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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一个人在投资时代追求叙事的故事。投资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人就是我。 我中学毕业以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电机系。也就是说，我是学工的。人们通常会把理科和工科放在一起，统称“理工科“，但据我的亲身体验，理科和工科有天壤之别，工科的目的是作出一样东西来：水泵啦，汽车啦，理科的目的是写出一些论文来：声称自己发现了一些道理；表达自己赞成什么或者反对什么。所以理科更接近于文科。 我1988年从清华毕业，但是我始终找不到对口的工作，这都是因为工科太具体，太实在。北大毕业的就不同了，我有个同学考上了北大力学系，毕业以后居然到个电脑公司去谋了个差使。我问他：“你凭什么去编软件？你又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他振振有词地说：“力学和数学是一家嘛，我们力学系在五十年代就和数学系一起，统称数力系。而数学呢，众说周知电脑的发明是为了提高计算速度。”你瞧，学理科的天生就会“叙事“，也就是把本来不沾边儿的事儿愣往一块儿扯。这不是和文科一样吗？所以今后大学再招生时不应该再误导考生，分什么“文史类“和“理工农医类“，正确的分类法应该是：“文史理“、“工农医“。 而我，之所以有点儿气忿是因为我们学工的压根儿就没有叙事的特权。人家电脑公司的人事部长一看我毕业证书上的“电机“两个字，就认为我应该在充满噪声的环境里工作。可是我真到了充满噪声的工厂呢，他们又只让我作秘书，因为我是女的。 与其在工厂当秘书还不如在外企当秘书，就这样，我沦落到外企。 一晃五年过去了。1993年元旦，我来到了海口。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这里是一个新兴城市，有很多机会，还因为我在北京很失败。我就想起了桔子在江南和在江北滋味不一样的古典案例，心想：也许我到了最南边，我这棵酸酸的果实能变成甜甜的山竽？于是我就南下了。 到了海南之后，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机械公司卖进口的柴油发电机。这工作听起来和我的专业很接近，因为有“电“又有“机“，但实际上和我的专业正相反。我是学电机的，也就是用电驱动其它要素去工作；而发电机呢，是用其它要素来制造电。即使这样我也很满意，当然销售部经理更满意，因为据他所说，他们公司，不，我们公司还从来没有过女销售员呢。海南的女性虽多，但能卖发电机的却少，可是这个工作又需要女性，因为他觉得女的能多卖机器。 但是三个月过后，他开始对我白眼相向了，因为我在这三个月之中连一台机器都没卖出去。4月1日的中午，我苦恼地坐在办公桌前，望着窗外的海景，思绪象大海一样，虽然辽阔，但没什么实际内容。我的同事陆光刚从外面回来，看到我愁眉苦脸的样子，就问：“怎么了？” 我看了看他，心情沉重地说：“生存还是死亡。” 陆光笑了，把手里的公文包往桌上一扔，来到饮水机前打了一杯冰水，回到自己的椅子上，仰面朝天，两只脚跷在桌子上。我一看他这个姿势，就知道他又签下合同了，于是越发地失望和沮丧。 陆光一口气喝干了杯子里的水，然后开始对我说教：“你呀，就不该干这行。赶快找个人嫁了算了。”我说：“你又说这种废话，嫁人哪是这么容易的？”他说：“你觉得嫁人不容易，是因为你没想通一个道理。” 他接下来就给我讲道理。首先，他说：“我们处在一个投资时代。”他说完，看看我，似乎是要征询我的意见，但没等我发表意见，他接着说：“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是一个投资时代？关于这个，我不向你论证，因为没必要，你只要把这个观点当作结论接受下来就可以了。”然后他特意问我一句：“你能接受吗？”我说：“好吧，没问题，这观点又不反动。”他很高兴，接下来的话一气呵成：“既然这样，我们的一切思考都得从这个基础出发，也就是说，作什么事都得从投资的角度考虑。你自己最大的资本是什么？你是一个女人。因此你要把嫁人当作一项事业，改用投资的心态和作法，那就会迅速成功。如果你还要等感觉，等爱情，那得等到什么时候？那简直是业余选手嘛。” 我乐了，我说你这话非常传统，内容一点儿都不新，只不过第一次从投资时代的角度重新叙述了一遍罢了。我说我要嫁人在北京也就嫁了，跑海南干什么？因为我还没想把自己整个儿都投进去，只想投点儿知识呀，能力呀什么的，换取些生活必需品。 陆光说：即使这样你也得考虑你的知识、能力投在哪个行业才最能增值？柴油机这种又大又重又黑的东西，怎么能和你的形象相符呢？你年轻、漂亮，即使是作销售员，你也得去卖某种象征新的生活方式的东西。 是呀，他说得对，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化妆品、减肥茶、仿真首饰等好几大类。昨天我从某大商场路过，还看到那儿在招传销员呢，好象是卖一种很时髦的内衣。我能不能去干这个？我陷入了沉思，但是想了一会儿，又觉得不对。卖这些东西是学历最低、能力最浅的小姐们的领域。我初到海南时，对这些行业连看都不看。要知道我是清华大学受过正规工科教育的，难道教育不也是我的资本吗？从投资的角度考虑，如果我浪费了这种资本，岂不一样可惜？ 我抬起头，想和陆光辩论，可是他已经站起来，要出门了。我拉住他，试图让他倾听我的见解，但是他有点儿不耐烦，说：“一家之言，何必认真“。我还是不放过他，对他说：“百家争鸣嘛。”他就改了口，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看来他真是急着出去，刚才还要把自己的理论往科学上靠，这会儿则不惜把它贬成迷信了。我无奈地放了手。 陆光走了，大概是吃午饭去了。办公室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我象一只迷途的羔羊，在办公桌之间转来转去。每个桌子都大同小异，上面摆着柴油机的宣传资料。我怎么就不能卖柴油机呢？通过我的叙事，你大概也明白了：我是一个年轻、漂亮又受过正规教育的女性，从投资的角度考虑，我卖柴油机正合适。学术背景是一种投资，年轻漂亮于卖柴油机未必不也是一种投资。要柴油机干什么？发电！发电之后？照明！照明的结果？亮！对了，我往柴油机前一站，人们就会眼睛一亮，说：好一个靓女！这个靓就能衬托那个亮。 可是，我卖柴油机为什么会失败？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原因：我太没有想象力了。要知道：我们并没有柴油机。我们得先收了定金然后再去买，因此也就不会出现我上面描述的情景：一个靓女往柴油机前一站，令整个库房生辉。我们是拿着宣传资料出去和客户谈，那上面印着几厘米高的柴油机，我们对客户说：“想象一下吧，这幅图是1：100。”而我在这样说的时候总是底气不足，担心客人把我视为骗子。 我坐在办公桌前，痛定思痛，决定要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我庄严地对自己说：“我要锻炼自己的想象力，我要去卖最虚无飘缈的东西！“但是首先，我要换一家公司。当然，我也完全可以在现在的位置就地锻炼，但是我不想这样作。要锻炼就得从底层开始，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就这样，我走了，轻轻地不带走一片云彩。(不过走之前还得去财务部结账。我相信你可以理解，这是可省略的叙事。)我走出这家公司的大门，开始了寻找新工作的漫漫旅程。 我在寻找新工作的时候，对自己也产生过片刻的怀疑。这种怀疑往往发生在从一座写字楼到另一座写字楼之间的路上。在海口比起在北京，太阳要离你近多了，它跟着你走在路上，让你没处躲没处藏，使你恍惚觉得它是针对你一个人而来。在阳光的暴晒下，你会陡然觉得有思想是一种奢侈，是属于“从容惬意“这一范畴的。这种从容惬意与暴露在阳光下奔波形成了对比。思想与阴凉有关。你只有拥有一片阴凉时才能思考，或者，思想本身就是一片阴凉，它能起到实用的遮蔽的作用。而在暴烈的阳光下，思想无影无踪，你嗓子发干，似乎从中会冒出火来，内心深处一滴思想的液汁都没有。这时候，你对自己必然产生怀疑，象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失去了方向盘的扁舟。 但是，公正地说，在这样的时刻，没有方向盘却并非坏事，因为你会凭着本能飞快地奔向下一座写字楼。一旦推开那扇玻璃转门，走进一个人工冷气环境，你会立刻产生一种得救了似的宽慰。这时你回头望去，隔着茶色玻璃，外面的一切都象浸在一杯清凉茶水里的大盆景，你庆幸自己没有在那盆景里作一棵傻冒儿植物。 好了，我对这座楼产生了一种彼岸似的感情。我站在大厅里，研究那上面的公司名单，结果就发现了一家叫“荷花“的公司。 我来到这家公司，对接待小姐讲我是来求职的，本以为接待小姐会拒绝我，或是和我约个时间，不想她直接就请我去见总经理，我内心狂喜，以为这是一个好的征兆，说明我来得正是时候。等我见到总经理，好的征兆演变成了好的事实：我被录取了。 我的新工作是卖房子。 你还记得我要卖最虚无飘缈的东西吗？这东西居然是房子！房子应该是最真实不过的，因为你得用它遮风挡雨，但是我们卖的房子还没盖好，也就是说：现在还是虚无飘缈的。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房子还没盖好，怎么就能销售？最开始我也有这种疑问，后来我问了何总，何总说：“很简单，等房子盖好，我们就不卖这个价了。”我茅塞顿开：这就叫投资，这是最符合投资时代特征的一个工作。 这工作和我的形象也十分相称。售楼小姐不能太丑，我就不算太丑。售楼小姐还得有文化，我的文化对付这项工作足矣。售楼小姐还得有想象力，这才是真正考验我的关键。 我熟背何总的标准答案及有关所要销售的楼盘的基本情况：地理位置、大小、等等。我们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因为这一切都要靠我们叙述给客户。我们穿着整齐划一的制服，胸前别有公司纪念章，图案是一支盛开的荷花。那一段时间，满街都可以看到我们公司的销售员，这可以从我们的服装上辩别出来。我们彼此之间也是靠服装来辩认的，因为人太多，不可能都记得各自的面孔。我们穿梭于海口大大小小的写字楼内，挨门挨户推销，行话管这种行为叫“扫楼“。等到行话已经出现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不仅我们一家公司在企图售卖还没盖好的别墅。 