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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斋琐谈(一)



谈妒

  “文人相轻”,是曹丕说的话。曹丕是皇帝、作家、文艺评论家,又是当时文坛的实际领导人,他的话自然是有很大的权威性。他并且说,这种现象是“自古而然”,可见文人之间的相轻,几几乎是一种不可动摇的规律了。
  但是,虽然他有这么一说,在他以前以后,还是出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终于使我国有了一本厚厚的琳琅满目的文学史。就在他的当时,建安文学也已经巍然形成了一座艺术的高峰。
  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文人之相轻,只是相轻而已,并不妨碍更不能消灭文学的发展。文人和文章,总是不免有可轻的地方,互相攻磨,也很难说就是嫉妒。记得一位大作家,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托尔斯泰对青年作家的所谓妒,并不当作恶德,而是作为美谈和逸事来记述的。
  妒、嫉,都是女字旁,在造字的圣人看来,在女性身上,这种性质,是于兹为烈了。中国小说,写闺阁的妒嫉的很不少,《金瓶梅》写的最淋漓尽致,可以说是生命攸关、你死我活。其实这只能表示当时妇女生存之难,并非只有女人才是这样。
  据弗洛伊德学派分析,嫉妒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人人都具有的,从儿童那里也可以看到的。这当然是一种缺陷心理,是由于羡慕一种较高的生活,想获得一种较好的地位,或是想得到一种较贵重的东西产生的。自己不能得到心理的补偿,发现身边的人,或站在同等位置的人先得到了,就会产生嫉妒。
  按照达尔文的生物学说以及遗传学说,这种心理,本来是不足奇怪,也无可厚非的。这是生物界长期在优胜劣败、物竞天择这一规律下生存演变,自然形成的,不分圣贤愚劣,人人都有份的一种本能。
  它并不像有些理学家所说的,只有别人才会有,他那里没有。试想:性的嫉妒,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妒”,如果这种天生的正人君子,涉足了桃色事件,而且作了失败者,他会没有一点妒心,无动于衷吗?那倒是成了心理的大缺陷了。
  有的理论家把嫉妒归咎于“小农经济”,把意识形态甚至心理现象简单地和物质基础联系起来,好像很科学。其实,“大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把这种心理消灭。
  蒲松龄是伟大的。他在一篇小说里,借一个非常可爱的少女的口说:“幸灾乐祸,人之常情,可以原谅。”幸灾乐祸也是一种嫉妒。
  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可贵的心理,也不是不能克服的。人类社会的教育设施、道德准则,都是为了克服人的固有的缺陷,包括心理的缺陷,才建立起来并逐渐完善的。
  嫉妒心理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强弱与引之发生的物象的距离,成为正比。就是说,一个人发生妒心,常常是由于只看到了近处,比如家庭之间、闺阁之内、邻居朋友之间,地位相同,或是处境相同,一旦别人较之上升,他就发生了嫉妒。
  如果,他增加了文化知识,把眼界放开了,或是他经历了更多的社会磨炼,他的妒心,就会得到相应的减少与克服。
  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对这种心理,是排斥的,是认为不光彩的。这样有时也会使这种心理,变得更阴暗,发展为阴狠毒辣,驱使人去犯罪,造成不幸的事件。如果当事人的地位高,把这种心理加上伪装,其造成的不幸局面,就会更大,影响的人,也就会更多。
  由嫉妒造成的大变乱,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乏例证的。远的不说,即如“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其中就有很大的嫉妒心理在作祟。他们把这种心理,加上冠冕堂皇的伪装,称之为“革命”,并且用一切办法,把社会分成无数的等级、差别,结果造成社会的大动乱。
  革命的动力,是经济和政治主导的、要求的,并非仅凭嫉妒心理,泄一时之忿,可以完成的。以这种缺陷心理为主导,为动力,是不能支持长久的,一定要失败的。
  最不容易分辨清楚的是:少数人的野心,不逞之徒的非分之想,流氓混混儿的趁火打劫,和广大群众受压迫,所表现的不平和反抗。
  项羽看见秦始皇,大言曰:“彼可取而代之也。”猛一听,其中好像有嫉妒的成分。另一位英雄所喊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乍一看也好像是一个人的愤愤不平,其实他们的声音是和时代,和那一时代的广大群众的心相连的,所以他们能取得一时的成功。
                     1981年12月28日

