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极品欣赏网手机铃声 | 电影下载 | 经典FLASH MTV | OICQ资料 | 幽默笑话 | 美女写真 | 星座命运 | 搜索大全 | 畅销书热卖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真美善》杂志与曾氏父子的文化事业


  新文学本策源于北平那个古都,《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都是作品发表的重要园地。到民国十五、六年间,北方局势动荡不安,许多文化人避难南下,大都税驾于上海。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商埠,这个当时远东最大的港口,这个纸醉金迷,繁华甲全国的都市,大书店原来多,出版书报之富,在当时更首屈一指。那些避难来的文化人到了这个地方,文艺气氛更荼火般旺盛起来了。其中有位文坛前辈、艺苑耆宿也未免见猎心喜,加入了这个阵营,干起开书店,发行书刊的文化事业来,他就是本书小说部分介绍过的清末民初以《孽海花》享重名的,笔名东亚病夫的曾孟朴。
  病夫于民国十六年在上海开了一家书店,以真美善三字为店名。同年发行《真美善月刊》。创刊号有他一篇《编者的一点小意见》,阐发真、美、善这三字的意义:
  “真美善”三个字,是很广泛的名辞,差不多有许多学科可以适用。但是我选这三个字来做我杂志的名,是专一取做文学的标准。
  那么在文学上究竟什么叫做真?就是文学的体质。体质是什么东西?就是文学里一个作品所以形成的事实或情绪。作者把自己选采的事实或情绪,不问是现实的,是想象的,描写得来恰如分际,不模仿,不矫饰,不扩大,如实地写出来,叫读者同化在他想象的境界里,忘了是文字的表现,这就是真。
  那么什么叫做美?就是文学的组织。组织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作品里全体的布局和章法句法字法。作者把这些通盘筹计了,拿技巧的方法来排列配合得整齐紧凑,仿佛拿着许多笨重的锅炉机轮做成一件灵活的机器,合着许多死的皮肉筋骨质料并成一个活的人,自然的现出精神、兴趣、色彩和动感,能激动读者的心,怡悦读者的目,就丢了书本,影象上还留着醰醰余味,这就是美。
  那么什么叫做善?就是文学的目的。目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作品的原动力,就是作品的主旨,也就是它的作用。凡作品的产生,没有无因而至的,没有无病而呻的,或为传宣学说,或为解决问题,或为发抒情感,或为纠正缪误,形形色色,万有不同,但总合着说,总希望作品发生作用;不论政治上、社会上、道德上、学问上,发生变动的影响,这才算达到文学作品最高的目的。所以文学作品的目的,是希望未来的,不是苟安现在的,是改进的,不是保守的,是试验品,不是成绩品,是冒险的,不是安分的。总而言之,不超越求真理的界线,这就是善。
  作者又说:
  我们把真美善三字来名我的杂志,不配讲以外的话,说一句文言的惯语,便叫做“卑之无甚高论”,不过表明他的一点愿望,除去违背得太甚的罢了。譬如一个时髦的中国人,穿了西装,明明语言相通,却偏要在中国话里,夹杂着几句外国腔,未免太不真了;譬如开一爿旧货铺,可发卖的货色很多,却偏要拿些妓女荡妇的淫脂浪粉,破裤旧衣,一样样陈列出来,这未免太不美了;譬如立个医院,原是救济人类,替人类求健全幸福的,却拿来做毒害人的机关,还有借着病来逼勒人家银钱,这未免太不善了。我们这个杂志,决不占染这种气息,这就是编者要表明的第一种意见。
  我们要知道民国十六、七年间,郁达夫正在上海大肆推销他的“卖淫文学”,某博士也正在那里开他的“美的书店”,大卖什么“×史”。那时代新文艺作品真有无“恋”不成书,无“情”不成话之概。而所谓恋,所谓情,又都是极其下流猥亵,煽动兽欲,纵恣肉情的一类文字,没有半点高尚情操存乎其间。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空气本不纯洁,让这群披着新文艺外衣的文人来一闹,更变成恶浊万分的花柳病菌的世界了。《新月月刊》反对“颓废”、“淫秽”的文派,“真美善杂志”反对把妓女荡妇的淫脂浪粉,破裤旧衣的陈列,都是针对当时上海新文坛现象而说的。