那一段时间我忙得不亦乐乎，每日打电话、发信、拜见客户，好象有作不完的事。奇怪的是：我并不因为这工作和专业无关而感到痛苦。我几乎忘了我的专业是什么。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新发现，我原以为我只能干跟电机有关的工作呢。现在我才明白：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能安放自己的位置。专业只是通向位置的桥梁，你既可以过河拆桥，也可以根本不用过桥，插上翅膀就向对岸飞。至于以前我反感作秘书，是因为我不满意秘书的从属位置，并不是因为我没学过秘书专业。 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满足，但我的皮肤时常发出些抗议。这是因为海南的阳光很毒辣，你只要在阳光下奔波一个下午，胳膊就会被晒得通红。过了几天，晒红的部分就会爆起白色的小泡，提醒你阳光下的经历。这时我便不得不穿上长袖衬衣。闷了几天之后，小泡就会绽开，胳膊上泛起白色的皮屑，再过几天，皮屑全部脱落，胳膊就重又变得光滑如初了。完成这一个循环大概费时半个月。等胳膊完全复原的时候，我早已经忘记了教训，又开始半裸着玉臂到阳光下去拼搏了。 有一次我坐上一辆出租车，正巧看到司机在玻璃上挂着一张婴儿照片，一般司机在那个位置总是挂些伟人像什么的。这司机显然是觉得他儿子了不起。我正无聊，就和司机搭讪：“这是您的儿子吧？几岁了？”司机反问：“你不是卖保险的吧？”我说：“我不是卖保险的，我是卖房子的。”司机说：“那就好，卖房子卖不到我头上，卖保险的可是把我卖怕了。”我说：“这话从何说起？”司机就向我诉说：所有卖保险的人，一见了他儿子这张照片，就劝他买“儿童成长保险“，还有的保险许诺等他儿子结婚的时候送上一大笔贺金。在他说的时候，我就对那些保险推销员产生了可怕的印象。我想他们一定不是为了推销保险才乘这个司机的车的，那样成本太高。他们一定是在从这个写字楼奔向那个写字楼的过程中偶遇这个司机，于是顺手牵羊。通常我在这样的时候，不是闭目养神，就是胡说八道，以便放松自己，准备迎接下一个挑战，谁知这些推销员却连这一时段也不放过。他们真是太勤奋了。这样一想，我就产生了些微的嫉妒。正巧司机说到等到儿子结婚的时候保险公司会送上一大笔贺金的事，我就说：“那你儿子长大后奉行独身主义，你不就亏了？” 司机乐哈哈地说：“我可不这么想，我想的是：我儿子要是结两次婚，那我就赚了。”我说：“未必，保险公司可不是傻子，人家的条件规定得细着呢，那上面肯定写着 '贺金只付一次 '“。司机却坚决说：条件里绝对没这一条。他的态度很坚决，以至我反倒怀疑他是卖保险的了。 我们两人对这问题都很认真，当下争个不休。司机干脆把车停在了路边，从后备箱里拿出了那一大堆宣传品。我们翻找了半天，还真没这一条。 车子重新发动，我忽然悟到了什么，我对司机说：“这家保险公司是骗子，信不信由你。”我说根据我的经验，凡是严谨的生意都是双方获利，象这家公司这样，可以让客户无限获利的，肯定是想骗了你的保费，过几年就溜之大吉。你的儿子离结婚起码还有二十年，二十年哪，中国的事变得这么快，你能肯定二十年以后这家公司还存在？司机想了想，觉得我的话不无道理，但是他这人嘴硬，又改口说：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一个人多娶几个老婆未必是好事。我则坚决不给他台阶下，指出：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这件事也让我陷入了思考：我自己所服务的公司，就不是骗子吗？可以说，在这以前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 事实上，时间推至1999年，我想你对于这一类的故事早已不陌生了。这年头谁没有过被人推销东西的经历？有钱人坐在办公室里，会有人敲你的门推销会员卡、别墅，普通人走在街上会被人拦着推销保险。而在当时，1993年，这一类故事才刚刚开始。 概括起来说，这一类故事的关键环节就是预售。也就是说：所推销的东西都有一个特点：你不能及时享用。你要享用得等上若干年。如果你说：“你的东西很好，但我现在不买，等你的东西能享用的时候我再来买。”对方就会说：“可是到那时，我们就不卖这个价了。” 关键是：他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 推销远期享用的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利用你的力量去发展所推销的，然后也会把所得利益分给你一部分。这一点使它们有了共同之处，使它们区别于把一个产品制造完毕再卖给你的商人。但这只是他的良好愿望而已，人的能力有大小，发展商也是人。如果发展商如期把房子盖好了，他得了利，你也在当年以极便宜的价格买到了房子，那么你们双方都成功了；如果发展商失败了，你的钱和他的钱都打了水漂。 一切要求你付出努力的远期人生远景都具有这个特点。就是说：既能共同获利，也要共担风险。说起来，这种事我们并不陌生，比如某种社会理想，它要求你现在克制一切欲望，它允诺你的是一个应有尽有，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社会。再比如一个女人遇到了一个男人，他希望你现在和他一起奋斗，以便在他成功之后一起共享荣华富贵。预售还没盖好的楼，就是这一切一切的翻版。它的本意并不是欺骗，但如果你投资失败，你就禁不住感到被骗。 那一天，在回公司的路上，我忽然感到思想又回到了我的身上。在离公司还有三条街区的时候，我就下了出租车。等我走下出租车时，才发现街上已经凉爽起来。原来已经是傍晚了。 我在街上信步走着，总结出了人在投资时代常犯的两类错误：有时候，你害怕上当，结果事实证明你失去了机会。有时候，你大胆地作出了投资，结果事实证明你的确是受了骗。那么，怎么才能在这样的时代立于不败之地呢？我不得不承认，这很难。这和当年被迫接受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理想不一样，在这个投资时代，没人强迫你买股票，买房子还是买保险。只要你心理足够稳定，不会看到别人发财而悔恨，你完全可以恪守“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古训。但是，这很难。 需要说明的是：我思考了这么多并不是因为我有思想的爱好，只是因为我忽然为我所供职的“荷花“公司忧虑起来。我把自己的青春投资到这个公司里，能不能得到稳定的收益呢？我并不期望它能成为“百年老店“，它只要再坚持三十年，能坚持到我退休的时候就行。但是，在这个投资时代，谁能向我打这个保票呢？ 唉，在这个投资时代，人是不能深入思考的。我一思考，就感到自己渺小无比，所以第二天早晨，我就又抖擞起精神，上街卖房子去了。事实证明，劝别人投资我还是很够格的。在销售龙虎榜上，我连续三个月都居高不下。与此同时，公司的其他业务也在顺利展开，虽然比例有些不适当。那几个月里，有一百多个销售员在卖房子。而申报为了盖别墅所需的一切手续，却只有何总一个人在奔走。等到一切手续齐备之后，他就干脆哪儿也不去了，只是呆在办公室里，每天盯着销售榜看，一边看一边高兴地说：再卖得多一些，我们就可以开工了。 这时我已经被提升为销售经理，管理着一只百十来人的销售员队伍。我们的阵容如此庞大，但公司的办公室总共还不到一百平米。我当然不必担心办公室里装不下这么多销售人员，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不应该呆在办公室里。我把他们分为三个组，每组分别于早、中、晚三个时段来公司报到一次，每次二十分钟，其余时间他们就游走于大街小巷。 突然有一天，大概是7月中旬，何总沉着脸把我叫进了办公室。我这时才知道，原来公司的财务早已出现了问题。等到房子预售出去一半，土建也已基本完成的时候，投资方忽然没有钱继续投资了。这就是说：我们的房子盖不起来了，可是我们又不能向客户退款，因为客户的预付款已经变成了钢筋水泥。这是一个投资时代的经典情节，如果在国外，接下来就应该是宣布破产等等规定情景，毫无新意可言，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总裁跳楼自杀之类的俗套。但是在中国，情况就会有趣得多，最起码何总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他只是轻松地说：“把他们都辞退吧。”我就走出他的办公室，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随后这一百多人就再也不用来上班了。 转眼之间，公司里除了何总，就剩下我、一个会计、一个出纳。之所以留下我，是因为得有人对付客户的询问，之所以留下一个会计和一个出纳是因为财务制度有规定，不许一人身兼会计和出纳两职。 办公室里一下子冷清起来，现在我得亲自接电话了。这时我的工作变得简单起来，因为再也没有人来询问买房的事了。来电话的都是已经买了房的老客户，他们关心的是工程进展。我就耐心地回答说：“土建已经结束，就差装修了。”我这里所谓的装修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内装修，什么铺地板、刷墙之类。我所说的装修是指从赤裸裸的结构到最后完工之间的漫长过程。有客户耐不住性子，开车到海边去看了一趟，然后故意再打电话问我：“土建已经结束了吗？”我就说：“当然，已经封顶了。”客户扑哧一笑：“没错儿，顶是封了，可还四面露风呢。” 象这样有幽默感的客户我经常遇到，房子越是不能入住，客户就越有幽默感。没人拿这事儿当真，好象不能按时交货是理所当然的。以致于在我们这个行业，若是有哪家公司按照合同准时把钥匙交到客户手上，该公司的事迹就会被登在晚报“好人好事“版上，似乎那不是经济行为而是见义勇为。一来二去，我当然也就更不在乎，每天顺嘴胡说：“就差装修了。” 只要把故事叙述得象模象样，我就能拿到工资。于是你可以看出，我成了公司的核心人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我每天拿起电话说：“就差装修了“，客户就会纷纷挤上门来要求退款，那么投资商的麻烦就大了。我的架子开始端了起来，而我心里很清楚，我的成功实际上并不是由于我的巧舌如簧，只是由于客户的幽默感。这是一个由于投资的无奈而磨炼出了幽默感的时代，因此我这个位置完全可以被别人取而代之。只是这一点我是不会说破的。 那一段时间我常作恶梦。但梦的内容有了很大不同。我年轻时常作的恶梦总是一个类型：被猛兽追逐。而现在我作的梦总有点儿尴尬。比如我在动物园里遇到一只又似猫又似狗的动物，那动物有利爪，也不知是那动物向我挑衅我被迫自卫还击还是正好相反，总之它用它的利爪伤害我而我用一把剪子伤害了它的利爪。