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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在急急地赶往那场舞会。一晃，二十多年了，《巴黎最后的探戈》总也跳不完深夜的那一曲，而新的客人又陆续地买票进场了。 只有马龙白兰度一个人，急急地走在冷风肆虐的街头，黑衣黑脸黑沉沉的天。一切都是茫无头绪，荒谬的人生里，绝望，才是唯一明确的情感。 或者，能够感知的，还有被背叛被侵犯的愤怒。曾经相爱曾经以为相知的人，竟以如此残酷的手段自杀，而你却永远也不能知道自杀的原因和真相。死去的不会再对你透露片言只字，活着的，说给你听的，也不过是电视剧里的台词，就像马龙白兰度在电影里遭遇的那个神秘女郎和她的恋人。 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如此之深，倒不如萍水相逢。 我是那场舞会的迟到者，因为命定的岁月和人为的距离，来迟了二十年。错过了摇滚乐披头士，错过了青春，错过了能够激烈的态度，错过了自怜的心情和机会，错过了对于人类应该有的好奇和不切实际的要求。 当喇叭裤再度扫上街头，当死去的列侬同幸存的披头士共同推出了全新大碟，当维维安威斯特伍德在时装界卷土重来，萍水相逢，其实未必是一件荒谬的事情，更不是一件值得痛苦的事情。 同样在最后的巴黎，我宁愿搭乘80年代开出的平静从容的“最后一班地铁”，而不喜欢参与70年代举办的这场大起大落的“最后的探戈”。“最后的探戈”太貌似清醒，太正义，太不屑醉生梦死的人生，有一种大愚若智的幼稚和滑稽。所谓“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上帝常常嘲笑的，也许正是这样的一种疯狂状态。 而最后的巴黎，应该如“最后一班地铁”那样，香气馥郁，歌舞升平，清清醒醒有滋有味地醉生梦死，活是活在醉生梦死的细节里，死也要死在醉生梦死的那一刻。 其实，在战争逼近、纳粹压境的时候，在世事动荡、朝不保夕的时候，还坚持每天每晚欣赏德诺芙和德帕迪厄同台演一出精彩的话剧，并非醉生梦死能够包含。台上台下，于醉生梦死里共同织成的，已是一份坚强的守卫之心，守卫自己的生活，守卫自己的尊严。 大难之下，情绪的慌乱不是没有，物质的困顿不可避免，但终于可以在话剧的时空里得到每天一次的缓解，每天一次的希望。即使到了最后，最后一班地铁马上就要出发，生死一线，仍要做足功课，好好地如常地谢幕闭幕，观众的掌声也如常的持久和热烈。 死，是好归宿，生却也那般令人沉醉。要说疯狂，德诺夫和德帕迪厄的巴黎，比三四十年后马龙白兰度的巴黎疯狂得多。然而，却是底蕴十足的疯狂。知道自己为什么疯狂，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疯狂，如同演一台戏看一台戏，所以圆满。回首页 全都是为了一个叫桃花的女人。东邪、西毒，还有慕容燕，以及那两个因为住的地方恰好也叫桃花而被无辜缠上的一男一女。 透过竹篓射出来的光影，斑驳又迷离，一如爱情给予我们的千疮百孔。 好多年了，东邪每年一次必定受人之托，带一坛酒，从湿润的东边，到干燥的西域，送给在那里的西毒。他们本来已经是对手，并且，以后更加是不愿相见的劲敌。然而，只为了桃花，命里的桃花。 一年，一次，一坛酒，一世人。长长的等待，寂寂的旅程，桃花是为了以此试探西毒的真心，东邪是为了借此一睹桃花的芳容，西毒是为了从此得到桃花的消息。东邪和西毒，天南和地北，而桃花只开一季。 他们说，这是一坛带来遗忘的酒。一年一次，坛底见空，不能忘的，还是忘不了。 