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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陶”

作者:王蒙

  回来了,回来了!美好而又可怜的童年回来了!耀眼的、神奇的,洁白得像梦一样地不可把握不可触摸的雪山回来了!葱茏的、成堆成片的、深远而又宁静的云杉林回来了!在雪山映照下面,树木绿得发黑,而小小的,一个又一个的水库却又清得发绿。故乡的冰峰、怪石、沙滩、密林、大河、山涧、瀑布、水花、蜂箱、马群……原来还都好好的呢!它们仍然是那样真实、那样朴素、那样亲切地等待着你的到来!而你呢?我仍然是我啊!故乡,童年,大地,你们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哈丽黛呀,你们的哈萨克女儿,你们的牧人的后代,你们的在马上生、马上长、马上成人的哈丽黛姑娘!
  伊尔-62型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不过三个小时,催促旅客上飞机的中、英文广播的声音还停留在耳际,甚至,当飞机的颠簸使她打了一个呃的时候,她的嘴里涌出来的仍然是北京东四拐角上早点铺的油饼和豆浆的气味。更不要说,即使飞机起飞以后,她的脑子里仍然装满了化学平衡、当量定律、分子间力与配位理论。当她思考头一天读过的一篇英语参考资料上提出的对于离子互换反应的一些新的见解的时候,她忘记了她是在什么地方,她是在做什么去。当与她同机的旅客们似乎有一点兴奋,有一点骚乱,他们正在争相把头伸到舷窗上向外观看而且发出啧啧的赞叹声的时候,她一瞬间并没有反应过来,她不知道这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只是出于一种盲目的习惯性的模仿,她也把头向左转去,她一眼看见了阔别六年的天山雪峰,陶(陶是哈萨克语,山的意思)!她从心底喊了一声,而且随着这一声好像打开了一道闸门:童年,故乡,哈萨克民族的亲人,这一切就像洪水一样汹涌奔流,把化学、大学、同学、留学和英语、汉语、法语全部冲跑了,把六年的时间全部冲跑了。而且,随着这道闸门的打开,连她的思维符号也完全变了。由于连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她已经习惯于用汉语交际,用汉语记笔记,读汉语书,直到用汉语思维了。她甚至不无遗憾地发现,她的哈萨克语已经不灵了。当在北京偶尔接待来自故乡的哈萨克人的时候,她竟不可能用哈萨克语和人家作流利的畅谈。有时候她像汉族中的拙劣的哈语翻译者一样,说出来的哈语结结巴巴,修辞造句带有译自汉语的味儿。也有些时候,特别是最后两年,她在第二外国语学院为出国留学作准备,集中精力突击英语的时候,当她遇到本民族的同胞,她明明想摆脱汉语,用哈萨克语去交谈,结果说出来的却是令对方莫名其妙的英语。这个哈萨克姑娘竟然把哈萨克语忘记了么?这可真成了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了。她歉疚地、惆怅地想。
  然而出现了奇迹,天山雪峰使那已经变得遥远了的一切又“复旧”了。陶!她低声喊道,而且两道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尔后,她又登上了从乌鲁木齐飞往伊宁市的飞机。她把六年来没有戴过的耳环重又戴到了耳朵上;她把六年来很少穿的高筒皮靴重新穿到了脚上;她把乳黄色的珠子项链戴到了脖子上。当她坐在小小的安24飞机上,重新看到似乎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的故乡的山川大地的时候,她快乐得有点晕眩。她自豪而又温情地自语,你好!故乡!我没有变!看吧,我还是我,我还是哈丽黛,我还是属于你,属于草原、山岭和森林的啊。
  回来了,回来了。你枣骝马和乌骓马,雪青马和白马回来了。你笼头和缰绳,皮鞍和铁镫,仰天的嘶鸣,刨地的火星,抖鬃的潇洒和温热的马汗的气味回来了。甚至马汗的气味也是沁人心脾的啊,没有马汗的气味,哪里有哈丽黛,哪里有依斯哈克大叔,哪里有哈则孜先生,哪里有哈萨克人的生涯呢?你脚不认镫,手不抓鬃,飞身上马的哈萨克姑娘回来了。你左面是山,右面是山,中间是涧、是草、是路、是树的山沟沟回来了,你酥油草和三叶草,车前子和牛蒡子,红寥和白寥,蒲公英和马齿苑,野薄荷和野葱,山葡萄和草莓回来了。你山丁子和水柳,野苹果和野桑树,桦树和杨树,雪松和山榆回来了。而所有的风景地貌,所有的空间,原来都是和一定的时间,和往事的某一个特定的部分,和某一个特定的年代,你生命的流程中的一个特定的阶段相联系着的。哒哒哒的马蹄声,深一脚,浅一脚,有时候蹬在石头上,有时候陷在烂泥里,有时候跨越沟壑,有时候攀登高坡的习惯于走山路的识途老马,使得近年来已经坐惯了北京332路市郊公共汽车和103、101、107、111路无轨电车的北京大学的高材生,重又在马背上一颠一晃,就像五年以前,不,十年以前一样,就像十五年前一样了。石头和流水呀,静静的群山,每一棵娴雅的树和每一株温顺的草,请你告诉我,那个梳着两只小辫子的,一年洗不了几次头发的,常是拖着鼻涕,裹着一个巨大而又残破的褐色棉线针织的头巾,穿着不合身的大黑棉袄,被放在马背上就像一个圆球一样,除了两颗闪亮的黑眼珠以外,满脸都是污垢的孤女哈丽黛啊,她现在在哪里?