我损害了动物园的财产之后又想遮掩，于是我堆起笑容，努力力靠近那动物，以便给它包扎。但它开始躲着我。恰在这时管理员又要到这边来巡视，我于是就又着急又窘迫，最后就醒了。 醒来之后我猜想：这大概是又一次面临失业给我带来的恐慌吧？于是我安慰自己：你还年轻，失业怕什么？一切重新开始还来得及。但是这样的梦反反复复，终于有一天早晨，当我坐在略显空旷的办公室里时，我脑中灵光一闪：为什么我不以叙事为职业呢？ 如果你以叙事为职业，你就可以对生活采取观察的态度。我在这里所说的“生活“并不仅仅是指别人的生活，还包括，或者说主要包括，自己的生活。比如我被人骗了之后，就可以写一个我被骗的故事。我被骗的经历相对于我的写作实践就是一种投资。我的故事能够被别人阅读，我能得到稿费、名声，还可以顺便警醒别人，因此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待写作，你发现你永不会亏本。反之，如果你不能站在投资的高度，你就仅仅是一个受骗上当者，你只能以泪洗面。 也就是说，我一直在苦苦思索投资时代、位置和叙事三者的关系，而现在我找到了，它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在投资时代最好的位置就是作家，作家的工作就是叙事。 我的这种认识在1998年以后得到了证实。从那一年开始，好几个作生意失败的人都写开了回忆录，比如卖飞龙的姜伟，再比如矿泉壶的孙寅贵。那一年风行输了钱的人去写书，再赚最后一笔。不过，那是后话，在1993年我的理想还是要进行以想象为主的文学创作。 说到想象，我更有信心了，通过这一段卖房子，我觉得我的想象力已经被磨练了出来，我可以把莫须有的东西说得天花乱坠。更重要的是，现在我有条件实施我的想法了，这都是因为这个项目中途搁浅。也就是说，通过我上面的罗嗦，你可能早都知道了，现在我在办公室里有的是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你只是还不能肯定：这样一个境遇，对我这个小人物的命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影响十分巨大：我可以写作了。 我甚至可以说：我的黄金时代开始了。办公室里一下子显得空旷起来，变得象安静的自习教室。我唯一的工作就是回答客户的询问，但是他们的询问越来越稀，因为我的回答没有新意，所以问得次数一多，客户自己就会厌倦。何总也不在办公室里呆着了，他要出去找投资。他每周一都要来一次，安慰我们三个人说：“追加的投资马上就到。”我听了之后心里反而一紧，可是等到这个星期完全地过去，投资还是没到。我只能拿着工资，继续我的写作生涯。 我的办公桌对面是落地玻璃窗，窗外是个绿草如茵的花园，我面前有个光可鉴人的大班台，这样的环境下我真应该写点儿什么出来。不仅我这么想，连会计和出纳也这么想。她们都是海南当地人，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她们和我混得熟了，就时常进来看一看我的工作进展，她们真心希望我能写点儿什么，最好是长篇连载，这样每天下班之前她们都能读到一段。 当然她们不是公然来问我写得怎么样，她们总有借口，比如取帐本，查电话号码等等。同时顺便向大班台上扫一眼。每次，她们都会在大班台的正中看到一本稿纸。这本稿纸放在大班台上颇不合谐。不合谐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大小，每个写过作文的人想必都见过那种20×20的稿纸，这种稿纸放在一个学生的课桌上，一个编辑或记者的办公室桌上，或者一个作家的书桌上，都不会显得小，但是放在一张大得象孤岛一样的大班台上，一张稿纸就显得象是一粒沙子。第二是质地，如今办公用纸比着精美，克数越来越重，要么水印要么凸纹，唯独这稿纸始终如一，薄得发脆，绿色的横线经常中断，要靠想象力才不至于出格，竖线呢，则常常不直。且又不是每一页都在相同的位置上不直，那样你还可以认为是版制歪了。实际情况是：它的每一页都歪得随心所欲。仔细看去，才知道是纸中有杂质，线条在杂质出没之处被硌歪了。 但就是这样的稿纸，还是我跑遍海口，才在文具一条街上买到的。普遍商店根本没有，好象海口全市人民都不写作文。只在那条街上批发给一类固定的人。 面对着这本稿纸，我整日发呆。如果它们被写满了字，它们的不合谐就会被掩盖，因为它们上面就会有高附加值，它们就会超越了它们本身，成为无法估量的。可现在它们朴素地躺在那里，它们与大班台就有着本质的冲突。 会计和出纳渐渐看出我的困境，于是在中午吃饭这类的时候，就和我闲聊，以便启发我。有时候会计说：你写写何总和他的小秘的悲欢离合吧，有时候出纳说：你写写咱们公司的兴衰吧。甚至有时候她们对我说：你就写写我吧。她们这样说，就仿佛这些故事都是我所不知道的。其实，我和她们生活在一样的环境里，她们知道的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认为那些能成为小说。而她们却认为写什么根本就不是问题，生活中到处充满着可歌可泣的事情，简直是信手拈来。她们自己只是不去写罢了，她们把这个任务留给了我。她们说得多了，我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看法：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人不懂文学，这类人认为生活中到处都有可写的东西，一类人懂文学，这类人就是找不到可写的生活。 与此同时，何总也没闲着，他在外面忙着把公司卖出去。他终于获得了成功，竟然有人愿意收拾这个烂摊子。于是我们就被一个大集团公司买了去，既然被人家买了，我们就得搬家，搬到那个大集团公司的总部去。总公司给了我们一个小套间，我们重新摆放了我们的家具。我本来以为我的神仙生活要结束了，但搬到那里之后我们仍然闲着，何总仍然每周一来打个招呼，告诉我们投资就要到位。余下的时间我仍然要与我的稿纸相对。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大集团公司发现他们上了当，买进了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在愤怒之余，总裁想起了我们的何总。解铃还须系铃人，于是把他招来，连威胁带利诱，让他再去找新的买主。何总经理于是又出去奔波。。 又过了一段时间，总经理竟真地找到了新的买主，于是我们再一次搬家。我这才发现了何总的本事，他能游说别人买一件不值得买的东西。可是这次依然好景不长，新的集团不久又发现他们上当了，于是我们还得被卖一次。依次类推。 有许多次，投资眼看就要到了，但是因为你根本想象不出来的意外，投资搁了浅。有一次竟然是因为美国一个偏僻小镇上的工人罢了工。由于那些我压根儿不认识的蓝眼睛高鼻子们拒绝干活，该集团的股价大幅下跌，这个跨国集团的老板们于是就没有闲钱来中国参与这个叫“荷花“的项目了。这件事儿我听着象假的，可是也许竟是真的，谁知道呢？还有一次，一个新加坡大款马上就要注资了，他甚至亲自飞到海南，视察了我们办公室，和我们，即何总、我、会计、出纳四个人亲切握手。当他听说我文笔很好，宣传策划都出自我手的时候，还热情地要与我讨论汉语问题。他问我：“琳达，你说 '中国队大胜日本队 '，这是中国赢呢还是日本赢呢？” 我说：“当然是中国赢。” 他伸出戴了钮扣那么大绿宝石戒指的胖手指，指着我问：“可是如果 '中国队大败日本队 '，这又是谁赢呢？” 我拍着脑袋，作困惑状：“这个吗，按说也是中国赢，可是，怎么有点儿不对劲儿呢？真的是这样的吗？” 他满意地笑了：“你看，中国话就是这么奇妙！” 我赶快恍然大悟：“真的唉！您不说我还真没想到呢！” 我们进行这番对话时何总一直紧张地望着我，在他印象里我是个直爽的没心眼儿的爱较真的人，他就怕我说出：“这也算一个问题？这么简单你竟不知道？”结果他发现我也有天生的社交才能，那新加坡富商走后他对我大加赞赏，并说如果投资到位我当是一大功臣。我虽然替他摆平了那个胖家伙，可是并不情愿投资即刻就到。结果是天遂人愿，几天以后，何总垂头丧气地走进办公室，说那新加坡人又变卦了。 想到我牺牲了原则也还是没有换来投资，我也有点儿难过，但是看到何总近于绝望的神情，我禁不住又劝他：“何必呢？何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呢？”何总说：“还不是为了我们能有个办公的地方？”这倒是实话，好多公司业务都没了，但还得坚守着一个办公的地方，因为要是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也就根本不可能再有业务。 “但是“，我向何总指出：“我们办公的地方越搬越差“。这道理很简单，你要想把一件不值钱的东西甩给对方，对方就得比你傻，我们被不断地由一个投资商卖给另一个投资商，那些买我们的投资商就一个比一个傻，一个比一个落魄。照这样无穷推进下去，我们公司总有一天得落在阿甘手中，何总就笑了，说：“那你有什么积极的建议吗？” 我说：“干脆我们就搬到自己的物业去吧。” “自己的物业？”何总诧异地望着我：“咱们哪儿有物业呀？” 我说：“不就在海边儿吗？主体结构都已经完了，顶也封上了，就差装修了。” 何总，还有会计和出纳，一时都愣了。他们呆呆地望着我，不知过了多久，屋里终于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从这件事以后，会计和出纳认定了我有文学才能，因为我能够模糊现实和想象，通俗地说，就是能说谎话到把自己都骗进去。现在她们不来借故看我桌上的稿纸了，她们相信我写出大作品只是个时间问题。 转眼就到了11月。如果是在北京，这时恐怕已经要刮干冷的西北风了，但是对海南来说，这恰恰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这一天中午，何总领着一男一女走进了办公室，从他们的神气，我就断定是新的投资商又来了。那对男女围着沙盘看了又看，女的很活跃，一会儿转到这边儿一会儿转到那边儿，从不同的角度审视着沙盘，不停地说：“真好呀，真有意思“，似乎她不是要买房子，而是要买那架沙盘。那个男的好象很沉着，抱着胳膊观望着沙盘，不时地向何总发问，但由于他始终背对着我，我对他的视察仅限于他的西服。他的西服剪裁精良，衬托出了他身形的优美。 我随手从抽屈里拿出我的笔记本，把我的观察记了下来，这些都将是我以后创作的素材。然后我展开遐想：这两人从哪里来？他们将有什么样的命运，在这个投资时代？我这边胡思乱想，那边何总将他俩请进了会议室。不知过了多久，何总打开会议室的门，叫我的名字。我正沉浸在创作的遐想中，因此有些不耐烦，坐在椅子上，问何总：“叫我干嘛？”何总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得汇报一些具体数据。”