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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下楼来,才知道太阳不像我在家里想的那么苍白。它光艳得近乎辉煌,白亮亮地悬在头顶上,不怀好意地咧着嘴朝我讪笑。
  我的脸色肯定是又青又白,肯定是鼓胀得如同一只猪尿(sul)泡。
  自行车的气门又让人给拔走了。单赶上班的时候,给来这一手,让你干着急没咒念,也真算是损到骨头缝里了。车带瘪瘪塌塌,跟夏天来卖冰棍儿的那位老奶奶的干奶头一模一样。那老奶奶手特勤快,卖着冰棍就能把各家晾晒的背心袜子之类的掖进冰棍车上的纸篓里,然后堂皇地吆喝着,消消停停地走开。
  但气门肯定不是她拔走的。她卖冰棍儿的那阵儿,我的气门还没丢;而我的气门接连地丢失的时候,她已经去改卖糖堆儿,不走家串户了。
  我倒疑心着我们楼里的邻居们。他们遇见我,个个一脸古怪。无论男女,不论老少,似乎都一律的似笑非笑,让你疑神疑鬼,又永远摸不着头脑。
  但我终于还是想不出到底是得罪了哪一位,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我又想:兴许根本就不是他们。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些年了,他们真的连一句也没背下来?
  我不会骂,只能干生气,只能让自己的脸鼓胀成一只猪尿泡。
  于是就去坐汽车。
  这城里的公共汽车,时不时地就会像乌龟。
  听说公共汽车公司的调度员以上的干部都浮动了一级工资,而司机售票员等却没份儿,所以司机们就有气,就闹情绪,就不正经干。
  他们从不罢工,只怠工。不像法国、意大利,也不像南斯拉夫和波兰,动不动就闹点儿嘛,怠工不显眼,也不刺激,软磨硬泡,让你半死不活。真正的“一不做,二不休”。日子一久,就会有红头文件下来,给他们长点工资,车就能再开得快一点。但同时,那一面又不干了。那边再闹欢闹欢,便会另下一个红头文件,给那一面再长一长。
  中国的长工资,就像压翘翘板。
  一辆河马般的汽车开过来,还挺空,我便跳上去。
  而车并不开走,上车的人就拥过来。
  司机手里搂着一只大搪瓷缸。小水桶一般。那水足够饮一头驴。司机慢慢地唏唏溜溜,喝得那些乱糟糟的乘客,都跟我似的,脸儿慢慢都变成了猪尿泡。
  几十双眼睛,干干地盯着那司机,心焦地等待他悠悠地饮那大搪瓷缸里的水。
  “愣会儿,爷们儿!”司机撂下缸子说:“我下去解个手。”
  就下去了。顺手抓起了两张大报纸。
  那报纸不看完了,他还回来吗?蹲在茅坑上消消停停地看,从报头到新闻,到球讯,到广告,到电视节目,到征婚,到寻人,乐子多着呢,那一定挺来劲儿。
  车上窃窃地骂起来,终于有了喧嚣。
  我火烧火燎地瞎踅摸了一会儿,又火烧火燎地跳上车。可座位已让一位精豆似的小朋友占去了。瘦儿叭叽脸别楞向车窗外。不管真的假的,反正他没看见我。
  我的脸一定鼓胀得更像那玩意儿了。
  只好挪到车门口站着。一个摩登的时装就从车下撞上来。没想到窈窕淑女的骨头竟也如石如铁,撞得我膀头麻酥酥。
  “您慢点儿,撞掉环了。”
  她拿着蓝眼圈瞄瞄我,血一样的嘴一咧:“掉环儿了?到妇产科上去,离这儿不远。”
  我的脸就像着了火。
  她扭麻花似的往车后挤去,腰肢活泛得像银链蛇。我猛然记起,她好像是东方大酒店的服务员,好像经常上电视。好像还搀扶过一位下脚瘫痪的胖老外,好像那模样是挺甜挺甜的,那腥红的厚唇阔嘴,也好像是非常非常性感的。
  司机仍不见踪影。
  “找找去吧,”有人喊,“没准儿掉到茅坑里啦。”
  “下去几个小伙子,捞捞吧。”
  “掉下去淹死他个王八蛋操的!”
