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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

作者:王芫

  对住在海口的外乡人来说,只有两种交通方式:去近的地方就走路,去远的地方就叫出租。有一次我试图给公司省点钱,就站在车站上等车。但汽车来了之后,看到满车的海南人,我就本能地不想上去了。那些海南人长得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很自然地推断出:他们的思想也和我们是两样的。不管这推论正确与否,我们事实上是将自己孤立了起来。所以我在海口,比在北京,更多地乘出租。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出租车里,望着海口街头的灯火,以及灯火照耀下的各色物品,忽然想起了我留在北京的那些东西。我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五年,五年中始终没有固定的住所,搬了六次家,东西越搬越少。最后这一次,为了到海南来,我把仅剩的那些书、没来得及洗的羽绒服、被子、塑料茶杯、仿古首饰盒,还有指甲刀等等,收拾进六个纸箱子里,委托一个开餐馆的朋友替我保管。他亲自带我到仓库,绕过装着健力宝、可乐的纸箱子以及装着小米、面粉的麻袋,把我的六个箱子放在仓库的最里面。他对我说:“只要我的餐厅不倒闭,你的东西就会永远在这里。”然后我们锁上门,走了。我忽然想起了那一幕,又不禁追溯起更远的几次搬家。想起我那些不值几个钱的东西,现在分散在北京的三,四个角落里,不知为什么有一种痛心的感觉。忽然就对目前的状况产生了不满,又极想回到北京,找到一间固定的房子,把我丢掉的那些东西再次聚拢来。
  然而我立刻就产生了深深的自责,我想我是太没有出息了。我已经27岁,至今一无建树,反而在身边积聚起越来越多的附件,披挂一身,越往前走越困难。好不容易下决心来海南,却又想着回去。我的惰性真是太大了。我不禁想起一个大学同学,她在毕业的当年就去了美国。手里只提着一个旅行箱。那么说,我懒于变化是因为我有着太多的行李?为什么我不能把那些行李扔掉?我这样想着,脑海里就出现了她的形象, 其清晰度超过5年来的任何一个时刻:一个瘦骨伶仃的女孩,长发在风中飘散。她那么瘦弱,轻盈,令人担心她会随着头发飘走。我恍然大悟:我之所以潇洒不起来,原来是因为我长得太胖了。
  我得出了这个结论,心里就稍稍安定了些。身材是天生的,是无法改变的,我的身材决定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懒惰与优柔寡断,决定了我只能在地上缓慢地爬行,决定了我要忍受羡慕的痛苦。
  我浮想联翩,心情渐渐轻松起来。
  这时,我忽然意识到:我该辩认一下道路了。我今天晚上的工作是去一个服装店看样。这个服装店正在为我们公司的职员作工作服。这项工作本来是一个叫文丽的女孩子负责的,而这个女孩子不久前忽然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公司。这时车离开了大路,拐进了一条小街。这条小街属旧城的一部分,街面很窄,两旁是两层高的旧式楼房。楼房的底层都凹进去一个铺面宽,由两根水泥柱支撑着二层凸出的部分,这样的楼房一座挨一座,整条街便由柱子隔开了两条步行的小路,让人弄不清是道路侵占了楼房的地盘, 还是楼房在向道路扩充时受到了阻碍 。当你被这些问题纠缠不清的时候,就感到了一种暧昧的意味。这里的霓虹灯也比大街上的要少,而且多有残破,车子便也在这种充满了海南色彩的暧昧的气氛中放慢了速度。
  我还没有适应这种气氛,车子右拐,又进入了一条更窄的小巷。这种肮脏破旧租金低廉的小巷就没有了海南色彩,和我到过的任何一个乡村小镇一样。小巷两旁都是平房,面向街的一面没有墙,铁门帘高高卷起,嵌在房顶上。那些小平房里大约都是服装店,街两旁弥漫着一片缝纫机的‘呀呀’声。车灯扫过去,我们在声浪中寻出一块停车的地方。
  我付了钱,走下车,掏出兜儿里的地址看了一眼,车子停得很准确,面前这家就是‘富人制衣厂’。
  老板娘四十多岁,坐在正对着门的一架缝纫机前,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我说明我是XX公司的,来为那批工作服送扣子,顺便看看工作服作得怎么样。
