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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论


  讨论文学本身问题的文章,过去及现在已有很多的人写过,这便是所谓文艺批评一类的书。关于文艺作家的一切,则尚少人论及,本文之作,即为弥补这个缺陷。虽然我所说的话,无非老生常谈,并且非常浅近,不过对于想成为作家的人,也许不失为一种可供借镜的资料。
  我现在请从以下各点来谈谈作家的问题。

  一 作家的地位

  作家既不凭家世阀阅,也没有利用某种机会,牺牲多数人的身家性命来造成自己社会上特殊的地位和喧赫的声名,他只靠一支笔,像个勤恳的园丁,在自己小小一片田地里,开辟着,栽植着,以他的心血汗水,培出一些色香俱美的花朵,供自己和世人的欣赏,试问像这类人有什么地位可言呢?无怪柏拉图理想国要放逐诗人,认为诗人是浮华无用之流,不配在他的理想国里存在。大名垂宇宙的荷马,生时只是一个斜阳古柳,弹琴卖唱的飘泊盲翁。罗马大剧作家忒伦士(Terence)出身奴籍。足以颉颃荷马的大史诗家魏琪尔(Virgil),也不过是个农家子弟。贺拉士(Horace)的父亲原是奴隶,后来做了自由人,也只能在拍卖场中做个掮客。中世纪时代,有所谓“行吟诗人”(Troubadours)者,也和荷马一样,弹着他们的琵琶,和拉着提琴从这一城堡,游行到那一城堡,唱歌给人们听。写《堂·吉诃德》的西万提士(Cer-vantes)曾做军人,战败被俘于海盗,赎出后做政府机关的小职员,屡以太穷受贿而下狱。莎士比亚的身世至今还是一个谜,照原来传说,他不过是个演戏的伶人,家世并不高贵。与莎氏齐名的莫理哀是小剧场的老板,带着他的小团体游行各省演戏,最后竟死在舞台上。十七八世纪时文艺作家没有一个可以藉稿费收入谋生,大都寄食于贵族沙龙里,那些贵族便是他们的靠山,称之为“主保”(LePtron)。譬如寓言诗人拉芳岱(LaFontaine),一辈子倚靠着一位侯爵夫人,夫人每到一处,必带着她的爱猫和他,诗人与猫,成为同时出现的侯爵夫人的一双侍从,一个诗人成了贵夫人裙边玩物,实在不算什么体面!
  回头看看我们中国,屈原倒是贵族,官阶也高,宋玉则不过是宫庭里的小臣,景差连身世都不清楚。淳于髠、东方朔一味插科打诨,博取君主的一笑。连司马迁那么伟大的史家,汉武帝却拿他和医卜星相同等看待,一句话说得不合,便下他腐刑。六朝唐宋,文人地位略被提高,蒙古人入主中原,又把文人降到倡优乞丐的阶段。名剧作家郑光祖,只能做个小小税员,马致远也只做个小吏。施惠更不成了,只能在吴山城隍庙前摆个小摊,藉资餬口。文学作家的地位大都类此,说来令人气短!
  不过作家的地位究竟另有可羡之处,有时连贵为帝王者也会对它眼热,魏文帝《典论》不是有这样一段话吗?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自己也能写文章,却这么歆羡作家,这是着眼于文学的永久性。他和他的弟弟曹子建总过不去,也许是为了嫉妒。子建的才华,远胜于他,他是明白的。
  帝王操生杀荣辱之权,遭他嫉妒,结果总很可怕。鲍照原是宋代一位奇才,但见宋文帝也欢喜吟咏篇章,自谓无人能及,他不得不故为鄙言累句,以示弗如。颜延之便作《休鲍论》,诋照作品为“闾巷中歌谣”。钟嵘也说他“不避危仄,有伤清雅之调。”隋薛道衡便不如鲍照聪明,竟为炀帝所杀。他死以后,炀帝得意地冷笑说道:“看他还能写‘空梁落燕泥’那种诗句否?”德国腓力大帝,钦慕法国的伏尔泰,延为上客,后来又闹翻了,据说是为学问上意见的冲突,实际上腓力也爱搞文学,也许是为了对伏氏的捻酸吧?
  会写文章的人,那怕他是白屋寒士,可成王公贵人的席上贵宾。社会上对于作家是敬重而且惧怕的。敬重的是他的才学,惧怕的是作家那支善于刻划的笔,会将他们的丑态描写入作品。
  中外历史都有相当久长,帝王卿相出了不计其数,除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亚历山大、拿破仑、华盛顿、林肯、和魏徵、李勣、范仲淹、张居正寥寥可数的几十人外,你还记得何人呢?可是屈灵均、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苏东坡、黄山谷、荷马、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则几于妇孺皆知。所以作家的地位不崇高而崇高。若说新闻记者是“无冕帝王”,文学作家则可算是“没有门第的贵族”。

  二 作家的性情

  作家和我们同样是一个人,他们的性情应该也和我们一样,不过古今中外,作家的性情与普通人每显出很大的区别,这难道是作家禀赋有异?还是文学的陶冶的力量?我以为两者都有关系。作家因自己天性倾向文学,才选择文学作他的生涯,以后历代文学作品气息的薰染,和前辈作家流风遗韵的扇奖,日积月累,他们的性格自然形成了一种型式了。这好像二个人富于尚武精神才投身军旅。军队严格的纪律,刻苦的锻炼,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战场生活,又把他造成一个坚毅沉着,豪迈果敢的军人。
  作家性情归纳起来,不外是天真、坦率、狷介、刚直、热情、爱美、富同情心与正义感等等。
