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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门镜门符辟邪物



             1.敦煌遗书中的门符

  1900年发现的敦煌莫高窟石室遗书,主要为唐及五代人的写本。当时民间挂门符的习俗,连同那符,一并记录在敦煌的文献中。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对此做过介绍。
  说来也怪,门上贴符一纸,除病迎吉,还管“夫妻相爱”,真有如此法力?古代偏就有人相信。这种贴门之符,见伯三三五八《护宅神历卷》(图44)。
  
  写于唐咸通三年的《发病书》,反映了唐代民间兼用吞符、挂门符驱病的习俗。其中《推初得病日鬼法》说:“卜男女初得病日鬼各是谁,若患状相当者,即作此鬼形并书符藏之,并吞及著门户上,皆大吉。书符法用朱砂(外门内下)气作之。”
  这里,不是对症下药,而是卜鬼画符;至于“初得病日鬼各是谁”,同十二地支纪日相对应,鬼的名目列为十二,如:

  卯日病者,鬼名老目离,青头赤身,各乐,使人狂病,令人多涕,藏头掩口入人家失火,狂语恍惚不安,以其形废之,即吉。此符朱书,病人吞之,并书著门户上,急急如律令。

  如此子丑寅、辰巳午,至戌亥,十二种鬼,十二种符。看来,“卜”不过是虚幌一招,子日画子符、丑日画丑符而已。十二鬼形象的来源,如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所言,“与中古时代的假面舞、驱傩舞角抵戏等颇有关系”。那符,形若汉字与一些笔画的叠加,大都含“鬼”的基本字形,甚至不一而足。例如“卯日病者,鬼名老目离”,符上含三“鬼”字形。吞符挂符的人相信,用朱砂画出的符箓具有法力,可使关涉子日病之鬼、丑日病之鬼等十二鬼,“急急如律令”,快去将病患驱除。符的处置,吞,缘自于服药的联想;挂门前,则是借用门户的意义以表威慑。

              2.书“(上渐下耳)”

  同是唐代,门上书字符以辟邪驱疫的风俗,段成式《酉阳杂俎》有“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囗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疟疠”的记述,并认为囗字“合沧耳也”,是《汉旧仪》所说傩逐疫鬼“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之中“沧耳”的合写。
  门上书囗之俗流传下来。金朝韩道昭《五音集韵》对此的解释更进一步:

  人死作鬼,人见惧之;鬼死作囗,鬼见怕之。若篆书此字贴于门上,一切鬼祟,远离千里。

  蒲松龄《聊斋志异·章阿端》写到了囗。这段人、鬼相处的故事讲,戚某不怕鬼,与鬼女章阿端交往。鬼女病,“恍惚如见鬼状”。戚某不解:端娘已是鬼了,还有什么鬼能害她?书中的答复是:“人死为鬼,鬼死为囗。鬼之畏囗,犹人之畏鬼也。”这同《五音集韵》的说法正合拍。
  小说《章阿端》接下去的情节是,章阿端终于一病而去,戚某的亡而复来的鬼妻对戚某说:“适梦端娘来,言其夫为囗鬼,怒其改节泉下,衔恨索命去,乞我作道场。”蒲松龄的构思挺奇妙:原来,章阿端的鬼丈夫就是囗,不能容忍她与戚的暧昧关系,而鬼妻自然惧怕囗夫……从小说看,囗似乎只盯着冥间的鬼,不怎么危害世间的人。
  由此,这囗便与死后专以吃鬼为能事的钟馗、与在度朔山鬼门口阅领众鬼的神荼郁垒,有了相似之处。古人相信门上贴囗保平安,正是视若门神的。清代山西《晋县志》:

  除日,图镇殿将军像,或书神荼、郁垒,或书“囗”,驱魑魅。

  “囗”和诸色门神相提并论,被人们寄以相同的角色期待。
  云南彝族民间的驱疫神灵(图45),被画为三目圆睁,赤臂赤足,踏“罡”“煞”,头顶“囗”符。
  
  尽管这个“囗”字远播四方,其来历却大约出自讹传。宋代《事物纪原》引唐代《宣室志》:

  裴渐隐居伊水,时有道士李君善视鬼,尝见渐于伊上。大历中,寄书博陵崔公曰:“当今制鬼,无过渐耳。”是时朝士成书渐耳字题其门,自此始。盖渐谓裴渐,耳本助辞,后人因李君之书,误作一字也。