我懒洋洋地站起来，走进了会议室，手里仍然拿着那个暧昧的本子。我一走进会议室，何总就指着那个男的向我介绍：“这是大胜集团总裁朱小军先生。”然后又指着我说：“销售部经理，林小姐。”我向那对男女点点头，等我抬起头想看看那个男的时，我竟愣住了，原来是个熟人。 其实说朱小军是熟人并不准确，只能说我认识他，知道他，至于他知道不知道我，我完全没有把握。也就是说，我所谓的“熟人“很可能是单向的。我小时候住在一个部委大院里，这个大院模仿四合院的结构，由四栋楼合围而成。那个部里上至副部长下至锅炉工全都住在那个大院里，但是楼和楼之间有等级之分。我父母是普通工人，我家住的楼就是筒子楼，朱小军父母是高干，他们家那栋楼就是单元房。总的来说，普通孩子容易记得高干孩子而高干孩子不容易记得普通孩子。这是因为他们人数少而我们人数多。一栋单元楼，以六层计，总共才能住十二个家庭，而筒子楼呢，一层楼就有三十个家庭。但即使这样，一个高干孩子要想引起我们的注意也得在他们本门类中间有些特殊的作为，朱小军成了抢眼的人物是因为他爸爸不打他。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孩子要和朱小军比赛臂力，于是他们就比赛扔石子，结果一粒石子把一户人家的玻璃打破了。尽管他们两人谁也不承认那粒惹祸的石子是自己扔的，但肯定是他们两人中间的一个无疑。那个孩子，他的父亲是个普通的工人，回家之后不由分说就当着受害家庭的面揍了自己孩子一顿。而朱小军的父亲，由于他是高干，所以在别人都已经下班的时候他还在上班。我们以为这一场闹剧将分作两幕上演，于是我们不肯散去，轮流躲在受害家庭破碎的玻璃窗下谛听里面的动静。终于，朱小军的父亲回来了，但是他令我们失望，他只是赔礼道歉，还答应赔一块玻璃的钱，他甚至连问都不问到底是朱小军砸的呢还是那个孩子砸的，自然，他也不可能打朱小军了。 朱小军没有挨打令我们十分失望，我们觉得朱小军家没意思。但是不知不觉间，我们开始对朱小军开始有点儿羡慕了。那时候我们的心灵还很纯真，还不太懂得对物质生活产生羡慕，我们主要是羡慕特权，而有一个不打人的好爸爸就是一项了不起的特权。我们开始对朱小军和颜悦色，对权力的羡慕导致我们对他卑躬屈膝，其结果是他越发不爱理睬我们。 这些都是学龄前的事。转眼就到了上学的年龄，那时还没有什么贵族学校，所以朱小军和我们大家一样上了以街道名字命名的小学。到了小学毕业，中学开始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大院里的孩子一下子分出了层次。我考上了实验中学，是我们那栋筒子楼里唯一考上重点中学的。我妈妈以为我可以和高干楼里的孩子比肩了，但因为重点中学的功课很重，我变得无暇社交，这使我既脱离了本门派也没有加入新势力，我反而变成了孤家寡人。不过我妈妈倒是对此很满意，她认为好孩子都是孤独的，坏孩子才成群结伙。 至于朱小军，我们很少听到他的消息，直到大院里开始传说朱副部长的公子得了精神病。一个人如果没有点儿花边新闻是不会被人提起的，有特权的朱小军也不例外。在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朱小军喜欢大学里的一个女生，那个女生不理他，他精神失常了。人们在叙述这条消息时才顺便提及他上的是北大。 这个消息得到了部分的证实。那段时间我临近毕业，有更多的时间呆在家里，而不是整天住在学校。有一天我去买菜，刚一出大院门口就见到了他。他变得很白很胖，我几乎不认识他了，我盯着他看，想跟他打个招呼，要知道我从小到大从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可是不知为什么，那一瞬间我非常想跟他打个招呼。我就在离他很近的时候突然站住了，如果他是个精神正常的人，他绝对应该注意到我。可是他只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低着头专心走路。确切地说，他走的是马路牙子，那是用单层砖竖起来砌成的，宽度和平衡木差不多。为了让自己的双脚能走在一条直线上，他双臂伸开保持平衡。我离他如此之近，以至他伸开的右手几乎擦着我的肩膀。他就那样张着双臂，摇摇晃晃地向大院深处走去了。 而现在，坐在我面前的朱小军不胖不瘦，身材挺拔，令我以为是一个同名同姓的复制品。 精神失常的人也能复原吗？就算能，复原之后也不能作生意吧？作生意是高度的脑力劳动。也许他不是精神病而是神经病？一定是我们那些没有文化的邻居作了误传。神经病是器质性的疾病，可以恢复，而变白变胖更是得了器质性疾病后休养的通常结果。至于双臂伸展走平衡木，更是锻炼神经的一种运动。 我的胡思乱想在瞬间完成，坐在对面的朱小军这时站了起来，有礼貌地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接过来一看，上面是这样写的： 哈佛大学MBA北京大学物理系博士 朱小军 大胜投资公司总裁 地址：北京市XX区XX路XX号电话：010-XXXXXXX 我觉得这张名片有点儿逗，就露出了微笑，心想：“啊哈，一个善于叙事的家伙来了。”但我嘴上却调侃道：“朱总，您干嘛把MBA排在博士的上面？据我所知，MBA不过是个硕士。”何总有点儿诧异地望着我，我也醒悟地自己有些失态，好象我和小军已经很熟似的，但小军微微地笑了一下，不失礼貌地拉远了距离：“你的观点很有意思。” 倒真象从国外回来的。外国人确有这么个特点，他如果不喜欢你的言论，他就点头说：“interesting“(有意思)。 何总轻轻咳了一下，提醒我开始汇报。我把笔记本摊开，作好了汇报的架势：“您想从哪方面入手呢？”小军用铅笔指着我，问：“你先给我讲一下客户的组成吧。”我说：“好。”然后低头看我的笔记本，笔记本上赫然记着： “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人不懂文学，这类人认为生活中到处有可写的东西，一类人懂文学，这类人就是找不到可写的生活。” 我抬起头，抱歉地笑了笑，说：“对不起，请稍等。”小军很有风度地点点头，表示可以理解，我急忙翻到第一页，那是我的索引，我找到“会员资料“，这四个字我是用黄色荧光笔写的，于是我就在本子里找黄色标签，找到了，翻开那一页，映入我眼帘的是： “我们的公司将卖给阿甘。” 我又抱歉地笑了笑，说：“对不起，还得再等会儿。”小军还是有风度地笑了笑，转向何总说：“林小姐没有准备好，这对她太突然了，有些不公平，我们换个时间再谈会员的问题，好不好？”何总当然说好。 我被打发出了会议室，会计和出纳围拢上来，问我谈得怎么样，我不耐烦地说：“什么也没谈成“。里面又传出一声咳，两个女孩子被吓了回去，坐到自己座位上假装算账，其实我们大家都在侧耳听着里面的动静，只是心情不一样罢了。过了一会儿，那一男一女就走出会议室，和何总告着别，走出了办公室。 送走朱小军，何总把我提到办公室，他的脸上有一种阴森的气息。他问我想不想干了，似乎如果我回答想干，他就要立即把我开除。我这时已经冷静下来，开始编瞎话，说：“您别生气，客户资料这么重要，我怎么能随便告诉他呢？您有把握他一定会买吗？说不定他是代表客户来索赔的。”我这么说并非没有一点儿根据，因为客户要想打官司，也是人多势力大，所以有些客户千方百计想了解其他客户的电话和地址，以便串联。我知道何总也是急了，他心里未必真有把握朱小军就一定是真佛。 果然他不说话了，将信将疑地问我：“这么说你还是好心了？”我努力判断他的话是设问句还是反问句，因为我并不想被解雇。正在这时，接线员让我接电话。我看了何总一眼，以为又是客户的，我准备让他看一看我是怎么对付客户的，让他知道我的价值。等我摩拳擦掌拿起电话来一听，对方却说：“我是朱小军“，我一愣，只说：“你好，“然后我下意识地捂住听筒看了看何总，小军接着说：“我刚才听你介绍情况，觉得还有些问题，不知你愿不愿意单独见一面，我向你请教。”我一下子不能判断他是否认出了我，但是我很高兴和他见面，就放开手，用手拢住听筒，连声说：“可以，可以。”然后我们就订了时间地点。 何总疑惑地盯着我：“原来你还有约会？”他又问我：“是谁，有钱吗？”我故意问：“多少钱算有钱？”何总说：“是啊。”他有些颓，因为他想到了他自己，掏出名片来一亮，也是一个总经理，可是他没钱。他想了想说：“能买得起咱们公司就算有钱。”我说：“你的观点很有意思。” 下午五点三十分，我身姿轻盈地走向约会的地点。我相信会计和出纳一定会感到异样，因为我从来都不急着下班。以往每天下班时，我总是伏案在作书写状，如果她们跟我告别，我就挥着手说：“先走吧，先走吧，我再写一会儿。”但是今天，反倒是我准时下班了。我猜她们可能还会伏在玻璃窗上，俯看我走去的方向。出了写字楼，我是向西走的，这样她们除了看到我之外，还能看到我投在方砖地上的影子，街上人很多，影子和影子互相冲撞、叠加，而我本人极为轻盈地从影子们之上跨越，完全不被影子的网络所牵绊。 我相信，或者说我希望，她们看着我。为了证实这一点，在穿过一条马路到达人行道时，我甚至回过头来，向我认为她们可能隐身的方向看了一眼。然而，可想而知，我无法证实自己。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堵浑然一体的玻璃幕墙，它将大厦的周身包裹起来，不留一丝缝隙。夕阳映在玻璃之上，而玻璃又拒绝了阳光，因此我的回眸一瞥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画蛇添足的举动，我不仅什么都没证实，还差点儿被强烈的反射光灼伤了眼睛。 然而，我仍然兴奋，身姿轻盈。 我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我有了新的位置。这个新位置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人格，这种人格叫作：叛徒。电话里小军对我说：他想找我聊聊，问一些和公司有关的事情。毫无疑问，这种所谓的“聊聊“和“问“都带有私下交易的性质。也就是说，他想从我这儿了解公司的情况，让我作一个叛徒。 假如你不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欣然作叛徒，你是否能试着理解理解一个人因为许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酿出的疯狂？尽管我已经论证了作家的优越性，但写作的零进展使我无法踏上这个位置。我还是一个飘荡的灵魂，这个灵魂下面需要一根绳子，以便把它拴在一个位置上。有一个位置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如果你在社会上仅仅是个零，负数的绝对值也要比零大，何况当叛徒未必就得负数，起码还可以得到物质上的收获。 