  文人性情大都像孩童,天真烂漫得可爱,所谓“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孩童看世界一切,总是新鲜有趣。他的“好奇心”(Curiosity)总是非常强烈。孩童与猫狗为友,与其所玩之偶人为弟兄姊妹,摩抚爱护,无所不至,大人觉得可笑,孩童则竭其整个心灵以赴。他视宇宙间烟云山水,草木虫鱼,都具有生命,且与人相等。诗人亦然,其喜怒哀乐通乎万物之喜怒哀乐,故视春花而如笑,聆秋虫而若悲,见星光之闪耀,则谓为天女之流其明眸,夕雾之轻笼,则谓为夜女神之蒙其面幕,睹朝旭升于东方之云海,每设想阿坡罗驱其驷马金车出于癉谷,聆暮籁萧萧作响于秋林,则又疑酒神方率其徒侣,歌舞于深山。像东坡便是一个最富儿童气质的诗人,因此好将自然加以人格化,好凭幻想创造诗的故事,笔者曾写过一篇《苏东坡诗论》。详细论列过,现不必一一举例。总之,凡为真正诗人者“其性灵是永远不成熟的。他对世间万汇是永久张开一双初入世孩童的眼睛来看,抱着信赖一切的孩童的心来相信的,否则他创造的泉源便枯竭了。”这是毛姆的话,我认为极有道理。
  诗人性情既天真,第二个表现当然是“坦率”,他憎恶虚伪,不爱口是心非,对人对事一本自然,赤裸裸掏出一片真心与恶浊社会相款接,因此免不得处处碰壁,事事受欺,可是他永远不会悔恨。他若悔恨,便要去讲求阅历,体味所谓“世故人情”,这么一来,他也会变成满腹机械,一个满腹机械的人,只配当当政客,诗的王国却要把他当作化外之民了。
  文学家的“狷介”与“刚直”也是姊妹德行。屈原若肯牺牲他的政见与公子椒兰、靳尚、郑袖那群人同流合污,何尝不可永保怀王的宠幸与他的高官厚禄,但他总觉得“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不是他所能干的,他宁可“伏清白以死直”、“虽九死其犹未悔”,于是被排斥出去,受尽寂寞与艰辛,终于抱石自沉汨罗而死。陶渊明好容易谋到一个彭泽令,想积点俸禄,归隐田园,所谓“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计,”不过为须束带见督邮,莅官仅数月,便决然弃去,“不为五斗米折腰”传为美谈。后来穷饿茅檐,江州刺史王弘和檀道济都想交结他,他随宜应付,终不为屈。盖他虽是诗人,却严于君臣之分,自以属于晋朝大人物陶侃之后,不愿再在刘宋朝廷做官,而王檀二人则为宋臣,故不屑与为友。昭明太子称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实非过誉。这是屈原与陶潜的狷介。其他诗人作家大都秉此性格。
  “刚直”的性格与狷介相似。屈原屡于作品中自叙遭人谗陷,皆由性格之过于刚直,故离骚云:“吾法乎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又曰“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冯衍云:“独耿介而慕古兮,岂时人之所喜?”张衡云:“何孤行之茕茕兮,子不群而介立。”鲍照云:“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其他诗人作家作此语者亦不可胜数。
  文学的特质,与学术异,学术重于冷静的理智,文学则重热烈的感情。以此文学作家感情总比普通人深厚,而古今中外所谓好文章,其中也莫不充满真挚动人其热如火的情感,故能深深叩动读者的心弦而起共鸣。而且这种力量可以永远传递下去,虽历千百年不绝。托尔斯泰说“艺术是人间交通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说是作家以其情感传递给读者。马克斯·伊哥伟齐(Marx Eckowicg)也说“艺术究竟的目的,到底不外是艺术家对观众的美的情感的传达,由天才与群众相交通的神秘电波的创造。”又说“艺术家以其笔墨所表现的感情,传播感染于群众,群众以此感到与艺术家相同的印象,相同的感情,使我们与他共分其欢喜、苦痛、梦想、恍惚。”这里无须举出什么具体的例子,总之文人以情感为生命,而情感又必热烈而始真挚,别人以此认识文人,而凡为文人者亦均有此自觉。
  文学原是美的创造,作家爱美又几成第二天性。对于美的追求,每有废寝忘食,如醉如狂之概。陆放翁在成都赏海棠,走马锦城,夜以继日,被人唤作“海棠颠”。见某地梅花盛放。又恨不能化身千亿,一树梅下,立一放翁。苏东坡诗云:“诗人固长饥,日午饥未动,偶然得一饱,万象困嘲弄。寻花不论命,爱雪长忍冻,天公非不怜,听饱即喧哄。”这是说瘪着肚皮的诗人,为追求美还有这一股子傻劲,倘让他们吃饱,恐怕连天也要闹塌下来。天公对于这些顽皮胡闹的大孩子实在没有办法,只可忍心让他们饥饿下去了。意大利邦贝古城被火山热灰淹没时,城中居民纷散逃命,某文人反奔近那烈焰干霄,岩浆四溢的威苏伟斯火山,记录其所见壮丽异景,卒留下一篇不朽的文章。韩愈游华山,上至绝顶,战兢不能下,发狂痛哭,投书诀别妻子,有人骂他卑鄙,其实我倒认为这正是诗人真性情的流露。他攀登华山时,一心要饱览大自然的雄奇,忘记了本身的危险,及筋骨疲极,无力下山,当然着急起来。他下山时的胆怯,愈足反映出他上山时的神勇。这神勇不正发自诗人爱美心吗?
  谈到同情心与正义感,乃志士仁人所不可无,而非文学作家所必具,然文人感觉灵敏,易于感受,人间痛苦不平之事,更足以刺激他的心灵,使它生出强烈的反应。你看杜甫自己短褐不完,藜藿不充,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天宝大乱后,语及国运之颠连,奸邪之误国,苍生之困厄,辄复大声疾呼,涕泪横流。茅屋被狂风吹破,一家大小淋成落汤鸡,他却恨不得广厦万间,大庇天下寒士,自己冻死亦所甘愿。王安石也是一个社会诗人,故对杜甫特为钦佩,深愿杜甫九泉复起,奉杖同游。凡伤屯悼屈,叹老嗟卑,止于一身者,视此二人,当有愧色!
