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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堂读书记(三)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共四十册,四函。宣统元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石印。
  前有王闿运序。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寄寓北京锥把胡同河北省驻京办事处,有病不能上街,托张翔同志购得此书,还由中国作家协会开一证明,此盖内部掌握之书也。从书后印记看,此书来自济南,原来定价甚微,一至北京,则加价一倍以上。京师人物荟萃之地,物价亦必随之增长。
  浏览一过,亦无甚可观。此人名重,然其书法,实不甚佳。为京官时,似甚用功,间有日课,崇尚理学,所作字或草或楷,并皆庸俗。从所记琐事中,可略见其为人。例如此人用一女婢,写信给他的父亲,声言此女极丑,这有什么必要?其九弟,(即曾国荃)在他处寄居时,兄弟颇不和,涉及他的内人婢仆,他写信给家中,引咎自责,均属虚伪。居京官时,常为会馆办些公益事,乡人有婚丧,他去主事,利用这些机会,锻炼办事应对能力,则不无可取。文人厌俗,以致终生不堪任事负重,曾非文士,有这种见解,从小事做起,故以后能担当统治者委托给他的重任。
  及至与太平天国作战,本想从日记中看到一些珍贵材料,然记载越发零碎,不得要领。此王闿运所谓,当时与彼共事者能知之,非后人所能知者也。
  及任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时,所记材料,有些可取。
  当时朝廷惧洋媚外,他奉旨做些不得人心之事,自叹为“伤天害理”,似尚有天良者。然天良自天良,倒行逆施的行动,并未稍减。
  日记中,有当时灾区人肉价目表,读之令人心悸。

《能静居士日记》

  《能静居士日记》著者赵烈文,载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系节录。
  赵烈文为曾氏兄弟幕宾,攻破南京时在场。所记甚为详细真实,是日记中的佳品。
  如记曾国荃督战破城后,归来时的狼狈形象,以及随之而来的骄盈。正在关键之时,不听赵的进言,竟进房大睡其觉,致使李秀成率队,穿上清军服装,混出城去。如非农民告发,后事殊难定局。记城破之前,所有清军人员,不分文武,都预备筐笼箱箧,准备大发其财。报功封爵,多有假冒。
  记忠王被俘之初,曾国荃向之刀剜锥刺,以胜军之主将,对待败军之俘虏,竟如青皮流氓,报复私仇。并记在这种情况下,忠王的言词表现。又记,当一帮幕客去看被俘忠王,忠王竟向这些人谈起夜观星象等语。赵烈文等答以只要朝廷政治清明,动乱自然平息等语。读之,均不胜感慨。天朝以互相猜忌,自相残杀,遂使大业倾于将成,金田起义时灿烂众星,纷纷陨落。千百万农民战士,顿时风流云散,十四年争战经营,一旦土崩瓦解。狂澜既止,龙虎无踞。忠王末路,哀言求生。此千古大悲剧,志士仁人,扼腕痛心,无可奈何者也。将革命大义,幻为私利者,当负此责乎?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矣。曾氏兄弟,侥幸成功,真如前人所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又如记曾国荃笼络士兵,为其效死。士兵负伤后,令其口嚼人参,然后将渣滓,敷于伤口。声言如此可以起死回生。
  以致湖南人参,被购一空,参价百倍高于人价。又记曾国荃得势后,如何搜刮财物,兼并乡里,大置田产,均系曾国藩亲口对赵烈文所谈。
  看来,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

《翁文恭公日记》

  《翁文恭公日记》共四十册,涵芬楼影印。后有目次,始自咸丰八年,终于光绪三十年。末有张元济跋。
  翁为两朝(同、光)师傅,官至大学士,入军机处。其父、兄均居政府、军事高位,侄子又中状元,门第显赫。又值国家动乱多变之秋,他的日记部头又如此之庞大,我买来时,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且逐年逐日读下去,及至终卷,失望得很。
  比如当两个幼年皇帝的师傅吧,当时我想,他这个小学启蒙老师,和我在乡村私塾,所体验的教鞭生涯,恐怕有很大不同吧?结果,什么也看不出来。他每天进宫教学,有时只记“龃龉”或“大龃龉”,我领会就是教学很不顺利的意思。
  但究竟发生了什么故障,他从不具体说明。
  他记得比较具体的是买字画,买字帖,吃鱼翅,送子侄入考场,替皇帝办山陵工程……这些琐事。甚至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交往,他也不记。比如和康有为的认识交往,记得若有若无,在疑似之间。
  对于政局的矛盾、困难,他自己的遭逢感受,也不记载。
  只是到了后来,废职家居,才有时透露一些恐怖埋怨之情,也非常隐晦。
  从如此大人物的日记里,看不出时代的、政治的波浪起伏,实在使人感到遗憾。但他的行书小字,写得实在漂亮,读着空洞无物的日记,欣赏流畅秀美的书法,也算是收之桑榆吧。
  张元济说他的日记,“小心寅畏,下笔矜慎”,并深以他的遭遇不及宋之司马、欧阳为恨。历史是不能如此比较的。同为皇太后,或为圣母,或为灾星,这只是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她们的存在,必有其历史的土壤、雨露、气候。大臣自身,即应列入以上三者之间,起到什么作用,是因“己”而异,因“人”而异的,并不能完全怪罪女人们。
  我看此人,并非政治上的干材,也只是一个书生。凡是书生,当政治处于新旧交替转折之时,容易向往新者。而本身脆弱,当旧势力抬头,则易于馁败,陷于矛盾。古今如此。
  我尚有燕京大学图书馆民国二十八年影印的《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共二册。所记更为简略,系备忘性质。