  在哈丽黛策马前行的时候,随着迎面而来的山中诸景物,往事也扑面而来了。本来以为这一切是已经被时间的大河淹没了的。当她在阶梯教室里谛听白发苍苍的国内外驰名的老教授讲课的时候,当她在被六个大日光灯管照得通明的教室里上晚自习的时候,当她屏神静气地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当她在未名湖畔饭后散步,一面欣赏着夕阳下的湖光塔影,一面仍然不忘记利用这个机会默念几遍外语单字的时候,她的往事,她的过去就好像已经飘走了的,没有留下丝毫痕迹的薄云。回忆吗?回忆是空空如也,像万里无云的晴空,明亮,开阔,爽利。好像她压根儿就是北京的一个大学生。然而,现在,往事重又鼓胀起来,重叠起来了。这牵心挂肚的往事啊,原来都在这山沟沟里贮存着,在山沟沟里等待着她的归来呢?
  在哈丽黛还不记事的时候,她的父母因为传染病双双去世。叔叔(说是叔叔,其实,还要拐几个弯才说得清他们的亲戚关系)依斯哈克收养了她。依斯哈克是一个彪形大汉,有一次他坐吉普车去县上开劳模会,一上车,坐在右边,整个车马上就明显地向右倾斜,使得司机吓了一跳。有一次他骑着马去追逐一只狼,当马赶上了狼,和狼靠近,并且以相同的速度并排飞跑的时候,他一探身,左手一抓,就揪着狼脖颈把狼提了上来。他把狼夹到右腋下,准备带回来用锁链锁起来供大家观赏,谁知,等回到家一看,狼早就被他夹死了。
  就是这样一个大叔,勇敢,强壮,哈丽黛觉得他有点严肃,有点目空一切。他不喜欢和孩子们说笑,从不对哈丽黛做出任何亲昵的表示。何况,他又十分瞧不起妇女。萨里哈大婶在他面前完全像一个顺从的奴隶。哈丽黛从小就敬重叔叔,却又觉得生活在这里有点受压抑。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哈则孜先生来到了他们的身边,除了用命运、用胡大的意旨以外,哈丽黛觉得难以解释。被牧民们一致尊称为先生的哈则孜原来是乌鲁木齐的一个教员,六一年因病申请退职回乡,那正是因经济困难而成批地精简职工的时候。他来到夏牧场看望他的一个亲戚,他戴着一副哈萨克人很少戴的近视眼镜,而且穿着一身罕见的清洁的旧西服。一天中午他坐在山涧旁的柳树下读一本厚书,其中有一首阿巴依①的诗使他非常动情,他不由得边读边吟诵起来。念了一遍,还不尽兴,他又吟诵了一遍。这时候他的身后响起了一个小孩子的声音,那小孩子模仿他朗诵诗,竟然毫厘不差,虽然,那首诗的含义绝不是一个小孩子所能理解的。这个小孩子,便是七岁半的哈丽黛。
  
  ① 阿巴依,哈萨克著名近代诗人。

  然后是哈则孜先生与依斯哈克大叔的舌战,大叔说:“女孩子读什么书?会烧奶茶,会捻毛线,会做奶疙瘩还不够吗?”先生说,知识便是光明和幸福,无知便是谬误与黑暗。他们各自引用哈萨克谚语和宗教格言互相辩驳。依斯哈克大叔虽然是文盲,在言语上却从来以机敏犀利自傲。但是这回显然是哈则孜先生占了上风。先生用阿巴依的诗句,从容不迫,把依斯哈克的言论一一驳倒。哈萨克人在辩论当中是非常讲“费厄泼赖”的,输了就是输了,绝不耍赖、狡辩,更不会恼羞成怒。依斯哈克心悦诚服地认输以后,便把哈丽黛的命运、前途交给了哈则孜先生了。
  有谁能知道一个哈萨克姑娘求学道路上的艰辛呢?她的那些大学同学——家住在东单和西单,小学和中学就在家门口上,每考一次一百分就会得到一块奶油杏仁巧克力至少是一块棒棒糖的首都青年,可猜得到一个哈萨克姑娘为学会每一个字所付出的代价?哪怕只想象出十分之一来也行。在哈丽黛求学的路上,有过多少冰雹、风雪、雷电、山洪、毒蛇、猛兽、悬崖、深谷,以至于塌方和泥石流啊!有一次放学回来,大雨中她迷了路,她亲眼看到离她不过二十步开外的地方,一个通天连地的霹雳把一株老柳树击中,在耀眼的电光之后是一片漆黑,然后她看到了落在地上的树冠,被拦腰斩断了的树干燃烧起来了。一面是瓢泼大雨,一面是天火,这样的奇观使她目瞪口呆,直到火基本上被浇灭了,黑烟染暗了雨水,空气里弥漫着火与烟的气息的时候。她忘记了恐惧,忘记了方才如果她移动两三米就有可能与柳树一道被雷电毁灭,她只觉得自己完全被吸引住、被振奋起来了,她觉得壮观,觉得庄严,千奇百怪而又奥妙无穷的大自然呀,这火与雨,烟与树,光与热与力,正启示着哈丽黛,召唤着哈丽黛去探求,去弄懂它的秘密呢!