  白居易创作新乐府,攻击时弊,横遭严势力的压迫,几致生命之危。不但交游目为狂,妻子亦以为非,但白氏始终毅然不顾,这是作家的正义感。左拉为一犹太籍军官之受屈,冒各方面严厉的抨击,为之奔走呼号,冤狱卒为大白,这也是作家的正义感。作品的伟大与渺小,作家的同情心正义感每成正比例而存在,从来没有例外。

  三 作家的习气

  谈到作家的习气,大都偏于不大好的方向。这就是任情纵性,不受羁束:起居无节,边幅不修;嗜酒爱色,风流自命;恃才倨傲,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狎侮流俗,同时文人间又互相嫉妒、鄙视、排斥,所谓“文人相轻”,历来作家鲜有免于此病者。作家在共同社会里不易与人相处,在他们自己那窄小圈子里也难于协调呢。
  作家感情冲动既强,最不能过规律生活。他高兴,便手舞足蹈,纵声狂笑;他悲哀,便长吁短叹,流泪痛哭;忽然想访一个朋友,便驾起舟,冒着大雪,连夜航行,天明,已到了那朋友的门前,忽又不想上岸了,叫做“兴至即来,兴尽即止。”忽然不想做官了,束起衣冠,向神武门一挂,就此飘然而去,叫做“麋鹿之性,常在山林。”贪河豚的美味,不顾河豚的毒,反说“其奇值得一死。”闻大家女美,欲偷窥无由,化装舆夫去替她抬轿,又觉得“枉尺直寻,宜若可为。”这类事也只有文人做得出,他们的神经好像都有些不正常,一生受兴趣的支配,想到了便做,世俗的非笑,从来不置念中,他们可厌处在此,可爱处也在此。
  有谁比魏晋六朝名士对生活起居之随便呢?有人十几天不洗脸,终年不沐浴,身上虱子无数,终日挠爬,卫生条件岂不太差?有人正和一群朋友围大瓮席地痛饮,忽来一猪,公然伸喙入瓮,大啜一通,他们赶走了猪,仍将余沥饮尽。世间污秽之物至猪可谓极矣,他们仍可与之同盘共碗,则他们不爱清洁习惯之深,也未免可惊吧。
  可是作家虽大都土木形骸,不自藻饰,却也有人对衣履特殊注意,甚至像妇女一样讲求化妆。荀蔼好薰香,每至一处,衣香播十里,至人家一坐,帏幕间香留三日不散,他所用之香,简直比巴黎女人最名贵的香水还好。何晏喜修饰容貌,史称其粉白不去手,终日对镜顾影自怜,“敷粉何郎”一语,即由他而来。羊欣好着白练裙,谢玄好佩紫荷囊——当然也为贮藏香料之用。“隐囊麈尾”、“裙屐风流”都是魏晋六朝人士留下的佳话。英国唯美派诗人王尔德常着中世纪的衣服,饰着百合花和向日葵,手摇孔雀羽扇,出现伦敦最热闹的公共厅堂,耸动一时观听。法国高蹈派诗人戈恬又爱穿粉红色的衣裳,口唱自作诗歌,阔步通衢闹市。又有人将头发染成绿色,绿发有什么美,当然是为了要求人们对他注目。
  所谓文学作家,对于恋爱的态度,总不甚严肃,这或者文人多负浪漫之名的主因。你看司马相如好好到临邛某富家作客,却拐带了那富家小姐同逃。回到故乡,无法生活,又到临邛,特开小酒店一座,夫妇双双,当炉卖酒,羞得那富人无面见人,不得不拿出许多钱物,向他求和。这种行径,岂不无赖之至!有人说李白诗,篇篇是“妇人”与“酒”,我没有替青莲作品做过详细的统计,觉得这话并不尽然,不过他喜欢谈女人,也并不假。李商隐连出家清修的女道士,幽闭深宫的妃嫔,都敢与之恋爱。温庭筠诡薄无行,日作狎邪之游,科举上不得意,人说与此事有关。杜牧为御史,听见司徒李愿家声伎甚盛,坚请与会,将他最美的一个歌女名紫云者强索而归。这也是宪台执法之官所干的事?元缜与崔莺莺一番遇合,虽脍炙人口,《西厢记》成了中国戏剧史的光荣,但其始乱终弃,薄幸无情,也是不可原谅的。和凝著《香奁集》,无非是其一生绮情艳史的纪录。贵为宰相,人称“曲子相公”,他又恐妨碍自己的地位声望,将《香奁集》嫁名于韩偓。晏几道称其父殊,所作小词虽多,却从不作一儿女语,人家举出他“绿柳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谓为情语,几道虽强辩,究难掩盖。我尚可举出晏殊的“离别常多会面难,此情须问天”、“却留双泪说相思”诸句,恐儿道亦开口不得。柳水一辈子在歌楼舞榭中和妓女们鬼混,因为他曾高唱“浅斟低唱,何用浮名,”被皇帝知道,金榜上有了名字还遭黜落。黄庭坚小词,赤裸裸描写肉情,诨亵不可名状,法秀道人呵其将堕拔舌地狱,才吓得不敢再写,岂不可笑?
  我国文人可以纳妾,可以狎妓,恋爱之越乎常轨者还不算太多。西洋人是讲究严格一夫一妻制度的,诗人文士每于正式配偶之外,另图恋爱的满足。像法国的凯萨诺梵(Casanova)平生所爱女子不可计数。留下一部文学日记,专叙一生艳遇。他贡献一种“爱术”(Art Amotoir)主张男子对女子应该细心体贴,无微不至,我们喊他作西洋贾宝玉也未尝不可。英国史文朋(Swinburne)所作诗歌大都是女人礼赞。他说女人都像花一般的香而甜,蛇一般的美而毒。他愿为女人生,愿为女人死,又说海将为女人而干涸,天将为女人而堕落,世界有了女人,黑暗变成光明,冷酷变成温柔,痛苦变成舒适,眼泪也变成快乐了云云。恋爱诚然可以刺激文艺灵感,成为创作的原动力。但丁的《神曲》肇因与女郎毗亚德桥端的一遇。歌德一生恋爱多回,他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正是从他对友人妻夏绿蒂失恋痛苦产生出来的。拉马丁更可笑,在某湖上遇一肺病美妇,为之缠绵颠倒,一往情深,后闻妇死,遂成《湖上》一诗,尚有许多名篇,均为此仅睹一面,从来未通款曲的病女人而写。不过这些都还可恕,像欧阳修之盗甥,拜伦之私姊,王尔德、魏尔哈仑之同性恋,无论如何,不能说是道德的吧?