  “文丽怎么没来?”她问。
  我告诉她文丽走了。我说这话时一点儿也没有考虑过她是否听得懂,什么叫“走了”?等我深入了解了一些海南生活之后,我才知道这样说话是不行的,无法与人沟通。但在当时,我只想着文丽离开公司了,就是走了。老板娘听了我的话,什么也没问就站起来,接了我手中一塑料袋的扣子,一掀门帘,走进了里屋。
  她进屋的时候,我打量了一下这间铺面。铺面很窄,两台缝纫机几乎就占了大部分的面积,空中也被利用着,挂着一排排作好的衣服。有上衣,有裤子,也有风衣,虽然细看起来都是不错的质地,但因为长短不一,便使房间显得凌乱。地上满是碎布头以及缠在一起的碎线,稍微大一些的布块上就印着清晰的泥脚印。我感到很不快:我们那家实力不错的公司,怎么会在这里作工作服呢? 也许那个文丽有什么问题吧?于是趋近前来,仔细打量那些挂着的成衣。
  正看着,老板娘一掀门帘又走了出来,我抬头一看,门帘掀动之处,似乎有道银光在她背后一闪。
  她说:“扣子正好。”
  我向右侧倾斜了一下身子,似乎是想绕过她的身体看个清楚,但是门帘垂了下来,只看到门帘上面褐色的图案,一朵一朵的牡丹花,想来当初曾是深红色的。
  我告诉她:我不光是送扣子,我还想看看衣服作得怎么样。
  她面无表情:半成品有什么看头,不过你要看就进来吧。说罢掀起门帘,引我进了里间。
  里间有个很大的工作台,工作台上堆着已经作好但还未熨的衣服,她走到工作台前,一边翻找着一边用方言重复着一个两音节的词:XX,XX,XX。我猜是:看吧,看吧,看吧。而言外之意却是:你能看出什么?
  其实我根本就没看,因为我一进门,就被迎面墙上挂着的一件旗袍吸引住了。那件旗袍的质地与颜色很抢眼,是银灰色的缎子,右半身全是鲜艳的粉红丝绣的玫瑰。我其实根本不懂旗袍的好坏,只是它的颜色太明亮了,在这间晦暗的房子里十分突出,令人无法不注意到它。
  我注意到了旗袍,而老板娘注意到了我,她忽然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试试。
  这句话太突然,我一下子没有反应,我注意到这件旗袍,仅仅因为它的颜色,我并没有和自己联系起来。有生以来我从未想过我这样的身材能穿旗袍。我笑着摇摇头:我恐怕穿不了。
  老板娘一笑:试试怕什么? 说罢她走了过来,用一根长竹竿将挂着旗袍的衣架挑了下来。
  那片银灰色就摊放在我的面前。粉红色的玫瑰在灯下跳动着。老板娘扭亮了我面前的台灯,粉红色的四周又罩上了一层金色。
  我脱下了牛仔裤、 T恤衫,换上了那件旗袍,然后站到镜子前。镜子中的我令人失望:腹部微隆,胸部也没有挺起来。我有些尴尬,本来被休闲服遮掩住的缺陷,现在在旗袍的光辉之下暴露无遗。于是我伸手去解颈边的扣子,想赶快脱下来。
  但是老板娘制止住了我。她伸手拽过一张旧报纸,把我从胸部以下遮了起来,然后示意我再向镜中看。我起初不明白她的意思,俯过身去细看,竟发现自己也有几分可取之处。主要是那张脸,被闪光的缎子衬得有了几分生气,一枝若隐若现的梅花从水中浮了上来,又被小巧的立领挡住,意犹未尽之下再向上看,顿觉人面也成了梅花。
  然后她把报纸拿开,出现在镜中的又是那个毫无生气的身体,与刚才的局部效果迥然不同。
  老板娘用南方话嘀嘀咕咕了一阵,我约略听出了点儿意思,翻译成我们常用的语汇就是:人要对自己有信心,女人更应该自信,在海南的女人尤其要自信,要觉得自己漂亮,想办法觉得自己漂亮。
  我笑着又捡起了那张报纸,挡在胸前,比来比去。
  老板娘换上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说:看明白了吗?这件旗袍简直是给你作的,只是你要换个合适的胸罩,再穿一个腹带。
  我摇摇头:我讨厌那些,勒得难受,人总不能为衣服而生存。
  她一下子没听懂我的话,瞪着眼品味了一会儿,然后又是一阵嘀嘀咕咕,这次嘀咕的频率更快,我几乎听不懂,但我从她那撇着的嘴角感觉到:她是在表示对我的轻蔑。我一下子联想到我在车上对自己的谴责,于是她的话听来就象三个字一组的咒语:没出息,没出息,没出息。我生气地解开领扣,然后又用力地一个一个往下解侧面的扣子:
  “又不是我的衣服。”
  “你要喜欢我就卖给你,八十块。”
  “这么便宜?”我倒愣住了。
  老板娘转身走了出去,似乎是嫌我耽误时间太多。缝纫机声又“呀呀”地响起,我一边换衣服一边继续问她:“这件衣服可不止这个价呀。”
  “这件衣服已经做好两个月了,没人来取。”她倒挺坦率。
  “那你就敢卖?”