  哈则孜先生啊,如今您在哪里?您的在天之灵可知道被您手把着手教育起来的,您的学生,您的女儿,你的未酬的壮志雄心的继承人哈丽黛回到了阿尔斯朗山沟?阿尔斯朗是狮子的意思,山沟口有一处怪石,被人们认为像是一头立起来的雄狮,故而得名。哈则孜先生却说那是一个巨人,哈萨克的巨人将诞生在这条山沟里。哈则孜先生告诉哈丽黛,所谓巨人,并不一定是身高力大,一拳可以打倒一匹马的男子,只有知识才能使人成为巨人,甚至于一个女孩子也可以成为知识的巨人。您的话像天上的雷电一样击中了哈丽黛,点燃起了哈丽黛胸中的火焰。哈丽黛没有忘记先生的教导和期望,她以年年各科全优的成绩进入了留学生预备班,再有三个月,她将到澳大利亚去留学了。当然,这并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是先生,您不但是哈丽黛的老师,您也是哈丽黛的事实上的父亲啊,就在咱丽黛进入北京大学以后不久,您逝去了,牧区的邮路是不那么畅通的,直到两个月以后,哈丽黛才收到了报告这个噩耗的您的儿子库尔班的信,哈丽黛痛哭失声,从此,她越发不想念阿尔斯朗了;只有一个心眼,学好,学得更好……
  什么?谁说她不想念阿尔斯朗呢?当她又像当年一样地在马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聪明的老马也开始认出了她,从她在马背上的姿势和运动,从她松紧合度地握着的缰绳和辔头上判定她乃是一个有经验的骑手,绝非关内新来的外行,紧张僵硬之辈,因而老马也显得特别轻松欢快,自由自在地迈动了步子,这时候,退隐了多年的思乡之情便像洪水一样地迸发了!快一点呀,我的山沟,我的阿尔斯朗,我的亲人,我的夏牧场,我的小毡房!
  我的小毡房别来无恙。一样的大小,一样的位置,一样的小小的双扇雕花木门,一样的菱形的可以开合的木支架,一样的靠近门口,挂着血迹还没有变色的新宰的羊皮,一样的用一个整獐子和整黄羊做的皮口袋,皮口袋仍然保留着獐子和黄羊的体形、五官和四肢,如果把这样的口袋挂在北京大学的女生宿舍里,小四儿和林妹妹(都是哈丽黛的同学的绰号)不吓得嗷嗷叫才怪。还有一样的马褡子(马上驮货用的口袋),一样的捕捉野兽用的铁夹,一样的铁炉、烟筒,一样的摆在右侧的条案和条案上的马灯、电筒、碗、筷、盘子,一样的弥漫在小毡房里的奶油、酥油、酸奶特别是酸马奶的分子……
  这万古长青的哈萨克人的夏牧场的生活啊,你还是那个样子呢!于是一样地烧起了茶炊,一样地铺上了饭单,一样地摆上了馕饼,再把上面的几个馕掰碎(以示待客),白发的萨里哈大婶一样地跪坐在那里调奶茶,一边调奶茶一边掉泪,她为有生之年又多了一次与这远走高飞的哈丽黛的会面而欢欣感慨。哈丽黛想自己来倒茶被大婶阻止了,你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嘛,你已经是远客了嘛。于是,看着萨里哈大婶的白发,泪水涌上了哈丽黛的眼睛,果真是不一样了么?啊,北京和伊犁河谷,即将出国的大学生和毕生没有离开过这一条狭长的山沟的老态龙钟的哈萨克女人!