  病夫将真美善三字的意义细加阐发后,又说他这种杂志是文学杂志,必须将文学二字的范围加以确定,然后应采的材料方能确定。于是依据欧洲文学上逻辑分类法,参合中国文学体材,列了一个极其精密的表格。那表格真做的极其出色,足见这位主编的真学问与真才情。他更主张想改造中国文学必须借助外来分子,举了若干例子。他说:“这杂志是主张改革文学的,要改革文学自然该尽量容纳外界异性的成分来蜕化他陈旧的本质,另外形成一个新的种族。这在生物学上叫做分化作用,在文学上就是变迁的过程。无论哪一国的文字,不受外国潮流的冲激,决不能发生绝大的变化的。不过我们主张要把外潮的汹涌来冲激自己的创造力。不愿沉没在潮流里,自取灭顶之祸,愿意唱新乡调,不愿唱双簧;不是拿葫芦来依样的画,是拿葫芦来播种,等着生出新葫芦来。”
  这是何等透彻的眼光,何等高远的见解。一个饱受中国旧文学薰陶的老先生能发出这样议论,不叫人咄咄称异吗?这篇弁言还有许多宝贵而伟大的意见,不及备录。总之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文学宣言,可算是一种新文坛的重要文献。对于五四后的新文坛,东亚病夫的批评,非常值得注意,他说:
  我对于现代的出版物,虽未能遍读,然大概也涉猎过。觉得这几年文学界的努力,很值得赞颂的,确有不可埋没的成绩。只就我所见的概括说起来,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很有能脱去模仿的痕迹,表现自我的精神,将来或可自造成中国的短篇小说。第三是诗,比较新创时期,进步的多了。虽然叙事诗还不多见,然抒情诗却能把外来的格调,折中了可谱的音节,来刷新遗传的旧式,情绪的抒写,格外自由、热烈,也渐少诘屈聱牙之病,决有成功的希望。这三件,我们凭良心说,不能不说是良好的新产品。除此外,长篇小说——现在名为长篇,实不过中篇——没有见过。诗剧、散文剧、叙事诗、批评、书翰、游记等,很少成功之作。
  我们在这新辟的文艺之园里巡游了一周,敢说一句话,精致的作品是发现了,只缺少伟大。譬如我们久饿的胃口正想狼吞虎咽,而摆在你面前的只是些精巧的点心,玲珑的糖果,酸辣的小食,不要说山珍海味没有你的份儿,便是家常的全桌饭菜,也到不了口,这如何能鼓腹而嬉呢?
  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成这个现象?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一种是懒惰,一种是欲速。我们来做文章事业的大半是聪明的青年人,聪明人总欢喜做点乖巧的勾当,决不肯去下笨重的工夫。他们见这些小品文和短篇小说,用力少而成功易,又适应潮流,自然群趋一途,何必戴石串戏?等到这种试验,得了些效果,成了些小名,已经有人如天如帝来捧场,自觉在这新国土里已拥了威权,新信仰中已成了偶像,只想保持尊严,享用香火,谁还肯冒险图功,自寻烦恼,这便是懒惰。我们人的普通性,任做什么事,总喜欢越级,政治是如此,文学上也是如此。文学最终的目的,自然要创造,但创造不是天上掉下,石里迸出的,必然有个来源。我们既要参加在世界的文学里,就该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造的源泉(下叙述翻译世界名著之重要,略)。
  从新文学运动后,译事反不如了旧文学时期,这便是欲速。
  病夫这封信就是对当时新文艺现象的批评,也是当时文坛病态的诊断,可谓句句中肯,针针见血。
  病夫第一点贡献,便是用语体创作。凡旧文学根柢深厚的人一定瞧不起新文学,且以年龄关系,思想成为定型,脑筋筑起一千丈铜墙铁壁,对于任何高深的新知识都深闭固拒,无论如何不肯容纳,这是古今中外一般常情。再若旧式文人也最瞧不起小说,四库全书不收小说。病夫先生很早便认为梁启超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小说与群说关系》及该报所附刊的小说杂志,于陶冶国民性及转移风俗厥力至伟。远在五四运动前十五、六年间,他便邀集同志,凑齐股本,在上海设立小说林社,除出版自著小说《孽海花》外,又发行翻译的外国小说,据说商务印书馆刊行林畏庐(琴南)的翻译小说,也是由于小说林的刺激而然。病夫后赴北京,会见林琴南,力劝他译西书宜舍弃文言,改用语体;并劝他翻译西洋小说,宜知西洋文学的流派,宜择欧洲第一流文人的作品,并须择其有代表性者。像英国哈葛德的作品,林氏翻译了好多部,实为浪费精力。林氏不能用其言,反以自己能将外国第二、三流的作品介绍进来,与第一流作家并列,有“化腐臭为神奇”的本领,而诩诩自得呢。这一点,病夫先生,可说新文学的先知先觉,实为难能可贵。他真美善书店便在鼓吹新文艺,而尤着意于小说。