其实不是阴错阳差。在所爱的人面前，我们总是无比软弱又无比强悍。在爱情面前，我们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输是输，赢也是输。不服输，又怎样？ 一生最美好灿烂的年华，不在最爱的人身边，还有什么意义——当手擎妖艳桃花的张曼玉，倚在斜辉脉脉水悠悠的小轩窗前，肠断白萍洲，生命已到尽头，结局终于明了。 洛阳才子他乡老。那一株故乡的桃花，梦里梦外，都在枯萎。 年少的时候相信，无论如何，这世界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然而，百转千回，何处是乡关？一路走来，也许已经错过。多少努力都付诸东流，人人看好，自己也相信，终究还是一场误会。你误了人，人欠了你，彼此在怀疑中遭受伤害。 抽刀断水，如何理得清这纷乱？即使王家卫。 弥漫《东邪西毒》全片的斑驳光影，一直在制造人生如梦、大彻大悟的气氛，然而，到得最后，焦点人物桃花出场了，竟也是一样地迷惘和委屈：“现在才知道，我输了。” 东边日出西边雨。我们输了。 美丽的萨尔斯堡，风景如画，湿润多雨。 远行前，已做好充分准备，从上海带了伞去。宋春舫每天夹着它，穿街走巷，赏心悦目。 是1921年的春天。宋春舫的萨尔斯堡，怪事不断。 先是有几个女孩子，朝着他莫名其妙地大笑。接着，一群幼童亦步亦趋地跟着他。随后，来了一个古董商人。最终，连当地著名的戏剧表演家，也冒昧闯进旅店，要求同这个中国人结为朋友。 种种，种种，都是为了，手中的一把买自南京路先施公司、在上海再普通不过的国产纸雨伞。 幼童们只会指指点点，女孩子结伴开口向宋春舫借用半小时。古董商人不敢提出收购的要求，但望眼见为实长长见识。而艺术名家，在做了宋春舫的朋友之后，终于言归正传：借伞。 你看宋春舫是如此回忆他的萨尔斯堡（他称作石尔子堡）之行，一层一层铺排，悬念迭起，言语调侃，让人忍不住哈哈大笑，呀，萨尔斯堡的人这样，这样土。 一头浅亚麻色的毛发，一双蓝绿的眼睛。六十多岁的诺尔，是一个典型的日尔曼人。30年代在上海出生、居住，40年代末回德国。50年代在柏林大学读的是法律科，70年代，他被他工作的机构派往波恩。 “我不喜欢波恩。那是个小地方。”说这句话的时候，诺尔坐在上海的一家小饭店里，面对着他的几个年轻的上海朋友，所以，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一切尽在不言中，上海的朋友也会心地一笑，只有上海人才能理解的玄妙，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点点自豪和遗憾。 上海的面积不大，但是上海人喜欢把许多比自己大得多的地方称作小地方，当然，比上海小的地方就更是小地方了。而小地方是上海人万万不能忍受的。安静是要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多有讲究，但是，如果没有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作背景，如果没有时装香水橱窗电影一季二季上映，如果远离了时髦的发源地、中心舞台，都市生活同你还有什么关系？红尘滚滚，那是排斥了你的精彩。上海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样地事不关己。 上海，曾经是个边远的小渔村。那时候，人间的天堂在苏杭。那时候，人们津津乐道的，是烟波十里秦楼楚馆纸醉金迷的扬州。 渐渐地繁华，终于等到有一天，上海被目为小苏州小扬州了，这是对上海的称赞。 