  “让他养活个没屁眼儿的儿子吧!”
  但倏地就又极安静了。
  那司机狮子一般摇摇晃晃地走回来。他手中已不见那两张大报纸,想必是撕成一片一片的,都擦了屁股,那屁股一定擦得十分的干净。
  “老少爷们多包涵。今儿个闹肚子,窜稀。”
  这话,似不确。按时间计算,他闹的该是便秘。但人们并不计较,都说:
  “没说的,没说的。”
  车就开了。
  我到学校的时候,下午的第一节课已经下课,因为我没来,兴高采烈的学生便做鸟兽散。听说还高呼了“乌啦”“万岁”什么的。
  我知道他们讨厌听课。男女生宿舍里,上课之前都抓阄,谁抓着了谁去听课,谁抓着了谁倒霉。学生们好像都在做买卖。倒点磁带,唇膏,袜子,裤衩什么的。
  空旷的教室里,只剩下俩学生。扎在旮旯里,紧紧地抱成一个人。我觉得挺尴尬,出不来进不去的。于是,我就连连地咳嗽。但我又很后悔这咳嗽,我说不清自己干吗要这样咳嗽。我品味着那干涩的咳嗽声,连自己都恶心。
  但那俩学生还是分了开来。向我扭过一张白嫩得跟凉粉儿似的女孩的脸,问:
  “老师,您伤风了吗?用不用我去给您拿点药?”
  系主任乔臻在中文系楼前等车。
  从楼道里钻出来一股刺鼻的鱼腥味儿。他嘁嘁鼻子,记起今个系里要发鱼。每人六斤带鱼。鱼是系办公室主任许杰托他老婆的侄子的小姨子,从冷冻厂里走后门买出来的。
  系里没钱,赶上过节只能这么意思意思。
  这是一点小意思。比不了人家工厂企业,有钱,也比不了机关,医院,有人进贡。但尽管其小,却必须意思。假如连这么点小意思都没有,当老师的,大概就更没意思了。
  那鱼腥味儿挺冲,顶得他直想打喷嚏。几个女生走过来,他使劲地揉揉鼻子,他不愿当着学生面将那喷嚏打出来。他矜持地棍儿似的戳在那儿,一脑门儿严肃和忧郁。
  他在等系总支书记高中岳和两位副主任,他们约好了要去医院看望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何九成。何一个月前住进医院,心肌梗塞,差点儿扔了命。
  乔臻的气色糟糕。焦黄焦黄的脸,完全像一位久治不愈的肝病患者。
  这很难怪。昨夜他又失眠。现代汉语教研室的孙老太,跑到他家里,指鼻子剜眼地把他骂了个溜够。他当时没从五楼跳下来,就得说是够肚量了。
  这位楚辞专家时时地感到自己是站在捻子燃得吱吱直叫的地雷上边。那孙老太泼是泼了点儿。可当了二十六年讲师,明年该退休了,副教授若是还评不上,怕死了都阖不上眼,而且她仅止于闹,还没疯,她那神经系统不是格外的健壮就是格外的麻木。让她温文尔雅地,平气静心地,觉得天公地道承认这现实吗?难。乔臻叹了一口气。他能理解她。
  可乔臻却理解不了他自己。我干吗非得去扮演那种讨人嫌的角色呢?指标是上头下达的,副教授给了二十八个,可翘首以盼的,玩儿命地申报的,起码得有六十人。反正孙老太不闹,张老太,李老太也得闹。
  恍惚便觉得自己是在替什么人承担责任,却终于又难确知替的是何许人。他掉进了泥潭一般的困惑里。
  但是,他暗中决定辞职的原因,主要还不在这里。他是个学者,他切实地感到他这料的人已经不能胜任今天的系主任。不用说应付那些无尽无休的纠纷,单单是囊中羞涩这一点,他乔臻也不配再干下去了。“君子固穷”的古训早已无法振奋充满失落感的同事们的精神;他演讲“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时候,他自己都隐隐地感到头上长了癞疮疤,脑后生了小辫子;悠悠惚惚,仿佛是站在了土谷祠的墙外边。而听讲的教师们竟然大不恭敬地放肆地哄笑起来,笑得他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尴尬的咧着嘴玩儿。
