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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中的温情


  人多么期盼温情啊,尤其在他陷入绝境的时候,即使最坚强的斗士,也难脱俗。老诗人、“胡风分子”曾卓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夹缝中写给妻子的一首诗中说:“一捧水就可以解救我的口渴/一口酒就使我醉了/一点温暖就使我全身灼热……”这种让人掉泪的诗句,正是悲凉心境真实的写照。但是——我多么不希望有这个但是啊——现实中的情景却让人沮丧,政治运动来了,人们更多看到的却是诬陷、告密、背叛、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等,更叫人痛心的是,有时候,这些甚至来自他们的亲人,比如顾准。
  温情还是有的,只不过生长在夹缝中,被挤压得变成了畸型,近读老作家荒芜《伐木日记》,感受尤深。《伐木日记》写一个129人的伐木队中的几个人,他们都是右派,“朝雪斧声,夕灯人语”,文字中透出脉脉温情,象冰天雪野中几朵温暖的黄花。毕三姐,一个研究高能物理的研究生,她害怕使用锯子,原因是小时候见故乡城隍庙墙上画有地狱壁画,有一幅画的是两片木板,夹着一个罪犯,被恶鬼锯着,血随着锯齿流下来,可怕极了。后来她又读过一部明人笔记,其中说朱元璋也用那种办法锯人,不过不是竖锯而是横锯。因此,她每次拿起锯子,就联想到那种酷刑,不寒而栗。这么柔弱的一位女性,在对同样是右派的作家荒芜聊天时说:“你们有一支笔,一叠纸,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东西。处境越困难,生活越艰苦,越能写出好作品来,象屈原那样,杜甫那样。可是我们呢?”——柔弱的温情中夹杂着追求理想的坚强和刚毅,仅管也有无奈。“郐子手”,一个歌剧演员,在一幕歌剧中扮演过郐子手的角色,更要命的是他不合适宜地说过,要杀尽一切贪官污吏,因此获罪。“郐子手”只不过是难友们对他的谑称。这个死不悔改的人,寒气凛冽的夜晚还溜到树林深处去唱《卡尔门》,据说,他在日记中发泄了对现实的不满,于是队部发动批判,造成伐木队轰动一时的“日记事件”,其实,日记中只是如实记下了他的家庭悲剧,一件是他主动提出和妻子离婚,和女儿脱离父女关系,因为不那样做,他的妻子就要失业。另一件是他的半残废的老妈妈,被遣返原藉,因为感到孤独无靠,终于自杀。庆幸的是,“日记事件”后,“郐子手”并没有成为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瘟神,仍有人惺惺相惜,同他暗通款曲,在小河边,在工棚背后的松树林里,隔三五天,就到老地方谈心,象两个年轻情侣似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在道义上是一致的,他们没有被压垮,生活还是在这里进行,人性还是在这里闪烁。这里除了一个带队的解放军班长而外,大家都是‘右派’,是同难者,这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尽管是屈辱的苦难的平等……这里的冷酷死寂的生活中,时时有着美好的温暖的东西,顽强地生长出来。”(舒芜:《让伐木者醒来》)有一个右派,没到北大荒来,被遣返原藉,接受群众监督,生产队里的脏活重活全由他干,连五六岁的娃娃都能向他指手划脚,他听说北大荒的右派平起平坐,羡慕得什么似的。吴大姐14岁的儿子,因为爸爸妈妈姑姑叔叔全是右派,在学校里受同学欺负,被叫做小右派,这个孩子决心到北大荒来奔父亲的丧,外公外婆扭不过他,又怕管紧了出事,只好让他来了,到北大荒后,他又决心到伐木队来同母亲住在一起生活,伐木队为他破了不准家属探亲的例,允许他以小客人的身分住下来,“我爸爸死了,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我到这里,不是作客,是回家。”可是就在全队快要完成冬伐任务下山前几天,这个孩子被狼群吃了……。读此节时,正是六月的天气,可是我后背上却透着一丝刺骨的寒气,身体一阵发冷。一个孩子,只有在受难的人群中才能找到一点温情,而为了得到畸型的温情他失去了生命,这该让人感到多么悲哀!仍以那些受尽苦难的伐木人为例,我常常想,如果他们不是生活在同类人中,比如说放回到原来划他们右派的环境里吧,别说温情,怕是连活下去的权利也不会有。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缝隙中搜寻本属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温情,一次次总是失望而归,这是为什么?是的,在张贤亮先生的小说《绿化树》中,描写过马樱花式的温情,那种来自“人民”的温情,曾经让章永磷们感动得痛哭流涕,“我虽然在这里度过了那么艰辛的生活,但也就是在这里开始认识生活的美丽。马樱花,谢队长,海喜喜……虽然都和我失去了联系,但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心灵中的闪光点,和那宝石般的中指纹,已经溶进了我的血液中,成了我变为一种新的人的因素。”