谈才

  六十年代之末,天才二字,绝迹于报章。那是因为从政治上考虑,自然与文学艺术无关。
  近年来,这两个字提到的就多了,什么事一多起来,也就有许多地方不大可信,也就与文学艺术关系不大了。例如神童之说,特异功能之说等等,有的是把科学赶到迷信的领地里去;有的却是把迷信硬拉进科学的家里来。
  我在年幼时,对天才也是很羡慕的。天才是一朵花,是一种果实,一旦成熟,是很吸引人的注意的。及至老年,我的态度就有了些变化。我开始明白:无论是花朵或果实,它总是要有根的,根下总要有土壤的。没有根和土壤的花和果,总是靠不住的吧。因此我在读作家艺术家的传记时,总是特别留心他们还没有成为天才之前的那一个阶段,就是他们奋发用功的阶段,悬梁刺股的阶段;他们追求探索,四顾茫然的阶段;然后才是他们坦途行进,收获日丰的所谓天才阶段。
  现在已经没有人空谈曹雪芹的天才了,因为历史告诉人们,曹除去经历了一劫人生,还在黄叶山村,对文稿披阅了十载,删改了五次。也没有人空谈《水浒传》作者的天才了,因为历史也告诉人们,这一作者除去其他方面的修养准备,还曾经把一百零八名人物绘成图样,张之四壁,终日观摩思考,才得写出了不同性格的英雄。也没有人空谈王国维的天才了,因为他那种孜孜以求,有根有据,博大精深的治学方法,也为人所熟知了。海明威负过那么多次致命的伤,中了那么多的弹片,他才写得出他那种有关生死的小说。
  所以我主张,在读天才的作品之前,最好先读读他们的可靠的传记。说可靠的传记,就是真实的传记,并非一味鼓吹天才的那种所谓传记。
  天才主要是有根,而根必植在土壤之中。对文学艺术来说,这种土壤,就是生活,与人民有关的,与国家民族有关的生活。从这里生长起来,可能成为天才,也可能成不了天才,但终会成为有用之材。如果没有这个根柢,只是从前人或国外的文字成品上,模仿一些,改装一些,其中虽也不乏一些技巧,但终不能成为天才的。

谈名

  名之为害,我国古人已经谈得很多,有的竟说成是“殉名”,就是因名致死,可见是很可怕的了。
  但是,远名之士少,近名之士还是多。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名和利又常常联系在一起,与生活或者说是生计有关,这也就很难说了。
  习惯上,文艺工作中的名利问题,好像就更突出。
  余生也晚,旧社会上海滩上文坛的事情,知道得少。我发表东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两个时期,在敌后根据地,的的确确没有稿费一说。战士打仗,每天只是三钱油三钱盐,文人拿笔写点稿子,哪里还能给你什么稿费?虽然没有利,但不能说没有名,东西发表了,总是会带来一点好处的。不过,冷静地回忆起来,所谓“争名夺利”中的两个动词,在那个时代,是要少一些,或者清淡一些。
  进城以后,不分贤与不肖,就都有了这个问题,或多或少。每个人也都有不少经验教训,事情昭然,这里也就不详谈了。
  文人好名,这是个普遍现象,我也不例外,曾屡次声明过。有一点点虚名,受过不少实害,也曾为之发过不少牢骚。
  对文与名的关系,或者名与利的关系,究竟就知道得那么详细?体会得那么透彻吗?也不尽然。
  就感觉所得,有的人是急于求名,想在文学事业上求得发展。大多数是青年,他们有的在待业,有的虽有职业,而不甘于平凡工作的劳苦,有的考大学未被录取,有的是残废。
  他们把文学事业想得很简单,以为请一个名师,读几本小说,订一份杂志,就可以了。我有时也接到这些青年人的来信,其中有不少是很朴实诚笃的人,他们确是把文章成名看做是一种生活理想,一种摆脱困难处境的出路。我读了他们的信,常常感到心里很沉重,甚至很难过。但如果我直言不讳,说这种想法太天真,太简单,又恐怕扫他们的兴,增加他们的痛苦。
  也有一种幸运儿,可以称之为“浪得名”的人。这在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几十年间,是常见的,是接二连三出现的。或以虚报产量,或以假造典型,或造谣言,或交白卷,或写改头换面的文章,一夜之间,就可以登名报纸,扬名宇内。自然,这种浪来之名,也容易浪去,大家记忆犹新,也就不再多说了。
  还有一种,就是韩愈说的“动辄得咎,名亦随之”的名。
  在韩愈,他是总结经验,并非有意投机求名。后来之士,却以为这也是得名的一个好办法。事先揣摩意旨,观察气候,写一篇小说或报告,发人所不敢言者。其实他这样做,也是先看准现在是政治清明,讲求民主,风险不大之时。如果在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的年代,弄不好,会戴帽充军,他也就不一定有这般勇气了。
  总之,文人之好名——其实也不只文人,是很难说也难免的,不可厚非的。只要求出之以正,靠努力得来就好了。江青不许人谈名利,不过是企图把天下的名利集结在她一人的身上。文优而仕,在我们国家,是个传统,也算是仕途正路。
  虽然如什么文联、协会之类的官,古代并没有,今天来说,也不上仕版,算不得什么官,但在人们眼里,还是和名有些关联,和生活有些关联。因此,有人先求文章通显,然后转入宦途,也就不奇怪了。
  戴东原曰:仆数十年来……其得于学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
  他的话,未免有点高谈阔论吧!但道理还是有的。
                     1982年4月25日晨