再后来，小上海倒成了对其他地方的恭维。 张爱玲晚年断绝一切交游，已经被目为怪人。然而，她始终都是一个上海人，希望离群，却不想索居。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美国，只要可以选择，她一直选择住在热闹的都会，住在都会的热闹处。一点也不似传统文人，渴望山水相伴于云深不知处。同赖雅结婚的时候，她还在中年，坚持己见，把家安在大城市。赖雅死后，从中年到暮年，她一次一次搬家迂移，即使住在汽车旅馆，也从来没有远离过闹市。 时装不一定买，时装公司却必须经常光顾。自己不一定化妆、化妆品的牌子却不能不熟悉。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目的。能够保护、助长这种生活方式和内容的，是一间看得见都市风景的房间，哪怕是背阳的、寒酸的、狭小的亭子间。 如今，还能有几个上海人可以夸下海口，守住这一间小小的亭子间？ 然而，上海总有上海人。 T字型的舞台搭好了，天桥升起来了，音乐也已经从喇叭里一点一点地渗出。你，引颈企盼，等着走来一个又一个模特儿，给你惊鸿一瞥，告诉你下一季你要如何穿衣才时髦。 然而，也许就失望了。时装发布会上，许多时候，除了模特儿那绝世的美艳令我们久久难忘，并渴望将之移植到自己身上之外，许多新发布的时装只属于天桥和T型舞台，转一个身回到幕后，便失去了意义——没有人想在生活中穿这样的衣服。它们有时候，看上去就根本不是衣服，而是一块块的布料。有时候，甚至连布料都不是，前卫的时装大师，会忽发奇想用金属、塑料、纸等等的东西做素材，装点模特儿。而观众席上的你，知道自己不是模特儿，你有吃饭、工作必须的穿衣规矩。披披挂挂得繁琐、简简单单得裸露、砌金堆银得奢华的衣服，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实际上没有意义。 以前，我总是不明白，从巴黎到米兰、从纽约到东京、从香港到大陆，大大小小的时装设计师究竟要做什么。那时，我总以为所谓的时装设计，就是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创意出“好看”、“舒适”的衣裳。奇怪的是，每年两度世界各地的时装发布会上，时装设计师奉献的作品好似总不把“人”放在眼里。像唱戏一样，只为台上的角色。在我想来，再惊艳的模特儿，也是为了招徕顾客吧？可假如顾客难窥门径，谁会轻易上门？ 时装设计的展演，尤其是时装设计师作个人作品的专场表演，其实都是旨在展现设计师丰富独特的想象力。不必怀疑，想象力当然是一个时装设计师的首要素质。拥有了常人不及的想象力，常人才会信任你对时装、对流行的预测和诠释，才会把自己追求时髦的心愿全盘托付给你。而对金属、塑料、纸等等非常规素材的运用，又是为了证明设计师的另一种素质：对服装面料的独特感觉。曾有一位时装大师说过，时装设计就是对面料的感应。通常，外行如我们，选择一件衣服时也不会遗漏面料这一环。长及过膝的裙子，总以柔软而垂荡性强的料子为佳。好的时装设计，因此不仅仅是画几个图样、缝几件衣服的专业，还包括发现、研制独特的面料。日本享誉世界的大师三宅一生，得以建立在时装界举足轻重的地位，部分原因要归功于他在十多年前首创、使用皱褶面料设计，如同法国的伊夫·圣洛朗，60年代第一个使用黑色闪光的塑料做了一件女式风衣，从而奠定了他今日的隆隆声誉一样。 时装发布，对时装设计师而言，大概有些像流行乐中的MTV。一个歌星或一个音乐人要出一张唱片或一盘磁带，他会选其中最好、最能代表自己水准特色的一支乐曲拍成情景交融的MTV，先期或同时推出，让听众有实实在在的感受，然后，听众才会追着去买。