  这真是和门上书“囗”开了个玩笑。就像如下一问:“触龙言说赵太后”,还是“触囗说赵太后”?那位赵国的左师应是名叫触龙的,《战国策》讹传为“触囗”,全怪简书竖写。唐代崔公的信也是竖写的,结果读者将“渐”与“耳”视为一体,以为是法力首屈一指的驱鬼之符。可叹的是,段成式出来予以解说,“合沧耳”云云,居然引经据典;可感叹的是,这个源自“合二而一”的讹读字,千百年来一次又一次地被请上门扇,本没有的,硬是有了——“心诚则灵”所赋予这“囗”字的功能:辟邪。
  不过,这功能只是作用于心理的。好在天地间并无邪鬼凶煞,自己吓唬自己的人们,书个“囗”作为心理的门户,也就又实现了自己抚慰自己。
  以门户上的古怪的字符,作为庇护心理的镇物,不止“囗”字一端。清代康、乾年间,龚伟《巢林笔谈续编》载:

  吴中大疫,民居多粘“囗囗囗”三字于门首,云驱邪也。不知创自何人?按大事记: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马祖,剪楮为兵以骇众,各户多悬“囗囗囗囗”四字厌之,字形相似,出道藏,亦未详音义。此等字,大约如《酉阳杂俎》所载“囗”之类。

  乾隆年间,袁枚《续子不语》有篇《驱狐四字》。篇中讲,黄纸两方,朱砂为墨,分别写“右户”、“右夜”,贴门上,驱狐怪。
  瘟疫流行之时,门上贴经文,以求摆脱瘟疫的搅扰。见清代褚人获《坚瓠集》:

  天启中,蜀明时举庐陵令,值邑中疫大作,明刻一经条似封条样,上写《玉青文昌大洞经》,取道士印钤于上,散病人家,贴门上,病者即愈,未病者不染。人成异之,问于明。明曰:“文昌父母皆死于疫,及得道,乃法治疫鬼。鬼名元伯,愿听约束,但有经号在门,即不敢入,已入即出。”

  把刻有经文、铃道士印的纸条,贴在人家门上。希望此举既可以起到治病作用,又能有防病功能。据说,疫鬼名叫元伯,见门上贴的纸条“即不敢入,已入即出”。
  此种迷信的办法,敦煌遗书里即有涉及。其中劝善经一卷,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其言:今年大熟,无从收刈,有数种病死,举出疟病、赤白痢、赤眼病、风病等七种疾病致命。并说:“今劝众生写此经一本,免一门难,写两本免六亲难。……门上榜之,得过此难。”这是唐朝写本,记有“贞元十九年”字样。
  所有这些能有功效吗?答案是否定的。它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为迷信这些做法的人提供心理慰藉罢了。

                3.贴“酉”

  贴“酉”的传说,曾伴着习俗在山东一些地方流传。
  除旧布新之际,“酉”字贴在门框上;建房、改门之时,大梁、门框贴“酉”。这传说同姜子牙有关:姜子牙是白熊投生,出生时带着封神榜。姜子牙封诸神,天地间的神都敬畏他。神仙鬼怪唯恐避之而不及,于是,便有了“姜太公在此,诸神让位”之说。传说姜太公西时落生,爹娘给他取名“酉”,以为纪念。“酉”又与“有”谐音,不受穷。根据这一传说,贴“酉”也是双重含义——代表“姜太公在此”,辟邪;“酉”也是“有”,祈福。
  此俗先是新年习俗,除夕夜据说是神鬼纷纷出动的时候,需要“酉”来把守时间的关口;后被建房、改门所移用,着眼大约在于空间的关口——邪别进门,福请进来。
  有时也径直请姜太公上门。1927年《绥阳县志》载,迎娶之日,“门首大书‘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这是请姜太公在新娘过门之时,把门镇邪。
  吉林西部蒙古族民居,住房门楣贴纸条,上面写“过此门万恶消除”。门户是入口,“进此门万恶消除”,门内也就诸事合顺,吉祥平安了。这采用的是表意明了的形式。
  军营门上写“慎火停水”字样,有段故事载于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

  陈希夷将终,密封一缄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献,真宗发视无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字而已。或者以为道家养生之言,而当时皆以为意在国家,无以是解者。已而,祥符间禁中诸处数有大火,遂以为先告之验。上以军营人所聚居,尤所当戒,乃命诸校悉书之门,故今军营皆揭此四字。