  一个副教授的基本工资是每日四元六分六厘六,两户硕士学位的讲师,还得挤着住一个两居室的单元,你还能让人心平气和地超然物外地去赞赏改革所带来的实惠吗?当人们猛地意识到他们的月工资不够倒爷们送一回礼,官儿们吃一顿饭的时候,你怎么喊重视教育、尊重知识,也无法令人置信。
  楚辞专家本人也并非没有感慨。那回他陪日本学者去吃饭,饭店门外存车处的一脸冰霜的老太太,月工资是五百元,还一个劲地抱怨上头收去的太多了。她看一辆自行车,旧车收费伍分,新车开价一角:正常情况下,一天来存车的不下一千五百辆,乔臻粗粗估摸了一下,那老太太一天的进项最少不会低于七十五元。难怪她叫苦连天呢。
  但乔臻就因此而唏嘘了。
  如果看人(且不说教人、育人)不如看车,“国家栋梁”,还“栋梁”得了?“民族精英”们还“精英”得起来?莘莘学子们,役能进入首先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的行列:清汤寡水过日子,还得安贫乐道,这心理的跌落,乔臻有什么本事能挽大厦于将倾呢?
  “愁人兮奈何,若今兮无亏!”他只能这么无可奈何又无可奈何地思忖着。
  他希望有一位有本事的人来接替他主持系政。
  他僵笑着同总支书记高中岳以及继续来到的两位副主任打招呼。汽车留下一股青白的烟,刷刷地开走了。
  鱼腥味儿更加浓烈。灰旧的大屋顾的教学楼。忽然成了海鲜门市部似的散着鱼腥味儿的黑水,从楼门口,悄悄地洇出来。
  系办公室主任许杰忙活得正劲。
  他没穿外衣,身上的灰不叽叽的汗背心,比一块久用未洗的尿席子强不到哪儿去。
  这位精明而又剽悍的汉子乐意给大伙儿忙活。对于系里上百位曾经是他的先生们的老九们,许杰有着一种古怪的怜悯之心。有时他甚至觉得如果没有他来帮这伙儿人操持操持,这帮老九们可能连拉屎撒尿的事都办不利落。他觉得这些先生们实在是愚而又迂,怪可惜了的念那么多书。
  “马先生,没去抢点儿嘛吗?”一大早,他碰见古代汉语教研室的副教授马秤星时说。
  “抢?”马大惑不解。
  “下月一号该调价了。”
  “咋调?涨啊还是落?”马秤星戴着七百度的近视镜。透过圈圈套圈圈的镜片,那双白多黑少的鼓眼睛,天真地眨摸着。
  许杰差点笑出声来。都什么年月了,还有人对物价问题这么麻木,这么迟钝,这么地迷里马虎!直眉瞪眼的,整个儿一个大傻帽!
  他几乎是以殉道的精神来干这系办公室主任的差使的。凭他的智商,凭他的胆量,凭他的交际,凭他的钻腾劲儿,若到社会上去倒腾买卖,三十个小倒捆起来,未必够他一碟下酒菜。可他放弃了。他甘心,他乐意,他觉得他的先生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现在,他一个人在砸鱼。
  他把一方冻带鱼,高高地举过头顶,然后大喝一声,砸夯一般,将冻鱼猛然提到水泥地上。于是冰峭四溅,一条条灰白闪亮的宝剑一样的带鱼,就从冰冻中跳出来。
  他抹抹汗,把鱼拣到墙根底下,码好。心里想着一会儿老师们来领鱼时候的乐颠颠的模样,便禁不住地喊了一嗓子:
  “领鱼啊,大带鱼,四指宽的大带鱼啊。不要钱,白送,不傻不茶(nie)的快来啊!”