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广告策略，几乎是所向披靡。所以，著名的时装设计师、著名的时装公司都不惜工本倾情相待，以期能在短短的一刻，吸引顾客的视线、打开顾客的钱包。 那一刻，真所谓缤纷绚丽目不暇接。 然而，见多了，也厌。总是清一色的美女俊男。总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面料，非常非常合适的表情，非常非常合适的氛围，凸现一款又一款春夏秋冬的衣裳。虽然流行终于会是个轮回，但至少几年之内，你见到的衣服风格同一却绝不雷同，真正让你眼花缭乱头脑发胀。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逃开。 一件东西，从简陋单调到复杂多样，是创意。但复杂过了头，人就宁可重回简单。去掉繁复的过程，更是一种提升。 时装设计是如此，时装广告更是如此。 1994年，法国著名品牌伊夫·圣洛朗的广告，不再是华衣美服、自然风味，而是一个半裸女郎的半身侧面照，“时装”给你的提示，只是女郎夹在腋下的一个空衣架——当然是等着挂上伊夫·圣洛朗的衣服——明明白白却不着一字，颇有中国绘画中“留白”的意韵。 据说，东方文化正是最新一轮的流行。 那时候不常有人出门，需要乘火车才能到达的地方，更是遥远得让人心里发慌。所以，总是早早地动身去火车站，像等候情人又像等候债主，含着急切含着惊恐等待那班将自己带往远方的火车到来。 天寒地冻。虽然还没有登上火车，却也已是人在旅途，心就格外地虚空软弱——天涯茫茫，家在何处？ 隐隐听到似有火车在轰鸣，连忙起身把头探出月台，朝远方张望。可直到将铁轨望到尽头，也不见有火车那呼啸的白烟。只好沮丧地踱向廊檐下，继续无聊地漫步。 廊檐下有卖咖啡的小摊子，走过去要一杯，不是因为口渴，是因为心渴。一边付钱一边心不在焉地说：“请快一点。”怕火车刹那间就来了。 摊主好脾气地笑笑：“放心。这是最快的。”本来就是为过站旅客准备的。小小的一个站点，每一班火车至多停几分钟时间，这咖啡是要让乘客在这几分钟间下车喝了再上路的。 喝一口，“哇，妙极了。”虽说是匆匆忙忙成就的买与卖，却依然保存了当地咖啡浓郁醇厚的口感。 这是百年前意大利小火车站的故事。摊档上的咖啡有一个专门名词叫Espresso，意大利原文的意思是快速、浓缩。至今，意大利的街头巷尾仍多的是让行人站着喝一口的这种“快速”咖啡，那香气风靡世界。精于饮食的人称，只有真正尝过意大利咖啡，才算是真的喝过咖啡。 国学大师钱穆赴欧洲讲学，也在意大利逗留。临走时，口袋里只剩下不多的几个里拉。他问在意大利做外交官的朋友该怎样花掉这些零钱，“当然是买咖啡”。于是，钱穆就携几小包意大利咖啡上了飞机，顺手挂在座位旁。飞机起飞了，全机仓的人都闻到浓郁醉人的咖啡香，大家不约而同地寻找。一位乘客问钱穆：“意大利咖啡？”当然啦。 意大利咖啡好是好，只是意大利人天性散漫，形不成规模，永远是小量生产，无法让全世界渴望的人士共享。 真正将Espresso推向世界的，其实是德国人。精于机器制造的德国人，发明了一种专门烧煮Espresso的咖啡机，从此，全世界都可以闻到意大利的咖啡香了。好莱坞电影，只要片中的家里出现一台德国的专煮Espresso机器，其主人必是一个讲究品味的雅皮士。 也算是阅人无数了（当然是在电影里），过尽千帆，不会再有偶像之类的名词，然而，好恶总还是有的。 休·格兰特这一类的漂亮男孩从来算不上最有魅力的男人。他们都很乖很聪明，仪表整洁学习努力，听老师的话，受妈妈的宠爱。