  因仅“慎火停水”四字,颇费猜度,有了不同的理解。后因大中祥符年间宫中屡发火灾,便把那四字遗言释为防火之义。宋真宗认为军营人多,尤其应注意防止火患,下令军营门上书此四字。从那时到《石林燕语》成书,时间过了百余年,军营门上书写“慎火停水”四字,一直沿袭下来。
  将“慎火停水’懈释为谨慎防火,提醒人们注意消防安全,大概要比贴“酉”更能保平安的。

              4.门挂“照长镜”

  《今晚报》1995年3月13日报道,天津市一些居民区内居民悬挂“照妖镜”现象增多,影响邻里团结,这种迷信现象,实不可取。消息说,一些居民将小镜子挂在自家的窗前或门前,用来驱邪,图吉利。对过的居民见自己家被镜子照,也挂起镜子照对方,从而使“照妖镜”越挂越多。
  有种说法,门对富、窗对门不吉利,在自家门前窗上挂面小镜子,可以破掉那不吉利。
  “镇宅神以埋石,厌山精而照镜。”语出北周瘐信《小园赋》。前一句说的是埋石辟邪,后来有了“石敢当”;后一句反映了镜子照妖的民俗观念。
  古代以钢为镜。距今约4000年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了铜镜,那是原始社会末期铸件。先秦时代的一些铜镜饰以饕餐纹、怪兽纹,这除了造型装饰意义外,更具有符号意义。汉代铜镜出现铭文,如“左龙右虎辟不羊,朱乌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辟不羊即辟不祥。汉代铜镜还常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图形,有的铸十二地支,这都为镜增添了神秘色彩。
  晋代道教理论家葛洪《抱朴子·登涉》推崇镜的法力。书中写道,有谚曰“太华之下,白骨狼藉”。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因此,要带镜以却鬼魅:

  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镜中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镜中矣。

  葛洪所说的照妖镜,主要神威在于令妖怪现出原形。《太平御览》引《洞冥记》说,铜镜四尺,“照见魑魅,百鬼不能隐形”,与此同。
  元代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写了三种具有法力的神镜:

  那里是天狱,有三面镜子,一面是照妖镜,一面是锁魔镜,一面是驱邪镜。三面镜子,镇着数洞魔君。不知射破那一面镜子,走了那一洞妖魔,倘或驱邪院主见罪,如之奈何。

  这出杂剧的故事说,那吒神与二郎神在天上饮酒,比试武艺,二郎神一箭射破锁魔镜,使因犯天条,被罚在锁魔镜里受罪的九首牛魔罗王、金睛百眼鬼得以逃逸。天狱有三镜,照妖镜、锁魔镜和驱邪镜。值得注意的是两条:其一,“三面镜子,镇着数洞魔君”,镇魔——其法力之所在;其二,统管三镜的神祗名叫“驱邪院主”。剧中交代:“太极初分天地中,驱神使将显神通,金阙书名朝上帝,掌判驱邪镇北宫。贫道乃驱邪院主是也。”太极初分的资历,金阙书名的名分都可视为渲染其事的虚文,而实在的意思,惟“驱邪”二字而已。
  一是镇魔,二为驱邪,连同三镜名称,元代人心目中镜子的法力,被记录在杂剧里。这无疑对后世有所影响,为民俗中门前悬镜这一事项,提供了说词。
  照妖之镜不照妖,写《西游记》的吴承恩有这样一番调侃。小说第五十八回故事讲,六耳猕猴以假乱真,纠缠到玉皇大帝前,玉帝传旨宣托塔李天王:“把照妖镜来照这厮谁真准假,教他假灭真存。”天王即取镜照住,请玉帝同众神观看。镜中是两个孙悟空的影子,金箍、衣服,毫发不差。玉帝也辨不出来。最后,还是如来高明,只说出六耳猕猴的本象,那猕猴便胆战心惊,现了原形。
  吴承恩涉笔成趣,极言真假难辨,连照妖镜也失去神威,只是运用了文学的反衬手法,还是别出机标,要对照妖镜之说来一番讽刺的幽默?