我在前面已经铺垫过了，人最痛苦的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是我长期以来只把位置理解为职业，突然之间，我发现一种固定的人格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位置。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得从我们为什么需要位置说起。据我来看，需要一个位置多半是因为你必须在叙述的时候有个起点，或者叫立足点。比如说：“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个中产阶级的故事。我，一个律师……“这就是叙述的立足点，当我们描述现代生活的时候，我们大多采用这种立足点。 然而，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讲童话，比如：“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善有善报的故事。我，一个善良的人……“，这种语气告诉我们：人格也可以成为叙述的基础。假如多年以后有人向我问起海南的故事，我就可以说：“我呀，作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就可以从这种语气开始，展开我所有对海南的回忆。 当然，有了位置就有了收入，这一点我即使不坦白，你也能明白。 简而言之，我如约见到了朱小军。我们在海口最豪华的饭店门前见了面，握手。 他那晚穿了件绿色的鸡心领薄毛衣，里面套一件白色纯棉圆领衫，一条淡米色的宽松的裤子，和上午的毕挺的西服迥然不同。西服这种东西能弥补人的身体缺陷，什么人都能穿，倒是没梭没角的休闲服非得穿在身材好的人身上才能显出效果。他这身装扮把他的气质完美地衬托了出来，我忍不住称赞他：“你真漂亮。” 小军腼腆地笑了笑，然后说：“这话应该由我来说。”我这才意识到他是男的而我是女的，如果按照惯例，当然应该由他称赞我。但是第一，那天晚上我完全对性别角色没有意识，第二，我对他的欣赏根植于童年，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来。 说到童年，有一个问题我没想好，就是我是否应该指出我们是童年的老邻居？我对此很矛盾，因为出身是使我自卑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平时我也并不经常自卑，但今天这件事有点儿不同。以前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饭桌上听到一个人批评某名星，说她的举止没出息，另一个人就接上一句：“当然，她出身于工人家庭。”这使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作出没出息的事儿来总是会被别人理解成出身使然。所以现在的关键是：他到底认出我来没有？ 于是我问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他笑着说：“没什么重要的，出来散散心而已。”他并没说是找老熟人散散心。于是我同样淡淡地：“好呀，我也正无聊呢。” 在消费时代，无聊的人可能会尝试投资，而我们是处在投资时代，因此两个无聊的人就逛开了商店。这座饭店的一层星罗棋布着各种品牌时装的专卖店，我们俩开始一家挨一家地逛了起来。我们一边走一边闲聊，都是些为增进了解而设计的小问题。你可以把这些问题理解为从来不认识的两个人相互熟悉的手段，也可以理解为多年不见的两个人重新熟悉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多年不见和从来不认识也没什么两样。我越说越坦然，渐渐就减轻了我的心理负担。这些问题包括：喜欢什么服装，有些什么消遣等等。不过，我对这些问题本身不感兴趣，一方面因为我觉得我们完全不必走这种形式，我在心理上早已作好了当叛徒的准备，另一方面我对穿衣消遣等事并不在行，因此我就说：我没有什么业余生活，我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了。我想借此堵住他的嘴，谁知他倒更感兴趣了，问：“那你写过些什么？”我听了很不高兴，不客气地说：“你这个问题可真俗。” 97年我在美国遇到了一个美国女人，她自我介绍说她是诗人。而我，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的作家，最关心的就是出版啦、得奖啦之类的事情，于是我问她：“你出过什么诗集？”岂料她冷冷地说：“我不为这个目的写作。”听到她的回答后，我有点儿懊悔，我一下子就想到了93年底在海口我和小军之间的问答。当年我如果这样回答小军，该显得多么地有教养啊！可是我却说：“你这个问题真俗“，这使我显得气急败坏，缺乏社交训练。 现在想来，大概正是那句话引出了小军下面的问题：“你是从北京来的吧？” 如果是在一对不认识的男女之间，这句话标志着他们将进入叙述身世阶段。但那正是我刻意回避的雷区，我既不想说真话，也不想撒谎，于是反问：“你呢？” 他就说：“我也是从北京来的。”他用了一个“也“，表示我虽没回答，他也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判断。我急忙跟进：“对了，我和你一样。” 好在他的叙述很简略，第一句话讲出生，第二句话就滑到了十八岁：“我上的是北大。” 我说：“我上的是清华。” 他说：“清华好啊，清华的男生很受欢迎，想当年，我们学校的女同学都看不上我们，哭着喊着要上清华找对象。” 我说：“清华的男生也挺委屈，因为在他们看来，清华女生的流失也很严重，她们都扑向体育学院了。”为了说明这点，我还给小军举了个例子：当年我们系的系花就找了个体院打网球的。有趣的是，他们不在体院遛达，而是在清华遛达，这说明是系花把运动员当成了战利品而不是运动员把系花俘获。 小军就笑了，接着问：“这个系花就是你吧？” “我？”还从来没有人这么恭维过我呢，我很开心，舍不得否认，但毕竟我不愿意说与事实有关的谎言，于是说：“谁知道呀，我一向专心写作，无暇旁顾。你呢？跟你一起来的那位女士是？” 他说：“她是我女朋友，她来自一个很富有的家庭。” 在我们俩的对话过程中，逢到他回答时，我就从容不迫地左顾右盼，一别爱理不理的态度，这和我向他回答问题时的全神贯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这个人没有韬晦，不能隐而不发，如果我有优越感，我必须要表现出来，但是我又不能直说：“你的过去我知道“，所以从外表上看，我就象得了多动症一样。只有当他说到女朋友的时候，我的多动症才消失，我很认真地对他说：“那当然太好了。” 但他说：“她不希望我经商，希望我们尽快结婚。” “噢，原来是这样“，我点点头，“那你还担心什么？” 他反问：“什么？”显然他不能了解我的思路。于是我解释给他听：“人生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如果好日子唾手可得，为什么非要努力呢？” 他说：“可是什么是好日子呢？你怎么定义它？” 我明白了：清华的和北大的就是不一样。他们追求叙事和生活的统一，不象我这种人，叙事只是一种生存手段。 在我看来，追求叙事和生活统一的人在人类总量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但这一小撮往往能闹出些惊天动地的大动静，比如作家里的三岛由纪夫。面对这样的叙事我总是觉得无法超越，通俗点儿说，就是压根儿没法儿跟人家比。我只能跟我的同类们比，比谁的辞句优美，谁的比喻生动有趣，谁的情节耸人听闻，如此而已。当然，这是我多年以后的感慨。在1993冬天的那个夜晚，我只是想：看来我的叛徒要当不成了。 我对我当叛徒的前景感到悲观，是因为我觉得收买我和享用妻子的财产，这两件事在人格上是统一的，如果他不肯作后者，也必定不肯作前者，反之亦然。这么一想，我有点儿沮丧，但转念又想：那他约我干什么？难道他想和我……？ 突然之间，我有了非份之想。我想起了会计和出纳爱看的席绢类小说。我有点儿后悔当时没仔细看看。平时我总是对那些通俗小说冷嘲热讽，因为我也是要写小说的，而我的小说在没出笼之前，我就已经认定它属于纯文学，必不受大众的欢迎，这使我本能地仇视畅销书，对它们大加抨击。 有一次她们几乎是央求我：“你就看一眼，就看一眼。”这是她们对我的关心，我也不好太让她们扫兴，就随手翻开头一页。这一页讲的是一个少女在逛街，偶遇到一个青年才俊，于是迅速地发生了故事。请注意：第一页就发生了故事。我拎着这一页，让整本书的重量都挂在这一页上，令她们两人心疼得眼睛都睁大了。然后我不屑地评论道：“这是不可能的，让我告诉你们吧：无名少女根本就没有机会和富商遇上。”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别说少女和富商，就是一般同学互相之间也不那么容易遇上。就拿我来说，我的一个中学同桌和我一起考上了清华，他上了无线电系。中学时大家老起哄，说我们俩有意思。后来进了同一所大学，结果怎么样呢？大学五年里我总共见了他两次！其中有一次是在返回中学参加校庆的时候。这里面是有必然性的，这是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轨迹。该同桌每天早晨五点就去图书馆占座，不分冬夏；我呢，每天上午十点才起床，无论寒暑。这就象那英的一首歌：“白天不懂夜的黑。”生活轨迹不同的人就象白天和黑夜的关系，永远也不可能碰见。”这才是生活的真实“，我把那本书掷还她们，下了悲观的结论：“描写真实生活的东西很少有人爱看。” 可是现在，我有点儿后悔。也许我不该那么快地就把那本书扔出去，也许那里面有具指导意义的东西？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也许我可以模仿着来？现在我才明白那些女孩子们看席绢不仅是为了满足梦想，也是为了时刻准备着。人生都有万一，机会只对有准备的人才有意义。 我就这么胡思乱想着，小军忽然说：“我们去喝一杯咖啡怎么样？”他提出建议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已经回到了饭店门口。为了避免再去商店里转一圈，我同意了这个建议。 于是我们就来到了二楼的咖啡厅，从我们坐的地方可以俯看饭店的大堂。和我去过的所有饭店一样，这座饭店大堂的装修也用了很多反光材料，为了显出金碧辉煌。置身于一个流光溢彩的环境里，一个一心想作叛徒的人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放眼一望之下，觉得什么都是向外发散的，连自己的目光也拢不住。与之相反，咖啡厅的布置倒是内敛型的，三面墙上贴了很多木板，桌上铺着纯棉的餐巾，这些纯朴的材料象是能把你声音吸到它的纹理里面去。