他们也犯错，也惹大人不高兴，但是永远不伤大雅。他们给予女人最大的伤害，不是因为坏，不是因为不负责任，而是因为心肠太好太过温柔，不能阻止太多的女人爱他。你只要看一看汤姆·克鲁斯的形象就可以知道答案了，皮肤白皙，温柔典雅，眉清目秀，而且削肩，就差一握杨柳细腰。每一次看到汤姆·克鲁斯义正词严语气铿锵，总有滑稽的感觉，也为这个妈妈的小宝贝担心。如此重任，他那瘦削的双肩如何承受得起？如果剧情安排一定要有什么挫折，其实，他最具有说服力的表情，是愁眉深锁，长时间的苦恼、长时间的一筹莫展，甚至默默流泪，然后，有爸爸、妈妈或者女友一声不响地替他解决。他呢，就只须一声不响地、善解人意地朝你温柔的一笑，长长的睫毛下，有泪盈眶。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苦，在这一颦一笑里，都得到了报答。帅哥的惹人喜爱处，难道不是在这里？ 这些年来，最早到中国来征服女孩子的帅哥，要算阿兰·德龙。披着斗篷戴着墨镜的佐罗，往马背上一骑，飘飘而来，赢得多少女孩子如痴如醉。然而，左看右看，你能看出一个劫富济贫的强盗所该有的威武雄壮吗？不管是足智多谋还是举重若轻，强盗总归是强盗，他是必须真刀真枪从敌人手中杀出一片天地来的，眉清目秀当然也可以当饭吃，但吃的却不是这一碗饭。 理查·基尔倒是一派温文尔雅，派给他的角色，要么美国舞男，要么翻云覆雨的股市大亨，不是凭漂亮吃饭，就是凭脑子吃饭，可谓适得其所。那么多的女人喜欢他，不是没有理由。只是喜欢这样的男人，你必须分外坚强。有数不清的情敌来同你争尚是小菜一碟，最难堪的是，你总有一天会吃不消他的自怜。他太聪明了呵，他太敏感了呵，常常会陷在忧郁的情绪里，思考人类的前途、祖国的未来，你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来陪他一起沉沦，也要有足够的力量和技巧适时适地、不断地把他从深沉的忧郁里托起来，让他拥有合理健康的调节。如此重担，有几个女人能够胜任？所以，名门闺秀良家妇女，只好把他拱手出让给吃男人饭的“专业人士”《漂亮女人》。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当真是至理名言，所以杰克·尼克尔森才如此打动女人芳心。魁梧得己稍稍有些发福的身材，考究却不露痕迹的衣着，沉稳而漫不经心的举止，80年代《普里奇家族荣誉》中的杰克·尼克尔森完全显出一个地位不错、智力高超的男人的气派，就是苏青说的“稍微有点官派也不妨”的意思。男人是不能太和善、太容易接近的，否则难免婆婆妈妈。稍稍沉默一点，显得稳重，也显出威势。不过威势有两种，一种是道貌岸然给人的压力，一种是带点邪气给人的紧张。道貌岸然闷煞人，杰克·尼克尔森给你的却是亦正亦邪的魅力。因为不乏正气，你觉得这样的男人是可靠的、值得交往的；因为带点邪气，在交往的时候，决不会让你觉得闷、觉得烦，相反，总是给你出轨的刺激。遭遇这样的男人，困难当然极大，旗逢对手的幸运难乎其难。虽说，女人在男人面前天真幼稚一点是好事，无奈这样的男人已是人精，谁在他的面前也难免显嫩。要控制他永远没有可能，即使要揣摩他的确实心意也相当难。所以，最后，女杀手是死在他的手里，而不是他死在女杀手的枪下。当他们笑意盈盈的两个人图穷匕首见的时候，杀手的技巧已不是致胜的关键，关键是看谁心更狠手更辣，看谁在心理上占上风。显然，杰克·尼克尔森占了上风。这是他从影以来最迷人的时代，像一枚熟到快要烂的果子，颓势已呈，却味道最好。 到了90年代，杰克·尼克尔森不复当年。真正岁月惊心，男人比女人更不经老。