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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随笔


  
——忆邵子南同志

  邵子南同志死去有好几年了。在这几年里,我时常想起他,有时还想写点什么纪念他,这或者是因为我长期为病所困苦的缘故。
  实际上,我和邵子南同志之间,既谈不上什么深久的交谊,也谈不上什么多方面的了解。去年冯牧同志来,回忆那年鲁艺文学系,从敌后新来了两位同志,他的描述是:“邵子南整天呱啦呱啦,你是整天一句话也不说……”
  我和邵子南同志的性格、爱好,当然不能说是完全相反,但确实有很大的距离,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他有些地方,实在为我所不喜欢。
  我们差不多是同时到达延安的。最初,我们住在鲁艺东山紧紧相邻的两间小窑洞里。每逢夜晚,我站在窑洞门外眺望远处的景色,有时一转身,望见他那小小的窗户,被油灯照得通明。我知道他是一个人在写文章,如果有客人,他那四川口音,就会声闻户外的。
  后来,系里的领导人要合并宿舍,建议我们俩合住到山下面一间窑洞里,那窑洞很大,用作几十人的会场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提出了不愿意搬的意见。
  这当然是因为我不愿意和邵子南同志去同住,我害怕受不了他那整天的聒噪。领导人没有勉强我,我仍然一个人住在小窑洞里。我记不清邵子南同志搬下去了没有,但我知道,如果领导人先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一定表示愿意,至多请领导人问问我……我知道,他是没有这种择人而处的毛病的。并且,他也绝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有丝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气的。
  所以,他有些地方,虽然不为我所喜欢,但是我很尊敬他,就是说,他有些地方,很为我所佩服。
  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股子硬劲,那股子热情,那说干就干、干脆爽朗的性格。
  我们最初认识是在晋察冀边区。边区虽大,但同志们真是一见如故,来往也是很频繁的。那时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住在一个叫三将台的小村庄,他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住在离我们三四里地的一个村庄,村名我忘记了,只记住如果到他们那里去,是沿着河滩沙路,逆着淙淙的溪流往上走。
  有一天,是一九四○年的夏季吧,我正在高山坡上一间小屋里,帮着油印我们的刊物《文艺通讯》。他同田间同志来了,我带着两手油墨和他们握了手,田间同志照例只是笑笑,他却高声地说:“久仰——真正的久仰!”
  我到边区不久,也并没有什么可仰之处,但在此以前,我已经读过他写的不少诗文。所以当时的感觉,只是:他这样说,是有些居高临下的情绪的。从此我们就熟了,并且相互关心起来。那时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做一样工作的同志们,虽然不在一个机关,虽然有时为高山恶水所阻隔。
  我有时也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在团里是一个文学组。四五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屋里只有一张桌子,放着钢板蜡纸,墙上整齐地挂着各人的书包、手榴弹。炕上除去打得整整齐齐准备随时行动的被包,还放着油印机,堆着刚刚印好还待折叠装订的诗刊。每逢我去了,同志们总是很热情地说:“孙犁来了,打饭去!”还要弄一些好吃的菜。他们都是这样热情,非常真挚,这不只对我,对谁也是这样。他们那个文学组,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主要是,我看见他们生活和工作得非常紧张,有秩序,活泼团结。他们对团的领导人周巍峙同志很尊重,相互之间很亲切,简直使我看不出一点“诗人”、“小说家”的自由散漫的迹象。并且,使我感到,在他们那里,有些部队上的组织纪律性——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很喜欢这种味道。
  我那时确实很喜欢这种军事情调。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区刚刚成立游击队。有一天,我在安国县,同当时在政治部工作的阎、陈两位同志走在大街上。对面过来一位领导人,小阎整整军装,说:“主任!我们给他敬个礼。”临近的时候,素日以吊儿浪当著称的小阎,果然郑重地向主任敬了礼。这一下,在我看来,真是给那个县城增加了不少抗日的气氛,事隔多年,还活泼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因此,在以后人们说到邵子南同志脾气很怪的时候,简直引不起我什么联想,说他固执,我倒是有些信服。
