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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方豪神父逝世的消息，非常痛悼。这是两年前于野声枢机猝逝罗马的噩音所给我心灵震撼的第二次。宗教界、学术界一颗巨星又收敛了它的光芒，顿觉天宇沉沉，一片漆黑。海内外认识方豪神父的人，闻悉此事，当无不抚膺悲惜，并不止我个人为然。 我和方豪神父的友谊建立甚早，到今已将近半个世纪之久。这就是说当民国廿二、三年间，他尚在宁波神哲学院当修士时，先写信给我，后便以他所著的杨淇园（廷筠）、李振之（之藻）的传记寄给我，考证精详，文笔流畅，实为不可多得的传记文学。我对于这位少年修士便敬佩有加，知道他前途浩瀚无涯，必成学术界的重镇。民国24年，他升任铎职，主教派他在金华、永康、武义、汤池四个县境作传教工作。他一面传教，一面写作，又有多本著作出来，但多偏于天主教名流的传记，尚未及中西交通史的问题。 26年抗战爆发，我于次年随国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方神父在浙江金华任天主堂本堂职务。忽一日来信说：敌氛日急，沿江一带陷落，浙省全境均将入敌手。现在金华县城里，稍有能力者纷纷逃亡，形势混乱。主教连生活费都不汇来，教友也大都走避，没个人可以商量，我若困守原堂，不为敌杀亦将饿死。想投奔大后方，但旅费筹不出，奈何！奈何！那时候汇兑幸而尚通，我立刻汇了一笔钱去，并寄了一封快信，嘱咐他立刻动身，不可迟延。 方神父接到我的信和汇款后，取道江西、广西、贵州，辗转而达云南。那时天津益世报已在昆明复刊，他就在报社里任总主笔及副社长，生活才安定下来。方氏自浙抵滇，走的都是旱路，绕了那样一个弯，真可谓“万里长征”，辛苦可想，他沿途常有信给我。桂林十万大山和漓江风景片也附寄来几张，尤其宝贵的是贵州某处宋代党人牌（就是所谓‘元祐党碑’）拓片，可惜这些纪念品都在我后来屡次搬迁中散佚了。 方氏后来又到遵义浙江大学迁校和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在重庆时，也兼在益世报当编辑。胜利后，他应田耕莘枢机主教之聘，到北平主编公教文化机构各种刊物，同时在辅仁大学教书。41年，我自巴黎回国，教书于国立师范学院，方则在台大教书，我和他通讯垂及20年，这一次才得晤面。 方神父那次若不能逃出金华，饿死倒也未必，不过后来交通断绝，他想撤退到大后方已无可能，为他设想，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仍留金华原堂执行他司铎的职务，日本人虽凶恶，对于宗教倒并不排斥，况日军中信仰天主教的也不少，常要来堂望祭和告解。许多天主教神职迫于情势，也只好学习日文日语，虚与委蛇，以求保全教产。再者天主教视救灵为唯一大事，不能有敌我之分。方神父又何妨如法炮制。不过他是爱国心极端强烈的人，决不肯在敌伪枪尖下屈身抑志，以图苟延的；那么，他将加入我方游击队和敌人拼命了。他是个神职，于律不能杀人，只好做做救死扶伤的工作，兼为队员尽尽拯救灵魂的义务。游击生活本多艰险，他是个文人，也许饥寒劳顿，会损害他的健康，遇着敌伪围剿时，也许一颗枪弹会夺去他的生命，我说这些话也非纯出虚构，因为方神父以后于偶然间对我说：假如他当时陷身金华，无法出奔，就上山打游击，决不与敌伪合作。倘若他那时不幸牺牲了，那么，以后益世报和其他报刊上许多慷慨激昂，有光有热，足以激民心而厉士气的佳篇，便不会有了。他来台后，所撰写数百万言，煌煌学术巨著，也不会有了。请问这是何等的可惜！我今日说这话，并不敢说方神父的性命是我所援救的。他那时若干著作已相继问世，声名已盛，教会已认定他是个“青年才俊”，定必多方设法，将他接出陷区，不过没有这样快，未免要让他多吃些苦头而已。我这样说，实所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功”，实甚可笑。这也由于我器小易盈，不能守“右手行善，勿使左手知”之训。