  当然,在和过去一样的小毡房里,也出现了许多与过去不一样的东西。条案上不但摆着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而且摆着一台荷兰出品的、带有高、低音喇叭的收录两用机。毡房的对着门的一面,不但摆着哈丽黛所熟悉的箱子、大枕头、皮褥子,而且摆了一大叠那么崭新的绸缎面的被子和褥子。除了皮口袋以外,架子上还挂着两个式样新颖的人造革提包。除了两双男式长筒皮靴、一双女式长筒皮靴和令人想起牧人的“全天候”的野外生活的三双长筒胶靴以外,还有一双尖头的三接头牛皮鞋夹在木支架和毡壁之间,放着漆黑的光辉。尽管毡房的毡顶和毡壁破了许多洞因而不得不用一些帆布、塑料布来打补丁(这是由于这些年减少土种羊的饲养,增加细毛羊的饲养,而细毛羊的羊毛做毡子并不如土羊毛结实的缘故),整个说来,毡房还是更加阔绰也更加神气了。
  特别是当伊斯哈克大叔的小儿子达吾来提回来以后。他戴着毛哗叽鸭舌帽,穿着涤纶青年服上装和劳动布马裤,干干净净,潇潇洒洒地回来了,皮靴上没有牛粪,裤角上没有草刺,衣服上没有尘土。“哈丽黛姐!”他一眼认出了重返家园的哈丽黛,像流水一样地不停地向她问安,打听她的生活的情况,他不时在自己的话语当中加一些汉语和维吾尔语,加一些新名词。他如饥似渴地听着哈丽黛讲述大学,讲述北京,讲述在南京和武汉的参观访问,他问:“北京的楼最高的有多少层?”听到回答以后他的眼睛忽闪忽闪,简直像黑夜里在公路上行驶的汽车的两个前灯。“世界是多么大啊,但是对于我们哈萨克人来说,它未免是太小了!”他叹息了。
  忽然他站了起来,走到了条桌旁边。他从人造单提包里摸出两盒录音磁带,鼓捣了两下,录音机便唱起来了。
  《军港之夜》!哈丽黛几乎跳了起来,她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太阳岛上》!电子琴伴奏的《太阳岛上》,夹杂着转录多次所产生的拉锯似的噪音,震响在山涧清溪旁,青杨树下,绿草丛中的已经破了洞的哈萨克小毡房里。
  这是真的吗?
  达吾来提歪戴着帽子,用一种满不在乎的,骄傲里包含着挪揄的神气斜靠在条桌旁,他的脚轻轻地打着拍子,他盯着哈丽黛,似乎在问:“你没有想到吧?怎么样?”
  “你喜欢这些?”哈丽黛问。
  达吾来提只是一笑,两只手一摊。歌曲并没放完,萨里哈大婶做了一个手势,达吾来提立刻飞快地按了一下写着stop字样的键钮,收起了盒式磁带、悄悄地溜出去了。
  进到毡房来的是依斯哈克。由于外面亮而毡房里黑,大叔进房以后好久没有辨别出坐在上座的客人是谁。而哈丽黛也看不清背光的大叔的面容。当大叔向没有辨认出来的坐在上首的客人行礼的时候,哈丽黛已经站了起来。她连忙说:“是我!是我呀,我是您的哈丽黛呀!”
  首先是熟悉的声音使大叔震颤了一下。“你吗?”他大声问,然而嗓子比过去嘶哑了。这时他们两人已经看得见对方了,他们互相审视着,互相在对方的脸上寻找往事的痕迹,也可以说是在寻找他们自己的像山涧里的流水一样不停地流走了的年华,显然,他们都找到了。大叔皱了皱眉,他必须在晚辈女流面前克制自己的激动,而哈丽黛呢,在同样魁梧的大叔的身躯上,她已经发现了那么多“老”的征候。白发,开始驼下的背,铺满整个脸上乃至手上的皱纹,她真想扑到大叔的怀里,她真想哭一场!
  “你好,你这是从哪里来?你回来了吧?不走了吧?”大叔问。
  哈丽黛一一做了回答。当她说明,她只能在夏牧场呆一个星期的时候,她的嗓音颤抖了。
  “你不走了吧?你好?你回来了?你这是从哪里来?”