  那时,他们的文学组编印《诗建设》,每期都有邵子南同志的诗,那用红绿色油光纸印刷的诗传单上,也每期有他写的很多街头诗。此外,他写了大量的歌词,写了大型歌剧《不死的人》。战斗,生产他都积极参加,有时还登台演戏,充当配角,帮助布景卸幕等等。
  我可以说,邵子南同志在当时所写的诗,是富于感觉,很有才华的。虽然,他写的那个大型歌剧,我并不很喜欢。但它好像也为后来的一些歌剧留下了不小的影响,例如过高的调门和过多的哭腔。我所以不喜欢它,是觉得这种形式,这些咏叹调,恐怕难为群众所接受,也许我把群众接受的可能性估低和估窄了。
  当时,邵子南同志好像是以主张“化大众”,受到了批评,详细情形我不很了解。他当时写的一些诗,确是很欧化的。据我想,他在当时主张“化大众”,恐怕是片面地从文艺还要教育群众这个性能上着想,忽视了群众的斗争和生活,他们的才能和创造,才是文艺的真正源泉这一个主要方面。不久,他下乡去了,在阜平很小的一个村庄,担任小学教师。在和群众一同战斗一同生产的几年,并经过学习党的文艺政策之后,邵子南同志改变了他的看法。我们到了延安以后,他忽然爱好起中国的旧小说,并发表了那些新“三言”似的作品。
  据我看来,他有时好像又走上了一个极端,还是那样固执,以致在作品表现上有些摹拟之处。而且,虽然在形式上大众化了,但因为在情节上过分喜好离奇,在题材上多采用传说,从而减弱了作品内容的现实意义。这与以前忽视现实生活的“欧化”,势将异途而同归。如果再过一个时期,我相信他会再突破这一点,在创作上攀登上一个新的境界。
  他的为人,表现得很单纯,有时甚至叫人看着有些浅薄而自以为是,这正是他的可爱、可以亲近之处。他的反映性很锐敏很强烈,有时爱好夸夸其谈,不叫他发表意见是很困难的。他对待他认为错误和恶劣的思想和行动,不避免使用难听刺耳的语言,但在我们相处的日子,他从来也没有对同志或对同志写的文章,运用过虚构情节或绕弯暗示的“文艺”手法。
  在延安我们相处的那一段日子里,他很好说这样两句话: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有时谈着谈着,甚至有时是什么也没谈,就忽然出现这么两句。邵子南同志是很少坐下来谈话的,即使是闲谈,他也总是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这两句话他说得总是那么斩钉截铁,说时的神气也总是那么趾高气扬。说完以后,两片薄薄的缺乏血色的嘴唇紧紧一闭,简直是自信到极点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好说这样两句话,有时甚至猜不出他又想到什么或指的是什么。作为警辟的文学语言,我也很喜欢这两句话。在一个问题上,独抒己见是好的,在一种事业上,勇于尝试也是好的。但如果要处处标新立异,事事与众不同,那也会成为一种虚无吧。邵子南同志特别喜爱这两句话,大概是因为它十分符合他那一种倔强的性格。
  他的身体很不好,就是在我们都很年轻的那些年月,也可以看出他的脸色憔悴,先天的营养不良和长时期神经的过度耗损,但他的精神很焕发。在那年夏天,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挺直的身子,黑黑的头发,明朗的面孔,紧紧闭起的嘴唇。灰军装,绿绑腿,赤脚草鞋,走起路来,矫健而敏捷。这种印象,直到今天,在我眼前,还是栩栩如生。他已经不存在了。
  关于邵子南同志,我不了解他的全部历史,我总觉得,他的死是党的文艺队伍的一个损失,他的才华灯盏里的油脂并没枯竭,他死得早了一些。因为我们年岁相当,走过的路大体一致,都是少年贫困流浪,苦恼迷惑,后来喜爱文艺,并由此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共同度过了不算短的那一段艰苦的岁月。在晋察冀的山前山后,村边道沿,不只留有他的足迹,也留有他那些热情的诗篇。村女牧童也许还在传唱着他写的歌词。在这里,我不能准确估量邵子南同志写出的相当丰富的作品对于现实的意义,但我想,就是再过些年,也不见得就人琴两无音响。而他那从事文艺工作和参加革命工作的初心,我自认也是理解一些的。他在从事创作时,那种勤勉认真的劲头,我始终更是认为可贵,值得我学习的。在这篇短文里,我回忆了他的一些特点,不过是表示希望由此能“以逝者之所长,补存者之不足”的微意而已。
  今年春寒,写到这里,夜静更深,窗外的风雪,正在交织吼叫。记得那年,我们到了延安,延安丰衣足食,经常可以吃到肉,按照那里的习惯,一些头蹄杂碎,是抛弃不吃的。
  有一天,邵子南同志在山沟里拾回一个庞大的牛头,在我们的窑洞门口,架起大块劈柴,安上一口大锅,把牛头原封不动地煮在里面,他说要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
  我不记得我和他分享过这顿异想天开的盛餐没有。在那黄昏时分,在那寒风凛洌的山头,在那熊熊的火焰旁边,他那兴高采烈的神情,他那高谈阔论,他那爽朗的笑声,我好像又看到听到了。
                    1962年4月1日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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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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