谈谀

  字典:逢迎之言曰谀,谓言人之善不实也。
  谀,是一向当做不好的表现的。其实,在生活之中,是很难免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生之中,从来也没有谀过人的人。我回想了一下,自己是有过的。主要是对小孩、病人、老年人。
  关于谀小孩,还有个过程。我们乡下,有个古俗,孩子缺的人家,生下女孩,常起名“丑”。孩子长大了,常常是很漂亮的。人们在逗弄这个小孩时,也常常叫“丑闺女,丑闺女”,她的父母,并不以为怪。
  进入城市以后,长年居住在大杂院之中,邻居生了一个女孩,抱了出来叫我看。我仍然按照乡下的习惯,摸着小孩的脸蛋说:“丑闺女,丑闺女,”孩子的母亲非常不高兴,脸色难看极了,引起我的警惕。后来见到同院的人,抱出小孩来,我就总是说:“漂亮,这孩子真漂亮!”漂亮不漂亮,是美学问题,含义高深,因人而异,说对说错,向来是没有定论的。但如果涉及胖瘦问题,即近于物质基础的问题,就要实事求是一些,不能过谀了。有一次,有一位妈妈,抱一个孩子叫我看,我当时心思没在那上面,就随口说:“这孩子多胖,多好玩!”孩子妈妈又不高兴了,抱着孩子扭身走去。我留神一看,才发现孩子瘦成了一把骨。又是一次经验教训。
  对于病人,我见了总好说:“好多了,脸色不错。”有的病人听了,也不一定高兴,当然也不好表示不高兴,因为我并无恶意。对老年人,常常是对那些好写诗的老年人,我总说他的诗写得好,至于为了什么,我在这里就不详细交待了。
  但我自信,对青年人,我很少谀。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既非谀,就是直言(其实也常常拐弯抹角,吞吞吐吐)。因此,就有人说我是好“教训”人。当今之世,吹捧为上,“教训”二字,可是要常常得罪人,并有时要招来祸害的。
  不过,我可以安慰自己的,是自己也并不大愿意听别人对我的谀,尤其是青年人对我的谀。听到这些,我常常感到惭愧不安,并深深为说这种话的人惋惜。
  至于极个别的,谀他人(多是老一辈)的用心,是为了叫他人投桃报李,也回敬自己一个谀,而当别人还没有来得及这样去做,就急急转过身去,不高兴,口出不逊,以表示自己敢于革命,想从另一途径求得名声的青年,我对他,就不只是惋惜了。
  附记:我平日写文章,只能作一题。听说别人能于同时进行几种创作,颇以为奇。今晨于写作“谈名”之时,居然与此篇交插并进,系空前之举。盖此二题,有相通之处,本可合成一篇之故也。