这是一个为窃窃私语准备的好地方。 刚才逛了那么半天，我也确实有点儿累了，这时就坐下来，听任小军点了两杯咖啡。我们举着咖啡杯，让杯子遮掩各自的嘴唇，以掩饰不知该说什么的窘迫。第一杯喝得差不多了，我问小军：“再来一杯？”他大概听出了我的调侃，于是开始讲话。 不知为什么，他居然给我讲起了一个心理学实验。他可真有闲心。这个实验据说是跟踪实验，目的是考察人在诱惑面前的控制能力，以及这种能力与未来成就的关系。具体作法就是找几个小孩子，把他们关在一间屋子里，然后每人发一块糖，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你在规定时间内不吃这块糖，你就可以在实验结束后得到另一块糖，如果你吃了，第二块糖就没有了。然后大人们就关上门，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再把门打开，结果当然是有的小孩吃了，而另一些小孩没吃。这个实验到此就完成了一半，接下来的另一半要等二十年，三十年或者四十年才完成，因为人们要追踪那些孩子，看看是不是吃了糖的孩子都成了乞丐，而没吃的都成了董事长。 听到这儿，我觉得小军说这些并非出于闲心，他还是有所指的。于是我问他：“如果你参加了这个实验，你会怎么样呢？” 他说：“我确实参加了这个实验，四岁的时候。” 我对此有了兴趣，问：“那你到底如何表现的呢？” 他反问：“你说呢？” 我说：“你现在既然是董事长，你当年一定没吃那块糖。” 他轻轻地笑了笑：“那只是因为我不喜欢吃糖。” 我沉默了，暗自想着这件事的逻辑：一个小孩子，在大人们设计的实验里表现出了毅力，或者叫抵抗诱惑的能力，他当时并不懂得这意味着什么，长大以后他学了点儿心理学知识，这才发现人们试图把他的今天和过去联系起来说明，他不知道这一点还好，一旦他知道了，他反而怀疑自己。 他又往自己的杯子里加了点儿咖啡，然后说：“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错误的候选人。我想：也许突然有一天，一切都会被纠正过来。” 嗯，有点儿意思。我忽然又对我当叛徒的前景乐观起来，刚才我已经论证过：一个人如果肯收买叛徒就肯依赖妻子，反之也成立。但那是初等物理的推论方式，初等物理的特点就是：把一切设定为理想状态，既没有地面阻力也没有空气阻力。现在我开始用普通物理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了，也就是把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计算在内。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可以用上电脑查资料来打个比方：你打开计算机，屏幕上会出现两个文件包，一个包的名字叫作“常规“，另一个包的名字叫作“捷径“。在这个“捷径“包里写着：凭借妻子飞黄腾达，乃大捷径也。而你是一个有一定抗诱惑能力的人，你当然就会从这个包里退出，选择进入“常规“，可是一旦进入“常规“包呢，你发现里面又套着两个包，一个是“常规“，另一个仍然是“捷径“。点开这个“捷径“包，里面写着：通过一个叛徒了解项目内情，此乃小捷径也。 我可以相信你还是能抗拒这个诱惑，也就是说，你从这个包里退出，转身进了第二个“常规“包，可是你发现在这个包里还有第三个层次，这个层次里仍然分“常规“和“捷径“两条道路。也就是说，你每深入一个层次，你都要重新选择一次，在每个选择面前，你都会怀疑自己，难怪他会说：“也许突然有一天，一切都会被纠正过来。” 我开始有点儿同情他了。于是就编了这么一套话来安慰他：“据我来看，那个实验的关键在于：要用对第二块糖的渴望抑制对第一块糖的渴望，也就是说，看看哪个孩子能吃小亏占大便宜。你既然根本不喜欢吃糖，所以这个实验对你就没有意义，它既不能说明你是个有毅力的人，也不能恰恰相反，说你一点儿毅力没有。” “那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只能说这个实验不足以确定你的人格，但是，实际上你是什么人你自己不知道吗？” 他想了想，似笑非笑地，缓缓摇了摇头。他当然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他面前的文件包会打开多少层，越是在第N层上选择了“常规“，越会在第N+1层上遭遇考验。倒不如在第一层上就走入捷径，于是就象琼瑶小说里常说的那样：尘归尘，土归土，灰归灰，烟归烟啦。 一刹那间，一股似乎是优越感的东西从我内心深处涌起，于是我放任他去沉思，自己则越过他的肩膀，看窗外的风景。他的背后有一扇窗，窗外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草地上有一个乐团在练习。因为没有其他的参照，所以我无法判断那是成人乐团还是少年乐团，我只能看到他们并不是固定在一个位置上，而是一边吹打一边走来走去，不停地变幻队形。大概是少年乐团吧，我想。坐在饭店这种人工环境里，有时你连时间也会忘记，不过，映在草地上的孩子们的身影却越拉越长，这提醒我：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据我的记忆，太阳总是在落山前磨磨蹭蹭，仿佛万般无奈，然后突然之间一个猛子扎下去，毅然决然。果然，那些影子越拉越长，越拉越长，而草地的颜色也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两者之间显现出一种无限缠绵的韵味。终于，在一个瞬间，草地完全变成墨绿色，孩子们象是骤然遭到了抢劫，他们的小尾巴丢了，他们看起来是光秃秃地站在草地上。 小军恰在这时说：“咱们去吃饭吧。” “吃饭？”我想了想，“吃完饭之后呢？”小军笑着说：“吃完饭之后散步“。我沉默了，未置可否。我不想无限制地陪他消磨下去，因为我已经清楚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不同。他的生活意义在于发现自己是什么人，而我得抓紧时间，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他必须作出决定，假如他对我的情报没有兴趣，那我就打道回府了。于是我就说不饿，不想吃。他有点儿惊讶：“真的？”我说：“当然是真的。”他问：“那你想去哪儿？”我说我只想回宿舍。显然这个答案出乎他的意料，但他确有绅士风度，就说：“那好吧，我送你回去。” 我们走出饭店，阵阵海风吹来。海南的早晚温差很大，太阳一落，就是另一个世界。我站在门口等着小军去开车。过了一会儿，一辆灵治车停在了我身边。我拉开车门坐了上去。我们沿着车道在饭店身后绕了大半个圈，在绕圈的时候车子经过了那片草坪。孩子们还在练习，尽管车窗关闭我也能听到各种管乐器发出的嘹亮乐声。草坪上方的灯光亮了起来，草地失去了颜色，除了白亮还是白亮，孩子们的身后仍然光秃秃的，因为灯光是从四面八方一齐射来。 出了饭店大门，小军把车开上了一条海滨公路。我隐隐地觉得这不是回宿舍的路，但是我没提出异议，因为潜意识里我也并不想这么快就结束。我只是对能当一个叛徒失去了信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想迅速回到过去的生活轨迹上去。每个人都是矛盾的呀！我仍然希望今天我们能继续呆在一起，尽管我不知道我们能到达哪里，但只要不是去吃饭，一切都还有希望。。 顺着海滨公路走到尽头，我们上了一条通往郊区的准高速。小军连续提速，充分显示出了灵治的威力，我们一辆接一辆地超车。我忽然问了一句：“你到底找我干什么？”应该说，是飞快的车速给了我这种胆量。在速度中，一切都有了变动不居的意味，刚才还在这一点上，转眼就到了下一点；刚才说过的话，转眼就可以不算数。但他还是不回答我，过了一会儿，他向我要求：“你随便给我讲点儿什么吧。” 我于是给他讲侦探故事。我说：“干我们这一行儿，经常要了解同行的事，于是刺探情报就成了家常便饭。我们刺探情报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扮成客户，直接去对方公司了解情况。有一次，一个叫 '金太阳 '的房地产公司派出了一名销售小姐，装成客户到我们公司来，正巧碰上我们公司的一个售楼小姐，两个人一打照面，认识，因为我们公司这名小姐昨天刚扮成客户去过金太阳。其实这也没什么，但是我们公司这名小姐比较有幽默感，她问金太阳小姐： '你也来买荷花小区的房子？ '金太阳小姐就糊涂了，我们这位小姐接着说： '荷花的房子真不错，我刚交了定金。 '她在一刹那间就用眼神表演了一个闲极无聊四处采购房产的大款太太，刚刚她还是因为完不成任务而愁眉苦脸的售楼小姐呢。我在旁边看着，都看呆了，心想我们公司真是藏龙卧虎，连性格演员都有。” 小军也轻轻地笑了，问：“那这个人现在上哪儿去了？” 我说：“谁知道呢，也许到金太阳去了？这种事儿常有，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就是刺探刺探情报呗，谁也不会为此受谴责的。”但是我刚说到这儿，车就碰上了一个大坑，我毫无防备地被弹起，然后又重重地被摔到了座位上。我不满地说：“高速路上也有坑？”但是我想了想，觉得中国的高速路上有坑并不算不合理的事，于是又不满地说：“灵治的减震也这么差？”小军笑了：“这是你在受谴责。”我嘴硬：“你才该受谴责呢，你欠着多少谴责呀。”小军说：“我欠谁的了？”我顺嘴说道：“你打碎了邻居的玻璃，你不仅该受谴责，你还该挨打。”小军很诧异：“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急忙掩饰道：“顺嘴胡说，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从高速路上下来，就上了一条岔路。这条路上很黑，完全没有路灯，要靠星光来照明。尽管一片黑暗，我还是感到我们来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唤起我回忆的是一种气氛，或者说，第六感。果然，岔路的尽头是一条石子铺就的小路，现在我闭着眼睛也能知道：石子小路的尽头是一排栅栏，栅栏里面就是一片未完工的别墅。 小军把车停在路的尽头，栅栏的跟前。我们走下车。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试探着问：“你想进去看看吗？”他说：“不了，就在外面看一眼也行。”这让我有点儿失望。哪怕他让我动用权力使他迈进别墅一步，我今天的叛徒就算当成了。于是我用劝诱的口气对他说：“我认识看守别墅的老大爷，我有把握让他开门。”但他仿佛没有听见，而是沿着栅栏向海湾的方向走去了。 既然他不想进去，我也不能强求，我只好跟在他后面，权当换了一处散步。