  这叫卖似的男子汉的雄浑声音,在系办公室里回荡着,许杰自己傻呵呵地蔫笑了。他伸了伸腰,腰酸腿疼。打早上五点半起床,他还没吃饭。到校部要车,等了半小时,到冷冻厂装车,又整整挨了俩钟头冻,说了一火车好话——都是管人家叫爷爷,管自己叫孙子的那路话——末了,又捅给看库的老头一条阿诗玛,总算把鱼拉出来。
  他忽然发现右手上有一片血迹。鲜血正一滴滴地往下滴落。汪着腥水的水泥地面上洇出了一个个小小的红晕。他慌忙用嘴来嘬,又腥又咸,他猛地啐一口带血的唾沫,骂道:
  “他姥姥的!”
  太阳依旧白亮。依旧不怀好意地咧着嘴冲我讪笑。
  我不敢抬头,仿佛整个身心都在太阳下边裸露。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宛如偷了一位漂亮女性的乳罩。我鬼鬼祟祟地走着,仿佛在仓仓皇皇地出逃。
  我不知我将怎样地再去为人师表;也不知若有人追究起来,我会不会再编出一套谎话来玷污我的良心。
  五年来,我不但戒了烟,也绝了购书的嗜好。那回在高教书店里,我遇上了一本十分满意的文化辞典,翻看了一下定价,竟要二十一块八角,我三回拿起,又三回放下,又绕着它转了三个圈,终于含着热泪,郁郁地溜掉。
  我攒了钱,想买一台彩电。
  我要把这台彩电摆在女儿的空床前。
  她五年前就死了。她活着的时候,总跑到楼下的邻居家去看彩电。我不允许,她就不再去。做完作业,就老躺在床上,睁着大眼睛空流泪,后来,她死了。
  可我怎么知道,我的钱十块十块地攒起来的时候,彩电却几百几百地往上涨了呢?
  如果下月一早还要再涨,那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子。
  我实在没法儿安宁。
  街上人头攒动,每一家商店门前都排成了长队。缕缕行行,又纠纠缠缠,蛇蜒如龙蛇。我挤进人粥里去。在推推揉揉中,身不由己地游动,心中便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慌恐。
  “大甩卖!”“大优惠!”“不惜血本!”“时不再来!”真是发大财的好机会。人们就拥过去,挤上前,把兜口里的钱泼撒般地扔出去,把各色各样的商品,饥不择食地抢过来。一张张汗渍渍的脸,泛红,泛紫,血管儿涨得鼓鼓的。
  我的汗,哗地就流下来。
  上百元一双的鞋,八十元一条的烟,原本都非我所敢问津的;但我偏偏一眼就看见一家家电商店门口的大广告: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国产18寸彩电,每台2300元。
  货量不多,欲购从速!
  仿佛惊雷在脑仁里炸响,我立时便晕晕眩眩。好像一脚踩空,身体猛然跌落到山洞里。
  “来买彩电吗?”
  一回头,见是楼下的邻居小君,慌慌张张地说:“啊,对,来看看。”
  “还看什么?要买快买,后天要调到两千八啦!”
  “真的?”
  “我还骗你?”
  他极严肃地说。其实,他不绷脸我也相信。他是涤纶厂会计科的科长,物价之类的事,消息自然灵。
  “官价不是一千四百三吗?”
  “哎哟,我的哥哥,那是嘛朝代的事了?”