  “我得收回手工费,我一个钱也不多要。”
  我想了一下, 觉得她也有理,要论这件旗袍的质地,成本得300,若是摆在大商场,那就更贵了。而她只是不愿白干而已。可是,仅仅两个月不来取就给人家卖了,未免太冷酷了。好象是在宣判一个人的死刑。
  “要是人家回来问你要怎么办?”
  “不会回来了。”
  “你这么肯定? ”我这时已经换好衣服,走了出来。老板娘伏在缝纫机上,随着机器的节奏,头一点一点。嘴里依旧用方言念念有词,我听来就是:不会回来了,不会回来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重新挂回墙上的旗袍,心里感到一阵别扭,象是看着一个吉凶未卜的失踪者的影子,而我也沾染上了那影子的气息。
  回到宿舍已经很晚了,躺下之后忽然想起:我竟忘了看样。都是那旗袍占据了我的注意力,使我把工作都忘了。于是我对那小店的疑虑又再次升起:会不会是老板娘设下的圈套? 也许那批衣服的质量有问题?这是不是一种方式的回扣?可是怎么会那么巧,就有那么一件合适的旗袍,摆在那里?
  此后的几天,我总想问问同事海南作生意的规矩,又怕人怀疑,于是就假托别人,讲了上面那个故事,最后问他们:在海南,一件衣服两个月不取,是不是就意味着永远不取?
  “差不多”,大家异口同声。
  为什么呢?
  那谁知道,出事儿了? 被抓了?回大陆了?跟人私奔了?本人突然破产了?或者原来养着她的老板突然破产了? 他们七嘴八舌,讲出了许多理由。每条理由都不是善终,这使我感到不快,本能地排斥这些推测。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推测还是占据了我的脑海,挤占了原本应是属于想象力的空间。我只能细细地琢磨这些理由。每条理由后面,都有一个标准模式的故事。于是,一个个与这些模式相应的女子的面容,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脑海里,便经常闪现出那件旗袍。有时是出于纯粹的审美,那种审美的快感令我昏昏然。有时又是觉得它便宜,想到它是如此便宜,我就忍不住窃笑。这么一件旗袍,就让我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热。那些天,海口的天空也经常是灰色的。有时还下着小雨。坐在车里向外望去,整个天空似乎都是那件旗袍的前襟,车子拐进破旧的小巷,缎面被撕碎了。我的想象到此为止,缎面被撕碎了,后面是什么?应该是肉体吧。我不敢再想了。我一直以为想象是最不需要胆量的事情,是我这样懦弱的人唯一可以无限制地从事的,怎么我还会有不敢想象的时候?

  那个离开这件旗袍的女人,她是为了什么样的理由呢?她现在在哪里?她现在穿着什么? 在我所无法想象的生活里,她是否也会蓦然回首,想起挂在墙上的那件旗袍? 有的时候,我真想把它买下来,但我随即又对自己展开了批判:你怎么又要在身边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当然了,聚敛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以后呢?你能持久地把它保存在身边吗?
  一想到前途,我就开始没精打采,垂头丧气。
  但是这件旗袍也给我打开了另一扇门。我开始感觉到了物质的诱惑。那是质地的诱惑,颜色的诱惑,而不是名称的诱惑。我感觉到我突然看见了物质,这种感受和我在北京时截然不同。每当我看到一件东西时,我看到的总是质地、纹理、线条、颜色,水泥的或者大理石的,亚麻的或者丝绸的,精致的或者粗糙的,原生的或者精心设计的…。我不再关心它们实际上是什么,叫什么,我沉浸在声音、色彩、触觉、味道等等细节之中,我与它们同行同止,比肩而立。

  半个月以后,我们的工作服全部作好了。接到老板娘的电话,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取。这一次是傍晚,天还未黑尽,但霓虹灯已经开始点亮。南方的风温柔地吹拂着,吹到路边明亮的橱窗上,一切都现出一种柔和的光彩,街上人影幢幢,柔和地向前移动。我又感觉到了那种与物质的亲密的友伴关系,然而又有一种神秘的微笑藏在每一件物品的面孔后面。于是那种暧昧再一次凸现出来,在车子的前面,引领着我的路。
  车子七拐八拐,停在了“富人服装厂”的门前。
  老板娘出来迎接我,进门一看,二十几件工作服整整齐齐地摆在条案上。我检查了质量,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认为满意,随后就付了款。老板娘便指挥一个工人将衣服装进大编织袋里。我站在旁边,看着工人的动作,仿佛这一切都结束了,但又不甘心。我很想问问那件旗袍是否已经被人取走了,但我忍着不问。
  终于,那工人拉上拉锁,发出一声绵长而刺耳的“兹啦”声,那声音缓慢而持久地深入人心,最后戛然而止。
  完了,走吧。我一摆手。工人把提包拿了出去,放在出租车上。
  这时,一直失踪的老板娘忽然又出现了。”就走?”她问。
  我迟疑地点点头。她一笑:“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的心砰砰直跳。她拉着我走进里屋。我第一眼就看到那件旗袍仍然象上次一样,高高地悬挂在那里,放射着柔和的银色光辉。
  “还是没人来领?”我用一种故作轻松的调侃的口气问道。
  她不说话,把一个小纸包放在我的手上。我低头一看,是一个非常精致的来自大百货店的纸包,不禁有些疑惑。
  她笑着推了推我的手:“看看嘛,给你的。”
  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胸罩和一个腹带。”给我的?”