  酒好像是女人之外另一文艺灵泉,作家爱饮的故事更指不胜屈了。孔融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一生愿足。毕卓谓世间最高乐趣和他自己最大的愿望是手持蟹螯、浮泊酒池。阮籍听说步兵厨人善酿,储有美酒三百斛,便百端钻营,去做一名步兵校尉。他喝酒喝得怕人,故事甚多,现不具述。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出门游览,车中常带着许多酒,命人荷锸随之,说我若醉死了,随地掘个穴埋了便罢。他的太太劝他戒酒摄生,反被他骗了一桌誓神的酒菜,更醉得一塌糊涂。杜甫的醉中八仙歌,形容八仙喝酒的狂态,淋漓尽致。李白一味高唱“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一生清醒的日子谅必甚少,但他所有佳篇大都产自美酒,“斗酒百篇”是这位天才诗人的佳话。波斯奥马伽音的名著《鲁拜集》,篇篇是酒。中世纪的西洋诗人歌颂的也无非是女人与酒。西洋作家酒之外还用别的麻醉品。戴·昆西(Th.De Quincey)是一个有名的吸毒作家,他的《一个英国吸鸦片烟者的忏悔录》是世界文库不朽作品。据说他一生的奇思幻想,均自阿芙蓉朦胧烟雾中得来。莫泊桑好用“以脱”、“哥罗芳”、“吗啡”、“亚斯希”等毒品。他还列举出这类刺激药剂作用的差别,他说“以脱”能够增加人肉体和精神的能力,“哥罗芳”能使人飘飘然如凌云,“亚斯希”则使人的精神缥缈,脑子里凭空生出许多美丽的幻想。恶魔派诗人波特莱尔也爱使用吗啡和印度大麻。十九世纪的下半期,称为“世纪末”,思想混乱,人心沉闷,找不到正当出路,一般作家藉酒精毒物麻醉神经者当然更多,现亦不必一一举例。
  天才与骄傲,好像是一物的两面,这也难怪,千里神驹每每“顾影骄嘶自矜宠”(杜甫诗句),孔雀之称为禽中高傲者,为它有一屏金翠辉煌的尾儿,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呢?然作家亦以太骄,往往取憎世人,终身穷厄,甚至招杀身之祸。嵇康之所以刑于东市,还不是为他对钟会的态度过于偃蹇?其实会虽是贵公子,颇深于名理之学,并不是纨绔者流。他撰《四本论》,欲取定于康,畏康不理,徘徊康家门外数四,卒不敢入,掷之门内而逃,亦可见嵇康之惯于使人难堪了。杨炯闻时人王杨卢骆之称,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我们不知究竟怎样位置才使他满意?李白搞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也何尝不是为了骄傲太过。他每以“谪仙人”、“金粟如来后身”犯帝座的“客星”自命,天才固可自负,话也太夸诞吧。
  西洋近代唯美诗人,鄙视俗众,称为“俗群”
  (Vulgarhad)或“中等社会”(Bourgeois),又贬称之为“俗物”(Philistine),以为不足共语,将自己深闭于艺术宫殿,或高坐象牙塔中。他们自己的作为,也无视于社会的习惯和传统的道德律,像魏尔哈仑及王尔德皆其显例。(见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
  作家之狎侮世俗,佳话尤繁。魏晋名士为排斥礼教,倡导自然人生观,故意造成此种风气。阮籍作青白眼对客,见了礼俗之士,白眼一翻,同志来,乃见青眼。嫂氏归宁,他去絮絮话别,人讥之,他却说礼岂为我设吗?酒家妇美,他便常到那店饮酒,醉了便在老板娘身边躺下,呼呼大睡;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他并不识其父兄,却去抚尸痛哭一场。刘伶夏月在家中,脱得一丝不挂,客笑其太狂放,他却说:我以天地为庐舍,你们现入我书斋,等于钻入我的裤裆,你们是虮虱,有何资格笑我?清代盐商最富,有盐商某捐二品官,翎顶辉煌,日乘绿呢大轿四出拜客。汪中乃一穷秀才,穿起他的秀才蓝衫,以松枝作花翎,红萝卜作冠顶,颈围纸锭一大串代替朝珠,跨蹇驴,瞰盐商轿出,或前或后,总要紧钉着不舍,盐商恨极而无可如何,后来只有托人斡旋,贿以一笔重金而后罢。这玩笑开得太恶毒,借此敲人“竹杠”,尤属下流,汪中想丢那富商的脸,不知反而丢尽文人的脸了。英国蔼里斯(FrankHarris)好谈猥亵之事,曾作《我的平生及情人》,历叙一生风流奇遇,甚至描写性爱,历历如绘,毫不隐讳。相传他到王公贵人家作客,只能一次,以后人家决不敢再行请教,为他那张嘴,太没遮拦,说的话,每令人掩耳,尤其可恶的他对教会女执事每大谈女体曲线美,与荡妇隔座,又大谈耶稣人格的崇高,其玩世至此,严肃古板的英国绅士岂能相容,除了敬而远之,尚有何法?