重读小说中的这段话,使我心中一阵刺痛,拉开历史舞台的帷幕,章永磷们是以罪孽深重的赎罪者形象出场的,那么马樱花式居高临下的温情也就显得宝贵,甚至她不时的嘲笑和叽讽,也象冬日里一缕和煦的阳光那么可爱。张贤亮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作家之一,他在后来的创作中写出了如《我的菩提树》、《习惯死亡》那样具有强烈批判锋芒的小说,实在是对《绿化树》中温情的一种强有力的超越。在一篇题为《我作为作家的生活》的演讲词中他说:“其实,我和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我们既勇敢,又懦弱……我们习惯了政治的风风雨雨,我们并不吝惜个人的生命,但同时又习惯于为了民族的国家整体的利益和声誉而不断地妥协;当我们在客厅里大胆地高谈阔论的时候,我们却又要小心地把厨房的门关上,以免妻子听见后向我们发脾气。”既勇敢,又懦弱,这话说得实在很高明。
  有人说,中国文人是一群缺钙的软体动物。这话说得尖刻也深刻。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他们的精神空间越来越狭窄,放开那些卑鄙的告密者、诬陷者不说,放开那些转而向权势寻求“幸福”的风云人物不说,甚至放开那些因为一点可怜的思想而获罪的一般蒙难者不说,即便从他们中寥若晨星的优秀人物来看,依然是差不多所有人都真诚地认为自己犯了错误,灵魂需要长时间艰苦的改造。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集体无意识。“千万朵葵花向太阳”,在鲜血一般疯狂的红色海洋中,向日葵们昂起了头,朝着同一个方向转动。只是,当太阳落山黑暗降临之后,向日葵们不得不低下头颅,但那并非陷入深思,仅仅是一种失落。这样的一群,他们早已没有了高贵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鄙弃他们,自有道理。如果碰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扪心自问的话,一个不能坚守的人,也是不配享有民间的温情的。
  毕竟,温情还是有的,只是它在夹缝中艰难地生长,难为人知。顾准在他最需要温情的时候,温情没有光顾,他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显示了人的强大。说起来让人伤感,他挚爱的母亲,由于亲人的作梗而不准相见;他挚爱的妻子,由于可以想到的原因先是同他离婚后是自杀;他挚爱的儿女,一直不想见他,甚至在他弥留之际也不原谅他——因为他给那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灾难。在这样的背景下,顾准仍然没有退缩,我想在他灵魂的最深处,应该存在一块温情的土壤的,我理解的这块土壤,就是对真理的爱。凭借那点温情的滋润,他坚持说出了自己的声音:“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作福音,我更哧之以鼻。”“我憎恨所有的神。”他的六弟陈敏之在一篇谈顾准的文章中说:“当知识分子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的时候,任何先觉者的对抗话语,都是大夜中的呓语。”是的,顾准说的是天上的声音。我还想说的是,天上的声音总会有被人理解的一天。顾准的女儿顾淑林在读完她父亲的遗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后写下《迟到的理解》,文中说道:“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自我剖析,所有这一切,纠扰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在“不能成寐”的“多少个夜晚”里,一定有温情浸泡着她,也许那些温情有时会变换一下形式,长出牙齿,一点点啃她的心灵。如果说顾淑林是顾准的女儿,她的话带有感情因素的话,可以再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在读顾准时,好多个地方都忍俊不禁眼眶潮湿,仿佛看见寒夜中的几点星光,心上笼罩起一丝暖意。相信我的这点感受决不至于是孤证。我同顾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也无高攀的意思,而且我知道,在顾准被思想界普遍认可的今天,我这么说会有媚雅的嫌疑,但还是允许我说上一句:温情决不仅仅只是存活在我的心中。是的,温情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它只对我们这个民族中最坚强的灵魂绽放出花朵般美丽的笑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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