男人老起来比女人更可怕，那是一种洗不掉的脏。亦舒说，老了的男人，有胡子的看上去像贼，没胡子的看上去像太监，委实不错。 马龙·白兰度已经很老了，还在勉为其难。《天生爱情狂》中，已经老得说不动话了，却依然要摆出邪道的姿态，很让人不知所措。再英雄盖世，老了就是老了，你没办法叫自己还冲出去打群架。说起来，他是杰克·尼克尔森的前辈，50年代初，就以一部《欲望号街车》成就了亦正亦邪的形象，70年代《巴黎最后的探戈》还是导演为他度身定作的。但同样是亦正亦邪，马龙·白兰度的邪气，太莽撞，太底层，火气太大，缺少应该有的书卷气。 老早的时候，好莱坞有克拉克·盖博，在《乱世佳人》里演玩世不恭的白兰德。克拉克·盖博的毛病，同马龙·白兰度的正好相反。他明摆着自己有钱，彻头彻尾的一个暴发户，虽然也穿著名牌，却是那种舍不得把袖口的商标扯下来的人。不是觉得花钱心疼，他可以纵容你把他最贵的xo一瓶一瓶都倒掉，但却要你知道这是他的钱，他有花不完的钱。可怜郝思佳也是穷怕了，否则谁又甘心？所以，当年的好莱坞从来不把他同英格丽·褒曼这样的“青衣”配在一起。 同英格丽·褒曼配得最好的，当然是《卡萨布兰卡》的亨佛莱·鲍嘉。也是一个带有邪气的男人，只不过他是老派男人，沉默嫌多了一点，趣味就少了一点，老式的女人或许觉得可以忍受，现在的女人大多数时候，是要男人陪她高兴而不是她陪男人高兴，亨佛莱·鲍嘉就有些过时了。 如果要作比喻，同在黑道之中，亨佛莱·鲍嘉可以占居首席，克拉克·盖博相当于二世祖、教父的儿子，杰克·尼克尔森正好是在《普里奇家族荣誉》中的位子——高层核心人员，马龙·白兰度只配是个小喽罗。克拉克·盖博当不成大哥大，是因为他太刻意。杰克·尼克尔森却是因为总是漫不经心，而这就是他最大的魅力，最不与人同的独特之处。 所谓亦正亦邪，点睛之处就在这里。近年后起的阿历克斯·鲍德温深得人心的地方，也在这里。从温文儒雅这一点来说，阿历克斯·鲍德温有些同亨佛莱·鲍嘉接近，比别人更有书卷气。但他却是属于现在的男人，是穿着李汶斯牛仔裤长大，如今再穿阿玛尼西装的那种人。即使亡命天涯，也像去度假般轻松。即使度假，旅途中也喜欢穿便式西装而不是纯粹的休闲服装。即使抢一百万美元，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真正地宠辱不惊。难得的是，心机如此之深，竟没有一点点的阴郁之气，也没有一丝丝的草莽之象，伴在这样的男人身边是值得安慰的，他不看轻你，也不视你为累赘，你是他同生同死的知己和战友。伴在这样的男人身边，即使死到临头，你也会觉得安全。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样的男人，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安全。 嘉宝应该庆幸她是默片时代的皇后，如果挣扎到有声片时代，休想得到一辈子的沉默。女人话多，是因为活得有滋味。再失意的女人，只要还觉得有希望，就会喋喋不休地倾诉，因为她相信她至少还能博得同情。然而，对于一个连同情也得不到，或者说连同情也不想得到的女人来说，是只有沉默了。为了沉默而远离人群，孤独隐居。沉默是自由的选择，隐居是为此而付出的代价。 碧姬·芭铎也选择退出影坛也隐居，但是终于不能沉默。毕竟从没有演过默片，向世人亮相的时候就习惯说话。所以，至今，每隔几年，就会给依然记得她的观众发布一点消息，或者是创立动物保护协会，将自己的血汗钱用于动物而不是人，或者是同意别人为她撰写传记，公开她的情史。四十多年了，从前，在幕前让人眼花缭乱的是她美丽的胴体，她用她的胴体说明一切。当红颜不再，人们希望她用语言来说明同她胴体有关的一切。 