总自觉生平所为事，只有这一件为最有意义，每忍不住沾沾自得——这也难怪呀，这样一个高贵而伟大的灵魂，世上能有几呢？ 方豪神父“是一个成功的学者，也是一个成功的宗教家”，这话好像是他同乡阮毅成先生所说，我极以为然。他的关于中国天主教史资料的整理，他的中西交通史、宋史、台湾史的研究，都是不朽之作。听说尚有许多遗书，未曾付刊，希望将来有人整理刊行，庶不辜他一生的苦志。 方豪神父学问基础，实在坚实。他国学的根底，半得之父授，半得之自己修习，文笔之简洁优美，有如精金百炼，一字不能多，也一字不能少。公教教士无不娴习拉丁，由这拉丁一系，自然通达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诸国语文，而法文则更所擅长，他又自修英文、日文，还有若干国的语文，不及备述。有了这多犀利的工具在手，以攻学术堡垒，何城不摧？何险不下？又记忆力天生极强，悟性亦极高，故博闻强记，腹笥渊博。他研究学问所做的工夫，是扎实而又扎实，从来不说一句空话。 胡适先生教学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方神父恐怕要有十分证据，才说一分话。所以他的朋友某神职说：别人所写文章，每觉肉多于骨，你的则全是骨头，简直教人嚼不动。他着手考证一件事，必先到处访求珍本、孤本、手迹，跑遍中国图书馆，也跑遍外国图书馆，摄影、摄制显微胶片，若受访者是活人，则用录音机将谈话的音录下来。傅斯年教人做学问，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看只有方豪神父能将这两句话完全做到。胡适之先生又有“为学要如金字塔，既能广大又精深”，方豪神父也把这两句话完全做到了。 至于说他也是个成功的宗教家，我虽忝为教友，却非神职，对于神职界人士的修为，所知实在有限。只知方豪神父教书著作与传道爱人，并行不悖。当我在台北时，每见他穿着破旧单薄的衣服，腋下夹着一个沉重的书包，冒着大风寒去讲道。受他感召而皈依圣教的名流甚多，像香港故徐诚斌主教就其一例。患了脑中风住在医院里，躺在病榻上，不能读日课，就请别的神职读给他听。稍能起立，就在病房里举行献祭。病愈回寓，所有神业未尝有一日之辍。即如去年圣诞夜，他在寓中连续举行三台子夜弥撒，几至晕倒。他之屡次发病，与过于好学，不遵守医诫，常偷着在病床间看书，与爱主心过于炽烈，严格履行他身为神职应尽的职责，或者也有关系——这些话我是不该说的。因为我究竟是个世俗人，宗教家许多作为，我是不大懂的。 我生性奇懒，在方豪神父病前与他不通音信者竟达十余年之久，他受教廷晋封名誉主教并蒙席名号和他之膺选为中院院士，我都未去信道贺。直到去年听说他中风住院才去信慰问。对他说脑中风这种病是不当玩的，这或者是他平日过度用功所致。劝他将书本放下，以侍花养鸟自娱，并养几只小动物陪伴。又劝他既然身体有病，神业也该放松。像他每日念日课，举行献祭，何妨减轻份量，天主是仁慈的，哪会计较呢？这当然又是世俗人的意见，方豪神父只有置之一笑，不会听从的。因在《中副》上读他自述，养病乡下，我既不知其通讯地址又希望不致过份扰他的精神，有好几个月未写信去了。不过总是关心他，总希望得他讯息，常常在有关方面探听他的病情，是否有进步。就在他去世的前两日，我还写信给台北某主教问到他，谁知所得的竟是这样一个大不幸的消息，方豪神父已走完了他71年的旅程，安息天乡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古人成语，于今医药卫生进步，这句话早推翻了。现代人又说“七十是人生的开始”，我以为这要等数百年后始能实现，现在则未免言之过早，不过像方豪神父的生理状况，若非患有这种危险症候，再活一二十年是不成问题的。他对宗教对学术都有许多辉煌的贡献，也是意料中事。他说做学问要“富贵寿考”，前二字他已做到了，可恨后二字则付之缺欠。我现在只有为教会人才惜，为学术界人才惜，尚复何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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