  文人中流品尤有甚不堪者:潘安轻躁趋世利,謟事当权者贾谧,每见谧出,必望尘而拜。范晔厚姬妾而陷老母饥寒,临刑,母不哭而反痛数其不孝之罪。谢灵运靠拢刘宋,恨不获重用,数举兵叛乱,作诗以椎秦之张子房,义不帝秦之鲁仲连自命,却不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结果是白白送了大好头颅一颗。魏收操史笔,每以私意抑扬人物,常言你们什么东西,敢和我魏收表示脸色,我笔头轻轻向上一指,可以举你上天,向下一按,又可按你入地。他所撰的《魏书》,人称“秽史”,即因议论欠公。宋之问巴结张易之,至为捧溺器,想伺候武则天,作《明河篇》见意,反落一场没趣。韩愈抨击佛老,保护儒家的正统,一封《谏佛骨表》也算风骨凛然,但谪贬潮阳后,又上书皇帝,再三乞怜,求召还朝,唯恐自己那副老骨头,终葬蛮烟瘴雨。他又最爱赌博,据说赌术甚精,常赢人家的钱,故乐此不疲。我想他的手脚也许不大干净,会偷牌,或使用灌铅骰子。他作诗鼓励儿子读书,不教他怎样做人,却以仕禄宅庐的猎取为标鹄,这岂是一个做父亲的正当训子之道!
  作家里甚至有盗贼杀人犯,石崇出身海盗,苏曼殊窃师兄度牒下山,又偷报馆同业的银钱。法国十五世纪的维龙(Villon)乃有名的绿林诗客。李白曾手刃数人,刘叉曾杀人亡命。杀人也罢了,尚有杀人而大吃人肉的,像宋初柳开,便曾屡为此事。他常设计借来一个挟制主人的恶仆,差他洒扫屋子,买东买西及油盐作料,奔忙一整天,却将他杀死,将人肉香喷喷地煮了一大锅,请那主人全家赴席。虽足令人称快,究竟太嫌残酷。他做陕右及全州县官,处置罪犯及叛夷,常生擘其肝为下酒物。其事令人心悸,不知一个文人何以竟能做出这种事来。
  又有叛国者,例如唐代有些文人,中朝无出路,便去拥护土皇帝的藩镇,对抗政府,说什么“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宋张元、吴昊投奔西夏,儿为北宋大患。亦有贪污狼藉者,盗弄国柄者,屈身阉党,为祸清流者,如严嵩,阮大铖皆是。这些都是文人特殊的性格,不算习气,现亦不过附带论之罢了。

  四 作家的充实自己

  许多人都说学问和文章是两件事,这话古人也有类似的见解。如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云:……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笔。吟咏风月,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元帝的话固然有点偏差,并且他之所谓学也并非我们所谓学,但他认为诉之理智者唤作学问,诉之感情者才能算是文学,却是很合理的。这样说来,搞文学的人是无须究心学问之事了。我认为这话可以认为对,也可以认为不对,要看你从哪一个角度观察。事实上有许多平民作家,平生甚少读书,谈不上有什么学问,但他们能跳出传统的案臼,打破刻板的规律,自由驰骋其想象力,活泼发挥其创造的天才,写出许多体裁新颖,趣味丰富的作品。这些作品虽一时不为正统文艺批评家所欣赏,也不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但它们确能替文艺界开出一条新的路子。文人作家对这类作家,初则鄙视、排斥,到后来,却要对他们投降,跟着他们的脚步走了。从诗三百到汉魏六朝的民歌、宋词、元曲、各体小说都是平民作家做开路先锋,胡适先生“一切文学都从民间来”这条定律,便是由上述诸事实归纳出来的。
  不过平民作家限于学力,文笔每苦幼稚,意境更不超卓,他们中间固然有人能写出很优秀的作品,大多数的作品则够不上成功的标准,因此也就不耐读。譬如小姐后花园赠表记,落难公子中状元,以及夫贵妻荣大团圆一类的弹词唱本,只有不识字的妇女喜听,我们便不屑一顾。《说唐》、《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之类的小说,也只有粗识之无的贩夫走卒爱读,我们也不能终卷。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作品,要老幼咸宜,雅俗共赏。像《今古奇观》那部短篇小说,除二三篇艺术水准略差外,其余各篇,俗人读固觉有味,雅士读也觉有味,少时读是一种境界,中年读境界便进一层,老时读,境界更深一层。这便是耐读,耐读的作品,当然是好。《今古奇观》之所以好,是由于文人作家冯梦龙曾将其大加改作的缘故。即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书原来本子也颇粗疏拙劣,其有今日的局面,都是经过无数文人作家修改补苴之功。
  所谓伟大作品,结构总是很庞大,人物总是很众多,事迹总是很复杂,上下今古,经纬万端,没有充实的学问,能写得出吗?《红楼梦》之所以称为中国小说第一,固由于它的文笔美,实际还是由于它的内容富。有人批评此书道:“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爱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以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以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倡妓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药误,以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具有,可为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又说“莫非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独得?”(《石头记总评》)
