣耀,付出的代价往往很大。付出青春为代价,如《南史》中那个割耳守节,赢得“贞义卫妇之闾”的十六岁女子。有时,荣誉是生命换来的,像《元史·列女二》:李赛儿为免受屏,先杀女儿后自杀,其家门被写上“王士明委李氏贞节之门”字样。
  旌表为社会较为低层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机会。世家可以门前阀阅,科举使读书人光耀门庭,官品能够换来门前列戟;而表闾,相对说来,最为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所要张扬的,是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累世同居事迹。统治者着意打开一扇平民获得荣誉的门,旌表不仅体现了对于世风的倡导,同时也是在社会荣誉方面的一种平衡措施。唐朝初年即用此,《旧唐书·孝文·宋兴贵》:宋兴贵累世同居,躬耕致养,唐高祖闻而嘉之,武德二年颁诏称赞其“立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爨,累代积年,务本力农,崇谦履顺。弘长名教,敦励风俗,宜加褒显,以劝将来。可表其门闾,蠲免课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明代万历年间重修《明会典》载:

  国初,凡有孝行节义为乡里所推重者,据各地方申报,风宪官核实,奏间即与旌表。其后,上许布衣编民、委巷妇女得以名闻,其有官职及科日出身者,俱不与焉。

  明代重视旌表,洪武二十一年曾榜示天下,“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善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邻里可以推荐旌表对象,有关部门若是耽误失职,要被追究责任的。
  如此重视,却又限定了旌表对象的范围,只表彰平民,这不妨归为一种政治眼光。明代中期仍坚持这一原则。正德十三年,“令军民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行卓异者,有司具实奏闻。不许将文武官、进士、举人、生员、吏典、命妇人等,例外陈清”。几年后,换了个皇帝,对此有所放松,《明会典》载:“嘉靖二年奏准:今后天下文武衙门,凡文职除进士、举人系贡举贤能,已经竖坊表宅,及妇人已受诰敕封为命妇者,仍照前例不准旌表外,其余生员、吏典一应人等,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以激励风化,表正乡间者,官司俱仍实迹以闻,一体旌表。”旌表对象的社会阶层稍有扩大,扩进来的,依然是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那一部分人。
  明代的表闾,尚有一项“不许”,值得录下。洪武“二十七年诏:申明孝道,凡割股或致伤生、卧冰或致冻死,自古不称为孝。若为旌表,恐其仿效,通行禁约,不许旌表”。朝廷提倡,往往形成效应。齐桓好服紫,百姓皆衣紫,形成风气;更有甚者,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孝顺既可表闾,割股伤生、卧冰冻死,在所不惜。若表彰此种孝行,实在是对生命的漠视,是一种残忍。朱元球下诏,说一句“不许”,当是有针对性的。
  明初对于立牌坊的范围限制,不失为一种政治智慧。然而,到了明朝中期,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一些显官也热衷于门前牌坊。当时的一位官员陆容对此有所微言,写在《寂园杂记》一书中:

  今旌表孝子节妇及进士举人,有司树坊牌于其门,以示激劝,即古者旌别里居遗意也。闻国初惟有孝行节烈牌,宣德、正统间,始有为进士举人立者,亦惟初登第有之。仕至显官,则无矣。天顺以来,各处始有冢宰、司徒、都宪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为胜,门有三坐者,四坐者,亦多于求上司建立而题署,且复不雅,如寿光之“柱国相府”,嘉兴之“皇明世臣”,亦甚夸矣。近得《中吴纪问》阅之,见宋蒋侍郎希鲁不肯立坊名,深叹古人所养有非今人所能及者。吾昆山郑介庵晚年撤去进士坊牌,云无遗后人笑也。

  陆容批评那些刻意经营门前风光的大臣,牌坊立了三座四座之多,追求溢美,请上司题写夸大其辞的语句,榜于坊上,以为荣耀。陆容慨叹,宋朝侍郎蒋希鲁“不肯立坊名”,古人的修养真是今人所比不上的。他还称赞一位姓郑的同乡,“晚年撤去进士坊牌”的做法。
  门闾一经旌表,便成了人们远瞅近瞧的光荣之家。可是,门前若被立一块“记恶碑”该如何呢?确曾有过这等事,请看五代王仁裕《开元大宝遗事》所记:

  卢奂累任大郡,皆显治声,所至之处,畏如神明,或有无良恶迹之人,必行严断,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门首,再犯处以极刑。民间畏惧,绝无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赐金五千两,玺诏褒谕焉。故民间呼其石为记恶碑。