  依斯哈克又问了。翻来覆去,颠三倒四,还是这样一些问题,好像他永远听不清哈丽黛的答复似的。然后,他听了一再重复的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又咳嗽了一阵。他大声命令萨里哈大婶晚上把附近毡房里的女人都请来做客。然后,他像一座山一样地站了起来,走出毡房,为招待哈丽黛而寻找牺牲品——羊只去了。
  多么寂静的夏牧场——山沟的夜晚。等了许久,快要圆了的小小的月亮终于爬上了山顶的天空。山沟明亮了,涧水放光而且摇曳、破碎而又粘连了,小白桦林的鳞片似的树皮闪闪烁烁,桦树叶子含情脉脉,毡房顶也照亮了。于是,两面的大山显得更加威严而且黑魆魆的了。一阵清风,不仅小草和树叶,不仅流水和柴烟,而且连每一块石头都在轻轻地动荡着。一声牛吼,哞——几声狗吠——汪、汪、汪……山沟变得更加宁静了。
  又一阵清风——苏小明和郑绪岚的歌声!当这隐隐约约的歌声传到哈丽黛的耳鼓的时候,她还以为自己是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边呢。当然,是达吾来提。他躲在桦树林里,把两用机的音量拧到最小,一边听歌曲,一边想自己的心事——他已经二十岁了,和他爸爸一样高,但却清瘦得多。
  “你听得懂歌词吗?”哈丽黛问。
  达吾来提的神情是忧伤的。他摇了摇头。
  “你喜欢这些歌儿?”
  达吾来提含糊地唔了一声。然后,他换了一盒磁带,“您听这个!”他说。
  邓丽君!哈丽黛几乎叫了起来,邓丽君已经来到哈萨克牧人的山沟里来了。
  “还有这个。”达吾来提把磁带翻转了一面。
  “I want you,I need you,I love you……”
  什么什么?简直要叫人晕倒!这是爱尔维斯——猫王!就是同班的那一帮干部子弟,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猫王的。只是因为哈丽黛上了留学预备班,而且和一位外国留学女生住在一间宿舍里,她才听出了这个“猫王”。
  “这是从哪里来的?”
  “下面。”懒洋洋的达吾来提只是下巴向下动了动。他指的是平原地区。
  “你喜欢这些?”哈丽黛在这一天里是第三次提出这个同样的问题了。
  达吾来提用舌头打了一个响,表示出了一种懒洋洋的否定之情。
  “那么……”
  “哈丽黛姐,帮助我离开这个山沟吧,”达吾来提突然激动地说,“我要到农业队去,我要到平原,我要到城市,我要看电影,我要坐汽车,我要住砖房子……”
  他们的话没有谈完,爱尔维斯的歌儿也没唱完,萨里哈大婶在唤他们去睡觉。睡前,哈丽黛注意到依斯哈克大叔和他的儿子达吾来提之间充满了一种密云欲雨的沉郁紧张的气氛,萨里哈大婶看着他们父子,眼神里流露着恐惧和不安。哈丽黛还回忆起,在差不多六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父子之间,连一句话也没有。
  “明天我要带您到库尔班那里。”睡前,达吾来提小声对哈丽
  ……然后是同样的百世如一的哈萨克毡房的夜晚。男女老少,人们排成一排,头朝里、脚朝外在毡房里睡觉。小小的双扇木门并得严严的,但仍然有月光透到毡房里。入夜以后,酵母、牛奶、皮革、皮毛和羊油、柴烟的混合气味好像更加浓烈了。他们的一生从出世到逝去,从来没有脱离过这气味扑鼻的空气。入睡不久就传来了依斯哈克大叔的鼾声。大叔各方面都明显地显出衰老来了,只有打鼾的威风还不减当年,似乎不仅毡房,而且两面的黑魆魆的大山都在倾听着和应和着他的鼾声。达吾来提在辗转反侧,失眠,在哈萨克人的词典里本来是没有失眠这个词儿的啊!萨里哈大婶一声不出,她睡着了吗?躺下以后就像消失在铺着毡子的地上。清凉。哪怕是盛夏,山沟里的夜晚也是清凉的。何况现在呢,已经是九月初了,已经是今年的夏牧场生活的最后的日子了。她的北京的同学们最爱唱的那个歌儿叫什么来着?《夏天,最后的一朵玫瑰》,现在是“夏天,最后的山沟里的日子”,为什么是最后的呢?快要转场——搬迁到秋冬牧场去了。大婶说,五天前已经下过一次早霜。而且,谁知道她要在几年之后再回到这阿尔斯朗山沟来呢?谁知道她再回来的时候大叔和大婶还在不在呢?谁知道她再回来的时候,牧人们是不是还是住在这样的山沟,这样的毡房里呢?达吾来提不是已经要下山去了吗?