这一切，男人感兴趣，女人也感兴趣，以前的性感女郎、艳星的种类同现在不一样。也许，以前的女人没有自己对于女人的评判标准，男人说好的，她们就一律跟着说好。也许，以前的男人不希望大猥亵，对于女人的评判标准因此就显得同女性接近。总之，以前，所谓漂亮的女明星是众口一词，男人觉得她漂亮，女人也觉得她漂亮。仿佛玛丽莲·梦露，仿佛碧姬·芭铎，嫩嫩的，稚气，娇憨，肤如凝脂，柔若无骨，眼睛水灵，男人看见的是女性的柔弱，女人看见的是孩子的天真，所以都喜欢、都珍惜。女人与女人之间，因此少了面对面的剑拔弩张。即使有三角恋、婚外恋，也是发乎情止乎礼的《插曲》，“一吻就是一吻，一欢就是一欢，根本的事物不变”。 很少有人会把《东方列车谋杀案》里的英格丽·褒曼，同40年代好莱坞的英格丽·褒曼扯在一起。并不仅仅是拒绝美人迟暮。褒曼给所有影迷的印象停留在她的珠圆玉润时，《卡萨布兰卡》也好，《插曲》也好，《爱德华医生》也好，这个女人是天生来做圣母的，温婉，雅致，识时务顾大体。她也有她的苦，却不是衣食之忧，她的苦是她的表面太完整，完整得没有人觉得她也会受苦。中国民间给女儿准备嫁妆时，要请夫妻白头偕老有儿有女的女人来帮着缝被子，借她的福寿双全美满如意，褒曼就是这样的女人。 薄命的人也有，那是费雯丽。费雯丽是林黛玉，纵然有人爱有人疼，过的却是寄人篱下的日子，每一个欢笑都是别人的恩赐，所以每一滴眼泪，都必须背着人才有资格流下。亲切一点会显得在别人的家里太随便，拘谨一点更显得不领别人家的好意，无论怎样做也是生份，无论如何也是个外人，她只好作践自己的身体，通过作践自己的身体来作践世界。然而，谁在意呢？落花人独立，她却永远等不到微雨燕双飞的时候。 不像奥黛丽·赫本，同样瘦，但一出场就是一个好命的公主，可以邂逅风度翩翩的格莱高里·派克。即使是菜市场里低贱的卖花女，也有一段冒充《窈窕淑女》的梦幻时光。赫本比费雯丽幸运，是因为能够比费雯丽主动，无论身处何方，她都是那个环境中的一分子，她不是外人，所以她平和。她平和，所以她享尽天年。 从来红颜易老，德诺夫却如窖藏佳酿，越久越美味。60年代初演《瑟堡的雨伞》，虽然已是《白日美人》，德诺夫却并不见得有多么无可比拟的魅力。80年代，乘《巴黎最后一班地铁》、做法国总统的“情人”时，已有无人能及的炉火纯青，想不到90年代在《印度支那》，除了让你惊为天人之外，别无评说。有些女人是这样的，别人年华最好的20岁，她不过是个街上能够经常看见的美女。30岁的时候，同一张脸、同一副身材，却有了绝代的风华，那种美、那种气度是被俗世烟熏火燎渐入中年的女人做梦也不敢拥有的。等到40岁、50岁，她就是女神了。天地间的规矩因她而定，不管她顶着怎样的身分，一举一动都成为女性经典。 不，她不拔扈，她只是沉静、优雅、包容，沉静优雅包容得你心悦诚服，仿佛信徒眼里的圣母。 但是，她并非圣母，甚至不是褒曼这样的大地之母。 褒曼是前生，德诺夫是现世，她有脱俗的气质，却是一个入世的女人，是每一个城市丽人希望努力达成的理想。温柔之中的个性，是因为职业女性的坚持。沉静之中的力量，是凭借知识女性的底气，哪怕“做”着一个卑微的家庭妇女，都掩不住见过世面的独立。而即使是一个总统也不能轻易驾驭的女人，依然温柔尽职到令你怦然心动。女性，是只有到了这个时代，才慢慢地可以建立起这样完善的处世能力和人格魅力。 所以，法国人把碧姬·芭铎撤去，换上德诺夫的塑像，象征法兰西女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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