  一部文艺作品固不在将世间万态,——摄之毫颠,但作家却不可无此能力。养成这种能力的方法,无非在充实自己的学问而已。以外国作家而论,但丁的《神曲》(原名《神的喜剧》)想象力之宏伟固甚可惊,不过单凭想象力,《神曲》还是无法写成,主要的还是靠他的深厚学问。正如李辰冬博士所说:“他从希腊神话或当代的传说里借来天堂、净土、地狱的骨架,又从天文学家多罗谋(Plotemy)那里借来天体的结构,神学家圣多玛斯(Saint Thomas)那里借来宗教哲学,亚里斯多德那里借来政治、哲学、道德的理论,从希腊文学家维尔吉、荷维帝(Ovido)、吕加禄(Lucano)、斯答秋(Stajio)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文学家那里借来许许多多的人物名称,又从圣经与历史上借来许多善善恶恶的人物,再加以他亲自经历的事迹,这样,组成了各色各样的形相而表达了他的意识。这些形相,好像都是历史上的,书本里的,传说上的,现实社会里的,然经过但丁的组合后,成了完整的想象。”(李著《文学与生活》第二辑,《意识与想象》)巴尔札克一生写了九十七种书,仿但丁《神的喜剧》之例而名之为《人的喜剧》。批评家泰纳称赞他道:“真正使他成为哲学家,而且超乎一切伟大艺术之上的,是把他的所有作品,连合成一部作品,部部作品都是互相连接,同一个人物重复出现,而彼此关联……从来没有艺术家聚积了这么多的光辉于其所要描写的人物,而且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完美……巴尔札克之所以真正伟大,就在他握住了现实,而且握住了全体,他的伟大的系统,又把他的绘画有力地统一起来,忠实而且有趣。”(李著同书《意识与天才》)。左拉是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家,不但勤求书本上的知识,还要努力搜集实地的证据。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正是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左拉主张文学必须将基础建筑在科学上。他写《庐贡——马喀尔家谱》(Rongon Macquart)一名《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发挥遗传学的理论。他之写此书是由于他认识了一位实验生理学家名叫戴洛士·拉庚(Therose Raquin)者,从这位生理学家处,听到了许多遗传学的理论,左拉遂大读科学、医学及遗传学的专门著作,将所得学识运用在卢贡——马喀尔几代人身上,写出各种精神病态,堕落趋向,证明不良遗传是如何的可怕。这是左拉勤求书本知识之例。他写《土地》(LaTerre)之前,曾到蒲斯(Bauce)住了一个夏季。写《裘弥娜儿》(Terminal)则在某矿山住过一个月的时间。写《罗马》特到罗马旅行一趟。写《巴黎的肚子》(Le Ventre de Paris)又曾巡历市场各地,无昼无夜,穿梭般奔走,拜访医生、洗衣妇、木工、石工、将他们谈话一一记录下来。他写《三城》(Lestrois Villes)和《露德》(Lourdes)共作了一千七百页笔记。这是他搜集实地调查证据之例。左拉作品尽是社会实录,绝无向壁虚造,或专凭幻想与妄逞臆说之病,是以他的写作态度,被称为“左拉主义”(Zolalism),这都是学问和人生经验的总和。作品之所以有价值,全靠这两者做它底子。
  有了充足的学力,天才即稍逊,也不碍其成为大作家。西洋文艺界有“养料胜天然”(Nourriture pass Nature)之语。中国则有“勤能补拙”之语,意义均相类似。如此,则作家充实自己的学力,当然是写作的第一条件了。

  五 作家的修养自己

  所谓修养自己,即修养自己品格之谓。如前所述,文人习气偏于坏的方面居多。但社会对于文人总欢喜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譬如恋爱不专一,在普通人为之,大家认为罪恶,在文人则反认为是风流韵事,津津乐道,若有余慕。骄傲也是一种恶德,在文人则又认为天才应有的自负。好像一为文人,任何事都可原谅,文人得到社会这样的宽容,胆量愈来愈壮,恶习愈积愈多,终至变成与一般群众格格不入的另一种动物,这也是社会对文人过于姑息造成的——诚然,文人是世间俊物,有如琪花瑶草,古玩法书,乃不可多得的东西,理应爱护,即如笔者平生论人有相当之严,但看待文人则常喜另用一副尺度;自己并不配称为文人,而文人坏习气却也不少,也希望人家能担待我一些哩。
  我固言作家也是一个人,有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所以也有他应该实践的德目,万不可因社会对他过分的爱重,便以特权阶级自居,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甚至破坏道德的规条,干犯国家的法纪,致使拘谨者为之侧目。像何曾便曾当面斥责阮籍道:“卿任性放荡,败礼伤教,若不革变,王宪岂得相容?”又建议司马昭,谓“宜投之四裔,以挈王道。”何曾的话,固迂腐可笑,阮籍种种作为,以今日眼光看来,也嫌其太过吧。《颜之推家训·文章》篇,历举无行文人的实例,多至三十余条,除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是冤抑外,其余各例都相当公平。无怪宋陈与刘挚不约而同地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于是,“文人无行”这句话竟成为定律,这还不是文人自取之咎吗?
  关于作家应该如何修养自己的品格,笔者替穆中南先生领导的文坛函授学校写过一篇讲义,题目是《文学写作的修养》,该文第四节是作家应该怎样《创造完美的人格》,所有意见,均已发挥,此处不必重复。现在所补充者:第一,作家应抱固穷的精神。以前作家没有稿费之说,虽有所谓“润笔”,亦限于少数著名文人,他们的写作完全是受创作欲的压迫,即处境极端困厄,仍然染翰挥毫,撰写不辍。陶渊明躬耕柴桑,饥而乞食,其哲理最富,境界最高的诗篇均产生于此时。杜甫天宝大乱前过着“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的生活,大乱后,流离蜀道,甚少宁居之日,反而写成了无数沉郁顿挫,苍凉感慨的鸿篇。曹雪芹的《红楼梦》写于繁华梦醒,饔飧不继的岁月之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也脱稿于万金散尽,穷饿潦倒环境之下。他们的写作,不仅不求金钱,甚至不求名誉。