  当人们入睡以后,山沟变成了狗的世界。黑魆魆的牧羊狗叫得更欢了,而且它获得了邻人的狗的响应,此起彼伏,此唱彼和,惹得老牛也闷声闷气地哞上一声,连牛蹄子踏地的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毡房毡房,不过是一层薄薄的毡子,有无数的孔洞和缝罅。牲畜似乎就在他们的身旁。人们睡在这里,不就等于睡在天山的明月下面,奔腾的涧水旁边,不就等于睡在牛羊狗马之中,睡在草上、石上、土上,睡在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里吗?故乡,大地,山,水,草,树,今夜,你的女儿离你是多么近啊,该死的达吾来提,他怎么不懂得钟爱这一切呢?
  然后狗也不叫了,牛也不吼了,水也不响了,风也不吹了,大叔的鼾声也渐渐停息了,中外歌星所留下的不伦不类的歌声的痕迹也消逝了,只有一片月光,只有一片寂静,只有早霜静静地、静静地落在小小的毡房顶上。
  第二天,达吾来提领着哈丽黛,骑马到哈则孜先生的儿子库尔班那里去了。库尔班现在是一个牧业大队的大队长,他们的大队部,夏季设在距伊斯哈克大叔的毡房九公里远的,靠下一点的山沟的开阔地上。那是两排用木板搭成的房子,有点像林区的小屋。木房前,用木桩圈了一道障碍——不准马进入,因为,木房后,是这个大队的育林区。
  几年不见,库尔班变了样子了。二十八岁的库尔班穿着一身蓝色的工作服,戴着鸭舌帽,样子更像一个农机工人。而且,他留起了分头,前额上的头发像波浪一样,这在山里,也十分稀罕。他并没有仔细地倾听和回答哈丽黛对于亡故的哈则孜先生——恩师和父亲的悼念之词,他急忙向哈丽黛介绍自己的工作和抱负。
  “这是鹿茸加工场。今年春天,仅仅养鹿场的净收入就达到两万七千多块钱……这是牛奶加工,我们的解放牌卡车拉走不了那么多商品牛奶,除去卖给县奶粉厂的,我们自己还要加工一部分奶油、酥油。取出脂肪的奶,我们做成酸酪干,拿到农贸市场去卖,这一项收入是……块钱……这是配种站。从去年起,对于所有的大畜——马、牛和骆驼,我们已经全面实行了人工授精,母畜怀胎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这是中草药的晾晒与加工的场地……块钱……这是毛皮和皮革加工……这是羊毛加工……块钱……我们还组织了一些姑娘搞刺绣和挑补花……这一项……块钱……”
  钱!钱!钱!
  “……我们需要钱,”库尔班断然说,“您看到了,我们的畜牧生产水平还是这样低,怎么能扩大再生产?怎么能实现现代化?怎么能过上文明的富裕的生活?明年开始,我们有两个队就要从放牧改成厩养了,这是一场革命……我们的牧民已经在平原上盖了房子,有一个哈萨克人,他正在做钢丝床和沙发,这可是亘古未有的事啊……但是,与农产品比较起来,畜产品的价格仍然偏低,我听说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您说什么?这个地方么?这个地方我们当然不放弃,您看看这里的风光!这儿的房子加固和改善以后,我们要用它做招待所和疗养所。山里的物价是便宜的,现在,对过往住宿的客人我们已经开始收费了,每个床位每天五角……”
  哈丽黛在兴奋和惶惑中离去的时候注意到,在库尔班的队部办公室里,不但有哈文和维文的报纸,而且有一本花花绿绿的《大众电影》,封面是还没有上演的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的一个镜头。被遗忘,被谁遗忘呢?被自己?被生活,时代?如今是不同了啊。
  然而伊斯哈克大叔大发雷霆:
  “库尔班不是哈萨克!库尔班不是穆斯林!库尔班简直不是人!总有一天,我会杀死他的,连同你,达吾来提!”
  (达吾来提动不动就躲在桦树林里,他真的迷上了中外流行歌曲?他忘记了那哈萨克人的传统的悠扬开阔的《白岛》、《走马》、《艾妮姑娘》了么?)
  “我们哈萨克是这样的人,我们把金钱看做指甲缝里的泥垢……”
  (在县城、自治州、自治区的百货公司,哈萨克人从褡裢里把所有的钱拿出来交给售货员,然后说明自己需要买什么东西,然后售货员把所需的钱币留下,其余的还给哈萨克顾客。哈萨克顾客对找回来的钱数也不数,看也不看,放回褡裢。)
  “如果一个哈萨克人,到一个哈萨克牧人居住的山上去,却还要带钱,还要带粮票,这就不是哈萨克。如果连雪白的牛奶和雪白的牛奶制成的食品还要卖钱,那就是对于雪白的牛奶的最大的污染……”
  (一排排木房子。松林,流水。还要加固和改善。现在,每个床位收五角钱。)
  (当萨里哈大婶用手摇分离器提取奶油的时候,脱了脂的牛奶就从下面的糟子里排到了山涧中,整个山涧都染白了。连牧羊狗都因为每天喝奶太多而丧失了对牛奶的兴趣。如果你告诉他们,脱脂的牛奶仍然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仍然可以做奶粉,他们应当把它卖掉的时候,他们便会瞪起眼睛,认为这是对哈萨克的淳厚的心灵的污染……)
  “我们要钱做什么?我们到县城或者伊宁市去做什么?到了山下面,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酸马奶,没有酪干,没有手抓羊肉块加面皮,没有野花和草原,没有野草莓和悬钩子,没有赛马和叼羊……”
  (哈萨克人的天堂,就在夏天两三个月,就在高高的夏牧场上。一到夏天,记者、作家、外宾、摄影师、电影和戏剧的导演和演员们……就都来分享“天堂”的快乐来了。他们是否希望哈萨克人永生永世这样生活下去呢?)