谈谅

  古代哲人、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教人交友时特别强调一个“谅”字。
  孔子的教学法,很少照本宣科,他总是把他的人生经验作为活的教材,去告诉他的弟子们,交友之道,就是其一。
  是否可以这样说呢,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维持下来,不断进步,除去革命斗争之外,有时也是互相谅解的结果。
  谅,就是在判断一个人的失误时,能联系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加以分析。
  三十年代初,日本的左翼文学,曾经风起云涌般的发展,但很快就遭到政府镇压,那些左翼作家,又风一般向右转,当时称做“转向”。有人对此有所讥嘲。鲁迅先生说:这些人忽然转向,当然不对,但那里——即日本——的迫害,也实在残酷,是我们在这里难以想象的。他的话,既有原则性,也有分析,并把仇恨引到法西斯制度上去。
  十年动乱,“四人帮”的法西斯行为,其手段之残忍,用心之卑鄙,残害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中外历史没有前例的,使不少优秀的,正当有为之年的,甚至是聪明乐观的文艺工作者自裁了。事后,有人为之悲悼,也有人对之责难,认为是“软弱”,甚至骂之为“浑”为“叛”,“世界观有问题”。这就很容易使人们想起,有些造反派把某人迫害致死后,还指着尸体骂他是自绝于人民,死不改悔等等,同样是令人难以索解的奇异心理。如果死者起身睁眼问道:“你又是怎样活过来的呢?十年中间,你的言行都那么合乎真理正义吗?”这当然就同样有失于谅道了。
  死去的是因为活不下去,于是死去了。活着的,是因为不愿意死,就活下来了。这本来都很简单。
  王国维的死,有人说是因为病,有人说是因为钱(他人侵吞了他的稿费),有人说是被革命所吓倒,有人说是殉葬清朝。
  最近我读到了他的一部分书札。在治学时,他是那样客观冷静,虚怀若谷,左顾右盼,不遗毫发。但当有人“侵犯”了一点点皇室利益,他竟变得那样气急败坏,语无伦次,强词夺理,激动万分。他不过是一个逊位皇帝的“南书房行走”,他不重视在中外学术界的权威地位,竟念念不忘他那几件破如意,一件上朝用的旧披肩,我确实为之大为惊异了。这样的性格,真给他一个官儿,他能做得好吗?现实可能的,他能做的,他不安心去做,而去追求迷恋他所不能的,近于镜花水月的事业,并以死赴之。这是什么道理呢?但终于想,一个人的死,常常是时代的悲剧。这一悲剧的终场,前人难以想到,后人也难以索解。他本人也是不太明白的,他只是感到没有出路,非常痛苦,于是就跳进了昆明湖。长期积累的,耳习目染的封建帝制余毒,在他的心灵中,形成了一个致命的大病灶。心理的病加上生理的病,促使他死亡。
  他的学术是无与伦比的。我上中学的时候,就买了一本商务印的带有圈点的《宋元剧曲史》,对他非常崇拜。现在手下又有他的《流沙坠简》,《观堂集林》等书,虽然看不大懂,但总想从中看出一点他治学的方法,求知的道路。对他的胡里胡涂的死亡,也就有所谅解,不忍心责难了。
  还有罗振玉,他是善终的。溥仪说他在大连开古董铺,卖假古董。这可能是事实。这人也确是个学者,专门做坟墓里的工作。且不说他在甲骨文上的研究贡献,就是抄录那么多古碑,印那么多字帖,对后人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多少方便呀!了解他的时代环境,处世为人,同时也了解他的独特的治学之路,这也算是对人的一种谅解吧。他印的书,价虽昂,都是货真价实,精美绝伦的珍品。
  谅,虽然可以称做一种美德,但不能否认斗争。孔子在谈到谅时,是与直和多闻相提并论的。直就是批评,规劝,甚至斗争。多闻则是指的学识。有学有识,才有比较,才有权衡,才能判断:何者可谅,何者不可谅。一味去谅,那不仅无补于世道,而且会被看成呆子,彻底倒霉无疑了。
                     1982年5月15日