               5.门悬辟邪物

  纳祥开门,辟邪闭户。门户作为出入口,旧时被人们赋予民俗信仰方面的特殊意义。许多门前饰物,其实原本并非取其装饰性意义。
  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乡间人家建房盖门楼,门楣上兴挂“财角”。财角,用一尺见方的红布,叠出并缝成两个三角形袋,两袋不要剪开,袋里装五谷和硬币。建大门时,将一对财角、一双筷子、一卷古书悬挂于门楣上。这一串民俗符号的并用,周全地为新大门内的人家祝吉,包含着:五谷丰登、财源茂盛、人丁兴旺、诗书传家。
  羌族崇拜羊图腾,建筑物门上悬挂羊头骨和羊角。贵州一些地方,门楣挂木头刻绘的衔剑吞口,怒目利齿,煞是吓人。蒙古可汗的大帐门前,树黑缨大矛,称为“苏鲁锭”,象征战神……所有这些,都是选取具有威力的物件,用来驱鬼辟邪。
  这些物件能驱邪吗?它们既已被民俗信仰所选择,就能起到心理慰藉的作用。这就足够了。悬在门前的,往往其状可怖。以恶对恶,所谓“神鬼怕恶的”。宋代《梦溪笔谈》卷二十五:

  关中无螃蟹。元丰中,予在陕西,闻秦州人家收得一干蟹,土人怖其形状,以为怪物,每人家有病虐者,则借去挂门户上,往往遂痉。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

  关中不产螃蟹,关中人不识螃蟹,视为可怖的怪物,结果呢?正好,挂在门上,借它的恶模样来降伏病魔。这样的一只干蟹,被人们借来借去,并且,“挂门户上,往往遂搓”,仿佛真有奇效。其实,要说能有作用,不过心理作用。《坚瓢戊集》卷四“祛虐鬼咒”也记:“悬于蟹,门画狮皆可愈疟”。
  胡朴安《中华风俗志·宁古塔风俗杂谈》:“有疾病,用草一把,悬于大门,名曰忌门。虽亲友探望,只立于门外,问安而去。”该书还记洛阳风俗,“家家门中,须树夹竹桃一棵,以为能驱一切邪祟。”
  
  台湾民俗,削木为狮头,挂在门首,视为驱邪厌煞之物。狮头模样凶恶,巨口呲牙,有的还衔着利剑。又有挂八卦牌的习俗(图46),其图形既表现八卦符号,也包括九星术符号——解说其来源的传说,为伏羲河图、大禹洛书。如将狮头同八卦牌图案合二为一,人们相信其辟邪威力会更大,八卦符号就被安排在狮子额头(图47)。
  这种狮头,同我国西南地区民俗辟邪物——吞口多有相似处。下一节就来说吞口。

               6.门楣挂吞日

  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彝族、水族、羌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同胞,以吞口为守门辟邪的神灵。吞口多为变形的虎头,目圆睁,嘴大张,表示要尽吞世间邪恶。即便衔剑的式样(图48),也不合唇,以示厉齿。据马昌仪、彭荣德、郭振华的湘西土家族梯玛文化调查报告,士家人信仰的神鬼包括“辟邪的吞口神”。
  以吞口辟邪,与“石敢当”有关联。1932年四)0(万源县志》:

  石敢当……县俗人家少埋石者,多于中门钉一虎头牌,中书“泰山石敢当”,或立石刻此字,犹古意。虎头,俗名之曰“吞口”。

  这一习俗也见于贵州,印行于1932年的《八寨县志稿》记:

  虎头悬门,谓之“石敢当”。今人家冲道或山岭悬一虎头于门上,书“泰山石敢当”五字于虎舌,谓其能镇厌凶煞。
  
  这样的造型图案,如今在贵州仍能见到(图49),体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风俗的相互影响。1938年《麻江县志》,记门前“埋石,书石敢当”,并记:“今人家的门有当路冲或屋顶及高压,皆悬虎头匾中书‘泰山石敢当’,于门楣上。”
  石刻的“石敢当”,刻字之外,再加上虎头图案,是为辟邪符号双加料。吞口上写“石敢当”字样,也仍是虎头与石敢当两种符号的叠加,只不过造型形式变了,兽头由客体符号成了主体符号。
  四川岷江上游地区的羌族民居,大门上贴门神以驱鬼,一左一右,通常为神荼和郁垒。同时,羌族同胞又信吞口神,石雕的吞口立于门前。这石雕吞口,似乎更能说明吞口同石敢当之间有关联。1932年四川《渠县志》记录有关吞口的材料:

  居室犯凶煞者,于门前立石高三四尺,圆瞪两目,张口露牙,大书“泰山石敢当”五字于胸前,或于门楣悬圆木若车轮,以五色绘太极图及八卦于其上,或贴“一善”二字与“山海镇”三字。凡以镇厌不祥也。

  民宅镇厌凶煞,相提并论有三,门前立石敢当刻石、门楣悬挂绘太极八卦的圆木即吞口、门上贴字。而1921年四川《合川县志》说:

  今人家有埋石者于门中,立一虎头,书曰“泰山石敢当”五字;或又门额中钉虎头,匾上书“一善”两字,谓此可以避煞。

  民俗的流变,由刻石而刻木,由“石敢当”而“一善”、“山海镇”,有一个符号贯穿其间,就是虎头。这反映了老虎驱邪民间信仰习俗的生命力。
  
  制作木刻吞口,通常用桃木或柳木。桃、柳木本身就有驱邪逐恶的民俗符号意义。白族的吞口,造型古朴,形象凶狠,一般不敷彩,用木料原色,圆圆的大眼睛或涂为黑色,或雕透。彝族崇拜葫芦为神灵之物,就在葫芦上绘制吞口。虎头怒目,虎口中画阴阳鱼(图50)。借助古代神话传说及青铜、彩陶文物,来说明吞口的文化含蕴,可将目光投向先秦或更遥远的时代。浙江河姆渡原始遗址发现有葫芦,说明早在7000年前,先民们已将葫芦作为生活资料。在陕西临渲出士的彩陶虎头葫芦瓶(图51),属于距今五六干年的仰韶文化,其造型同彝族的葫芦吞口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可以证明,吞口是保留着远古文化信息的活化石。彝族风俗,在举行祭祀大典时,由祭司画吞口,红底黑虎头,悬挂于大门门楣,表示这户人家在祭祀祖先。
  
  1947年四川《新繁县志》,载录“悬门有吞口神者,谓能镇宅”的民俗材料,认为“吞口,即饕餮之声转”,古彝器的饕餮饰纹,就是吞口。人家门悬吞口以辟邪,“盖取《左传》浑沌、穷奇、(木寿)杌、饕餮投诸四青,以御魑魅之意”。这是借助语言发音的推溯,认为吞口是上古神话的产物。
  水族同胞制做吞口,涂彩似戏曲脸谱,深蓝色的眼珠、眼圈,杏黄色的鼻子,粉红色嘴唇,雪白的牙齿横咬着一支剑。将吞口挂在房门正中,说是这样能保佑人畜健康不生病。水族民间传说,吞口是玉皇大帝的第八个儿子。故事说:玉帝第八子降生,是个畸形怪物。王母娘娘见了不高兴,玉帝便将他用竹篮装了,遗弃在天河边。竹篮里的小家伙自有神灵,冻也不怕,饿也不怕,美美地睡了一大觉,醒了,打了个哈欠,就将天河吞下了半截。这惊动了五帝。玉帝封他为吞口神,发挥他的特长,让他到人间吞食邪恶鬼怪、瘟疫孽障。
  以吞口为守门之神,不是仅仅着眼于“兵来将挡”,门神守卫,大鬼小鬼进不来;而是口大尽吞邪恶,吞掉它。这略不同于一般的武士门神,倒像神话门神神荼和郁垒,捉鬼捆绑了去喂虎,像传说门神钟馗,捉鬼挖眼,再吃掉它。
  吞口,形式连同内容,有一近似物,即陕西宝鸡的辟邪马勺。当地传说社火脸谱能驱邪,将舀水马勺绘上脸谱,挂在居室,企望保佑一家人的平安。
  云南昆明附近乡村,人家建房,常于院门门头上垒一吞口,瓦质。其大兽头,配以小比例的身躯四肢,或坐或卧于瓦片形基座上,圆目獠牙,巨口吐长舌,虽体量不大,却具啸天之势。当地人以其为辟邪神物,吞口守院门可以守财存财,还可招财,甚至夺财——相同方向的大门,先置吞口就先占了“财源”,邻居想要与之分庭抗礼,只得远远地暗设一砂锅,对准占先的吞口,意思是:你若“吞”财过分,小心被砂锅煮化了。
  这吞口,由门楣移至门头,由表示尽吞邪恶,而兼顾吸纳“财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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