我们沿着栅栏走，别墅在我们左手，所以我时不时向左侧过身来，冲着别墅了望。那些没有盖好的房子现在黑漆漆地蹲在沙地里，所有的房子都有一个尖顶，无的放夭地指着寂寞的星空。小军忽然扑哧笑了，说：“这设计真可笑。”我解释说：“比它早建成两个月的别墅无论长得多可笑都被卖出去了，因而我们也就完全没必要请好的设计师来设计。” 我们走到了别墅区的另一侧，这里地势开阔，因为面对着一个小小的海湾。正对着这个海湾，有一个用圆拱形作顶的建筑，这是我们设计的社区中心。那个圆拱形目前还只有骨架，是用钢筋水泥勾勒出的线条，它的状态有点儿象种菜用的塑料大棚，已经用竹子搭起了骨架，可是还没往骨架上蒙塑料布。半年以来，我就是指着这个建筑对客户说：“主体结构已经好了，就差装修了。” 我们站在沙滩上，望着夜色下的海湾，以及沙滩上的圆拱形建筑。月亮隐在云层里，什么都看不清，闭上眼睛和睁开眼睛在感觉上没有多大差异。尤其是对我来说，因为我闭着眼睛都能指出它有多少根钢筋线条。它是这个别墅区的标志，而我为它照过太多的照片。我转过身去，冲着小军絮絮叨叨地讲述我为它拍过多少张照片，尽管小军离我很近，但在我这个有点儿夜盲的人看来，小军也不过只是一团气氛，飘浮在那里。于是我追问：“你听见我说话了吗？”他说：“听见了。”我还不放心，又问：“你喜欢听吗？”他说：“当然。” 我放了心，继续说。我说我的工作就是要充分地展示它的美，尽管它始终没有完工。并且恰恰是在它停工以后，我的工作更繁重，因为我们迫切地需要钱来重新开工。所以我就得拍大量的照片，以便印刷宣传资料。有时我站在那边高坡上向下俯拍，目的是以蓝色的海湾为背景；有时我蹲在那片灌木后，那是要以枝枝杈杈横横斜斜为近景；有时我在正午的灿烂阳光下拍它，也有时我在傍晚的夕阳余晖中拍它。总之，我想尽一切方法捕捉过它的千娇百媚，因为我们需要钱。 小军在这时及时地插上一句：“到底要多少钱？”到底要多少钱？一旦小军真地问我，我反而不能回答，这是因为他这个问题不够专业水平。什么叫不够专业水平呢？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不久前，也就是1999年夏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的一个女友问我：“在劲松开一个餐厅一年能赚多少钱？”这个问题就很业余，让我没法儿回答，可是她是我的好朋友，于是我耐心地问她：面积有多大？房租有多高？地理位置如何？打算卖什么？等等，即使问清了这些，我也只能告诉她一个范围，那就是：在赔钱和赚一百万之间。她居然听了这个回答很满意，这使我确信她是一个业余选手。 小军采用这种提问方式使我觉得整件事情象是开玩笑，于是我也以玩笑的方式回答他，我说：“有这么个笑话，一个贵妇人想作善事，于是对一个乞丐说： '有什么缝缝补补的活计吗？ '那个乞丐拿着一粒钮扣回答道： '我有一粒扣子，请你给我在上面钉一条裤子。 '” 小军也笑了，但是我觉得他不应该仅仅是笑笑而已，他应该深入地问下去。问什么呢？我都替他想好了.如果他想买这片别墅，他最关心的应该我们售出了多少楼。因为那片建筑本身值多少钱，他只消站在这里，一看就知道了，说不得谎。多少有些说谎余地的就是售楼款。卖出了多少楼，这是公司的收入，也是欠客户的债务，而售楼的情况问我正合适。尽管从我的立场，我不能知道何总是想隐瞒收入还是想隐瞒债务，我只知道何总一定不会说真话。 可是小军没问，他仍然象一团气氛似地站在那里，不知他在想什么。过了不知多久，月亮出来了。我感到眼前陡然一亮，仰头望去，头上有一轮月亮，月亮旁边还有一团小山似的浓云。转身看小军，刚才还是一团气氛的他，现在渐渐明朗，浓缩凝固成一个英俊挺拔的肉体。 他忽然说：“你的比喻不对，这不是扣子和裤子的关系，这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些建筑现在看起来是一堆废铜烂铁，这是因为它们缺少一口气，我认为只要追加一笔不大的投资，把这口气补上，它们就会立刻变得完整，变得有高附加值。” 一笔不大的投资？我小心翼翼地问：“这么说，你打算投资了？” 他说：“对。” 他肯定的口气让我产生了错觉，我以为他心目中的那个数字和我估计的数字差不多，只不过在他看来那是小数，而在我看来那是大数。既然这样，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但他接下来的话又让我猜疑，我觉得他决定投资似乎还是有点儿非理性，因为他说他多么多么地喜欢这片海湾，并且我听出来，这片海景似乎和他的初恋还有关系。他的初恋？是导致他得病的那次恋爱吗？ 他不停地赞叹这片景色，我也不知说什么好，想了想，就补充了一句：“那当然，好多人抢这块地呢，我们能征到这块地，容易吗？”现在想起来，大概这句话也强化了他的信心，因为这预示着地皮的升值潜力，这种潜力可是无形的，说它有多大就有多大。于是，多年来每当想到这句话，就令我深感内疚。 不过，在那天晚上，我还被他这种气质迷住了。尽管我自己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但我仍然欣赏那种不顾一切的有点儿狂热的人。人是多么地矛盾：我自己这样，可我喜欢别人那样。我望着他，他的双眼很明亮，每只眸子里都有一轮小月亮。我的眼前突然象是有了一片特技效果镜，这种镜片我随时都在摄影包里预备着，以便制造梦幻效果，现在我的眼前就蒙上了这样一片镜片，我看到小军的两只眼睛里放射出了一串一串的星光。 我不禁有些意乱神迷，说：“是啊，我们等着能吹这口仙气的人，等了这么长时间。” 小军听到我的话，忽然伸出手来，从背后搂住了我的腰，我吃了一惊，有点儿不知所措，于是我假装没感觉，甩下他，快步向前走。我能感到他的脚步也加快了，但是他与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似乎他并不打算追上我。我走着走着，就看到前面的月亮地下停着一辆车，于是明白我又沿着栅栏的外围绕了一圈。今天晚上不知怎么回事，我们总是在绕圈，在饭店里绕圈，到海边来还是绕圈。我不想再走了，就站在原地，背靠着栅栏，等着他。他离我只有几步之遥，我一停住，他立刻就追了上来。 他开始吻我的嘴唇，我也吻他的。他的嘴唇起初比我的凉，但是不久，我们的温度就中和了，于是分不出来谁是谁的。在这漫长的不分阶段的吻中，我忽然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要变成一个爱情故事？ 多年以后我对小军这一吻的动机作了各种各样的设想，哪一种都和爱我无关。最接近的几种是：第一，他突然想起了他的初恋情人，并且他也有夜盲症，怎么看我怎么象他的初恋情人，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就在于：夜盲症同时也是导致他决定投资的原因，因为他在黑暗中看不清那片建筑到底值多少钱，而他的初恋情人本来就是第一次使他致病的原因，这次投资后来又被证明是第二次发病。第二，他没病，他确实打算投资，并且他认为这项投资对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许他认为他可以从此一举建立他的商业王国？也许他认为他终于战胜了自己？因为他既没有打开第一层“捷径“包也没有打开第二层“捷径“包？他认为他获得了某种自由？于是狂喜之下，随便抓个人来吻，这种事儿在电影电视上很常见。第三，……，第四，…… 在那个夜晚，我在紧急之中并不能整理出这么多种可能性，但是我并不糊涂，我清楚地知道这和爱情没有关系，可是我也有点儿喜欢他，所以就想偷占这一吻。我忍不住睁开眼睛看看他，他的眼睛却闭上了。他的两只眼皮就是我能以最近的距离观察到的他的肉体，在月光下它们显得十分精致细腻，以至我觉得它们应该是照相机镜头上的帘幕。它们微微凸起，仿佛把两轮月亮关在了里面。 我也闭上眼睛，在我闭上眼睛的同时，我感到他的嘴唇泛出了丝丝甜味儿。我轻轻地吮了吮，没错，是甜的。他的嘴唇象一块软软的口香糖，沾在我的嘴唇上，怎么扯也扯不开。 我在刹那间痛切地感到我的青春全被荒废了，这是一个没有人注意到的事实，而我又不敢大声地宣布。我之所以默不作声是因为我找不出任何一个人，除了我自己之外，去为我那被浪费的青春负责。这些年看起来我完全是在自作主张，我把我自己零敲碎打地投资在一个个分散的项目上，结果是没有一个项目给我带来收益。 他的嘴唇还在散发出甜味，我忽然意识到他是一块糖，这块糖并不是设计好的实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我拒绝这块糖，没有人允诺我还会有第二块糖降临，因此我也没有必要拒绝这第一块糖。但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理解：正因为这不是实验，是真实的生活，所以这块糖和下一块糖之间没有联系，它只是一块孤立的糖而已，这唯一的一块糖不能改变我的生活。 我更紧地闭上眼睛，体会他甜甜的嘴唇，不知为什么，他嘴唇上的甜味不绝如缕，但我还是下定了决心，轻轻地推开他，尽量用轻松调侃的语气对他说：“嘿，我想通了，我可不能让你成为我的第一块糖。” 他有些惊讶，尽管我脱离了他的怀抱，但他仍然张着双臂，好象他随时准备把我抱回去而我是个大胖子。然后他又向我走过来，但是我转身躲开了。我们正在拉拉扯扯之际，一束强烈的灯光从别墅区深处探出，向我们站立的区域扫射过来，与此同时，狗吠声响起。那光柱从左扫到右，眼看就要把我们罩在里面了。我急忙拉着小军向车里跑。 我们钻进车里，那根光柱也跟定了我们。小军发动了灵治，先掉了个头，然后就朝着大路的方向开去。看门人并不想追我们，我们迅速地落荒而逃，重新驶入黑暗。 那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接下来的整个周末我无法在宿舍里呆下去，因为我心神不定。星期六和星期天我都早早地来到办公室，然后在那里呆到很晚。我面对着稿纸，想写我的故事，我相信这次我应该能写出点儿什么来，但是我的笔仍然保持沉默。 星期一上班，何总竟诡秘地跟我说：“周末晚上有人要闯进别墅呢。”我也不知道他究竟了解什么，于是问：“什么人？”他说：“不知道，可能是一对儿流氓。”我听了很生气，想说：“你骂谁呢？”但是我又怕他说：“我骂你呢。”这件事还是不说破的好，于是就讪讪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破别墅难道还怕人看？” 接下来何总宣布大胜集团注资了。这消息在我意料之中，但我还是该如何表明自己的立场。转念一想：既然人家已经注资了，就算我私下里和小军有过什么接触，也没造成对公司的损害呀。可是我总觉得何总看我的眼光有点儿意味深长。会计和出纳问：“我们是不是又要搬家了？”何总说：“这回倒不用着搬，总部在北京呢。”