于今作家虽有稿费可领,版税可收,靠它养家活口,固然不行,甚至仅仅维持个人衣食都是问题,不过作家应该认清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可一会儿怪政府没有尽到保护文艺的职责,一会儿又责社会不识货,埋没了他的天才,以至怨天尤人,牢骚满腹。或者逢迎读者低级趣味,写出些诲淫诲盗的黄黑作品。当然我们都希望作家生活将来能够改善,不过目前我们只有忍耐,况且困厄环境对于创作,反而有益。在这里,我愿意引恽敬一段文章,以为同业劝。恽说之大意云:“古人之蓄道德,能文章者,饥寒之外,复多变故,或家室违异,或朝廷岐阻,或毁败于谗讥,或辗转于疾病,使历暌变之人情,发幽沉之己志,故一旦事权或属,则智力所诣,悉中机牙,而牢落一生者,其遗文逸事,法书名画,皆能曲折精凝,鸿懿绝特,不类乎人人之所为。孟东野曰‘身病始知道’,道尚可进,其他所得,宁有既哉?”法国美学家居友(Guyou)常说:“人生不经大痛苦及大快变,斯无美学上的价值。”又曰:“情至深时,苦与乐同。”此言皆发吾人深省。
  第二,作家应养成言行一致的习惯。所谓“言”便是作家所写的文章,所谓“行”,便是作家的行为。作家固不必照着自己所写的话一一实行,然话说得冠冕堂皇,行为却龌龊卑鄙,则陷于虚伪,虚伪是作家第一应该戒绝的毛病。班固《白虎通》云:“苟不见其性情,虽有文章,伪然而已,奚望不朽哉?”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谓感情真伪,有诗人辞人之别,诗人为情而造文,辞人为文而造情。为文造情者,“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游人外……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这里,笔者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来证明。汉代息夫躬,本是个干特务的险恶人物,以攻讦告变,陷人于死,而得封侯,后得罪下狱,自杀而死,临死时作了一首绝命词,其中居然有“发忠亡身,自绕罔兮!冤颈折翼,庸得往兮!”又曰:“仰天光兮自利,招上帝兮我察。”虽替自己这样呼冤,读者却没人肯信,朱熹也说:“躬以利口作奸,死不偿责,而此词乃以发忠亡身,号于上帝,甚矣其欺天也!”清代某孝廉武断乡曲,渔肉善良,种种劣迹,不一而足,乡人恨之入骨,而他所作诗歌,却慷慨激昂,忠义愤发,常对人说乡里恶名不过十馀年便归消灭,而文章则至少可传五百年,五百年后,人家读我诗歌,岂不以我是一个正人君子吗?某孝廉如此存心,总算善于取巧,无奈言为心声,心术不正,文章也好不起来,所以他的假诗文,究竟一首也不曾传流后世。
  第三,作家应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诚挚的真理爱。如前所述,白居易抨击时弊,几致颠危;左拉为受屈犹太军官控诉,亦屡招暗杀的恫吓,不得不出避国外,但他的呼号并不停止,感动许多文人,联合一起,共同奋斗。那如火如荼的大尉德莱浮斯(Dreyfus)事件,替世界文坛奠下了一座光芒四射的纪念碑,永远象征着公道的胜利。作家对真理之爱也应和正义感有同样的热度。这就是说作为一个文学作家,应当永远站在真理的一方面,爱慕真理,拥护真理,服务真理,甚至不惜为真理牺牲生命。像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倡人伦道德之说,抵抗风行一时诡辩学派,卒被迫饮鸠而死。方孝孺不肯为燕王草登极诏,嚼舌骂贼,血染阶石,九族骈戮,株连门生。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黄道周这些文人,不仕异族,壮烈成仁,虽说国家民族的观念使然,实际上也是正义之感和真理之爱内在的驱策。国家民族的观念不过是二者的象征罢了。
  第四,作家应了解自己的使命,领导时代的潮流。我以为凡所谓伟大作品,必须站在时代尖端,领导时代,趋向正鹄,或忠实地反映时代。其泊没时代潮流之中,不能振拔者,或攀住时代尾巴,拖曳前进者,作品每缺乏真正价值。
  所谓反映时代,如杜甫之诗歌与天宝大乱前后十余年的国史相表里,故称“诗史”。美国司徒活夫人之《黑奴吁天录》描写黑奴之痛苦,英国迭更司写私塾之弊端,俄国屠介涅夫《猎人日记》写农奴之惨,亦属此例,其他例子甚多,笔者前已说过,现请从略。
  所谓攀附时代尾巴拖曳前进者,我只须举一简例,以概其余。如唐初百年之文人,迷恋六朝之残膏剩馥,惟风花雪月是尚,韩愈倡文学革命乃一举而摧陷廓清之;宋初四十年之文风亦沿晚唐五代陋习,欧、曾、三苏等出,而文坛面目始为一新。我们究竟觉得哪种作家有价值呢?
  所谓泊没时代潮流之中者,关系近代作家甚大,值得多说几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文学上,艺术上产生所谓颓废、野兽、恶魔、又什么达达主义,未来主义,及许多五光十色的主义。徒然把文学艺术搅得一团糟,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意思。厨川白村论此类主义发生之原因云:现代人终日为生活奋斗,已无余裕的时间,而宗教信仰,道德信条,亦被自然科学破坏无余,心灵上遂亦失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不安”、“动摇”为这一时代普遍的情调,一面发出悲观厌世的呼声,一面怀疑苦闷。此种风潮起于十九世纪之初,欧洲各国的民心,都有此种倾向,人称之为“世纪的痼疾”。又曰:近代为怀疑的物质的个人主义时代,其结果,凡浪漫时代美丽之梦想、憧憬、希望,皆变成幻影空花,一代人心都带着惨怛哀愁的颜色,深沉愁暗的调子,是所谓“近代人的悲哀”。又曰:现代人为了精神种种病态,要求强烈的刺激,俾得麻醉一时,于是现代变成了“急”(Haste)和“丑”(Ugliness)的时代。(均见《近代文艺思潮十讲》)这种“世纪的痼疾”病根,固由于半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飞跃的进步,但开始时病态尚不甚显著,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陷于大流血,大破坏,如飓风之横扫,如怒潮之震荡,而后人心各种潜伏的症候,一时迸发,遂产生上述那些文艺派别。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去才十余年,不幸又来了第二次大战,给予人类精神的打击更为沉重了。