  她点点头。
  “你怎么知道我的尺码?”
  “作裁缝的眼力呗。”
  我心里有些恐惧,似乎是有人在设一个精美的圈套。但嘴上却还作出不以为然的口气:“你们这些生意人 ,真会促销,拿你们没治。”尽管如此,我还是脱掉了自己的衣服,小心翼翼地钻进了这个圈套里。我不敢直接去照镜子,而是斜视着老板娘。她直直地望着我,一步步地走近我。旗袍的光泽反射到她的脸上,使她的脸也平凭了几分光辉,甚至皱纹也显得浅了些。然后她站到我身边,拉着我向镜子走去。她的双眼始终不肯从我身上移开,完全是凭着感觉绕过工作台,绕过几个大麻袋,最后走到镜子前,如释重负地松开手:“好了,你自己看吧。”
  我扭过头去,看到镜中一个丰满诱人的女人,穿着银色的旗袍,如一池春水,沉静地荡漾在沾满灰尘的镜子里。
  我镇定了一下,故意装作不在意的样子:“不错,的确不错,可也用不着这么吃惊呀?到您这儿来的顾客中 ,美女一定不少。”
  老板娘点点头:“我吃惊是因为这旗袍就象给你做的,怎么那么合适? 好象是一个人。”
  她的带有职业性的目光再一次掠过我的胸、腰和腿,令我陡然觉得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变成她应该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身材一模一样。我从旗袍对腰的束缚感觉到她的腰,从小腿上拂来拂去的下摆感觉到她的腿,从立领的支撑中感觉她的下鄂。从布料的质地上感觉她的皮肢。我几乎分不清是在感觉她还是在感觉自己了。
  我忽然感到一阵沮丧:我大老远地跑到海南来,辛辛苦苦地改造自己,难道就为了顶替一个莫名其妙失踪的人?
  那个女人的面容又在我的眼前浮现出来,五官模糊,表情清晰:忧怨的或者冷漠的,悲伤的或者满足的,苍白的或者黝黑的,光洁的或者有雀斑的…。她好象就站在我的面前,但我对她的身体已经视而不见,因为我已经无须去看了。她的身体曾经被里在那件旗袍里,然后悄悄地消失,融化在无边无际的物质世界之中,现在又通过我显示了它的存在。

  我恍恍惚惚地坐上了车,车的后排放着那个大编织袋。我仍然穿着我的牛仔裤和T恤衫, 那件旗袍则被小心翼翼地抱在胸前。小巷大街依次从我身边掠过,但我视而不见,我的精神涣散着,象许久以前我那个女同学在风中飘散的头发。
  我胸前的那件旗袍就在我神情恍惚的时候不见了。我没有注意到它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溜走的,但它确实不见了。这件不现实的事情反倒使我回到了现实中来。我欠起身,动手摇下了车窗,放眼向街上望去。南国的湿润的晚风扑面而来,一部分粘滞在我的头发上,一部分带动着根根短发向后掠去。
  突然,我的眼前一亮。我看到在那条小街的一侧,在由于底层楼房凹进去而留下的那条人行道上,一个熟悉的身影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她有着一头长发和一件闪亮的旗袍。霓虹灯五彩缤纷,忽明忽灭,使我看不清它的颜色,但我知道:我认出了它。
  我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然后静静地远远地看着那个身影。她也远远地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街上人影幢幢,但我相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她,她只为我一个人而显现。我相信了这一点之后,就有一个美丽洁白的身体从那件旗袍中走了出来,仿佛一个机械木偶,一步一步地,向着灯火闪烁的深处走去。
  那件旗袍则依旧悬空立在街边,保持着被人穿在身上时的形态。只有下摆不肯安静,时而被一阵微风掀起,茫然而轻盈地,等待着自己的下一个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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