  门前立起“记恶碑”,罪犯敢不洗心革面?立了碑后,再犯处以极刑,谁敢再犯?实行这种治安措施的地方官,得到了唐明皇的赏识。
  仍来说表闾。表闾既然荣耀,为此处心积虑的人,沽名钓誉的事便在所难免。、唐代《朝野佥载》记以“孝”欺世盗名之事:“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使验有实,旌表门闾”。表闾之前挺谨慎,去察验了一番,但还是上当了。后又访,方知“每哭,即散饼食于地,群鸟争来食之。后如此,鸟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竞凑,非有灵也”。一哭就有饼食,鸟儿形成条件反射,于是有了哭声起鸟群来的景观。
  表闾通常是朝廷官府的事。老百姓借用这种形式,不事褒扬,而示贬斥,可谓表闾这一事物的副产品。例如,以“世修降表李家”表门,见《新五代史·孟昶传》。这个被鞭答嘲讽的人名叫李吴,曾为前蜀翰林学士,前蜀亡时,他草表以降;多少年后,仍在成都,李吴在后蜀为官。宋师兵临城下,后蜀孟昶的降表,又出自李吴的笔端。李吴的降表,前后送走了王姓的前蜀、孟姓的后蜀。这自然不是文采飞扬的体面事。“蜀人夜表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当时传以为笑”。表彰的形式,被人们用为讽刺的形式。当然,形式已是简化了的,不过门上加几个字而已。
  表闾,中国古代门文化的一大景观。对于门的重视,对于门功能的开发,产生了这一文化景观。通过对一些人家大门前的美饰,统治者向社会广而告之,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写在那门闾之上。至于大门内形形色色的故事,则是对门上字的活生生的诠释。

             7.阀:世家门前立阀阅

  门第门阀,在封建时代里,一种不可小视的社会存在。门第之第的来源,是大门开在通衢的特权,前已述;那么,门阀呢?阀,即阀阅。
  阀阅是资历和功绩。祖先立下的功业,后人当作资本,言家世,称世家,“阀阅”二字可备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日勋,以言日劳,用力日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阀阅,也作伐阅。
  为将功业张扬于门前,仕宦人家在大门外树柱子,题记功业。这柱子的名称,就叫阀阅。《玉篇·门部》:“在左曰阀,在右曰阅。”阀是大门左边的柱子,阅是大门右边的柱子。
  阀阅与乌头门,请读宋代李诫《营造法式》的表述:

  《唐六典》:六品以上仍通用乌头大门。唐上官仪《投壶经》:第一箭入谓之初箭;再入谓之乌头,取门双表之义。《义训》表揭阀阅也。

  《营造法式》为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经典之作。其书载有乌头门图形。乌头门的两根立柱是大有讲究的。这讲究在于阀阅——世宦门前表示功绩的柱子。宋代《册府元龟》:“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两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确墨染,号乌头。”
  明代方以智对前人的说法做了总汇,他的《通雅》写道:

  士大阀阅之门,亦谓之阙。唐宋敬则以孝义世被旌显,一门六阙相望。又杨炎祖哲,父播,三世以孝行闻,门树六阀。阙言额也。又尹仁智曾祖养,祖怦,父慕先,一门四阙。《史记·功臣表》:“明其等日代,积日日阅。”《汉书》:“赍伐阅上募府。”后因作代阅。元之品制,有爵者为乌头阀阅。《册府元龟》言:“阀阅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筒,号为乌头染,即谓之阙;柱端之筒谓之扌沓头,又曰护朽。”

  因都是在家门口张扬美名的事,所以,官宦世家记功的阀阅,同孝悌之家的表闾,也就往往被混为一谈。如宋代《鸡肋编》:“襄阳尹氏,在唐世以孝弟四经旌表,今门阅犹存。”王安石诗“四叶表闾唐尹氏”,所言即此。
  门之阀阅,本是物件;阀阅被视为一种世代因袭的家族地位的标志,同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划分融为一体,便产生了门阀之说。世族大姓,自矜门第,累世为官,如《晋书》所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唐庄宗任用冯道为掌书记,世族门阀出身的卢程,自己虽无起草文书之才,却对此大为不满:“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耶?”
  婚姻讲究门当户对,门第不等不通婚。《南史·贼臣传》载,侯景请娶于王、谢,梁武帝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门高,门阀高。《新五代史·崔居俭传》:崔氏自后魏、隋、唐以来为世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至其后世子孙,专以门望自高”。崔居俭“拙于为生,居显官,衣常乏,死之日贫不能葬”。以门望自高,世代硬撑门阀的空架子,最终的结果很是可悲。