  好像何欣先生在《海明威创作论》中说:“战争给予这一代青年心理的影响实是太大了,他们觉得战争剥夺了他们的一切——理想、希望、正常的生活,在失望之中,他们不知道该责备谁,该责备什么,于是造成了流行一时的否定态度。”又说:“战争后欧洲支离破碎的情形,当然更甚于美国。而精神方面的解体则更为悲惨——整个人类居住的大地干燥荒芜,整个文化死灭,人类的灵魂干枯……欧洲的作家们,尤其是英国,在无可奈何之下,似乎心甘情愿地承认了这种空虚,这种沮丧,这种绝望。有一部分作家重返象牙之塔,追求艺术之纯美,有一部分作家则返回原始社会中,根本弃绝了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两者都是逃避现实。”“但在欧洲的美国青年,多少继承些了他们的祖先的拓荒精神与对力的崇拜,他们不愿乖乖地屈服,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他们要在这绝望中表现个人的精神,就是说,要以个人的光彩来战胜这种失败,正如卡静所说“在一个只是蹂躏个人的社会里,欲求忍耐,只有保持一己的个性,因之才能宣知一己的胆力。”以此掩饰内心的冲突与不安,在积极的行动中麻醉自己,控制内心的感情,表现了一种握紧拳头,咬紧牙关的坚忍主义(Stoicism)。”近代作家喜写“奸淫”、“抢劫”、“仇杀”、“斗牛”、“打猎”、“屠戮”一类混乱、残酷的事件,在这类描写里,表现自己的英雄,算是对命运的嘲笑和抗议。海明威可算是近代人的代言人云云。对于海明威这种大作家,我当然不敢有所非议,也不配有所非议。不过藉奸淫残杀诸暴行来表示英雄气概,究竟不算心理的正常。倘使海明威永远写这类文章,则我将列他于泊没时代潮流的作家流亚,幸而他对人生还能发出肯定的声音说“这个世界是好的,是值得为它而战的。”(见《海明威创作论》第十一章)因此,我对他的看法又两样了。
  不仅是美国,欧洲如英如法,文坛风气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从前左拉、莫泊桑在一般保守者眼里看来很不道德,但他们作品还有点含蓄,现代则放纵粗野,令人惊骇。人家说这一代青年正在愤怒,也可说理智已不能控制他们了。他们何以愤怒,还不是为了心灵上的空虚。
  现在我要谈谈所谓领导潮流,使之趋向正鹄。这是主题,不幸我偏偏无多话可说,因为过去说得太多,数年前又曾发表过:《文艺功用与其对国民品性的影响》,近又写《文学写作的修养》,于前一文中,主张文艺有改造人类历史,推进时代巨轮的伟力,从文学本身、思想和政治、民族运动、法律、社会、教育理论各方面举出若干实例。于后一文中,则主张我们应该肯定人生,肯定世界,以人类心灵的力量,消灭罪恶,增进幸福。这两文现均收本集之中,请读者自己参考,不必我再来噜苏了。

  六 结论

  我国古人每以动物来比喻作家,作家也喜以动物自况。孔子叹息“凤鸟不至”,楚狂接舆,调侃孔子,也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凤这种祥禽,也惟孔子足以当之。曹子建文采彪炳,人称“绣虎”。嵇中散家居不仕,声望足以左右世局,钟会比之“卧龙”。李太白自比高飞九霄的大鹏,作《大鹏赋》大肆吹擂。杜子美最喜咏雄雕与骏马,“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诗中屡见不一;而《去矣行》“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即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述古》“赤骥顿长缨,非无万里姿,悲鸣泪至地,为问驭者谁……”则真以二物自况了。韩昌黎《上宰相书》,也以不遇伯乐,则将伏枥以终的千里马,比方自己。这些譬喻的意义都属于好的方面。至魏收有才而轻薄,人号之为“惊蛱蝶”,林和靖被人嘲为咳嗽林间的“病猕猴”,苏东坡无纸写字,自笑像“长夜空咬啮”的“饥鼠”,又说自己行动迟滞,好像雨滑泥深,连鞭子也赶不动的“老牛”,此种比喻,则不甚可爱,惟大都出于游戏,不必深论。又有许多作家或则轻癯以鹤,或则闲散如鸥,或凄凉似吊月之寒蛩,或失群如天边之孤雁,各随所爱,取以自名,现亦无庸缕举。生为现代文人,究竟应该做以那一类动物自拟的作家呢?做惯常发出厌世绝望呼声如怒吼饥鹰的卡莱尔吗?做实行斯多噶主义,忍苦至死如老狼的诗人惠宜吗?做反因病态以成其美如含珠之贝的颓废耽美文艺家吗?做如叔本华所说,一受世途伤害便永远钻入黑洞野兽般的近代孤独诗人吗?我理想的作家都不该这样,我的理想作家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所说的旧时代已没落,新时代将莅临之际的那只神鹫。
  一世纪以来,杂糅的学说大都是偏于破坏性的。破坏本来不坏,陈旧腐败的社会,正要这样扫荡一番,才有新生的机运。可是有许多人因失去了原有的安身立命的境地,投入茫无边际的旷野,便弄得心慌意乱,手脚无措了。有的回到旧窝,躲在断壁颓垣之下,追寻旧日的好梦;有的摸索前进,但找不到正确路线,终于误入岐途;有的竟就道旁坐下,一任时代的狂风暴雨不断袭来。苟安旦夕,终于饥寒而死。但也有一批人,他们有勇气,有胆量,更有准确的眼光,他们知道旧世界不可久留,应该另觅更美好的迦南福地。他们扬起了大纛,奏起了雄壮的冲锋号,率领同伴,冲出了雾障,趋向光明,截断了众流,直航大海,锦天绣地的新环境在前面张开双臂,欢迎着他们,等待他们去开拓,去建设,实现一个比彩虹还灿烂,较旭日更光辉的人间仙国!
  这岂不像弥尔顿所说的那匹神鹫吗?鹫鸟经过了绵长的严冬,旧的羽毛脱落了,换上了一身新的。它身体里充满了活力,双眼炯炯发光,翘首望着那前面的蔚蓝万里,正待展开两翼,试作浩荡的长征。看!它盘旋,盘旋,青天在上,碧海在下!看!它飞扬,飞扬,投入无穷的无穷,永恒的永恒!

  选自《读与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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