  病夫第二点的贡献,便是他的翻译事业。他能用法文直接翻译书,不像林琴南目不识西文仅凭他人口述,做点笔录功夫。原来病夫早年原想入外交界服务,为了英文在那时仅供商业用途,而法文则为外交上必须的文字,是以在北京时入同文馆读书,就选了法文为主修之课,不幸因故出京未能继续,他却以那八个月光阴所学法文为基础,回到家乡后,借助于字典,努力进修,居然将法文弄通了,后来又遇见了寓法有年陈季同将军,陈告以法国文学变迁之情况,并告以法国文人如佛郎士等对于中国文学之评价,病夫始知西洋文艺值得研究,遂发狂一般,大购法国文学书,日夜诵读,以用功太过,患了一场大病,缠绵三年始渐痊愈。在病中仍手不释卷,终则对法国文学筑下深厚的基础,能自由译法文书。
  病夫的翻译事业以介绍十九世纪法国文豪雨果的作品为主,他译书纯用语体,努力保存原文的面貌和风格,但又不是呆板的直译。因为他的中文底子好,于原书高深的思想,微妙的意趣,隽永的神韵,幽默的风味,都能曲曲传达出来。不像林琴南因自己不懂西文,只好一随口述者的摆布。他的口述者外文程度往往不高,遇着不解的地方便付之节略,好多西洋名著便被林氏笔录得走了样了。又林氏于西书的题目好改用些香艳字样,像什么“玉楼花劫”、“剑底鸳鸯”、“香钩情眼”、“吟边燕语”,不胜枚举,此风传播,致民国初年那数十年间鸳鸯蝴蝶派大行其道。而东亚病夫的翻译则直用原来书名,像雨果的Quatre Vingt Treize,便译为《九十三年》,Angelo便译为《项日乐》,Hernani便译为《欧那尼》,Lucrece Barqia便译为《吕克兰鲍夏》等等,他翻译的书不能像林译的风行,实也由于曲高和寡的关系。
  病夫对于他翻译事业,也曾拟定了一个计划,那计划也大得惊人。他很早便宣布文学之为物,不是孤立的,必须接受外来文学的冲击,始能发生变化,产生进步,一潭死水,没有新源,终于腐臭而已,又好像花之能结果,有类于蜂蝶之传播花粒,花之品类由低劣的品种,变成高贵的品种,也有待于外来珍卉与之屡次的配合。或谓一个民族有其独立性,所谓民族文学也有其独立性,接受外来影响,岂不丧其故吾,与人同化。病夫不以为然,他说外来影响仅足以刺激我们的创造性,并不能将我们的推翻。在他那篇有名的《真美善杂志发刊词》,曾历举英法各国文学潮流为例,说的理由都充足异常。
  他所拟翻译计划是怎样呢?第一命他公子虚白将我国已有翻译作品都详细调查,列为一表。然后将这些译品,逐一讨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一一分开,再将各国各时代,各派别的代表作,另立一表,说明其应先选择,在杂志里,按期发表,大家共来商榷,以便定出一个翻译的总标准。
  那时病夫对于文化事业兴趣十分浓厚,一面创作,一面翻译西洋名著,正拟将他这个计划付之实施,而真美善书店竟以经费支绌,亏累太巨,不得不关门。而他自己以那几年透支精力太甚,健康日走下坡,只好回到故乡常熟,辟圃种花自遣。民国二十五年六月间,竟一病不起,一个伟大崇高的人格,一种超越时代的睿智,一种忠于文化,努力不懈的精神,忽然消失了,随着这位才兼新旧,学通中外才人的遗蜕,长埋虞山之麓了。这真是中国文化界莫大的损失,令人惋惜哀感于无穷!
  本章题目为《曾氏父子的文化事业》则对于病夫之子虚白先生的事也应一提。虚白乃系病夫的长公子,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所学并非文科,但他禀父遗传,爱好此道,文笔雄肆,理论透彻。病夫在沪设真美善书店,他是父亲得力的助手,也是为文化奋斗的同志。他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甚多,与他父亲合著《一家言》,极博好评。他又曾利用山海经、穆天子传、列子等旧神话,撰写若干短篇小说,如《傀儡的造反》、《徐福的下落》等,色彩瑰丽,寓意深刻,实为不可多得的佳作。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