              8.光大门楣和倒楣

  世族门阀要维护优越的社会地位,使高门不衰;尚未跻身上层社会的人们,望子成龙,光宗耀祖。将攀升的愿望,形象地表达出来,古人选择了门户。《南史·垣护之传》,垣崇祖年方十四,有干略,伯父垣护之说:“此儿必大吾门。”同书《王茂传》,王茂才几岁就受夸奖:“此吾家千里驹,成门户者必此儿也。”所言“大吾门”、“成门户”,均是光耀门庭、光宗耀祖的意思。
  封建时代里,出人头地的途径之一,是读书入仕。走科举之途,求得金榜题名,此时也就替祖宗门庭增了光,或者说叫做光大门楣。那一番光景,请看宋代吴自牧《梦粱录》的描述:

  临安辇级之下,中榜多是府第子弟,报榜之徒,皆是百司衙兵,谓之“喜虫儿”。其报榜人献以黄绢旗数面,上题中榜新思铨魁姓名,插于门左右,以光祖宗而耀间里,乞觅搔搅酒食豁汤钱会外,又以一二千缗犒之。此其常例也。

  黄绢旗——须知这黄可不是寻常颜色,插于大门左右,“光祖宗而耀间里”,是何等的风光。明代叶盛《水东日记》,“孙状元贤未第时,尝梦金甲神人持黄旗插其门上,有状元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孙贤梦见“黄旗插其门上,有状元字”,这不仅反映了他的梦寐以求及良好的自我感觉,还反映了当时科举成功者所得到的礼遇:黄旗插门。
  插旗于门,满门荣耀,表示对于寒窗苦读者的报偿和嘉奖,也表明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这种喜庆方式被长久地沿用。可惜的是,那些并不曾苦读的人,靠了钱财,买得身分,也照样门悬黄旗以炫耀,使得这种喜庆方式泥沙俱下。明代《野获编》引《觚不觚录》:

  士子乡会试得隽,郡县始揭竿于门上,悬捷旗。至申吴门拜相,地方官创状元宰辅以揭其门,谓为异事,不知近日此风处处皆然。富室入赀为中书舍人者,及诸生冒摩纳准贡生者,皆高竿大旗,飘飘云汉。每入城市,弥望不绝。南宫报得鼎甲及庶常者,另植黄竿,另张黄旗,比乡会加数倍。

  应考的读书人,乡试、会试榜上有名时,门上揭竿悬旗报捷。富有的人家花钱买得官爵功名,秀才纳捐取得贡生资格——付银子,换“学位”,也都“高竿大旗,飘飘云汉”。旗虽多,已是真真假假的了。朝廷传报得中状元、榜眼、探花及庶吉士者,要几倍于乡试、会试的数量,插黄色竿,悬黄色旗。“每人城市,弥望不绝”的旗子,形成景观。旧时河北《新河县志》记:“通显之家,门前立石起旗杆,乡人又多恭颂匾额,气象雄壮。”所反映的则是乡镇间的景观。
  “倒楣”一词也出现了。清代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讲到俗语“倒楣”的来由:“明季科举甚难得,取者,门首竖旗杆一根,不中则撤去,谓之倒楣。”这名落孙山的“倒楣”,实在是令人不愉快的事,是不走运的事。
  为何称“倒楣”,似稍显费解。如果结合《水东日记》“黄旗插门上,有状元字”,以及《觚不觚录》“揭竿于门上,悬捷旗”,并将这些记述理解为也在门楣上插旗竿——请注意,旗竿与旗杆是有区别的——那么,将落榜者未能“悬捷旗”于门楣之上,称为“倒楣”,其“倒”倒是同“楣”沾边的。
  明代人造出“倒楣”一词,大约还受到唐朝杨贵妃故事的影响。唐代史学家陈鸿《长恨传》描写杨贵妃得玄宗宠爱,杨家沾光,荣华富贵,“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贵,爵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富埒王宫,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俟矣。而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并录下颇能反映社会舆论的“当时谣咏”:“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还有:“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资治通鉴》记此为:“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生男本该欢喜的,喜什么?喜男儿能争个功名,光大门楣。杨家有女初长成,一下子弄得整个家族显贵荣华。于是,民间不无嘲讽地唱“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随着故事与民谣的流传,门楣同功名求取、门第荣耀紧密地联系起来。
  门上楣,门框上端的横木,具有支撑门户的作用,又是挂门匾、署门额的地方。门楣硕大,则门户壮观。因此,仅就门楣的建筑结构作用来说,门楣的塌倒也是不顺心、不遂意、不走运、不吉利的。
  那个时代,人们习惯于将建功立业的孜孜以求,表达为光大门楣、改换家门。无杂剧《薛仁贵》讲的就是这些。剧开始,薛仁贵志在从军,对父母说:“孩儿学成武艺,智勇双全,若在两阵之间,怕不马到成功。但博得一官半职,回来改换家门,也与父母光彩些……”剧结尾,真的实现了“改换家门”。《薛仁贵》最后的台词是:“降丹诏全家封赠,改门闾荣耀非常,若不是徐茂功辕门比射,怎显得薛仁贵衣锦还乡。”这唱的正是封建时代人生理想。