  我就无话可说。
  可我的心,却让人给当屁股垫坐到屁股底下了。皱皱巴巴。憋闷得要爆。
  我按着胸前,内衣口袋里装着一千四百三十块,那原本是一台彩电的钱。我真想把它们抽出来,当街当众地扔撤,让它们一张张飞扬飘落,自己一旁也瞧个乐呵。
  我的眼泪涌出来,心里苦苦涩涩的。
  五年里,少吃鸡蛋,停喝牛奶,积攒这点钱容易吗?而它们却忽然间就不是票额上的那个价码了。
  那双失神落泪的大眼睛,飘出来呆呆地凝视我。
  我失魂落魄地在红男绿女中,在或惊慌失措或笑逐颜开的各色人等中拥挤着。周围是一片血红的眼睛、血红的嘴、血红的猪肝一样的脸。一张张血红的钞票,在灰白的天空中翻卷。
  滴滴地驶过一辆小汽车。
  “买了吗?”车里伸出小君的头。那馒头样的又亮又宣的圆脸,光洁得就像电视广告里“味道好极了”那一位。
  “没买。”
  “别误了明个,再误一天就得多花五百。”
  我猛地看见汽车的后排座上摆着两个彩电,心腾地一下,差点儿跳出来。
  “你的?”“嗯。”“多少钱?”“平价的,一千八。”
  我马上闪出一个念头:何不去借四百块,咬咬牙买了呢?差一天就是五百块啊。就借点钱去买了吧。
  “平价的上哪买?”
  “哪洱都卖,有条就行。”
  “条儿上哪儿弄?”
  尹科长晃晃光溜溜的脑袋说:“条儿?您是高知,没照顾您一张?”
  我红着脸摇头。
  他就说:“那就先托人买条。人要熟,一个条儿四百元没准儿能买下来。”
  这就完了!刚刚忽闪出来咬咬牙的念头,就跟拉出来枪毙了似的,嘣地一枪,完事儿。人,我上哪儿去找熟人?再花钱买条儿,就得卖儿子或者卖老婆了。
  但我十分地羡慕那条儿。只是无奈,只是无缘,只是没有亲睹那珍贵玩意儿的幸福。它像共和国发行的纸币吗?还是像清朝的大龙票那样的庄严?或者它不过就是一块普通的纸片,但却盖着权力无限的红色印章?我想不出来。
  这是什么人琢磨出来的?我为什么就不能去制造点儿这样一本万利的玩意儿呢?
  奶油色的小汽车缓缓地开走了。我敬羡那位干净光溜的小尹科长。他从哪儿闹来两张条儿呢?这世界,真是神奇而又陌生。我半步没离开过这城市啊,我怎么忽然成了外星人似的;一切都新鲜得要命,一切又都令人迷迷登登?
  我大概像个孤鬼。忽然间被人喊住的时候,发现自己是站在两个插糖堆儿的支架前。
  “往哪走!”卖糖堆儿的怒吼。
  我辨不清他(她)是个女人式的男人,还是个男人式的女人。却忽然醒转来,赔笑道:
  “噢,瞧瞧,瞧瞧糖堆儿?”
  “远点儿瞧去!”那或男或女的人,尖厉地用或男或女的声音冲我喊,眉目间一派深恶痛绝的气愤。仿佛我是一只苍蝇,一只臭虫,或者是一只讨人嫌的癞蛤蟆、喇喇蛄什么的。
  这刺激立时唤醒了我近乎泯灭的尊严。便也喊:
  “我买糖堆儿!”
  就买了糖堆儿。
  没问价钱,拿了四支。眼圈儿湿湿的,心里乱糟糟。
  我手举着糖堆儿,懵懵懂懂地走。招得许多人都注目我这堂堂七尺却精神恍惚的男子汉。
  我挺起胸来让他们瞧。糖堆儿,糖堆儿怎么了?到啥年头,吃糖堆儿也不犯什么王法吧?到啥年头,吃糖堆儿也不伤风化,有悖道德吧?
  我高高地举着糖堆儿走。
  渐渐地,我竟平静而又欣慰了。那股做了偷儿的忐忑劲儿,全都化成糖堆儿,嚼巴嚼巴咽进肚里去了。毕竟我没参与这抢购啊,我来是来了,可我什么也没抢啊!无论作为何种身份,内心都不欠缺什么了。
  我就举着糖堆儿。隐隐地倒是嚼出一些悲壮来。
  我悄悄地流泪,又擦掉。
  大出许杰的意料。折腾了半天,头一天直顶傍晚,只有六位老师领走了带鱼,冷冷地仿佛也没多少笑容。那沿墙码好的带鱼开始变软,粘乎乎的腥汤也顺尾巴往下滴落,散发着益发浓烈的腥气味儿。
  一进门就得捂鼻子,还得格外小心着脚下的汤汤水水,所以一早晨来过几个人,谁也没进屋,打个幌就走了。许杰急得火烧火燎,猴子似的,一个人憋得乱转悠。
  楼道里气味儿也不佳。凡往办公室经过的男女学生,无一不捂着鼻子往屋里窥视,不知道那里头发生了何种变故。这堂皇的高等学府里,怎么忽然间就跟河边卖臭鱼烂虾那条街的气味儿一样了?