谈慎

  人到晚年,记忆力就靠不住了。自恃记性好,就会出错。
  记得鲁迅先生,在晚年和人论战时,就曾经因把《颜氏家训》上学鲜卑语的典故记反了,引起过一些麻烦。我常想,以先生之博闻强记,尚且有时如此,我辈庸碌,就更应该随时注意。我目前写作,有时提笔忘字,身边有一本过去商务印的学生字典给我帮了不少忙。用词用典,心里没有把握时,就查查《辞海》,很怕晚年在文字上出错,此生追悔不及。
  这也算是一种谨慎吧。在文事之途上,层峦叠嶂,千变万化,只是自己谨慎还不够,别人也会给你插一横杠。所以还要勤,一时一刻也不能疏忽。近年来,我确实有些疏懒了,不断出些事故,因此,想把自己的书斋,颜曰“老荒”。
  新写的文章,我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左看右看,两遍三遍地修改。过去的作品这几年也走了运,有人把它们东编西编,名目繁多,重复杂逻不断重印。不知为什么,我很没兴趣去读。我认为是炒冷饭,读起来没有味道。这样做,在出版法上也不合适,可也没有坚决制止,采取了任人去编的态度。校对时,也常常委托别人代劳。文字一事,非同别个,必须躬亲。你不对自己的书负责,别人是无能为力,或者爱莫能助的。
  最近有个出版社印了我的一本小说选集,说是自选,我是让编辑代选的。她叫我写序,我请她摘用我和吴泰昌的一次谈话,作为代序。清样寄来,正值我身体不好,事情又多,以为既是摘录旧文章,不会有什么错,就请别人代看一下寄回付印了。后来书印成了,就在这个关节上出了意想不到的毛病。原文是我和吴泰昌的谈话,编辑摘录时,为了形成一篇文章,把吴泰昌说的话,都变成了我的话。什么在我的创作道路上,一开始就燃烧着人道主义的火炬呀。什么形成了一个大家公认的有影响的流派呀。什么中长篇小说,普遍受到好评呀。别人的客气话,一变而成了自我吹嘘。这不能怪编辑,如果我自己能把清样仔细看一遍,这种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此不慎者一。
  近年来,有些同志到舍下来谈后,回去还常常写一篇文字发表,其中不少佳作,使我受到益处。也有用报告文学手法写的,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对此,直接间接,我也发表过一些看法。最近又读到一篇,已经不只是报告文学,而是近似小说了。作者来到我家,谈了不多几句话,坐了不到一刻钟,当时有旁人在座,可以作证。但在他的访问记里,我竟变成了一个讲演家,大道理滔滔不绝地出自我的口中,他都加上了引号,这就使我不禁为之大吃一惊了。
  当然,他并不是恶意,引号里的那些话,也都是好话,都是非常正确的话,并对当前的形势,有积极意义。千百年后,也不会有人从中找出毛病来的。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说这种话,是作者为了他的主题,才要说的,是为了他那里的工作,才要说的。往不好处说,这叫“造作语言”,往好处说,这是代我“立言”。什么是访问记的写法,什么是小说的写法,可能他分辨不清吧。
  如果我事先知道他要写这篇文章,要来看看就好了,就不会出这种事了。此不慎者二。
  我是不好和别人谈话的,一是因为性格,二是因为疾病,三是因为经验。目前,我的房间客座前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就有一句:谈话时间不宜过长。
  写文章,自己可以考虑,可以推敲,可以修改,尚且难免出错。言多语失,还可以传错、领会错,后来解释、补充、纠正也来不及。有些人是善于寻章摘句,捕风捉影的。他到处寻寻觅觅,捡拾别人的话柄,作为他发表评论的资本。他评论东西南北的事物,有拓清天下之志。但就在他管辖的那个地方,就在他的肘下,却常常发生一些使天下为之震惊的奇文奇事。
  这种人虽然还在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一贯坚决,其实在创作上,不过长期处在一种模仿阶段,在理论上,更谈不上有什么一贯的主张。今日宗杨,明日师墨,高兴时,鹦鹉学舌,不高兴,反咬一口。根子还是左右逢迎,看风使舵。
  和这种人对坐,最好闭口。不然,就“离远一点”。
  《水浒传》上描写:汴梁城里,有很多“闲散官儿”。为官而闲在,幼年读时,颇以为怪。现在不怪了。这些人,没有什么实权,也没有多少事干,但又闲不住。整天价在三瓦两舍,寻欢取乐,也在诗词歌赋上,互相挑剔,寻事生非。他们的所作所为,虽不一定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但“文苑”之长期难以平静无事,恐怕这也是一个原因吧?此应慎者三。
                     1982年5月28日晨再改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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