               9.柴门与衡门

  古典文学作品里,同高门大户、朱门彤扉相反衬的,是蓬门荜户、柴门柴扉,是衡门即民间所谓“光棍大门”,是挂席为门。社会分为阶层,这是反映;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的不同,也反映于门户。
  杜甫逢离乱,成都流寓一草堂。当年建的是茅屋,曾被秋风所破。后人纪念这位诗圣,立祠宇,再不是占地一亩、茅屋一间的规模,大廨、诗史堂、工部祠,屋瓦鳞鳞。然而,在这堂祠之间,柴门一座,也被列为主要建筑。那柴门的功用,实在在于象征意义。
  《礼记·儒行》形容小官吏的生活:“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筚门,荆竹编织成门;圭窬,门旁穿墙如圭形;蓬户,编蓬为户。儒者的品行,就在这简朴的生活中,安贫自守,得到体现。
  柴门蓬户,可以是一种社会等级的标志,是贫贱者的住处。这样的门脸,不起楼,不列戟,门左无阀,门右无阅。平头百姓以此为居,习以为常。
  然而,有时却偏偏有达官贵人居柴门。后汉的杨震为官清廉,对趁夜黑叩门行贿者,曾有“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拒贿名言。关于他的府宅,《后汉书·杨震传》记为“柴门绝宾客”。这“柴门”二字,便不是闲笔。
  事实上,若是有点“来头”,有什么家世、什么履历的人进出柴门下,就难免生出些说法。比较著名的,是《晋书·儒林传》里面的话,叫“清贞守道,抗志柴门”。明代《艺林伐山》说,“诗人多用此,‘柴门’二字原出于此”。
  柴门,被作为一种符号,代表着品行情操,高风亮节,入诗入文。当然,对此也不能一概而论。《汉书》上讲,汉中之俗“蓬户柴门,食必兼肉”。食不可无肉,却并不怎么讲究门面,民风如此,就是这么一种生活方式,那是与“抗志柴门”不搭界的。
  以柴门标榜“儒行”清高,这同在传统文化中颇有影响的《韩诗外传》有些关联,请读书中这一段文字: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蒿莱,蓬户瓮牖,揉桑而为枢,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子贡乘肥马,衣轻裘,中钳而表素,轩车不容巷而往见之。原宪拄黎杖而应门,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跟踵决。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原宪仰而应之曰:“宪闻之,无财之谓贫,学而不以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