  “……而库尔班他们捕捉马鹿,而且只要公鹿,不要母鹿,使大批的鹿失去了伴侣……甚至还有一些更加贪婪的人,他们杀鹿取茸,把鹿头丢到山坡上,这样下去再有几年,天山马鹿就会灭绝……”
  (两万七千块钱!)
  “……他们比旱獭还要贪婪,还要残酷,他们挖草药挖得草场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坑洞,他们是连根刨呀!这就使我们草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一群矮小的人,各个手执花铲,在美如画图的草场上挖出一个又一个的洞……)
  “……你听说了吗?这个发了疯的库尔班,从山东买了六头大叫驴,说是要配骡子呀!让清真的马和不洁的驴交配,这是怎样的荒唐和卑鄙。你说,我们能容忍他吗?”
  (怎么办?怎么办?谁是?谁非?)
  达吾来提告诉哈丽黛说:“我爸爸是一个老顽固,我早晚要离开他。反正我不愿意像他那样在山沟里过一辈子……”
  “山沟有什么不好?”哈丽黛问。
  “那你为什么要出去呢?”达吾来提反问得十分尖锐,“你留下来好不好?做一个挤奶妇,打馕,做酸奶,绣花,捻毛线,生孩子……让我们换一换吧,我替你去学化学,我替你去什么澳大利亚……不要瞧不起我,给我机会,我也能学会的!”
  “……”(这很可能。)
  哈丽黛能说些什么呢?幸好,像达吾来提这样想和这样说的年轻人还是少数,不然,该怎么办呢?不,也许不是少数。达吾来提说过:“如今,年轻人都想下山……”
  哈丽黛惶惑了。她的心好像分成了两半,一半属于依斯哈克大叔,一半属于达吾来提和库尔班。库尔班的牧业大队的解放牌卡车的车轮在旋转。凹凸不平也罢,简易公路已经延伸到天山山谷的深处,人迹罕到的地方了。尘土、引擎声、车轮声和含硫的废气与汽油、机油的分子已经在牛群和马群、羊群和毡房的上空回旋了。奶油分离器,割草机和拾草机,制造奶粉的离心器和毛纺厂的纺锤,以及随之而来的用于机器维修的车床和铣床也已经或者将要旋转起来了。还有盒式录音磁带:苏小明和郑绪岚已经进入了哈萨克人的毡房。邓丽君和“猫王”已经潜入了白桦林,这是胡闹?轻佻?任性?挑战?还是大有深意的一种征候,一种象征?它将带来灾难,还是进步?它是一种令人笑掉大牙的赶时髦?一种奢侈品?一种毒药?一种触媒——催化剂?一个方向和速度都有待于掌握的化学反应的开端?
  你宁静的夏牧场,你宁静的蓝天,雪山、树木和草场也变得不平静了吗?你也开始悄悄地转动起来了吗?冲突提前爆发了,依斯哈克大叔终于把儿子的妖声妖气的录音机给砸了。达吾来提跑到山下去了,他声言再也不回到他的爸爸的身边。他们父与子的冲突丝毫不顾及哈丽黛的在场,甚至于,哈丽黛觉得自己的到来似乎促进了这一矛盾的激化。她应该怎么办呢?