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证明，这个大胜集团和前几任老板没什么不同，因为何总始终没有真正拿到过一笔项目资金。我们的每月支出上反倒多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长途电话费。听何总说小军每隔十天半个月就要来海南一次，但是他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我不知道他根据什么作出了投资的决策，但他的决策确实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至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对公司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那一段时间我不再试图写作了，每天和会计、出纳聊天，畅谈公司再度辉煌的前景。只要公司有希望，我内心的恐慌就会自然减轻。另一方面，写作对于我来说难度更大，只是这回我不再苦恼于没有叙述的起点，我的苦恼变成了同时有多种声音在我脑海里回荡。 我们就在这种半期待半懒散的气氛中度过了94年元旦。临近春节的时候，何总突然对我们说要准备搬家。我们开玩笑地说：“搬哪儿？搬到北京去？”但何总却语焉不详，只是让我们先把文件收拾好。 接到指令之后我就开始慢慢腾腾地收拾书和文件。我之所以慢慢地作这些事，是因为我的工作量很小，有许多文件在搬过来之后就从来没有被拆开过，现在我又原封不动地把它们从仓库里搬了出来。会计和出纳就比较惨，她们是勤奋的人，她们把文件全都拆开，分门别类地放进文件柜里，而我敢说她们在一年之内从来没有机会用到它们，可是现在她们还得把文件从柜里取出来，重新打包。我同情地问她们：要帮忙吗？她们居然说：我们的资料是保密的。我对她们肃然起敬，看来任何人有权利都懂得珍惜。 第一天没有收拾完，第二天我特意迟到了一会儿，因为我不想看着她们两人忙得团团转而我无所事事。但是第二天我一走进办公室，就发现气氛不对。她们两个并没有干活儿，而是坐在那里等我。一看到我推门而入，她们就严肃地说：“咱们开个会吧“。我说“行啊“，然后就端着我的茶杯坐到了会计和出纳的桌子之间。她们说：“咱们已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是不是应该让新老板把工资补齐了再搬家？”说完她们指指堆在客厅里的十几个纸箱子，说：“如果新老板不发工资，我们是不是该拒绝交出这些资料？” 她们两人提醒了我：我已经两个月没领到工资了。我恍然大悟的样子使她们两人觉得奇怪：“没领到工资你竟不知道？难道你……“，我急忙解释说：“你们两人掌管财会，发没发工资你们最清楚。除了你们二位的手之外，我不可能从其他任何地方领到工资。我只是专注于写作，写作使我满足，就仿佛领到了工资一样。这大概可以算作精神变物质的一个实例吧。” 她们说如果你真地没领到工资，那你就作为我们的代表向何总要求补发工资吧。如果不补发工资我们就不搬家。我说我完全同意，但是为什么让我当代表呢？她们说你整日舞文弄墨，必有口才，现在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这人最受不得奉承，当下向她们表示：瞧我的吧。 商量好了之后我们就给何总打了个电话，问他明天到不到办公室来，他说：“有什么事儿吗？”我们说：“有“。他说：“不能电话里说嘛？”我们说：“必须面谈。” 第三天上午，何总到了办公室。她们两个肃然不笑，看看何总，然后又看看我。我觉得何总的脸色似乎有点儿不对，也许他知道我们要哗变？如果他知道了，我该怎么开口才好呢？我不停地思考着，何总却返身出去了，他看了看堆在厅里的大箱子，围着箱子转了几圈，就是不肯进来。 我们三个人等在会议室里，正襟危坐，这时她们两人期待的眼神又再次向我投射过来，我虽然没有考虑好，但也只得出声叫道：“何总，何总。”何总仿佛这才发现我们似的，他穿过办公区，步伐有点儿不太坚定地向着会议室走来。她们两个人开始用眼睛责备我，逼我快说，我横下一条心，就在何总迈进会议室的一刹那，准备张嘴发难。 但是他抢了先，他对我们说：“总裁自杀了。”我们面面相觑：“这是什么意思？”他又说了一遍：“总裁，朱小军先生，自杀了。” 他说出总裁自杀了之后就返身走出了办公室，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接下来的两天里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三个人反复讨论这会不会是何总的托辞。虽然我们一致的结论是：死人的事儿太大了，何总完全不可能骗出这种事儿来骗我们，但我们总觉得这事儿里有几分让我们难以相信的因素。 第三天早上，法院来人查封我们办公室，向我们证实了这一消息：朱小军欠下八千万元的债务，现在他自杀了。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很吃惊，但是法院的人更吃惊，他说：就你们三个？我说：当然，你以为应该有几个？可能是法院的人对我们队伍之单薄感到吃惊，他们认为“扎“了那么多款的公司总得有一支庞大的扎款队伍，或曰：销售队伍。我说：“扎款时代早就过去了，第一任投资者早就卷款走了。”法院的人就啧啧称奇，说：这么说朱小军是陷进去了，他投资之前怎么也不调查一下。 我听了以后心里有点儿难受，好象有人在骂我。我想他要是问我我也就说了，我那天攒着劲儿当叛徒呢。 我们三个人只能乖乖地交出一切。法院的人在会议室里面查账，而我们三个闲在外面，百无聊赖。忽然之间，会计和出纳仿佛猛醒，她俩开始责问我：“我们的工资呢？派你去谈判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呀？”我分辩道：“这能赖我吗？你们不是也在旁边听着？人都死了，我还好意思要工资？”她们说：“这倒是，可是难道你不能先把丑话说出来吗？” 我不理她们，手里拿着我的本子和稿纸，翻来覆去地看。那是我的私有财产，不属被查封之列。她们两人过了一会儿也凑了过来，从我手里要了几页，想看看我到底写了些什么。会计忽然看到一个标题：“投资时代的叙事“，于是就举着那页纸问我：“什么叫叙事？”我说：这个我也不大明白，总之是一种说话的艺术。她们问：“说话还需要艺术？”我说：当然，说话的顺序里面就有艺术。也就是说，要安排好了先说什么后说，这很重要，重要到成为一种艺术的地步。 她们就说：是呀，顺序很重要。然后她们说：你这么懂叙事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呢？你让他先说出总裁死了，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要工资了。现在我们怎么办？谁给我们工资？我们怎么过春节呀？ 她们嘈嘈切切地数落着，就象冬眠的苍蝇苏醒了。一直到我坐上回北京的飞机，这种嘈嘈切切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 回到北京就是春节了，我的兄弟姐妹们给父母孝敬了许多年货，只有我一个人空着手回家吃饭，这时那嘈嘈切切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仿佛几只热带的苍蝇随我飞回了北京。新年的钟声敲起来了，我的侄儿侄女们向我来要压年钱了，我向我的两只箱子走去，那是我从海南拎回来的我的全部财产，我希望能从中翻出来几样小礼品，但是令我惊讶的是：当我打开箱盖的时候，真的有两只苍蝇抖抖翅膀，从充满卫生球味儿的衣服中飞了出来。 我终于从内心深处向她们表示屈服：原谅我，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不懂叙事的艺术。并且，这是我本应该懂得的。 我不敢说我从此就懂了叙事的艺术，我只能说进入1994年以后我坚定了叙事的决心。靠叙事获的利有时大有时小，但永远不会赔。我立志成为一个作家，并且渐有成就。有了成就和名气以后我变得外向了一些，以前在朋友聚会的场合我总是听众，现在我也经常讲些故事，招一帮人过来听。很多次我都讲小军的故事，这样讲的起因往往是座中有北大毕业生，我总问他们：“认识八零级物理系的朱小军吗？”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但谁都不知道他已经死了。于是我就得意地向他们报告说：“知道吗？他死了。” “为什么死？”他们会问。 “作生意赔了。” “这不可能”。他们反驳。他们之所以觉得不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没听说过谁因为作生意赔了就自杀。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大不了就象姜伟他们那样写书挣钱嘛。知道牟其中吧？人家关在监狱里还天天洗冷水澡，作健身操呢。时代变化这么快，大家都眼花缭乱，谁能担保几年之后自己不能风云再起？基于这种理论，他们或者不相信小军因为生意赔了而自杀，也就是说，我提供了虚假情报；或者认为我说的有可能对，但那就证明小军是个十足的傻冒儿，因此不值一提。 他们对我的轻视使我愤慨，我经常和他们争论，争着争着就变成了我和他们之间的较量，因为他们蔑视我作为一个叙事者的权威。但这种较量往往以我失败告终，因为他们就是不相信。 于是我对他们的愤慨就会莫名其妙地转化成对小军的愤慨。只是我不清楚，我到底对他愤慨什么？ 过了好几年，或者说，就在前几天，我开着车走在新修好的四环路上。这条路标准之高令我惊叹，路面那么宽，车道那么多，路灯那么漂亮。而路两旁呢，又全是破败的小屋、窝棚，也就是说，这原是一片广大的垃圾区，而现在从中间劈开了一条路，我们才看到了这片垃圾区的内部。 两旁是垃圾，而我行走在凌空架设起来的宽阔的路面上，头顶上只有蓝天。因为据说在这条路上可以开到每小时一百一十公里，所以我就试着加速，但我的车不太好，速度一上一百公里，发动机就发出了“嗡嗡“的声音，我只好把速度降下来，让发动机重新变得安静。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不远处的路标，一块指着“天津“，一块指着“三环“，那路标高耸入云，在静悄悄的四环路上似乎有一种摄人心魂的力量，仿佛它所指的并不是两个世俗的地点。 我忽然想到了小军，我也明白了我多年来对他的怨恨。假如他听得到的话，我要问他说：“小军，你作了一件大傻事。你毁灭了自己这具美好的肉体！” 1999年写于北京 ------------------ 文学视界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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