  “无财之谓贫”。《韩诗外传》描写原宪之贫,着笔于他的居住条件和服饰。其屋门“蓬户瓮牖,揉桑而为枢”,很是简陋;可是,原宪并不因此而自卑,他自恃精神世界的富有。《史记·陈丞相世家》写陈平发迹前穷得叮当响,家居陋巷,挂破席为门,门外却多有长者车辙,有人就此判定会鸡窝飞出凤凰来。挂席为门的陈平,门户寒酸,却怀治国之才。原宪的言辞,陈平的事迹,体现着一个古老的话题:清贫不碍品行才华,矮门小户藏君子,出能人。
  鉴于这种观念,同时又由于柴门不事修饰,具有返璞归真、接近大自然的情趣,与隐士风尚相合拍,柴门为古代的归隐者所乐道。陶潜有言:“翳翳柴门,事我宵晨”。他的《归去来兮辞》道:“乃瞻衡宇,载欣载奔。”陶渊明写到了衡宇——横木为门的简陋房屋。
  衡,指衡门。《诗经·陈风·衡门》:“衙门之下,可以栖迟。”朱熹释:“衡门,横木为门也。门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横木为之。”《汉书·韦玄成传》,韦玄成佯装病狂,不愿承袭爵位,其友人上疏:“圣王贵以礼让为国,宜优养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门之下。”颜师古注:衙门,谓横一木于门上,贫者之所居也。这衙门,东北乡间称为“光棍大门”,很是简陋。依《汉书》所记,韦玄成并没有能安居衡门,还是做了高官。可见“抗志柴门”,着个“抗”字,不是虚用。
  出入衡门,衣着随便,被用来渲染远避仕途者生活氛围。《晋书·外戚传》:何准为穆章皇后的父亲,其兄何充“充居宰辅之重,权倾一时,而(何)准散带衙门,不及人事,唯诵佛经,修营塔肩而已”。“散带衡门”以其生动形象的表现力,传为成语。唐代杜牧《送陆氵夸郎中弃官东归》诗:“少微星动照春云,魏阈衡门路自分。”魏阙,以宫禁前的阙门指代朝廷;井以栖迟衡门来称代弃官者的去处。“魏阙衡门路两分”,两条不同走向的人生道路,用两种不同的门来表示。而这两种门,早已被赋予远远超过其物用价值的文化含义了。
  “衡门”“柴门”“柴扉”,成为古代诗文的高频率用词。描写清贫可用它,它还被用作清高的象征,用作隐居的、不仕的标志——尽管隐士未必真隐于柴门之内。这样一来,本来挺好的形象,被用滥,甚至生出陈腐之感。元代时,终身隐居未仕的吾丘衍,对此有一段评论,写入《闲居录》:

  晚宋之作诗者多谬句,出游必云“策杖”,门户必曰“柴扉”,结句多以梅花为说,陈腐可厌。余因聚其事为一绝云:“烹茶茅屋掩柴扉,双耸吟肩更捻髭。策杖逋仙下山去,骚人正是兴来时。”或可为作者戒也。

  在一定的条件下,词的使用会发生泛化乃至虚化的情况。门户必曰“柴扉”,未必都真的住柴门,诗里这样写,倒不是有意骗人,而是借用“柴门”为符号,或表示心迹,或自标清高,或用为自谦。
  说到自谦,熟语中有“蓬荜生辉”,多用作谦词。“蓬荜”即“蓬门荜户”的省语,字面意思是,草和树枝为材料的门户——局部代整体,用以形容清贫人家的简陋房屋。然而,对于“得兄光顾,蓬荜生辉”之类的客套话,大可不必较真,去指出人家并非蓬门荜户,因为那是用“蓬荜”来称代自家陋室;当然,也没有人会站出来说,他家不是陋室是华屋,因为人家称“蓬荜”,是自谦的用法。
  传统文化形成古人的一种心理,君子固穷,称穷而不夸富,安贫乐道成美德;这种心理又同自谦及客套融汇在一起。古典诗文里,“柴门”之类成为常见词,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10.花门柳户猖妓家

  花门柳户娼妓家,社会的一种病态的畸形怪物,在语言中留下了“门”的“户”的印痕。明代《说略》:“门户二字,使院名也。”门户人家即指娼家。
  这类词语还能举出一些例子。如:
  私门,指暗娼。《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这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了,却挂起一个招牌来,岂不可笑!”
  半掩门,暗娼。也指不贞,清代《乡言解颐》:“谓妇人之不贞者曰半掩门”。
  市门。《醒世恒言·赫大卿遗恨鸳鸯绦》“虽市门之游,豪客不废”。市门,妓院的代称。倚市门,即倚门卖笑之谓。
  百楣门(木呈)。(木呈),门槛。明代朱有燉《神仙会》第一折:“躲离了七真坛院,撞入这百楣门程。”
  风月门庭。元代杨景贤《刘行首》第三折:“休占风月门庭闹”。
  花门柳户。明代康海《王兰卿》第一折:“做一个三从四德的好人妻,不强如朝云暮雨花门妇。”又:“谁想这妮子情性贞良,全无花门柳户之气。”花门、柳户都指娼家。还有“柳户花门”,元代马致远套曲《青杏子·悟迷》:“柳户花门从潇洒,不再囗,一任教人道情分寡。”
  批把门巷。唐代王健《寄蜀中薛涛校书》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批把花里闭门居。”后来称妓女所居为“批把门巷”。
  语言是社会的聚焦镜头。封建时代,一方面把阀和阅树在门前,门第门阀,显示家族的荣耀;一方面又造就花门柳巷,藏污纳垢,做社会的污水桶。前者系着男人们的功名利禄,后者系着女人们的血泪屈辱。等级社会里的社会不平等,在这对比中形成强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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