  勤劳而又艰苦的哈萨克人!只是在电影的镜头上,哈萨克的生活才变成了神奇和浪漫的。他们一年到头,跟着牲畜放牧,不分春、夏、秋、冬,不分晴、雨、风、雪。有时候,在接羔季节,在剪毛季节,在狼熊出没的季节,他们没日没夜地守着畜群。他们不但没有星期天,也没有新年和春节,就是在开斋节和古尔邦节他们也不能完全休息……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是那样少,七月和八月,一年两个多月的夏牧场生活,高山的开阔,马奶的芳香,羊羔的肥美,这就够了,这就是终年勤奋的足够的报偿了。
  他们淳朴,他们无知。他们慷慨好客,他们拙于经营……美好的风习却和低下的生产力联结在一起。终于,发展的风,富裕的风,“现代化”的风也刮到这山沟里来了,于是出现了新的设想,新的追求,新的方式与新的欲望。可爱的哈萨克人,善良的哈萨克人,你们的生活方式正处在变动的前夜,这是值得欢呼的么?为什么哈丽黛却又感到一种难言的依恋、担忧与惆怅?但是,难道可以不变化吗?难道可以真正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那又分明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啊。
  美丽的哈萨克,善良的哈萨克,淳朴的哈萨克!伊斯哈克大叔竟然宰了一只羊,切成条,敷上盐,风干以后要求哈丽黛把它带到北京——澳大利亚去。他不相信离开了天山山谷还能吃到这样好的羊肉,他也不相信世界上除了羊肉以外还有什么值得一吃的好东西。哈丽黛能说这是不必要的吗?
  邻近的帐篷竟然给哈丽黛准备了满满的一麻袋酸酪干,或者用本地土话,叫做酸奶疙瘩。这确实是又好吃,又有营养,又助消化。然而,她怎么办呢?把一麻袋酸奶疙瘩带到北京?交付航空运输吗?还是火车慢件货运?
  同龄的姐妹们把用作装饰的穿了孔的银元送给她,她能说,这已经不适合她的佩戴了吗?但她又怎么能脖子上挂着银元回北京呢?
  然后是盛大的临别的宴请,她吃了那么多羊,简直需要纪律检查部门的过问。然后她骑上了马,她在一步一步地,一分钟一分钟地,一件一件地丢失。她丢失了夏天的最后的日子,丢失了云杉、枫杨、雪峰、山涧、三叶草。她丢失了毡房、羊群、牧羊狗、桦树林和成群的飞鸟。她忽然哭了,大哭了一场,一瞬间她甚至于想宣布,她不走了,她不需要北京,她不需要大学,她不需要元素周期表和化学符号组成的结构图和方程式,她更不需要什么澳大利亚;她只希望陪伴嘴硬心慈的伊斯哈克大叔和劳碌终生的萨里哈大婶,她只希望说服和抚慰一心追求他们所谓的“现代化”却并没有找到脚踏实地的路子的达吾来提。她只希望做库尔班的一个参谋;配骡子的事还是缓行吧,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民族和宗教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还有生态平衡,挖掘经济潜力的时候一刻也不能放松保护资源,保护自然,保护生态平衡。
  她还希望长久地守护哈则孜先生的坟墓,那坟墓上的青草,已经长得够高了。
  她还希望在白桦林里遐想,看万点阳光和阴影怎么摇动着自己的身躯……
  她还希望嫁一个哈萨克小伙子,既会叼羊,又懂得新的生活……就像库尔班那样……为什么脸红了?库尔班的侧影是多么迷人,他的颧骨和下巴是多么有力啊!他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呢?
  她希望着这一切来到了县城。从县城改乘长途汽车。汽车内部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汽车开得飞快,扬起了大片沙尘,有时候颠簸得使乘客的脑袋撞到车厢的顶盖上。途中吃了一顿饭,在维吾尔人开的烤包子铺,服务态度很好。然后是小飞机。然后是大型喷气客机,一会儿就把“陶”丢在后面了。发动机的声音不紧不慢,飞机行驶得非常平稳。到达北京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飞机降落的时候她看到了城市的诱人的万家灯火。地面上的生活是快乐的,辽阔的和多种多样的。她又打了一个呃,似乎胃里还存留着羊羔肉和酸马奶的气味,当然,还有洋葱和羊肉丁所做的烤包子。
  然后是北京市,东直门,美术馆和新街口。每一条街都是明亮、平坦、笔直的。马路牙子竟能够砌得那样整齐,真惊人。
  然后是外国语学院的宿舍楼。和她同住一间寝室的英格兰留学生海伦热情地迎接了哈丽黛,把她手里的提包接了过去,吻了她的左腮以后又吻右腮。海伦问:
  “你的家乡离这儿很远,是吗?”
  “噢,并不比你的家乡远,不是吗?”她回答,“而且,有飞机。”她又补充了一句,接过了海伦递给她的一杯热咖啡。她们两个人一起笑了起来。
  提到家乡的时候她是这样地容光焕发,这当然是海伦所不能理解的。也是任何一个城市里生、城市里长,没有到“陶”上去过的同学所不能理解的。她想,两个月以后就要出发了,等到达堪培拉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大叔和大婶,给达吾来提,特别是——给库尔班写一封信。让故乡的“陶”永远护佑着她吧,她也给“陶”以永远的、深情的祝福。
              1981年9~10月写于伊犁——乌鲁木齐——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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