  还是不见谁来领带鱼。
  许杰本人已经给熏得跟带鱼一个味儿了。他出去几回,跟人说话的时候,人家都避得远远的,捂着鼻子使劲拿眼珠子毗乎他。
  简直邪了门了!
  人都怎么啦?态度咋这么消极?他不能守株待兔子。他必须主动出击。不赶紧把鱼打发掉,鱼就得烂在他办公室里了。而他还有急事。乔臻一早又上医院去,吩咐他原地待命。听说何九成又闹玄了。
  其实,人们还是来了不少,不过都直奔中文系资料室去了。
  这里经常发布一点大道小道消息,也自然会有或庄或谐的议论。或慷慨陈词、或牢骚满腹、或同仇敌忾、或兔死狐悲,种种消息、态度和情绪都会通过这信息集散的宝地,迅速地传递到许多人的耳朵里。
  有时候,“蒋委员长”心烦了,也会出面干涉:
  “肃静!肃静!诸位请肃静。”
  但多数时候,他是不言语的。他埋头整理卡片的时候,简直就是一尊铜佛,一口蜡像,专注得佛人入定一般。
  此公是系资料室的馆员级资料员。姓蒋,与曾盘踞台湾岛的那位久已作古了的老头子同姓,却并无瓜葛。何以被称为“蒋委员长”,历史悠久,已无法辑考。只是大家乐意这么叫,他本人又无微辞,所以大家便永远地这么叫。
  “蒋委员长”一向沉默寡言。文革期间居然十年没说一句话,曾招得工宣队长特意检查过一回他的舌头,结论是:并非器官问题。可能中枢神经出了毛病。后来,政治形势剧变,他原本可以重新开口了,却又像损伤了言语机能,照旧话语不多。新的谈吐风格,大抵出现两年之前。那一回因为“小首长”来系视察,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蒋委员长”便不时地往外冒几句吓人一跳的狂言。
  比如:
  “华北农业减产,本人概不负责!”
  “得同紫阳谈谈,增拨教育经费问题,迫在眉睫!”
  “人口规划,水份太大。二○○○年底,十二亿绝对挡不住。各级领导,务必不能掉以轻心。”
  有谁曾委托他分管过华北农业问题吗?他同总书记有过怎样的亲密关系吗?而对人口问题议论的口气,谁都会想到那只有是登上权力顶巅的人才可能讲出来的。
  单凭这一类宏论,单凭“蒋委员长”发表宏论时那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慢条斯理又绝不多说半句的劲头,你能知道他吃了几碗干饭?你能知道“蒋委员长”是何许人?
  但大伙儿爱听。乐滋滋地听,乐滋滋地学,不同一时半晌,就像宣传最高指示一般,能做到全系上下,家喻户晓。
  “蒋委员长”笑机能也真的可能有缺欠。他在系里工作二十年,至今没有人记得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曾经笑过。
  前年春节后开学,许杰像报告公鸡下蛋似地报告大伙儿,说他看春节联欢节目时,偷偷瞧见了“蒋委员长”脸上曾掠过一丝微笑。可那一年,大兴安岭森林就闹了特大火灾。
  大伙儿就说:“蒋委员长”冷面,不笑也好。
  这位并非封疆大吏,也非政治委员的小小资料员,干吗总要如此这般地僭妄呢?究竟是神经系统出了毛病,还是他在以此寻找心灵的慰藉,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大家却因此而格外喜欢他,也格外地爱尊称他为“蒋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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