《缘督庐日记钞》

  《缘督庐日记钞》长洲叶昌炽著,王季烈辑,上海蟫隐庐石印,十六册两函。前有目录,始自同治庚午,终于民国丁巳。
  叶昌炽是一个学者,他著的《语石》,是研究石刻的体裁很好,很有见解的书,商务印书馆列为国学基本丛书之一。他著的《藏书纪事诗》,搜采藏书逸事典故,甚为完备,诗亦典雅。这个人做学问的态度,是很严肃认真的。他代潘祖荫家编的丛书,校勘精细,惜字体太肥大,这恐怕和他的视力不佳有关。
  他只是一名翰林,出任过学政,没有做过显要的官。
  他的日记是摘钞,数量已经可观,但内容也是叫我失望的。他最有兴趣的,是经幢石刻。因此整部日记,几乎有一半篇幅,记的是购买经幢、考订经幢。他是金石家,把范围定得很小,很具体,因此研究成果,也特别精细。他是经幢的专门收藏家、鉴赏家、学者。在这一范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治学方法,是很值得学习的。
  他也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但所记亦寥寥。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京,他是目击者,所记一般,无可采择,甚为可惜。
  这是一位保守派,对革命以后的社会生活,甚为不满。民国后,他还常穿戴翰林的服装,出门去给人家“点主”,遭到群众的围观讥笑,使他颇为难堪。可谓不识时务。
  颇似一书呆子,然又自负知人之明。长沙叶德辉去与他联宗,遭到他的拒绝。据他说,是看到叶德辉的眼睛里,有一种不祥之光,断定他不得好死。不幸而言中,这倒使人不知他所操何术了。
  日记抄得很工整,字体遒劲,也可作临池之用日记这一形式,古已有之,然保存至今者寥寥,每种篇幅,亦甚单薄。至晚清,始有大部头日记,最煊赫者为《越缦堂日记》。此记我未购买正本,只有《越缦堂日记补》十三册,及《越缦堂詹詹录》二册。后者为作者之侄所辑录,以事相系者也。
  我尚有《湘绮楼日记》,为涵芬楼排印本,两函三十二册,印制甚精美。越缦所记,多京居琐事,可见此人生活、性情。
  但涂抹太多,阅读不便。其内容以读书记为最有价值,自由云龙辑出后,此记遂可覆瓿。湘绮为晚清诗文大作家,并经历过同、光以来国家政治变动,然从他的日记,实难看到重要史实,正像他自谦的,所记多为闾巷之事,饾饤之学,治学亦不及越缦堂之有统系。此外,新印的《林则徐日记》,文字简洁,记事真切,尚有可观。
  日记,按道理讲,最能保存时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实情感。然泛览古人日记,实与此道相违。这是因为,人们虽然都知道日记对历史人生,有其特殊功能;但是,人们也都知道,这种文字,以其是直接的实录,亲身的记载,带着个人感情,亦最易招惹是非,成为灾祸根源。古今抄家,最注意者即为日记与书信。记事者一怕触犯朝廷,二怕得罪私人。
  古人谈日记之戒,甚至说:“无事只记阴晴风雨。”如果是这样,日记只能成为气象记录。
  可以断定,这些大部头的日记,经过时间考验淘汰,千百年后,也就所剩无几了。目前所以是庞然大物,只因为还是新出笼的缘故。
  我一生无耐心耐力,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甚以为憾事。自从读了鲁迅日记以后,对日记发生了兴趣,先后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小本的尚有《郭天锡手书日记》,都穆《使西日记》,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潘祖荫《秦輶日记》,董康《东游日记》,赵君举《三愿堂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寒云日记》等。最后一种,为袁世凯之二公子袁克文所作,阅后已赠送他人。
  日记,如只是给自己看,只是作为家乘,当然就不能饱后人的眼福。如果为了发表,视若著作,也就失去了日记的原来意义,减低了它的价值。这实在是这一形式本身的一大矛盾。
  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向各地古旧书店,函购书籍,索阅书目,购买日记的人很少,所以容易得到。当然,如果细心钩稽,还可以得到一些有用材料。但我只是浏览,所获仅仅如上。
                     198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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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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